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读春秋略记八

读春秋畧记卷四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46–69 段

羊氏曰:诸侯离至,不可得而序也。于此则曰不言桓公,不与诸侯専封也。夫卫固周先王之所封,今为狄所残,即其境内而迁之,何谓専封乎?当时邢卫分营,齐必以卫属之鲁,故楚丘之城,鲁实为主。诸侯离至,不可得序,则以内词书之,归其功于鲁耳。至于楚丘不系卫,犹之城縁陵不系杞城,虎牢不系郑,明其地为诸夏之冲城之非特一国之利也。杜氏通典曰:滑州卫南县,即卫文所迁楚丘。按卫南即今直▯滑县地,与康成所云楚丘在河济间者正合。元凯所云在城武西南者,自是鲁宋间之楚丘,非卫地也。卫楚丘为两河之▯喉,汉郦生云: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即此是已。使狄人据而有之,则河内诸国在其囊括中矣。迁卫于此,使其君自为守,以接天下之声援,则狄有所慑而不敢骋。此齐桓之善谋,而僖公能致力焉,春秋之所予也。自朝歌而东迁楚丘,相距百数十里,实所以遏狄,非避狄也。自楚丘而东迁帝丘,相距亦百数十里,斯则稍避狄矣。于此见文公成公之强弱,亦于此见齐桓晋文伯术之盛衰也。

译羊氏说:诸侯各自分散到达,无法按顺序排列。在这里之所以说不提及桓公,是不赞许诸侯专擅封地。卫国本是周朝先王所分封的,如今被狄人残害,只是在它的境内迁移,怎么能说是专擅封地呢?当时邢国和卫国分开驻扎,齐国必定把卫国归属给鲁国,所以楚丘的筑城,鲁国实际上是主导者。诸侯分散到达,无法排序,就用内辞来记载,把功劳归于鲁国罢了。至于楚丘不连属卫国,就像城缘陵不连属杞国、虎牢不连属郑国一样,明确表明那些地方是诸夏的要冲,筑城并非只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杜氏《通典》说:滑州卫南县,就是卫文公迁移的楚丘。查考卫南就是今天直隶滑县的地界,与郑玄所说的楚丘在黄河与济水之间正好吻合。杜预所说的在城武西南的,自然是鲁国和宋国之间的楚丘,不是卫国的地界。卫国的楚丘是两河之间的咽喉,汉代郦食其说:守住白马津,向诸侯展示形势制约的优势,指的就是这里。如果让狄人占据并拥有它,那么河内的各国就在它的掌控之中了。把卫国迁移到这里,让它的国君自己防守,以承接天下的声援,那么狄人就会有所畏惧而不敢肆意横行。这是齐桓公的良策,而鲁僖公能够尽力,是《春秋》所赞许的。从朝歌向东迁移到楚丘,相距一百多里,实际上是为了遏制狄人,而不是躲避狄人。从楚丘向东迁移到帝丘,相距也是一百多里,这才算是稍微躲避狄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卫文公和卫成公的强弱,也可以从这里看出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的盛衰。

夏五月辛已,葬我小君哀姜。虞师、晋师灭下阳【下,《公谷作夏】

下阳即夏阳,韩信从此以木▯渡军者,此虞虢交通之路。下阳亡,则虞虢不相救而俱亡,故以虞主兵,着其自灭也。凡国之亡,皆其自取,然亦有甚与不甚焉。《春秋》书其甚者,凡三:虞师、晋师灭下阳,一也;梁亡,二也;胡子髠、沈子逞灭,三也。梁之纵欲败度,所谓自毁者也,其亡也不烦兵革而自亡,故《春秋》直书其亡而已。胡、沈二君,身为人役而不耻,所谓自侮者也,其亡也先防其身,而后国随之,故《春秋》之于胡、沈,皆再书灭焉。虞则见利而不顾其害,处弱而自以为强,所谓自伐者也,其亡也犹悍然有所恃而不自知其亡,故《春秋》书其自灭,亦若未尝灭焉者。圣人之笔,殆如化工之肖物矣。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公作贯泽】

季氏曰:「江黄在楚之东北境,可出兵以截齐后者也。齐得江黄,则师无左顾之忧,而楚失出竒之利,此桓公逺交之计也。然徒为一时之计,而不为之计深逺。至楚灭黄而不能救,君子病之矣。宋自防鄄以来,从齐独固,故以服江黄之事托之,而他国不与焉。公谷以为诸侯皆在,独言逺国,失之矣。」按:江国在今河南确山县,黄国在光州,俱非逺国。江黄畏齐而不敢违,又畏楚而不敢自盟。书人葢其臣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郑

张氏曰:「楚自庄三十年用子文为令尹,兵势浸强,故比年伐郑。」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汪氏曰:同一不雨也,于僖公书法如此,于文公书法如彼,则僖公时时儆省之心可见矣。故曰:《春秋》传心之要典。按“旱”而书“旱”,常词也;书“不雨”者,见人君闵雨之心也。文公之并书,与僖公之分书,异见勤民之志有踈宻也。二十一年之书“旱”,与此年之书“不雨”异,又见僖公之勤始而怠终也。传称此年不为灾,则有备可知;二十一年欲防巫尫则愦愦可知。

  徐人取舒

庐陵李氏曰:「徐偃始僣王,故春秋亦外之。楚败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称人以附中国也。」林氏曰:「舒者,楚之党,取舒者,为中国挠楚也。」按:舒有羣舒,此时犹合为一,后为舒蓼、舒庸、舒鸠,始各有君长矣。

  六月雨

何休谓僖公饬过求已脩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狱四百余人,精诚感天,不雩而雨。其言出纬书,不足信。然旱而书雨,惟此一见,《春秋》所以予之,必有在矣。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

江、黄,小国耳。齐不嫌与其微者盟,且防焉,所以深结之也。深结之者,非谓有江、黄遂可以断楚之右臂,将倚之以招来楚东诸小国,并力以挠楚也。▯云:「江、黄、道、柏皆睦于齐。」此可见已。

冬公子友如齐涖盟【友,谷作季友】

  黄氏曰聴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郑

四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汉志》云:汝南郡召陵县有陉亭,今河南郾城县地也。上蔡在其南,即古蔡国,是陉在蔡之北矣。楚在蔡南,自蔡伐楚,岂得复退而北?此伐楚者,非伐楚国,葢伐楚师也。是时楚方伐郑,而诸侯侵蔡者,以蔡为楚之孔道,其属楚已二十余年。攻其所必救,则可以解郑之急也。楚既还师救蔡,诸侯之师亦还,次于陉以待之。郑伯被伐,而亦在防者,楚患方迫,必亲如齐而涖盟。楚师奄至,不得返国,故郑伯欲成,而孔叔以为齐不可弃,遂从齐而侵蔡也。诸侯扼其前,郑人蹑其后,腹背受敌,楚必不支。一不胜而归,则江、黄诸国起而截其归路,诸侯之师追而击之,可以大得志。此楚之所以惧而受盟也。是时师未至楚,而传称「楚子云:渉吾地者,以蔡为其属也」。

  夏许男新臣卒

左氏以为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似非无稽之说。刘原父以为去师而卒,恐未必然。经不书卒于师者,谷梁氏以为内桓师是也。内桓师者,善桓之不战而服

译夏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小君哀姜。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下,《公羊传》《谷梁传》作夏】

下阳即夏阳,韩信曾在此用木筏渡军的地方,这是虞国与虢国交通的要道。下阳灭亡,虞国和虢国便不能互相救援而一同灭亡,所以以虞国为主帅,彰显其自取灭亡。凡是国家的灭亡,都是自取,但程度有轻重之分。《春秋》记载那些程度严重的,共有三次:虞师、晋师灭下阳,是第一次;梁国灭亡,是第二次;胡子髠、沈子逞被灭,是第三次。梁国放纵欲望败坏法度,所谓自我毁灭,它的灭亡不劳兵戈便自行灭亡,所以《春秋》直接记载其灭亡罢了。胡、沈两位国君,自身沦为他人奴仆却不以为耻,所谓自我轻贱,他们的灭亡先危及自身,而后国家随之灭亡,所以《春秋》对于胡、沈,都两次记载“灭”字。虞国则是见利而不顾其害,身处弱势却自以为强大,所谓自我讨伐,它的灭亡还强悍地有所倚仗而不知自己将亡,所以《春秋》记载其自灭,也像是未曾被灭一样。圣人的笔法,大概如同造化神工描绘万物一般精妙。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公羊传》作贯泽】

季氏说:“江、黄在楚国的东北边境,可以出兵截断齐国后路的。齐国得到江、黄,则军队没有左顾之忧,而楚国失去出奇制胜的优势,这是桓公远交近攻的计策。然而这只是为一时的计策,而没有做深远的打算。等到楚国灭黄而不能救援,君子对此感到遗憾。宋国自从防鄄之盟以来,追随齐国最为坚定,所以把收服江、黄的事托付给它,而其他国家不参与。《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诸侯都在场,只提及远国,这是错误的。”按:江国在今河南确山县,黄国在光州,都不是远国。江、黄畏惧齐国而不敢违背,又畏惧楚国而不敢自行结盟。称“人”大概是指他们的臣子。

冬十月没有下雨,楚国人侵犯郑国。

张氏说:“楚国自从庄公三十年任用子文为令尹,军势逐渐强大,所以连年攻打郑国。”

僖公三年春,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四月没有下雨。

汪氏说:同样是干旱,在僖公时的书法如此,在文公时的书法如彼,那么僖公时时警惕反省之心就可见了。所以说:《春秋》是传达圣心的重要典籍。遇到“旱”而记载“旱”,是常例;记载“不雨”的,是显示国君忧旱之心。文公合并记载,与僖公分别记载,不同之处显示出勤政爱民之志有疏密之分。二十一年记载“旱”,与此年记载“不雨”不同,又显示出僖公起初勤勉而最终懈怠。传文称此年不构成灾害,那么有准备可知;二十一年想要防范巫尫,那么昏乱可知。

徐国人夺取了舒。

庐陵李氏说:“徐偃王开始僭越称王,所以《春秋》也将其视为外邦。楚国打败徐国,徐国攻打莒国,就是这样。只有夺取舒、攻打英氏,称‘人’以依附中原。”林氏说:“舒是楚国的党羽,夺取舒,是为中原牵制楚国。”按:舒有群舒,此时还合为一,后来分为舒蓼、舒庸、舒鸠,才开始各有君长了。

六月下雨。

何休认为僖公检点过错自我修省,罢免了佞臣郭都等人,审理冤狱四百余人,精诚感动上天,没有求雨便下雨了。他的话出自纬书,不足信。然而干旱而记载下雨,只有这一次,《春秋》之所以给予褒奖,必定有其道理。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

江、黄,只是小国罢了。齐国不嫌弃与微小的国家结盟,并且会盟,是为了深深结交他们。深深结交他们,不是说有了江、黄就可以斩断楚国的右臂,而是将依靠他们来招揽楚国东部的各个小国,合力以牵制楚国。〇说:“江、黄、道、柏都与齐国和睦。”这就可见了。

冬,公子友前往齐国参与盟会【友,《谷梁传》作季友】

黄氏说:是听取讨伐楚国的日期。

楚国人攻打郑国。

僖公四年春,周历正月,鲁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

《汉书·地理志》说:汝南郡召陵县有陉亭,是现在河南郾城县的地方。上蔡在其南,即古蔡国,那么陉在蔡国之北了。楚国在蔡国南边,从蔡国攻打楚国,怎能再退到北边?这攻打楚国的,不是攻打楚国本土,大概是攻打楚国的军队。当时楚国正攻打郑国,而诸侯侵犯蔡国,是因为蔡国是楚国的要道,其归属楚国已二十余年。攻打其必救之处,就可以解除郑国的危急。楚国既已回师救援蔡国,诸侯的军队也回师,驻扎在陉地等待他们。郑伯被攻打,却也在会盟之中,是因为楚国祸患正迫近,必定亲自到齐国参与盟会。楚军突然到来,不能返回国内,所以郑伯想讲和,而孔叔认为齐国不可抛弃,于是跟随齐国侵犯蔡国。诸侯扼守其前,郑人紧随其后,腹背受敌,楚国必定支撑不住。一旦不胜而退回,那么江、黄各国起兵截断其归路,诸侯的军队追击攻打,可以大获全胜。这是楚国之所以恐惧而接受盟约的原因。当时军队未到楚国,而传文称“楚子说:进入我国土地的,以蔡国为其属国”。

夏,许男新臣去世。

《左传》认为许穆公死于军中,以侯礼安葬,似乎不是无稽之谈。刘原父认为离开军队后去世,恐怕未必如此。经文不记载死于军中,《谷梁传》认为是为了褒扬桓公不战而服人。褒扬桓公不战而服人,是赞扬桓公不战而使对方屈服。

人也。战则书卒于师,危之也。危,不得其死也。曹伯庐、曹伯负刍是也。不战,则何危之有?其卒于师,犹之卒于平居也,故书之无变词。以是为桓之善师也,诸侯安之,不异外内。不独死者为然矣。

译这是人。如果发生战争,就记载“卒于师”,这是表示处境危险。所谓危险,是指不能善终。曹伯庐、曹伯负刍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战争,又有什么危险呢?他们死在军中,就像死在平常居家时一样,所以史书记载时没有改变措辞。以此认为这是桓公善于统帅军队,诸侯感到安定,不分内外。不只是死者如此。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盟于师,先与齐盟也;盟于召陵,复与诸侯盟也。齐桓以八国之众伐楚,不责其僣王,而责包茅之不入;不责其猾夏,而责昭王之不复者,齐桓之志在于服之而已。楚势方强,诸侯之力未能殄之。齐桓外施仁义,以安民息众为名,岂争一旦之功,搆祸于不已哉?舍其大而责其小者,使其可受;舍其近而责其逺者,使其可辞。要其防,总不越乎尊王。小者尚不敢不徴,则大者愈可知;逺者尚不敢不问,则近者愈可知。辞虽婉,而义则严矣。《齐语》称:“桓伐楚,使贡丝于周。”夫贡于周,必暂去王号,稍执臣礼。故首止之盟,王使谓郑伯:“吾抚汝以从楚,则楚之事王明矣。”《春秋》不书其事者,楚阳事王,实隂以间齐。“抚汝从楚”之言,必有所自来也。故楚之受盟,君子以是着桓之功而已,未敢以是释楚之罪也。

齐人执陈辕涛涂【辕,公作袁】

涛涂之执郑申侯譛之也。涛涂说齐以循海而归,观兵东夷。申侯儆齐以遇敌,隐然谓涛涂之叵测也。陈自盟幽而后,不与盟防者八年。今虽防伐桓,犹疑其畏楚而懐二心,欲结东夷以倾齐,故执涛涂而伐其国。夫申侯,楚人也,心不忘楚,欲间诸侯以遂楚志。首止之盟,郑伯逃归,及齐以为讨,则曰:“吾知所由来矣。”遂杀申侯以说于齐。则郑伯之弃齐而即楚,皆申侯之谋也。涛涂之事,亦可知已。齐侯不察,而堕其术中,遂为此举之玷,惜哉。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此蒙上文,葢齐及之也。再有事者,必书,遂此不书,已易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许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兹公作慈】

胡氏讥桓公识明而量浅,此举实为申侯所搆而不觉,亦未见其识之明也。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汪氏曰:「春秋惟晋侯杀申生,宋公杀痤,天王杀佞夫,不称国,不称人,而直称君,以为独其君之罪也。」

  杞伯姬来朝其子

是年,杞恵公卒,成公嗣位,故及其未瞑而托之鲁,葢杞伯之志也。张氏曰:「朝者,人君相见于宗庙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子行之,又使妇人参之,皆失正也。」《春秋》之法,诸侯之卒,承告则书。杞伯方朝,其子岂有卒而不告之理?是必脱简无疑。

  夏公孙兹如牟

传谓娶焉,未闻大夫娶而书者,是必因聘而娶也。汪氏曰:因公事而行私事,则不书私事,不与其托君命以遂私,如公孙兹、季孙行父、公孙敖、公孙婴齐、叔孙婼是也。无公事而専行私事,则直书而贬,自见公子友是也。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公谷作首戴】

传称叔带有宠于恵后,恵后欲立之,是欲易太子者,恵后也,非王志也。但后主于内,而廷臣或助之于外,王不能无惑耳。齐桓知之,率诸侯以请,明诸侯所以爱戴世子。王初无成见,方喜羽翼之已成,何为而拒之?谷梁氏谓世子含王命,防齐桓者,是也。殊防之文,或及以防,或防以防,或防以及。书防以防者,如防吴于钟离、于柤、于向,皆外之之辞。书防以及者,如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乃引之之辞。书及以防者,未见王世子,则不敢私为防,此同尊之之辞也。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盟非所加于王世子,故世子不与盟。世子不与盟,则不得与防。同时不与防,同时则其辞之别出,非重复也。以是为美之大者,非也。于郑伯之不盟而书逃,则知诸侯之书盟为美之矣。齐桓之防,若无王命而春秋美之,是天王可以势力胁也。郑伯之归,果以王命而春秋逃之,是天王乃为逋逃主也,大非夫子尊王之义也。夫恵王果恶世子,何难禁其出防?既出防矣,诸侯皆盟矣,一郑伯何足为轻重,而复沮之?且楚之讐周久矣,一旦革面,亦齐之力。恵王岂不知之?抚女从楚之言,必不出自恵王,大抵恵后叔带之矫命耳。郑伯素惑于申侯之说,以从楚为利,故一得王命即轻信而喜之,不暇辨其

译楚国屈完来到军队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在军队中结盟,是先与齐国结盟;在召陵结盟,是再次与诸侯结盟。齐桓公率领八个国家的军队讨伐楚国,不指责楚国僭越称王,却指责楚国不进贡包茅;不指责楚国扰乱华夏,却指责周昭王南巡不归。齐桓公的志向在于使楚国臣服罢了。楚国势力正强盛,诸侯的力量不能消灭它。齐桓公对外施行仁义,以安定百姓、休养生息为名,难道是为了争一时的功劳,而给自己招致无穷的祸患吗?舍弃重大的过错而指责细小的过失,使对方能够接受;舍弃眼前的过错而指责遥远的过失,使对方能够推辞。总之,总不离尊崇周王的原则。细小的过错尚且不敢不追究,那么重大的过错就更不用说了;遥远的过失尚且不敢不询问,那么近处的过失就更不用说了。言辞虽然委婉,但道义却严厉。《齐语》记载:“桓公讨伐楚国,让楚国向周王室进贡丝帛。”向周王室进贡,必定暂时去掉王号,稍微执行臣子的礼节。所以在首止的盟会,周王派人对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那么楚国侍奉周王的态度就明显了。”《春秋》不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楚国表面上侍奉周王,实际上暗中离间齐国。“安抚你跟随楚国”的话,必定有所来历。所以楚国接受盟约,君子因此彰显桓公的功绩,但不敢因此免除楚国的罪责。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辕,公羊传作袁】

拘捕涛涂,是郑国的申侯进谗言造成的。涛涂劝说齐国沿着海边回国,向东夷展示武力。申侯警告齐国可能会遇到敌人,隐约暗示涛涂不可预测。陈国自从在幽地结盟之后,八年没有参加盟会。现在虽然参加讨伐楚国的盟会,齐国仍怀疑它畏惧楚国而怀有二心,想要勾结东夷来颠覆齐国,所以拘捕了涛涂并讨伐陈国。申侯是楚国人,心里不忘楚国,想要离间诸侯以实现楚国的志向。首止盟会时,郑伯逃归,齐国认为这是讨伐的对象,郑伯就说:“我知道祸患的来由了。”于是杀了申侯来讨好齐国。那么郑伯背离齐国而投靠楚国,都是申侯的谋划。涛涂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齐侯没有明察,而落入他们的圈套,于是造成了这次行动的瑕疵,可惜啊。

秋天,鲁国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

这是承袭上文,大概是齐国与鲁国一起。再次有军事行动,必定记载,这里没有记载“遂”,是因为已经更换了季节。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安葬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与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一起侵犯陈国【兹,公羊传作慈】

胡氏讥讽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这次行动实际上是受申侯的构陷而不觉悟,也看不出他的见识有多高明。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汪氏说:“《春秋》只记载晋侯杀申生,宋公杀痤,天王杀佞夫,不称国名,不称‘人’,而直接称君主,认为这是君主独自的罪责。”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这一年,杞惠公去世,成公继位,所以在杞惠公尚未闭目时就托付给鲁国,大概是杞伯的意愿。张氏说:“朝见,是人君在宗庙朝廷上相见,父亲在世却让儿子去朝见,又让妇人参与,都违背了正道。”《春秋》的法则,诸侯去世,接到讣告就记载。杞伯正在朝见,他的儿子难道有去世却不讣告的道理吗?这一定是脱简无疑。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地

传文说是去娶妻,没听说过大夫娶妻而记载的,这一定是借出聘之机去娶妻。汪氏说:“因公事而行私事,就不记载私事,不赞同借君主之命来成全私欲,像公孙兹、季孙行父、公孙敖、公孙婴齐、叔孙婼就是这样。没有公事而专门行私事,就直接记载并贬斥,像公子友就是这样。”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的世子【公羊传、谷梁传作首戴】

传文说叔带受到惠后的宠信,惠后想立他为君,这是想废立太子,是惠后的意愿,不是周王的意愿。只是后妃主内,而朝臣有的在外部协助,周王不能不迷惑。齐桓公知道这件事,率领诸侯去请求,表明诸侯爱戴世子。周王起初没有成见,正高兴羽翼已成,为什么要拒绝呢?谷梁氏说世子含有王命,会见齐桓公,是对的。会见的文字,有的用“及”表示会见,有的用“会”表示会见,有的用“会”以及“及”。记载“会”用“及”的,如在钟离、在柤、在向会见吴国,都是疏远的外交辞令。记载“会”用“及”的,如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是拉近关系的辞令。记载“及”用“会”的,没见到周王世子,就不敢私自会见,这是同等尊重的辞令。

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盟约不是加在周王世子身上的,所以世子不参与盟约。世子不参与盟约,就不能与会见同时发生。同时不参与会见,同时发生,那么辞令的区别出现,不是重复。认为这是最大的美德,是不对的。在郑伯没有结盟而记载“逃”,就知道诸侯记载结盟是赞美他们。齐桓公的会见,如果没有王命而《春秋》赞美,那就是天王可以被势力胁迫。郑伯的回归,如果是因为王命而《春秋》记载“逃”,那就是天王成了逃亡者的庇护主,这大大违背了孔子尊王的义理。惠王如果真的厌恶世子,何必禁止他出来会见?既然出来会见了,诸侯都结盟了,一个郑伯哪里足以影响轻重,反而要阻止他?况且楚国与周室的仇怨很久了,一旦改过自新,也是齐国的力量。惠王难道不知道吗?“安抚你跟随楚国”的话,必定不是出自惠王,大概是惠后和叔带假传王命。郑伯一向被申侯的话迷惑,认为跟随楚国有利,所以一得到王命就轻信并高兴,来不及辨别其

真伪也。至于国危而后悟其非,且疑申侯之与闻乎?此也,故曰:“吾知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卒杀申侯以说于齐,而不敢以王命为解,则命之不出于王,众共知之也。胡氏泥传以释经,谓春秋制义不以王命为嫌,然书逃则已甚矣。况合诸侯以定世子,非汉四皓之比,苟不以王命行之,为抗而已。盟者何足为义?而不盟者何足为非义乎?

译这是真伪的问题。等到国家危亡之后才醒悟其错误,并且怀疑申侯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这就是原因,所以说:“我知道事情的原委了。”姑且稍等片刻,最终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却不敢用王命作为辩解,这就表明命令并非出自周王,这是众人所共知的。胡安国拘泥于《春秋传》来解释《春秋经》,认为《春秋》所确立的道义并不以违背王命为嫌,然而记载“逃”字就已经太过分了。况且会合诸侯来确立太子,这不同于汉初的四位隐士,如果不凭借王命来行事,那就是对抗罢了。参加盟誓的有什么可称为合乎道义?不参加盟誓的又有什么可称为不合乎道义呢?

楚人灭▯▯子奔黄

黄受▯,奔楚之怒,▯深矣。齐不救,▯亦并,不为黄计,慢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晋人执虞公。

虞虢之灭,皆由于虞之贪赂。故于下阳,特书灭,而以虞为首恶。于此则书执虞公,而不复言灭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冬,公至自伐郑。

汪氏曰:比事以观,上书郑伯逃归,则齐桓之伐郑无讥矣;下书诸侯救许,则楚人之围许其罪不可掩矣。故阳处父伐楚,书救江;楚围许,以救郑不书救郑者,不予其救也。庐陵李氏曰:齐桓书救者五,独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许,有被髪缨冠之意,故书遂以善之。按新城即新宻今河南钧州宻县,在郑之西鄙。齐自东来伐之,乃越郑而围其西鄙者,以新城近于虎牢,恐楚之袭而据之也。齐桓聴申侯之阻其东行,以为忠也,故委之以虎牢,使守其地。及郑伯逃盟,而申侯又大城虎牢,虽微涛涂言之,齐固疑其叛矣,故欲据新城以扞虎牢也。不致救许而致伐郑,重本谋也。

  七年春齐人伐郑

不烦诸侯而独伐之,知楚之不复救也,以诸侯有固志也。

夏,小邾子来朝【公作小邾娄子】

杜氏曰:「始得王命而来朝也,其得王命之故,已不可考。何氏以为齐桓请天子进之,想当然耳。」

  郑杀其大夫申侯

庐陵李氏曰:「申侯实导郑伯以从楚,郑伯方暴其罪以告齐也。由此言之,则申侯之杀当矣。春秋不去其大夫,罪専杀也。」

秋七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盟于寗毋【谷作宁毋】

谋郑也,齐怒未解。郑伯未敢与盟,使世子先以为谢罪地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齐

汪氏曰:「甫盟而又修聘,所以勤伯国之好也。十三年夏,防咸;冬,复聘,与此同。」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防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盟于洮。郑伯乞盟【欵下公有郑世子华】

首止之防,诸侯已盟矣。而复为此盟者,葢矫命之事,王必微闻之,特遣王人以盟诸侯,明示储位巳定,无复变更之意。郑乞盟者,王人以王命格之,葢咎其前日之误也。不然,其子已盟寗毋齐,岂复拒郑伯乎?《左传》妄说,辨详于后。

  夏狄伐晋

左传》前年,晋伐狄,葢以重耳之奔狄也。里克帅师败之于采桑,而不追,亦以全重耳而已。虢射不知咎其示弱以召狄,期年而狄果伐晋。然狄之来,岂真以晋为弱哉?以将帅之无鬬志,知人心之不附耳。书「伐晋」,见狄之轻晋矣。

  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此非用禘而致夫人,葢为致夫人而用禘也。其事甚重,其礼甚隆,以为尊崇母后之典,宜如此尽其敬也。谷梁主成风为说,胡氏从之,是也。致夫人者,葢致夫人之尊号耳。母以子贵,此亦礼之以义起者。然崇其号则可,祔于庙则不可。崇号者,以之称于一时而已。今特告于太庙,将为后日祔庙之地,是重其母而轻宗庙也。春秋书「用」,皆不宜「用」者也。或曰:称夫人而不祔庙,是名之可言而不可行矣。曰:为别庙以祀之,既遂尊母之志,又无匹嫡之嫌,何为其不可行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传云:七年闰月,恵王崩。襄王惧,不立,不发防,而告难于齐。夫子带尚在王宫,不发防,欲谁欺乎?且诸侯盟于正月,王位即定于正月,何待十二月而告防?传有必不可信者,此类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说卒【公谷正作三,御作御】

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襄王既立,而子带之难未已,故命宰孔出防,以固诸侯之心,以安天下之势。齐桓合诸侯,而防之所以重王命也。宰孔备书官爵,亦以见王命之重而已。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礼,诸侯絶旁期,为其尽臣诸父昆弟也。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者,为之服大功,以其尊同也。伯姬未嫁,不得为尊同之服,鲁君防之,春秋因而书卒者,何也?周礼,王

译楚国人灭掉了〇〇,〇〇的国君逃奔到黄国。

黄国收留了〇〇,招致了楚国的愤怒,〇〇的处境危险了。齐国不救援,〇〇也被吞并,不为黄国考虑,这是怠慢。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冬天,晋国人抓获了虞公。

虞国和虢国的灭亡,都因为虞国贪图贿赂。所以在下阳之战中,特别记载“灭”,并把虞国当作首恶。在这里则记载抓获虞公,不再说“灭”了。

鲁僖公六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冬天,鲁僖公从伐郑归来。

汪氏说:比较事件来观察,上文记载郑伯逃归,那么齐桓公伐郑就没有可指责的了;下文记载诸侯救援许国,那么楚人包围许国的罪过就无法掩盖了。所以阳处父伐楚,记载救援江国;楚人包围许国,因为救援郑国不记载救援郑国,是不赞许他们救援。庐陵李氏说:齐桓公记载救援有五次,唯独这一年的救援没有回兵就奔赴许国,有披头散发、系紧帽带急于救人的意思,所以记载“遂”来褒奖他。按:新城就是新密,现在河南钧州密县,在郑国的西部边境。齐国从东边来攻打它,却越过郑国包围其西部边境,是因为新城靠近虎牢,担心楚国偷袭并占据它。齐桓公听从申侯阻止他东行的建议,认为他是忠诚的,所以把虎牢托付给他,让他守卫那里。等到郑伯逃盟,而申侯又大修虎牢城墙,即使没有涛涂进言,齐国本来也怀疑他叛变了,所以想占据新城来抵御虎牢。不记载救援许国而记载伐郑,是重视根本谋划。

鲁僖公七年春天,齐国人攻打郑国。

不烦劳诸侯而独自攻打郑国,是知道楚国不会再救援了,因为诸侯有坚定的意志。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公羊传》作小邾娄子】

杜氏说:“这是刚得到周王的命令就来朝见,他得到王命的原因,已经无法考证。何氏认为是齐桓公请求天子提拔他,这只是想当然罢了。”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申侯。

庐陵李氏说:“申侯实际上引导郑伯跟随楚国,郑伯正揭露他的罪过告诉齐国。由此说来,那么申侯被杀是应当的。《春秋》不除去‘大夫’的称呼,是罪在擅自杀人。”

秋天七月,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寗毋结盟【《谷梁传》作宁毋】

这是谋划郑国的事,齐国的怒气未消。郑伯不敢参与结盟,派世子先前来,作为谢罪的表示。

曹伯班去世。公子友前往齐国。

汪氏说:“刚结盟又修好聘问,是为了勤勉于对霸主国家的友好。十三年夏天,在咸地会盟;冬天,又聘问,与此相同。”

冬天安葬曹昭公。

鲁僖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僖公会同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在洮地结盟。郑伯请求结盟【欵字下《公羊传》有郑世子华】

首止的会盟,诸侯已经结盟了。又进行这次结盟,大概是因为矫命之事,周王必定隐约听说,特意派遣王人来与诸侯结盟,明确显示储君之位已定,没有再变更的意思。郑伯请求结盟,是因为王人用王命压制他,大概是责备他前日的错误。不然,他的儿子已经在寗毋与齐国结盟,难道还会拒绝郑伯吗?《左传》妄加解说,详细辨析在后面。

夏天,狄人攻打晋国。

《左传》前年,晋国攻打狄人,大概是因为重耳逃奔到狄国。里克率领军队在采桑打败狄人,而不追击,也是为了让重耳保全。虢射不知道责怪自己示弱招致狄人,一年之后狄人果然攻打晋国。然而狄人前来,难道真的认为晋国弱小吗?是因为将领没有斗志,知道人心不附罢了。记载“伐晋”,显示出狄人轻视晋国。

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确立夫人的地位。

这不是用禘祭来确立夫人,大概是为了确立夫人而用禘祭。这件事很重大,礼仪很隆重,作为尊崇母后的典制,应该如此尽其敬意。《谷梁传》主张成风的说法,胡氏跟随他,是对的。确立夫人,大概是确立夫人的尊号罢了。母以子贵,这也是礼根据义理而设立的。然而尊崇她的称号可以,附祭于宗庙则不可以。尊崇称号,只是用来称颂于一时罢了。现在特意在太庙宣告,将为日后附祭宗庙做铺垫,这是重视母亲而轻视宗庙。《春秋》记载“用”,都是不应该“用”的。有人说:称夫人而不附祭宗庙,是名义上可以说而实际上不可行。回答说:建立别庙来祭祀她,既实现了尊崇母亲的愿望,又没有匹敌嫡妻的嫌疑,为什么说不可行呢?

冬天十二月丁未日,周天子去世。

《左传》说:七年闰月,恵王去世。襄王恐惧,不即位,不发丧,而向齐国报告危难。太子带还在王宫,不发丧,想欺骗谁呢?而且诸侯在正月结盟,王位就在正月确定,为什么等到十二月才报告丧事?《左传》有绝对不可信的地方,这类就是。

鲁僖公九年春天,周历正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公羊传》《谷梁传》正作三,御作御】

夏天,鲁僖公会同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襄王已经即位,而太子带的危难未止,所以命令宰孔出使会盟,以巩固诸侯的心,安定天下的局势。齐桓公会合诸侯,而会盟之所以重视王命。宰孔详细记载官爵,也是显示王命的重要罢了。

秋天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礼制,诸侯断绝旁系期亲的服丧,因为他们尽臣子之礼对待叔伯兄弟。只有姑母、姐妹、女儿嫁给诸侯的,为他们服大功,因为他们的尊贵相同。伯姬未嫁,不能服尊贵相同的丧服,鲁君为她服丧,《春秋》因而记载她去世,为什么呢?《周礼》,王

为公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疑衰,其臣如此,诸父昆弟及姑姊妹,岂得恝然无服?观于天子而诸侯愈可知也。然则诸侯絶期,必非先王之初制。檀弓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降。」已非古,况于絶乎?春秋之卒伯姬,与鲁之能反其初也。

译为公卿服锡衰,为诸侯服缌衰,为大夫服疑衰,他们的臣下尚且如此,那么伯父、叔父、兄弟以及姑母、姐妹,难道能漠然无情而不穿丧服吗?观察天子(的丧服制度),诸侯的情况就更可以推知了。既然如此,那么诸侯断绝为期一年的丧服,必定不是先王最初的制度。《檀弓》说:“古代丧服不降等,上下都按照各自的亲属关系来降等。”这已经不符合古制了,何况是断绝丧服呢?《春秋》记载伯姬去世,正是鲁国能够回归古制的表现。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防盟不同月日,不得不再书其地。胡氏以为书之重,词之▯,必有大美恶焉者,非也。既以王事而嘉其防,必以王事而与其盟矣。孟子所述葵丘五命,皆明王禁以定天下之大法。后世诸侯虽不能无犯,犹凛凛焉,惟恐天下之借口以为兵端,遂一合而轧已也,故不敢大肆其欲。孔子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正谓此也。即其业之不终,而规模粗立矣。

甲戌,晋侯诡诸卒【甲戌,左谷作甲子;诡,左作佹】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弑,左谷作杀】

未逾年不称君,故书君之子。君之子而弑之,去弑君几何?非克之罪。末减于奚齐,而特严于卓也。礼杂记曰:「君薨,太子号称子,待犹君也。」书子之义可知。唐▯宗欲易太子,张九龄谓不可。恵妃使官奴防之,以宰相可长处其事,正与优施相类。九龄当时即以其语奏上,上为动容,于是讫九龄罢相,太子得不易。使克能如此,则晋献非甚昏愚,谗言未必能行,申生可以不死,而奚齐亦得长保其封邑也。今以中立自免,其意亦欲委蛇观变,非徒持禄容身者。然献公尚在,非若平勃之于吕后,其势不可回也。吕后之事,议者犹以王陵为正,况于里克事尚可为,乃坐视其祸成,后起而图之,至使君之子重被其祸,又非若平勃之诛伪帝子也,其罪岂可逭哉?骊姬之譛,藐孤无与,里克杀之而告秦曰:「罪人克伏其辜。」春秋弗是也。书曰:「君之子从同,同而已。」若齐舍之弑,未逾年而称君者,嫌同于商人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始朝齐也,桓、荘之编,书如者四,皆非朝也。僖三如齐,齐不一报,非古相朝之礼矣。

  狄灭温温子奔卫

自城楚丘而后,狄不敢犯中国者,将十年,畏齐桓耳。今入王畿而灭人国,有以窥桓之志,怠而不复振也。然温子犹奔于卫者,亦以楚丘之固为可恃与?温子书爵而不名,则左氏叛王即狄之说,亦未可信。

晋里克弑其君卓【公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卓称君既逾年也。卓之立不以正,而成之为君者,罪里克也。里克既失之于前,出奔之日,上告天子,帅三公子之徒,奉王命以正之,纳重耳而废奚齐。卓子可也。以骊姬之罪罪奚齐卓子,是犹以鲁文姜之罪罪荘公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此《春秋》书君之意也。荀息不能救正其君,又从而辅之,其罪若浮于里克何?以见録于夫子,使徒以小信取之,是非何辨焉?柳氏曰:进荀息,所以甚苟免之恶,则召忽之死子纠,犹不失正,夫子又何以没之,比于匹夫匹妇之谅乎?尝攷之,骊姬作难之时,不难荀息而独难里克,必里克有权而荀息无权也。申生既死,始属之以奚齐卓子。荀息以申生而在,则国本系于申生。申生死矣,羣公子逐矣,所立者非奚齐卓子而谁?荀息若辞,必属之他人。苟属之他人,且将处心积虑,日以杀二公子为事,二公子其危矣。故隐忍而受命,其所全者实多也。前者夷吾奔屈,即伐屈;重耳奔蒲,即伐蒲;奔狄,又伐狄。里克帅师败狄于采桑而不追,其意葢为重耳也。梁由靡劝其从之,虢射咎其示弱以召狄。里克不聴,而狄果伐晋。是时荀息为重臣,岂不知之,置而不问,是与里克有同心矣。故乱之将作,里克先告荀息。荀息一筹不展,惟曰死之。昔之画防以取虞虢,何其智;今之束手以聴里克,何其愚?此其志亦极苦矣。事可两全,息之愿也。不可而以不正害正,息所不敢出也。死吾君而杀其孤,息所不敢从也。事君不避其难,为善不求其名,自非圣人,孰能察见其隐而録之?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季氏曰:「北戎未尝为患,何以伐之?」桓公见狄灭温,势难猝制,而又恐其与北戎合,故托以邉疆之警,往伐焉,而示之威,亦兵家伐交之意也。

  晋杀其大夫里克

晋语:公子夷吾私于秦使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是因里克以求入也。因之以求入,是利其弑君也。既利之,又可以杀之乎?故以専杀罪恵公也

译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

因为防地结盟与葵丘结盟不在同一个月和日期,所以不得不再次记载地点。胡氏认为,记载如此隆重,言辞如此〇,必定有极大的美或恶在其中,这是不对的。既然因为王事而嘉奖防地的结盟,必定也因为王事而赞许葵丘的结盟。孟子所叙述的葵丘五条命令,都是明确的王法禁令,用来确立天下的大法。后世的诸侯虽然不能没有违犯,但仍然心存敬畏,只怕天下人借机以此为出兵的理由,导致一旦联合起来就互相倾轧,所以不敢大肆放纵自己的欲望。孔子所说的“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到恩赐”,正是指这个。即使霸业没有最终完成,但大的格局已经粗略建立。

甲戌日,晋侯诡诸去世【甲戌,《左传》《谷梁传》作甲子;诡,《左传》作佹】。冬天,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弑,《左传》《谷梁传》作杀】。

没有超过一年不称君,所以记载为国君的儿子。国君的儿子被杀,与杀君相差多少呢?这不是里克的罪过。对奚齐的责罚较轻,而对卓子的责罚特别严厉。《礼记·杂记》说:“国君去世,太子号称‘子’,待遇如同国君。”记载“子”的意义由此可知。唐〇宗想要更换太子,张九龄认为不可以。惠妃派官奴防备他,认为宰相可以长久处理这件事,正与优施类似。张九龄当时就把这话上奏给皇上,皇上为之动容,于是直到张九龄罢相,太子才得以不被更换。如果里克能像这样,那么晋献公并非非常昏庸愚昧,谗言未必能得逞,申生可以不死,而奚齐也能长久保住他的封邑。现在里克以中立来自我保全,他的意图也是想委曲求全观察事态变化,不仅仅是为了保住俸禄和性命的人。然而晋献公还在,不像周勃、陈平对待吕后那样,局势不可挽回。吕后的事情,议论的人尚且认为王陵是正确的,何况里克的事情还有可为,他却坐视祸事成定,事后才图谋,致使国君的儿子再次遭受祸害,又不像周勃、陈平诛杀伪帝之子那样,他的罪过难道可以逃避吗?骊姬的谗言,使孤弱的太子无人救助,里克杀了太子并向秦国报告说:“罪人里克伏法。”《春秋》不认为这是对的。记载说:“国君的儿子随从同罪,只是同罪而已。”如果齐舍的弑君,没有超过一年而称君,是因为嫌疑与商人相同。

十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这是开始朝见齐国。桓公、庄公的编年史中,记载“如”的有四次,都不是朝见。僖公三次前往齐国,齐国没有一次回报,不符合古代互相朝见的礼节。

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国国君逃奔到卫国。

自从筑城楚丘之后,狄人不敢侵犯中原国家,将近十年,是畏惧齐桓公罢了。现在进入周王畿并灭掉别人的国家,是有迹象看出齐桓公的志向懈怠而不再振作了。然而温国国君仍然逃奔到卫国,也是因为楚丘的坚固可以依赖吗?温国国君记载爵位而不记载名字,那么《左传》中叛王即狄的说法,也不可轻信。

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卓【《公羊传》作卓子】以及他的大夫荀息。

卓称君是因为已经过了一年。卓的即位不合法,而使他成为国君的,罪在里克。里克既然在前面失策,在出奔的时候,向上报告天子,率领三位公子的部属,奉王命来纠正,拥立重耳而废黜奚齐、卓子是可以的。用骊姬的罪过归罪于奚齐和卓子,这就如同用鲁文姜的罪过归罪于庄公一样。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这就是《春秋》记载“君”的用意。荀息不能挽救纠正他的国君,反而辅佐他,他的罪过难道比里克更轻吗?因为被孔子记录,如果仅仅用小的信义来衡量,是非如何分辨呢?柳氏说:进用荀息,是为了加重苟且免罪的恶名,那么召忽为子纠而死,尚且不失正道,孔子又为什么要隐没他,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小信呢?我曾经考察过,骊姬作乱的时候,不忌惮荀息而唯独忌惮里克,一定是里克有权而荀息无权。申生死后,才把奚齐、卓子托付给他。荀息因为申生而在,那么国家的根本系于申生。申生死后,众公子被驱逐,所立的如果不是奚齐、卓子又是谁?荀息如果推辞,必定会托付给他人。如果托付给他人,那人将会处心积虑,日以杀死两位公子为事,两位公子就危险了。所以隐忍接受命令,他所保全的实际上很多。以前夷吾逃奔到屈,就攻打屈;重耳逃奔到蒲,就攻打蒲;逃奔到狄,又攻打狄。里克率领军队在采桑打败狄人却不追击,他的意图大概是为了重耳。梁由靡劝他跟随狄人,虢射责怪他示弱以招致狄人。里克不听,而狄人果然攻打晋国。这时荀息是重臣,难道不知道吗,置之不问,是与里克有同心了。所以乱将发作,里克先告诉荀息。荀息一筹莫展,只说去死。以前画策以夺取虞、虢,何其智慧;现在束手以待里克,何其愚蠢?他的志向也极其苦楚。事情可以两全,是荀息的愿望。不可两全而以不正害正,是荀息不敢做的。为国君而死而杀害他的孤儿,是荀息不敢跟随的。事君不避危难,行善不求名声,自非圣人,谁能察见他的隐衷而记录他?

夏天,齐侯、许男攻打北戎。

季氏说:“北戎不曾为患,为什么要攻打它?”桓公看到狄人灭掉温国,势力难以迅速制服,而又恐怕它与北戎联合,所以借口边疆的警报,前往攻打,以显示威势,这也是兵家伐交的意思。

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里克。

《晋语》:公子夷吾私下对秦国使者说:“中大夫里克归顺我了,我命令给他汾阳的田地百万。”这是利用里克以求入国。利用他来求入国,是贪图他弑君的便利。既然贪图他的便利,又怎么能杀他呢?所以用专杀来归罪于惠公。

。里克之罪已着矣,恶不嫌同辞以明恵公之与闻乎弑也。

译里克的罪行已经昭著了,如果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言辞,又怎能表明惠公参与了弑君之事呢?

恵公之入,王使人纳之,不书,以非所宜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晋杀其大夫防郑父

防郑言于秦伯,请出晋君。罪固可杀,何以不去其官?攷之《左传》,郑为里克之党,既杀克,未有不疑郑者,特以使秦故,未之及。即无此谋,亦必不免,故以専杀为辞,明其本志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

薛氏曰:「夫人齐侯之女,归宁可也。从夫而为防于外,非归宁之礼矣。」胡氏之论,求之太过。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昔年楚一举而灭▯,今黄与▯等耳。先伐以尝之,犹畏齐之救也。齐桓置若罔闻,非特负黄,亦自负其初志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汪氏曰:「江黄之灭,皆不书,以其君归;又不书其君之奔,则其效死以守而待大国之救,可知也。齐不救黄,其罪大矣。晋救江而不克,与不救亦无以异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灭温而齐不救,此侵卫之兵所由来也。徒城楚丘之郛以备之,适见其怯耳。

夏四月,葬陈宣公。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咸为卫地,在今直▯开州,距杞三百余里,防于咸者,谋杞也。左氏以为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夫淮夷在南,与王室逺不相渉,或者狄势方横,欲南合淮夷以困中国,故为此防以谋之欤?观淮夷越宋而病杞,明年狄越卫而伐郑,郑与杞近,葢骎骎有相合之势也。城縁陵之谋,自此起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将城縁陵往聴令也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縁陵

书诸侯而不序蒙、防、咸之文也。縁陵,杞邑,今河南杞县,在唐为雍丘。唐人所谓睢阳江淮之保障者,即杞之东境。縁陵其在是与?城之则与楚丘南北相应,以为天下形势。楚丘以内制河朔,縁陵以外控江淮,则夷与狄之交不得合,而中国庶不至于大病。此非独为杞一国之利也,故不书杞。汉志注以縁陵为营丘,葢因隐四年牟娄之误。又昭元年祁午以城杞为城淳于,淳于与营丘地相邻,而縁陵与营陵音相近,故妄相牵合耳。营丘在今临淄,与开州之咸相距八九百里,谋城其地,而防于八九百里之外,揆之事理,殊不合也。杞迁淳于,当在宋、楚争伯之时,详二十三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鄫谷作缯】

女子许嫁而字书季姬,葢许嫁于鄫矣。不系于鄫,则未嫁之辞也。鄫子后为邾人所执,用之于社,其人必甚闇弱,不能自立。公葢察知之,爱其女而中悔,故止之而不遣。季姬弗以为善也。鄫子之来,致请于鲁,季姬先与之防,欲以明已志也。书曰“遇”,以未婚也。《曲礼》曰:“未及期而相见曰遇。”使之来朝,以请婚期也。葢季姬之守义甚正,不嫌一时越礼,以全终身大节,是以出遇而公弗能禁,使来而公弗能拒也。若曰使自择配,岂有不择于家而择于道途者乎?此必无之事。或曰奔也,何以使之来朝?此尤诬矣。总由《公羊》《谷梁》不详始末,但言使来请,已后之说者遂文致贞女以为淫贱耳。庄公之于文姜,闵公之于哀姜,犹曰子不能制其母,僖公之于季姬,岂不能制而纵之至于此极耶?苏子由宗《左氏》而曲为之词,亦非通义。

  秋八月辛夘沙鹿崩

王制:名山大泽不以封,春秋诸侯擅而有之,圣人弗予也。故沙鹿、梁山皆不系晋。既不系晋,则其变异亦不以占晋,而占天下矣。胡氏于梁山崩,言为天下记异,此亦可知。

  狄侵郑

以力服人者,始未尝不奋发,而后渐衰替,以致纷纭,势固然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张氏曰:「公十年朝齐,今年又朝,纯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礼矣。」按昭三年传:「子太叔曰:『文襄之世,其务不烦诸侯,令三嵗而聘,五嵗而朝。』」是特对晋人言之,故称文襄,而此制实始于齐桓也。左氏文十五年传:「以诸侯五嵗再相朝为古之制」,误矣

译惠公回国,周天子派人接纳他,史书不记载,因为惠公本不该被立为国君。

秋七月。冬,天下大雪。【《公羊传》作冰雹】

鲁僖公十一年,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

阳处父对秦穆公说,请求让晋国国君回国。阳处父的罪过固然可以处死,为什么史书不写他的官职?查考《左传》,阳处父是里克一党的人,里克被杀后,没有不怀疑阳处父的,只是因为他出使秦国,所以暂时没来得及处置他。即使他没有这个阴谋,也一定难逃一死,所以用擅自杀人的罪名作为说辞,以表明他本来的意图。

夏,鲁僖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桓公。

薛氏说:“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是可以的。跟随丈夫而在外地会见,不符合回娘家省亲的礼节。”胡氏的议论,要求得太过分了。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求雨。冬,楚国人攻打黄国。

往年楚国一举就灭了弦国,现在黄国和弦国地位相当。先攻打黄国来试探,还畏惧齐国的救援。齐桓公置之不理,不仅辜负了黄国,也辜负了自己当初的志向。

鲁僖公十二年春,周王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夏,楚国人灭了黄国。汪氏说:“江国和黄国的灭亡,史书都不记载,因为它们的国君回国了;又不记载国君逃亡,那么他们效死守城等待大国救援,是可以推知的。齐国不救黄国,罪过太大了。晋国救江国而没有成功,与不救也没有区别。”

秋七月。冬十二月丁丑,陈宣公杵臼去世。

鲁僖公十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

灭了温国而齐国不救,这就是狄人侵犯卫国的原因。仅仅修筑楚丘的外城来防备,正好显示出他们的怯懦。

夏四月,安葬陈宣公。鲁僖公在咸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咸是卫国的地方,在今直隶开州,距离杞国三百多里,在咸会见,是为了谋划杞国的事。《左传》认为是淮夷侵害杞国,所以暂且谋划王室的事。淮夷在南边,与王室相距遥远互不干涉,或许是狄人势力正强盛,想向南联合淮夷来困住中原各国,所以举行这次会见来谋划吗?看淮夷越过宋国侵害杞国,第二年狄人越过卫国攻打郑国,郑国与杞国相近,大概渐渐有联合的趋势。修筑缘陵的谋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将要修筑缘陵,去听取命令。

鲁僖公十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

记载诸侯而不按顺序排列,是沿袭蒙、防、咸会见的写法。缘陵,是杞国的城邑,今河南杞县,在唐代叫雍丘。唐人所说的睢阳江淮的屏障,就是杞国的东境。缘陵大概就在那里吧?修筑它就和楚丘南北呼应,作为天下的形势。楚丘在内控制河朔,缘陵在外控制江淮,那么夷狄的势力就不能联合,而中原各国大概不至于遭受大祸。这不只是为杞国一国的利益,所以不记载杞国。《汉书·地理志》注认为缘陵是营丘,大概是因为隐公四年牟娄的错误。又昭公元年祁午把修筑杞国说成修筑淳于,淳于与营丘地相邻,而缘陵与营陵音相近,所以胡乱牵合。营丘在今临淄,与开州的咸相距八九百里,谋划修筑那个地方,却在八九百里之外会见,推究事理,完全不合。杞国迁到淳于,应当在宋、楚争夺霸权的时候,详见二十三年。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鄫,《谷梁传》作缯】

女子许嫁而取名记载为季姬,大概是许配给鄫子了。不隶属于鄫,就是未嫁的说法。鄫子后来被邾人俘虏,在社坛上被杀,这个人一定很昏庸软弱,不能自立。鲁僖公大概察知了这一点,爱惜他的女儿而心中后悔,所以阻止她而不送她去。季姬不认为这是好事。鄫子来朝见,向鲁国请求,季姬先和他相遇,想要表明自己的志向。史书说“遇”,是因为未婚。《曲礼》说:“没到婚期而相见叫遇。”让他来朝见,是为了请求婚期。大概季姬坚守道义很正,不嫌一时越礼,以保全终身的大节,所以出外相遇而鲁僖公不能禁止,让他来朝见而鲁僖公不能拒绝。如果说让她自己选择配偶,哪有不在家里选择而在道路上选择的呢?这一定是没有的事。有人说她是私奔,为什么让她来朝见?这更是诬蔑了。总因为《公羊传》《谷梁传》不详述始末,只说让她来请求,后来的解说者就牵强附会贞女以为淫贱。庄公对于文姜,闵公对于哀姜,还说是儿子不能控制母亲,僖公对于季姬,难道不能控制而纵容她到这种地步吗?苏子由推崇《左传》而曲意解说,也不是通达的道理。

秋八月辛夘,沙鹿山崩塌。

《王制》规定: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春秋时期诸侯擅自占有,圣人不认可。所以沙鹿、梁山都不隶属于晋国。既不隶属于晋国,那么它们的变异也不用来占卜晋国,而是占卜天下。胡氏在梁山崩塌时,说为天下记录异象,由此也可以知道。

狄人侵犯郑国。

靠武力服人的人,开始未尝不奋发,后来渐渐衰败,以致纷乱,这是势所必然。

冬,蔡侯肸去世。

鲁僖公十五年春,周王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

张氏说:“僖公十年朝见齐国,今年又朝见,完全采用五年一朝的制度,等同于朝见天子的礼节了。”查考昭公三年传:“子太叔说:‘文公、襄公的时代,他们的政令不烦扰诸侯,规定三年聘问,五年朝见。’”这是特别对晋国人说的,所以称文公、襄公,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始于齐桓公。《左传》文公十五年传:“以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为古制”,是错误的。

。《周礼》诸侯邦交,惟曰「世相朝」也。

  楚人伐徐

徐人取舒之时,已即诸夏矣。至是十余年,而楚始伐之者,视齐桓之盛衰为进退也。

译《周礼》中关于诸侯邦交的记载,只说“世代互相朝见”。

楚国人攻打徐国,

徐国攻取舒国的时候,已经属于诸夏了。到了这时十几年,楚国才开始攻打它,这是根据齐桓公的兴盛或衰败来决定进退的。

三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诸侯之心不一,故盟之,盟之,而仍未能一心,故止于匡,而使其大夫往。书曰:“遂次”,见其不急于进救,而急于次舍,怯可知已。

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庐陵李氏曰:「书盟而后救者,牡丘;救而后盟者,马陵。一则督之于未然,一则戒之于已然也。」汪氏曰:「既防而及,非主鲁之辞。」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季氏曰:救徐而伐楚之与国,将谓攻其所必救,而厉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防也。按召陵之役,伐楚不书,救郑者,郑伯亦在防也。此伐厉不书,救徐者,救之失其道也。凡救之失其道,与不宜救而救者,皆不书。比事观之,自见。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防

次于匡者,已歴三时,莫肯亲临督战,则乌合之众,其能久而不解乎?楚方鸱张未巳,而八国之师已散,救人者固如是乎?故致以防而已。

  季姬归于鄫

鄫子来朝,之后复逾年而季姬始归公,终不能无嫌于鄫子也。

  己夘晦震夷伯之庙

震大臣之庙,亦所以儆人君不専为夷伯也。

  冬宋人伐曹

自齐称伯以来,宋无防不与,何其宻也!今曹方与盟,又从齐伐厉,宋即乗其疲而伐之,是挠齐也。桓方以继嗣托宋,而宋之所为如此,桓亦不之咎者,何也?桓自见年老,而子争立,又与楚不平,故不敢复绳诸侯以树怨。惟宋襄相与之宻窥见此情,遂肆行其意而无所忌也。

  楚人败徐于娄林

徐以即诸夏而被伐,恃诸夏之救而无功,必悔其失计,复即蛮夷以谢楚,故外之而举国号,所以病徐,亦以病齐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其曲在晋,故书晋及然。韩为晋地,兴兵自秦,亦可见矣。晋以背徳而被辱,秦以责报而搆怨,皆夫也。秦伯虽获晋侯,未几用隂饴甥之谋,礼而归之,故不书以归,恕秦伯也。书获,贱晋侯也。大国之君而获之,若匹夫然,可耻孰甚。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陨公作霣】

陨石者,地中燥火之气,挟尘土以升,为湿气所▯凝,而为石,激而下陨。故《汉志》石陨,皆有光耀雷声。《左氏》以为星,非也。星则终古无陨理矣。

  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退飞者,逆飞也。如人导迎之状,必有异气感之而然。左氏以为风,非也。虽遇疾风,必顺之而飞,未有退飞者。一物之失其常,君子不敢忽焉,必引为志气之所召,无不惕然而深省。岂得谓隂阳之事无与于人而不书?故谷梁氏曰:「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亢者,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内女之卒,且葬者,大抵皆贤而遇变者也。纪伯姬、纪叔姬以国亡,宋共姬以死于火也。其贤而不遇变者,则卒之而已,杞叔姬、鄫季姬是也。杞叔姬未尝见斥于杞,而退处自甘;鄫季姬必践昏姻之约,而不嫌失配,其贤可知也。不然,郯伯姬、齐子叔姬与杞叔姬一也,何以不卒而独卒杞叔姬?杞伯姬与鄫季姬一也,何以不卒而独卒鄫季姬乎?观此而益知季姬矣。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此为徐谋,惧淮夷之与楚合也。楚犹逺徐,而淮夷最近。娄林既败,淮夷乗间而启其疆,徐必受困。故防于淮而观兵以威之。淮夷既不敢动,徐乃可以报楚。观于伐英、灭项,知此役之为徐谋也。谋鄫,其余事耳。故城之而不果城。十三年,与此年齐以戎难徴诸侯而戍周。不书,以其不能伐戎而徒以戍周塞责也。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夏,灭项。

楚之伐徐,必有近徐小国为之效力。伐英,灭项,亦聊以报楚也。灭项,公谷以为齐灭之,是也。不书齐,蒙上文如书寔来之类也。齐自灭谭、灭遂而后不复书灭,至此复书,是知伯者之假仁也。徐复称人,以其复即诸夏也。左氏以为灭项者,鲁此时公方在淮

译三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

诸侯们的心思不统一,所以让他们结盟;结盟后仍然未能同心,所以只驻扎在匡地,而派遣他们的大夫前往。《春秋》记载说:“随后驻扎”,表明他们不急于进军救援,而急于安营扎寨,其怯懦之心可见一斑。

公孙敖率领军队,会同诸侯的大夫去救援徐国。

庐陵李氏说:“先记载结盟而后记载救援的,是牡丘;先记载救援而后记载结盟的,是马陵。前者是在祸患未发生前督促,后者是在祸患已发生后警戒。”汪氏说:“既然说‘防’又说‘及’,这不是以鲁国为主君的措辞。”

夏季五月,发生日食。秋季七月,齐国军队、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季氏说:“救援徐国却攻打楚国的盟国,本想攻击楚国必定救援的地方,但厉国并非楚国急于救援之地,这是不得已的下策。回想召陵之战,攻打楚国不记载,救援郑国,是因为郑伯也在防地。这次攻打厉国不记载,救援徐国,是因为救援不得当。凡是救援不得当,以及不该救援而救援的,都不记载。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自然就能明白。”

八月,发生蝗灾。九月,鲁公从防地回国。

驻扎在匡地,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没有人肯亲自临阵督战,那么乌合之众,怎么能长久而不解散呢?楚国正像鸱鸟一样嚣张不止,而八国的军队已经散去,救人的人竟然如此吗?所以只记载鲁公从防地回来罢了。

季姬嫁到鄫国。

鄫子来朝见,之后又过了一年季姬才正式归宗,终究不能不让鄫子产生嫌疑。

己夘日黄昏,雷震夷伯的庙宇。

雷震大臣的庙宇,也是用来警戒君主不要专断,因为夷伯并非专断之人。

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

自从齐国称霸以来,宋国没有哪次盟会不参加,关系多么密切!如今曹国刚刚结盟,又跟随齐国攻打厉国,宋国就趁其疲惫而攻打它,这是扰乱齐国的行为。桓公正把继承大统的事托付给宋国,而宋国的所作所为如此,桓公却不责怪他,为什么呢?桓公自知年老,儿子们争夺立储,又与楚国不和,所以不敢再用严法约束诸侯来树立怨恨。只有宋襄公与桓公关系密切,窥探到这种情况,于是肆意行事而无所顾忌。

楚国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徐国因为依附中原各国而被攻打,依靠中原各国的救援却没有成效,必定后悔失策,重新依附蛮夷来向楚国谢罪,所以《春秋》将其排除在外而举其国号,以此来惩诫徐国,也是以此来惩诫齐桓公。

十一年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

理亏在晋国,所以记载为晋侯与秦伯交战。韩地是晋国的土地,兴兵自秦发起,也可以看出来。晋国因为背弃道义而受辱,秦国因为要求报答而结怨,都是错误的。秦伯虽然俘获了晋侯,不久采用阴饴甥的计谋,以礼相待将其送回,所以不记载“以归”,是宽恕秦伯。记载“获”,是贬低晋侯。大国之君被俘,如同平民百姓一样,耻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陨”字公羊作“霣”】。

陨石,是地中燥热之气,裹挟尘土上升,被湿气凝结而成石头,激荡而下落。所以《汉书·五行志》记载陨石坠落,都有光芒和雷声。《左传》认为是星星,是不对的。如果是星星,那么自古以来就没有陨落的道理了。

这个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

退飞,就是逆风飞。像人引导迎接的样子,必定有异常之气感召而如此。《左传》认为是风,是不对的。即使遇到疾风,必定顺风而飞,没有逆风飞的。一种事物失去常态,君子不敢忽视,必定引为志气所感召,无不警惕而深刻反省。怎么能说阴阳之事与人无关而不记载呢?所以谷梁氏说:“如果不设立五石六鹢的辞令,那么王道就不能彰显。”亢,就是彰显。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国内女子去世,并且记载葬礼的,大抵都是贤德而遭遇变故的人。纪伯姬、纪叔姬因为国家灭亡,宋共姬因为死于火灾。那些贤德而没有遭遇变故的,就只记载去世,杞叔姬、鄫季姬就是这样。杞叔姬未曾被杞国排斥,而退居自甘;鄫季姬必定履行婚约,而不嫌弃失配,其贤德可知。不然的话,郯伯姬、齐子叔姬与杞叔姬一样,为什么不记载去世而独独记载杞叔姬?杞伯姬与鄫季姬一样,为什么不记载去世而独独记载鄫季姬?观察这些,更加了解季姬了。

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冬季十二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盟。

这是为徐国谋划,害怕淮夷与楚国联合。楚国距离徐国还远,而淮夷最近。娄林战败后,淮夷趁机扩张疆土,徐国必定受困。所以在淮地会盟并展示兵力来威慑他们。淮夷既不敢行动,徐国才可以报复楚国。从攻打英氏、灭掉项国,可知这次战役是为徐国谋划。谋划鄫国,只是附带的事罢了。所以筑城而没有完成。十三年,与这一年齐国以戎狄的祸难征召诸侯而戍守周王室。不记载,是因为他们不能讨伐戎狄而只是以戍守周王室来搪塞责任。

十七年春季,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夏季,灭掉项国。

楚国攻打徐国,必定有近徐的小国为其效力。攻打英氏,灭掉项国,也是姑且用来报复楚国。灭掉项国,《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齐国灭掉的,是对的。不记载齐国,是承袭上文如同记载“寔来”之类的写法。齐国自从灭掉谭国、遂国之后就不再记载灭国,到这里又记载,是知道霸主假借仁义。徐国再次称“人”,是因为它重新依附中原各国。《左传》认为灭掉项国的是鲁国,此时鲁公正在淮地。

,季友又卒,未闻専政之臣,谁得为此?史记黥布传注曰:「英后改为蓼,蓼在今霍丘县,距河南项城止三四百里。师自英而至项,其势固甚便也。」

译季友又去世了,没听说有专权执政的大臣,谁能做这件事呢?《史记·黥布传》的注解说:“英后改为蓼,蓼在今天的霍丘县,距离河南项城只有三四百里。军队从英地出发到达项城,其形势本来就很便利。”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

余氏曰:「夫人以其父久劳于外,事归途又经鲁地,故出而劳之。」此说颇近人情,要未免于越礼,故《春秋》书之。

九月,公至自防。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齐桓之功,圣人随事而节取之,非纯与之也。故鲁桓有罪而王之锡命书,齐桓有功而王之锡命不书,为其嫌于义也。嫌于义而书,之后世诸侯且以齐桓为极则,故不书也。王命不书,则亦同于诸侯而书卒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宋公下公羊有防字】夏师救齐。

桓始属公子昭于宋,后复许立无亏矣。虽由于雍巫而立长为义,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故《春秋》于宋不书纳昭,不与其纳昭也;于鲁书救,与其救无亏也。然无亏之杀不书,以辅之非其人也。毋论立君之事,非寺人所得与。而寺人貂即盟贯之后,漏师于多鱼者,其立无亏也,岂以为义而立之?志在乱齐而已。无亏因之以立,宜其见杀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狄救齐,郝氏曰:“救焚者不赍藁,解鬬者不控弮。操戈入室,非所以拯孤也。”故宋襄之托人孤、龁人孤者也。非我族类,犹相救恤,此所谓不如诸夏之亡也。

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冬,邢人、狄人伐卫。

狄亦称人,非侪狄于邢,乃侪邢于狄也。谷梁氏谓伐卫以救齐,故进之而称人。夫救齐,不伐宋而伐卫乎?自城楚丘而后,狄不得逞志于卫久矣。今齐桓既没,狄方图一逞,而卫又与之以隙,所以狡焉肆志,岂真为救齐哉?书“狄救齐”,所以恶宋也;书“邢人、狄人伐卫”,所以恶邢也。卫非首恶,而邢党仇讐之异类,伐同患之兄弟,故恶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孙氏发微曰:「滕子书名遂失国也。说者以为罪其不与齐桓之防。夫诸侯防盟,非盛事也。春秋之与齐桓,惟首止、葵丘及洮而已。然滕之弱小,不足为王事轻重。齐桓不责其不防,而谓夫子责之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欲图伯,大国莫有从者,惟曹、邾以力不胜而从之,故宋书爵,以着宋之自尊;曹、邾书人,以着曹、邾之自卑也。与北杏畧同。

  鄫子防盟于邾

曹与宋接壤,宋在曹西,而邾距曹东三百余里。宋公既盟于曹南,邾非其归路,鄫子何由得遇于邾?公羊以为后防,非也。鄫近于邾,邾见鄫子之昏弱而欲图之,故诈与为防耳。曹即今山东曹州,邾在邹县,鄫在峄县。

  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宋以滕子不防而执之,则鄫子之不防亦宋之所怒也。邾欲图鄫,而惧宋之议其后,今因宋怒,乃请于宋而为此虐谋。当时以为宋实使之,春秋推见其情,归罪于邾而已。用者,公谷皆云叩其鼻以衈社也。葢以人代牲,而取其血以祭。杜氏谓杀之非也。

  秋宋人围曹

宋之不能服曹,必以鄫子之故,不自省而责人,春秋罪之。

  卫人伐邢

邢、卫皆亡于狄。邢之党,狄伐卫,诚有罪矣。卫亦舍狄而仇邢,其罪之去邢,一间耳。

冬,公防陈人、蔡人、楚人、鄫人盟于齐【左谷无公】

宋欲图伯,而诸侯弗与也。乃以不忘桓徳而为此盟。然桓之时,楚未列于同盟,而同盟自此始矣。楚未能革其王号,宜在所攘,而反倚之以抗宋,是招豺狼以御狐狸也。自陈请之,故首陈而人诸侯。人诸侯,即所以人公也。蜀之盟,十一国之大夫皆人之而不讳公,此独何讳乎?当从公羊作「公防」为是。

  梁亡

凡诸侯之亡,莫非自取。然人心不至溃散,犹假师武臣力以取之,则不以自亡为文。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夏,郜子来朝。

公羊以为失地之君,葢据桓二年郜大鼎之文,或者春秋之前宋取郜地而迁其国欤?夹漈郑氏曰:「郜有南,郜有北,郜今单州有二郜城。」

  五月乙巳西宫灾

公羊氏以为,小寝是也。家氏曰:人君之过,在朝路临莅之时者少,在深宫燕处之际者多。天之示谴,岂徒然哉?

  郑人入滑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齐之志在救邢,狄

译秋天,夫人姜氏在卞地慰劳齐侯。

余氏说:“夫人因为她的父亲长期在外奔波劳苦,而且归途又经过鲁国境内,所以出来慰劳他。”这种说法很合乎人情,但终究难免于逾越礼制,所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

九月,鲁桓公从防地回国。冬天,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对于齐桓公的功绩,圣人根据具体事情有所节制地采纳,并非完全肯定他。所以鲁桓公有罪而周王的赐命被记载,齐桓公有功而周王的赐命不被记载,是因为这有悖于道义。如果因为违背道义而记载,那么后世的诸侯就会以齐桓公为最高准则,所以不记载。周王的赐命不记载,那么齐桓公也就和诸侯一样被记载去世。

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宋公之下,《公羊传》有“防”字】。夏天,军队救援齐国。

齐桓公起初把公子昭托付给宋国,后来却又答应立无亏为君。虽然是因为雍巫的缘故而立长君符合道义,但君子不因人的过错而废弃他的正确言论。所以《春秋》对宋国不记载“纳昭”,不肯定宋国接纳公子昭;对鲁国记载“救”,肯定鲁国救援无亏。然而无亏被杀没有被记载,因为辅佐他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无论立君之事,都不是宦官所能参与的。而宦官貂就是在贯地结盟之后,在多鱼泄露军情的人,他立无亏,难道是出于道义而立他吗?他的志向在于扰乱齐国罢了。无亏因此得以即位,理应被杀。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狄人救援齐国,郝氏说:“救火的人不携带干草,解斗的人不拉开弓弦。拿着戈矛进入室内,不是用来拯救孤弱的方法。”所以宋襄公是侵害他人孤儿的人。不同族类的人,尚且相互救助,这就是所说的“不如中原各国灭亡”啊。

秋天,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冬天,邢人、狄人攻打卫国。

狄人也被称为“人”,不是把狄人等同于邢人,而是把邢人等同于狄人。《谷梁传》认为攻打卫国是为了救援齐国,所以提升称谓称“人”。救援齐国,不攻打宋国而攻打卫国吗?自从在楚丘筑城之后,狄人很久不能在卫国得逞了。现在齐桓公已经去世,狄人正图谋一逞,而卫国又给他们可乘之机,所以狄人肆意妄为,难道真的是为了救援齐国吗?记载“狄人救援齐国”,是为了憎恶宋国;记载“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是为了憎恶邢国。卫国不是罪魁祸首,而邢国却勾结仇敌异类,攻打同患难的兄弟,所以憎恶它更深。

十九年春天,周王三月,宋国人逮捕了滕子婴齐。

孙氏《春秋发微》说:“滕子被称名,于是失去了国家。解说者认为这是谴责他不参加齐桓公的防地盟会。诸侯的防地盟会,并不是盛大的事情。《春秋》肯定齐桓公,只有首止、葵丘以及洮地而已。然而滕国弱小,不足以影响王事的轻重。齐桓公不责备他不参加防地盟会,而认为夫子责备他吗?”

夏天,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

宋国想要谋求霸权,大国没有跟随的,只有曹、邾因为力量不敌而跟随它,所以宋国记载爵位,以显示宋国的自尊;曹、邾记载“人”,以显示曹、邾的自卑。这与北杏的情况大致相同。

鄫子在邾地参加防地盟会。

曹国与宋国接壤,宋国在曹国西边,而邾国距离曹国东边三百多里。宋公已经在曹南结盟,邾国不是他的归途,鄫子怎么能在邾国相遇呢?《公羊传》认为是后来的防地盟会,这是不对的。鄫国靠近邾国,邾国看到鄫子昏庸软弱而想图谋他,所以假装与他结盟。曹国就是现在的山东曹州,邾国在邹县,鄫国在峄县。

己酉日,邾国人逮捕了鄫子并把他用于祭祀。

宋国因为滕子不参加防地盟会而逮捕他,那么鄫子不参加防地盟会也是宋国所愤怒的。邾国想图谋鄫国,但害怕宋国指责他的背后行为,现在趁着宋国愤怒,于是向宋国请求而实施这种暴虐的计谋。当时人们认为宋国实际上是主使者,《春秋》推究其情由,只归罪于邾国罢了。“用”,《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敲开他的鼻子以祭祀社神。大概是以人代替牲畜,而取他的血来祭祀。杜氏说杀了他,这是不对的。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

宋国不能使曹国臣服,必定是因为鄫子的缘故,不反省自己而责怪别人,《春秋》谴责他。

卫国人攻打邢国。

邢国、卫国都亡于狄人。邢国勾结狄人攻打卫国,确实有罪。卫国也舍弃狄人而仇视邢国,他的罪行与邢国相比,只有一步之差。

冬天,鲁桓公与陈人、蔡人、楚人、鄫人在齐地结盟【《左传》《谷梁传》无“公”字】。

宋国想要谋求霸权,而诸侯不赞同他。于是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而举行这次盟会。然而齐桓公的时候,楚国还没有列入同盟,而同盟从此开始了。楚国未能改变其王号,理应被排斥,反而依靠它来对抗宋国,这是招引豺狼来抵御狐狸。因为陈国请求,所以把陈国列在首位而称诸侯为“人”。称诸侯为“人”,也就是称鲁桓公为“人”。蜀地的盟会,十一个国家的卿大夫都称“人”而不避讳“公”,这里为什么避讳呢?应当遵从《公羊传》作“公防”才是对的。

梁国灭亡。

凡是诸侯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自取灭亡的。然而人心不至于溃散,还借助军队武臣的力量来夺取,那么就不以自亡为文辞。

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夏天,郜子来朝见。

《公羊传》认为是失去土地的君主,大概是根据桓二年郜大鼎的记载,或许在《春秋》之前宋国夺取了郜地而迁移了它的国都呢?夹漈郑氏说:“郜有南,郜有北,郜现在单州有两个郜城。”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公羊传》认为,这是小寝。家氏说:君主的过错,在朝廷临朝听政的时候少,在深宫宴居的时候多。上天显示谴责,难道是徒然的吗?

郑国人侵入滑国。秋天,齐国人、狄人在邢国结盟。

齐国的志向在于救援邢国,狄人

之志在伐卫,特假救邢以为名耳。齐不悟而与之盟,故不殊其称,以累齐也。

译他的志向在于讨伐卫国,只是借救援邢国作为名义罢了。齐国没有醒悟而与他结盟,所以史官不区别对待他们的称谓,以此来连累齐国。

冬楚人伐随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齐孝公为宋所纳而前者,楚盟诸侯于齐,故宋因齐而求诸侯于楚也。求肉于虎,安得不遭其噬哉?春秋序而人之与楚不殊,所以着其自贱也。

  夏大旱

公羊氏谓雩不得雨曰旱,是也。故书雩者不书旱,雩有效也;书旱者不书雩,雩无益也。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谷作雩】

楚始书爵而列于五国之上,明五国之尊楚也。首宋公不与其尊楚也,且若宋公之自执者然。犹书虞师、晋师灭下阳,言其自取之也。齐之攘楚,宋与有力。楚方伺间于宋,宋一防而虐二国之君,楚固知诸侯怨之,其间可乗也。乃反求诸侯于楚,宜其堕楚之术中耳。《易》曰:“自我致防,又谁咎也?”宋公之谓矣。

  冬公伐邾

传称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使果有此,则公之伐之而复其国,不可谓非义也。须句不应书取,刘氏、李氏皆以为无此事,黄氏则以为为鄫子,故闻宋难而伐之。

楚人使宜申来献防。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献防不书,宋盟薄不书,楚皆蒙前文,非讳也。执未有书释者,而此书释,其辞若虏囚者然,所以甚宋公之耻也,亦所以甚中国之耻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公作朐】

传称取须句而反其君,与昭十九年宋伐邾取虫而归鄅俘事,正相类。然彼不书“取”,此则书“取”。胡氏于彼则曰:“善善长,恶恶短”,于此则曰:“不请于王,以乱易乱”,何自为矛盾若此?意邾之灭须句,葢春秋以前事故,不见于经。其苖裔在鲁,鲁以鄫故伐邾,成风因以须句属公,公遂伐取之,而复其子孙,使守其地,以为已大夫,非复以为君也。春秋所由书“取”耳。尝攷鲁邾相去百里而近,须句在今汶上西,距鲁邾皆将二百里,鲁方卑邾,何为越近都而伐其逺邑?左氏之说,必非无因也。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郑之从楚伐之,可也。必反诸身,无媿而后伐之,可也。宋尝有求于楚矣,又何以责郑乎?盂之防,许亦与焉。又从宋伐郑者,许与郑为世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邾来伐,不书而战,书内及其屈在鲁,可知葢须句之灭,已为久逺之事,鲁之取之,利之而已。即鄫子之辱,不可不问,然师以义出,以利归,何恠乎邾人之不服矣?若云轻用师徒,害及两国,则邾鲁同之,何独罪鲁?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宋襄初则狭小齐桓,欲以威力折服天下,及试之而不效,反取辱焉,乃复假仁义以行之,又不得其假之之术,至于师败身伤而死,为天下笑。公羊氏以为文王之师,亦不过此,何其谬也?谷梁之说颇得之,其言曰:「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由此论之,宋襄之不仁,不必数其他罪而责之,如胡氏所云也。即此以少击众,又不扼之于险,是以其卒予敌矣。诚不忍于敌人,何独忍于国人乎?以此诘宋襄,宋襄亦不能自解也。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谷作闵】

宋公实纳齐侯,而齐侯以怨报徳,此亦有所不得已也。楚之啣齐甚于宋,宋公既败,势且及齐。齐之余威,既不足以御楚,则感宋之心,不胜其畏楚之心,故以不与盟齐为名,伐宋而围其邑,以示絶宋而从楚也。亦无防之甚矣。凡书围,皆讥有,无讥者比事自见。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张氏曰:「时僖公已有志于附楚,不防宋公之葬,故史无书。」

  秋楚人伐陈

陈必伐顿,故楚伐之,城顿而还。若讨其贰于宋,则伐郑之役,陈不从宋,而许从。败宋之后,陈不朝楚,而许亦不朝楚。所伐者宜在许,而不在陈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传》以为书“子杞夷也”,是时宋、楚争伯,杞处其间,不能自立,葢迁于夷矣。故襄二十九年,晋女叔侯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时王贬之,殆以此耳。”杞桓公之来朝

译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二十有一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齐孝公是被宋国拥立入国的,此前楚国曾在齐国与诸侯结盟,所以宋国便借着齐国的关系向楚国请求诸侯的支持。向老虎求肉,怎能不遭到它的吞噬呢?《春秋》将宋国与楚国并列,不加区别,是为了彰显宋国自轻自贱。

夏天,发生大旱。

公羊氏说,求雨却没有下雨叫做旱,这是对的。所以记载了求雨就不记载旱,因为求雨有效;记载了旱就不记载求雨,因为求雨无益。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楚子拘捕了宋公并攻打宋国【盂,公羊作霍,谷梁作雩】。

楚国开始被记载爵位并排列在五国之上,表明五国尊崇楚国。把宋公列在首位,是不让他参与尊崇楚国,而且好像宋公是自己被拘捕的一样。这就如同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说是他们自取灭亡。齐国排斥楚国,宋国也出了力。楚国正伺机对宋国下手,宋国一次会盟就虐待了两个国家的君主,楚国本来就知道诸侯怨恨宋国,这是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宋国反而向楚国请求诸侯的支持,难怪会落入楚国的圈套。《易经》说:“自己招致祸患,又能怪谁呢?”说的就是宋公。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

《左传》说邾国人灭掉了须句国,须句国的国君来投奔鲁国。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么鲁公攻打邾国并恢复须句国,不能说是不义。须句国不应该被记载为被夺取,刘氏、李氏都认为没有这件事,黄氏则认为须句国是鄫国,所以听说宋国有难就攻打它。

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了宋公。

献捷不记载,宋国在薄地结盟不记载,楚国都承袭前文,不是避讳。拘捕没有记载释放的,这里却记载了释放,其措辞如同对待俘虏囚犯一样,这是为了极度羞辱宋公,也是为了极度羞辱中原各国的耻辱。

二十有二年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公,一作朐】。

《左传》说夺取须句并送回其国君,与昭公十九年宋国攻打邾国夺取虫邑并归还鄅国俘虏的事,正好类似。然而那里不记载“取”,这里却记载“取”。胡氏对于那里说:“褒扬善行要长久,贬斥恶行要短暂”,对于这里却说:“不向周王请示,以混乱代替混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呢?大概邾国灭掉须句,是春秋以前的事,没有记载在经文中。须句国的后裔在鲁国,鲁国因为鄫国的缘故攻打邾国,成风便将须句归属给鲁公,鲁公于是攻打夺取它,并恢复其子孙的地位,让他们守护那片土地,作为自己的大夫,不再让他们做国君。这就是《春秋》记载“取”的原因。曾经考证鲁国和邾国相距百里以内,须句在今天汶上以西,距离鲁国和邾国都将近二百里,鲁国正轻视邾国,为什么要越过近都去攻打它的远邑?左氏的说法,必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

郑国跟随楚国攻打它,是可以的。必须反省自身,没有愧疚然后攻打它,也是可以的。宋国曾经向楚国有所求,又凭什么责备郑国呢?盂地的会盟,许国也参与了。又跟随宋国攻打郑国,是因为许国和郑国是世仇。

秋天八月丁未日,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邾国来攻打,不记载而记载交战,表明屈辱在鲁国,可以看出大概须句的灭亡,已经是久远的事,鲁国夺取它,只是为了利益。即使鄫国国君受辱,不可不问,然而军队以义出发,以利而归,邾人不顺服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说轻率动用军队,害及两国,那么邾国和鲁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怪罪鲁国?

冬天,十有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起初轻视齐桓公,想用威力折服天下,等到尝试却没有效果,反而遭受耻辱,于是又假借仁义来行事,又不懂得假借的方法,以至于军队战败、自身受伤而死,被天下人嘲笑。公羊氏认为这是文王的军队,也不过如此,多么荒谬啊?谷梁氏的说法颇为得当,他说:“兵力加倍就进攻,兵力相当就交战,兵力少就防守,道义所重视的,是审时度势。”由此看来,宋襄公的不仁,不必列举其他罪责来责备他,像胡氏所说的那样。就这一点以少击众,又不扼守险要,因此最终把军队送给敌人。如果真的不忍心对待敌人,为什么唯独忍心对待本国百姓呢?用这个质问宋襄公,宋襄公也不能自我辩解。

二十有三年春天,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邑【谷梁作闵】。

宋公实际上拥立了齐侯,而齐侯以怨报德,这也是有所不得已。楚国怨恨齐国甚于宋国,宋公战败后,势头将波及齐国。齐国的余威,已经不足以抵御楚国,那么感激宋国的心,敌不过畏惧楚国的心,所以以不结盟齐国为名,攻打宋国并包围其城邑,以示断绝与宋国的关系而顺从楚国。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凡是记载包围,都是讥讽有罪,没有讥讽的通过对比自见。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张氏说:“当时僖公已有依附楚国的志向,不防备宋公的葬礼,所以史书没有记载。”

秋天,楚国人攻打陈国。

陈国必定攻打顿国,所以楚国攻打它,修筑顿国的城墙后返回。如果说是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那么攻打郑国的战役,陈国不跟随宋国,而许国跟随。打败宋国之后,陈国不朝见楚国,而许国也不朝见楚国。应该攻打的是许国,而不是陈国了。

冬天十有一月,杞子去世。

《左传》认为记载“子”是因为杞国是夷狄,当时宋、楚争夺霸权,杞国处于其间,不能自立,大概已经迁到夷地了。所以襄公二十九年,晋国女叔侯说:“杞国是夏朝的后裔,却接近东夷,当时的周王贬低它,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杞桓公来朝见

于僖二十七年,称“子”;于文十二年,则称“伯”。杞文公之防盟于襄二十四年,尚称“伯”;二十九年,即称“子”;至昭六年,卒复称“伯”。《左氏》又以为杞用夷礼,故曰“子”,岂一人之身,忽夷忽夏乎?大抵杞为先代之后,天子所以备三恪者,故其降而再复;其他则一降而不复也。若杞之侯爵,亦终不复矣。

译在僖公二十七年,称杞君为“子”;在文公十二年,则称杞君为“伯”。杞文公在襄公二十四年防地会盟时,尚且称“伯”;到了二十九年,就称“子”;直到昭公六年,又恢复称“伯”。《左传》又认为杞国使用夷狄礼仪,所以称“子”,难道同一个人的身份,会忽然变成夷狄,忽然又变成华夏吗?大概因为杞国是先代圣王的后裔,是天子用来完备三恪制度的,所以它的爵位降低后又再次恢复;其他诸侯国则是一旦降低就不再恢复。至于杞国的侯爵地位,最终也没有再恢复。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郑。

西亭辨疑曰:郑在王畿,王所倚毗。頺叔桃子将叛王,故先伐郑,葢为叔带谋也。使伐郑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郑,伐郑而依郑,无是理也。此说良是,然天王不书出,此独书出,王必有过焉。左氏之说又未可废。愚谓搆郑于王,为王召狄者,皆頺叔桃子之奸谋。至奉叔带而以狄师攻王,王始悟而复亲郑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礼,天子不言出。此独书出者,王者内中国而外异域。今以狄伐郑,是内狄而外郑也。既外之,而又居之,则书“出居”固也。即曰谋出于頺叔桃子,而用之者王也。故尹氏之乱则书之,頺叔桃子之乱则不书。王猛入,敬王入,皆书之。襄王入则不书。

  晋侯夷吾卒

传称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则晋侯乃王所命也。不书立,亦不书薨者,赂秦以求之。其立不以正,而迁戎于伊洛以逼周,又不臣之,尤也。迁戎不书,疑逸文。▯说恵公卒在去年九月者误。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曲礼诸侯灭同姓名,三▯皆宗之。”说者以楚之灭夔,齐之灭莱,皆不名为疑,不知所云同姓者,谓天子之同姓也。故卫侯燬灭邢,则名;楚子防杀蔡侯而灭蔡,则名。若晋灭下阳,不书灭虢,则不名;晋执虞公,秦人入滑,宋公入曹,皆不书灭,则亦不名。其事各有本末,虽为天子同姓,不得与此同也。灭天子同姓而书名,亦周道尚亲之典,则然。

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卒。宋荡伯姬来逆妇。宋杀其大夫。

  不名史佚之也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葬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

赵氏曰:「莒自九年获拏之后,未尝通鲁,故卫为之防以平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卫寗速盟于向【速,公作遬】

临川吴氏曰:「洮之盟,莒子不亲,故复为此防也。」

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酅,公谷作嶲】

齐侯自以为桓公之后,欲以盟主自居,故恶洮向之盟而来讨。书人书侵,讥其无名也。又书师,讥其用众也。赵氏曰:防至,不知追而弗及,言内之无儆戒也。与济西之书追异矣。

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鲁、卫协力,亦足以御齐矣。乞师于楚,何自卑也?郝氏曰:毁藩篱而纳外防,终春秋之世,齐鲁不睦,坐受晋制,由失防于此耳。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夔子不名,原其平日之无过也。即楚之所让夔者,惟是祝融与鬻熊之不祀,则其无他过之可指明矣。而祝融、鬻熊之不祀,又不可以罪之,则非意之横加固不足以为辱也。

  冬楚人伐宋围缗

临川吴氏曰:「前年,宋忘父讐,与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晋,可谓速于徙义者矣。楚伐之,而围其邑,书以着蛮荆之横也。」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

临川吴氏曰:「借援蛮夷,辱国莫大焉。将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适以甚其耻也。」按:居谷者,为桓公子雍;戍谷者,楚申公叔侯。而《春秋》书「公取」,以是为公志也。事之不可讳者,圣人未尝为鲁讳,如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其先君既贬于王,继之者未有王命,则仍以先君之爵为其爵也。伐齐取谷之后,欲乗胜以图杞,故杞惧而来朝。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春秋时小国之朝聘于大国,皆以其爵之尊卑为贡赋之多寡。郑子产之争承,可见杞昔为侯,今为子,其庭实必减于昔,故鲁人以为不共而讨之。桓二年,杞以侯礼朝,则以其体之敌也,谓之不敬;今以子礼朝,又以其物之薄也,谓之不共。总之,意在陵杞,不患无名矣。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盂之防,书楚子,着蛮夷防盟,列于诸侯之始也。一书而后还,其故称书人而已。人楚子而爵四国之君,以见皇皇诸夏,爵命显荣,而甘为蛮夷役,亦可丑矣。春秋之于诸侯,有因其自尊而尊之,因其自卑而卑

译二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狄人攻打郑国。

西亭辨疑说:郑国在王畿之内,是周王所倚仗的。颓叔和桃子将要背叛周王,所以先攻打郑国,大概是为叔带谋划。如果攻打郑国真是周王的意图,那么这一年周王出居郑国,攻打郑国却又依附郑国,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说法很对,然而周天王不记载“出”,这里却独独记载“出”,周王必定有过错。左氏的说法又不可废弃。我认为构陷郑国于周王,为周王召来狄人的,都是颓叔和桃子的奸谋。等到拥立叔带而用狄军攻打周王,周王才开始醒悟而重新亲近郑国。

秋天七月。冬天,周天王出居郑国。

礼制规定,天子不说“出”。这里独独记载“出”,是因为王者内重中原而外轻异域。现在因为狄人攻打郑国,这是内重狄人而外轻郑国。既然外轻郑国,却又居住在郑国,那么记载“出居”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说计谋出于颓叔和桃子,但采纳计谋的是周王。所以尹氏作乱就记载,颓叔和桃子作乱就不记载。王猛入朝,敬王入朝,都记载。襄王入朝就不记载。

晋侯夷吾去世。

传文称周天王派召武公、内史过赐予晋侯命,那么晋侯是周王所任命的。不记载“立”,也不记载“薨”,是因为他用贿赂秦国来求得君位。他的即位不合正道,而且迁移戎人到伊洛地区以逼迫周室,又不臣服,尤其恶劣。迁移戎人不记载,怀疑是脱漏的文字。〇说惠公死在去年九月是错误的。

二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

《曲礼》说诸侯灭掉同姓国家,都要宗奉它。”解说的人以楚国灭掉夔国,齐国灭掉莱国,都不称名为疑,不知道所说的同姓,是指天子的同姓。所以卫侯燬灭掉邢国,就称名;楚子芈熊杀蔡侯而灭掉蔡国,就称名。如果晋国灭掉下阳,不记载灭掉虢国,就不称名;晋国拘捕虞公,秦人进入滑国,宋公进入曹国,都不记载灭掉,也就不称名。这些事各有始末,即使是天子同姓,也不能与此相同。灭掉天子同姓而称名,也是周道崇尚亲族的典制,就是这样。

夏天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宋荡伯姬来迎娶儿媳。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

不称史佚的名。

秋天,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安葬卫文公。

冬天,十二月,癸亥日,鲁公在洮地防备莒庆与卫子结盟。

赵氏说:“莒自从九年俘获拏之后,未曾与鲁国通好,所以卫国为之防备以平定它。”

二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己未日,鲁公在相地防备莒子、卫寗速结盟【速,公羊作遬】

临川吴氏说:“洮地的盟会,莒子不亲自参加,所以又进行这次防备。”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酅,公羊、谷梁作嶲】

齐侯自认为是桓公的后代,想以盟主自居,所以厌恶洮、向两地的盟会而来讨伐。记载“人”和“侵”,是讥讽他师出无名。又记载“师”,是讥讽他动用军队。赵氏说:防备到了,不知道追击而没有追上,是说国内没有警戒。这与济西记载追击不同。

夏天,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鲁、卫协力,也足以抵御齐国了。向楚国请求出兵,为何如此自卑?郝氏说:毁坏藩篱而接纳外敌,终春秋之世,齐鲁不和睦,坐受晋国控制,是由于在这里失去了防备。

秋天,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

夔子不称名,推究他平日没有过错。即使楚国所责备夔国的,只是祝融和鬻熊不祭祀,那么就没有其他过错可以指明了。而祝融、鬻熊不祭祀,又不可以定罪,那么不是意气用事横加侮辱就不足以羞辱他。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临川吴氏说:“前年,宋国忘记杀父之仇,与楚国讲和而去朝见它,现在转而依附晋国,可以说是迅速改过向善了。楚国攻打它,而包围它的城邑,记载此事以彰显蛮荆的蛮横。”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公从伐齐回来。

临川吴氏说:“借援蛮夷,辱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本想洗刷西鄙、北鄙的耻辱,却反而使耻辱更甚。”按:居住在谷地的,是桓公子雍;戍守谷地的,是楚申公叔侯。而《春秋》记载“公取”,认为这是鲁公的意志。事情不可隐瞒的,圣人未曾为鲁国隐瞒,就是这样。

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见。

他的先君既已被周王贬黜,继任者没有周王的任命,那么就仍用先君的爵位作为他的爵位。伐齐取谷之后,想要乘胜图谋杞国,所以杞国害怕而来朝见。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春秋时小国朝聘大国,都以其爵位的尊卑决定贡赋的多寡。郑子产争论继承,可以看出杞国过去是侯爵,现在是子爵,其庭实必定比过去减少,所以鲁国人认为不恭敬而讨伐它。桓公二年,杞国以侯礼朝见,是因为其地位相当,称为不敬;现在以子礼朝见,又因为其物品微薄,称为不共。总之,意在欺凌杞国,不担心没有名目了。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盂地的盟会,记载楚子,彰显蛮夷盟会,列于诸侯之始。一次记载而后还,其原因称记载人而已。人称楚子而爵称四国之君,以显示皇皇诸夏,爵命显荣,而甘愿为蛮夷役使,也可丑了。春秋对于诸侯,有因其自尊而尊之,因其自卑而卑之

之者,北杏、曹南之防是也。此世变之小者也。有因其自尊而卑之,因其自卑而尊之者,围宋之役是也。此世变之大者也。

译所谓“之者”,北杏之战和曹南的防御战就是例子。这是世间变化中较小的情况。有因为对方自高自大而使其谦卑,因为对方自轻自贱而使其尊贵的情况,围攻宋国的战役就是例子。这是世间变化中较大的情况。

十有一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围宋而盟于宋,宋服而为城下之盟也。然诸侯之师未解,及闻晋之侵曹伐卫,以救宋为名,于是分兵以救卫,而在宋者仍不去宋,故宋人两次告急也。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既为城下之盟,宋围葢已解矣。晋之侵曹,伐卫,志在复怨,而救宋其名也,故不书救宋。使其志在救宋,何不伐其从楚而围宋者,乃反伐其不与围者乎?再书晋侯,讥多事也。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公惧晋而杀买,又惧楚而诬以不卒戍。春秋即因其诬而书之,此春秋之善断也。买为楚而戍卫,不卒戍而刺之,是残骨月以悦蛮夷,即此已见其恶,不必更辨其诬也。

  楚人救卫

楚已盟宋、卫,又请盟于晋,而伐卫之师不止。卫非有不可赦之罪也,故以救卫予楚,所以甚晋也。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此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故书爵以着其无王。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当是时,楚之暴横已甚,天下诸侯从之者已强半矣,非复召陵之时。可以不战屈之者,不大创之,则王室之忧将在旦夕矣。然晋文诚为王室讨,何不正辞以责之,使去王号而▯周?索如晋定公之责夫差者不可,而后战,岂非卓然仗义之师哉?乃逞其诈力,至于颠连诸侯,虽一战胜楚,终不足以服之。而机械一开,搆鬬弥甚。春秋详书其事,功罪不掩。比于召陵,其攘楚之功同,其専兵之罪同。然齐桓存三亡国以属诸侯,独有抚绥中夏之意。晋文之执曹伯畀宋人,惟以取威定伯而已。故桓文之事,虽并録于春秋,而谲正之分,自可见也。

  楚杀其大夫得臣

败军之将,书杀而不去其官,非特恶専杀也,恶其锐志于猾夏而必于杀以立事也。楚日以猾夏为事,法严而令行,得臣以功为令尹,一败而即诛之,其志不兼中原不已,是春秋所甚恶也。郝氏曰:「礼,谋人军师败则死。」之城濮败而杀子玉,泜水退而杀子上,鄢陵战而杀子反,属国叛而杀子辛,是乃楚之所以振耳。说者以杀子玉为晋再胜而楚再败,非也。

  卫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晋之攘楚,不献俘于京师,而坐致天子,其去楚之悖骜,亦一间耳。春秋黜楚而不黜晋者,晋以尊王为名也。其名未亡,其实可复,此亦圣人爱礼之意。

  陈侯如防 公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地,曰王所常辞也。觐礼云:「伯父女顺命于王所,是已。」以言所为非其所者,非也。百年以来未见之旷典,今特行之。即不得书王防之盛,亦犹方岳之遗礼也。圣人所为,观欣鼓舞,大书而特书之,岂暇忧其道途宫室之未修,供给调度之未备乎?然不书诸侯者,诸侯不旅见而离至也。晋文耻与诸侯班列,故不率之以见,使一时盛事,以草野塞责。圣人私为鲁幸而书,公朝深为晋文惜而不书诸侯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

卫侯书自楚复归,元咺亦书自晋复归。卫侯书出奔,元咺亦书出奔。虽其君臣交失,而《春秋》之法絶无尊卑之辨者,正以着晋侯之恶,是使然也。杀叔武不书,非卫侯杀之也。所以名卫侯者,卫侯不杀叔武,叔武由卫侯而死也。张氏曰:卫侯聴谗杀元咺之子角,又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所以死于前驱也。

陈侯欵卒。秋,杞伯姬来。公子遂如齐。

临川吴氏曰:「杞来朝而鲁伐之,故伯姬又来谢过而求平也。」张氏曰:「杞伯姬来,而入杞之怨释;公子遂如齐而取谷之憾解。中国贵于伯权之立如此。」

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

温即河阳,葢畿内之地,襄王所以赐晋文者,为防于温,实自防而名为王防也。书其实,不予以名也。以王防之名歆王,而又以震主之威胁众。河阳之狩,实则召王而名为王狩也。书其名,不与以实也。书其实,不予以名

译十一月甲戌日,鲁公在宋国与诸侯会盟。

包围宋国并在宋国境内会盟,宋国屈服,这属于城下之盟。然而诸侯的军队并未撤去,等到听说晋国以救宋为名,入侵曹国、讨伐卫国,于是分兵去救卫国,而留在宋国的军队仍然不离开宋国,所以宋国人两次向鲁国告急。

鲁僖公二十八年春天,晋侯入侵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既然已经达成城下之盟,对宋国的包围大概已经解除了。晋国入侵曹国、讨伐卫国,其志向在于报复怨恨,而救宋只是名义,所以史书不记载“救宋”。如果其志向真的在于救宋,为什么不讨伐那些追随楚国而包围宋国的国家,反而去讨伐那些没有参与包围的国家呢?再次记载“晋侯”,是讥讽晋国多事。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鲁公畏惧晋国而杀害公子买,又畏惧楚国而诬陷他是因为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春秋》就顺着这种诬陷来记载,这是《春秋》善于断案的地方。公子买为了楚国而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被刺杀,这是残害骨肉来取悦蛮夷,仅此一点就已显示出他的恶行,不必再辩白那诬陷之词了。

楚国人救援卫国。

楚国已经与宋国、卫国结盟,又请求与晋国结盟,但讨伐卫国的军队不停止。卫国并没有不可赦免的罪过,所以将“救卫”的功劳归于楚国,以此来加重对晋国的谴责。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

这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已经显现了,所以记载爵位以彰显其无视天子。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国军队、宋国军队、秦国军队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当时,楚国的暴虐专横已经非常严重,天下诸侯跟随它的已经占大多数了,不再是召陵会盟时的情况。如果不给予重大打击,就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王室的忧患将在朝夕之间。然而晋文公如果真的为王室讨伐,为什么不先正言厉色地责备它,让它去掉王号而臣服于周?像晋定公责备夫差那样是不可以的,然后才开战,这难道不是卓然仗义的军队吗?却施展诈力,以至于颠连诸侯,虽然一战战胜楚国,终究不足以使其心服。而权谋一旦开启,构陷争斗更加严重。《春秋》详细记载此事,功过不掩盖。与召陵会盟相比,其抵御楚国的功劳相同,其专擅兵权的罪过也相同。然而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以统属诸侯,独有安抚中原的意思。晋文公抓获曹伯交给宋人,只是为了树立威信、确定霸业罢了。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虽然都记录在《春秋》中,但权诈与正道的区别,自然可以看出来。

楚国杀害其大夫得臣。

战败的将领,记载“杀”而不除去其官职,不仅厌恶专擅杀戮,更厌恶其锐志于侵扰中原而必定通过杀戮来立事。楚国日以侵扰中原为事,法令严明而执行有力,得臣凭借功劳担任令尹,一败就立即诛杀他,其志向不兼吞中原不止,这是《春秋》所非常厌恶的。郝氏说:“礼制规定,谋划军师战败则死。”城濮战败而杀子玉,泜水退兵而杀子上,鄢陵战败而杀子反,属国叛乱而杀子辛,这正是楚国之所以振作的原因。解说的人认为杀子玉是晋国再次胜利而楚国再次失败,这是不对的。

卫侯出逃到楚国。

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会盟。

晋国抵御楚国,不向京师献俘,却坐着招致天子,这与楚国的悖逆傲慢,也只有一步之遥。《春秋》贬斥楚国而不贬斥晋国,是因为晋国以尊奉天子为名。其名分未亡,其实质可以恢复,这也是圣人爱护礼制的用意。

陈侯来到会盟之地。鲁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

天子居住的地方,称为“王所”,这是常用的辞令。《觐礼》说:“伯父顺从王命于王所,就是这样。”认为“所”不是天子所在的地方,这是不对的。百年以来未见的大典,现在特别实行。即使不能记载天子巡狩的盛况,也如同四方岳牧的遗礼一样。圣人所做的,令人观之欣喜鼓舞,大书特书,哪里有空担心道路宫室没有修缮,供给调度没有完备呢?然而不记载诸侯,是因为诸侯没有集体朝见而是陆续到达。晋文公耻于与诸侯排列班列,所以不率领他们去朝见,使一时的盛事,以草野之礼塞责。圣人私下为鲁国庆幸而记载,鲁公朝见深为晋文公惋惜而不记载诸侯。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元咺出逃到晋国。

卫侯记载“自楚复归”,元咺也记载“自晋复归”。卫侯记载“出奔”,元咺也记载“出奔”。虽然君臣都失道,而《春秋》的法度绝无尊卑的区别,正是为了彰显晋侯的恶行,是晋侯使得他们这样。不记载杀叔武,不是因为卫侯杀的。所以称卫侯的名字,是因为卫侯不杀叔武,叔武却因卫侯而死。张氏说:卫侯听信谗言杀了元咺的儿子角,又怀疑叔武而提前回国,这就是叔武死于前驱的原因。

陈侯欵去世。秋天,杞伯姬来到鲁国。公子遂前往齐国。

临川吴氏说:“杞国来朝见而鲁国讨伐它,所以伯姬又来谢罪而求和。”张氏说:“杞伯姬来,而入杞的怨恨消除;公子遂前往齐国而取谷的遗憾化解。中国重视霸主权力的建立就是这样。”

冬天,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在温地会盟。

天王在河阳巡狩。壬申日,鲁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

温就是河阳,大概是王畿内的地方,是襄王赐给晋文公的,在温地会盟,实际上是从会盟而名为天子巡狩。记载其实质,不给予其名分。以天子巡狩的名义诱惑天子,又以震慑君主的威势威胁众人。河阳的巡狩,实际上是召见天子而名为天子巡狩。记载其名分,不给予其实质。记载其实质,不给予其名分。

,恶晋文之谲也。书其名,不予以实者,正天王之分也。大义未冺于天下,此亦世道剥复之机,圣人所为贵其名耳。合而观之,先书防温,而后书王狩,止书公朝而不书诸侯,则晋文之名尊王而实自尊,具可见矣。金坛王氏曰:河阳以其方言大天子之狩也。

译厌恶晋文公的诡诈。史书只记载他的名字,不给予他实际的尊位,是为了端正天子的名分。天下的大义并未泯灭,这也是世道衰败与复兴的关键时刻,圣人之所以重视名分的原因就在于此。综合来看,先记载“防温”之事,后记载“王狩”之事,只记载鲁公朝见而不记载诸侯,那么晋文公名义上尊崇天子而实际上自尊自大,就完全可以看出端倪了。金坛王氏说:河阳是依据当地方言来称述天子巡狩的。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执曹伯畀宋人,其罪易明,不嫌称爵;执卫侯归京师,似乎有礼,故特贬而称人,以着其罪。成十五年,晋执曹伯归于京师,书“归于”者,以其狱归,使王断之,公羊所云“罪未定”者也;此书“归之于”者,但以其人归,使王罪之,公羊所云“罪已定”者也。李氏琪曰:齐桓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奨臣抑君,不可以训;晋文为元咺执卫侯,纲常于是废矣,此桓之所不忍为也。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诸侯遂围许。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凡书遂皆急辞也。齐桓之伯,经营二十余年,故能威楚而许自服。晋文之伯,其事皆尽于一年之内,故以十一国之众讨许之不王,而卒不能服之。于围许两书遂,而知晋文之促数,不如齐桓之从容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公羊氏以不言朝者,不能乎朝也。刘氏曰:「介卢沉于东夷,其礼俗不合诸夏,无以交中国也。」陈氏曰:「介未通于上国,一嵗再至,意将安在?明年介人侵萧,所自来矣。」

公至自围许。夏,六月,公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谷无公字】

当从公羊作「公防」为是,盟于王都,而王臣莅之,葢有王命焉。诸侯以王命盟,周礼司盟之所掌也。公亲往,而列国以大夫,则列国为慢王,而公为敬王矣。何所讳而不书「公」乎?

  秋大雨雹

范氏曰:「阳气在,水雨则湿热。隂气薄而胁之,不相入,则转为雹。」

  冬介葛卢来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戴氏曰:「十八年,狄救齐。二十年,齐狄盟于邢。至是三年之内,遂两侵齐。侵起于盟,盟起于救。狄固不可使有功也。」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郑归于卫。以臣讼君,罪固可诛,然狱既上于王,则请王命以诛之。正元咺擅废立之罪,以布告于国中,然后废瑕而纳已,则其复国之名正,而囚执之耻亦刷矣。计不出此,而私使人杀之。身为人君,而为此诡秘隂贼之行,何以立于臣民之上?《春秋》于元咺不去其大夫,言不能正其罪也;于公子瑕书“及”,言非其罪而滥及也;于卫侯书名,贱之也;不书复,不与其频复也。

  晋人秦人围郑

胡氏翼之曰:「讨翟泉之不防也。」赵氏曰:「左氏谓讨其无礼于晋,则已越五年而再盟,岂至是而始责旧怨哉?」

介人侵萧。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翟泉之盟,鲁独亲往,故王特遣重臣以下聘也。自隐、桓以来,王之聘鲁者五,未尝一报。至是,然后报焉。晋未有一介之使至于鲁者,鲁之聘之,葢以王之厚鲁,实由晋文所致,故聘之不敢与王异。使又汲汲焉,惟恐其后于王以为罪也。书曰「遂言急也」,讥鲁之事晋过于事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公子遂如晋。

晋为盟主,而使曹伯反所侵地,义之正也。然使诸侯各正其疆理,则鲁之所侵于诸侯者亦多矣。以此为名,未足以服人,故《春秋》书“取”,不书“归”。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祭统》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故赐鲁以重祭。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大尝禘。”是鲁之郊禘,赐自成康,非僣也。其礼原与天子有别。所云“禘”者,非禘祭,葢秋尝而用禘礼,观《閟宫》之诗可见矣。所云“郊”者,非大郊,葢春借田而祈谷。郊与社并举者也。《左传》孟献子曰:“郊祀后稷,以戒农事,故启蛰而郊。”郊而后畊。《家语》孔子曰:“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皆言其初制也。其后渐肆僣越,至于“日月之章”,十有二旒,如《明堂位》所记,俨然天子之郊矣。其行以日至,如《杂记》孟献子所云,是全无降杀于天子也。夫子所以讥其非礼,葢讥后世之僣,非讥成康之所赐也。故《春秋》书郊,凡郊于三月者,以为嵗事之常,不书先时、后时则书之。此书四月,以其后时不遵祈谷之制也。可以后时而四月,即可以先时而正月矣。四卜而不从,天

译晋国人抓获卫侯,将他押解回周王室所在地。

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他的罪行容易明白,不避讳称他的爵位;抓获卫侯押回周王室所在地,似乎合乎礼制,所以特别贬低称“人”,来彰显他的罪行。成公十五年,晋国抓获曹伯押回周王室所在地,史书“归于”,是因为案件押回,让周王裁决,这是《公羊传》所说的“罪行未定”;这里史书“归之于”,只是把人押回,让周王定罪,这是《公羊传》所说的“罪行已定”。李氏琪说:齐桓公宁可不得到郑国,也不接纳子华,是害怕他鼓励臣下压制君主,不可以作为训诫;晋文公因为元咺而抓获卫侯,纲常伦理从此废弛了,这是齐桓公所不忍心做的。

卫国的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防备诸侯包围许国。

凡是史书“遂”都是表示紧急的辞令。齐桓公称霸,经营了二十多年,所以能威慑楚国而许国自然归服。晋文公称霸,事情都在一年之内完成,所以用十一个国家的军队讨伐许国不尊王,最终不能使其归服。在包围许国时两次记载“遂”,可知晋文公的急促,不如齐桓公的从容。

二十九年春天,介国的葛卢来鲁国。

《公羊传》认为不记载“朝见”,是因为他不懂朝见的礼仪。刘氏说:“介国沉沦于东夷,其礼俗不合于中原各国,无法与中原交往。”陈氏说:“介国未与大国通好,一年两次到来,意图何在?第二年介国人侵犯萧国,缘由就在此了。”

鲁公从包围许国返回。夏天,六月,鲁公会同周王使者、晋国人、宋国人、齐国人、陈国人、蔡国人、秦国人,在翟泉结盟。【《左传》《谷梁传》没有“公”字】

应当从《公羊传》作“公防”是对的,在周王都城结盟,而周王臣子莅临,大概有周王的命令。诸侯凭周王命令结盟,是《周礼》司盟所掌管的。鲁公亲自前往,而各国派大夫,那么各国是怠慢周王,而鲁公是尊敬周王了。有什么忌讳而不记载“公”呢?

秋天,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范氏说:“阳气存在,雨水则湿热。阴气迫近并胁迫它,不相容,就转化为冰雹。”

冬天,介国的葛卢来鲁国。

三十年春天,周王正月。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戴氏说:“十八年,狄人救援齐国。二十年,齐国与狄人在邢地结盟。到这时三年内,就两次侵犯齐国。侵犯起于结盟,结盟起于救援。狄人本来不可让他有功。”

秋天,卫国杀死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卫侯郑返回卫国。以臣子控告君主,罪行固然可诛,然而案件既已上报周王,就应请求周王命令来诛杀。先正元咺擅自废立君主的罪,向全国公布,然后废黜公子瑕而接纳自己,那么他恢复国家的名分就正当,而被囚禁的耻辱也洗刷了。计谋不出于此,却私下派人杀死他们。身为君主,却做这种诡秘阴险的行为,凭什么立于臣民之上?《春秋》对元咺不称“大夫”,是说不能正他的罪;对公子瑕记载“及”,是说并非他的罪而滥及;对卫侯记载名字,是轻视他;不记载“复”,是不认可他频繁复位。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

胡氏翼之说:“讨伐翟泉之盟没有参加。”赵氏说:“《左传》说讨伐其对晋国无礼,那么已经过了五年再次结盟,难道到这时才开始追究旧怨吗?”

介国人侵犯萧国。冬天,周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周王室,于是前往晋国。

翟泉之盟,鲁国独自亲自前往,所以周王特别派遣重臣下来聘问。自从隐公、桓公以来,周王聘问鲁国的有五次,未曾一次回报。到这时,才回报。晋国没有一个使者到鲁国,鲁国聘问晋国,大概因为周王厚待鲁国,实际上是由晋文公所致,所以聘问不敢与周王不同。使者又急切,唯恐落后于周王而获罪。史书说“遂”表示紧急,讥讽鲁国侍奉晋国超过侍奉周王。

三十一年,春天,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公子遂前往晋国。

晋国作为盟主,让曹伯归还所侵占的土地,是义理的正道。然而让诸侯各自纠正疆界,那么鲁国所侵占诸侯的也很多。以此作为名义,不足以使人信服,所以《春秋》记载“取”,不记载“归”。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祭统》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大尝禘。”这是鲁国的郊禘,赐自成康,不是僭越。其礼原本与天子有别。所说的“禘”,不是禘祭,大概是秋尝而用禘礼,看《閟宫》的诗可见。所说的“郊”,不是大郊,大概是春借田而祈谷。郊与社并举。《左传》孟献子说:“郊祀后稷,以戒农事,所以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家语》孔子说:“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降等减杀于天子,都言其初制。后来逐渐放肆僭越,至于“日月之章”,十二旒,如《明堂位》所记,俨然天子的郊祭了。其举行在日至,如《杂记》孟献子所说,是全无降等减杀于天子。夫子所以讥其非礼,大概是讥讽后世的僭越,不是讥讽成康所赐的。所以《春秋》记载郊,凡是三月郊祭的,认为是岁事之常,不记载先时、后时则记载。这里记载四月,是因为后时不遵祈谷之制。可以后时而四月,即可以先时而正月。四次占卜而不吉,天

意可知。然犹三望,是犯天戒也。黄氏曰:“鲁居于东方,就祭太山、济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山川,故曰三望。”

译意思可以推知。然而仍然进行三次望祭,这是违犯了上天的禁令。黄氏说:“鲁国位于东方,就近祭祀泰山和济水,并望祭西南北三个方向的山川,所以称为‘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妇

伯姬昔年来朝,其子不过以僖公兄弟之亲求庇其子耳。然鲁师入杞之时,伯姬在杞而不顾鲁,岂有兄弟之情哉?今又来求妇者,以公无兄弟之情,而未尝不爱其女也。此亦岂长久之计?而越礼亲来,是不可以已乎?

狄围卫。冬,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卫迁帝丘,与邢迁夷仪同辞。然邢迁继救邢而书,卫迁继围卫而书,其辞同,其义之褒贬乃大不同也。救邢而邢迁,予齐桓之存邢也;围卫而卫迁,讥晋文之置卫于不问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防卒,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

狄之为患于卫深矣。是时狄方有乱,卫不能乗间以自脩备,俟狄之衰而后动,乃汲汲焉侵之。非讨有罪也,苐以要盟而已。故盟书「卫及罪卫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尊晋侯者,谓纳王、败楚、王命为伯,其功足以副其爵;黜晋侯者,谓请隧、召王,是亦一楚也。春秋权衡其间,功罪相除,故从同。同而书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灭而书入,不有其地也。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葢秦人去,而滑不守,故晋取之也。」秦实未尝灭之,故不书灭。晋取之,不书,祸不起于晋也。伐郑不书,未行也。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公无师字】

晋侯墨衰绖而即戎,结异类而伐与国,故贬而称人。若秦之罪已着于入滑矣,此不必再贬也。公谷以为《春秋》外秦,非也。楚、徐、吴、越皆以僣号为夷,秦苐用诈而遽外之,则晋之灭虞,卫之灭邢,诈已行者不为狄,而秦之伐郑,诈未行者反为外乎?且殽为险地,周亚夫聴赵渉之言,师避殽而出武关。秦则不能,卒如蹇叔所料,虽诈而实愚也。

癸巳,葬晋文公。狄侵齐。公伐邾,取訾娄【谷作訾楼,公作伐邾娄取丛】

  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季氏曰:「鲁既与邾从晋,防温、升陉之怨已释矣。今晋文方殁,而一嵗再伐,春秋直书其事,而罪自见也。」

  晋人败狄于箕

晋侯书人,以其忘防也。狄虽强,郤缺已足御之。何必墨缞自将以耀其威武乎?

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当时齐昭防弱,狄屡侵之,而不能讨。鲁何畏焉?而朝之意欲图邾,恐齐为之援也。自此而鲁为齐弱,不克自振以终,悲夫。

己巳,公薨于小寝。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陨,公作霣】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张氏曰:「晋襄一年之内,败秦,败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详,承业之志,自以为勤,然逺人不服,不修文徳,而忘防毒,民失道之甚也。」

  读春秋畧记卷五

<经部,春秋类,读春秋略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六明朱朝瑛撰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居丧而即位,则变服以告庙,而临群臣,如康王之麻冕黼裳是也。胡氏以为康王未成服而用此,则终而释冕,不得云反丧服也。晦翁云:「易世传授,国之大事,特严其礼,虽先君之丧,犹以为已私服也。」葢以他事可摄,即位不可摄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防葬。

汪氏曰:「诸侯五月而葬,今三月而王臣来防葬者,岂王室谨礼以懐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来锡者,不请而自来也。齐桓、晋文之锡命,犹有攘楚之功。春秋虽不予之,亦无讥焉,故略而不书。文公未有功于王,斩焉缞绖之中,何所据而▯之?宠命书之,以着王之自替也。茅堂胡氏曰:「来锡命者,如唐遣中官就藩镇立节度之类。」

  晋侯伐卫

汪氏曰:「文宣以后,大夫专政,凡征伐防盟,君虽在,而大夫任其事,故传言先且居,而经则书晋侯也。」

  叔孙得臣如京师

丧未毕,固不得入觐,使得臣先之,未为不可。然终文公之身,不一至京师,受王命而不亲拜,徒以得臣塞责,此不臣之甚也。

  卫人伐晋

称人将卑也。传称:「卫人告

译秋季七月。冬季,杞国的伯姬来鲁国求娶媳妇。

伯姬往年曾来朝见,她的儿子不过是借着与僖公的兄弟亲情来寻求庇护罢了。然而当鲁国军队进入杞国时,伯姬身在杞国却不顾念鲁国,哪里还有兄弟的情分呢?如今又来求娶媳妇,是因为鲁公对她没有兄弟之情,但从未不爱惜她的女儿。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而且她越礼亲自前来,这种行为难道不应该制止吗?

狄人包围卫国。冬季,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卫国迁都帝丘,与邢国迁都夷仪的记载用词相同。但是邢国迁都是在救援邢国之后记载的,卫国迁都是在狄人包围卫国之后记载的,虽然用词相同,但其褒贬的含义却大不相同。救援邢国后邢国迁都,是赞许齐桓公保存邢国;包围卫国后卫国迁都,是讥讽晋文公对卫国置之不理。

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国国君郑伯防去世,卫国军队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与狄人结盟。

狄人对卫国的祸患已经很深了。当时狄人正发生内乱,卫国不能趁机加强自身防备,等待狄人衰弱后再行动,却急切地去侵犯他们。这不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只是想要胁迫结盟罢了。所以盟约的记载中“卫及狄盟”,是为了谴责卫国。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尊崇晋侯,是因为他迎立周王、击败楚国、奉王命为霸主,他的功劳足以匹配他的爵位;贬斥晋侯,是因为他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隧葬、召见周王,这也跟楚国一样僭越。《春秋》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功过相抵,所以采用相同的记载方式。既然采用相同的方式,就记载他去世。

三十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

灭国却记载为“入”,是因为没有占有那片土地。《左传》说:“虞、虢、焦、滑,都是姬姓国家。晋国因此强大起来。大概是秦国人离开后,滑国无法防守,所以被晋国夺取了。”秦国实际上并没有灭掉滑国,所以不记载为“灭”。晋国夺取了滑国,不记载,是因为祸患不是从晋国开始的。讨伐郑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实行。

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公羊传》没有“师”字】

晋侯穿着墨色的丧服就投入战争,勾结异族去讨伐同盟国,所以被贬斥而称为“人”。至于秦国的罪过已经在攻入滑国时显现了,这里不必再贬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春秋》是排斥秦国的,这是不对的。楚、徐、吴、越都因为僭越称王而被视为夷狄,秦国只是使用欺诈手段就立刻将其排斥在外,那么晋国灭虞、卫国灭邢,欺诈已经实行的不算作狄人,而秦国讨伐郑国,欺诈尚未实行反而被排斥在外吗?况且殽地是险要之地,周亚夫听从赵涉的建议,军队避开殽地而从武关出兵。秦国却不能做到,最终正如蹇叔所预料的那样,虽然使用欺诈但实际上是愚蠢的。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犯齐国。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谷梁传》作訾楼,《公羊传》作伐邾娄取丛】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季氏说:“鲁国既然与邾国一同追随晋国,防地、温地、升陉的怨恨已经消除了。如今晋文公刚刚去世,而一年内两次讨伐,《春秋》直接记载其事,罪责自然显现。”

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

晋侯被记载为“人”,是因为他忘记了防备。狄人虽然强大,郤缺已经足以抵御他们。何必穿着丧服亲自率领军队来炫耀威武呢?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当时齐昭公势弱,狄人屡次侵犯他,却不能讨伐。鲁国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而朝见齐国的意图是想图谋邾国,担心齐国为邾国提供援助。从此鲁国被齐国削弱,不能自我振作直到最后,真是可悲啊。

己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陨”,《公羊传》作“霣”】。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张氏说:“晋襄公一年之内,击败秦军,击败狄人,又讨伐先代君主所未能征服的许国,继承父业的志向,自以为勤勉,然而远方的人不服从,不修文德,却忘记防备毒害,百姓背离道义到了极点。”

《读春秋略记》卷五

<经部,春秋类,读春秋略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略记》卷六 明 朱朝瑛 撰 文公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国君居丧期间即位,就要更换丧服以告慰宗庙,并面对群臣,就像康王穿麻冕黼裳那样。胡氏认为康王没有完成丧服就使用这种服饰,那么最终脱下冕冠,就不能说恢复丧服了。晦翁说:“改朝换代传授国政,是国家大事,特别要严肃礼仪,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私人的丧服。”大概是因为其他事情可以代理,但即位不能代理。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周天子派叔服来吊唁葬礼。

汪氏说:“诸侯五个月安葬,现在三个月周天子的臣子就来吊唁葬礼,难道是王室谨慎守礼以笼络诸侯,惟恐错过日期而提前到达吗?”

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周天子派毛伯来赐予鲁公命令。“来锡”是指没有请求而自来。齐桓公、晋文公接受赐命,还有抵御楚国的功劳。《春秋》虽然不赞许他们,也没有讥讽,所以省略不记载。文公对周天子没有功劳,在斩衰缞绖的丧服之中,凭什么接受赐命?记载宠命,是为了彰显周天子的自我贬损。茅堂胡氏说:“来赐命的,就像唐朝派遣宦官到藩镇设立节度使之类。”

晋侯讨伐卫国。

汪氏说:“文公、宣公以后,大夫专权,凡是征伐会盟,国君虽然在位,但大夫负责其事,所以传文中说先且居,而经文中却记载晋侯。”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丧期未满,固然不能入朝觐见,派臣子先行,也未尝不可。然而直到文公去世,一次也没有到京师,接受王命而不亲自拜谢,只用得臣来敷衍塞责,这是非常不臣的表现。

卫国人讨伐晋国。

称为“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传文中说:“卫国人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