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畧记卷七
读春秋畧记卷七
<经部,春秋类,读春秋略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八眀朱朝瑛撰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我君宣公。无氷。三月，作丘甲。
郑氏诗笺引《司马法》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岀戎马四匹，兵车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曰：井十为通，通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二説违异，而诗笺所引详见《汉书》，以为殷周古法。然详攷之，古尚车战，故车多而卒少。后世以竒取胜，渐汰车而崇卒。窃疑礼注所引盖古兵法，而诗笺所引乃后世之变法耳。故革车三百，虎贲三千，武王所以伐纣也，言士而不兼徒也。公车千乗，公徒三万，周公所以膺戎狄也，言徒而兼士也。是周之初制，以三十人而奉一车也。《周礼》五伍为两，两者亦因车以为名也。以二十五人奉一车，与三十人之制不合，盖以二十五人为正卒，而五人为防阙，故畧之耳。后世用徒渐众，一车之卒至七十五人，其法之变不知所始，大抵起于周衰也。《管子》曰：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齐桓之时，古制犹存。至晋荀吴大卤之战，毁车以为行，而李靖对问云：荀吴虽舍车，而法在其中。曹公《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又守车一队，炊子守装厩飬樵汲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乗凡百人，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由是言之，晋法攻车一乗，徒必百人。《司马法》不言守车，要自必不可省，则合四丘而百人，每丘二十五人，为一甲，是即丘甲之法也。其法未必始于鲁，而鲁之先世未有行之者，至是行之，故书曰「作讥变法也」。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内大夫特盟诸侯，自郪丘始。郪丘之盟，齐侯贪赂也。今则视为固然，晋侯亦安之矣。家氏曰：中世以后，诸侯之大夫多自结于伯国，鲁之季氏，卫之孙氏，宋之华氏，皆结于晋者也。君常见疎于伯国，臣反挟伯国之援以制其君，此乱亡所从始也。故《春秋》深着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桓王伐郑，书王，故不书败。刘康公伐戎，书王师，故不嫌书败。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前年，卫既从晋伐齐，则齐之伐鲁，势必及卫。卫出师以御之，可也。不量彼己，轻于一战，以致丧师辱国，春秋所深戒也。故以良夫主是战而书及。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书会战而首郤克，是以郤克主是战也。传称鲁、卫乞师于晋，而以晋主是战者，鲁以北鄙之侵，卫以新筑之败，犹有名也。若曹，则后于大国者也。郤克以救鲁、卫为名，实因一笑之故，而残民以逞，故以之主是战而罪之也。谷梁谓晋、鲁、卫、曹同聘于齐，齐并辱其使，此特因郤克而増饰之，未必有之事也。陈氏曰：凡帅非卿不书，卿非元帅不书。书鲁而卿各自帅也。自文季年而无使介，至是而无将佐，三家之势危矣。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欲盟者，齐也。及以四国及之。晋贪其国寳，鲁、卫贪其侵地也。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庚寅，卫侯速卒。取汶阳田，石氏曰：“此年齐归我田，书曰‘取’，以取之自晋也。八年，齐复取我田，以晋言归，即书曰‘归’，以归之自晋也。晋取之，晋归之，以见鲁国之命制于晋而已。由此观之，不自强而恃人，未有能长利而无患者也。”
冬，楚师、郑师侵卫。十有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伐齐之师未息，而卫已受楚之侵；鲁已受楚之辱，晋竟置之。防闻，岂其力竭于伐齐而无以制楚耶？是楚无刺一虎之劳，而有获两虎之功也。晋之为谋，亦拙矣！不能和齐以抗楚，乃逞一朝之忿，启无穷之祸。昔宋之围，犹厯时而不下；今苐侵之而即服。昔宋之会，犹
译读春秋略记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略记卷八，明代朱朝瑛撰，成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鲁公即位。二月辛酉日，〇我君宣公。没有结冰。三月，制作丘甲。
郑玄《诗笺》引用《司马法》说：四口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出兵车一乘，战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礼》小司徒注引用《司马法》说：十井为一通，一通出兵马一匹，甲士一人，步卒二人。十通为一成，一成出兵车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两种说法不同，而《诗笺》所引详细见于《汉书》，认为是殷周古法。然而仔细考察，古代崇尚车战，所以战车多而步卒少。后世以奇兵取胜，逐渐淘汰战车而推崇步卒。我怀疑《周礼》注所引大概是古兵法，而《诗笺》所引乃是后世的变法。所以革车三百，虎贲三千，是武王用来讨伐纣王的，只说甲士而不兼说步卒。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是周公用来抵御戎狄的，说步卒而兼说甲士。这是周朝初年的制度，用三十人来供养一辆战车。《周礼》五伍为两，两者也是因车而命名的。用二十五人供养一辆战车，与三十人的制度不合，大概是以二十五人为正卒，而五人为防备缺额，所以省略了。后世使用步卒逐渐增多，一辆战车的步卒达到七十五人，这种法度的变化不知始于何时，大致起于周朝衰微之时。《管子》说：白徒三十人供养战车，这是两器的制度。齐桓公之时，古制尚存。到了晋国荀吴在大卤之战，毁坏战车改为步兵行列，而李靖回答问话说：荀吴虽然舍弃战车，但法度仍在其中。曹操《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又守车一队，炊子、守装、厩养、樵汲共二十五人，攻守两乘车共百人，这大抵是荀吴的旧法。由此说来，晋法攻车一乘，步卒必定百人。《司马法》不说守车，但自然不可省略，那么合并四丘而百人，每丘二十五人，为一甲，这就是丘甲的法度。这种法度未必始于鲁国，而鲁国先世没有实行过，到了这时实行，所以记载说“作”，讥讽变法。
夏，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国内大夫单独与诸侯结盟，从郪丘开始。郪丘之盟，是因为齐侯贪图贿赂。现在则视为理所当然，晋侯也安之若素了。家氏说：中世以后，诸侯的大夫多自己结交于霸主之国，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宋国的华氏，都结交于晋国。国君常被霸主之国疏远，臣子反而挟持霸主之国的援助来制约其国君，这是乱亡的开始。所以《春秋》深刻记载人臣外交的警戒。
秋，周王军队在茅戎战败。
桓王讨伐郑国，记载“王”，所以不记载战败。刘康公讨伐戎人，记载“王师”，所以不避讳记载战败。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夏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
前年，卫国已经跟随晋国讨伐齐国，那么齐国讨伐鲁国，势必波及卫国。卫国出兵抵御，是可以的。不估量敌我力量，轻率一战，以致丧失军队侮辱国家，这是《春秋》所深加警戒的。所以以孙良夫主导这场战争而记载“及”。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交战，齐军大败。
记载会战而首列郤克，是以郤克主导这场战争。传称鲁、卫向晋国乞师，而以晋国主导这场战争，是因为鲁国因北部边境被侵，卫国因新筑之败，尚有名分。至于曹国，则是后附于大国的。郤克以救鲁、卫为名，实际因一笑之故，而残害百姓以逞私欲，所以以他主导这场战争而加罪于他。谷梁认为晋、鲁、卫、曹同聘于齐，齐国一并侮辱他们的使者，这特因郤克而增饰，未必有此事。陈氏说：凡是统帅非卿不记载，卿非元帅不记载。记载鲁国而卿各自统帅。自从文公季年没有使介，到这时没有将佐，三家的势力危险了。
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想要结盟的是齐国。用“及”表示四国与齐国结盟。晋国贪图齐国的国宝，鲁、卫贪图齐国的侵地。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庚寅日，卫侯速去世。夺取汶阳田地，石氏说：“这一年齐国归还我国田地，记载为‘取’，因为夺取自晋国。八年，齐国再次夺取我国田地，以晋国言归还，就记载为‘归’，因为归来自晋国。晋国夺取，晋国归还，以显示鲁国的命运受制于晋国。由此看来，不自强而依赖他人，没有能长久获利而无患难的。”
冬，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十一月，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讨伐齐国的军队未息，而卫国已受楚国的侵犯；鲁国已受楚国的侮辱，晋国竟置之不理。会见听闻，难道是因为晋国力量耗尽于讨伐齐国而无以制约楚国吗？这是楚国没有刺一虎的劳苦，而有获两虎的功效。晋国的谋划，也太拙劣了！不能调和齐国以抵抗楚国，却逞一时之忿，开启无穷之祸。昔日宋国之围，尚且历时久而不下；今日仅侵犯之即服。昔日宋国之会，尚且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昔日四卿并将以逞其雄者，今日安在？其不能以一矢加楚，固也。即出而莅盟诸国，皆以大夫而鲁独以辱遗君父，为鲁大夫者亦大可媿矣。事已至此，公一出而保境息民，亦势之不得已也。春秋因之以公主是盟而书“公及”，不与楚之主盟也。前此楚盟诸侯，不过陈、蔡、郑、许而已，今从之者十一国，而蔡、许竟以失位，不得比于诸侯。楚之悖骜至此极矣。从之者其罪不待贬而见，既以公主盟，疑于从权而恕之也，故贬而人之，以着其罪。人诸国之大夫，亦所以讥公也。公不能自强于平日，弭衅于未萌，至于不得已，乃媚楚以求免，又谁咎也哉？《春秋》公与诸大夫盟而书“人”者二，翟泉之书“人”非贬也，大夫之名原未着也。此书“人”于大夫著名之后，则为贬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晋诚有志于诸侯，宜移伐郑之师于楚；侵卫之日，今楚已满志而去，乃搂诸侯于从楚之余以伐郑。诸侯岂复有鬭志？宜其败也。春秋自大夫主盟之后，不复人诸侯，故宋、卫之君虽背殡而从戎，亦得称爵。以宋、卫之称爵，知称爵之非褒也。
辛亥，▯卫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
称新宫不称宣宫者，公羊氏以为不忍言，是也。以灾故，不忍言也。常事而得礼，不书；此变事也，虽得礼，亦书。祔庙之际，改涂易檐，故曰新。《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
乙亥▯宋文公 夏公如晋
汪氏曰：「僖公使公子遂拜济西之田，已非正矣。况躬朝于晋，以拜赐乎？甚矣，鲁之不振，适足以纳侮也。」
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
郑与许共事楚，而许乗楚车，比于楚臣，故郑侮之。而责其事巳，自处之，不可不慎如此。然郑之奔命于晋、楚者，无宁日，其所以自处者何如？妄欲图人，而不知自儆，何也？
公至自晋。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
棘之不服，固不乐于税畆、丘、甲之政，亦知晋令之不信，尚有所观望。也是年，齐侯遂朝于晋，归田之谋伏于此矣。
大雩。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
家氏曰：「楚方躏借中原，晋不图其逺者大者，既灭潞氏、甲氏，以为未快，复兴此后，此逐利之师，故春秋屡书，以着其恶。」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晋欲借鲁、卫以致诸侯，而鲁之交踈不如卫之交宻，故既聘于鲁，又因卫以要之。良夫之来，犹宣七年之故志也。同来而不同盟，尊晋使也。不同盟而同及卫使，亦为晋来，不可以独缓也。据事书之，而晋之惟恐失鲁，与鲁之惟恐迕晋，俱可见矣。
郑伐许
郑举国号，阙文也。同一伐许，不外之于前，不外之于后，独于此焉外之，决非春秋之义也。以一年再伐为甚恶，则明年又伐，而且忘丧，其为恶也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爵之？夫忘亲之罪，比事可见，不待书爵。既外之，忽爵之，何书法之违惑乃尔？且隐四年，宋、陈、蔡党弑逆之州吁，而再伐无罪之郑，非此所谓大乱之道也。春秋不外彼而独外此，何也？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三月壬申，郑伯坚卒。杞伯来朝。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
髙氏曰：「公连嵗如晋，以尝即楚故也。」
▯郑襄公 秋公至自晋 冬城郓
孔氏曰：鲁有二郓，文十三年，城诸及郓，此东郓也。成十六年，传晋执行父，公待于郓，此为西郓，即今所城是也。赵氏曰：西郓近齐鲁，既得汶阳，故城郓以为固。
郑伯伐许
丧既逾年，虽未葬，亦得书爵与内之书即位同。三年伐郑，书宋公、卫侯是也。丧未逾年，虽既葬，亦必书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书卫子是也。此未逾年而书爵者，郑襄公之志在伐许，悼公自以继父之志，不嫌越丧而从戎，为尽子道也。不知父之所为不义，则为之子者，在于干
译丙申日，鲁君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昔日四位卿大夫率领军队以逞其雄强的，如今在哪里呢？他们不能向楚国射出一支箭，是必然的。即使出来参加各国盟会，各国都派大夫出席，唯独鲁国让国君受辱，身为鲁国大夫的人实在大可羞愧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国君一出面就能保全边境、休养生息，也是势不得已。《春秋》因此以鲁君主持这次盟会而记载“公及”，不承认楚国是主盟者。此前楚国盟会诸侯，不过陈、蔡、郑、许而已，现在跟随它的有十一国，而蔡、许竟然因为失位，不能与诸侯并列。楚国的悖逆傲慢到了极点。跟随它的人，其罪过不用贬斥就显而易见了，既然以鲁君主持盟会，怀疑是权宜之计而宽恕他们，所以贬称他们为“人”，以彰显其罪过。将各国的大夫贬称为“人”，也是用来讥讽鲁君。鲁君平日不能自强，在祸患未萌发时就消除争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才讨好楚国以求免祸，又能怪谁呢？《春秋》中鲁君与各位大夫结盟而记载为“人”的有两处，翟泉记载为“人”不是贬斥，因为大夫的名字原本就没有记载。这里在大夫名字已经记载之后还称“人”，就是贬斥了。
鲁成公三年春，周历正月，鲁君防备晋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晋国如果真的有志于诸侯，应该把攻打郑国的军队转移到楚国；侵犯卫国的时候，现在楚国已经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却趁着诸侯刚从楚国回来的余威去攻打郑国。诸侯哪里还有斗志？他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春秋》自从大夫主盟之后，不再称诸侯为“人”，所以宋、卫的国君虽然违背丧礼而从事战争，也能称爵位。通过宋、卫称爵位，知道称爵位并不是褒扬。
辛亥日，卫穆公去世。二月，鲁君从伐郑归来。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连续三天，哭泣。
称新宫而不称宣宫，公羊氏认为是不忍心直言，这是对的。因为火灾的缘故，不忍心直言。平常的事情符合礼制，不记载；这是变故，即使符合礼制，也记载。在附祭宗庙的时候，粉刷墙壁、更换屋檐，所以称为新。《檀弓》说：“有人焚烧了他祖先的房屋，就哭泣三天。”
乙亥日，宋文公去世。夏天，鲁君前往晋国。
汪氏说：“僖公派公子遂去拜谢济西的田地，已经不合正道了。何况亲自朝见晋国，去拜谢赏赐呢？鲁国的衰败严重了，这正好足以招致侮辱。”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郑国和许国共同侍奉楚国，而许国乘坐楚国的车，等同于楚国的臣子，所以郑国侮辱他。而责备许国侍奉自己，自我处身的态度，不能不谨慎像这样。然而郑国在晋国、楚国之间奔走效劳，没有安宁的日子，他们自我处身的态度如何呢？胡乱想要图谋别人，却不知道自我警戒，为什么呢？
鲁君从晋国归来。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棘地不服从，固然不喜欢税畆、丘、甲的政策，也知道晋国的命令不可信，还存有观望之心。这一年，齐侯于是朝见晋国，归还田地的阴谋就潜伏在这里了。
举行大雩祭。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攻打廧咎如。
家氏说：“楚国正践踏中原，晋国不图谋那远方大的目标，既然灭了潞氏、甲氏，还觉得不痛快，又兴起这次战争，这是逐利的军队，所以《春秋》屡次记载，以彰显其罪恶。”
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晋国想借助鲁国、卫国来招致诸侯，而鲁国的交情不如卫国亲密，所以既在鲁国聘问，又通过卫国来要挟。孙良夫的到来，还像宣公七年时的旧志。一同来却不同盟，是尊重晋国使者。不同盟却一同与卫国使者结盟，也是因为晋国而来，不可以单独迟缓。根据事实记载，晋国唯恐失去鲁国，与鲁国唯恐违背晋国，都可以看到了。
郑国攻打许国。
郑国举国号，是阙文。同样是攻打许国，不把它放在前面，也不把它放在后面，唯独在这里把它放在外面，决不是《春秋》的道义。因为一年两次攻打被视为很恶，那么明年又攻打，而且忘记丧事，其恶行更加严重，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外面反而称爵位呢？忘记亲人之罪，通过比较事情就可以看见，不需要记载爵位。既然把它放在外面，忽然称爵位，为什么书法如此违背常理令人困惑呢？况且隐公四年，宋国、陈国、蔡国勾结弑逆的州吁，而两次攻打无罪的郑国，不是这里所说的大乱之道。《春秋》不把那些放在外面而唯独把这个放在外面，为什么呢？
鲁成公四年春，宋公派华元来聘问。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杞伯来朝见。夏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鲁君前往晋国。
髙氏说：“鲁君连年前往晋国，是因为曾经依附楚国的缘故。”
郑襄公去世。秋天，鲁君从晋国归来。冬天，修筑郓城。
孔氏说：鲁国有两个郓地，文公十三年，修筑诸及郓，这是东郓。成公十六年，传文说晋国执行父，鲁君在郓地等待，这是西郓，就是现在所修筑的。赵氏说：西郓靠近齐鲁，既然得到了汶阳，所以修筑郓城作为坚固的防御。
郑伯攻打许国。
丧期已经超过一年，虽然没有安葬，也能记载爵位，与国内记载即位相同。成公三年攻打郑国，记载宋公、卫侯就是如此。丧期没有超过一年，即使已经安葬，也必须称“子”，因为他还没有即位。僖公二十五年盟洮，记载卫子就是如此。这里没有超过一年却记载爵位，是因为郑襄公的志向在于攻打许国，悼公自认为继承父亲的志向，不嫌弃越丧而从戎，是尽孝道。不知道父亲所做的事不义，那么作为儿子，在于干
蛊。若复济其恶，以甚父之罪，不可以为子。特书爵而不书子，明其非子道也。
译蛊。如果继续助长他的恶行，从而加重父亲的罪过，这就不配做儿子。特意记载他的爵位而不记载他是儿子，是为了表明他不符合为子的正道。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
临川吴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来求妇，公以叔姬与之。至是四十四年，杞桓夫妇年皆六十矣，姬乃来归，必非被出。大抵以无子故，愿避位而归鲁也。观其来归，则杞桓来朝，先言之。既卒，则杞桓复来逆其丧，其情事可见矣。虽与郯伯姬同书来归，比事以观，善恶自别。」
仲孙蔑如宋。夏，叔孙侨如防晋荀首于谷。
战鞌之次年，齐侯已朝于晋。此年，荀首如齐逆女，盖释怨而结婚也。侨如会之，虫牢之盟成于此矣。
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书同盟者，晋不足为盟主也。昔年宋被楚围，厯四时而不救，晋何徳于宋？宋而受盟，可谓恭矣。一辞复会，遽命鲁、卫伐之，何足以服诸侯乎？至于王丧不奔，不臣之罪，比事自见。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公之庙，盖追论其微功而立之也。故当时谓之世室。《明堂位》曰：「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夫鲁公亦为始封之君，故得有世室。武公何为者哉？厯世十一，而复立之，于礼絶无所据。《春秋》不谓之世室也。此年之立，昭十五年「之有事」，始终谓之武宫而已。左氏此年▯以武宫为立武，昭十五年▯以武宫为武公庙。大扺初立之意，本为鞌而立武，后恐见怒于齐、晋，因以祀武公而没其立武之名也。
取鄟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夏六月，邾子来朝。公孙婴齐如晋。
二年，三年，公两朝。晋，此年婴齐、行父两聘晋。盖齐已结好于晋，故鲁之事之，惟恐后于齐也。
壬申，郑伯费卒。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卫之侵宋，晋伯宗、夏阳说在焉。则鲁之侵宋，亦必与晋师会。春秋独书鲁、卫者，昔鲁、卫从晋伐齐，致被楚患，而晋不救。今命伐宋，使能以大义谕止之。晋无深怨于宋，亦无辞以责鲁、卫之必行也。遽为兴师，罪専在鲁、卫矣。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二年，楚伐卫。今年又伐郑，丧其恶，不待贬而见。
冬季，孙行父如晋。晋栾书帅师救郑。
救郑，书侵蔡，则不书；善晋之救而成之也。伐郑，书救蔡，则不书；恶楚之伐而黜之也。文宣以前，天下尚能黜楚，圣人因而黜之，故其词直，如书国号之类是也。文宣以后，天下不能黜楚，圣人以意黜之，如不书救之类是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防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防又食其角，乃免牛。
天之示谴，不享其僣也。正月而供牛，乃天子大郊之礼，非鲁启蛰之郊也。许氏必求其事应，则凿矣。
吴伐郯
吴本天子同姓，以其自王一方，当时号为蛮夷，春秋亦因而外之。夫以楚暴横，已得比于中国，而书爵乃于天子同姓，不稍恕者，诸侯之所进，春秋亦进之，以着世道之变不可复囘；诸侯之所外，春秋亦外之，以见人心之正，犹未大失也。
夏五月曹伯来朝 不郊犹三望
防食牛角者，再；天之示谴，不啻谆谆告之矣。不知戒而犹三望？望亦天子大郊之礼也。虽以五月行之，亦犹宣公之正月也。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
楚再伐郑，而晋再救之，从之者八国。亦能囚钟仪于军府，楚可以稍惩，故再书救以善之。晋于是不媿为主盟矣。犹书同盟者，汶阳之归，晋之信义不可知，将无以责诸侯之反覆，同于冺冺棼棼而已，故书同。
公至自防 吴入州来
僖三年徐取舒为齐挠楚也
春秋于徐，则人之于吴则国之。者，徐能自效顺于中国，非由招致而来。吴则动于晋之利诱，非其自能效顺也。晋借吴以制楚，卒之楚罢，而晋亦不竞。后之人犹踵其遗事，欲以蛮夷攻蛮夷，自谓万全之策，然未免酿祸于无穷。用之岂可以不慎？
冬大雩 卫孙林父出奔晋
杜氏曰：「春秋大夫外交强国以抗其君，卫之孙氏，鲁之季
译鲁宣公五年春季，周历正月，杞国的叔姬回国。
临川吴氏说：“僖公三十一年，杞国的伯姬来鲁国求娶儿媳，鲁公把叔姬嫁给了她。到这一年已经四十四年了，杞桓公夫妇年龄都六十岁了，叔姬才回国，必定不是被休弃。大概是因为没有儿子，愿意退位而回鲁国。看她回国，杞桓公先来朝见，事先就有所表示。她死后，杞桓公又来接她的灵柩，其中的情由可以看得出来了。虽然她与郯国的伯姬同样记载为‘来归’，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看，善恶自然区别开来。”
仲孙蔑出使宋国。夏季，叔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
鞌地之战的次年，齐侯已经朝见晋国。这一年，荀首出使齐国迎娶新娘，大概是化解怨恨而缔结婚姻。叔孙侨如参与会见，虫牢的盟约在此时达成。
梁山崩塌。秋季，发生大水。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十有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共同结盟。
记载“同盟”，是因为晋国不足以担任盟主。往年宋国被楚国围困，历经四个季节而晋国不救援，晋国对宋国有什么恩德？宋国却接受盟约，可以说很恭顺了。宋国刚辞谢再次会盟，晋国就命令鲁国、卫国讨伐它，这哪里足以使诸侯信服呢？至于不奔丧天子，不臣之罪，通过比较相关事件自然显现。
鲁宣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武公的宗庙，大概是追论他微小的功劳而建立的。所以当时称之为世室。《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宗庙，是武世室。”鲁公也是始封之君，所以能够拥有世室。武公是什么人呢？历经十一代，又建立他的宗庙，在礼制上完全没有依据。《春秋》不称之为世室。这一年建立武宫，昭公十五年“之有事”，始终只称为武宫。左氏在这一年〇以武宫为立武，昭十五年〇以武宫为武公庙。大概最初建立的本意，是为了鞌地之战而立武，后来恐怕引起齐、晋的愤怒，于是借祭祀武公来掩盖立武的名目。
攻取鄟地。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夏季六月，邾子来朝见。公孙婴齐出使晋国。
二年、三年，鲁公两次朝见晋国。这一年婴齐、行父两次聘问晋国。大概齐国已经与晋国交好，所以鲁国侍奉晋国，唯恐落后于齐国。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秋季，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卫国侵犯宋国，晋国的伯宗、夏阳说在其中起作用。那么鲁国侵犯宋国，也必定与晋军会合。《春秋》只记载鲁、卫，是因为过去鲁、卫跟随晋国讨伐齐国，导致遭受楚国祸患，而晋国不救援。现在命令讨伐宋国，如果鲁、卫能以大义劝止晋国，晋国对宋国没有深怨，也没有理由责备鲁、卫必须执行。匆忙兴师，罪责专在鲁、卫。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二年，楚国讨伐卫国。今年又讨伐郑国，丧失其恶行，不待贬斥就显现出来。
冬季，孙行父出使晋国。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救援郑国，记载侵犯蔡国，就不记载；这是赞许晋国的救援并成全它。讨伐郑国，记载救援蔡国，就不记载；这是厌恶楚国的讨伐而贬黜它。文公、宣公以前，天下还能贬黜楚国，圣人因而贬黜它，所以措辞直接，如记载国号之类就是这样。文公、宣公以后，天下不能贬黜楚国，圣人以意贬黜它，如不记载救援之类就是这样。
鲁宣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鼷鼠咬食郊祭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牛，鼷鼠又咬食其角，于是免除牛祭。
上天显示谴责，不享用这种僭越的祭祀。正月而供牛，是天子的郊祭大礼，不是鲁国启蛰时的郊祭。许氏一定要寻求其事应，就穿凿了。
吴国讨伐郯国。
吴国本是天子的同姓，因为它自王一方，当时号为蛮夷，《春秋》也因而将其视为外族。楚国暴横，已经得以比附于中国，而记载爵位却与天子同姓，不稍加宽恕，是因为诸侯所进，春秋也进之，以彰显世道之变不可复回；诸侯所外，春秋也外之，以显示人心之正，尚未大失。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
鼷鼠咬食牛角，两次了；上天显示谴责，不止谆谆告诫了。不知警戒却仍然举行三望？望祭也是天子郊祭的大礼。虽然在五月举行，也如同宣公的正月一样。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共同结盟。
楚国再次讨伐郑国，而晋国再次救援它，跟随的有八国。也能在军府囚禁钟仪，楚国可以稍受惩戒，所以再次记载救援以赞许它。晋国于是无愧于担任盟主了。仍然记载同盟，是因为汶阳之地的归还，晋国的信义不可知，将无以责备诸侯的反复，等同于昏乱而已，所以记载同。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吴国进入州来。
僖公三年徐国攻取舒地，是为了齐国牵制楚国。
《春秋》对于徐国，则称人；对于吴国则称国。称人的，是因为徐国能自己效顺于中国，不是由招致而来。吴国则是受晋国利诱而动，不是自己能效顺。晋国借吴国以制衡楚国，最终楚国疲惫，而晋国也不兴盛。后世人还沿袭其遗事，想用蛮夷攻蛮夷，自认为万全之策，然而未免酿祸于无穷。使用它岂可以不谨慎？
冬季大旱求雨。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杜氏说：“春秋大夫外交强国以对抗其君，卫国的孙氏，鲁国的季
八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前此取济西及汶阳田，出于晋命矣，不书；使来，言此特书之。见晋卿之一言重于三军，而不敢拒也。
晋栾书帅师侵蔡
蔡之从楚久矣。文公十年，郤缺入蔡，而不能服也。今复加兵，聊以报楚之伐郑而已，亦无志于声其罪而服之，故书侵。
公孙婴齐如莒
髙氏曰：「因马陵之盟，始复与莒通。」
宋公使华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
昬礼，宗子父母既殁，已躬命之，故称使。外纳币不书，此书之，犹之书媵，书致女，皆所以録伯姬。伯姬贤也。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左传》所载，较《史记》近实。然庄姬譛杀同括，不应并废其子。意当时栾、郤为政，追论灵公之贼，而杀同括，如郑之斵归生棺而逐其族也。赵武以庄姬故得免，然以罪人之后，废不得立，故以田与祁奚。迨三郤诛，栾书殁，始以韩厥言而复之。左氏详其始末，故并载于此，非一时事也。书“国杀”而不去其官，以弑逆之罪不在后嗣，废之可也，杀之不可。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赐公谷作锡】冬十月癸夘，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以书国，不可不书国，又类于未嫁也。杞叔姬非出也，故卒之而仍系之杞。
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
家氏曰：「不能制楚而反伐郑，不能制吴而反责郯，晋之君臣亦无能甚矣。」按：齐邾称人，微也。晋继吴而伐郯，不待贬而恶见。
卫人来媵
诸侯一娶九女，二国媵之。伯姬归宋，而三国来媵，则为十二女矣。《白虎通》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宋以先代后，得用王礼，非逾制也。如其逾制，春秋书之，适足以累伯姬，非所以彰其贤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
书“杞来逆”则是杞志也。叔姬归鲁，原非杞伯出之。故其卒也，仍迎丧以归杞。一出一入，茍顺私情，未合于礼。然观其出也，不使大夫将命，而杞伯亲之；其卒也，不使大夫逆丧，而杞伯又亲之。则姬之见重于杞伯者可知。或者有所推举，而托词避之，如晋赵姬之让季隗者，故可重也。《春秋》详书之，盖贤之矣。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汶阳之归不可信，蒲之盟又可信乎？不待郑之叛、莒之溃，而知晋之不足以主盟也。故书「同」。
公至自会。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
诗曰：「民之秉▯，好是懿徳。」故好贤者，人之性也；妨贤者，人之欲也。今试誉一贤者于人之前，如其所忌，虽懦夫亦怫焉；非然者，虽悍夫亦乐听之。当是时，鲁有公子叔肸之贤，邻国莫之知，鲁人亦莫之重也。伯姬虽贤，不过一巾帼耳。以行父之贵，要晋国之强大，皆乐为之趋承，岂其性有所偏狥哉？君大夫之所忌，固在彼而不在此也。春秋详书其事，得无有喟然叹兴于此者乎？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
髙氏曰：自邲之战，郑之从楚者十年，更虫牢、马陵之会，然后郑伯受盟。及蒲之盟，逾月而叛晋。晋既执其君，又一年之间而三伐其国。方是时，楚适备吴，未暇争郑，故郑之从晋者亦五年。及楚求成于郑，郑遂甘心事楚，盖追怒晋之虐之故。与楚侵宋，同挠中国者凡二十年，诸侯諰諰焉，常以失郑为忧。是祸也，晋实有以启之，盖以不信蒲之盟故耳。
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郓。
楚之求郑也，不以兵威，而重赂之。其救郑也，不攻其所必争，乃择其弱小而无备者伐之。此时之楚，盖已疲于御吴矣。婴齐自陈伐莒，必由宋、鲁。宋、鲁固莒之同盟也，已不能御，又不能请于晋，以偏师要其归路，岂不为楚所姗笑哉？
秦人白狄伐晋
晋尝以白狄伐秦，秦即以白狄伐晋。然则晋之作俑，适以自敝。虽与之结昏，亦何足恃哉？后世好大之主，徃徃以此流祸。《春秋》书此，以为永鉴
译鲁宣公八年，晋侯派韩穿来告诉鲁国：“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
此前夺取济西和汶阳的田地，是出于晋国的命令，所以《春秋》没有记载；这次派人来专门告知，所以特别记载。这表明晋国卿大夫的一句话比三军还重，而鲁国不敢拒绝。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蔡国追随楚国已经很久了。文公十年，郤缺进入蔡国，却不能使蔡国臣服。现在再次出兵，不过是借以报复楚国讨伐郑国罢了，并没有声讨蔡国罪状使其臣服的意图，所以《春秋》记载为“侵”。
公孙婴齐出使莒国。
高氏说：“因为马陵的盟会，开始恢复与莒国的交往。”
宋公派华元来聘问。夏天，宋公派公孙寿来送纳征的礼物。
婚礼中，宗子的父母如果已经去世，由自己亲自下令，所以称“使”。外国送纳征的礼物通常不记载，这里记载了，就像记载陪嫁、记载送新娘一样，都是为了记录伯姬。伯姬是贤德的。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左传》所载，比《史记》更接近事实。然而庄姬谗害导致赵同、赵括被杀，不应该连他们的儿子一起废黜。推测当时栾氏、郤氏掌权，追究灵公被弑的罪行，从而杀了赵同、赵括，就像郑国砍削归生的棺材并驱逐他的族人一样。赵武因为庄姬的缘故得以幸免，但因为是罪人的后代，被废黜不得立为继承人，所以把田地给了祁奚。等到三郤被诛杀，栾书去世，才因为韩厥的建议而恢复赵武的地位。《左传》详细记载了始末，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这并非一时之事。《春秋》记载“国杀”而不除去他们的官职，是因为弑逆的罪责不在后代，废黜他们可以，杀他们则不可以。
秋天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予鲁公命令【赐，公羊传、谷梁传作锡】。冬天十月癸夘，杞国的叔姬去世。
被休弃的女子不记载去世，如果记载了国名，就不应该不记载国名，但又类似于未出嫁的女子。杞国的叔姬并非被休弃，所以记载她去世并且仍然归属杞国。
晋侯派士燮来聘问。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郯国。
家氏说：“不能制服楚国反而讨伐郑国，不能制服吴国反而责备郯国，晋国的君臣真是无能到了极点。”按：齐国、邾国称“人”，是贬低他们。晋国继吴国之后讨伐郯国，不需要贬斥，其恶行已经显现。
卫国人来送陪嫁。
诸侯娶妻，九位女子，由两个国家送陪嫁。伯姬嫁给宋国，而三个国家来送陪嫁，就有十二位女子了。《白虎通》说：天子娶十二位女子，效法天有十二月。宋国因为是先代后裔，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仪，并非逾越礼制。如果真是逾越礼制，《春秋》记载下来，正好足以连累伯姬，而不是用来彰显她的贤德。
鲁宣公九年春天，周历正月，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带回杞国。
记载“杞伯来迎”，这是杞国的意愿。叔姬回到鲁国，原本不是杞伯休弃她的。所以她去世时，仍然迎回灵柩归葬杞国。一出一入，如果顺从私情，就不符合礼制。然而看她的出嫁，不派大夫传达命令，而是杞伯亲自前往；她去世时，不派大夫迎接灵柩，而是杞伯又亲自前往。那么叔姬被杞伯重视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或许有推举之事，而借词回避，就像晋国的赵姬让位给季隗一样，所以值得重视。《春秋》详细记载此事，大概是赞许她。
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杞伯在蒲地结盟。汶阳的归还不可信，蒲地的盟约又可信吗？不需要等到郑国背叛、莒国溃败，就知道晋国不足以主持盟约了。所以记载为“同”。
鲁公从盟会回来。二月，伯姬嫁给宋国。夏天，季孙行父出使宋国，送新娘。晋国人来送陪嫁。
《诗经》说：“百姓秉持常道，喜好美德。”所以喜好贤德，是人的本性；妨害贤德，是人的欲望。现在如果在人前称赞一位贤者，如果此人是他所忌惮的，即使是懦夫也会愤怒；如果不是，即使是悍夫也乐意听。当时，鲁国有公子叔肸的贤德，邻国没有人知道，鲁国人也没有人重视。伯姬虽然贤德，不过是一位妇女罢了。凭借季孙行父的尊贵，倚仗晋国的强大，都乐于为他奔走效劳，难道是他的本性有所偏袒吗？君主和大夫所忌惮的，本来在那边而不在这边。《春秋》详细记载此事，难道没有人在此发出慨叹吗？
秋天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去世。晋国人拘捕了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高氏说：自从邲之战后，郑国追随楚国十年，经过虫牢、马陵的盟会，然后郑伯才接受盟约。等到蒲地的盟约，过了一个月就背叛晋国。晋国既拘捕了他们的国君，又在一年之间三次讨伐他们的国家。当时，楚国正好防备吴国，无暇争夺郑国，所以郑国追随晋国也有五年。等到楚国向郑国求和，郑国就甘心侍奉楚国，大概是追怒晋国虐待他们的缘故。与楚国一起侵犯宋国，共同扰乱中原长达二十年，诸侯们惶恐不安，常以失去郑国为忧。这场祸患，晋国确实有开启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不相信蒲地的盟约吧。
冬天，十一月，安葬齐顷公。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
楚国求取郑国，不靠武力威慑，而是重赂他们。他们救援郑国，不攻打对方必争之地，反而选择弱小而无防备的国家讨伐。此时的楚国，大概已经疲于抵御吴国了。婴齐从陈国讨伐莒国，必定经过宋国、鲁国。宋国、鲁国本来是莒国的同盟，他们自己不能抵御，又不能向晋国请求，用偏师拦截楚军的归路，难道不被楚国嘲笑吗？
秦国人、白狄讨伐晋国。
晋国曾经利用白狄讨伐秦国，秦国就利用白狄讨伐晋国。那么晋国制造祸端，正好是自取灭亡。即使与他们结为婚姻，又有什么值得依赖的呢？后世好大喜功的君主，往往因此招致祸患。《春秋》记载此事，作为永远的鉴戒。
郑人围许
围许以示不急君，而晋卒归君，此叔申之善谋，郑亦聊以为名，愚晋而已，非真不急君也。匪人乗此，遂改立君，而叔申卒以此见杀。君子咎其不慎于谋，故书人以示讥。夫晋之君臣，非不可与言者，使子产当之，必有词以折之，不为此险谋矣。
城中城
薛氏曰：「中城者，郛之内，而宫之外。公恃城自固，谷梁氏以为讥外民者是也。」
十年春，卫侯之弟黒背帅师侵郑。
晋不自伐，而使卫侵之，不欲自极于怨毒，以待其求成也。帅师未有书弟者，帅师而书弟，嫌于贰。得民心矣。胡氏谓与齐年同义，是也。来聘之书，义犹隐；帅师之书，义更显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四月五卜，则三月必已三卜矣。三月而郊，鲁之常事。惟卜上辛、中辛可也。下辛则直用之，不须复卜。或以郊虽得时，未能必神之享，岂违时而紊制者，神反享之乎？五卜何为？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书伐郑，不书归其君，不与其舍服也。晋将挟郑君以与郑市，而郑故不来，于是不得已而归之。岂所谓服而舍之者乎？
齐人来媵
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则三国之媵不得出于一族。天子之礼如此，诸侯亦可推。」《巳传》云：「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者，是左氏自惑其说也。刘氏曰：「诸侯三归，归各一族，自同姓耳。若三国必皆同姓，则嬴、曹、妫、弋之君嫁女者，或不能备矣。」
丙午，晋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晋。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
髙氏曰：「公留于晋者九月，请受盟于晋，而晋侯不与公盟，既归而使大夫盟之，其无礼于公甚矣。」
夏季，孙行父如晋。秋，叔孙侨如如齐。
既迫于晋之辱，不得不捐汶阳之忿，以修好于齐，恐齐晋之合而轧巳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
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言“天下莫非王土”，逆乱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周公之奔，言“出”者，上下均失也。
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
赵氏曰：晋厉初立，而求诸侯，于是为此会。所会者，鲁、卫而已。左氏载宋合晋、楚之成，郑人听命。攷之于经，楚、郑不至，宋亦不与，不知何年之事，误附于此。按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春秋书之，则此年宋西门之盟，岂得不书？梅溪林氏谓不书以存中国者，非也。或经有脱简，则未可知。明年郑即晋，而楚不问，似有盟者矣。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髙氏曰：「此狄盖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晋。此先败狄，而后伐秦，是报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
春秋之世，盟主不以王命而擅兴诸侯之师者多矣，未尝书“乞”。即文、宣以来，晋已不足以令诸侯，而徴师者亦不书“乞”也。至此而书“乞”者，汶阳之归晋，实负鲁，恐鲁之不从己也。始焉止而辱之，以张其威；继则屈意卑词，以示其徳。一张一翕，无非笼络诸侯之术也。自此遂循为故事，厉公之世，书“乞”者凡三。至悼公初年，犹袭其遗法而未改，惟士鲂一书而已。
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称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是诸侯朝王而以伐秦之事请命于王也，此百余年来仅见之事，春秋岂得不书然因道而徃不得谓之朝；既兴师而后告，不得谓之请命。故书如京师而不书朝，书自京师而不书请命，文与之而实不与也。晋侯为盟主，不率诸侯以朝，乃先朝而后会是慢王也；秦未尝得罪于天子，乃役天子之命卿以报私怨，是胁王也。故如京师不书诸侯会诸侯不书刘子、成子，实不与而文亦不与也。实不与而文予之者，存其名以寓实实不与而文亦不与者，去其名以辨实也。
曹伯庐卒于师
书卒于师者，见以劳役而卒，谷梁氏以为闵之，是也。
秋七月，
译郑国包围许国。
包围许国是为了显示并不急于迎回国君，而晋国最终迎回了国君，这是叔申的良策，郑国也姑且借此名义，愚弄晋国罢了，并非真的不急于迎回国君。小人乘此机会，于是改立国君，而叔申最终因此被杀。君子责备他谋划不慎，所以用“人”来记载以示讥讽。晋国的君臣，并非不可与之讲理的人，假使子产面对这种情况，必定有言辞来驳倒他们，不会做出这种险恶的谋划了。
在城内再筑城。
薛氏说：“中城，是指外郭之内，而宫殿之外的地方。国君依靠城墙来自我巩固，谷梁氏认为这是讥讽疏远百姓，这是对的。”
十年春季，卫国国君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晋国不亲自讨伐，而让卫国去侵犯郑国，是不想自己陷入极端的怨恨之中，以等待郑国来求和。率领军队没有记载是弟弟的，率领军队却记载是弟弟，是嫌他有二心。他得到了民心。胡氏说这与齐桓公同义，这是对的。记载“来聘”的意义还较隐晦；记载“帅师”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祭都不顺从，于是就不进行郊祭。
四月五次占卜，那么三月必定已经占卜了三次。三月进行郊祭，是鲁国的常例。只有占卜上辛、中辛是可以的。如果是下辛就直接使用，不需要再占卜。有人认为郊祭虽然合乎时节，但不能保证神灵一定享用，难道违背时节、扰乱制度的，神灵反而享用吗？为什么要占卜五次呢？
五月，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记载讨伐郑国，不记载送回郑国国君，是不赞同他们宽恕郑国的屈服。晋国打算挟持郑国国君来与郑国交易，而郑国因此不来，于是不得已才送回国君。这难道是所谓屈服而宽恕他的吗？
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周语》说：“天子御女不来自同一族，那么三个国家的陪嫁女子就不能出自同一族。天子的礼制如此，诸侯也可以推知。”《左传》说：“诸侯嫁女，同姓国家陪嫁，异姓国家就不陪嫁。”这是左氏自己混淆了他的说法。刘氏说：“诸侯娶三妻，每妻各来自一族，都是同姓。如果三个国家必须都是同姓，那么嬴、曹、妫、弋这些国家的君主嫁女时，有的就不能备齐了。”
丙午日，晋侯獳去世。秋季七月，鲁公前往晋国。冬季十月。
十一年春季，周王三月，鲁公从晋国回来。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日，与郤犨结盟。
髙氏说：“鲁公在晋国停留了九个月，请求与晋国结盟，而晋侯不与鲁公结盟，回国后却让大夫与他结盟，对鲁公非常无礼。”
夏季，孙行父前往晋国。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既然迫于晋国的羞辱，不得不放下汶阳的怨恨，以与齐国修好，是担心齐晋联合而排挤自己。
冬季十月。
十二年春季，周公出逃到晋国。
王子瑕，王子朝出逃，不说“出”，说“天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逆乱的罪过，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周公出逃，说“出”，是因为上下都失德。
夏季，鲁公与晋侯、卫侯在琐泽会盟。
赵氏说：晋厉公刚即位，寻求诸侯的支持，于是举行这次会盟。与会的，只有鲁、卫而已。《左传》记载宋国促成晋、楚讲和，郑国听从命令。考察经文，楚、郑没有到，宋国也没有参与，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错误地附在此处。按照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春秋记载了，那么这一年宋西门的盟会，难道能不记载吗？梅溪林氏认为不记载是为了保存中原，这是不对的。或许经文有脱漏的简册，则未可知。第二年郑国归附晋国，而楚国不过问，似乎有盟会了。
秋季，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髙氏说：“这狄人大概是白狄。九年，秦人、白狄讨伐晋国。这里先打败狄人，而后讨伐秦国，是报复九年的战役。”
冬季十月。
十三年春季，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春秋时代，盟主不凭借王命而擅自征发诸侯军队的很多，从未记载“乞”。即使从文公、宣公以来，晋国已经不足以号令诸侯，而征发军队的也不记载“乞”。到这里记载“乞”的，是因为汶阳归还晋国，晋国实际上辜负了鲁国，恐怕鲁国不听从自己。开始时停止并羞辱他，以张扬威势；接着就屈意卑词，以显示恩德。一张一弛，无非是笼络诸侯的手段。从此就沿袭为惯例，厉公在位时，记载“乞”的共有三次。到悼公初年，还沿袭其旧法而未改，只有士鲂一次记载而已。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夏季五月，鲁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〇称鲁公及诸侯朝见周王，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与晋侯讨伐秦国，是诸侯朝见周王而以讨伐秦国的事向王请命，这是百年来罕见的事，春秋怎能不记载？然而因为顺路前往，不能称为朝见；已经兴师而后告知，不能称为请命。所以记载“如京师”而不记载“朝”，记载“自京师”而不记载“请命”，名义上给予而实际上不给予。晋侯作为盟主，不率领诸侯朝见，却先朝见而后会盟，是怠慢周王；秦国未曾得罪天子，却役使天子的命卿来报私怨，是胁迫周王。所以“如京师”不记载诸侯会盟，“会诸侯”不记载刘子、成子，实际上不给予而名义上也不给予。实际上不给予而名义上给予的，保留其名以寄托实意；实际上不给予而名义上也不给予的，去掉其名以辨明实意。
曹伯庐在军中去世。
记载在军中去世，是显示因劳役而去世，谷梁氏认为这是怜悯他，这是对的。
秋季七月，
公至自伐秦。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译鲁公从讨伐秦国归来。冬天，曹宣公去世。
鲁僖公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莒子朱去世。夏天，卫国的大夫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林父之归自晋，与元咺之归自晋同，皆恃大国以抗其君也。元咺书复，者复执卫政也。林父不书复，者定公尚在，未与之政也。定公卒，未一年，林父出会大夫，知献公之祸，亦其自取矣。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郑人虐许不已，犹书“公子”，其辠不待贬而见也。观于此，益知“三年”之书“郑伐许”为阙文矣。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大夫不得以夫人，大夫而以夫人，惟公子遂与侨如皆着其不臣之辠，非徒刺不亲迎而已。遂恃敬嬴，侨如恃穆姜，其蔑视夫人，固可知也。陈氏曰：有成风，则出姜不氏；有敬嬴，则穆姜不氏，别妾姑也。此非妾姑，则称氏。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卫定公。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归父既逐鲁人，立婴齐以后，仲遂非后归父也。遂既受赐，为仲氏，其后因父氏而称仲，固也。胡氏于仲遂之卒曰：“生而赐氏，与季友同。”于仲婴齐则讥其以父字为氏，误矣。
癸丑，公防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公作归之于】
晋侯欲讨曹伯，勿与之盟可也。既与之盟，是曹伯无罪也。故曹伯亦得称爵而书同盟，言无以异曹伯于诸侯也，则亦无以自异于曹伯也。无以抑之，又安得而执之？大抵负刍之弑太子，亦属无据之事。晋侯且信且疑，故始而盟之，既而执之。胷无定见，徒逞其威力，以诸侯为玩弄。其归于京师也，既执而无以罪之，假手于王而释之也。是可以为伯讨乎？君卒而弑太子，与齐商人之弑舍同罪。春秋畧而不书，非弑可知。故曹伯之执之归，始终无贬词。夫媺恶不嫌同词者，谓罪之既明者也。辠未见于经，而从同，同无为贵，春秋矣。若晋侯书爵，此文宣以后之常称，以政在大夫，故书爵以存诸侯，非褒贬之所系也。説者信▯而不信经，以为实杀太子，谬矣。
公至自会。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郑。
赵氏曰：「楚伐郑，盖为许也。郑昔伐许，而楚不问，以郑亦在楚，楚固因许而重郑也。今郑从晋而伐楚之与国，楚能无怒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
荡山为乱，鱼石其党也。华元力不能讨，而奔晋，欲倚晋以讨之也。鱼石▯而复之，且以自明其无辠。元亦因而诱之，以离其党，故请讨焉。鱼石许之，以为不及己也。及归而讨荡氏，国人遂杀荡山。元即不复引防批根，而国人有口，鱼石能自安乎？其出奔自不能止也。大宗强族，蔓连株结，以为梗于国。元于一出一入之间，晏然而弭国患。春秋约举其概，而一时御变之畧已可见矣。元之奔晋，未至而复。春秋书“自晋归”，苏子由以为无懐禄顾宠之心，所以能讨山者，于此见之。是也要以元为政，不能相其君以进贤退不肖，而授兵柄于匪人，乱所由作，非独山之罪也。故华元书“出奔”，荡山书“杀”，而不去其官。凡大夫而杀者，不论有罪无辠，皆以“杀大夫”为文；出者，不论有罪无辠，皆以“自奔”为文。无非端本之道也。杀公子肥不书，盖死于乱也，未必荡山杀之。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髙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会吴于钟离。
会而殊会者，诸侯先自为会，而后与吴会也。当时诸侯畏楚，欲倚吴以御之，而犹虑吴之叵测也，故先为会以自固，使吴不得而间之也。《春秋》因而书之，不没其实，盖伤其防吴而犹幸其能外吴也。凡事之是非了然者，据实书之而义自明，如同一夷也。楚会不殊，而吴会殊之者，诸侯不能外楚，犹能外吴也。同一吴也，于戚之会不殊，于钟离、柤向之会则殊之者，于戚则不能外，于钟离、柤向则犹能外之也。此其得失不待褒贬而见者也。
许迁于叶
以许自迁为文，与邢迁夷仪同词。然邢迁上书救邢，则知其自迁者，自安之也。幸卫之不失所也。许迁上不书救，则知其自
译林父从晋国回国，与元咺从晋国回国的情形相同，都是倚仗大国来对抗他们的国君。元咺被记载为“复”，是因为他重新执掌了卫国政权。林父没有被记载为“复”，是因为定公还在世，没有把政权交给他。定公去世不到一年，林父就联合大夫们出行，导致献公遭遇祸患，这也是他自取的了。
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新娘。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郑国人虐待许国人的行为没有停止，史书仍然称他为“公子”，他的罪过不需要贬称就显而易见了。由此看来，更加知道《春秋》中记载“三年郑伐许”是脱漏的文字了。
九月，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大夫不能以夫人的名义行事，大夫却以夫人的名义行事，只有公子遂和叔孙侨如都显露了他们不臣服的罪过，不仅仅是讥刺他们没有亲自迎娶而已。公子遂倚仗敬嬴，叔孙侨如倚仗穆姜，他们蔑视夫人，本来就可以知道了。陈氏说：有成风在，那么出姜就不称氏；有敬嬴在，那么穆姜就不称氏，这是为了区分妾和姑母。如果不是妾和姑母的关系，就称氏。
冬天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秦伯去世。
鲁宣公十五年春天，周历二月，安葬卫定公。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归父既然驱逐了鲁国人，立婴齐作为继承者，那么仲遂就不是归父的后代。仲遂既然接受了赐姓，成为仲氏，他的后代因为父亲的姓氏而称为仲，这是理所当然的。胡氏在仲遂去世时评论说：“活着时赐姓，与季友相同。”而在仲婴齐时讥讽他以父亲的字作为姓氏，这是错误的。
癸丑日，鲁宣公在戚地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结盟。晋侯逮捕曹伯并把他押解到京师。
晋侯想要讨伐曹伯，不与他结盟就可以了。既然与他结盟，就说明曹伯没有罪。所以曹伯也能够称爵位而被记载为同盟，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同对待曹伯的地方，也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对待晋侯自己的地方。没有什么压制他的理由，又怎么能逮捕他呢？大概负刍杀害太子这件事，也属于没有根据的事情。晋侯既相信又怀疑，所以起初与他结盟，后来逮捕他。心中没有定见，只是逞威风，把诸侯当作玩弄的对象。把他押解到京师，既然逮捕了却又无法定罪，借周天子的手来释放他。这可以算是霸主的讨伐吗？国君去世而杀害太子，与齐国商人杀害舍的罪行相同。《春秋》省略而不记载，可知并不是杀害。所以曹伯的被捕和被押解，始终没有贬斥的词语。善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语，是指罪行已经明确的情况。罪行没有见于经文，却跟随同样的情况，同样没有高贵之处，这就是《春秋》的原则。如果晋侯称爵，这是文公、宣公以后的常规称呼，因为政权在大夫手中，所以称爵以保存诸侯的地位，这与褒贬无关。解说者相信传闻而不相信经文，认为确实杀害了太子，这是错误的。
鲁宣公从盟会回来。夏天，六月，宋公固去世。楚子攻打郑国。
赵氏说：“楚国攻打郑国，大概是为了许国。郑国以前攻打许国，而楚国不过问，因为郑国也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楚国本来因为许国而重视郑国。现在郑国跟随晋国而攻打楚国的同盟国，楚国能不愤怒吗？”
秋天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共公。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荡山作乱，鱼石是他的同党。华元无力讨伐，于是逃到晋国，想要依靠晋国来讨伐他们。鱼石出逃又回来，并且以此表明自己没有罪。华元也趁机引诱他，以离间他的同党，所以请求讨伐。鱼石答应了，认为不会波及自己。等到华元回来讨伐荡氏，国人于是杀死了荡山。华元不再追究根本，而国人有了怨言，鱼石能安心吗？他的出逃自然无法阻止。大宗强族，蔓延牵连，成为国家的祸害。华元在一次出逃和一次回归之间，安然消除了国家的祸患。《春秋》简要地记载了大概，而当时应对变故的策略已经可以看到了。华元逃到晋国，还没到就回来了。《春秋》记载“从晋国回来”，苏子由认为他没有留恋禄位和宠幸之心，所以能讨伐荡山，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要以华元执政，不能辅佐国君进贤退不肖，而把兵权交给坏人，乱子由此产生，不仅仅是荡山的罪过。所以华元记载为“出逃”，荡山记载为“杀”，而不去掉他们的官职。凡是杀大夫的，不论有罪无罪，都用“杀大夫”的文辞；出逃的，不论有罪无罪，都用“自奔”的文辞。无非是端正根本的道理。不记载杀公子肥，大概是因为他死于动乱，未必是荡山杀的。
冬天，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同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防、邾人在钟离会见吴国。
会盟而特别区分会盟的，是因为诸侯先自己会盟，然后与吴国会盟。当时诸侯畏惧楚国，想要依靠吴国来抵御楚国，但又担心吴国不可预测，所以先会盟以巩固自己，使吴国不能离间他们。《春秋》因此记载，不掩盖事实，大概是哀伤他们防备吴国而又庆幸他们能疏远吴国。凡是事情的是非明朗的，据实记载而意义自然明白，就像对待同一个夷狄一样。楚国会盟不区分，而吴国会盟区分，是因为诸侯不能疏远楚国，还能疏远吴国。同一个吴国，在戚地的会盟不区分，在钟离、柤向的会盟则区分，是因为在戚地不能疏远，在钟离、柤向还能疏远。这些得失不需要褒贬就显而易见了。
许国迁都到叶。
以许国自己迁都为文辞，与邢国迁到夷仪的文辞相同。但是邢国迁都上面记载了救邢，就知道自己迁都是为了自安。庆幸卫国没有失去所依。许国迁都上面没有记载救许，就知道自己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洪范》曰：「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鲁君豫则有之，急则未也。然而木氷应之者，雨着木而成氷，寒不在上而在下，此大臣相倾轧之咎徴也。刘向属「恒雨则非」。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髙氏曰：「郑服中国五年矣，至是附楚，为楚加兵于宋。自是而后，与楚同病，中国诸侯之兵无宁嵗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
兵法利于攻瑕，然亦有攻坚而利者。城濮之战，先攻右师，左师而皆溃，中军遂收其卒而止，此所谓攻瑕者也。是时楚未甚竞，可以攻瑕而败也。《春秋》战书，楚师败则书“楚师”，言所战者少，所败者众也，所以彰伯防也。鄢陵之战，楚之良在其中军，晋以三军萃于王卒，败之而王伤，所谓攻坚者也。是时楚已大横，必攻坚而后可以慑其心也。《春秋》战书，楚子、郑伯败则书“楚子、郑师”，言所战者同，而所败者有独重也，所以惩元恶也。汉光武之攻寻邑，以敢死士冲其中坚；唐李晟之攻吐蕃，俟见中军五方旗而击之。卒之寻邑败而王莽旋亡，尚结賛败而吐蕃始愳。鄢陵以后，郑虽未服，终《春秋》之世，楚不复与晋战，殆亦监于此败。与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中国胜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之败，楚横行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邲之战，楚之陵驾尤甚至，鄢陵而稍挫其锋，不然楚将倚郑而长驱中原，害可胜道耶？”
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髙氏曰：「春秋书败绩者十有六，中国之败绩凡十有三，不闻加军法于一主将。楚之败绩惟三：城濮之败杀得臣，鄢陵之败杀公子侧，柏举之败囊瓦逃刑而奔郑。可以见楚之赏罚行，而兵之所以强也。」按此书法与杀得臣同义，已详前。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晋以侨如之譛责鲁，之后期而不见。此其罪不在公，故不书“公不得见”，而曰“不见公”，讥晋也。平丘，以邾、莒之诉拒公而不与盟。公亦不能无罪焉，故不书“辞公盟”，而曰“公不与盟”，讥公也。
公至自会。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自单伯会伐宋以后，无复书王臣会伐者。晋之伐秦，刘子、成子在会而不书，以秦、晋之相攻，私怨而已。《春秋》不与其报私怨也。此书尹子以主会者，郑之从楚而病中国，公义所不容。《春秋》与其仗公义也。去国经年，见似人者而喜。晋以郑之携贰而伐之，非诚能攘夷也。以鄢陵之役，徴兵不至，故以天子令之，非诚能尊王也。然能以尊王攘夷为名，则尊王攘夷之义尚未冺于天下，而尊王攘夷之功必将有见于后世者，此夫子作《春秋》之大防，不得已之苦心也。
曹伯归自京师
篡逆之恶，人所共愤。其从之者，迫于势也。曹伯既见执矣，无复可畏，而国人请之。子臧贤者，絶不蔕芥于衷。内平其国以待之，外治诸京师而免之。篡逆者，何以得此于人哉？曹人不以为篡逆，而晋人以为篡逆，则是▯之者妄也。宜王之释之矣。曹伯不名，明无辠也。书“自京师”，明其得白于王，非徒请于晋而茍免也。不书“复归曹”，未易君也。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公作招丘】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十有一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公至自会，乙酉，刺公子偃。
晋恃其强，即邻国之君，犹逞意而执之，舍之何有于鲁？臣所可憾者，季孙舍矣。公不急归，而致辟于侨如，乃听其出奔。归而刺偃，偃虽为穆姜所指，未见偃有不臣之心也。凶滛获免，无罪见诛，屡辱于强国，而不知自省，徒恃区区之盟，亦何益哉？凡杀者不言其罪，义以専杀为重也。公子买则书之，着其为楚而杀也。
十有七年春，卫北宫括帅师侵郑。
髙氏曰：「晋命也。据《左传》，郑侵晋，卫救晋，侵晋，经不书事，未必然。郑即背晋，何敢与晋抗？楚犯中国，不过宋、卫而已，
译鲁僖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下雨时雨水附着在树木上结成冰。
《洪范》说：“君主行事犹豫不决，气候就会经常温暖；君主行事急躁严苛，气候就会经常寒冷。”鲁国国君有犹豫不决的毛病，却没有急躁严苛的毛病。然而树木结冰的现象却应验了，这是因为雨水附着在树木上结成冰，寒气不在上方而在下方，这是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灾祸征兆。刘向将其归类为“经常下雨”的范畴。
夏历四月辛未日，滕国国君去世。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高氏说：“郑国服从中原诸侯已经五年了，到这时却依附楚国，替楚国对宋国用兵。从此以后，郑国与楚国同病相怜，中原诸侯的军队没有安宁的年份了。”
六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晋国国君派栾黡前来请求出兵。甲午日月底，晋国国君与楚国国君、郑国国君在鄢陵交战，楚国国君和郑国军队大败。
兵法认为攻击敌人的弱点有利，但也有攻击坚固之处而获利的情况。城濮之战，先攻击右军，左军也随之溃败，中军于是收拢士兵停止进攻，这就是所谓的攻击弱点。当时楚国势力尚未极度强盛，可以通过攻击弱点来击败它。《春秋》记载战争，楚军战败就写“楚师”，意思是交战的人少，战败的人多，以此来彰显霸主的防备之功。鄢陵之战，楚国的精锐部队在中军，晋国用三军集中攻击楚王的亲兵，击败他们并导致楚王受伤，这就是所谓的攻击坚固之处。当时楚国已经极度强横，必须攻击其坚固之处才能震慑他们的心。《春秋》记载战争，楚国国君、郑国国君战败就写“楚子、郑师”，意思是交战的对象相同，而战败者中有特别重要的，以此来惩戒首恶。汉光武帝攻打寻邑，用敢死队冲击其中坚力量；唐朝李晟攻打吐蕃，等待看到中军的五方旗才发起攻击。最终寻邑战败而王莽随即灭亡，尚结赞战败而吐蕃开始恐惧。鄢陵之战以后，郑国虽然没有完全臣服，但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不再与晋国交战，大概也是鉴于这次战败。汪氏说：“二百四十二年中，中原战胜楚国的只有城濮、鄢陵两次。自从邲之战的失败，楚国在诸夏横行，到城濮之战挫败了它的志向；邲之战，楚国凌驾于人的程度尤其严重，鄢陵之战稍微挫伤了它的锐气，否则楚国将依靠郑国长驱直入中原，危害岂可胜数？”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高氏说：“《春秋》记载战败的有十六次，中原诸侯战败的有十三次，没有听说对主将施加军法的。楚国战败只有三次：城濮之战杀了得臣，鄢陵之战杀了公子侧，柏举之战囊瓦逃避刑罚逃到郑国。可以看出楚国的赏罚严明，这就是军队强大的原因。”按此处的书法与杀得臣同义，前面已经详细说过。
秋天，鲁国国君与晋国国君、齐国国君、卫国国君、宋国华元、邾国人在沙随相会。没有记载鲁国国君。晋国因为季孙行父的谗言责备鲁国，因为鲁国迟到而没有见面。这罪责不在鲁国国君，所以不写“公不得见”，而写“不见公”，是讥讽晋国。平丘之会，因为邾国、莒国的控诉拒绝鲁国国君而不让他参加盟会。鲁国国君也不能说没有罪责，所以不写“辞公盟”，而写“公不与盟”，是讥讽鲁国国君。
鲁国国君从会盟之地回来。鲁国国君与尹子、晋国国君、齐国国佐、邾国人攻打郑国。
自从单伯会合诸侯攻打宋国以后，不再记载周天子的大臣会合诸侯攻打他国。晋国攻打秦国，刘子、成子在会盟中却不记载，因为秦、晋互相攻伐，只是私怨罢了。《春秋》不认可报私怨。这里记载尹子是因为他是会盟的主持者，郑国追随楚国而危害中原，是公义所不容的。《春秋》认可他仗义执言。离开国家多年，见到像亲人的人就高兴。晋国因为郑国怀有二心而攻打它，并不是真心能够抵御夷狄。因为鄢陵之战，征召的军队没有到达，所以借天子的命令来行事，并不是真心能够尊崇周王。然而能够以尊王攘夷为名，那么尊王攘夷的道义还没有在天下消亡，而尊王攘夷的功绩必将为后世所见，这是孔子作《春秋》的大原则，也是他不得已的苦心。
曹国国君从京师回来。
篡位叛逆的罪恶，人们共同愤恨。那些跟随篡位者的人，是被形势所迫。曹国国君已经被拘捕了，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而国人请求释放他。子臧是贤人，心中绝不介意。对内平定国家等待他回来，对外治理好与京师的关系而免除了他的罪责。篡位叛逆者，怎么能得到这样的人呢？曹国人不认为他是篡位叛逆，而晋国人认为他是篡位叛逆，那么认为他篡位叛逆的人是错误的。周王释放他是适宜的。曹国国君不称名，表明他没有罪过。写“自京师”，表明他向周王辩白，不仅仅是请求晋国而苟且免罪。不写“复归曹”，表明没有更换国君。
九月，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公羊传》作招丘】。冬天，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十一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犨在扈地结盟。鲁国国君从会盟之地回来，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晋国倚仗其强大，即使是邻国的国君，还逞意拘捕他，安置他有什么了不起？令人遗憾的，是季孙被安置了。鲁国国君不急于回国，而是追究叔孙侨如的罪责，于是听任他出逃。回国后刺杀公子偃，偃虽然被穆姜指责，但没有见到偃有不臣之心。凶恶淫乱的人获免，无罪的人被杀，屡次受辱于强国，却不知道自省，只依靠小小的盟约，又有什么益处呢？凡是杀人而不说明罪过的，是因为专断杀人被视为重罪。公子买则说明了罪过，表明他是为楚国而被杀。
鲁僖公十七年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高氏说：“这是晋国的命令。根据《左传》，郑国侵犯晋国，卫国救援晋国，侵犯晋国，经文不记载这件事，未必是真的。郑国即使背离晋国，怎敢与晋国对抗？楚国侵犯中原，不过宋国、卫国而已，
况郑乎？」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会。
译何况郑国呢？」
夏天，鲁桓公与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一起讨伐郑国。六月乙酉日，各国在柯陵结盟。秋天，鲁桓公从盟会之地回国。
会伐则主尹子、单子者，王命为重也。盟则无所主，而书“同”者，盟非王命也。如以王命盟诸侯，则必受命于王都，使司盟掌其载，太史藏其约。今于柯陵，非王之所以命诸侯也，故书“同”。髙氏曰：晋厉之失道，而能数合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灵、仗义以令天下也。临川吴氏曰：方欲伐郑，楚救至而即还，不成乎伐，故不以伐致，而以会致。
齐髙无咎出奔莒
刘氏曰：「无咎身为卿士，不能谋国正君，以致疑间而见逐，亦不为无过也，故书奔无异文。」
九月辛丑用郊
赵氏曰：「用者，不卜而自用之也。前此屡卜而不从，故成公不敢复卜，恐终不得郊也。」按：成公之郊，徒为夸大而已，天之享与不享，不复顾也。春秋书「用」，其所僣之礼，必甚于前矣。
晋侯使荀防来乞师。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
以王命讨有罪，即以王命兴诸侯之师，可也。乃使大夫乞师，卑王室矣。何以服郑？然郑虽未服，而三假王命以伐之，亦可以振义声于天下矣。故以伐致终焉。
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公作轸，谷作蜃】
十一月无壬申，明系误文。《公羊》《谷梁》即误文解之，太凿。《春秋》月日误者甚多，以厯法攷，其日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以合者之多，知不合者之皆误也，又何疑于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楚人灭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据左氏所载，则弑其君者栾书为首恶矣。春秋不书而称国以弑，谷梁氏以为称国以弑君，恶甚也。夫君即甚恶，而臣弑之，其罪无末减之理。况晋厉之为君，徳虽不令，而攘敌却楚，防亦足録。即其恶之甚者，莫甚于杀三郤，而又自栾书导之。何得宥栾书而専罪其君也？攷之晋语，其説原有二焉。一则与左氏传同，一则云晋厉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国人弗蠲，遂弑诸翼。此或其实録与？大抵杀胥童者书偃也，而弑君者国人也。胥童刧书偃而欲杀之，厉公弗忍而止。及国人既怒其君，书偃説之杀胥童以解于国人，故书国以杀也。胥童虽杀，而国人势不可止，遂至于弑君。于书偃固无与也，故当时莫以书偃为弑君。如士鞅见逐于栾黡，其怨栾氏必深矣，犹言武子之徳比于甘棠。使诚有弑君之恶，即不为之暴扬，何至颂之若此乎？晋语载叔向之言，亦未尝斥其弑君，惟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难，盖谓杀胥童之事耳。杀胥童者，志在免君，故不疚也。又云宣其徳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夫弑君者，何徳行之可宣？何宪则之能顺？则栾书之不弑君，固彰彰矣。其以弑君之罪加栾书者，实始于阳毕。晋语阳毕谓平公曰：栾书覆宗，杀厉以厚其家，灭栾氏则民威矣。起瑕原韩魏之后而赏立之，则民懐矣。所谓原者，原大夫赵衰也。即以左氏所载攷之，阳氏之先处父，固党于赵氏，而赵括、赵同之难，栾氏实为戎首。故赵婴齐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二昆其忧由此。思之，栾氏者，赵氏之深仇也。阳氏为赵氏之党，故为之报栾，而即以兴赵。当栾氏之讨赵氏也，必以弑君故；阳氏之报栾氏也，亦以弑君。特因箕遗之乱，而中以莫须有之事，快其私愤而已，非公论也。不然，书偃当时同处嫌疑，其子孙宜同被罪。乃栾盈逐而中行吴用事，则何也？迨栾盈以叛诛，赵氏世擅晋国。于是阳毕之説，无敢异议。栾书之弑，晋乗记之矣。夫子之所据者，鲁史也。鲁史之所据者，当时之赴告也。原无主名，则亦因而阙之。虽晋乗所记，凿凿不疑，夫子不以为然，不忍陷贤者于大逆也。鲁史亡，而左氏之传作，于晋事特详。其所采栾书之事，晋乗也，非鲁史也。或曰：偃之与弑阳毕，不言晋乗，何由及之？左氏或别有据，不知中行既逐之后，党三家而恶中行者，以书偃同事，牵而附之，固易易矣。左氏不辨而采之，遂与春秋相抵牾。千
译会伐郑时，主盟的是尹子和单子，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王命，地位重要。盟会时没有主盟者，而史书用“同”字，是因为这次盟会并非出于王命。如果是以王命召集诸侯盟会，那么诸侯必定要在王都接受命令，由司盟掌管盟辞，太史收藏盟约。如今在柯陵盟会，并不是周王用来命令诸侯的方式，所以史书用“同”字。髙氏说：晋厉公虽然失道，但能多次会合诸侯，有力抵御强大的楚国，是因为他借助王室的威灵，仗义来号令天下。临川吴氏说：当时正要讨伐郑国，楚国救援到来就立即撤军，没有完成讨伐，所以不用“伐”字来记载起因，而用“会”字来记载起因。
齐国的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刘氏说：“高无咎身为卿士，不能谋划国事、匡正君主，以至于产生猜疑隔阂而被驱逐，这也不能说他没有过错，所以史书记载‘奔’字而没有其他特殊的措辞。”
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
赵氏说：“‘用’字，是指不占卜而自行决定举行。此前多次占卜都不吉利，所以成公不敢再占卜，担心最终无法举行郊祀。”按：成公举行郊祀，只是为了夸耀夸大罢了，上天是否享用祭祀，他不再顾及。《春秋》记载“用”字，说明他僭越的礼仪，一定比以前更加严重了。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冬天，鲁成公会合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十一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以王命讨伐有罪之人，同时以王命征调诸侯的军队，这是可以的。然而却让大夫来请求出兵，这是降低了王室的尊严。这样怎么能使郑国臣服呢？但是郑国虽然尚未臣服，而三次假借王命去讨伐它，也足以在天下振作义声了。所以最终以“伐”字来记载这次行动的起因。
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公羊传》作轸，《谷梁传》作蜃】
十一月没有壬申日，明显是文字错误。《公羊传》《谷梁传》就按照错误的文字去解释，太过穿凿。《春秋》中月份和日期记载错误的很多，用历法考证，日期相符的有十七处，不相符的有十三处。因为相符的多，就知道不相符的都是错误，又何必对此怀疑呢？
十二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邾子貜且去世。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楚国人灭掉了舒庸。
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国君州蒲。
根据《左传》所载，弑杀国君的罪魁祸首是栾书。《春秋》不记载具体人名而称“国”来弑君，《谷梁传》认为称“国”来弑君，是因为罪恶极深。但是即使国君罪恶极深，臣子弑杀他，也没有减轻罪责的道理。况且晋厉公作为国君，德行虽然不好，但抵御敌人、击退楚国，功劳也足以记录。即使他罪恶深重，没有比得上杀三郤的，而这又是栾书引导的。怎么能宽恕栾书而专门归罪于国君呢？考证《晋语》，说法原本有两种。一种与《左传》相同，另一种说晋厉公杀了三郤并把尸体陈列在朝堂，没收他们的家产分给妇人，国人对此感到厌恶，于是弑杀了他在翼城。这可能是真实的记录吧？大概杀胥童的是栾书，而弑君的是国人。胥童胁迫栾书想要杀他，厉公不忍心而制止了。等到国人已经愤怒于他们的国君，栾书劝说他们杀胥童来向国人谢罪，所以史书称“国”来杀。胥童虽然被杀，但国人的势头不可阻挡，最终导致弑君。这对于栾书本来没有关系，所以当时没有人认为栾书弑君。就像士鞅被栾黡驱逐，他对栾氏的怨恨一定很深，还说武子（栾书）的德行比得上甘棠。如果真的有弑君的恶行，即使不宣扬，怎么会这样歌颂他呢？《晋语》记载叔向的话，也没有指责他弑君，只说执行刑罚没有愧疚从而免于灾难，大概是指杀胥童这件事。杀胥童的人，志向在于解救国君，所以没有愧疚。又说宣扬他的德行，顺从他的法度，使他在诸侯中超越。弑君的人，有什么德行可以宣扬？有什么法度可以顺从？那么栾书没有弑君，本来就很明显了。把弑君的罪名加给栾书，实际上始于阳毕。《晋语》中阳毕对平公说：栾书颠覆宗庙，杀厉公来厚待他的家族，灭掉栾氏则民众畏惧了。提拔瑕原韩魏的后代并奖赏立他们，则民众怀念了。所谓原，是指原大夫赵衰。即使以《左传》所载来考证，阳氏的祖先处父，本来偏袒赵氏，而赵括、赵同的灾难，栾氏确实是罪魁祸首。所以赵婴齐说：我在，所以栾氏不作乱；我死了，两个兄弟的忧患由此产生。想想，栾氏是赵氏的深仇大敌。阳氏是赵氏的党羽，所以为他报复栾氏，并借此兴起赵氏。当栾氏讨伐赵氏时，必定以弑君为借口；阳氏报复栾氏，也以弑君为借口。只是借着箕遗的动乱，用莫须有的罪名，发泄私愤罢了，这不是公正的评论。不然，栾书当时同处嫌疑之中，他的子孙应该一同获罪。然而栾盈被驱逐而中行吴掌权，这是为什么呢？等到栾盈因叛乱被诛杀，赵氏世代独揽晋国大权。于是阳毕的说法，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栾书弑君，晋国的史书已经记载了。孔子所依据的是鲁国的史书。鲁国史书所依据的是当时的赴告。原本没有主谋的名字，也就因此空缺了。虽然晋国史书记载得确凿无疑，孔子不以为然，不忍心让贤者陷入大逆不道的罪名。鲁国史书失传，而《左传》写成，对晋国的事特别详细。它所采用的栾书的事，来自晋国史书，而不是鲁国史书。有人说：栾书参与弑君，阳毕不说晋国史书，怎么知道的呢？《左传》或许另有依据，不知道中行氏被驱逐之后，偏袒三家而厌恶中行氏的人，把栾书当作同党，牵连附会，本来就容易。《左传》不加辨别而采用，于是与《春秋》相抵触。千
载而下，竟成不解之惑。试即左氏之书攷其説之所自来，亦可以涣然而氷释也哉！胡氏传此，不明其义。晦翁遇其孙而询之，言文定之意，以为废之可也，弑之不可。夫卓子夷臯皆在，可废里克、赵盾，何以见书？此亦未为定论，故不敢笔之于书也。
译记载下来却降下，竟然成为无法解开的疑惑。试着就在《左传》中考察这种说法的来源，也可以豁然开朗、冰消瓦解了吧！胡安国传注此处，没有阐明其义理。朱熹遇到他的孙子并询问他，说胡安定的意思，认为废黜是可以的，弑杀是不可以的。既然卓子和夷皋都在，可以废黜里克和赵盾，为什么还要在史书中记载？这也不是确定的论断，所以不敢把它写进书中。
齐杀其大夫国佐
佐以谷叛，杀之可也。然为庆氏之浊乱而激于义愤，非真叛也。不原其本志而遽杀之，崔庆之祸自此始矣。
公如晋。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彭城南控江淮，北逹河济，亦中国之要会。楚以鱼石守之，塞夷庚而惧吴晋，其谋深矣。然以三百乗之戍，孤悬于外，亦何能为此？西鉏吾所以无忧也。奔大夫复入者，鱼石、栾盈、华亥、宋辰。亥与辰书入以叛者，志在自保也。石与盈书复入而不书叛者，将以乱国而复有其邑也。志在自保，虽华亥之入其国，与宋辰之据外邑同辞。志在乱国，虽鱼石之据外邑，与栾盈之入其国同辞。
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筑鹿囿。
书筑囿，始此以晋聘，而杞、邾来朝。自谓恃晋可以威诸侯，故为苑囿之乐，以鸣得意也。唐仇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以奢靡娱其耳目，然后吾辈可以得志。」鲁臣之所以愚其君者，亦用此术。成公勿悟而为之，大夫遂得以擅权而不返矣。
己丑，公薨于路寝。冬，楚人、郑人侵宋，晋侯使士鲂来乞师【鲂，公作彭】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
楚郑之伐，国前书大夫帅师者多矣，此书人者，前军遇晋师而即还，子重未至宋也，非贬词也。晋悼之伯，可以不愧主盟，然上之不能如齐桓之服楚，次之又不能如晋文之胜楚，唯数出师以敝之。楚敝而晋之力亦竭于服郑，故始终书同盟而已。一书乞师而后不复书者，见晋悼之睦诸侯而诸侯自乐从也。始书同盟而终亦书同盟者，见晋悼之数勤诸侯而无以振起其大势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读春秋畧记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九明朱朝瑛撰：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寗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石氏曰：「哀二年，齐、卫围戚，不曰『卫戚』，不与齐、卫之助子围父也。此围彭城，则系之宋，不与楚之取地以与叛人也。一字之笔削，而父子之伦、君臣之义、夷夏之分，咸具焉。」
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赵氏曰：「以韩厥独攻其前，以五国之兵援其后。楚兵不出，则一韩厥敌郑而有余；楚兵出，则五国之师足以鬭楚而不慑。所以谨用诸侯而不轻鬭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防来聘。礼，诸侯相见，揖让入门。天子崩，不得终礼。此来朝不书日，未辨其日之久近。杜氏、范氏以为赴未至，亦不可知。然来聘在冬，已逾月矣，岂犹未至耶？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郑师伐宋。
称师以伐怒，而用众也。赵氏曰：楚纳叛，晋伐叛，此其顺逆尤晓然者矣。何尚为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郑伯睔卒。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
髙邮孙氏曰：「晋宋称师将卑，师众也；寗殖书名将尊，师少也。」苏氏曰：「郑虽有叛中国之罪，而伐其丧则非义也。」
秋七月，仲孙蔑会晋荀防、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是时，郑有从晋之谋，成公以楚子救郑，亲集矢于其目，不忍背之。既卒，而嗣君立，诸大夫犹疑于官命之未改。晋恐其一入于楚，则为楚所笼络，未易遽变，故汲汲谋之。然一嵗之间，三合兵车，撡之为已蹙矣。
己亥▯我小君齐姜。叔孙豹如宋。冬，仲孙蔑会晋荀防、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为中国之险要，王畿之捍卫。汉属成臯，今属汜水。郑庄所称“制为岩邑”者，即此也。楚所以耽耽于郑，正为此耳。郑既从楚，而楚未敢据有之者，晋拒其前，吴乗其后也。使楚得而据之，扼天下之吭而制其命，祸不独在郑矣。晋悼初立，即率诸侯，非以偪郑，实以防楚也。可谓知先务矣。
译齐国杀了它的大夫国佐。
国佐凭借谷地叛变，杀他是可以的。然而他是因庆氏的浊乱而激于义愤，并非真心叛变。不推究他的本意就立刻杀了他，崔氏、庆氏的祸乱从此开始了。
鲁成公前往晋国。夏天，楚共王、郑襄公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重新进入彭城。彭城向南控制江淮，向北直达黄河济水，也是中原的重要枢纽。楚国让鱼石守卫这里，堵塞夷庚道路以威慑吴国和晋国，其谋略深远啊。然而凭借三百辆战车的戍守，孤悬在外，又能做什么呢？西鉏吾因此没有忧虑。奔逃的大夫重新进入国家的，有鱼石、栾盈、华亥、宋辰。华亥与宋辰记载“入”并记载“叛”的，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在于自我保全。鱼石与栾盈记载“复入”而不记载“叛”的，是因为他们打算扰乱国家从而重新拥有自己的封邑。志向在于自我保全，即使是华亥进入他的国家，也与宋辰占据外邑的措辞相同。志向在于扰乱国家，即使是鱼石占据外邑，也与栾盈进入他的国家措辞相同。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晋平公派遣士匄来聘问。秋天，杞桓公来朝见。八月，邾文公来朝见。修筑鹿囿。
记载修筑苑囿，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晋国来聘问，而杞国、邾国来朝见。鲁成公自认为依靠晋国可以威慑诸侯，所以修筑苑囿享乐，以显示得意。唐代仇士良说：“天子不能让他闲着，经常用奢侈靡费娱乐他的耳目，这样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鲁国的大夫用来愚弄他们君主的，也是用这种手段。成公没有觉悟却照做，大夫于是得以专权而不肯归还权力了。
己丑日，成公在路寝去世。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晋平公派遣士鲂来请求出兵【鲂，《公羊传》作彭】。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邾文公、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楚国、郑国的讨伐，之前记载大夫率领军队的很多，这里记载“人”，是因为前军遇到晋军就回去了，子重还没有到达宋国，这不是贬义的措辞。晋悼公的霸业，可以无愧于主盟，然而向上不能像齐桓公那样使楚国臣服，次之又不能像晋文公那样战胜楚国，只能多次出兵来疲敝它。楚国疲敝而晋国的力量也在制服郑国上耗尽，所以始终只记载结盟。一次记载“乞师”之后不再记载，是表明晋悼公和睦诸侯而诸侯自己乐于跟随。开始记载结盟而最后也记载结盟，是表明晋悼公多次劳烦诸侯而没有能够振兴起大的形势。
丁未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
《读春秋畧记》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九 明朱朝瑛撰：襄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襄公即位。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寗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石氏说：“哀公二年，齐国、卫国包围戚地，不说‘卫戚’，是不赞许齐国、卫国帮助儿子包围父亲。这里包围彭城，则归属宋国，是不赞许楚国夺取土地给叛人。一个字的笔削，而父子之伦、君臣之义、夷夏之分，都具备在其中了。”
夏天，晋国的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仲孙蔑会同齐国的崔杼、曹国人、邾国人、杞国人，驻扎在鄫【厥，《公羊传》作屈；鄫，《公羊传》作合】
赵氏说：“用韩厥独自攻击郑国的前方，用五国的军队支援后方。楚国的军队不出动，那么一个韩厥对付郑国就绰绰有余；楚国的军队出动，那么五国的军队足以与楚国战斗而不畏惧。这是谨慎使用诸侯军队而不轻易让百姓战斗的原因。”
秋天，楚国的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九月辛酉日，周简王去世。邾文公来朝见。冬天，卫殇公派遣公孙剽来聘问，晋平公派遣荀防来聘问。礼制规定，诸侯相见，揖让入门。天子去世，不能完成礼仪。这里来朝见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无法辨别日期的远近。杜氏、范氏认为讣告没有到达，这也无法知道。然而来聘问在冬天，已经过了一个月了，难道讣告还没有到达吗？
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安葬简王。郑国军队攻打宋国。
称“师”来讨伐，表示愤怒，而且动用众多兵力。赵氏说：楚国接纳叛人，晋国讨伐叛人，这其中的顺逆尤其明显。为什么还为了楚国而攻打宋国呢？
夏天五月庚寅日，夫人姜氏去世。六月庚辰日，郑襄公睔去世。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的甯殖侵犯郑国。
高邮孙氏说：“晋国、宋国称‘师’，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众多；甯殖称名，是因为将领地位高，军队较少。”苏氏说：“郑国虽然有背叛中原的罪过，但攻打丧期则是不义的。”
秋天七月，仲孙蔑会同晋国的荀防、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在戚地。
这时，郑国有跟随晋国的打算，成公因为楚共王救郑，亲自射中他的眼睛，不忍心背弃他。既然去世，而继位的新君立，众大夫还犹豫于官职任命没有改变。晋国担心他们一旦投入楚国，就被楚国笼络，不容易立刻改变，所以急切地谋划。然而一年之间，三次会合兵车，操劳得已经紧迫了。
己亥日〇安葬我们的小君齐姜。叔孙豹前往宋国。冬天，仲孙蔑会同晋国的荀防、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地。于是修筑虎牢的城墙。
虎牢是中原的险要之地，王畿的捍卫。汉代属于成臯，现在属于汜水。郑庄公所称“制是险要的城邑”的，就是这里。楚国之所以对郑国虎视眈眈，正是为了这个。郑国既然跟随楚国，而楚国不敢占据它的原因，是晋国在前面抵抗，吴国在后面乘虚而入。假使楚国得到并占据它，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控制其命运，祸患就不只在郑国了。晋悼公刚即位，就率领诸侯，不是为了逼迫郑国，实际上是为了防备楚国。可以说是知道首要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