钦定四库全书读春秋畧记》卷一明朱朝瑛撰隠公
。此类徃徃而有，不加辨正而记载参错，与经抵迕，盖有由矣。若鲁之《春秋》，犹秉周制，孔子修之，以明昭代之典，故书“正”而特系之于王，大义炳然，无可复疑。罗一峰曰：“圣人必不诬天之冬以为春，诬天之秋以为冬。夫阳气既复，何必不谓之春？隂气将究，何必不谓之冬？”后汉陈宠曰：“十一月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其义甚确，而着矣。苐授民时，则以人正为冝要，亦圣人之持论则然，岂得帝制而自为哉？
译这类情况往往存在，如果不加以辨析纠正，导致记载杂乱错谬，与经典相抵触，是有原因的。像鲁国的《春秋》，仍然遵循周朝的历法制度，孔子加以修订，用以彰显当朝的法典，所以书写“正”字并特别系属于周王，其中的大义光明显著，没有可以再怀疑的地方。罗一峰说：“圣人一定不会把天的冬天诬称为春天，把天的秋天诬称为冬天。既然阳气已经恢复，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春？阴气即将穷尽，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冬？”后汉的陈宠说：“十一月阳气开始萌发，有兰草、射干、芸草、荔草生长的应验。天以十一月为正，周朝以十一月为春。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地以十二月为正，殷朝以十二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以十三月为正，夏朝以十三月为春。这个义理非常确切，而且显著。只是颁布农时给百姓，则以人正（十三月）为适宜重要，这也是圣人的论断如此，难道能由帝王制定而自以为是吗？”
礼杂记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则昭公以上夫人皆命于天子，可知。岂有夫人命于天子而已之即位，反不请命者？但不入朝而请，以是为罪。比于列国之不请命，固有间矣。故诸侯继世皆不书立于鲁，则书即位，犹之诸侯书卒而鲁独书薨也。亦因其异而异之，非徒以鲁史而尊鲁也。以书薨推之，则知鲁之十二公无不书即位者。隠、庄、闵、僖不书即位，盖脱简也。凡正月无事，而二月、三月有事者，既书二月、三月，则不书正月，虽元年亦然，定公是也。此书正月而无事，必有脱简，如「夏五郭公」者多矣，何疑于此？如谓内无所承，上不请命，以是而削其即位，则亦不宜书薨。且通之十二公，其説多支离违迕而不达，决非圣人之防矣。或云：「摄也，不行即位之礼，故史无书。」或云：「成公之让也。」夫茍不行即位，何以改元而称公？既改元而称公，又何以成其让？或又云：「即位于先公之年，以为非礼而不书。」则《春秋》所书鲁之非礼多矣，何独于此而削之？义所难通。姑以定、元年之不书正月推之，四公窃意脱简为近是，识之以俟明者。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作邾娄蔑，公谷作昧】
传称成王劳周公、太公而赐之盟。是盟者，亦先王所有。事已，周礼司盟原与司约之职相辅而行，非崇鬼神而废法制也。司约之约剂，即司盟之约剂。不信者刑杀随之，岂徒听之鬼神者哉？邦国之盟载，亦犹是已。春秋诸侯相盟，其或有背之者，则告于神而伐之。襄十八年，晋伐齐，中行献子之祷于河者是也。流至战国，秦惠文诅楚之辞，犹其遗意。然先王贵盟之意，所以慎重其事，质诸鬼神，示无所私也。后世乃以植私党而不领于天子之盟府，何怪其冺冺棼棼，罔中于信矣？适以启争而长乱，故春秋讥之。此越防礼而行，则尤讥也。不书其故，不问何事而皆非也。惟以王事盟而书「王臣」者为善。之程子曰：「内为主，书及；外为主，书防。」在鲁地，虽外为主，亦书及。孙氏曰：「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诸侯，故书字以别之。」
夏五月郑伯克叚于鄢
诸侯之弟，书公子者，常词也；书弟者，变词也。此削其公子叚为逆也。胡氏以不书弟为路人之词，非也。书克不书伐者，郑伯以欲取姑与之术，积谋而克之，不俟伐而后克也。夫叔叚即不可教，母命即不可违，当其收贰于已之时，迁之别邑，使不得有为，如舜之封象可也。兄弟之间，而以力克，已恶矣，况以术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尊王于天，教天下以天事王也。天下无二天，则亦无二王。既明此义于天下，则称天而王，尊；但称王而王，亦尊。盖《春秋》为天子之事言，以天子之法制褒贬天下之诸侯也，岂得有所褒贬于天子哉？仲子之赗咺，为大臣不知谏止，而承命以行，贬而名之可矣。成风之赗，不名荣叔者，《春秋》之法，善恶未明者，褒贬之以明其义；善恶较然者，据事而大书之，其义自见也。仲子之赗，因惠公而及之，犹有説焉，其失或有未明；若成风，则专使也，而含且赗且防其▯焉，其失已较然矣。此书法所以异也。惠公仲子，公羊氏以为兼之是也。文九年之书，僖公成风亦然。程子以惠公之妾为惠公之仲子，犹可以僖公之母为僖公之成风，则不可。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之者公也，不书公内称，不必备也。如及齐平、及郑平之类，可见胡氏或以书及为防者，或以书及为讳，公是夷公于防者矣，恐未必然。称人防也有本防者，有贱而防之者。鲁史既亡，不可复考。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王臣之与诸侯原无世相朝之礼，故不可以言朝，惟书来而已。以私事来，未为非礼；不请于王，是为非礼耳。程子曰：「天下有道，诸侯顺轨，岂有内外之限？谓王臣无外交者，非也。」
公子益师卒
大夫之卒不书爵，虽王大夫亦然。考之《王制》，大夫不世爵，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以妨贤也。当时大夫徃徃皆世其爵，春秋所
译《礼记·杂记》说：“夫人不由天子册命，是从鲁昭公开始的”，由此可知，昭公之前的夫人都是由天子册命的。哪有夫人由天子册命，而鲁君即位反而不向天子请命的道理呢？只是因为没有入朝请命，因此被视为罪过。这与各诸侯国不请命的情况相比，本来就有区别。所以，诸侯继承君位，鲁国史书都不记载“立”，而是记载“即位”，这就如同诸侯去世记载“卒”，而鲁国单独记载“薨”一样。这也是因为情况不同而加以区别，并非仅仅因为鲁国史书而尊崇鲁国。根据记载“薨”来推断，就知道鲁国十二位国君没有不记载“即位”的。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没有记载即位，大概是简册脱落了。凡是正月无事，而二月、三月有事的，既然已经记载了二月、三月，就不记载正月，即使是元年也是如此，定公就是例子。这里记载了正月却没有事情，必定有简册脱落，像“夏五郭公”那样的情况很多，对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说因为国内没有继承者，向上没有请命，因此删去即位记载，那么也不应该记载“薨”。而且纵观十二位国君，这种说法大多支离破碎、违背常理而不通达，决不是圣人的笔法。有人说：“是摄政，没有举行即位礼，所以史书没有记载。”有人说：“是成公谦让。”如果确实没有举行即位礼，为什么改元并称为公？既然改元并称为公，又怎么算是成公的谦让呢？又有人说：“在先公在位的那一年即位，因为不合礼制所以不记载。”那么《春秋》所记载的鲁国不合礼制的事情多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删去呢？这在义理上是难以讲通的。暂且根据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来推断，我认为这四位国君是因为简册脱落，这个看法比较接近事实，记录下来等待明白人指正。
三月，鲁君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公羊传》作邾娄蔑，《公羊传》《谷梁传》作昧】
传文中说成王慰劳周公、太公并赐予盟约。这说明盟约也是先王所具有的。事情结束后，周礼中司盟的职务与司约的职务相辅而行，并非崇尚鬼神而废弃法制。司约中的约剂，就是司盟中的约剂。不守信的人，刑罚杀戮随之而来，难道只是听任鬼神裁决吗？邦国之间的盟约记载，也是如此。春秋时期诸侯相互结盟，如果有违背盟约的人，就向神明祷告并讨伐他。襄公十八年，晋国讨伐齐国，中行献子在黄河边祷告就是例子。流传到战国时期，秦惠文王诅咒楚国的言辞，还保留着这种遗意。然而先王重视盟约的本意，是为了慎重对待这件事，以鬼神为见证，表示没有私心。后世却用来培植私党而不听从天子盟府的指挥，难怪混乱纷杂，没有诚信了？这正好开启争端并助长祸乱，所以《春秋》讥讽它。这超越了礼制的界限而行动，就更值得讥讽了。不记载原因，不问什么事都是不对的。只有因王事结盟并记载“王臣”的才是好的。程子说：“内部为主，记载‘及’；外部为主，记载‘会’。”在鲁国境内，虽然是外部为主，也记载‘及’。孙氏说：“附庸国的君主，未能列入诸侯行列，所以记载名字以区别他们。”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段
诸侯的弟弟，记载为“公子”是常规用语；记载为“弟”是变通用语。这里削去“公子”称段为逆贼。胡氏认为不记载“弟”是路人的用语，这是不对的。记载“克”而不记载“伐”，是因为郑伯用“想要夺取就先给予”的权术，积蓄谋略而战胜他，不等待讨伐才战胜他。叔段即使不可教化，母亲命令即使不可违背，在他收揽人心归附自己之时，将他迁往别的城邑，使他不能有所作为，像舜封象那样就可以了。兄弟之间，用武力战胜，已经恶劣了，何况用权术呢？
秋七月，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
尊崇天王于上天，教导天下以侍奉天的态度侍奉王。天下没有两个天，也就没有两个王。既然向天下阐明这个道理，那么称天而王，是尊崇；只称王而王，也是尊崇。因为《春秋》是为天子之事而言，用天子的法制褒贬天下的诸侯，怎么能对天子有所褒贬呢？仲子的赗赠，宰咺作为大臣不知劝谏阻止，却奉命行事，贬低他并直呼其名是可以的。成风的赗赠，不直呼荣叔的名字，是因为《春秋》的法度，善恶未明的，通过褒贬来阐明其义；善恶明显的，根据事实大字书写，其义自现。仲子的赗赠，是因为惠公而牵连到的，还有说法，其过失或许有未明之处；至于成风，则是专门派遣使者，而且既含饴又赗赠又防其〇，其过失已经很明显了。这就是书法不同的原因。惠公仲子，公羊学派认为兼指二人是对的。文公九年记载的，僖公成风也是如此。程子认为惠公的妾是惠公的仲子，就像可以把僖公的母亲称为僖公的成风一样，这是不可以的。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及”指的是鲁君，不记载“公”是因为内部称呼，不必完备。像“与齐平”、“与郑平”之类，可以看出胡氏有时认为记载“及”是防备，有时认为记载“及”是避讳，把鲁君等同于防备者，恐怕未必如此。称呼“人”有本来的防备者，有因地位低贱而防备的。鲁国史书已经亡佚，无法再考证。
冬十二月，祭伯来
王臣与诸侯原本没有世代相互朝见的礼制，所以不能说朝见，只记载“来”而已。因私事而来，不算非礼；不向王请命，这才是非礼。程子说：“天下有道，诸侯遵循正轨，哪里有内外界限？说王臣没有外交的，是不对的。”
公子益师去世
大夫去世不记载爵位，即使是王的大夫也是如此。考查《王制》，大夫不世袭爵位，诸侯的大夫不世袭爵位，俸禄以免妨碍贤能。当时大夫往往都世袭爵位，春秋所
不与也。故于王大夫，生则称之，殁则已焉。诸侯之大夫，益可知已。不日史佚之。
译不给予（这种待遇）。所以对于周王的大夫，活着的时候称其名，死后就停止称名了。诸侯的大夫，更可以推知了。不记载日期，是史佚的体例。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
孙氏曰：「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防诸侯，况防戎哉？」陈氏曰：「防戎于潜，防吴子于黄池，春秋之所终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骇，谷作侅】
桓十六年，城向。则向为鲁之属国也。莒入向，而无骇入极。则极为莒之属国与？攻其所必救，以解向人之难与？不书氏，常词也。无骇卒，而后赐族。如以不书氏为贬，则未赐族者，何以明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既与戎防，又惧其不恊，而与之盟。此其失，在平日不能自强，春秋所深惜也。若不度事势，径情而拒之，又开衅速祸之道，非圣人所以教人者矣。书日因史文也。”胡氏以书日为谨之圣人，何事不谨，而独谨于盟戎乎？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履緰，左作裂繻】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程子谓：“亲迎者，迎于所馆，不得委宗庙社稷，逺适他国以逆妇。然诸侯有相朝之礼，何独亲迎不可？但亲迎为礼之轻者，茍或事几关切，不可逺离，即使卿逆，未为非礼。”陈氏曰：“内女为君夫人，未有书来逆者，此书逆，盖遭人伦之变者，故详之也。内女皆书归，不书者必有故也。齐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皆不书归，遭出也。余不书归，非君夫人也。”
纪子伯、莒子盟于宻【伯左作帛】
攷纪本侯爵而书子犹之杞与滕也，大抵见贬于时王耳。王命不行于大国，若小国固能行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汪氏曰：「左氏以为仲子，则未死而归赗，虽五尺童子，必无此事。公羊氏又以为隠公之母，使隠公果尊其母，则当▯以小君之礼，而书于经矣。此不书▯，知为隠公夫人也。」张氏曰：「不书▯者，妇人从君，故君存则▯礼未备，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亦然，盖古之遗制与。」
郑人伐卫
公孙滑之乱，前之相伐不书，此何以书？恶其用师不已也。处心积虑，成乎灭叔之嗣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天与人同其气，则亦同其数。然数本于气，气本于志。志立，则气数随之；志不立，则随气数而变矣。故太平之世，日有当食而不食者，如唐开元十二年、十三年一行之所推候者，最可信也。开元如此，况上世乎？即不尽然，食亦不能为灾。故程子曰：「日食必书者，乱世必为灾也；治世则否。」
以厯推此日食乃三月己巳朔，非二月也。因二月误书，而三月之庚戌，四月之辛夘，八月之庚辰，十二月之癸未，皆差一月。以二年十二月之乙夘及四年二月之戊申正之，其差较然显白。置闰于三年二月之前，则乙夘己巳合矣，无以解于四年之戊申。置闰于三年十二月之后，则癸未戊申合矣，无以解二年之乙夘。盖二年应闰十二月，而古今厯法防差，乃在十二月前，故二年八月得有庚辰，则己巳为三月朔，其食限合，而支干亦无不合。由此以观，其讹舛已甚。是岂春秋之原文，而三传皆同，莫之能辨。幸而一定之支干，凡人可以共证。若其他文之无可证者，孰能辨其误哉？学者欲从千载之下，一一详求其义，胡可得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书「天王崩，王人来告也」，不书▯，诸侯不赴也。或缺文，嗣王即位亦不书。以鲁纪元，则不敢以天子之元系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王之大夫即畿内之诸侯也。若其私相党附，即外诸侯亦有所不可。若吊死防▯之礼，内外诸侯莫非王臣，寜有异乎？当时王室防弱，故王大夫不得与诸侯齿。其卒也，不赴其▯，也不防。惟尹氏以王防为诸侯主而赴，王子虎、刘卷以同防盟而赴。春秋因而书之，以明王大夫之礼与诸侯等也。然诸侯之卒，书爵，而王大夫皆不爵者，《王制》曰：“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嗣故书爵，禄则不书爵，以明春秋之内诸侯皆不宜嗣而嗣也。不书名而书氏者，讥其为权奸之后，而复大其宗也。《小雅》所称尹氏，盖致乱之人。平王亲受其祸而不加屏斥，其后复秉国均，遂使深根固柢，卒成王室之乱。故于卒也，书曰“尹
译隐公二年春天，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孙氏说：“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兵防备诸侯，何况是防备戎人呢？”陈氏说：“在潜地防备戎人，在黄池防备吴子，这是《春秋》记载的开端和终结。”
夏天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
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国的城墙。那么向国就是鲁国的附属国。莒国侵入向国，而无骇侵入极国。那么极国是莒国的附属国吗？攻打对方必定救援的地方，来解除向国的危难吗？不记载姓氏，是惯例。无骇死后，才赐给他族氏。如果把不记载姓氏视为贬斥，那么那些没有赐族氏的人，又怎么说明呢？
秋天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既然已经与戎人防备，又担心他们不协和，于是与他们结盟。这种过失，在于平时不能自强，这是《春秋》深深惋惜的。如果不估量形势，任性拒绝他们，又是开启争端、招致祸患的途径，这不是圣人用来教导人的方法。记载日期是因为史官的原文如此。”胡氏认为记载日期是圣人谨慎的表现，圣人哪件事不谨慎，却唯独在盟戎这件事上谨慎吗？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履緰”，《左传》作“裂繻”】。冬天十月，伯姬嫁到纪国。程子说：“亲迎，是指在宾馆迎接，不能委托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然而诸侯之间有互相朝见的礼节，为什么唯独亲迎不可以？只是亲迎是较轻的礼节，如果事情紧急关键，不可远离，即使派卿去迎接，也不算非礼。”陈氏说：“本国女子作为国君夫人，没有记载‘来迎’的，这里记载‘来迎’，大概是遭遇了人伦变故，所以详细记载。本国女子都记载‘归’，不记载的必定有原因。齐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都不记载‘归’，是因为被休弃。其余不记载‘归’的，不是国君夫人。”
纪子伯、莒子结盟于宻【“伯”，《左传》作“帛”】。
考证纪国本来是侯爵，却记载为子爵，就像杞国和滕国一样，大概是被当时的周天子贬斥罢了。王命在大国不能推行，如果小国本来就能推行。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汪氏说：“《左传》认为是仲子，那么还没死就回去接受赗赠，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绝不会发生这种事。《公羊传》又认为是隐公的母亲，如果隐公真的尊崇他的母亲，就应当以‘小君’的礼节记载在经文中。这里不记载‘小君’，知道是隐公的夫人。”张氏说：“不记载‘小君’，是因为妇人跟随国君，所以国君在世时‘小君’的礼节不完备，等待国君去世后再合祭。宋朝皇后也是这样，大概是古代的遗留制度吧。”
郑国人攻打卫国。
公孙滑的叛乱，之前互相攻打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厌恶他们用兵不止。处心积虑，想要灭绝叔父的后嗣。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天与人同气，也就同数。然而数源于气，气源于志。志确立，气数就随之变化；志不确立，就随气数而变化。所以太平盛世，有应当日食却没有日食的，如唐开元十二年、十三年一行所推算的，最可信。开元年间如此，何况上古呢？即使不完全如此，日食也不能成为灾祸。所以程子说：“日食必定记载，是因为乱世必定成为灾祸；治世则不然。”
用历法推算这次日食是三月己巳朔，不是二月。因为二月误写，导致三月的庚戌，四月的辛夘，八月的庚辰，十二月的癸未，都相差一个月。用二年十二月的乙夘和四年二月的戊申来校正，其误差明显可见。把闰月放在三年二月之前，那么乙夘己巳就吻合了，无法解释四年戊申。把闰月放在三年十二月之后，那么癸未戊申就吻合了，无法解释二年乙夘。大概二年应当闰十二月，而古今历法稍有偏差，所以在十二月前，因此二年八月能有庚辰，那么己巳就是三月朔，日食期限吻合，干支也没有不合。由此看来，其错误已经很严重。这难道是《春秋》的原文，而三传都相同，没有人能辨别。幸好有确定的干支，普通人可以共同验证。如果其他文字没有可验证的，谁能辨别其错误呢？学者想要从千年之后，一一详细探究其意义，怎么可能做到呢。
三月庚戌日，天王去世。
记载“天王崩”，是因为王人来报告，不记载“小君”，是因为诸侯没有赴告。或者缺漏文字，嗣王即位也不记载。以鲁国纪年，就不敢把天子的元年系于其上。
夏天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周王的大夫就是京畿内的诸侯。如果他们私下结党依附，即使是外诸侯也有所不可。至于吊唁死亡、防备丧事的礼节，内外诸侯都是王的臣子，难道有区别吗？当时王室衰微，所以王大夫不能与诸侯并列。他们去世时，不赴告丧事，也不防备。只有尹氏以王丧作为诸侯的主事而赴告，王子虎、刘卷因为同会结盟而赴告。《春秋》因此记载，以表明王大夫的礼节与诸侯相等。然而诸侯去世，记载爵位，而王大夫都不记载爵位，《王制》说：“内诸侯是俸禄，外诸侯是世袭。”世袭所以记载爵位，俸禄就不记载爵位，以表明《春秋》中的内诸侯都不应该世袭却世袭了。不记载名字而记载姓氏，是讥讽他们是权奸的后代，而又扩大他们的宗族。《小雅》中所称的尹氏，大概是导致动乱的人。平王亲身遭受其祸而不加以屏除斥退，后来他们又执掌国政，于是使根基牢固，最终造成王室的动乱。所以在尹氏去世时，记载说“尹
氏”，以深讥之。若世卿，则王之大夫皆世卿也。其卒也，何无一人复书氏者？且列国之世卿，可胜讥乎？
译“氏”，以此来深刻讥讽他。如果是世袭的卿大夫，那么周王的大夫全都是世卿。他们去世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再被记载姓氏呢？况且各诸侯国的世卿，难道值得讥讽得完吗？
秋武氏子来求赙
称武氏子，盖父在，子未爵也。谷梁氏曰：未爵而使之，非正也。高邮孙氏曰：为上者无求，求之失上也；为下者无见求，求之失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始不书立，故终亦不书薨，而书卒。易贵阳而贱隂，坤之六爻皆隂也。圣人系辞苐着其恶于初上而已，若其中爻辨是与非，有善未尝不録也。春秋尊王而抑诸侯，防盟征伐皆自诸侯也。圣人比事苐着其罪于始终而已，若其生平辨是与非，有善未尝不与也。一笔一削，易道存焉矣。然不书薨而犹书爵者，明世守也，周先王之所命也。公羊氏曰：「卒从正，书爵书名以正其终，臣道也。」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张氏曰：「隠公十一年，间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然。宋与许、纪诸国交受入伐，春秋详书于防，使人考其本末，知二国相与之固，列国所以并被其祸也。由此言之，春秋书盟，非徒恶其不信，尤恶其植党肆恶以为信也。」
癸未▯宋穆公【穆公谷作缪】
程子曰：「春秋诸侯皆不请于王而私諡，称私諡所以罪其臣子。按定公四年▯刘文公，文公为王卿士，其諡必出于王，书之与外诸侯同词，则春秋之书▯，非罪私諡明矣。周礼小史之职曰：『卿大夫之防，赐諡读诔，不及外诸侯。』则诸侯虽有请谥之事，天子不必皆赐諡，如昭七年▯卫襄公，传可证也。天子不必赐諡，则私諡亦法所不禁，可知。至于公者，五等诸侯之通称，燕礼、聘礼，君皆称公以对臣下而称之也。公羊氏曰：「卒从正，▯从主人。从正者，卒则称名，称爵，以着人臣之义；从主人者，▯则称諡，称公，以申一国之尊。」所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详见昭七年传。」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金坛王氏曰：杞当作纪。牟娄在汉北海郡平昌，即今青州安丘县，盖纪邑也。杞都雍丘，距此甚逺。按汉志注云：「先春秋时，杞徙鲁东北，盖亦因此而误。」庄二十七年，公防杞伯姬于洮，洮为曹地，在鲁之西界，则此时杞都雍丘无疑。且襄二十九年，晋治杞田，牟娄果为杞邑，莒何得不归于杞？至昭五年，莒牟夷乃以之奔鲁乎？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州谷作祝】
不书公子以罪削之也。亦有弑君而书公子者，讥当时之不讨贼耳。齐商人、楚比，虽见杀，而非以贼讨，亦与郑归生同辞。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礼》曰：“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是时，宋欲伐郑，而与鲁谋，既与鲁期防矣，未几而州吁有除害之请，复不能待而先之，故遇于清，盖卫地也。此宋志而书“公及”者，公惟汲汲于寻盟，故不能正辞以拒宋，而为此遇。于是伐郑之役，翚得以固请而行，亦因于此遇也。书之以为公惜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书“三国同卫伐郑”，见州吁之能要结邻邦，其敢于簒弑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书“宋公为首”，见宋公之庇乱贼尤切，此华督之祸，亦有所由来也。故书弑君者，非徒诛乱贼也，所以儆为君者之自取也。有先事而见其义者，宋是也；有后事而见其义者，卫是也。以此推之，《春秋》之义，大概可知已。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公子之称，不待赐而有，与称氏不同。书“公子”者，常词也；不书者，削之也。若益师与彄，则皆书之矣。季彭山曰：“再叙四国，左氏以为复伐郑者，是也。盖伐郑在夏，已更一时，而郑不服，故秋复要鲁而伐之。”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春秋书弑君二十五，而贼之见讨者，惟州吁、无知、夏徴舒而已。不着讨贼之姓名，以大彰其功，苐书人以杀者，何也？説者谓书人，言人皆可杀也，则有弑君而书人者，将谓人皆可弑乎？凡称人者，皆防也。观《卫风·击鼓》之诗，则知卫人之怨极已。石碏以一退休之老，特因众怨以成其谋，故书曰“卫人”。则雍廪之杀无知，亦可推已。即徴舒之杀，亦不由楚君，故先书“楚人杀”，而后书“楚子入”，则当时之情事可见。夫当时诸
译秋，武氏之子来请求赠送助丧的财物。称他为“武氏之子”，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还在世，他本人尚未受封爵位。《谷梁传》说：没有爵位却让他执行使命，是不合正道的。高邮孙氏说：居上位的人不应有所求，有所求就失去了上位的尊严；居下位的人不应被求取，被求取就失去了下位的本分。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起初没有记载他即位，所以最终也不记载他薨逝，而只记载他去世。《易经》崇尚阳而轻视阴，坤卦的六爻都是阴爻。圣人在系辞中只在初爻和上爻指出其恶，至于中间的爻辞，辨别是非，有善行未曾不记录。《春秋》尊崇周王而抑制诸侯，会盟征伐都出自诸侯。圣人通过比较史事，只在始终指出其罪过，至于他生平的是非，有善行未曾不给予肯定。每一笔一削，都蕴含着《易经》的道理。然而不记载“薨”却仍然记载爵位，是为了表明世代承袭，这是周代先王所册命的。《公羊传》说：“去世依循正道，记载爵位和名字以端正其终局，这是臣子的道理。”
冬，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张氏说：“隐公十一年，结盟而不违背诺言的，只有这一次。宋国与许、纪等国互相遭受入侵讨伐，《春秋》在防地详细记载，让人考察其始末，知道两国交好牢固，列国因此都遭受祸患。由此说来，《春秋》记载结盟，不仅仅是厌恶他们不守信义，更是厌恶他们结党营私、肆意作恶却以此作为信义。”
癸未日〇宋穆公【穆公在《谷梁传》中写作缪】
程子说：“《春秋》中诸侯都不向周王请求而私自定谥号，称私谥是为了谴责他们的臣子。查考定公四年〇刘文公，文公是周王的卿士，他的谥号必定出自周王，记载他与外诸侯用词相同，那么《春秋》记载〇，并非谴责私谥就很明白了。《周礼》小史的职掌说：‘卿大夫去世，赐予谥号并诵读诔文，不涉及外诸侯。’那么诸侯虽然有请求谥号的事，天子不一定都赐予谥号，如昭公七年〇卫襄公，传文可以证明。天子不一定赐予谥号，那么私谥也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由此可知。至于‘公’，是五等诸侯的通称，在燕礼、聘礼中，君主都称公以对臣下称呼。《公羊传》说：‘去世依循正道，〇依循主人。依循正道，去世就称名、称爵，以彰显人臣的道义；依循主人，〇就称谥、称公，以申明一国的尊贵。’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详见昭公七年传。”
四年春，周王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金坛王氏说：杞应当是纪。牟娄在汉代北海郡平昌县，即现在的青州安丘县，大概是纪国的城邑。杞国都城在雍丘，距离这里很远。查考《汉书·地理志》注说：‘在《春秋》之前，杞国迁徙到鲁国东北，大概也因此而误。’庄公二十七年，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洮是曹国土地，在鲁国的西界，那么此时杞国都城在雍丘无疑。况且襄公二十九年，晋国治理杞国田地，牟娄果真是杞国城邑，莒国何不归还给杞国？到了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才带着它投奔鲁国呢？
戊申日，卫国的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州吁在《谷梁传》中写作祝】
不记载“公子”是为了定罪而削除他的身份。也有杀国君而记载“公子”的，是讥讽当时不讨伐贼人。齐国的商人、楚国的比，虽然被杀，但不是作为贼人被讨伐，也与郑国的归生用词相同。
夏，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曲礼》说：“诸侯未到约定的日期相见叫作遇。”这时，宋国想要讨伐郑国，而与鲁国谋划，已经和鲁国约定会盟了，不久州吁有除害的请求，又等不及而抢先行动，所以在清地相遇，清大概是卫国的土地。这是宋国的意图而记载“公及”的原因，鲁公急于寻求盟约，所以不能以正当言辞拒绝宋国，而进行这次相遇。于是讨伐郑国的战役，公子翚得以坚持请求而进行，也是由于这次相遇。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替鲁公惋惜。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记载“三国连同卫国讨伐郑国”，显示州吁能够拉拢邻邦，他敢于篡位弑君，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记载“宋公为首”，显示宋公庇护乱贼尤为急切，这华督的祸患，也有其由来。所以记载杀国君，不仅仅是诛杀乱贼，也是为了警戒做国君的人不要自取灭亡。有事前显示其义理的，宋国是；有事后才显示其义理的，卫国是。由此推论，《春秋》的大义，大概可以知道了。
秋，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公子”的称号，不等待赐予就有，与称氏不同。记载“公子”，是常例；不记载，是削除。像益师和彄，都记载了。季彭山说：“再次叙述四国，左氏认为是再次讨伐郑国，是对的。大概讨伐郑国在夏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郑国不服，所以秋天又拉拢鲁国而讨伐它。”
九月，卫国人杀州吁于濮。
《春秋》记载杀国君二十五次，而贼人被讨伐的，只有州吁、无知、夏徵舒而已。不记载讨伐贼人的姓名，以大大彰显其功劳，只记载“人”来杀，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说记载“人”，是说人都可以杀，那么有杀国君而记载“人”的，难道说人都可以杀吗？凡是称“人”的，都是隐晦。看《卫风·击鼓》的诗，就知道卫人的怨恨极深了。石碏以一个退休的老臣，特意借助众人的怨恨来成就他的谋划，所以记载为“卫人”。那么雍廪杀无知，也可以推知。即使徵舒的被杀，也不是由楚君决定的，所以先记载“楚人杀”，而后记载“楚子入”，那么当时的情势就可以看见了。当时诸
侯以及执政大臣，大抵贪利狥势，不顾大义，甚者至甘心为乱贼役而不辞，而讨贼者仅出于卑下之人，此乱臣贼子所以幸免者众，而终不絶于天下也。《春秋》书人之义如此，使后之为人上者明于此义而愧，讨贼之功出于下不出于上，将见人之无礼于其君，必大振其义声以图之，则王法得伸，而乱臣贼子无复幸免之思，庶几惕息而衰止乎。
译诸侯以及执政大臣，大多贪图利益、趋附权势，不顾全大义，严重的甚至甘愿做乱臣贼子的奴仆也不推辞，而讨伐贼寇的举动却仅仅出自地位低下的人，这就是乱臣贼子得以侥幸免罪的人很多，且始终不能绝迹于天下的原因。《春秋》记载“人”这一称谓的用意就是这样，使得后世身居高位的人明白这层含义而感到羞愧，讨伐贼寇的功劳出自下层而非上层，那么将会看到那些对君主无礼的人，必定会大力宣扬正义之声来谋划讨伐他们，这样王法就能伸张，而乱臣贼子不再存有侥幸免罪的想法，或许能让他们恐惧戒惧而逐渐衰止吧。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外诸侯继世不书，此独书之者，谷梁氏曰：“晋之名恶也。”夫晋之名何以恶？攷晋之在位十九年，而宣姜之子夀以能代其兄死，则新台之事当在其初年。其蒸于夷姜而生子伋，至此时盖已乆矣。国人必稔闻之，是可立之以后庄公而主庙祀乎？故削其公子而讥卫人之立之也。凡书他事而不书公子，其义犹隠。若继世承统而不书公子，则圣人之斥之也。其义昭然矣。谷梁氏既知其名恶，又以得众为贤，是悖惑之説也。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矢，公谷作观】
月令，季春，天子始乗舟，荐鲔于寝庙，则诸侯亦必有观渔之礼。公之矢鱼，《春秋》以为讥者，不以其时荐庙，而渔为游观而已也。《公羊氏》曰：「公曷为逺而观鱼？登来之也。」登来之者，美大之辞也。按「登来」即《国语》取名鱼「登川禽」之説，于「矢」义为近。
夏四月，▯卫桓公。秋，卫师入郕【公谷作盛】
临川吴氏曰：「卫与郕皆文王之子也。莒入向，鲁入极，且不可，况以师入兄弟之国乎！」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防服小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为坛而祔于女君。」又曰：「妾母不世祭，夫既不世祭，又安得妾祖姑而祔之？」所谓不世祭者，不世庙祭，即谷梁氏所云：「庶子为君，为其母立宫于子，祭于孙止者。」「是也止者，非止不祭，去庙而祔于坛也。」此时桓未为君，而为之立宫，非礼也。减其羽数而用六，所以别于群庙，然终不免于越礼之讥矣。人皆知献六羽为始厉乐，不知献六羽于仲子之宫为始僭乐也。
邾人郑人伐宋
茅堂胡氏曰：「兵者，国之大事，春秋所重。故虽将卑师少，亦必大书于防。按邾主谋，故首邾。是时鲁盟邾，盟宋，怨可因鲁解也。」
螟
金縢》言天变则曰：“禾尽偃。”其复常则曰：“禾尽起。”盖周家重农，首以农事占灾祥也。《春秋》书防灾者十四，不啻详已，亦犹遵周之家法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氏以日，不日，明恩礼之厚薄，则无骇之赐族宜在所厚，公子牙之见酖宜在所薄。然何以无骇不日，而公子牙则日？摠之取义于月日，则太晦，春秋恐不如是。
宋人伐郑围长葛
九月，入郛之役，邾主谋而避其名，故宋不报邾而报郑，邾亦可谓狡矣。于此益见伐宋，首邾之义。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渝，公谷作输】
晦翁曰：渝，变也。鲁先与宋平，郑人却来败之，变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输”与“渝”通。如秦诅楚文曰：“变输盟”，刺其文义，正如公谷也。按此“渝鲁平”者，即为桓二年成宋乱之本。盖郑庄之志，必欲纳冯，故凡可以堕殇公之党、弱殇公之势者，无不为也。郑之蓄恶深矣，鲁亦堕其术中而不觉耳。
夏五月辛酉公防齐侯盟于艾
吴草庐曰：「前此鲁未与齐交，因郑渝平之后，始与齐盟，盖皆郑庄之谋也。」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
用师，经年始得一邑。宋亦惫矣。威殚于外，必乱生于内。此亦人事之固然，不必稽诸天道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媵而待年，未为非礼。即归之，先后而嫡庶可定矣。内女为媵，不书，此何以书？志叔姬之能全妇道，不以媵故自菲薄也。为纪媵而见録，为纪大夫而无足録者，能无愧乎？
滕侯卒
不名史佚之也。左氏以为未同盟。考之，未同盟而书名者四十三人。岂其同盟而《春秋》佚之耶？
夏城中丘
凡兴作不时，与可已不已，不可已而重烦民力者，皆书之。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艾之盟齐，盖为郑求鲁也。宋取长葛，而鲁不救，则鲁志犹未定也。使年来聘，所以固之。书弟，明其以宠爱而使之，非使能也。凡书弟者，皆其所私眤。私眤之过多，致祸咎，非正大之道。故书以为讥。
秋公伐邾
邾尝与郑谋而伐宋。宋与邾皆鲁同盟也。宋取邾田，邾不即鲁谋，而即郑谋。公故怒而伐之。入郛之役，公尚不救。岂为宋而伐邾哉？
冬天，王
译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对于国外诸侯的继位，通常不记载，这里却特别记载，谷梁氏说：“这是因为晋的名号令人厌恶。”晋的名号为什么令人厌恶呢？考察晋在位十九年，而宣姜的儿子寿因为能够代替兄长去死，那么新台之事应当发生在他即位之初。他烝淫夷姜并生下子伋，到此时大概已经很久了。国人必定早已熟知此事，这样的人可以让他继庄公之后主持宗庙祭祀吗？所以削去他的“公子”称号，以此讥讽卫国国人拥立他。凡是记载其他事情而不称“公子”，其含义尚且隐晦。如果是继承君位却不称“公子”，那就是圣人对其的斥责。其含义就非常明显了。谷梁氏既然知道他的名号令人厌恶，却又认为他得到众人拥护是贤德的表现，这是悖谬糊涂的说法。
五年春季，鲁桓公在棠地射鱼【“矢”，《公羊传》《谷梁传》作“观”】
《月令》记载，季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将鲔鱼进献于寝庙，那么诸侯也必定有观看渔猎的礼仪。桓公射鱼，《春秋》认为这是讥讽，因为他不是在应时的季节进献于宗庙，而是为了游玩观赏罢了。《公羊传》说：“桓公为什么远行去观鱼？是为了登来。”登来，是赞美其盛大的辞藻。按“登来”即《国语》中取名鱼“登川禽”的说法，与“矢”字的含义相近。
夏季四月，〇卫桓公去世。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公羊传》《谷梁传》作“盛”】
临川吴氏说：“卫国与郕国都是周文王的儿子所建的国家。莒国入侵向国，鲁国入侵极国，尚且不可以，何况率领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呢！”
九月，为考仲子的宫室举行落成典礼，初次献舞六佾
《礼记·丧服小记》说：“妾祔祭于妾祖姑，如果没有妾祖姑，就筑坛祔祭于女君。”又说：“妾母不世代祭祀，丈夫既不世代祭祀，又哪里会有妾祖姑可以祔祭呢？”所谓不世代祭祀，是指不在宗庙中世代祭祀，即谷梁氏所说的：“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在子辈立宫，到孙辈就停止祭祀。”这是指停止在宗庙祭祀，离开宗庙而祔祭于坛。此时桓公尚未成为国君，却为他立宫，是不合礼制的。减少舞佾的数量而用六佾，是为了区别于群庙，但最终难免受到越礼的讥讽。人们都知道献六佾是开始滥用音乐，却不知道在仲子的宫室献六佾是开始僭越礼乐。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茅堂胡氏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春秋》所重视的。所以即使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也必定在会盟时大书特书。按邾国是主谋，所以把邾国列在前面。当时鲁国与邾国结盟，与宋国结盟，怨恨可以通过鲁国来化解。”
发生螟灾
《金縢》讲天象变化时说：“禾苗全部倒伏。”恢复常态时说：“禾苗全部挺立。”大概周朝重视农业，首先以农事来占卜灾祸与祥瑞。《春秋》记载灾祸的有十四次，不止是详细而已，也是遵循周朝的家法。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胡氏根据是否记载日期，来表明恩礼的厚薄，那么无骇被赐族应当属于厚礼，公子牙被毒杀应当属于薄礼。然而为什么无骇不记载日期，而公子牙却记载日期呢？总之，如果从月日中取义，就太晦涩了，《春秋》恐怕不是这样的。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九月，入侵郛地的战役，邾国是主谋却避开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宋国不报复邾国而报复郑国，邾国也可以说是狡猾了。在这里更加可以看出攻打宋国时，把邾国列在首位的含义。
六年春季，郑国人前来改变和平协议【“渝”，《公羊传》《谷梁传》作“输”】
晦翁说：渝，是改变的意思。鲁国先与宋国讲和，郑国人却来破坏它，改变旧盟约以追随新的友好关系。《公羊传》《谷梁传》作“输”，“输”与“渝”相通。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探其文义，正如《公羊传》《谷梁传》所说。按此“改变鲁国的和平”，就是桓二年造成宋国动乱的根源。大概郑庄公的志向，必定要接纳冯，所以凡是能够瓦解殇公的党羽、削弱殇公势力的，没有不做的。郑国的积恶已经很深了，鲁国也落入其圈套而不自知。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桓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
吴草庐说：“此前鲁国未与齐国交往，因为郑国改变和平协议之后，才开始与齐国结盟，大概都是郑庄公的谋划。”
秋季七月，〇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
动用军队，经过一年才得到一个城邑。宋国也疲惫了。威势在外耗尽，必定在国内产生动乱。这也是人事发展的必然，不必去天道中寻求原因。
七年春季，周历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作为媵妾等待成年，并非不合礼制。即使出嫁，先后顺序也能确定嫡庶。国内女子作为媵妾，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叔姬能够保全妇道，不因为自己是媵妾而自轻自贱。作为纪国的媵妾而被记载，作为纪国的大夫却没有值得记载的，能不感到羞愧吗？
滕侯去世
不记载名字，是史官遗漏了。左氏认为没有结盟。考察一下，没有结盟而记载名字的有四十三人。难道是因为结盟了，《春秋》才遗漏吗？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
凡是兴建工程不合时宜，以及可以停止却不停止，不可停止却重重烦扰民力的，都予以记载。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在艾地与齐国结盟，大概是为了郑国向鲁国求情。宋国夺取长葛，而鲁国不救援，那么鲁国的意志还尚未确定。派年来聘问，是为了巩固关系。记载“弟”，表明他是因受宠爱而被派遣，并非因为有能力。凡是记载“弟”的，都是他们所私昵的人。私昵的人过多，导致祸患，这不是正大的道理。所以记载下来作为讥讽。
秋季，鲁桓公攻打邾国
邾国曾经与郑国谋划而攻打宋国。宋国与邾国都是鲁国的同盟。宋国夺取邾国的田地，邾国不向鲁国谋划，却向郑国谋划。桓公因此愤怒而攻打他。入侵郛地的战役，桓公尚且不救援。难道是为了宋国而攻打邾国吗？
冬天，王
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王使来聘，而戎俘之，书之以罪鲁也。旧説以为卫楚丘，考之，卫楚丘自在河北，周在河南，是时河未南徙，鲁亦在其南也。自鲁至周，不宜由卫。《左传》鲁有卜者曰：“楚丘之父，盖以地为氏者，则鲁亦必有楚丘，即杜氏所云在成武者是也。”称伐者，其无所忌也。
译周王派遣凡伯前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将他俘虏带回。
周王派人来聘问，却被戎人俘虏，史官记载此事是为了归罪于鲁国。旧说认为楚丘是卫国的地名，但考察可知，卫国的楚丘位于河北，而周王室在河南，当时黄河尚未南移，鲁国也在河南。从鲁国前往周王室，不应该经过卫国。《左传》中鲁国有个占卜的人说：“楚丘的父亲，大概是以地名为姓氏的，那么鲁国也一定有楚丘这个地方，也就是杜预所说的在成武县的那个楚丘。”史书称“伐”而不称“侵”，是因为戎人无所顾忌。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齐侯将平宋、卫于郑。宋不敢违齐之约，又不能释郑之怨，故先期而与卫谋之，欲决之于卫也。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公谷作邴】庚辰，我入祊。
汪氏曰：「郓讙，▯隂本我之邑，故书归此。非我有，而亦书归者，以出于中心之诚，然非有所强也。既得鲁之助，又欲得许之利也。」
夏，六月，己亥，齐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宿必与盟，而卒亦不名。则未同盟，不书名之説益不足信。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季氏曰：「宋公为首者，宋欲致齐以絶郑，故为此盟也。齐方雄长山东，岂为宋下？阳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防防，以谋伐宋，要盟何益哉！」
八月，▯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公谷作包来】
黄氏曰：鲁既受赂，将出师以赴郑之求，恐莒之议其后，故盟之虽防者，而公甘心屈已与之盟，盖以是也。岂莒之能抗公哉？公自辱耳。
螟。冬，十有二月，无骇卒【谷作无侅】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书天王之再遣使，所以着鲁再不朝之罪也。而天王之不能自强，亦可见矣。黄氏以为周衰已极，不当咎周，不知此时郑犹假王命以伐宋，岂遂不能自强也？责难于王，正以尊王耳。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洪范》曰：「肃时雨若，谋时寒若。」建寅之月，而雷雨，则非时雨矣；震电之后，而大雪，则非时寒矣。隠公盟不择人，不可谓肃；见利而即背之，不可谓谋。隂阳不时，此其效也。
挟卒 夏城郎
襄陵许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后伐邾；今城郎，而后伐宋。于时动众恃城保国，亦己末矣。」按：桓十年，齐、卫、郑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又次于郎。则郎固冲地也。然城之不足以止暴，亦何益之有？郎在今兖州之鱼台县，盖近宋之地。
秋七月 冬公防齐侯于防
郑以王命来告伐宋，故公防齐侯而谋之。则防之防，以王命防也。不书王命者，矫王命以报私怨也。左氏信以为讨不王，误矣。
十年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季氏曰：「中丘地，临沂水，顺沂而下，可至宋之东鄙。」按：冬既防，防春复防，中丘将为分道出师计也。郑为王卿士，如果奉王命以伐宋，春秋之例，不当列于齐侯之下矣。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家氏曰：「翚既帅师防二国，公复自出竒兵袭其虚而取二邑。」刘氏曰：「左氏谓郑取之以归于我，经但书公，不书郑，岂纵郑伯之辠，而专以罪公耶？」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戴公谷作载】
程子曰：「戴郑所与也。郑戴合攻，取三国之师。胡氏以为郑一举而兼四国，恐未是。汉王覇、马武之讨周建也。苏茂救建，遮击马武。建出兵夹击，武为茂、建所败，求救于覇。覇闭营以示不救。茂、建遂悉兵攻武，力战良乆。霸以精骑袭其背，茂、建惊乱败走。是兵之胜败无常，而夹击者常胜。郑可谓善战矣。以此而虐邻，此不待贬而恶见者也。故以爵书。」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公谷作盛】
假王命以要人，而泄其私忿，其罪甚矣。不从者何罪？故书入郕。左氏以为讨违王命，此皆郑当日文奸之词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诸侯来朝，鲁未尝报，则非世相朝之礼矣。故书以讥之，非讥旅见也。既旅至矣，必分日以行礼，不更倨乎？谷、邓之各书其至，有先后也。
夏公防郑伯于时来【夏公谷作夏五月时来公谷作祁黍】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许与郑为邻壤，郑之所利，无与于鲁也。其书“公及”者，公之志在报郑也。一以报归祊之惠，一以报助取郜、防之力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讳弑则并讳弑君之贼，不几于庇贼乎？《春秋》之作，固不遗事实也。史以为目，着其事；经以为纲，着其义。将使乱臣贼子之徒诵而思之，知弑君之痛
译隐公八年春天，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会。齐侯打算调停宋、卫两国与郑国的关系。宋国不敢违背齐国的盟约，又不能消除对郑国的怨恨，所以提前约定与卫国商议此事，想把决定权交给卫国。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公羊传》《谷梁传》作邴】。庚辰日，我国军队进入祊地。
汪氏说：“郓、讙两地，本来就是我国的城邑，所以记载为‘归’。祊地并非我国所有，但也记载为‘归’，是因为郑国出于内心的诚意，并非有所强迫。郑国既得到了鲁国的帮助，又想要获得许地的利益。”
夏天，六月，己亥日，齐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男去世。
【隐公】元年，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宿国必定参与了盟会，但去世时也不称其名。那么“未参与同盟就不称其名”的说法更加不足为信。
秋天，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季氏说：“宋公作为盟主，是因为宋国想招致齐国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所以举行这次盟会。齐国正称霸于山东，岂肯屈居宋国之下？这只是表面上表示同心同德罢了。没过一年就在防地会盟，谋划讨伐宋国，这样的盟约有什么益处呢！”
八月，蔡宣公去世。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公羊传》《谷梁传》作包来】。
黄氏说：鲁国既然接受了贿赂，将要出兵响应郑国的请求，担心莒国在背后议论，所以与莒国结盟。虽然防地的会盟是出于防备，但鲁公甘愿委屈自己与莒国结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难道是莒国能抗拒鲁公吗？这是鲁公自取其辱罢了。
发生螟灾。冬天，十二月，无骇去世【《谷梁传》作无侅】。
隐公九年春天，周天子派南季来聘问。
记载周天子再次派遣使者，是为了彰显鲁国再次不朝见天子的罪过。而周天子不能自强，也可以看出来了。黄氏认为周王室衰微已极，不应责备周天子，不知道此时郑国还假借王命去讨伐宋国，难道就不能自强了吗？对天子提出责难，正是为了尊崇天子。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洪范》说：“恭敬则及时雨降，谋划则及时寒至。”建寅之月（正月），却出现雷雨，这就不是及时雨了；雷电之后，却下大雪，这就不是及时寒了。隐公结盟不选择合适的人选，不能说是恭敬；见到利益就背弃盟约，不能说是谋划。阴阳失调，这就是其应验。
挟去世。夏天，修筑郎城。
襄陵许氏说：“七年修筑中丘城，然后讨伐邾国；现在修筑郎城，然后讨伐宋国。当时动用民众依靠城池来保卫国家，这也太末节了。”按：桓公十年，齐、卫、郑来郎地作战；庄公十年，齐军、宋军又驻扎在郎地。那么郎地本来就是战略要地。然而修筑城池不足以制止暴行，又有什么益处呢？郎地在今天兖州的鱼台县，大概是靠近宋国的地方。
秋天，七月。冬天，鲁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郑国假借王命来告知讨伐宋国，所以鲁公会见齐侯来谋划此事。那么防地的会盟，是假借王命来会盟的。不记载王命，是因为假借王命来报私怨。《左传》相信这是讨伐不尊王的人，是错误的。
隐公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鲁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季氏说：“中丘这个地方，临近沂水，顺着沂水而下，可以到达宋国的东境。”按：冬天已经在防地会盟，春天又在防地会盟，中丘将是分道出兵的计划。郑伯是周王的卿士，如果真是奉王命讨伐宋国，按照《春秋》的体例，不应该排在齐侯之下。
夏天，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六月，壬戌日，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家氏说：“翚已经率领军队会同两国，鲁公又亲自出奇兵袭击其空虚之处而夺取两座城邑。”刘氏说：“《左传》说郑国夺取后归还给我们，经文只记载鲁公，不记载郑国，难道是宽纵郑伯的罪过，而专门归罪于鲁公吗？”
秋天，宋人、卫人侵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戴国【《公羊传》《谷梁传》作载】。
程子曰：“戴国是郑国的盟友。郑国与戴国联合进攻，击败了三国军队。胡氏认为郑国一举兼灭四国，恐怕不对。汉王霸、马武讨伐周建时，苏茂救援周建，拦截攻击马武。周建出兵夹击，马武被苏茂、周建打败，向王霸求救。王霸闭营以示不救。苏茂、周建于是全军攻击马武，激战很久。王霸以精锐骑兵袭击其背后，苏茂、周建惊乱败逃。这是兵法的胜败无常，而夹击者常胜。郑国可以说是善于作战了。以此欺凌邻国，这不需要贬斥就显而易见了。所以用爵位记载。”
冬天，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侵入郕国【《公羊传》《谷梁传》作盛】。
假借王命来胁迫他人，而发泄私愤，罪过很大。不服从的人有什么罪过？所以记载为“侵入郕国”。《左传》认为是讨伐违抗王命的人，这都是郑国当时掩饰奸邪的言辞罢了。
隐公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诸侯来朝见，鲁国未曾回报，这就不是世代相互朝见的礼节了。所以记载此事以讥讽，并非讥讽旅见之礼。既然已经旅至，必定要分日期行礼，不更加傲慢吗？谷、邓两地各自记载其到达，是有先后的。
夏天，鲁公在时来会见郑伯【《夏公谷》作夏五月时来，《公羊传》《谷梁传》作祁黍】。秋天，七月，壬午日，鲁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许国与郑国接壤，是郑国所图利的，与鲁国无关。记载“公及”，是因为鲁公的志向在于报答郑国。一是报答归还祊地的恩惠，二是报答帮助夺取郜、防两地的力量。
冬天，十一月，壬辰日，鲁公去世。
讳言弑君，就会连带讳言弑君的贼人，这不接近于庇护贼人吗？《春秋》的创作，本来就不遗漏事实。史书作为目录，记载其事；经文作为纲领，彰显其义。将使乱臣贼子之类的人诵读而思考，知道弑君的痛恨。
。臣子尚不忍直言，而况身亲为之？或有瞿然而动于心者，是即其惧心之萌也。若身后之恶名，彼且悍然不顾矣。贼不讨，不书▯者，虽▯，犹未▯也。寝苫枕戈，无时而已。痛念其君长如初殁，则有贼不讨，将无以为生。此《春秋》不书▯之意也。
译臣子尚且不忍心直言，何况亲自去做呢？或许有人惊惧而内心震动，这就是恐惧之心萌发的表现。至于身后的恶名，他们竟然悍然不顾。贼寇不讨伐，不记载〇的，虽然〇，仍然没有〇啊。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没有一刻停息。悲痛地思念他们的君主如同刚去世时一样，如果有贼寇不讨伐，将无以为生。这就是《春秋》不记载〇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