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畧记卷一
读春秋畧记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书即位，以正其始也。始之不正，而亦书之，为亲者讳也。讳之，而斥絶其臣，以着其从逆。故终桓之世，不卒大夫。使天下之人知以从逆为戒，则乱臣贼子将孤立是惧，而不敢肆于为恶矣。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郝氏曰：「初，郑以祊归鲁，名为易许，实以解狐壤之怨，缓救宋之师，而未敢防。然责偿也，于今五年，许不出，郑亦不请。一旦而责五年之负，何也？桓公气馁于簒国情迫于亲，郑郑持其急，而因以为市，以璧假要之也。先王之胙土，可以璧假乎？易曰：『负且乗，致冦至』，经所以防其辞耳。按易田之事，罪在无王，而归祊、假许两称郑伯，无贬辞者，公羊氏所云『不待贬絶而恶见』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当时惟齐郑最雄，亦惟齐郑最睦。得郑即无患于齐，又何患于他国？故盟郑而桓之位定矣。春秋时，凡弑君簒国之人，与盟即列于诸侯，其风自郑庄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州吁弑君，而宋公助之，又何怪乎？宋督之弑其君乎？《春秋》之书弑君，非徒以讨乱贼，亦以儆天下之庇乱贼者耳。或疑孔父非名？按《节南山》之诗有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岂得自称其字？父与甫通，传称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也。
滕子来朝
庐陵李氏曰：程沙随以为《春秋》大国责赋于小国，小国不堪，多自降爵以从杀礼，引子产争承以为证。朱子极取之。按滕初称侯，后称子，以为自降可也。杞初称侯，后称伯，又称子，继复称伯，卒又称子，其升降不一者，于前説难通矣。且爵者，王之所命，圣人岂因其自为升降而升降之？则惟时王黜陟之説为可信。二邾自附庸升而为子，説者以为数从齐桓，故为请于王，命为诸侯。王能升二邾，独不能降滕、杞乎？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凡书防不书其故，此独书之。盖圣人之特笔，《春秋》一书之大要防也。成者，平也，和解之意。未有弑逆之罪而可以和解者，不曰平而曰成，则亦有成就之义焉。于此书“成宋乱”者，齐鲁、陈、郑也。乱贼得志，人皆效尤。于后书“公薨于齐”，书“齐无知之弑”，书“陈佗之难”，书“郑忽、突之争”，报报之反，无一国得幸脱者。然则非成宋乱，乃齐鲁、陈、郑自成其乱也。自此而相习成风，弑君不絶于书，天下之乱亦成于此。“子猛、子朝之难”，《春秋》书“王室乱”，以极其乱之所成，而《春秋》亦于是将终矣。想见夫子当年痛哭流涕而书此也。读之者竦然骨惊，岂敢复庇乱贼？此乱贼所以惧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程子谓「书纳者弗受而强致之」，辞胡氏从之，非也。《书》如齐纳币，亦可谓之强致乎？此特据事直书，而其恶自见者也。
秋七月，杞侯来朝【公谷作纪侯】
杞宻迩于宋鲁，受宋赂以震矜于杞，故杞来朝。《左传》是也。僖公之世，杞亦以来朝，见入正与此同。
蔡侯郑伯防于邓
邓即今南阳邓州，在汉为宛。汉人所云「强宛」者，即此地也。高帝入关，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制之势可知。已在周则为申、谢之地，宣王时蛮荆为讐，故以谢益申伯之封，使扼其要防，为周之屏翰，《崧高》之诗所为作也。其后楚得之而益横，故尝合诸侯于此。子重请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其关系如此。蔡、郑为其邻壤，无邓则蔡、郑先被其害，而王室之藩篱决矣。防于邓以谋楚，可谓得其要欤？然谋而无成，终使邓侯失地，遂服于楚。未几而灭矣。楚于是慿陵中夏，窥伺王室，不可复制。蔡、郑之谋，亦何益哉？书之深为蔡、郑惜也。
九月入杞
杞宋宻迩四国防稷，而
译读春秋略记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略记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鲁桓公即位。
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其开端。开端不正，却也记载下来，是为了为亲人隐讳。虽然隐讳，却斥绝其臣子，以彰显其顺从逆乱。所以在桓公整个在位期间，大夫都不称卒。让天下人知道以顺从逆乱为戒，那么乱臣贼子就会害怕孤立无援，而不敢肆意作恶了。
三月，鲁桓公在垂地与郑伯会见。郑伯用玉璧换回许田。
郝氏说：“起初，郑国把祊地归还给鲁国，名义上是交换许田，实际上是为了化解狐壤之怨，延缓救援宋国的军队，而不敢正面交锋。然而要求偿还债务，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许田没有归还，郑国也没有请求。一旦要求偿还五年的旧债，为什么呢？桓公因篡位而士气低落，因亲近郑国而情势紧迫，郑国抓住其急迫，并借此作为交易，用玉璧来要挟他。先王分封的土地，可以用玉璧来交换吗？《易经》说：‘背负财物又乘车，招致盗寇到来’，经文之所以含蓄其辞，就是这个原因。考察交换田地这件事，罪过在于无视周王，而归还祊地、借换许田两件事都称郑伯，没有贬斥的言辞，这是《公羊传》所说的‘不需要贬斥断绝，其恶行已经显现’。”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当时只有齐国和郑国最强大，也只有齐国和郑国最和睦。得到郑国就没有齐国的祸患，又何必担心其他国家？所以与郑国结盟，桓公的君位就安定了。春秋时期，凡是弑君篡国的人，只要结盟就列入诸侯行列，这种风气是从郑庄公开始的。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以及其大夫孔父。州吁弑君，而宋公帮助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宋督弑杀其君呢？《春秋》记载弑君，不仅仅是为了讨伐乱贼，也是为了警戒天下庇护乱贼的人。有人怀疑孔父不是名？考察《诗经·节南山》中有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难道会自称其字吗？父与甫通用，传称孔父嘉，孔父的字是嘉，就像唐杜甫的字是美一样。
滕子来朝见
庐陵李氏说：程沙随认为《春秋》大国向小国征收赋税，小国不堪忍受，大多自己降低爵位以遵从简略的礼仪，引用子产争承作为证据。朱子极力采纳这个说法。考察滕国起初称侯，后来称子，认为是自己降低爵位是可以的。杞国起初称侯，后来称伯，又称子，接着又恢复称伯，最终又称子，其升降不一，对于前面的说法难以讲通。况且爵位是周王所封赐，圣人难道会因为其自我升降而随之升降吗？那么只有当时周王黜陟的说法才可信。两个邾国从附庸升为子爵，解说者认为多次顺从齐桓公，所以向周王请求，命为诸侯。周王能提升两个邾国，难道唯独不能降低滕、杞吗？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见，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凡是记载会见不记载其原因，这里唯独记载了。这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春秋》一书的大要旨啊。成，是平定，和解的意思。没有弑逆的罪过是可以和解的，不说平定而说促成，那么也有成就的意思。在这里记载“促成宋乱”的，是齐、鲁、陈、郑。乱贼得志，人们都效仿。后来记载“桓公死在齐国”，记载“齐无知弑君”，记载“陈佗之难”，记载“郑忽、郑突之争”，报应反噬，没有一个国家能侥幸逃脱。那么不是促成宋乱，而是齐、鲁、陈、郑自己促成了动乱。从此相互习以为常形成风气，弑君之事在史书中不绝，天下的动乱也由此形成。“子猛、子朝之难”，《春秋》记载“王室乱”，以穷尽动乱所形成的结果，而《春秋》也将在此时终结了。可以想见孔子当年痛哭流涕地写下这些。阅读的人震惊得骨悚然，岂敢再庇护乱贼？这就是乱贼所害怕的原因。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把它放入太庙。
程子说“记载纳入是因为不接受而强行送到”，胡氏跟随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尚书》中齐国纳币，也可以说是强行送到吗？这只是据事直书，而其恶行自然显现罢了。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公羊传》《谷梁传》作纪侯】
杞国邻近宋鲁，受到宋国的贿赂而震慑于杞国，所以杞侯来朝见。《左传》是对的。僖公时期，杞国也来朝见，见入正与此相同。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
邓就是现在的南阳邓州，在汉代为宛。汉人所称的“强宛”，就是这里。高帝入关，光武起兵，都先夺取宛，其地势形势可知。在周代这里是申、谢之地，宣王时蛮荆为仇敌，所以用谢地增加申伯的封地，让他扼守要害，作为周朝的屏障，《崧高》这首诗就是为此而作的。后来楚国得到这里而更加横行，所以曾经会合诸侯在这里。子重请求申、吕作为赏田。申公、巫臣说：“这是申、吕之所以成为邑的原因。”所以作为赋税，用来抵御北方，其关系如此重要。蔡、郑是其邻壤，没有邓地那么蔡、郑先受害，而王室的藩篱就决口了。在邓地会见以谋划对付楚国，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吗？然而谋划没有成功，最终使邓侯失去土地，于是臣服于楚国。不久就灭亡了。楚国于是凭借陵中夏，窥伺王室，不可再控制。蔡、郑的谋划，又有什么益处呢？记载这件事深深为蔡、郑惋惜。
九月进入杞国
杞宋邻近四国在稷地会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