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称为也？在他国之大夫，或有所因，或有所未详。若诸侯之称人，王大夫之称氏，鲁季友之称字，岂有所因？亦岂有所未详与？近世説春秋者，唐荆川、季彭山、王明逸、郝仲舆诸家，各有论著，非不直防晓畅，然举圣人之防词，槩置弗辨，惟以为据事直书，则既笔削之春秋，何以异于未笔削之春秋哉？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夫既不谬于周礼，岂遂不若司马子长？或有虚美隠恶以待圣人之直之，然而圣人复从而笔之削之者，其取义不在褒贬，将在何等也？圣人盖有褒贬，而无褒贬之定例也。公羊氏曰：“不待贬絶而辠恶见者，不贬絶以见罪恶也；贬絶然后罪恶见者，贬絶以见罪恶也。”斯言得之矣，而犹未尽其变。何以言之？有因其时而变者，有因其人而变者，有因其事而变者。闵僖以前，诸侯为政，则褒贬常在诸侯而不在大夫；文宣以后，大夫为政，则褒贬常在大夫而不在诸侯，此因其时而变者也。褒贬之在诸侯者，大国小国皆有之；褒贬之在大夫者，常在大国而不在小国，此因其人而变者也。在诸侯者，不过辞有重轻，大抵称爵为重，称人为轻，重者近于褒，轻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者，则亦称爵以着其恶也。在大夫者，不过辞有详畧，大抵称名为详，称人为畧，详者近于褒，畧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则亦称名以着其恶也，此因其事而变者也。至于吴楚之称，则皆因天下之进退，而进退之天下。外之则《春秋》举国号而已。天下进之中国，则《春秋》人之；又进之而列于诸侯，则《春秋》爵之。其称国、称人、称爵者，非以褒贬吴楚，盖以着诸侯之得失，而明世道之存亡也。《春秋》之作，岂为僣逆谋哉？此其褒贬之意，在于言外。又变而难穷者也。总之，《春秋》继《诗》而作，《诗》有美者，有刺者，有以美而实刺者，有属辞在此而取义在彼者。《春秋》褒贬之法，亦如是已。盖《春秋》之作，非徒彰善瘅恶而已也。谨严之中，不失温厚；恶之小者，罪止于下也。激切之至，反类委蛇；恶大而不讨者，罪累上也。下之以媿夫不肖之人，使感于欲并生之之徳，斯化于为善；上之以儆天下之庇乱贼者，有以发其深省，而耻鸟兽之同群，斯共奋于讨恶之义矣。非圣人，孰能与于此？
译（这）是称呼的体例吗？对于他国的大夫，或许有所沿袭，或许有所不详。至于诸侯称“人”，周王的大夫称“氏”，鲁国的季友称“字”，难道有所沿袭吗？又难道有所不详吗？近世解说《春秋》的，唐荆川、季彭山、王明逸、郝仲舆等各家，各有论著，并非不直接防范、明白通畅，然而将圣人的防范措辞，一概放置而不加辨析，只认为是据事直书，那么既然经过笔削的《春秋》，与未经笔削的《春秋》有何不同呢？晋国的韩起出使鲁国，见到《易象》和《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既然不违背周礼，难道就不如司马迁吗？或许有虚美隐恶以等待圣人直书的情况，然而圣人又接着进行笔削，其取义不在褒贬，那将在哪里呢？圣人大概有褒贬，却没有褒贬的固定条例。《公羊传》说：“不需要贬斥绝笔而罪恶就显现的，不贬斥绝笔以显现罪恶；需要贬斥绝笔然后罪恶才显现的，贬斥绝笔以显现罪恶。”这话说得对，但还没有穷尽其中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因时势而变化，有因人物而变化，有因事件而变化。闵公、僖公以前，诸侯执政，那么褒贬常在诸侯而不在大夫；文公、宣公以后，大夫执政，那么褒贬常在大夫而不在诸侯，这是因时势而变化。褒贬在诸侯身上的，大国小国都有；褒贬在大夫身上的，常在大国而不在小国，这是因人物而变化。在诸侯身上的，不过是措辞有轻重，大概称爵位为重，称“人”为轻，重的近于褒，轻的近于贬，然而不需要贬斥而罪恶就显现的，也通过称爵位来彰显其罪恶。在大夫身上的，不过是措辞有详略，大概称名为详，称“人”为略，详的近于褒，略的近于贬，然而不需要贬斥而罪恶就显现的，也通过称名来彰显其罪恶，这是因事件而变化。至于对吴、楚的称呼，都是根据天下局势的进退，而进退天下的（地位）。对外来说，《春秋》只举国号而已。天下将其纳入中原，那么《春秋》就称“人”；再进一步列入诸侯行列，那么《春秋》就称爵位。那些称国、称人、称爵位的，不是用来褒贬吴、楚，而是用来彰显诸侯的得失，从而阐明世道的存亡。《春秋》的创作，难道是为了谋划僭越叛逆吗？这其中的褒贬之意，在于言外。又变化而难以穷尽。总之，《春秋》继承《诗经》而作，《诗经》有赞美，有讽刺，有用赞美而实际是讽刺的，有用辞在此而取义在彼的。《春秋》褒贬的方法，也是这样。大概《春秋》的创作，不仅仅是彰善瘅恶而已。在谨严之中，不失温厚；罪恶较小的，罪责止于下层。激切到了极点，反而类似委婉；罪恶重大而不讨伐的，罪责连累上层。对下层，使不肖之人感到羞愧，让他们感念想要共同生存的德行，从而感化他们行善；对上层，用来警戒天下庇护乱贼的人，使他们有所深省，而以与禽兽同群为耻，从而共同奋起于讨伐罪恶的道义。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
春秋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多不可解矣。赵襄子之卒，后孔子五十五年，而左氏已举其諡，是作于战国时无疑。故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者莫如赵盾许止弑君而以为不弑君，栾书莒仆不弑君而以为弑君，千载之下，论议纷然，终莫能定，皆蔽于左氏之説也。公谷之疎畧，益不足言已。学者不因经以攷传，而欲据传以明经，于是名实抵牾，是非舛错，春秋之义愈辨愈晦。或起而矫之，一切弃去，慿臆为説，则又失之太悍。茍义之可通，以传释经可也。义之必不可通者，不得不以经废传耳。至于经文有残缺者，有増衍者，有舛误者，不可尽知。今畧三传之所异，而特举其同者，如夏五郭公，有秋无冬，无冬有月之类，此残缺之明证也。桓十二年十一月之再书丙戌，此増衍之明证也。隠三年之书月日前后不合，此舛误之明证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纪子伯仲孙忌之为缺文，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比月日食之为衍文，蔡桓侯蔡侯申之为误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安知应书而不书者之非缺▯不应书而书者之非衍耶？又安知应褒而贬，应贬而褒者之非舛耶？且公羊谷梁书孔子生，左氏书孔丘卒，是非春秋之原文明矣。以为尊孔子而特书之，何以书生者不书卒，书卒者又不书生？则其意为损益，又可知耶？所损益者既不可知，其书又可尽信耶？今姑释其义之可通者，而置其所不可通者，不敢信传以害经，亦不敢执一辞以害全防。据吾意之所可以度圣人之所可，未必圣人之可之也。据吾意之所否以度圣人之所否，未必圣人之否之也。燕石寳藏，徒作贻笑飞虫。弋获庶几有当焉尔。
春秋之文，万有六千五百余。史记自序曰：「春秋文成数万。」子长生于秦火之后，岂得独见全经？要其言必有所据，信斯言也，则春秋之残缺者几半矣。顔师古曰：「一万之外，即可以万言之，然不得遂云数万也。」左氏所记，不见于经者甚多，其词亦间有类于释经者，安知非春秋之逸文乎？更可异者，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晏为三国时人，其所言春秋之文与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逺，至于千百，则何以解也？
读春秋畧记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一明朱朝瑛撰隠公
元年春王正月
正月为建子之月，不必复辨。即周文安辨之甚详，至十月陨霜，则亦自谓无以解也。所疑者，程子云：“孔子以夏时冠周正”，胡氏从之。诚若是，则孔子之作《春秋》，非尊周也，适以乱周制，其可乎？考之《周语》云：“武王伐纣，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以厯推，当时南至日躔牵牛，则伐纣之举尚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称“一月伐商”，《泰誓》称“春防孟津”，则改月改时，自武王始矣。周以前三正迭建，未尝改时与月，自武王改之，当时亦觉其未安，故周公作《周礼》，仍从夏正。然后世卒莫之行者，盖其书未成而身殁与至于分至启闭，夏时终不可易，故汲冢《周书》有参用夏时之説。士君子寻常论议，称夏时者多矣，未有称夏月不称周月者。孟献子之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之称“七八月旱而苗槁”，此其较然显白者也。况于纪国事，陈时政，何得不遵昭代之典？凢誓诰所述，雅颂所歌，皆周时周月也。《金縢》“秋大熟”，乃夏之七月，月令“登谷尝新”，在此月也。惟《豳风》之述夏俗，则用夏正；《出车》之作于商季，则从商制。他如“十月之交，辛夘日食”，不合于夏正，而合于周正；“六月”“四月”“小明”“臣工”等篇，以周正解之，无不合者。详读《诗》畧，记东迁而后正朔不颁，诸侯有用夏正者。晋献公以十二月灭虢，而卜偃称九月、十月之交，是也。左氏多采晋史，故卓之弑在僖十年正月，而传称九年十一月；韩之战在僖十五年十一月，而传称九月
译《春秋》经与史相辅而行，史用来陈述事实，经用来彰显义理，每一笔的增删，都清晰可见。自从鲁国史官失传而《左传》出现后，《春秋》的义理大多难以解释了。赵襄子去世，在孔子死后五十五年，而《左传》已经称了他的谥号，这无疑是作于战国时期。所以该书多采录其他史书来附会，与经文矛盾而不相符。其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赵盾、许止弑君却认为他们没有弑君，栾书、莒仆没有弑君却认为他们弑君，千载之下，议论纷纷，始终不能定论，这都是被《左传》的说法所蒙蔽。《公羊传》《谷梁传》的疏漏简略，更不必说了。学者不依据经文来考证传文，却想依据传文来阐明经文，于是名实相抵触，是非相错乱，《春秋》的义理越辩越晦暗。有人起来纠正这种弊端，一概抛弃传文，凭主观臆断来解说，这就又失之过于粗鲁。如果义理可以讲通，用传文解释经文是可以的。如果义理绝对讲不通，那就不得不以经文废除传文了。至于经文有残缺的，有增衍的，有错误的，不可能全部知晓。现在略去三传的不同之处，而特别列举它们相同的地方，如“夏五郭公”、“有秋无冬”、“无冬有月”之类，这是残缺的明显证据。桓公十二年十一月两次记载丙戌日，这是增衍的明显证据。隐公三年记载月日先后不合，这是错误的明显证据。可以考证的如此，必定有不止于此而无法考证的。又如纪子伯、仲孙忌之类成为缺文，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连月日食成为衍文，蔡桓侯、蔡侯申成为误文，这又可以通过事理推断而知晓。可以推断的如此，必定有不止于此而无法推断的。怎么知道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不是缺文？不应该记载而记载的不是衍文呢？又怎么知道应该褒扬而贬低、应该贬低而褒扬的不是错误呢？况且《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孔子出生，《左传》记载孔丘去世，这难道不是《春秋》原文的明显证据吗？认为为了尊崇孔子而特别记载，为什么记载出生的人不记载去世，记载去世的人又不记载出生？那么其意图是增删，也可以知道了吧？既然增删的内容不可知，那这本书又能完全相信吗？现在姑且解释那些义理可以讲通的地方，而搁置那些不可讲通的地方，不敢相信传文而损害经文，也不敢拘泥于一个词句而损害整体大义。根据我的意思去揣度圣人认为可以的，未必是圣人认为可以的。根据我的意思去揣度圣人认为不可以的，未必是圣人认为不可以的。燕石被当作宝物收藏，只是徒然成为笑柄。射猎收获，希望能有所得当罢了。
《春秋》的文字，有一万六千五百多字。《史记》自序说：“《春秋》文字成数万。”司马迁生于秦朝焚书之后，难道能独自见到完整的经文？大概他的话必定有所依据，相信这话，那么《春秋》残缺的部分几乎占一半了。颜师古说：“一万之外，就可以说成万，但不能就此说成数万。”《左传》所记载的，不见于经文的很多，其言辞也偶尔有类似解释经文的，怎么知道不是《春秋》的逸文呢？更奇怪的是，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张晏是三国时人，他所说的《春秋》文字与现在《春秋》文字数量相差之远，达到千百，这又怎么解释呢？
《读春秋略记》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略记》卷一 明朱朝瑛撰 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
正月是建子之月，不必再辩驳。即使周文安辩驳得很详细，至于十月降霜，他也自称无法解释。我所怀疑的是，程子说：“孔子用夏历的季节冠于周历的正月之上”，胡安国跟随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子作《春秋》，就不是尊崇周朝，而是恰好扰乱周朝的制度，这可以吗？考察《周语》说：“武王伐纣，太阳在析木之津，星辰在斗柄。”用历法推算，当时冬至日太阳运行到牵牛星，那么伐纣的举动还在冬至之前。而《武成》称“一月伐商”，《泰誓》称“春天在孟津誓师”，那么更改月份和季节，是从武王开始的。周朝以前三正交替建立，未曾更改季节和月份，从武王开始更改，当时也觉得不安，所以周公作《周礼》，仍然遵循夏正。但后世终究没有人实行，大概是因为书未完成而他去世了吧？至于分至启闭，夏历的季节终究不可改变，所以汲冢《周书》有参用夏历季节的说法。士人君子平常议论，称夏历季节的很多，没有称夏历月份而不称周历月份的。孟献子称“正月冬至”，“七月冬至”，孟子称“七八月旱灾而禾苗枯槁”，这是非常明显的。何况记载国家大事，陈述时政，怎么能不遵循显赫时代的典章？凡是誓辞诰令所述，《雅》《颂》所歌，都是周历的季节和月份。《金縢》“秋天大丰收”，是夏历的七月，《月令》“谷物登场尝新”，在这个月。只有《豳风》叙述夏俗，则用夏正；《出车》作于商朝末年，则遵循商制。其他如“十月之交，辛卯日食”，不合于夏正，而合于周正；“六月”“四月”“小明”“臣工”等篇，用周正解释，没有不合的。详细阅读《诗略》，记载东迁之后正朔不再颁布，诸侯有用夏正的。晋献公以十二月灭虢，而卜偃称九月、十月之交，就是这样。《左传》多采录晋国史书，所以卓弑君在僖公十年正月，而传文称九年十一月；韩之战在僖公十五年十一月，而传文称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