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读春秋畧记》卷六明朱朝瑛撰文公
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于是伐晋。」盖志在求和，聊使孔逹帅师，伪张声势而已。
译陈共公说：“再攻打晋国，我去推辞。”于是攻打晋国。大概其志向在于求和，姑且让孔达率领军队，假装张扬声势罢了。
秋公孙敖防音侯于戚
大夫之防，诸侯自柔之盟，折始。但盟折之后，即继以夫钟之亲防，未专委之大夫也。此则专委之矣。故垂陇之盟，公不亲往，而敖亦与焉。然则戚之防，葢欲为卫请成，而先为之地也。戚在今开州，为帝丘之西境，晋疆田至此，则楚丘要地俱为晋有矣。此特示意以惧之，以待诸侯之请，非实事也。襄二十六年，孙林父以戚如晋，晋始戌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谷作髠】
千古未有之变，始见于楚。盖由其习于蛮俗，不知礼义，可以肆然而讐天王，即可以肆然而讐其父矣。君父一也，楚自武、文以来，父子相导以叛王者数世矣。悖骜之气，习与性成，虽有贤者教之以顺亲，是犹戒为盗者以胠箧而毋探囊也，其可得乎？说者以商臣之逆归咎于师傅，非人，未为探本之论。
公孙敖如齐
得臣如京师，以王命，不可不拜。耳于齐，非有不得已之事，废丧而聘。左氏推以为礼，谬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彭衙，秦地也。秦伐晋而战于秦地，秦师未入晋界也。帅未入界，犹可以辞谕而却之；不，则固圉以自守耳。遽与之战，而败之。知晋侯之好胜也。故秦伐不书，而战书。晋及晋侯之恶，不待贬爵而自见矣。
丁丑作僖公主
左传》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诸侯以七月卒哭，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葢是时议者欲跻僖公，而碍于礼，故久而不决也。书以讥之。《公谷》皆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与《左氏》不同。当以《左氏》为正。《檀弓》曰：「周卒哭而祔，殷旣练而祔。」《公谷》所言，殷礼也。鲁用周礼，不得从殷。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讳公如晋者，以来讨而朝也。来讨而朝，则居丧越礼，本非公意，故为公讳之。若朝而被辱者，有矣。襄之如楚而见留，昭之如晋而不纳，皆未尝讳也。与大夫盟者，亦有矣。隐之盟莒人，庄之盟齐大夫，亦未尝讳公而不书也。此不书公者，内称不备，或阙文也。盟亦非公意而不讳者，讳其如晋，亦若盟于鲁焉，犹可言也。公羊氏曰：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縠，谷梁作谷陇；公杀，作敛】
传称陈侯为卫请于晋，执孔逹以说，则晋与卫平矣。春秋不书，恶大夫专之也。陈氏曰：「桓文之伯，防盟有大夫，则但称人。自垂陇主士縠，新城主赵盾，而后大夫与诸侯序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谷梁以为逆祀，是无昭穆，非也。孔颖逹曰：「升僖先闵，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兄弟而异昭穆，则诸侯五庙，或兄弟四人皆立即父祖之庙，亦已从毁，礼必不然。」此说是已。或曰：「商之时，自沃丁以至祖甲，六世而二十帝，七庙之制，数已三倍。一都宫之中，安所容之？」曰：「父子相继，各为一庙；兄弟相继，则共为一庙，如后世同堂异室之制可也。兄弟虽多，不过三四，无逼廹之嫌矣。」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春秋之始，诸侯为政，外大夫恒称人，防而称名。自垂陇始，垂陇而后称人者，始有贬义矣。将而称名，自救江始，救江而后称人者，始有贬义矣。此称人者，亦大夫之恒称。报怨无已，皆由晋襄之恶，非其大夫之专也。说者以为贬而称人，恐非《春秋》之意。
公子遂如齐纳币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称人者，防也，非贬也。是时楚负滔天之罪，诸侯莫讨，而以沈之服楚为讨。舎其大而诛其细，其失不待贬而见也。沈已姓国，少皥之后，见昭元年传。初封汾川，其在汝南者，葢既灭而楚迁之，故附于楚。与沈约《宋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是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汝南之沈为文王防子聃季之后，非也。聃或作耽，因讹为沈耳。聃季之后，自有聃启为王大夫，与沈国
译秋天，公孙敖在戚地阻止诸侯会盟。大夫出面阻止诸侯，是从柔地之盟开始折损诸侯威仪的。但柔地之盟之后，紧接着就是夫钟之会的亲善会盟，当时并没有完全委托给大夫处理。而这次则是完全委托给大夫了。所以在垂陇之盟时，鲁公没有亲自前往，公孙敖也参与了。那么戚地的阻止，大概是为了替卫国请求讲和，而先为此铺路。戚地在今开州，是帝丘的西境，晋国的疆界到达这里，那么楚丘的重要地带就都为晋国所有了。这不过是示意来恐吓卫国，以等待诸侯的请求，并非实际军事行动。襄公二十六年，孙林父带着戚地投奔晋国，晋国才开始在那里驻军。
冬天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死了他的国君頵【《公羊传》《谷梁传》作髠】。千古未有之变乱，首先出现在楚国。大概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蛮夷风俗，不懂礼义，可以肆无忌惮地仇视天王，也就能够肆无忌惮地仇视自己的父亲了。君与父是一样的，楚国自武王、文王以来，父子相继背叛周王已经好几代了。悖逆傲慢的气习，已经与本性融合，即使有贤者教导他们顺从亲人，也如同告诫盗贼不要撬箱子而只去掏口袋一样，这能行得通吗？议论的人将商臣的叛逆归咎于师傅人选不当，这不是探究根本的论断。
公孙敖出使齐国。叔孙得臣出使京师，因为奉有王命，不得不拜见。至于出使齐国，并没有不得已的事情，却在守丧期间进行聘问。《左传》推崇这是合乎礼制的，是错误的。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彭衙是秦国的土地。秦国攻打晋国却在秦国境内交战，秦军并没有进入晋国边界。敌军主帅未入境，还可以用言辞晓谕使其退却；如果不退，就加固城防以自守罢了。却急忙与之交战，并打败了他们。这是知道晋侯好胜的缘故。所以秦国攻打不记载，而交战却记载。晋侯的恶行，不需要贬低爵位就自然显现了。
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牌位。《左传》说，卒哭祭后附祭于祖庙，附祭后制作神主牌位。诸侯在七月举行卒哭祭，僖公去世，到这时已经十五个月才制作神主牌位。大概是因为当时议论的人想要提升僖公的位次，但碍于礼制，所以很久不能决定。史书以此讥讽。《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虞祭用的神主牌位用桑木，练祭用的神主牌位用栗木。”用栗木的是收藏用的神主牌位，这与《左传》不同。应当以《左传》为准。《檀弓》说：“周朝在卒哭祭后附祭，殷朝在练祭后附祭。”《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是殷朝的礼制。鲁国采用周礼，不能跟随殷朝。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大夫阳处父结盟。隐讳鲁公去晋国，是因为鲁公是去接受讨伐并朝见。接受讨伐并朝见，属于居丧期间越礼，本来不是鲁公的本意，所以为鲁公隐讳。如果是朝见而被侮辱的情况，是有的。襄公去楚国被扣留，昭公去晋国不被接纳，都没有隐讳。与大夫结盟的情况，也是有的。隐公与莒人结盟，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也没有隐讳鲁公而不记载。这里不记载鲁公，是因为内部称谓不全，或者是文字缺失。结盟也不是鲁公本意而不隐讳，是因为隐讳了鲁公去晋国，就好像在鲁国结盟一样，还是可以说的。《公羊传》说：“内部的大恶要隐讳，小恶要记载。”
夏天六月，公孙敖阻止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大夫士縠在垂陇结盟【縠，《谷梁传》作谷陇；《公羊传》作敛】。《左传》说陈侯为卫国向晋国请求，晋国抓住孔达来取悦卫国，那么晋国与卫国就和好了。《春秋》不记载，是厌恶大夫专权。陈氏说：“桓公、文公称霸时，会盟中有大夫，就只称人。自从垂陇之盟由士縠主导，新城之盟由赵盾主导，之后大夫与诸侯并列排序了。”
从十二月不降雨，一直到秋天七月。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谷梁传》认为是逆祀，是没有昭穆次序，这是不对的。孔颖达说：“提升僖公在闵公之前，这是两位国君位次的颠倒，不是昭穆次序混乱。兄弟而分属不同的昭穆，那么诸侯五座宗庙，如果兄弟四人都在位，父亲和祖父的宗庙，也已经该毁掉了，礼制必定不是这样。”这个说法是对的。有人说：“商朝时，从沃丁到祖甲，六世而有二十位帝王，七庙的制度，数量已经三倍。一个都城宫室之中，哪里容纳得下？”回答说：“父子相继，各建一座宗庙；兄弟相继，则共用一座宗庙，如同后世同堂异室的制度也可以。兄弟虽然多，不过三四个，没有拥挤逼迫的嫌疑了。”
冬天，晋人、宋人、陈人、郑人攻打秦国。《春秋》开始，诸侯执政，外部大夫常称人，会盟时称名。自从垂陇之盟开始，垂陇之后称人的，才开始有贬义。将领称名，是从救江之战开始，救江之后称人的，才开始有贬义。这里称人，也是大夫的常称。报复怨恨没有止境，都是由晋襄公的恶行引起的，不是他们大夫的专权。议论的人认为是贬低而称人，恐怕不是《春秋》的本意。
公子遂出使齐国纳币。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得臣阻止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称人，是会盟的意思，不是贬义。这时楚国负有滔天罪行，诸侯没有人讨伐，却以沈国服从楚国作为讨伐的理由。舍弃大的而诛杀小的，其过失不需要贬低就显现了。沈国是己姓国家，少皥的后代，见昭公元年《左传》。最初封在汾川，在汝南的那个，大概是已经灭亡后被楚国迁移过去的，所以依附于楚国。与沈约《宋书》自叙说：金天氏的后代，沈国在汝南平舆，是对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认为汝南的沈是文王之子聃季的后代，是不对的。聃或作耽，因讹误成为沈罢了。聃季的后代，自有聃启为周王大夫，与沈国
絶不相渉。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曽盟诸侯于翟泉，故其卒也，赴于诸侯，而史书之。夫子尊王臣而弗削也。不书爵者，王子虎以贵戚而秉政，非以其贤也。先王之制，爵人以贤，忌贵戚而不假以柄；与不择贤否而用之，皆非公正之道也。虎非叔服，十四年《左传》可证。
译彼此绝不相关涉。
夏五月，王子虎去世。
王子虎曾经在翟泉与诸侯会盟，所以他去世时，向诸侯报丧，史官便记载下来。孔子尊重周王的臣子，没有删去这条记载。不记载他的爵位，是因为王子虎凭借贵戚的身份掌握政权，并非因为他的贤能。先王的制度，是根据贤能来授予爵位，忌讳让贵戚掌权；如果不分贤能与否就任用他们，都不是公正的做法。王子虎不是叔服，这一点可以从十四年的《左传》中得到证明。
秦人伐晋
史记》秦誓之作，在取王官、封殽尸之后。盖穆公晩年悔过之书。书序所云“伐郑败殽盖指所悔之事耳。秦晋之搆，祸相寻而无已者，实始于伐郑，故追思而悔之也。明年晋伐秦而不报，秦誓非空言矣。所以见録于圣人也。
秋楚人围江 雨螽于宋
谷梁以为，着于上，见于下，谓之雨。葢言其多如雨之集也。左与公羊以为，堕而死者，非是。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
晋既畏秦不出，未免示怯于诸侯，恐诸侯之不服也，故为改盟之请，以观公志。宜固辞，乃复往而与盟，祗自轻耳。
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
晋之伐楚，不亲帅师，为诸侯倡，而使大夫以孤军往，何足以惧楚而解江围？救之非其道矣。凡救之非其道者，不书，此何以书？葢亦《春秋》之特笔，犹澶渊之防，书宋灾故也。商臣无父无君，晋不以讨贼为名，而以救江为名，是昧于轻重之义也。故特书以救江为讥耳。外大夫帅师，不书，此何以书？以见大夫之始专征伐也。亦以见大夫之专征伐，固不以讨贼为重也。
四年春，公至自晋。夏，逆妇姜于齐。
禫而纳币，又逾年而后昬。罪其纳币可也，并罪其婚，亦太苛矣。以丧纳币，不称夫人。宣公之以丧婚者，反称夫人，则何也？谷梁氏以为“妇者有姑之辞”，是也。士昬礼，宗子无父则母命之，诸侯之礼亦然，故縁姑而称妇也。逆不书其人，卿不行也。不称夫人，不以夫人之礼逆之也。不书至，不以夫人之礼致之也。左氏所云“君而卑之”，是也。文公略于其礼，春秋因而畧之，以着其不终之兆也。至所以贵聘贱逆之故，于传无考详。左氏废立壊主之言，似有以下倾其上者，岂敬嬴已先入与？陈氏曰：“不称氏，别妾姑也。”是时成风尚在，则成风为主。
狄侵齐 秋楚人灭江 晋侯伐秦
晋已三败秦，秦始得一报，似乎曲不在秦，其残民之恶必待贬而见，故贬而人之。晋非有深怨于秦也，承先世之余烈，方欲主盟中夏，何不正告于秦曰：「君若追念先君之旧好，释其小忿，请执鞭弭以从伐楚。之之为世子而弑其君者，秦必踊跃听命。为诸侯先，则取威定伯，在此举也。」晋不出此，而报怨不已，其恶不待贬而见，故称「晋侯」以着其罪之所归也。
卫侯使甯俞来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防葬。
仪礼》曰：慈母如母。慈母者，父所命以为母者也。犹如母以丧之，况生我之母，命于天者，反不得如母乎？所云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此以父母在者言之也。礼服问曰：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唯近臣及仆骖乘从服，唯君所服服也。曰：惟君所服，则有不必于缌者，虽三年之服可也。父母殁，则无以贱偶贵之嫌；适既殁，则无以庶匹嫡之咎。《公羊氏》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未为非也。但《仪礼》不着父母在之文，《公羊》又不详父母殁之说，学者不能于阙略▯错之中究其防归，乃以尊所生之典与宠所嬖者一概而禁絶之。圣人縁人情而制礼，恐不如是之恝也。然可尊之于近，不可行之于逺，即群臣且不为服，他可知巳，况于王礼滥加，尤非礼之所冝。圣人据实书之，而鲁之失与王之失，皆不待贬而自见也。
夏公孙敖如晋
高氏曰：「王使再至矣，舎天王而谨事晋，不待贬而恶见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灭六
灭江不救，遂至灭六，此亦自然之势也。楚何足责？《春秋》书之，圣人深为中国惜耳。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六年春，葬许僖公。夏季，孙行父如陈。
季友以私事如陈，则直书私事，以着其失；行父假公事以如陈，而谋其私事，则不书私事，以正其失。详僖五年。
秋季孙行父如晋
赵氏曰：「敖尝如晋，行父亦如晋。仲氏、季氏争交于晋，三家之张自此始。」
八月乙亥，晋侯驩卒【公作讙】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
汪氏曰
译秦人攻打晋国。《史记》中《秦誓》的写作，是在夺取王官、在殽山掩埋尸体之后。这大概是秦穆公晚年悔过的文书。《书序》所说的“攻打郑国，在殽山战败”，大概是指他所悔恨的事情罢了。秦晋之间的冲突，祸患相继而没有止息，实际上始于攻打郑国，所以追思而悔恨它。第二年晋国攻打秦国而没有报复，那么《秦誓》就不是空话了。这就是它被圣人记录在经典中的原因。
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宋国出现雨降蝗虫的现象。《谷梁传》认为，从上落下，在下显现，叫做“雨”。大概是说它们多得像雨一样密集。《左传》和《公羊传》认为，坠落而死亡的，这种说法不对。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晋国既然畏惧秦国而不敢出战，难免在诸侯面前显露怯懦，恐怕诸侯不服，所以提出重新结盟的请求，以观察鲁公的心意。鲁公本应坚决推辞，却再次前往并与之结盟，只是自轻自贱罢了。
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晋国攻打楚国，不亲自率领军队，为诸侯倡导，而是派遣大夫以孤军前往，怎么足以威慑楚国而解除江国的围困？救援的方法不对。凡是救援方法不对的，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大概也是《春秋》的特殊笔法，就像澶渊设防，记载宋国火灾的原因一样。商臣既无父道又无君道，晋国不以讨伐逆贼为名，而以救援江国为名，这是不明轻重之义。所以特别记载以救援江国为名，以示讥讽。外国大夫率领军队，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以显示大夫开始专断征伐。也以此显示大夫专断征伐，本来就不以讨伐逆贼为重。
四年春天，鲁公从晋国返回。夏天，从齐国迎娶妇姜。
服丧期满才纳币，又过了一年才结婚。谴责他纳币是可以的，一并谴责他结婚，也太苛刻了。在丧期纳币，不称夫人。宣公在丧期结婚，反而称夫人，为什么呢？《谷梁氏》认为“妇”是有婆婆的称呼，这是对的。士的婚礼，宗子没有父亲则由母亲命令，诸侯的礼仪也是如此，所以依据婆婆而称妇。迎娶不记载人名，是因为卿没有随行。不称夫人，是不以夫人的礼仪迎娶。不记载到达，是不以夫人的礼仪致送。《左氏》所说的“君主轻视她”，是对的。文公在礼仪上有所简略，《春秋》因而简略记载，以昭示其不能善终的征兆。至于重视聘问而轻视迎娶的原因，在传文中没有详细考证。《左氏》关于废立破坏主位的言论，似乎有下属倾轧上级的意味，难道敬嬴已经先入宫了吗？陈氏说：“不称氏，是为了区别妾与嫡母。”当时成风的风尚还在，那么成风就是主位。
狄人侵犯齐国；秋天，楚国人灭掉江国；晋侯攻打秦国。晋国已经三次打败秦国，秦国才开始得到一次报复，似乎过错不在秦国，其残害百姓的恶行必须通过贬斥才能显现，所以贬斥而称人。晋国对秦国并没有深仇大恨，继承先世的余烈，正想主导中原，为什么不正告秦国说：“您如果追念先君的旧好，放下小忿，请执鞭弭跟随攻打楚国。那个作为世子而弑杀其君的人，秦国必定踊跃听命。作为诸侯的先导，那么取得威势、奠定霸业，就在这一次行动了。”晋国不这样做，而是报复怨恨不止，其恶行不待贬斥就显现了，所以称“晋侯”以昭示罪责的归属。
卫侯派遣甯俞来聘问。冬天，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遣荣叔送来含玉和赗赠。
三月辛亥日，安葬我们的小君成风。周王派遣召伯来助葬。
《仪礼》说：慈母如同母亲。慈母是父亲命令作为母亲的。尚且如同母亲一样为她服丧，何况生我的母亲，是天命所定的，反而不能如同母亲吗？所说的庶子作为父亲的后嗣，为其母服缌麻，这是以父母在世的情况来说的。《礼服问》说：君主的母亲如果不是夫人，那么群臣没有服丧的义务；只有近臣及仆从、骖乘跟随服丧，只服君主所服的丧。说：只服君主所服的丧，那么有不限于缌麻的情况，即使是三年的丧服也可以。父母去世，就没有以贱配贵的嫌疑；嫡母已经去世，就没有以庶匹嫡的罪过。《公羊氏》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并非不对。只是《仪礼》没有记载父母在世的条文，《公羊》又不详细论述父母去世的说法，学者不能在缺略错杂之中究其根本，于是将尊崇生母的典制与宠幸所嬖爱的人一概禁止隔绝。圣人依据人情而制定礼仪，恐怕不像这样冷漠。然而可以在亲近处尊崇，不可在远处施行，即使群臣尚且不为之服丧，其他可想而知，何况王礼滥加，尤其不是礼仪所适宜的。圣人据实记载，而鲁国的过失与周王的过失，都不待贬斥就自然显现了。
夏天，公孙敖前往晋国。高氏说：“周王的使者再次到了，舍弃天王而谨慎侍奉晋国，不待贬斥其恶就显现了。”
秦人进入鄀国；秋天，楚国人灭掉六国。不救援江国被灭，于是导致六国被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楚国有什么可指责的？《春秋》记载它，圣人是深深为中国惋惜罢了。
冬天十月甲申日，许男业去世。六年春天，安葬许僖公。夏天，季孙行父前往陈国。季友因私事前往陈国，就直接记载私事，以昭示其过失；行父借公事前往陈国，而谋取私事，就不记载私事，以纠正其过失。详见僖公五年。
秋天，季孙行父前往晋国。赵氏说：“公孙敖曾经前往晋国，行父也前往晋国。仲氏、季氏争着与晋国交好，三家的扩张从此开始。”
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公羊传》作讙】。冬天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汪氏说
：「郑子太叔称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稽之于经，前此未有使卿防葬者，盖自此始，而后逐为故事。叔孙婼葬平公，季孙意如葬昭公，驯致少姜以妾媵而卿防葬矣。」
译郑国的子太叔引用先王的制度说，诸侯去世时，士人负责吊唁，大夫负责送葬。查考经典，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派遣卿大夫去防止葬礼混乱的情况，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便逐渐成了惯例。叔孙婼为平公送葬，季孙意如为昭公送葬，逐渐发展到少姜以妾的身份陪嫁，却由卿大夫去防止葬礼混乱的地步了。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射谷作夜】
或书君以杀，或书国，或书人以杀，皆据实书之，义无褒贬也。春秋之义，以专杀大夫为重，不论有罪无罪而皆不可也。此狐射姑杀之而书“国以杀”，者公羊、谷梁皆云“君漏言也”。夫以襄公之雄猜，岂其率易而不谨若此？此盖襄公之志也。处父之刚愎，襄公固心忌之，以为此非少主臣也，又党于赵氏而荐盾，虽韪其言而用之心，未尝不恶其党矣。念位望敌者唯狐与赵，所以漏言于射姑，欲激之以搆其隙，使他日有变足以相格，而不得肆所欲为，襄公之志盖如此。卒之襄公殁，而废立之议起，赵盾主雍，射姑主乐。及赵盾杀乐，以絶射姑之望；射姑亦杀处父，以折赵盾之气。处父杀射姑，奔赵盾，犹有所顾畏，不敢复议立雍，而世子得以不废。襄公有安国家之实，而无杀大夫之名，其为虑逺而为计深也。春秋以累上之辞书之，而襄公之情不能遁矣。御下不以道而以术，究亦何利于国乎？后世赵广汉之治颍川，亦用此术，而奸党破散，然卒以用术而败，君子何取焉？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天下之事，其壊也，皆始于有所忽，而终于无所不废。文公以闰月非正，不行告朔之礼，朝庙而已。其后日渐怠弛，遂以不告朔为常。十六年，书「四不视朔」者，是也。视朔者，必告朔也。不书朝庙，并朝庙之礼亦废也。以天子所颁月政告于庙，而布之，谓之告朔；即于庙而听治月政，谓之视朔。不以月政告，则亦无所听治。但以特牲荐而一谒，谓之朝庙。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句，公作昫】遂城郚。失须句不书，取须句则书，本非其有也。城郚，因伐邾之师，故书“遂”。杜氏以为备邾难，良是攷之。邾在今邹县，鲁之西南。郚在今泗水，鲁之东北。敌在西南，而备东北，亦兵家之胜术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谷作壬臣】宋杀其大夫。
所杀者，公孙固、公孙郑二人，不名逸文也。晋三郤名，非为众矣；陈泄冶名，非为无罪矣。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公作先昧以师奔秦】赵盾既患穆嬴，又畏公论，于是立太子以拒雍。此其去不正，以返于正也。以人心尽属太子，正告于秦。康公初立，犹有昔日渭阳之思，未必不翻然而旋轸也。乃诡以逆雍出军，仍驾君车以往，而戎御、车右备其职。又虚下军之将，以待先蔑之至，使秦人闻之而不疑也。至中途而定计，潜师以袭之。虽取胜于一时，而秦晋之搆祸复始于此矣。故书人以贬之。大抵大夫之专政也，其事之善者，书其名以归美；而事之不善者，亦书其名以归咎。其事之善而行之失其道，与事之不善而行之若无罪者，嫌于归美而书名也，则贬而称人。所谓待贬而恶见者也。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临川呉氏曰：经书诸侯，皆前目而后凡。此年前无诸侯之目，而此但言诸侯，以无盟主而大夫强合之，故畧而不叙也。按垂陇之盟，大夫已与诸侯叙矣。此复畧而不叙者，垂陇平卫于晋，诸侯欲之。此以晋侯初立而盟，赵盾自为计耳，非诸侯之所欲也。左氏以为公后至，不书所防，既与盟矣，何谓后至乎？
冬徐伐莒 公孙敖如莒涖盟
取舒伐英氏，徐已称人，以其附中国也。此因犯中国而外之，以正其僣王之辠也。赵氏曰：鲁有徐患旧矣，今之伐莒，又骎骎乎逼鲁，故敖如莒盟，修僖公洮向之好，协谋以备除。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
汪氏曰：「此大夫专盟之始。前此盟翟泉，犹有僖公在也。自是而袁娄、鸡泽、溴梁，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则晋、楚大夫狎主齐盟，而诸侯不复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驯致干侯之次，晋不能修方伯之职，而意如防荀跞于适歴矣。三家专鲁，六卿分晋，岂一朝一夕之故哉？」高氏曰：「衡雍即晋文公防诸侯朝王之处。王崩，诸侯不奔丧，而盾遂皆正卿，若罔闻知，自相
译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射姑”在《公羊传》中写作“夜姑”】
有的记载说是国君杀了人，有的记载说是国家杀了人，有的记载说是某人杀了人，这都是根据事实如实记载，其中没有褒扬或贬斥的意思。《春秋》的原则是，把擅自杀害大夫视为重罪，不论大夫有罪无罪，都不可以这样做。这里狐射姑杀了阳处父，而史书却记载为“国家杀了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是“国君泄露了言语”。凭着襄公的雄才多疑，难道他会如此轻率而不谨慎吗？这其实是襄公的本意。阳处父刚愎自用，襄公内心本来就忌惮他，认为这不是辅佐幼主的臣子，又因为他偏袒赵氏并推荐赵盾，虽然襄公赞同他的言论并任用他，但心里从未不厌恶他的党羽。想到地位声望能与自己抗衡的只有狐射姑和赵氏，所以襄公向狐射姑泄露言语，想以此激怒狐射姑去构陷阳处父的嫌隙，使得日后如果有变故，足以互相牵制，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襄公的本意大概就是这样。最终襄公去世，废立太子的议论兴起，赵盾主张立雍，狐射姑主张立乐。等到赵盾杀了乐，以断绝狐射姑的希望；狐射姑也杀了阳处父，以挫败赵盾的气势。阳处父杀了狐射姑，逃奔到赵盾那里，还存有顾虑畏惧，不敢再议论立雍的事，于是世子得以不被废黜。襄公有安定国家的实际效果，却没有杀害大夫的名声，他的思虑深远而计谋深沉。《春秋》用累及国君的措辞来记载这件事，襄公的真实意图就不能隐藏了。驾驭下属不靠正道而靠权术，最终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后世赵广汉治理颍川，也使用这种权术，使得奸党瓦解，但最终因使用权术而失败，君子怎么能取法于他呢？
闰月不宣告朔政，仍然在宗庙朝见。
天下的事情，它的败坏，都是从有所忽视开始，最终导致无所不废。文公因为闰月不是正朔，不行告朔之礼，只是在宗庙朝见而已。后来日渐懈怠松弛，以至于不告朔成为常事。十六年，史书记载“四次不视朔”，就是这种情况。视朔，必定要先告朔。不记载朝庙，连朝庙的礼仪也废除了。把天子颁布的月政告知宗庙，并公布于众，叫做告朔；就在宗庙里听治月政，叫做视朔。不宣告月政，也就没有什么可听治的。只用特牲进献并拜谒一次，叫做朝庙。
七年春天，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句”在《公羊传》中写作“昫”】随即修筑郚城。丢失须句不记载，夺取须句则记载，因为本来就不是鲁国所有的。修筑郚城，是借着攻打邾国的军队，所以记载“遂”。杜预认为这是防备邾国的祸患，确实是对的。邾国在今邹县，位于鲁国的西南。郚城在今泗水，位于鲁国的东北。敌人在西南，却防备东北，这也是兵家的胜算之术吧。
夏四月，宋公王臣去世。【《谷梁传》中写作“壬臣”】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被杀的是公孙固、公孙郑两人，没有写出名字，是省略了文字。晋国三郤写出了名字，不是因为人数众多；陈国的泄冶写出了名字，不是因为无罪。
戊子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公羊传》中写作“先昧以师奔秦”】赵盾既担忧穆嬴，又畏惧公众舆论，于是立太子以抗拒雍。这是他从不正之处，返回到正途。因为人心都归附太子，所以正式告知秦国。康公刚即位，还有昔日渭阳的思念之情，未必不会突然回转车驾。于是赵盾诡称迎接雍而出兵，仍然驾着国君的车前往，而戎御、车右都备其职守。又虚设下军之将，以等待先蔑的到来，使秦国人听闻而不怀疑。到了中途才定下计策，暗中出兵袭击。虽然在当时取得了胜利，但秦晋之间的祸患又从此开始了。所以用“人”来贬斥他们。大概大夫专权执政，事情做得好的，写出名字以归美；事情做得不好的，也写出名字以归咎。事情做得好但行事失其道，与事情做得不好但行事若无罪者，如果嫌于归美而写出名字，就贬斥而称“人”。这就是所谓等待贬斥而恶名显现的意思。
狄国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秋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临川吴氏说：经书记载诸侯，都是先列举名字而后统称。这一年前面没有列举诸侯的名字，这里只说诸侯，是因为没有盟主而由大夫强行聚合，所以简略而不详细叙述。按垂陇之盟，大夫已经与诸侯并列叙述了。这里再次简略而不详细叙述，是因为垂陇之盟，大夫平定卫国于晋国，是诸侯所希望的。这次是因为晋侯刚即位而结盟，是赵盾为自己打算罢了，不是诸侯所希望的。《左传》认为鲁公迟到，不记载所会盟的对象，既然已经结盟了，为什么说迟到呢？
冬天，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参与盟会。
夺取舒地，攻打英氏，徐国已经称为“人”，是因为它依附中原。这次因为侵犯中原而将其视为外邦，以纠正其僭越称王的罪过。赵氏说：鲁国对徐国的祸患由来已久，现在攻打莒国，又渐渐逼近鲁国，所以公孙敖前往莒国结盟，重修僖公洮向时的友好关系，协同谋划以准备抵御。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冬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汪氏说：“这是大夫专权结盟的开始。在此之前盟会于翟泉，还有僖公在。从此以后，袁娄、鸡泽、溴梁，诸侯都在，而大夫自行结盟了。在宋国、在虢国，则是晋、楚大夫频繁主持齐盟，而诸侯不再在场了。这件事从衡雍开始。逐渐发展到干侯之次，晋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而意如会同荀跞在适历了。三家专权于鲁国，六卿瓜分晋国，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高氏说：“衡雍就是晋文公会同诸侯朝见周王的地方。周王去世，诸侯不奔丧，而赵盾等正卿，好像没有听说，互相……”
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公作伊洛戎】
伊洛之戎，晋所迁也。故因与晋盟，而亦盟遂之志，殆叵测矣。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公无而字】
受命以赴天王之丧，而为桑中之行，敖之罪不足道，书之以着鲁之无政刑也。
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石氏曰：不名而官举，盖言其官殆尽也。司马司城，国之所恃以安者也。枝叶皆落，爪牙尽去，君孰与处哉？按列国大夫书爵而巳未有书职者，此独书职，以国之安危系之，不特专杀为罪，其义在于职，则书职也。若云宋王者之后，得自命官，故有司马司城之书，则爵与职一也，则国不得自命以职，顾得自命以爵乎？石氏之说是也。传言荡意诸来奔鲁，皆复之，则司城之属偕来可知，而司马之杀亦必与其属偕死，又可知也。是犹东汉钩党之狱，唐末白马之祸，不待识者知其患在君矣。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公孙不至，京师鲁文不再遣使，书毛伯求金，讥毛伯，实罪鲁也。
夫人姜氏如齐
临川吴氏曰：「出姜当是齐昭公女，此归宁常事，而书之者，敬嬴嬖，出姜必有所不安，故归愬于父母耳。」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
黄氏曰：「王之下礼，含赗而又防▯，过于交邻国防葬。襄王鲁君不亲往，而使卿仅侪天子于诸侯，礼之倒置甚矣。」
辛丑▯襄王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春秋之法，有因其失而着之者，有治其失而正之者。文姜有罪而鲁人不讨，前则治其失而正之，生不书氏，归不书至；后则因其失而着之，薨书夫人，葬书小君，先正文姜之罪，而后讥鲁人之不讨也。出姜无罪而文公不礼，前则因其失而着之，逆不书夫人，入不书至；后则治其失而正之，如书夫人至，亦书夫人，先着文公之咎，而后明出姜之无罪也。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盾专国政，先都、士縠诸人皆先朝旧臣，故亢而不服。盾杀之，而书曰“晋人以众杀也不去其大夫，非作乱也。据传，称襄公欲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抑之，而举狐、赵，故四人怨先克而作乱，使贼杀之。夫不得中军者，士縠、梁益耳；不得上军者，先都而箕郑父之将上军，固无恙也。宁有失职之怨而作乱乎？大扺主少国乱，祸出多门。先克之死，或其不幸。《春秋》不书事，可知己。而先都诸人，曽为襄公所属意，未免与盾相轧，强梗害政，则有之。盾以先克之死，疑先都、士縠，激国人而杀之，并及箕郑父。《春秋》书“杀其大夫”，盖原之也。书“人以杀先都、士縠”，亦不能无罪焉。箕郑父书“及”，则士縠累之也。
楚人伐郑，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书救美事也，缓而不及，楚师是不恪也。不贬则疑于予之，故贬而书。人人外大夫，即所以人内大夫也。
夏，狄侵齐。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周语》曰：“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烝，于是乎有地震。”孔晁曰：“阳伏于阴下，见迫于阴，故不能升以至于地震。”按《后汉张衡传》有地动仪，其形似尊，外有八龙以配八方，如有地动，尊自振，龙寻其方面，契合不爽。然则地动亦有定数，与其法不传，从古亦未有此。
冬，楚子使椒来聘【椒，谷作萩】
楚至是始连书爵矣。不先之，不后之，特以弑父之贼进而比于诸侯，所以媿诸侯之不讨贼也。谁非人子？甘与禽兽为伍而使聘往来？想见夫子当年慨然太息而书此。若曰今之诸侯皆楚也，于楚复何尤哉？叔于田之诗词，若美叔意则刺；庄椒聊之诗词，若颂沃意则儆。晋春秋继诗而作者也，故其词若纵贼，其意则伤时也。自是而后，中国之弑君者益数数矣。虽齐、晋、鲁、宋诸望国，其祸乃接踵而至，亦其所自取，无足怪也。此夫子书楚子之意也。如谓因其来聘，与之自新而进之，则弑父弑君之罪，岂可赎乎？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公羊氏以为兼之是也。先僖公从子也。丧大记：君之丧三日
译乙酉日，公子遂在防地抵御洛戎，在暴地结盟。【《公羊传》作“伊洛戎”】
伊洛之戎，是晋国迁徙过去的。因此借与晋国结盟之机，也实现了公子遂的意愿，这大概难以揣测了。
公孙敖前往京师，未到便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公羊传》无“而”字】
受命赶赴天王之丧，却做出桑中那样的淫乱之行，公孙敖的罪过不值一提，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鲁国没有政令刑罚。
发生蝗灾。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
石氏说：不称其名而称其官职，大概是说其官职几乎被杀尽。司马和司城，是国家赖以安定的依靠。枝叶都落尽了，爪牙都去除了，国君还能与谁共处呢？查考列国大夫通常只书爵位而不书官职，这里唯独书官职，是因为国家的安危系于这些官职，不仅专擅杀戮是罪过，其意义在于官职，所以书官职。如果说宋国是王族之后，得以自设官职，所以有司马、司城的记载，那么爵位与官职是一回事，那么国家不能自设官职，难道能自设爵位吗？石氏的说法是对的。传言荡意诸来投奔鲁国，都让他们返回，那么司城的属官一同前来可以推知，而司马被杀也必定与其属官一同死去，也可以推知。这就像东汉的钩党之狱，唐末的白马之祸，不用等待有见识的人就知道祸患在于国君了。
九年春天，毛伯来鲁国求取金帛。
公孙敖没有到，京师鲁文公不再派遣使者，记载毛伯求金，是讥讽毛伯，实际上是归罪于鲁国。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临川吴氏说：“出姜应当是齐昭公的女儿，这次归宁是常事，而记载它，是因为敬嬴受宠，出姜必定有所不安，所以回去向父母诉苦罢了。”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黄氏说：“天子降低礼节，含玉赠赗而又防备，超过了交往邻国时的葬礼规格。襄王鲁君不亲自前往，而派卿仅相当于诸侯对待天子的礼节，礼制颠倒得很厉害。”
辛丑日，襄王去世。
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春秋》的法则，有因其过失而彰显的，有纠正其过失而正名的。文姜有罪而鲁人不讨伐，先前是纠正其过失而正名，生前不书氏，归国不书至；后来是因其过失而彰显，去世书夫人，安葬书小君，先正明文姜的罪过，而后讥讽鲁人不讨伐。出姜无罪而文公不礼遇，先前是因其过失而彰显，迎娶不书夫人，入国不书至；后来是纠正其过失而正名，前往齐国书夫人，回来也书夫人，先彰显文公的过错，而后明说出姜无罪。
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赵盾专掌国政，先都、士縠等人都是先朝旧臣，所以刚强不服从。赵盾杀了他们，而记载说“晋人以众杀”，不去掉“大夫”二字，是因为他们没有作乱。根据传言，襄公想提拔箕郑父、先都，而让士縠、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压制了他们，而举荐狐氏、赵氏，所以这四个人怨恨先克而作乱，派刺客杀死了他。没有得到中军职位的是士縠、梁益耳；没有得到上军职位的是先都，而箕郑父率领上军，本来没有妨碍。哪有因失职怨恨而作乱的？大概是主少国乱，祸患出自多方。先克之死，或许是他不幸。《春秋》不记载此事，可知了。而先都等人，曾被襄公属意，难免与赵盾相争，强横梗塞妨害政事，是有的。赵盾因先克之死，怀疑先都、士縠，激怒国人而杀了他们，并牵连到箕郑父。《春秋》记载“杀其大夫”，大概是宽恕他们。记载“人以杀先都、士縠”，也不能说没有罪过。箕郑父书“及”，则是士縠连累了他们。
楚国人攻打郑国，公子遂抵御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
记载救援是美事，迟缓而没赶上，楚军是不恭敬。不贬斥则似乎赞许他们，所以贬斥而记载。称外大夫为“人”，也就是称内大夫为“人”。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秋八月，曹伯襄去世。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周语》说：“阳气潜伏而不能出，阴气退散而不能升，于是发生地震。”孔晁说：“阳气潜伏在阴气之下，被阴气逼迫，所以不能上升以至于发生地震。”查考《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其形状像酒樽，外面有八条龙对应八方，如果有地震，酒樽自动振动，龙寻找其方向，契合无误。那么地震也有定数，与其方法失传，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冬天，楚子派椒来聘问。【椒，谷本作萩】
楚国至此开始连续书写爵位了。不先于他，不后于他，特意将弑父的贼人进爵位而比同于诸侯，所以使诸侯不讨伐贼人感到羞愧。谁不是人的儿子？甘愿与禽兽为伍而往来聘问？可以想见夫子当年慨然叹息而记载此事。好像在说现在的诸侯都像楚国一样，对楚国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诗经》中《叔于田》的诗词，如果赞美叔意则是讽刺；《椒聊》的诗词，如果颂扬沃意则是警戒。《春秋》是继《诗经》而作的，所以其文辞看似纵容贼人，其意则是伤叹时世。从此以后，中原地区弑君的人更加频繁了。即使是齐、晋、鲁、宋等著名大国，其祸患也接踵而至，也是他们自取的，不值得奇怪。这是夫子记载楚子的用意。如果说因为他的聘问，与他自新而进爵位，那么弑父弑君的罪过，难道可以赎罪吗？
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赠衣。
公羊氏认为兼送是正确的。先僖公是从子。《丧大记》：君之丧三日
，子夫人杖，固先子而后夫人也。赠死不及尸，非礼也。妾母之尊，止于宫中，及于国已过矣，况邻国乎？成风与僖公并襚，尤非礼也。当时以无忘旧好为礼，故春秋贬而人之，以见其非。季氏曰：秦方与晋为仇，而知鲁最善于晋，恐为之合诸侯以相助也，故寻防温旧好，而托此以结鲁耳。
译子夫人持杖，本来是先尊先君而后尊夫人的。赠送死者的衣物不及尸体，是不合礼制的。妾母的地位尊贵，仅限于宫中，扩展到本国就已经过分了，何况是邻国呢？成风与僖公同时接受襚衣，尤其不合礼制。当时以不忘旧日友好为礼，所以《春秋》贬斥而称“人”，以显示其不合礼制。季氏说：秦国正与晋国结仇，知道鲁国与晋国关系最好，担心晋国联合诸侯来援助鲁国，所以重温防、温两地的旧日友好，并借此名义来结交鲁国罢了。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夘，臧孙辰卒。夏，秦伐晋。
秦以国号举者，仅此一见，必阙文也。说者以为外之，恶其报复不已也。攷之《左传》，晋再伐秦，秦始一报，事不经见，姑置弗论。即以此报令狐之败，亦未为已甚，而遽外之，则前此于殽、于彭衙，晋之三败秦师，何以不外之乎？成三年，郑伐许；昭十三年，晋伐鲜虞。同此。
楚杀其大夫冝申
冝申无故而谋弑商臣，此其志在讨贼也。茍志在讨贼，即北面事之，十年而后动，亦沉几观变之深心，圣人之所原也。故以国杀大夫为文。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极而后追计之，之辞二年既书，此年又书，十三年又书，辞皆无异，则文公之因循积习，不能迁善改过，可见巳。
及苏子盟于女栗
王臣不得受盟于诸侯，书及以着鲁之不恭也。不书公，阙文也。説者以为讳之，讳公而不讳盟。读之者未知其为君乎，为大夫乎？适以甚鲁之罪也。且庄公之伐卫纳朔，明抗王命，未尝讳公，何独讳此？大扺内恶之出于不得自由者，讳其大，不讳其小；其出于得已而不已者，大且不讳，况其小者乎？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传言次于厥貉，将以伐宋。是时狄方侵宋，楚欲乘其敝而入之，以逞志于中夏，故次厥貉以观望焉。包藏祸心，借势于狄。宋服而遂伐，麇其恶亦已甚矣。胡氏谓书伐而次者，其次为善；书次而伐者，其次为恶。未知书次、书伐于狄侵之后者，为尤恶也。是时陈、郑、宋皆从之，不书而独书蔡者，蔡首附楚而坚服焉。陈、郑、宋之与楚未深，未几而有新城之盟，犹可恕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夏，叔仲彭生防晋郤缺于承筐【公谷无仲字，筐作匡】
晋以招来诸侯之事属之鲁也，大夫相防始于此。楚椒方来聘，而鲁遽防晋以谋楚者，椒之执币傲，彭生恶之。此防不使执政而使彭生，知其谋之出于彭生矣。
秋曹伯来朝 公子遂如宋
复司城以释宋之嫌，因贺楚师之不害。葢言楚不足惧，而劝之从晋也。桓、文之合诸侯，皆以宋为重。宋为王室之所尊也。
狄侵齐。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高氏曰：「春秋」书败狄者四，皆不书战，不与狄之抗中国也。败狄不曰「师」，贱之也。按左氏所云，长狄，葢言其为将者躯干异人。公谷以为狄名，非也。谷梁又云：「不言帅师，而言败者，败一人而以众焉，言之尤非。」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
传称郕伯卒，太子自安于夫钟，国人立君，太子来奔。以太子而书郕伯者，大抵先君卒于岁前，逾年即位，故称爵也。郕在齐鲁之间，庄八年降于齐，而为附庸。今必畏齐之偪，而欲附鲁，故迁于夫钟，葢近鲁之邑也。国人弗欲，而别立君，遂奔鲁以求助耳。其事与郑忽、曹覊、莒展同，彼名而不爵者，失君道也；此爵而不名者，非其罪也。
杞伯来朝
杞前称子，此复称伯者，顷王初立，必加恩于先代之后，而复进其爵也。
三月庚子子叔姬卒
叔姬许嫁于杞，以疾甚不可婚，故杞伯请絶叔姬而无絶婚。至是卒，而《春秋》书之，与僖九年书伯姬卒同义。
夏楚人围巢
传称群舒叛楚，楚执舒子，遂围巢。则巢亦舒之党也。执舒子不书，围巢则书之者，书序「巢伯来朝」，「苪伯作旅巢命」。巢固先王之所命，不与群舒等也。
秋滕子来朝 秦伯使术来聘
归襚，称人，贬之也。此无所贬，则书君、大夫。
冬，十有二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不言及者，无曲直之词。然夷秦君于晋臣，其曲在秦，亦可见矣。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张氏曰：「此鲁之东郓也。莒鲁争郓，始此。成四年所城，乃西郓。」家氏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时，讥；非其制，讥。兴兵以城，则尤在所讥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壊【左谷作太室】
周天子庙制，有太庙，
译葬曹共公。
鲁僖公十年春天，周历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夏天，秦国攻打晋国。
史书用秦国的国号来记载这件事，仅此一次，必定是原文有缺失。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将秦国视为外邦，厌恶其报复不休。考证《左传》，晋国两次攻打秦国，秦国才开始报复一次，这种事不常见，暂且搁置不论。即使这次报复令狐之战，也不算过分，却立刻将秦国视为外邦，那么此前在殽地、在彭衙，晋国三次击败秦军，为什么没有将秦国视为外邦呢？鲁成公三年，郑国攻打许国；鲁昭公十三年，晋国攻打鲜虞。情况与此相同。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宜申没有缘故却谋划弑杀商臣，这是他的志向在于讨伐贼人。如果志向在于讨伐贼人，那么即使面向北方侍奉他，过了十年才行动，也是洞察时机、观察变化的深远用心，是圣人所原谅的。所以史书以“国杀大夫”来记载。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旱灾极严重后才追记此事，“至于”的措辞在鲁僖公二年已经记载，这一年又记载，十三年又记载，措辞都没有不同，那么文公因循守旧的积习，不能改过向善，由此可见。
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周王的臣子不得接受诸侯的盟约，史书记载“及”字以彰显鲁国的不恭敬。不记载“公”字，是原文缺失。解说的人认为这是避讳，避讳国君却不避讳结盟。阅读的人不知道这是国君还是大夫，正好加重了鲁国的罪责。况且庄公攻打卫国、拥立朔，公然违抗周王命令，不曾避讳国君，为什么唯独避讳这件事？大概内部邪恶出于不得自由的情况，避讳大的，不避讳小的；出于能做而不做的情况，大的且不避讳，何况小的呢？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楚子、蔡侯在厥貉驻扎【厥公作屈】。
传文说在厥貉驻扎，将要攻打宋国。当时狄人正侵犯宋国，楚国想趁其疲敝而进入，以在中夏逞志，所以在厥貉驻扎以观望。包藏祸心，借狄人的势力。宋国屈服后便攻打，麇国的恶行也已经很过分了。胡氏说记载“伐”而“次”的，驻扎是善行；记载“次”而“伐”的，驻扎是恶行。不知道记载“次”、记载“伐”在狄人侵犯之后的，是更加恶毒。当时陈、郑、宋都跟随楚国，不记载而独独记载蔡国，是因为蔡国首先依附楚国而坚决服从。陈、郑、宋与楚国的关系不深，不久就有新城之盟，还可以宽恕。
鲁僖公十一年春天，楚子攻打麇【公作圈】。夏天，叔仲彭生在承筐防备晋国的郤缺【公谷无仲字，筐作匡】。
晋国将招来诸侯的事情委托给鲁国，大夫互相防备开始于此。楚国的椒正来聘问，而鲁国立刻防备晋国以谋划对付楚国，是因为椒拿着玉帛傲慢，彭生厌恶他。这次防备不派执政大臣而派彭生，可知谋划出自彭生。
秋天，曹伯来朝见。公子遂前往宋国。
恢复司城以消除宋国的嫌疑，借机祝贺楚军没有造成危害。大概是说楚国不足畏惧，而劝宋国跟随晋国。桓公、文公会合诸侯，都以宋国为重。宋国是王室所尊重的。
狄人侵犯齐国。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高氏说：“《春秋》记载击败狄人的有四次，都不记载‘战’，不承认狄人与中国抗衡。击败狄人不称‘师’，是轻视他们。”按《左氏》所说，长狄，大概说作为将领的人躯干异于常人。《公羊》《谷梁》认为是狄人的名称，不对。《谷梁》又说：“不称‘帅师’，而称‘败’，是击败一人而率领众人，说法更加不对。”
鲁僖公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郕伯来投奔。
传文说郕伯去世，太子在夫钟自安，国人拥立国君，太子来投奔。以太子而称郕伯，大概先君在年前去世，过了一年才即位，所以称爵位。郕国在齐国和鲁国之间，庄公八年降服于齐国，成为附庸。现在必定畏惧齐国的逼迫，而想依附鲁国，所以迁到夫钟，大概是靠近鲁国的邑。国人不愿意，而另立国君，于是投奔鲁国以求援助。这件事与郑忽、曹羁、莒展相同，他们称名而不称爵位，是因为失掉了君道；这里称爵位而不称名，是因为不是他的罪过。
杞伯来朝见。
杞国以前称子，这里又称伯，是因为顷王刚即位，必定对先代后裔施加恩惠，而恢复提升他的爵位。
三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叔姬许配给杞国，因为病重不能结婚，所以杞伯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而不断绝婚约。至此去世，而《春秋》记载，与僖公九年记载伯姬去世意义相同。
夏天，楚人包围巢国。
传文说群舒背叛楚国，楚国抓住舒子，于是包围巢国。那么巢国也是群舒的党羽。抓住舒子不记载，包围巢国则记载，是因为《书序》有“巢伯来朝”，“苪伯作旅巢命”。巢国本是先王所任命，不与群舒同等。
秋天，滕子来朝见。秦伯派术来聘问。
赠送丧服，称“人”，是贬低他。这里没有贬低，就记载国君、大夫。
冬天，十二月，晋人、秦人在河曲交战。
不称“及”，是没有曲直之词。然而将秦君等同于晋臣，其曲在秦国，也可以看到了。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城和郓城。
张氏说：“这是鲁国的东郓。莒国和鲁国争夺郓地，开始于此。成公四年所修筑的，是西郓。”家氏说：“《春秋》的法度，修筑城池不合时宜，讥讽；不合制度，讥讽。兴兵修筑城池，则更加值得讥讽。”
鲁僖公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邾子蘧蒢去世。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世室的屋顶毁坏【左谷作太室】。
周天子的庙制，有太庙，
又有世室，诸侯不得有其制也。鲁之始封，周公拜乎前，鲁公拜乎后，是皆始封之君，其庙不可毁，故周公为太庙，鲁公为世室，此亦礼之变而得宜者，故壊则讥之。
译又有世室，诸侯不得拥有其制度。鲁国刚受封时，周公在前拜祭，鲁公在后拜祭，这都是始封之君，他们的宗庙不可毁弃，所以周公的庙称为太庙，鲁公的庙称为世室，这也是礼制变通而合乎宜当的做法，因此毁坏它就要受到讥讽。
冬，公如晋。卫侯防公于防【公无公字】狄侵卫。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防公于棐【还上，公谷无“公”字；棐，公作斐】
髙氏曰：「郑卫之从楚，岂得已哉？强弱不敌，姑为一时之计耳。鲁为之请成，以纾两国之患。春秋善和难，故详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
邾居丧而伐人，鲁伐人之丧，其罪一也。家氏曰：「邾修须句之怨耳。」左氏乃谓讨鲁之不敬，彼小国安能责礼于大国。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
六月，公防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陈氏曰：「扈之盟不序诸侯，此其复序何？诸夏之从楚者，复汲汲于晋，而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诸夏之汲汲于晋，而徒以赵盾主是盟，书曰『同』，众辞也，则不与盾以主是盟之辞也。」季氏曰：「诸侯谋楚，常盟于郑地，以郑为楚所必争也。」按：新城即僖六年诸侯伐郑所围之新城，盖郑之要地。文宣以前，伯业盛而盟主重，故盟不书『同』，其或书『同』者，则伯业之未盛也。文宣以后，伯业衰而盟主轻，故盟必书『同』，其或不书者，将以着其功罪之所归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为灾异之大者，北斗又临制四乡，无所不纪。是后九年，凡七弑君，是其应也。黄氏曰：光芒直上而如彗，则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则曰孛。
公至自防。晋人纳防菑于邾，弗克纳【防公作接】
春秋未有书「弗克」者，书「弗克」，善其不恃强也；称人，以为悔之晚也。以大夫而废置诸侯，此罪之莫大者，何待邾人正辞而后悔乎？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
高氏曰：「敖废命，奔莒，此诛废之罪也。已而奔齐，主齐而求复公，许之，则其卒也。是亦大夫矣。书之以见典刑之壊。」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舎
未逾年而遇弑，亦成之为君，所以别于商人也。商人亦自以为君之子，故特称君以折之。或云以其立之正，别于奚齐之不正。则子赤之卒，何以书“子”？岂讳其弑，遂忍削其号乎？商人书“公子”者，贼不讨之词也。凡弑君者，氏与不氏，无所分辨，“公子”则皆书之，以明其贵戚之势，无忌也。州吁不书“公子”，贼已讨之辞耳。义已详前。
宋子哀来奔
子哀初仕为封人，葢隐于官者，及被征为卿，则不义其君而出奔，可谓明哲矣，故书「字」以贵之，而犹不免于书「奔」者，以有官守也，苟无官守，岂不进退绰绰哉
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以王命请叔姬于齐者，当时簒立之君，往往假王命以为荣，谓齐必不敢逆王也。齐竟执王使，又执国母，悖骜极矣。齐人行之而不顾者，商人使之也。圣人不书其君，而书齐人，亦以见后之弑商人者，即此齐人，自己导之，自己受之，理固然也。或疑执王臣而《春秋》无异词，王臣与诸侯等也，何异之有？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
王命既不行于齐，乃假伯主之势以胁之。张氏曰：「鲁不能以义讨齐，而反因晋以求之。晋为盟主，又不能奉天讨，皆罪也。」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华孙者，华督之后，故书“华孙”而不名不字。与闵元年书“齐仲孙同”，则其义亦同。此书“司马”，则尤以掌兵为讥也。诸侯使臣介，有常数。传称“华孙之来”，其官皆从越礼，甚矣！知先人之罪，而复习于僣侈，徒饰辞以为恭，圣人何贵焉？
夏，曹伯来朝。齐人归公孙敖之丧。
敖之所犯者，国法也。其子虽孝，未能立效于国家以赎其罪，则其哀请之诚，亦人子之私情耳。以私情而废国法，犯者益众矣。《春秋》之书归丧，非赦之也。汪氏曰：「所以着三桓渐强之由。虽有罪而获赦也。」张氏无垢曰：「敖奔莒，书言莒受之，莒有罪也。卒齐，书言齐不能正典刑，齐有罪也。归其丧，书言鲁不能戮其死，鲁有罪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单伯至自齐。单伯始不书，来自周
译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卫侯在防地拦截鲁公【“公”字前无“公”字】。狄人侵犯卫国。
十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结盟。鲁公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拦截鲁公【“还”字之上，“公谷”二传无“公”字；“棐”，《公羊传》作“斐”】。
高氏说：“郑国和卫国追随楚国，难道是心甘情愿的吗？是因为强弱悬殊，不得已而采取的一时权宜之计罢了。鲁国替他们请求讲和，以缓解两国的祸患。《春秋》赞许调和危难，所以详细记载这件事。”
鲁僖公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从晋国回到国内。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邾国在守丧期间攻打别人，鲁国攻打别人的丧事，两者的罪过是一样的。家氏说：“邾国是为了报复须句的怨恨罢了。”《左传》却说是讨伐鲁国的不敬，那个小国怎么能责备大国不守礼呢？
夏天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
六月，鲁公在防地会见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以及晋国的赵盾。癸酉日，在新城共同结盟。
陈氏说：“扈地的盟会不排列诸侯次序，这里为什么又排列次序了呢？那些中原诸侯中追随楚国的，又急切地归附晋国，并举行这次盟会，怎么能不排列次序呢？因为中原诸侯急切地归附晋国，却只让赵盾主持这次盟会，史书用‘同’字，这是众人的意思，也就是不承认赵盾主持这次盟会的说法。”季氏说：“诸侯谋划对付楚国，经常在郑国境内结盟，因为郑国是楚国必定争夺的地方。”按：新城就是僖公六年诸侯攻打郑国时所包围的新城，大概是郑国的要害之地。文公、宣公以前，霸业兴盛而盟主地位重要，所以盟会不记载‘同’字，那些记载‘同’字的，则是霸业尚未兴盛的时候。文公、宣公以后，霸业衰落而盟主地位轻贱，所以盟会必定记载‘同’字，那些不记载的，是为了彰显功过归属的人。
秋天七月，有彗星出现并进入北斗星。
彗星是灾异中最大的，北斗星又统御四方，无所不记录。这之后九年，共有七次弑君事件，这就是应验。黄氏说：“光芒直上像扫帚一样的，叫做彗；光芒向四周发散且气势旺盛的，叫做孛。”
鲁公从防地回到国内。晋国人把防菑送回邾国，没能成功送回【“防”，《公羊传》作“接”】。
《春秋》以前没有记载“弗克”（未能成功）的，记载“弗克”，是赞许他不倚仗强权；称“人”，是认为他后悔得太晚了。身为大夫却废立诸侯，这是极大的罪过，何必等到邾国人提出正当理由后才后悔呢？
九月甲申日，公孙敖死在齐国。
高氏说：“公孙敖违抗命令，逃奔到莒国，这是废黜他的罪过。后来他又逃奔到齐国，依靠齐国谋求回国复位，齐国答应了他，于是他就死在那里。这也是大夫的身份。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典章刑法的败坏。”
齐国公子商人杀死了他的国君舍。
国君在位未满一年就遭遇弑杀，也把他当作国君看待，这是为了与商人区别开来。商人自己也认为是国君的儿子，所以特别称他为“君”来驳斥他。有人说因为舍即位名正言顺，与奚齐的不正相区别。那么子赤去世，为什么记载为“子”呢？难道是因为忌讳弑君，就忍心削去他的称号吗？商人记载为“公子”，是因为贼人未被讨伐的说法。凡是弑君的人，无论是否称氏，都没有区别，称“公子”的都记载，是为了表明他们凭借贵族亲属的势力，肆无忌惮。州吁不记载“公子”，是因为贼人已被讨伐的说法。其义理前面已经详细阐述过了。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子哀起初做封人，大概是隐居于官职之中，等到被征召为卿，就认为国君不义而出逃，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所以记载他的“字”来表示尊重，但仍然不免记载“奔”，是因为他有官职在身，如果没有官职，难道进退不从容吗？
冬天，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带着周天子的命令向齐国请求归还叔姬的人，当时篡位的国君，往往假借天子命令来显示荣耀，认为齐国一定不敢违抗天子。齐国竟然拘捕了天子的使者，又拘捕了国母，悖逆傲慢到了极点。齐国人这样做而不顾后果，是商人指使的。圣人不记载齐国的国君，而记载齐国人，也是为了表明后来杀害商人的，就是这些齐国人，自己引导他，自己承受后果，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有人怀疑拘捕天子臣子而《春秋》没有不同的措辞，天子臣子与诸侯地位相等，有什么不同呢？
鲁僖公十五年春天，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天子的命令既然在齐国行不通，就假借霸主的力量来胁迫齐国。张氏说：“鲁国不能以义讨伐齐国，反而依靠晋国来谋求解决。晋国作为盟主，又不能奉行天罚，都是罪过。”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华孙是华督的后代，所以记载“华孙”而不称名不称字。与闵公元年记载“齐仲孙同”，其义理也相同。这里记载“司马”，更是以掌管军事来讥讽他。诸侯派遣使者，有固定的常规。传文说“华孙的到来”，他的官属都跟随越礼，太过分了！知道祖先的罪过，却又习惯于僭越奢侈，只是修饰言辞来表示恭敬，圣人怎么会看重呢？
夏天，曹伯来朝见。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尸体。
公孙敖所犯的是国法。他的儿子虽然孝顺，但未能对国家建立功效来赎罪，那么他哀求的诚意，也只是人子的私情罢了。用私情来废弛国法，犯法的人就会更多了。《春秋》记载送还尸体，并不是赦免他。汪氏说：“这是为了彰显三桓逐渐强大的原因。虽然有罪却获得了赦免。”张氏无垢说：“公孙敖逃奔莒国，记载莒国收留他，莒国有罪。死在齐国，记载齐国不能正典刑，齐国有罪。送还他的尸体，记载鲁国不能戮死他，鲁国有罪。”
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祭社。单伯从齐国回来。单伯开始不记载，来自周
如齐也。今自齐而来，则书“至自齐”，亦书其实耳。且王使为鲁而被辱，则休戚同之。故比于吾君而书“至”也。
译比如齐国。如今从齐国回来，就记载“至自齐”，这也是如实记载罢了。况且君王派他出使鲁国却遭受侮辱，那么休戚与共。所以将他比作我们的国君而记载“至”。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
家氏曰：楚次厥貉，蔡为罪首，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齐桓溃蔡而遂伐楚，意不专在蔡也。今晋不能敌楚，惟入蔡而已，祗见其无能为耳。
秋，齐人侵我西鄙。季孙行父如晋。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畧诸侯而不序鄙之也，受商人之赂，与受华督之赂同。于彼序之而不略者，着其成乱之始也。于此畧之而不书，成乱者，乱不自此成也。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郯伯姬来归，罪在姬也。杞叔姬来归，先书杞伯来朝，罪不在姬，亦不在杞也。此直书齐人来归子叔姬，则罪在齐人而不在姬，明矣。家氏曰：鲁不能伸讨贼之大义，乃卑躬下气以请叔姬。书齐人执，齐人归其执，其释听之，在人。闵姬而病鲁也。
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初，释单伯即侵西鄙；继释叔姬，又侵西鄙。既遵伯令，随肆已威，一翕一张，不惟玩弄鲁君，抑且玩弄盟主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诸侯伐之，取赂而还，是成其为君也。故自此遂书齐侯，一岁而再侵，恶鲁而及曹，不待贬而恶自见矣。」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防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齐之不盟，非果责文公之不至也，鲁故急之，齐故缓之，无非玩弄文公之术也。故于齐侯书弗及，于遂于公则两书及。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
庐陵季氏曰：「文不视朔，传以为疾，非真疾也。阳谷之防，本以疾诈齐，自是遂因循废之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公作犀丘，疏云：正本作菑丘，谷作师丘】
书内及恶赂也。当时大义不明于天下，乱贼横行而莫之问。晋受商人之赂，已悖矣。鲁反赂之以求盟，不大可痛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
一台而毁之，非甚劳民之事，为之者非，则毁之者是矣。若谓国之治乱不系于此，则是君之美恶亦不以此而彰，毁之何害？《春秋》所以书之者，以其惑于禨祥而妄动也。夫人初薨而毁台，必非无所为而为之。《左氏》谓因蛇出良，非谬说。夫蛇果为祟，何必泉台见禨祥而有所毁？必且见禨祥而有所兴作，如鄜畤、陈宝之类者，其流弊可胜道哉？故书之以为讥也。蛇出不书，国中所常有也。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楚自城濮之役入居于申，意在窥王室耳。而与群蛮逼处，恐群蛮之挠其后也。庸于王室又有开国之功，以长羣蛮之甘心于庸矣。今庸帅群蛮以叛楚，而麇与百濮为之响应，其势颇不弱。楚以为不连秦人，不可以灭庸；不连巴人，不可以通秦。于是合秦巴之师以灭之。自此而申息之北门可以直逹王都，而无内顾；秦巴之间道，又可以绕出其背，而絶晋之援。是役也，楚所为大得志者也。未几而肆焉问鼎，盖决于此矣。书「人」葢楚之常称，而秦巴从之也。商臣书爵为变例，是时楚庄已立，则复其常称矣。后之书爵又别起义，以着春秋之特笔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处臼】
郝氏曰：「荡意诸死于其难，而春秋不书，其智不足録也。巳去求复，不逮高哀逺矣。」
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高氏曰：「春秋之诛乱贼，有与谋者，有与事者。宋文公始无弑君之谋，终无弑君之事，然已有其情也。今诸国之师，以讨贼为名，不探其情，而无所委罪，为贬而人之宜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公作圣姜】
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
郪丘盟矣，以不亲盟来伐，是赂之无益也。谷则亲盟矣，明年商人又戒师期，是亲盟之无益，又可知也。其侮鲁若婴儿，鲁曽不耻，故书公及。
诸侯防于扈
宋鲍与闻弑君而不讨，反受其赂，为此防以定之，是亦成乱也。其取赂与前年之盟扈同，故书法亦同。宣元年传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晋以诸侯伐宋，宋及晋平，又防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为鲁讨齐，即此防之事。此防固为平宋，而鲁不与防，以齐难为辞，晋必声言伐齐，齐人惧而归鲁之赂耳。平宋则取宋赂，
译晋国郤缺率领军队讨伐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
家氏说：楚国驻扎在厥貉，蔡国是罪魁祸首，郤缺讨伐它，这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然而齐桓公击败蔡国后随即讨伐楚国，其意图并不专在蔡国。如今晋国不能抵挡楚国，仅仅进入蔡国而已，只显得它无能为力罢了。
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冬天，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省略诸侯而不按次序排列，是鄙视他们，因为他们接受了商人的贿赂，这与接受华督的贿赂相同。在那里按次序排列而不省略，是为了彰显他们促成动乱的开端。在这里省略而不记载，促成动乱的人，是因为动乱并非由此而成。
十二月，齐国人送还子叔姬。
郯国的伯姬被送还，罪责在于姬。杞国的叔姬被送还，先记载杞伯来朝见，罪责不在姬，也不在杞国。这里直接记载齐国人送还子叔姬，那么罪责就在齐国人而不在姬，这是很明显的。家氏说：鲁国不能伸张讨伐贼人的大义，反而卑躬屈膝去请求送还叔姬。记载齐国人拘捕，齐国人送还，其拘捕与释放听从于人。怜悯姬而厌恶鲁国。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随即讨伐曹国，进入其外城。
起初，释放单伯后就侵犯西部边境；接着释放叔姬，又侵犯西部边境。既然遵从伯姬的命令，就随意施展自己的威势，一收一放，不仅玩弄鲁君，而且玩弄盟主。高氏说：“商人弑君自立，诸侯讨伐他，索取贿赂后返回，这是成就他作为君主的地位。所以从此以后就记载齐侯，一年之内两次侵犯，厌恶鲁国并波及曹国，不需要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
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防备齐侯，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齐国不结盟，并非真的责备文公没有到来，鲁国故意催促，齐国故意拖延，无非是玩弄文公的手段。所以在齐侯处记载“弗及”，在“遂”和“公”处则都记载“及”。
夏天五月，文公四次没有视朔。
庐陵季氏说：“文公不视朔，传文认为是因为生病，并非真的生病。阳谷的防备，本是用生病来欺骗齐国，从此就因循废弛了。”
六月戊辰日，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公羊传》作犀丘，疏文说：正本作菑丘，谷梁传作师丘】
记载“内及”是厌恶贿赂。当时大义不在天下彰显，乱贼横行而无人过问。晋国接受商人的贿赂，已经悖逆了。鲁国反而贿赂以求结盟，不是大可痛惜吗！
秋天八月辛未日，夫人姜氏去世。拆毁泉台。
一座台而拆毁它，并非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做这件事的人不对，那么拆毁它的人就是对的。如果说国家的治乱不取决于此，那么君主的美恶也不以此彰显，拆毁它有什么害处？《春秋》之所以记载它，是因为被禨祥迷惑而妄动。夫人刚去世就拆毁台，必定不是无缘无故而做的。《左氏传》说是因为蛇出现而认为不祥，并非谬说。如果蛇真的是作祟，何必在泉台见到禨祥而有所拆毁？必定会见到禨祥而有所兴建，如鄜畤、陈宝之类，其流弊岂能说得尽？所以记载它作为讥讽。蛇出现不记载，是国家中常有的事。
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掉庸国。
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入驻申地，意在窥伺王室。而与群蛮毗邻而居，担心群蛮骚扰其后背。庸国对王室又有开国的功劳，以此让群蛮甘心于庸国。如今庸国率领群蛮背叛楚国，而麇国和百濮为之响应，其势力颇不弱。楚国认为不联合秦国人，就不能灭掉庸国；不联合巴国人，就不能通达秦国。于是联合秦、巴的军队来灭掉它。从此申、息的北门可以直接到达王都，而无后顾之忧；秦、巴之间的道路，又可以绕出其背后，而断绝晋国的援助。这次战役，是楚国大大得志的。不久就肆意问鼎，大概在此时就决定了。记载“人”大概是楚国的常称，而秦、巴跟随它。商臣记载爵位是变例，这时楚庄王已经即位，就恢复其常称了。后来记载爵位又另有意义，以彰显《春秋》的特笔。
冬天，十一月，宋国人弑杀其君杵臼【《公羊传》作处臼】
郝氏说：“荡意诸死于其难，而《春秋》不记载，他的智慧不足以记录。已经离去又请求复职，不及高哀远矣。”
十七年春天，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
高氏说：“《春秋》诛杀乱贼，有参与谋划者，有参与行事者。宋文公起初没有弑君的谋划，最终没有弑君的事，但已有其情了。如今各国的军队，以讨伐贼人为名，不探究其情，而没有可归罪的对象，作为贬斥而称“人”是适宜的。”
夏天四月癸亥日，安葬我小君声姜【《公羊传》作圣姜】
齐侯讨伐我国西部边境。六月癸未日，文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郪丘已经结盟了，因为不亲自结盟而来讨伐，这是贿赂没有益处。谷地则亲自结盟了，明年商人又约定军队期限，这是亲自结盟没有益处，又可知了。其侮辱鲁国如同婴儿，鲁国曾不以为耻，所以记载“公及”。
诸侯在扈地防备。
宋鲍参与弑君而不讨伐，反而接受其贿赂，为此防备以安定它，这也是促成动乱。其索取贿赂与前年结盟扈地相同，所以书法也相同。宣元年传文说：“宋国人弑杀昭公时，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宋国，宋国与晋国讲和，又在扈地防备诸侯，将要为鲁国讨伐齐国，都索取贿赂后返回。”为鲁国讨伐齐国，即此防备之事。此防备固然为了平定宋国，而鲁国不参与防备，以齐国难以对付为借口，晋国必定声言讨伐齐国，齐国人害怕而归还鲁国的贿赂。平定宋国则索取宋国的贿赂，
讨齐则取齐赂，皆取赂者，总指此防而言。杜氏谓「言二扈之盟」，非也。刘▯得之后传，正▯前传之略耳。
译讨伐齐国就接受齐国的贿赂，凡是接受贿赂的情况，都是总括着指这个防备而言。杜氏说“这是说二扈之盟”，是不对的。刘〇在后传中的记载，正是对前传内容的简略概括罢了。
秋公至自谷 冬公子遂如齐
汪氏曰：「公方自盟齐，归又使卿聘齐，以齐怒未怠也。然则卑屈之不足以纾祸也，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
高邮孙氏曰：「薨非路寝，皆不正也。其曰台下，葢又甚焉。」
秦伯防卒。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以仆御之贱，弑君无忌，舎爵而行，国人莫问。向者商人之骤施，聚士才及数年，而人情已若此，区区私惠，亦何足赖哉？书曰：「齐人弑君，非特诛乱党，亦所以儆夫始乱者耳。」《易大传》曰：「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其商人之谓与？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谷梁氏曰：「不正其同伦而相介，故列而数之，是也。」遂之如齐，谋立宣公，恐齐以大臣不协为疑，故挟得臣偕往。
冬十月子卒
凡诸侯之卒，皆名。内则名其未即位者，此独不名，以其弑也。书公薨者不地，以别于庄、僖诸公，而见其弑。书子卒者不名，以别于子般、子野，而见其弑也。公、谷以不日见弑，恐非通义。
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
沙随程氏曰：「弑立之事，遂得臣、行父三人皆与谋，以其先后如齐而知之也。」按：宣十八年传，行父曰：「使我杀适立庶者，仲也。」是亦与闻乎？故矣。
莒弑其君庶其
凡杀大夫而书“国”，谓君与大臣共之也。弑君而书“国”，义有所不通，葢阙疑也。据《左传》，莒仆因国人以弑君，春秋不书“仆”，而书“国”以弑。说者谓因彼告辞之略，故史亦畧之。夫文子之逐莒仆，持议侃侃，不少假借，必非无据而云。即此亦朝廷之大政大训，国史岂得不书？或以为“罪累上”之词，此尤不得施于父子。窃疑仆因国人以弑，则国人宜党于仆，未有起而讨贼者。何以季佗立而仆出奔？安知非季佗谋簒而嫁其罪于仆乎？以莒方鲁，仆犹赤也，孰肯为之辨正？司宼逐之，太史书之，人皆以仆为乱贼。春秋阙而不书，聊以存疑焉尔。宁使天下罪我以纵贼，而非常之狱不敢轻以加人。此圣人慎刑之至意也。
读春秋畧记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七 明 朱朝瑛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同一即位也，胡氏之说褒贬异义，以为美恶不嫌同辞。夫不嫌于同者，谓其美恶较然，如泾渭之不可淆也。若诸公之不朝天子，与受贼臣之立者，媺恶不甚相逺，岂得不嫌于同？故知书「即位」者，犹书「公薨」，志其终始而已，非褒贬之所系也。
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称妇，与出姜同义。公为敬嬴子，夫人不得不为敬嬴妇也。不称氏，亦縁妾姑而畧之，非贬也。公之以丧婚，其恶不贬，自见。丈夫制义，欲以大礼责一女子，迂矣。
夏季，孙行父如齐。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虞书》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逺者四裔，近亦千里。诸侯之国，欲放其大夫，而不请命于天子，安得三居而放之？晋与卫为列国，而放其罪臣于卫，是鄙卫而帝制自为也。故书「放大夫」者，犹之书「杀大夫」，专责上之辞也。
公防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是时，晋强于齐鲁，不赂晋而赂齐者，以出姜在齐，方诉其寃也。金坛王氏曰：齐惠公之恶商人也，终不曰公，曰夫已氏，羞恶之心亦明矣。今于鲁之效商人者，絶不之恶，不过贪于济西之赂，遂忍心犯义以助其成，是以春秋甚恶夫赂也。
秋，邾子来朝。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
传称「师救陈宋」，经则削宋而不书。说者谓弑君之贼不宜救，是已；抑诸夏之国所以限南北而阻遏楚氛者，惟宋、郑是頼。郑既从楚，势必及宋。观于防二十七年，晋赵武、楚屈建盟于宋，而南北分伯之势成。楚日以强，晋遂日以弱矣。使此时而不救宋，则分伯之势将遂成于此。昧于大势而失其机宜，亦非义之所存也。然则宋固宜救，而《春
译秋，鲁公从谷地回国。冬，公子遂出使齐国。
汪氏说：“鲁公刚刚与齐国结盟，回来后又派卿出使齐国，是因为齐国的怒气尚未平息。然而，卑躬屈膝不足以消除祸患，这是显而易见的。”
鲁宣公十八年，春，周历二月，丁丑日，鲁公在台下去世。
高邮孙氏说：“去世不在正殿，都是不正常的。这里说在台下，情况更加严重。”
秦伯秦防去世。夏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齐商人。
凭借仆役御者的卑贱身份，弑杀国君毫无顾忌，放下酒杯就行动，国中没有人过问。先前齐商人频繁施恩，聚集士人不过几年，人心就已经这样了，小小的私恩，哪里值得依赖呢？《春秋》记载：“齐人弑君”，不仅是诛杀乱党，也是为了警戒那些始作俑者。《易大传》说：“处于危险之中而轻举妄动，百姓就不会拥护；没有交往而有所求，百姓也不会拥护。没有人拥护，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这说的不就是齐商人吗？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谷梁氏说：“不认为同辈互相介绍是正当的，所以并列列举他们，这是对的。”公子遂出使齐国，谋划拥立宣公，担心齐国因为大臣不和而产生疑虑，所以带着叔孙得臣一同前往。
冬十月，太子去世。
凡是诸侯去世，都记载名字。鲁国国内则只记载未即位者的名字，这里唯独不记名字，是因为他是被弑杀的。记载鲁公去世不写地点，是为了区别于庄公、僖公等，从而显示他是被弑杀的。记载太子去世不写名字，是为了区别于子般、子野，从而显示他是被弑杀的。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不记日期就表示被弑，恐怕不是通行的义理。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沙随程氏说：“弑君立君的事情，公子遂、叔孙得臣、季孙行父三人都参与了谋划，从他们先后出使齐国就可以知道。”按：《春秋左传》宣公十八年记载，季孙行父说：“让我杀嫡立庶的人，是仲孙（指公子遂）。”这也是参与谋划了吗？确实如此。
莒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凡是杀大夫而记载“国”，是说国君和大臣共同决定的。弑君而记载“国”，义理上说不通，大概是存疑吧。根据《左传》，莒仆依靠国人弑君，《春秋》不记载“莒仆”，而记载“莒国”弑君。解说的人认为因为莒国告辞简略，所以史官也简略记载。文子驱逐莒仆，议论正直，毫不宽容，必定不是没有依据就说。即使这样，这也是朝廷的重大政事和训诫，国史怎么能不记载呢？有人认为这是“罪累及上级”的说法，这尤其不能用于父子之间。我私下怀疑莒仆依靠国人弑君，那么国人应该偏袒莒仆，没有起来讨伐贼人的。为什么季佗即位而莒仆出逃呢？怎么知道不是季佗谋篡位而把罪行嫁祸给莒仆呢？以莒国相比鲁国，莒仆就像赤一样，谁肯为他辨明真相呢？司寇驱逐他，太史记载他，人们都认为莒仆是乱贼。《春秋》缺漏不记载，姑且保留疑问罢了。宁可让天下人怪我纵容贼人，也不敢轻易把非常之罪加在别人身上。这是圣人慎重用刑的最高意图。
读春秋略记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略记卷七 明 朱朝瑛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鲁公即位。
同样是即位，胡氏的说法褒贬意义不同，认为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词句。所谓不嫌相同，是指美恶非常明显，像泾水和渭水一样不可混淆。如果各位国君不朝见天子，以及接受贼臣拥立的人，美恶差别不大，怎么能不嫌相同呢？所以知道记载“即位”，就像记载“公薨”，只是记录其始终，不是褒贬所关联的。
公子遂出使齐国迎接新娘，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称“妇”，与出姜意义相同。鲁公是敬嬴的儿子，夫人不得不成为敬嬴的媳妇。不称姓氏，也是因为妾对姑母而简略，不是贬低。鲁公在丧期结婚，其恶行不贬低，自然显现。男子制定礼义，想用大礼责备一个女子，迂腐了。
夏季，孙行父出使齐国。晋国把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
《尚书·虞书》说：五种流放有住所，五种住所三种居所。远的在四方边远地区，近的也有千里。诸侯的国家，想要放逐大夫，而不向天子请示，怎么能得到三种居所而放逐他呢？晋国和卫国是并列的国家，而把罪臣放逐到卫国，是轻视卫国而自专帝王的制度。所以记载“放大夫”，就像记载“杀大夫”，是专责上级的说法。
鲁公在平州会见齐侯。公子遂出使齐国。六月，齐国人夺取济西的土地。
这时，晋国强于齐国和鲁国，不贿赂晋国而贿赂齐国，是因为出姜在齐国，正在申诉她的冤屈。金坛王氏说：齐惠公厌恶齐商人，始终不称他为公，称他为夫已氏，羞恶之心也很明显了。现在对于鲁国效仿齐商人的行为，一点也不厌恶，不过是贪图济西的贿赂，于是忍心违背道义来帮助他成功，所以《春秋》非常厌恶这种贿赂。
秋，邾子来朝见。楚子、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左传》称“军队救援陈宋”，经文则删去宋国而不记载。解说的人认为弑君的贼人不宜救援，这是对的；况且中原国家用来限制南北而阻挡楚国势力的，只依靠宋、郑。郑国已经跟随楚国，势必波及宋国。看僖公二十七年，晋国赵武、楚国屈建在宋国结盟，而南北分伯的形势形成。楚国一天天强大，晋国就一天天衰弱了。如果这时不救援宋国，那么分伯的形势将在这里形成。不明大势而失去时机，也不是义理所在。那么宋国本来应该救援，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