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毛诗集解》状文

迪功郎、新任赣州防昌县丞段维清呈报：我的叔父朝奉郎段昌武，凭借对《诗经》的精通而在秋试中两次夺得魁首，经过多次科举考试最终在春官（礼部）考中进士，求学的人都尊奉他为宗师。印山罗史君瀛，曾经派遣他的子侄前来求学，叔父以毛亨的《诗经》注解为基础，口头讲解并指点剖析，用笔整理成书，以吕祖谦的《东莱诗记》为本，参酌朱熹的《诗集传》，乃至近世各位儒者的言论，只要足以阐明经义，都一概收录，书名为《丛桂毛诗集解》。只有罗氏得到了抄写校对的本子，最为精密。如今罗氏的侄子罗樾通过漕贡入仕，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维清私下认为，叔父立志穷究经义，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这部书上，倘若其他书商贪图利益翻刻，必定会篡改首尾，增删音义，这不仅辜负了罗贡士罗樾刻版的好意，更是严重玷污了叔父阐明经义的名声。现在陈述情况，请求出具公文约束两浙、福建路转运司，详细措辞加以管束，请求发给凭证给罗贡士作为凭证，不敢擅自专断，恭候台端指示。呈报奉台判牒，仍发给本监。除了已经出具公文约束两浙路及福建路转运司，详细措辞管束所属书商，要求出具知委文状回复申报外，如果有不遵守约束、违抗法令的人，责令持有此凭证的人向所属官府陈述请求追回刻板并劈毁，定罪施行。必须出具凭证。

右边出具公据，交给罗贡士罗樾收执。参照淳祐八年七月。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毛诗集解》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毛诗集解》二十五卷，宋代段昌武撰写。昌武字子武，庐陵人。焦竕《经籍志》记载为段文昌，大概是因唐代段文昌而误。朱睦㮮《授经图》记载为段武昌，则是抄写时颠倒了文字。他的生平始末没有考证，只有书首记载他的侄子维清请求发给凭证的状文，称叔父朝奉郎昌武凭借《诗经》而在秋试中两次夺冠，经过多次科举而在春官考中进士罢了。该书旧本题为《丛桂毛诗集解》，大概是以所居住的堂名命名的。书首是《学诗总说》，分为作诗的道理、寄托诗的乐趣、读诗的方法三则；其次是《论诗总说》，分为诗的世系、诗的次序、诗的序言、诗的体裁、诗的流派五则。其余则依照章节疏解，大致模仿吕祖谦的《读书记》，而词义较为浅显。原书共三十卷，明代只有朱睦㮮万卷堂有宋代刻本的完整版本，后来沉没于汴梁的水中。此本是孙承泽家中抄录的，仅存二十五卷，其中《周颂·清庙》之什以下都已经脱落遗失。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三十卷，注曰“阙”，又另外记载《读书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记》如今未见原本，而卷首的《学诗总说》《论诗总说》如今在原目录三十卷之外，怀疑就是所谓的《读诗总说》，或许是一本书而朱彝尊错误地分开了，或许是两本书而抄写时错误地合并了，那就无法考证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首

宋 段昌武 撰

学诗总说

作诗的道理

《论语》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伊川程颐说：“思无邪，就是真诚【朱熹说：‘凡是诗中言辞美好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言辞恶劣的，可以惩戒人的放纵意志。它的作用归结为使人得到情性的正当罢了。然而它的言辞含蓄委婉，而且有时各自因一件事而发出，寻求它直接指陈全体，就没有比这更明白且详尽的了。所以夫子说《诗》三百篇，只有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大概这就是它的意义。’永嘉戴溪说：‘如今《诗》中也有自述嬉戏之乐、嘲谑之辞，而圣人选取了它们。怎么知道它们不是邪僻的呢？然而考察它们的本心，则是有所为而说，而不是它们的思虑本来邪僻？那么选取它们，这不是圣人谁能足以知道的呢？如果看到事情如此，就断定为邪正，常人也能做到，不需要圣人的删定。’黄震说：‘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大序》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大概说‘思’、说‘情’，就有喜有怒有哀有乐；而‘思’说无邪，‘情’说止于礼义，就是《礼记》所说的中节而和谐。如今观看诸《诗》，那些盛世之作言后稷先公的风化、文武成康的盛德，温和的样子其和谐可知；而那些变风变雅之作，虽然在愁困哀思之中，但也有恻然爱君之意，那么所谓喜怒哀乐中节的，在这里可以得到证明。’谢枋得说：‘君子对于《诗》，不只是诵读它的言辞，还将要考察它的情性；不只是考察它的情性，还将要考察先王的恩泽。大概法度礼乐虽然在这里消亡，还能一并与其深远的意义而抄录它。所以它的言辞快乐而不淫荡，忧愁而不困顿，怨恨而不愤怒，悲哀而不愁苦，如《绿衣》伤己的诗；它的言辞不过说：‘我思念古人，使我没有过错啊。’《击鼓》怨上的诗；它的言辞不过说：‘土国城漕，我独自南行。’至于军旅多次兴起，大夫长期服役，只说：‘自诒伊阻。’

译劳役没有期限，想到其中的危难，借以讽喻，不过说：“只要不挨饿受渴罢了。”至于谈论天下的政事，赞美盛德的仪容，本来不用多说就能明白。这与那些出于忧愁思虑而创作的作品相比，谁能从容不迫呢？【程子曰：“作诗的人未必都是圣贤，当时被选取的，是因为其意旨止于礼义罢了。其中的言辞未必都完美，比如把国君比作《硕鼠》、《狡童》之类。”谢氏曰：“《诗经》如果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去对待，那么一时之间其中都没有什么事，也有君子情意未能达到的地方。”】老泉苏氏曰：圣人的道，在礼上严格，在诗上通达。礼说：必须没有好色之心，必须没有对君父兄长的怨恨。诗说：好色但不至于淫乱，怨恨君父兄长但不至于背叛。用严格的标准来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的态度来保全天下的普通人。我观察《国风》，婉转柔媚，但最终坚守正道，好色但不至于淫乱。《小雅》悲伤诽谤，但君臣的情谊最终不忍割舍，怨恨但不至于背叛。所以天下人看后说：圣人本来允许我好色而不责怪我的怨恨。我的君父兄长允许我好色而不淫乱是可以的，不责怪我的怨恨。我的君父兄长，即使他们以暴虐对待我，我公开讥讽并公开怨恨，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那么我的怨恨也就得当了。不背叛是可以的。那些违背圣人的法则而自弃于淫乱背叛境地的人，不是决绝狠心是不能做到的。决绝狠心最初产生于不能克制别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愤怒，然后忍心抛弃自身。所以诗的教化不让人情达到无法克制的程度。陈氏曰：天下的祸患，骄傲产生于有所倚仗，怨恨产生于有所忌惮。所以公卿大夫士的权势容易骄傲，而百姓的处境容易怨恨。唉！骄傲的祸患，发作快而小；怨恨的祸患，发作慢而大。溃脓的疮疡，不如腹心的隐疾；钻洞的盗贼，不如臣仆的暗中窥伺。天下的祸患，只有那些潜伏在不敢发作之处，而一旦敢于爆发时便决裂的，是无法挽救的。百姓的祸患，始于敢于竭尽利害，而成于不敢议论是非。只有圣人预先知道他们穷困无聊的心意，不可以禁锢和压制得太厉害，蕴藏怒气而不让其势头逞强，将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用礼来节制公卿大夫士，用诗来宣泄百姓的情感。礼施行于沉默之中，而诗表达于言语之上。唉！圣人用来维持君臣之道就是这样：愤怒的抒发，通过哭泣；悲哀的穷尽，通过长啸。大概压抑在内心而宣泄于外表，那么就不能再留存，这是人之常情。我曾经观察《诗经》，刑罚政令的苛刻，赋税徭役的重负，天子诸侯朝廷的威严，后妃夫人寝席的隐秘，普通男女都可以肆意谈论。圣人作诗，让天下的普通男女都可以议论他们的上级，似乎积聚了天下轻视君主的心。等到《小雅》中的幽王、厉王时期，《邶》《鄘》《卫》《陈》《郑》等国的风诗，直言规劝而不揭短，明显讥讽而不悖逆，相互扶持离去，但最终不忍心。然后才知道圣人让他们说话，而到了百姓不敢尽情说话的地步，何况敢于背叛呢？所以商汤、周武王兴起时，百姓怨恨但不敢率先行动；周朝衰败时，百姓悲哀但不敢背离。大概是因为他们郁结不平之气得以抒发，而无聊绝望之气没有积蓄。唉！诗不创作，天下的怨恨就达到极点了。最终无法承受，共同起事而灭亡了秦朝。秦朝灭亡后才感到痛快。所以春秋时期的灭亡是因为礼废弛，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诗废弛。我本来就知道公卿大夫士的祸患迅速，而小民的祸患缓慢而巨大。而诗用来维持君臣之道的功效深远。苏氏曰：诗，不能通过言语寻求而得到，必须深入观察其意旨。所以它讥刺某人时，不说他所做的恶行，而说他的爵位尊贵，车服华美，而百姓痛恨他，以显示他不堪忍受。《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就是这样的。它颂扬某人时，不说他所做的善行，而说他的冠佩华丽，容貌盛大，而百姓安心，以显示他无愧。《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就是这样的【黄氏曰：诗有时意触于此而起义于彼，未必真有此物。或者适感于今而有思于古，未必真有此事。它颂扬某人，就说他的车马华美，衣服盛大；而讥刺某人，也以此来说。这应当观察其爱恶之情，而不必辨别其物之等差。它说周朝的兴盛，就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说周朝的衰败，也以此来形容。这应当观察其哀乐之情，而不必怀疑其时代不同。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周朝果真没有遗民吗？这只是忧虑的言辞罢了。说：僖公能复周公之宇。僖公果真能恢复周公的疆域吗？这只是愿望的言辞罢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详细品味这一章，自然看到后妃身处深宫之中，其安闲和易的气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鸠比喻后妃。狼跋其胡，载跋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详细品味这一章，自然看到周公身处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的气象如此，不必以狼跋比喻周公。三百篇的意义，没有不是这样的。在于学者触类旁通而已】叶氏曰：古代的圣贤，以中正之道养育天下，以和谐之心启发人心，使各自遵循正道，以自然通达于万物。混沌朦胧将要产生，阴阳晦明

译风雨霜露，有时突然降临于山川草木，形态显著，茂盛生长，高飞的翅膀，蛰居的生物。至于四季的更替到来，声音气息的相互感应，花朵果实的光彩荣耀，凋零枯萎的衰败，触动人的思虑。接触于耳目，没有不通过言语表达的。广泛地选取比喻，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排列次序，抑扬反复，反复阐述，大到关乎政治教化，小到极尽通俗俚语，它的言辞没有不能达到的。当它含蓄言辞蕴含深意，想要说话却尚未发出，抒发情感性情，言语停止而意蕴无穷，这大概是它精妙的极致。言语不通，嗜好欲望不齐，风俗不同，而世代的先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听他们的言语，不能违背，这足以看出他们的心意没有不相合的。然后都用律吕来陈列它，官吏师长的金石乐器震荡，节奏繁盛兴起，羽毛干戚，笙匏箫管，穿着礼服，拜起揖让，用来祭祀用来宴饮，而共同在其中快乐。于是神灵祖先，在幽暗的室内相助，家子孙，在光明中协调，福禄丰盛充满，广泛通畅旁侧渗透，充塞宇宙，温和纯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后世谈论周公的治理，最为详细的，是通过他的诗歌来体现的。那么并不是周人能够作诗，大概是诗的道理，到了周代才完备。

译寓诗之乐

《尚书》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用来延长诗意的，声音要依附于延长的歌，音律要调和声音。”吕氏说：“古人因为诗而歌唱，使其协和声律，歌声有高下清浊之分，符合宫商音阶，就称为声；声与律吕相协，就称为律。”“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通过治理与怠慢的情况来出纳五言，你听取乐官进献的言论，适时地宣扬它。”注说：“工是乐官，掌管诵读诗以进谏的人。”《周礼》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以治理建立国家的学政，而集合国家的子弟。用乐德教导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教导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教导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庆、大夏、大濩、大武。”乐师说：“凡是射箭，天子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貍首》为节拍，大夫以《采苹》为节拍，士以《采蘩》为节拍。”等到撤席时，率领学士歌唱《彻》。汪氏说：“彻，是歌唱《雍雍》，在周颂《臣工》之什中。”太师教导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瞽蒙“掌管九德六诗的歌唱，以役使大师。”前汉《礼乐志》说：“周诗已经完备，而其器用张显。”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的，都选择有道德的人，朝夕习业以教导国子。国子，是卿大夫的子弟，都学习歌唱九德，诵读六诗，习练六舞，五声八音的和谐。然而自从雅颂兴起，所承袭的哀乱之音依然存在，这叫做淫过凶嫚之声，为此设立禁令。

《仪礼·乡饮酒礼》：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南陔》、《白华》、《华黍》，然后间歌《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然后合乐歌唱《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孔氏说：“《召南》三篇越过草类而取《采苹》，大概《采苹》旧在草类之前，孔子以后简札才颠倒。”乐工报告乐正说：“正歌完备。”《乡射礼》：然后合乐歌唱《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报告乐正说：“正歌完备。”《燕礼》：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奏南陔、白华、华黍，然后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于是歌唱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大师报告乐正说：“正歌完备。”《大射礼》：于是歌唱《鹿鸣》三终，然后管吹《新宫》三终，奏《貍首》以射。《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狸首》为节拍，卿大夫以《采苹》为节拍，士以《采繁》为节拍。诗说‘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大小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注云：驺虞、采苹、采繁，今诗篇名，狸首逸，曾孙侯氏是也。《国语》：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享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对曰：‘夫先乐，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今伶箫咏歌《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

《论语》：孔子与人歌唱，如果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和唱。注说：“喜欢他唱得好，让他重唱而自己跟着和唱。程氏说：歌必须全章。”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的乱声，洋洋乎充满耳朵啊！注说：“师挚，鲁国大师的名字。始，首也。师挚首先识别《关雎》的声音而整理其乱声。”《礼记》：天子五年一次巡守，命令大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清庙的瑟，朱红色的弦而黑漆的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啊。子贡见到师乙而问他说：“赐听说声歌各有适宜，像赐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呢？”师乙说：“乙是贱工，哪里值得问适宜？请诵读我所听到的，而您自己选择。宽厚而安静，柔和而正直的人，适宜歌唱颂；广大而安静，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好礼的人，适宜歌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歌唱风；坦率正直而慈爱的人，适宜歌唱商；温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歌唱，是抒发自己而陈述德行，感动自己而天地响应，四时和谐，星辰有序，万物养育。所以商，是五帝的遗声，商人识别它，所以称为商；齐，是三代的遗声，齐人识别它，所以称为齐。明白商之音的人，临事而屡次决断；明白齐之音的人，见利而谦让。临事而屡次决断，是勇；见利而谦让，是义。有勇有义，不是歌唱谁能保持这些？所以歌唱，向上如抗，向下如坠，曲折如折，停止如枯木，直如矩，曲如钩，累累乎端正，如贯珠。所以歌唱所说的，是长言啊。喜欢它所以言之，言之不足，所以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所以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

《左传》：吴公子札来聘，请求观看周乐，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说：“美哉！开始奠基了，还未完备。然而勤劳而不怨恨。”为他歌唱《邶》、《鄘》、《卫》，说：“美哉！深远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如此，这是卫风吧？”为他歌唱《王》，说：“美哉

译“思虑深远而不恐惧，这大概是周朝东迁时的景象吧？”为郑国歌唱时评论道：“美好啊！但过于细碎，百姓难以承受。这大概是先灭亡的国家吧？”为齐国歌唱时评论道：“美好啊！气势宏大，真是大国之风啊！作为东海的表率，大概是太公的遗风吧？这个国家的潜力不可估量。”为豳地歌唱时评论道：“美好啊！浩荡开阔，欢乐而不放纵，这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景象吧？”为秦国歌唱时评论道：“这就是所谓的夏声。能够运用夏声就能成就大业，这是大道的极致，大概是周朝故地的遗风吧？”为魏国歌唱时评论道：“美好啊！声音和缓，宏大而温和，险峻却易于推行，如果用德行来辅助这种风气，那就是明君了。”为唐国歌唱时评论道：“思虑深沉啊！那里大概有陶唐氏的遗民吧？”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忧虑得如此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为陈国歌唱时评论道：“国家没有君主，怎么能长久呢？”从郐国以下，就不再评论了。为小雅歌唱时评论道：“美好啊！思虑深远而不背离，有怨恨却不直言，这大概是周德衰微时的景象吧？但还有先王的遗民存在。”为大雅歌唱时评论道：“广阔啊！和乐之声，曲折而有正直的基调，这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为颂歌唱时评论道：“达到了极致啊！正直而不傲慢，曲折而不屈服，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离弃，变化而不放纵，反复而不厌倦，悲哀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淫，使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费，索取而不贪婪，居处而不停滞，行动而不随波逐流。五音和谐，八风平和，节奏有法度，操守有秩序，这是盛大德行所共同具备的。”荀子说：“诗，是中和之声所止息的地方。”《史记》说：“《诗》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为之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乐。”毛亨说：“古代用诗乐来教育，诵读它，歌唱它，演奏它，舞蹈它。”张氏说：“古代的乐章，只有几句诗不能构成曲调，所以有弄有引。善于歌唱的人知道如何弄，如何引。善于歌唱的人使人能跟随他的声音，意思是使他的声音从容有余。”吕和叔书信中说：“我最近与乡人讲习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只怕乡乐的音节不明确，虽然得到了胡安定所定的雅音谱，有《周南》、《召南》、《小雅》十几篇，但仍然缺少《由庚》、《由仪》、《崇丘》、《南陔》、《白华》、《华黍》、《驺虞》七篇。”

译读诗的方法

程子说：诗，是言语的铺陈。言语不足以表达，就拉长声调来说，咏歌就是这样兴起的。它发自内心真诚的感动，以至于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所以它进入人的内心，也非常深切，可以感动天地、感通神明。虞代君臣互相唱和，开始见于《尚书》。夏、商两代，虽然有创作诗歌的人，但很少。到了周代，世道更加文明，人们的怨恨或欢乐必定表现在言语中，政治的善恶必定通过讽刺或赞美来显现。到了孔子的时候，诗歌已经很多了。孔子删减它们，得到三百篇，都合乎礼义，可以垂范后世、确立教化。古人，小时候听到歌唱诵读的声音，长大后懂得讽刺赞美的含义，所以人的学习由诗而兴起。后世的老师和资深儒者尚且不懂诗义，后学的学生怎么能兴起呢？【又说：言语浅近容易理解，所以人的学习由诗而兴起，在吟咏性情中，涵泳畅达道德，从而受到感动，有与防范邪僻相配合的气象。】朱子说：兴起啊。诗本于人情，它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在讽咏之间，优柔浸润，又有感动人的力量而进入人心。所以诵读并学习它，那么其中或邪或正、或劝或惩的内容，都可以使人的意志自然而然地兴起于善，而自己不能停止。谢氏说：诗吟咏性情，善于感发人，使人容易生出正直、慈爱、诚实的心，所以可以兴起。获得性情的正，没有滞碍，那么阅览道理自然明白，所以可以观察。心平气和对待事物，没有竞争，所以可以合群。优游从容不迫切，虽然怨恨但不愤怒，没有鄙陋背理的心，所以可以怨】张氏说：诗是用来兴起学习者的善意的。古代的君臣、父子、宾主、朋友之间，没有不用诗歌咏叹的，言语都用诗的语言。大概用自己的言语不如有所查考，使用他人的言语更可信【戴氏说：古代人们群居闲处、聘问宴飨之间，都有歌咏。所说的歌有两种：有唱他人的诗，如子贡问声歌各有适宜，春秋时卿大夫歌诗之类是；有自己唱自己的诗，如虞庭君臣的歌，与孔子逍遥拄杖的歌之类是。歌必有和，在春秋称为答赋，在虞庭称为赓歌。《论语》记载孔子说“这天哭过就不唱歌”，那么孔子在平日无事的时候，也不废弃唱歌】谢氏说：诗必须讽咏体味才能懂得。古诗就是现在的歌曲，现在的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于学习诗却没有感动兴起的地方，只是因为拘泥于章句的缘故。明道先生善于谈诗，不曾逐章逐句解释，只是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所得的地方，看那日月，悠悠我的思念，道说得很远，怎么能来？思念之深切啊。最后说：“你们君子，不知道德行，不嫉妒不贪求，何事不吉祥？”归于正啊【又说：明道曾经谈诗，并不曾下一个字的训诂，只转换一两个字，轻轻念过，便教人省悟。张氏说：求诗，担心拘泥文字，如“烝然来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拘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类，不可以辞害意。君子至止，乐啊；君子止啊，何必拘泥？杨氏说：学诗的人，不在言语文字，应当想其气味，那么诗的意思就得到了】张氏说：求诗的人，贵在平易，不要崎岖。求合诗人的情性，温厚平易，老成。现在以崎岖求之，其心先狭隘，没有途径可见诗人的情。本来乐易，只是因为时事拂逆其乐易之性，所以用诗表达志向。程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用来明理的【张氏说：诗人的志向至平易，所以没有艰险之言。以平易求之，那么思虑深远而广；愈艰险则愈浅近。大抵所说的都是眼前事，而义理存在于其中。又说：诗完全是人的情，须先得诗人的心，然后观玩容易进入。凡是书都是这样。大抵圣人的语言，全由德性中来，所以须先得其心，那么咏其言容易进入】程子说：凡是看书，各有门径。《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欧阳氏说：六经焚于秦，自汉代以来收拾亡逸，纠正讹谬，得以粗略完备的，岂止一人的力量呢？后世的学者，徒抱焚余残脱的经书，在离开圣人千百载后，不见先儒中间的学说，而想要特立一家学说的，我不相信。先儒的议论，如果不是详究其始终，而抵牾质问圣人而悖逆，有不得已而后改易的，凭什么徒为异论以互相诋毁【楼氏说：由汉代以至于本朝，千余年间，号称通经的人，不过祖述毛郑，没有比孔颖达的疏更详细的，不敢以一语违忤二家。自己不相符合的，都曲为解说以通之。韩文公，是大儒，他上书中所引“菁菁者莪”，还规规矩矩守其说。只有欧阳公《本义》之作，开始有以开百世之惑，不曾轻议二家的短长，而能指出其不然，以深探诗人之意。其后王文正、苏文定、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发之，我虽浅陋，不能多见古书意，欧阳之前未有敢议二家者，这所以为一世之儒宗吧】

论诗总说

译《诗经》所反映的时代

译孔安国说：“推究音乐的起源，它发自人的情性。情性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婴儿孩童，就怀有嬉戏欢跃之心；白鹤苍鸾，也合乎歌舞节奏的应和。难道是因为有了诗才形成音乐？音乐产生必定依托于诗。然而上古之时，只有歌唱呼喊，即使使用土鼓和苇笛，也一定没有文字雅颂的声音。所以伏羲制作瑟，女娲制作笙簧以及蒉桴土鼓，必定不是依据诗歌来咏唱。这样看来，当时虽然有音乐仪容，或许没有诗歌。《诗序》说：‘情感在心中激动而表现于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就长歌叹息，声音形成文采就称为音。’这是说由诗才成为音乐，这是依据后代的诗因诗而作乐。上古的音乐，必定不是这样。【又曰：“《六艺论》说：‘唐虞时期才开始有现在诗歌的雏形，这不是歌唱的开端。歌唱的开端，大概起源于大庭氏时期。’】又曰：“周人只收录周代的国风和大雅小雅，那么法度足以彰显，警戒足以明确，来不及再收录先代的国风和大雅了。颂则是前代最完美的诗歌，尊敬先代所以收录它。【曹大家说：“诗歌的创作，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并非只有周代如此。太始天的策命，包羲氏的网罟之歌，〇天氏的八阕，康衢的民谣。孔子因为距离古代久远而略去它们，是可以的。至于有虞氏歌颂九德，皋陶赓续发扬，夏朝五子述说警戒，商朝麦秀兴起悲叹，本来已经记载在简册上，在当时传习诵读，并流传〇于后世了。然而也没有收录在这里，而专门以周诗为断限。班固说：‘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采商代，下取鲁国。’文中子说：‘仲尼的三百篇始终限于周代，两位先生大概窥见了圣人的心意。’六经中只有《尚书》记载二帝三王的文献，下至鲁秦的誓辞，这是最完备的。在《易经》中只选取周代的六十四卦，而舍弃《连山》《归藏》；在《礼记》中只选取周代的六官制度，而舍弃虞夏商的制度；在《春秋》中只选取周王的法度纪元于鲁国，而显示褒贬。所以说：‘周代处于夏商两代之后，文采多么兴盛啊，我遵从周代。’诗歌也是这样。以四始为根本，以六义为教化，以六德为本源，以六律为音律。诗歌之道至此达到大成。而且又有官员采集，有职官陈列，有制度纳入。风俗的美恶，政教的兴衰，在这里都可以考察而知晓。所以孔子独自完备一代之制，以垂示万世之法，能不始终限于周代吗？】成王太平之后，其美好稍异于前，所以颂声只陈列到陈国；灵王淫乱之后，其恶行不可再言，所以变风到此止息。【苏辙说：诗歌止于陈灵公，并非天下没有诗歌，而是有诗歌但不可以作为训诫罢了。仲尼有所不取。胡安国说：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考察《邶风》《鄘风》以下，大多都是春秋时期的诗歌，却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呢？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诗，而王者之诗就灭亡了。苏辙说：春秋之际，大致各国都有变风，宋鲁唯独没有风而有颂，为什么呢？《春秋》作于隐公时期，正当雅诗灭亡之后，郑玄怀疑而为之解说：宋是王者之后，鲁是圣人之后，所以天子巡守不陈列他们的诗歌，大概是为了礼遇他们。我听说周朝兴盛时，有一千八百个国家，虽然后世衰微，强力相吞并，而春秋所见还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变风的产生早于春秋数代了，而诗歌记载在太师那里的只有十三个国家，那些不见于诗歌的难道都有说法吗？大概列国不都有诗歌，有诗歌的即使像曹、桧那样小，邶、鄘、魏那样灭亡，也有不能停止的；没有诗歌的即使像燕、蔡那样成国，宋、鲁那样有礼乐，也有不能创作的。而且不仅如此，齐桓、晋文霸主的兴盛，也都不得有诗歌，桓公依附于卫，文公依附于秦，都只出现一次，卫庄姜、齐襄公、郑昭公的事情很严重，然而他们的诗歌屡次出现而不止。大概事情有偶然而没有值得怀疑的。至于吴、楚的国家，虽然大但纯粹使用夷狄之道且僭越周室，那么即使没有诗歌，大概也是学者所不谈论的】孔安国说：《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诗歌原本三千多篇，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考察《尚书》〇所引用的诗歌，现存的很多，亡佚的很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可能去掉十分之九。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不可信。根据现在的以及亡佚的六篇，总共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说三百零五篇，缺其亡佚的，以现存的为数目。欧阳修说：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现在《尚书》〇所载的逸诗，哪里能数得清呢？以郑

康成的谱图推之，有更替十位君主而选取一篇的，又有二十余位君主而选取一篇的，由此说来，何止三千【又曰删云者，并非只是整篇删去，或者篇中删去章节，或者章中删去句子，或者句中删去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是《小雅·常棣》的诗，孔子认为它把‘室’当作远，有害于兄弟之义，所以篇中删去章节。‘衣锦尚絅，恶文之著也’，这是《鄘风·君子偕老》的诗，孔子厌恶其装饰过度的过错，恐怕其流荡而不返，所以章中删去句子。‘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译这是《小雅·节南山》中的诗句，夫子认为“能”字是违背本意的祸害，所以删去了这个字】

译《诗经》的次序

欧阳修说：周南、召南、邶、鄘、卫国、王风、郑国、齐国、豳地、秦国、魏国、唐国、陈国、桧国、曹国，这是孔子删定《诗经》之前，周朝乐官所编乐歌的次序【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其次序就是这样】。周南、召南、邶、鄘、卫国王风、郑国、齐国、魏国、唐国、秦国、陈国、桧国、曹国、豳地，这是现在《诗经》的次序。周南、召南、邶、鄘、桧国、郑国、齐国、魏国、唐国、秦陈、曹国、豳地、王风，这是郑玄《诗谱》中的次序【孔颖达说：郑玄的《诗谱》因为郑国占据了虢国和桧国的土地而建立国家，所以先编排桧国的事，然后编排郑国的事。王风排在豳地之后，是因为退居雅颂之后，一并叙述王世的情况，所以如此】。

孔颖达说：《仪礼·乡饮酒礼》中，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南陔》、《白华》、《华黍》，接着间杂歌唱《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最后合奏《周南·关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召南·鹊巢》、《召南·采蘩》、《召南·采苹》。《燕礼》所用的音乐与《乡饮酒礼》的文字相同，只有《采苹》越过了《草虫》这一篇，其余的在现在的《诗经》中，全都按照这个次序排列。

又《左传》及《国语》记载鲁国叔孙穆子出访晋国，晋国人给他歌唱《文王》、《大明》、《緜》，又歌唱《鹿鸣》、《四牡》、《皇华》，也都是各自选取三篇风雅不同乐章，明显说明它们原本就有自己的次序，并非孔子所定。《周礼·春官·大师》职掌中，郑司农注释说：古代自有风、雅、颂的名称，所以延陵季子在鲁国观赏周乐时，孔子尚且年幼，还没有审定《诗》《书》，却说“为他们歌唱颂【曹粹中说：从前服虔曾认为季札观周乐时，雅颂尚未审定，却说“歌小雅、大雅、颂”的，是后人根据夫子审定后的记录。世俗儒生因此就认为《左传》成书于后人，其论述音乐都是依据夫子审定《诗经》后作为次序。如果这样，那么颂的次序也应当与现在的次序相合，然而不同却如此，那么服虔的说法也不可依据。况且《仪礼》是周公的旧章，其编排乡饮酒、燕射的诗，难道也是依据夫子审定后的记录吗】。《论语》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当时礼乐出自诸侯，颇有谬误混乱不正之处，孔子只是加以校正罢了。六诗的条目见于《周礼》，难道是由夫子开始确定其名称的吗？《仪礼》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大概《采苹》旧时在《草虫》之前，孔子以后简札才颠倒，或者《草虫》有忧心的言语，所以不用为常乐【曹粹中说：在齐诗固然是先《采苹》而后《草虫》了】。

又说：编排次序的先后，旧时没有明确的说法，离圣人时代越远，越难以知晓。想要说按先后次序，那么齐哀公先于卫康叔。顷侯郑武公后于桧国，而卫国在齐国之前，桧国在郑国之后。想要以国家地域为序，那么郑国小于齐国，魏国狭于晋国，而齐国在郑国之后，魏国在唐国之前。想要以采集所得为序，那么《鸡鸣》之作远在《缁衣》之前，郑国的风诗必处在桧国诗之后【苏轼说：列国的诗都以世系为先后，不像十五国风没有先后。小雅大雅的次序，固然应当以世系为断。现在《载驰》的一章说“言至于漕”，是戴公的诗，却列在文公之下；“王之兎”，是爰桓王的诗，却列在平王之上；“郑之清人”，是文公的诗，却列在庄昭之间，都不是孔氏的旧序。大概编次者失之矣】。

程颐说：《诗经》有四始，而风居首位，为什么呢？风，就是教化，其教化感动于人，犹如风吹动物物一样，所以叫风。发于一个人而成为国家风俗，称为风。发于正理而显形于天下，称为雅。称美盛德与告其成功，称为颂。先治家而后及于政，以达成成功，其次序就是这样。各国风诗的先后，各有其义。周南、召南，陈述正家的道理，以教化天下，人伦的开端，王道的根本，是风的正道，所以为首。二南的风行，则人伦正，朝廷治；二南的风变，则礼义废，风俗坏，天下的治乱在于风而已。等到周道衰微，政教失修，风就变了。于是诸侯擅自相互侵伐，卫国首先兼并邶、鄘之地，所以为变风之首。推究其根本，则是王道失，上下乱，风就变了。言其迹象，则是相互吞灭，而后王道断绝，卫国是首恶。所以一国的诗而有三个名称，得于卫国的为卫，得于邶、鄘的为邶、鄘，所以显示其首乱【董逌说：商俗靡靡，周虽然化革其俗，然而其风尚不得尽变。书之命戒告令每惧其不得一日正也，所以其俗易感而风易变者，是亡国之余音。风首卫，且先邶、鄘，以着灭也】。诸侯的强大，不知有王，则天理断绝了。圣人恐惧，所以接着编排王风。政不能治天下，诸侯放恣，擅自相互兼并灭国，王迹熄矣，所以虽亡而为一国之风【董逌说：诸侯至于灭国，王政不行矣，谓天下無王可也，所以以王风序卫下。黄庭坚说：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而乃降王而国风乎？大概黍离之降，有周大师采诗已然矣。周的室未迁，则其声固天下之正声也，平王迁而东，则其音乃东土之音耳】。先王的制度，如果能遵守它，足以统临天下；废法失道，则

译内部也不能保全。郑国本是周王畿内的封地，因为周王室的衰微，于是自立为诸侯国，所以将郑国排在后面【段玉裁说：郑国是第一个背叛周室的，齐国是第一个称霸的，这都是周王不能行使王权，而诸侯肆意妄为，没有人能禁止他们的表现】君臣上下的名分丧失，那么人伦就会混乱；人伦混乱，就会沦为禽兽。君主自身做出禽兽般的行为，其风气可以想见，所以将齐国排在后面。天下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就没有不混乱的国家，没有不变坏的风俗。魏地，是舜和禹的都城；唐地，是帝尧的国家，长久地受到圣人的教化，逐渐形成了美好淳厚的风俗，历经二叔（指管叔、蔡叔）的乱世而遗风尚存，如今也改变了，所以沿用旧名称之为唐，以此来表达深意。唐、魏的风气尚且改变，那么前代圣王的教化，中原地区的礼义就消亡到了极点，因此夷狄强大，天下也相继变得像夷狄一样，所以将秦国排在后面。秦国最初受封时，本是西戎之地，国家混乱后才向东侵略而开始强大，其风俗崇尚夷狄，所以赞美它起初有车马礼乐，而讽刺它未能采用周礼。礼义的风俗消亡，夷狄的风气盛行，前代圣王的遗风旧俗完全没有了，所以将陈国排在后面【黄震说：风气变化而夷狄之道不消亡，还等待什么？所以用陈、桧、曹这些亡国的例子来承接】陈国，是舜的后代，圣人的都城，风俗淳厚的地方，圣人的国家，典章法度保存的地方。王室的恩泽枯竭而教化熄灭了，夷狄之道盛行而典章礼制消亡了。天下之所以安定且治理得好，是因为圣人的道得以施行。圣人的道断绝，那么危亡就来到了。人心迫于危亡，就会思念安定与治理，所以思念治理，是混乱到了极点。桧国、曹国畏惧危亡而思念周道，所以作为混乱的终结【孔颖达说：桧国、曹国国小而君主奢侈，百姓劳苦而政治偏邪，季札没有讥讽他们，国风将它们排在最后，是合适的】混乱既然到了极点，必定有治理的方法；危险既然非常严重，必定有安定的道理。自古以来天下，何尝不是拯救混乱而兴起治理，变革危险而转为安定【黄震说：极于《下泉》对治理的思念，而接着是豳国的变革，能够匡正时局的，只有周公能做到】周朝的先祖，就是遵循这个道理。他们居住在豳地时，顺应时务发展农业，以丰厚民生，善政和美好的教化，从此开始，王业之所以兴起，所以将豳排在后面【孔颖达说：豳是周公的事迹，想要尊崇周公，所以排在各国之后、小雅之前，不符合各国的常规】王业成就而在天下执政，所以将雅排在后面。雅，是王者的政教，小雅在大雅之前，本来就是这个顺序【孔颖达说：雅体现了积累渐进的意义，所以小雅在大雅之前】政教衰败，就会走向灭亡；诗歌的消亡，意味着王道的消亡。天下的治理，开始于用正道教化风俗，以教化天下作为终结。盛德的彰显，而成功可以告慰神明，这是始终的意义。所以将颂排在后面。颂中有鲁颂，大概是因为不足，王道兴隆。所歌颂的内容如此，等到衰败时，像鲁国那样的事已经足够了【孔颖达说：鲁国因为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借用天子美诗的称谓称为颂，不是周颂的流派。把它放在商颂之前，是因为鲁国是周的同姓，所以排在先代之前】商颂则是歌颂前代的美德，不可废弃，所以附在后面。叶梦得说：地方风俗的诗称为风，朝廷的诗称为雅，宗庙祝颂的诗称为颂。各种诗各自具备一体，所以都按先后顺序排列。只有豳兼有风和雅的体制，作为风，它的辞章作于朝廷，关联政事；作为雅，它又记载风土人情，所以列在风和雅之间，表明它不脱离风而可以升华为雅。又说：这时乐官雅颂各得其所，必定记载从卫国返回鲁国的事，这是孔夫子最后的事。季札观赏鲁国音乐，认为小雅是周德衰微的表现，那么《鹿鸣》等诗就不在其中；认为大雅是文王的德行，那么《民劳》等诗就不在其中。王通认为季札不懂音乐，是不对的。大概季札所听到的，小雅都是变雅，大雅都是正雅罢了。这雅在鲁国的体现，楚庄王说武王克商作颂，以《时迈》为首，而《武》次之。又说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那么《赉》是第六首。大概以所作的时间先后为序，这是颂在楚国的体现。以此考察，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先后为序，是诗未删定前的顺序。论述政事的兴废，而以其所陈述的内容为大小；赞美功德的形容，而以其可告慰神明的为先后。这是孔夫子删定诗的顺序，所以以《关雎》为风的开始，以《鹿鸣》为小雅的开始，以《文王》为大雅的开始，以《清庙》为颂的开始，而附上鲁颂和商颂，然后雅颂各得其所，那么音乐的端正从此就确立了。唐棣说：二南是风，商防而周兴起；王是风，周防而诗将亡。陈说：以尊卑之礼区分，所以鲁作为诸侯而排在周之后；以亲疏之义间隔，所以商作为先代而排在鲁之后。又说：周南的诗，归属于周公。《召南》的诗，归属于召公。难道不是教化盛行的，必定等待圣人而后成就吗？至于《风》的终结，也归属于《豳》；《雅》的终结，也接着《召旻》。难道不是教化衰微的，必定思念圣人而匡正它吗？

译《诗序》

《释文》旧说称：《关雎》是歌颂后妃美德的诗。至于在邦国中应用，便命名为《关雎》。此处的序文称为小序。这以下的内容则是大序。张氏说：《关雎》的小序，是国史所记载的。从“诗者志之所之”以下，是孔子论诗的话，因为列在首章的序中，所以结尾也用来阐述《关雎》的意义。这就通称为大序【黄氏说：程氏认为大序是孔子所作，而后世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其言辞重复，前后逻辑混乱，又似乎不像孔子所作。推测在孔子返鲁删定《诗经》之际，与门人讨论诗歌时如此说法，而门人如子夏等人，汇集孔子平日所说的话并冠于篇首吧？请进一步推演并广泛地说：小序的首句，是国史的旧说，贯通大序则是孔子的言论，而非孔子亲自撰写。其余小序中的文字，则是汉代儒者的解说，或许夹杂其中】。程氏说：国史采集诗歌，必定记载相关事迹，然后其意义才能明白。现在小序的首句正是如此，其下的内容都是解说诗歌者的言辞【吕氏说：三百篇的意义，首句是当时所作，或者国史采集诗歌之时，记载其事以昭示后人，其下则是解说诗歌者的言辞。苏氏说：诗序并非诗人所作，也不是由一人所作，大概是从国史、明变、大师开始，推究其所作诗歌的意义，在作诗之时相互传授。曹氏说：诗歌的创作，讲究文辞委婉而含蓄劝谏，因为不可以直言不讳。如果让作诗的人自己写明讽刺讥讽之意，说某人有某种恶行，比如指出宋襄公如禽兽般的行径，彰显卫宣公中冓淫乱的言论，斥责鲁庄公是齐侯之子，陈述晋人将叛归沃之事，很少有不招致愤怒和怨恨的】。程氏说：诗序中也有后人添入的内容，比如《白华》是讽刺周幽王，其下再解释就不通顺了。比如《绵蛮》的序说“不肯饮食教载”，只见诗中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便说是“教载”，完全不成话。又如高子说“灵星之尸”，分明是高子的话，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苏氏说：诗序如果确实出自孔子，就不会如此详尽。孔子删定《诗经》选取三百零五篇，现在缺失六篇，缺失诗歌的序文未曾详尽。诗歌缺失的部分，经师无法见到，即使想详尽解说也无从下手，对于现存的部分想要解说，所以随之附益以自信其说，因此其言辞有时反复烦重，类似非一人之辞。又说：《淇澳》是赞美武公的美德。作序的人只看到诗中说“有斐君子”，就称其有文采，武公之所以成为君子，不仅仅因为有文采。看到诗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称此人能听取规劝。武公之所以切磋琢磨，不仅仅因为能听取规劝。这种说法，又似乎不是擅长文章的人所为。至于如《载驰》称作诗者，谥字《丝衣》引用高子关于灵星的说法，以证明其说。像这类情况，序文并非诗人所作，是明显的。如《江有汜》所说的，赞美媵妾，勤勉而无怨恨，嫡妻能悔过，辞意已经完备了。又说：“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妻不以其媵妾备数，媵妾遇劳而无怨，嫡妻也自我悔过。”如《式微》《黎侯》寄居在卫国，其臣劝他回国，而《旄丘》说：“责备卫伯”，因前篇以见意，足够了。又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修方伯连率的职责。”为何辞意重复如此之类，序文非一人所作，是明显的】。

《释文》：旧说称，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更补充完成【《隋书·经籍志》：先儒相承认为《毛诗》序，是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王氏说：世人〇认为阐述其义的是子夏。如《江有汜》是赞美媵妾，《那》是祭祀成汤，《殷武》是祭祀高宗，当它们创作时，没有意义昭示后世，那么即使孔子也不能知道，何况子夏呢？程氏说：班固〇毛公，说：“毛公的学问，自称出自子夏”，那么也是认为子夏的学说不在秦朝之后，所以仍用其自称的言辞，班固也未真正知道出自何人。至于郑玄直指古序为子夏所作，则实在是因循毛公的话，无可怀疑。子夏在孔门，固然曾因谈论诗歌而得到褒奖，说：“启发我的是子夏。”那么汉代相信古序所由出的，必定是因为这个。然而子贡也曾因切磋琢磨而领会夫子之意，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也是夫子的话，而唯独将序归于子夏，为什么呢？曹氏说：高子与孟子同时，距离子夏已百余年，而《丝衣》却因高子的说法以冠序，知道不是出于子夏】。

《后汉书》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经》序，善于领会风雅的要旨，至今〇于世。曹氏说：诗序的创作，说法不同，有的认为是孔子，有的认为是子夏，有的认为是国史，皆无明文可考。只有《后汉书》儒林〇认为卫宏作《毛诗经》序，现在行于世，那么序是卫宏所作，是明显的。然而郑氏又认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篇，毛公始将其置于篇首，那么在毛公之前，其〇甚久，卫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而已。所以近世诸儒多以篇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所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

译孔颖达说：汉代初期为经典作传注的人，传注都与经文分开刊行，传注的文字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上刻写的《公羊传》都没有经文。《汉书·艺文志》说：《毛诗》经文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这说明毛亨所作的传注也与经文分开。等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时，才说：为了省去学者同时阅读经、传的麻烦，所以把经文全文都载入注中。那么，东汉以来才开始将注直接附在经文之下，不知道这首诗的引经附注是谁做的。那《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合并了哪一卷【程颐说：郑玄认为《诗经》的首句古代曾经合编在一起，到毛公时才分开冠于各篇之上。郑玄生活在汉代，大概亲眼见过古本，这话可信。范晔大概明确说是卫宏所序的《毛诗》。大概毛氏对《诗经》只作了传注，没有作序，那么申释先序辞义的人，如果不是卫宏又是谁呢？吕祖谦说：解说《诗经》的人不止一个，他们所处的时代先后也不同。用《毛传》来考察，有毛氏已经见过其说法的，时代在先；也有毛氏没见到其说法的，时代在后。《关雎》的序义，末尾说：不沉溺于美色。《毛传》也说：后妃喜悦君子的德行，无不和谐，而且不沉溺于美色。那么《关雎》的序义都是毛公所已经见过的。《鹊巢》的序义，末尾说：德行像鸤鸠，才可以匹配。《毛传》只说：鸤鸠不自己筑巢，住在鹊的成巢里，从未说过鸤鸠的德行。那么《鹊巢》的序义就是毛公所没有见过的。大概是后来学习毛学的人，像卫宏之流，附加增益的吧。《毛传》崇尚简略，意义已经明确的固然不再重复，意义尚未明确的也必定加以申说。像鸤鸠的意义，虽然讽刺不专一，但其防范的意义不明确，所以传注必定要说鸤鸠抚养它的孩子，均平如一，用来训释。现在《鹊巢》的序义只说：德行像鸤鸠，却不知道鸤鸠的德行是怎样的，如果毛公真的见过这话，传注怎么会完全不提及呢？诗人本来取鸤鸠住在鹊巢，来比喻人生享受现成的基业，大概没有妇德的人，几乎无法胜任。如果又考察鸤鸠的情性来比喻其德行，诗中固然也包含此意，但这种说法出于毛公之后，决无可疑。曹粹中曰：《羔羊》篇说：羔羊的皮，素丝五紽。《毛传》说：古代用素丝来加固皮衣，使其不失去形制，大夫穿羔裘居家，其说法如此。罢了，而序文说在位】

译他们都节俭正直，德行如同羔羊，并且把退朝后在家吃饭视为节俭，这种说法在郑玄和毛亨那里是没有这个意思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亨说斑鸠不自己筑巢，居住在喜鹊筑好的巢里，他的说法就是这样罢了。而《诗序》说德行像鸤鸠，才可以匹配君子。“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亨说能与君子一起白头到老，才适宜居于尊位，穿着盛装。而《诗序》说因此陈述人君的德行和服饰的盛大，适宜与君子一起白头到老，这就与毛亨的意思先后颠倒了。如果《诗序》出自毛亨之手，怎么能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呢？要知道毛亨最初传授时，还没有《诗序》。大概毛亨既然假托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自记录老师的说法，到卫宏时才著录成书。之后的人又再次增补，大概不是出自一人之手，那么有人说出自子夏，有人说出自毛亨，有人说出自卫宏，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曹曰：前人认为《尔雅·释诂》一篇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是孔子增补，子夏接着补充，叔孙通、梁文又接着补益。现在考察这本书，知道在毛亨之前，其文辞还简略，到郑玄时才更加详细。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学有缉熈于光明”，毛亨说“光”是广大，郑玄则认为是要向有光明的人学习。而《尔雅》说“缉熈”就是“光”。又“齐子岂弟”，意思是说“发夕”，而《尔雅》说“岂弟”就是“发行”。“薄言观者”，毛亨没有解释。“振古如兹”，毛亨说“振”是“自”，郑玄则认为“观”是“多”，“振”是“古”。他们的说法都本于《尔雅》，如果《尔雅》成书在毛亨之前，难道会有不同吗？查考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开始征召天下通晓《尔雅》的人到公车，这显然出自毛亨之后了。叶曰：世人怀疑《诗序》不是卫宏所能写的，这种说法不对，如果卫宏凭空杜撰，即使是孔子也不能做到。如果卫宏是诵读老师的说法而作，那么即使是卫宏也足够了。况且卫宏的《诗序》有专门选取诸书文辞而作的，有杂取诸书文辞而作的，有杂取诸书的说法而重复互见的，有委曲婉转依附经文而成其义的，不可不讨论。诗有六艺：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日颂。其文辞全部出自《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嗑叹之”，其文辞全部出自《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遺王”，其文辞全部出自《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厌恶他想疏远他，不能派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军队，在河上翱翔，很久不召他回来，众人聚集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其文辞全部出自《左传》。“自闵子到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辞全部出自《国语》。“古代治理百姓的人，衣服不杂乱，举止有常度，以此来整顿百姓”，其文辞全部出自公孙尼子。那么《诗序》的写作，实在是在这几本书成书之后，很明显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专门选取诸书所言。《载驰》这首诗，是许穆夫人所作。怜悯她的宗国颠覆了。又说：“卫懿公被狄人所灭。”《丝衣》这首诗，既说“绎宾尸矣”，又说“灵星之尸”。这大概是众说并存。卫氏得到了好的文辞和美好的意思，一并记录而不忍舍弃。这就是我所说的杂取诸书的说法而重复互见。《驺虞》这首诗，先说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天下纯粹受到文王的教化，接着又说打猎按时，仁爱如驺虞，那么王道就成就了。《行苇》这首诗，先说周家厚待仁爱及于草木，接着又说对内和睦九族，对外尊敬侍奉老人，养老求教。这又是我所说的委曲婉转，依附经文而成其义。从这三方面来看，《诗序》难道不是卫宏所作吗？汉代文章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的说法。大概魏朝在汉朝之后，卫宏的《诗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程曰：周朝自文武之后，鲁国自哀公定公之前，无论贵贱朝野都有诗。诗有的指涉时事，有的针对时人，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些可以推断的，一定是因事而作，不凭空抒发。现在这些续序指事喻意，凡是《左传》《国语》曾经记载的，就深切明显，历历在目。如果这两本书没有提到，又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只能和附诗词顺畅意思，没有一首诗能明确指出其人其事。这又可以看出《诗序》的兴起，不是亲身生活在作诗的时代，目睹赋诗的事情，自然可以审定而不怀疑。那么续序是卫宏所作，实在是卫宏所记录。

诗的体裁

《国语》中闵马父说：“从前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正商朝的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其结尾的乱辞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行事务恭敬谨慎。’韦昭注说：辑，完成。凡是作篇章意思已经完成，撮取其大要作为乱辞。诗，是歌，用来节制舞蹈的。就像现在的三节舞，曲终再变章乱节，所以称为乱。”孔颖达说：“自古就有篇章的名称，所以《那》的序说得到商颂十二篇。”《东山》的序说：“一章说其完整。”句子古时候称为言。《论语》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赵简子称子太叔赠给我九言，都是以一句为一言。秦汉的儒者才有句称风

译《雅》中篇章没有仅有一章的，因为《颂》是叙述功业以告祭神灵，所以只有一章罢了。《鲁颂》并非只有一章，这是因为《鲁颂》是赞美僖公的事迹，并非告祭神灵的歌辞。《长发》《殷武》有多章，或许是因为诗人的意旨有所不同。诗歌的大体必须依循韵脚，那些不协调的，是因为古人的韵脚与现代不协罢了。“之”“兮”这类字，原本是用来作为语助词的，虽然在句末但不作为韵脚，所以位于句末的字都在其上方押韵。“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实像“七兮”“迨其吉兮”这类就是如此。也有直接将助句的字当作声韵来用的，像“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这类就是如此。张说：“古代的乐章只有几句，诗歌不能形成完整的曲调，这就是为什么有‘弄’有‘引’。善于歌唱诗歌的人知道如何演奏‘弄’，如何演奏‘引’。”

译《诗经》的流派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三百零五篇，遭遇秦朝焚书而得以保存，是因为它们依靠口耳相传的讽诵，不仅仅依赖于竹简和丝帛。汉朝兴起后，鲁国的申公为《诗经》作训诂【《儒林传》：申公是鲁国人，年轻时与楚元王交好，一同师从齐人浮丘伯学习《诗经》。申公传授《诗经》靠的是口说训诂，未曾设立文字记载，以训诂相传授，这就是鲁诗】；齐国的辕固【《儒林传》：辕固是齐国人，因研究《诗经》，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燕国的韩生【《儒林传》：韩婴是燕国人，在孝文帝时担任博士，景帝时做到常山太傅，推究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言论与齐诗颇有不同，但最终归旨一致】，都为之作传。这三家都列入学官。又有毛公的学问，自称源自子夏，而河间献王喜好它，未能立即立于学官【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书籍，所招揽的多是浮夸善辩之人，献王所得到的书都是先秦的古文旧书。他的学问推崇六艺，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经典释文》说：平帝时毛诗才立于学官】。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说：文帝时《诗》学才开始萌芽，到武帝时，邹、鲁、梁、赵等地才有《诗》、《礼》、《春秋》的先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当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精通整部经典，有的专攻《雅》，有的专攻《颂》，相互补充才能完成。孔颖达说：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在家为《诗》作故训，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去，以小毛公为博士。《前汉书·儒林传》：毛公是赵国人，为河间献王博士，未提及他的名字。《后汉书·儒林传》：赵人毛苌传《诗》，那么小毛公的名字就是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子夏传授鲁人申公，申公传授魏人李克，李克传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赵人孙卿，孙卿传授鲁人大毛公，大毛公传授小毛公。《经典释文》说：吴国太常卿徐整说：子夏传授高行子，高行子传授薛仓子，薛仓子传授帛妙子，帛妙子传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在家为《诗》作故训，传授给赵人小毛公】。《前汉书·儒林传》：毛公传授同国的贯长卿，长卿传授解延年，延年传授徐敖，敖传授九江陈侠【陆玑疏说：陈侠传授谢曼卿】。《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起初九江谢曼卿擅长毛诗，卫宏跟随曼卿学习。中兴之后，郑众、贾逵研究毛诗，后来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经典释文》说：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公之义，驳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魏国太常王肃更述毛义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斥王肃，申述郑玄之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作《诗评》，比较毛、郑、王肃三家的同异。王肃的党羽徐州从事陈统驳难孙毓，申述郑玄之义】。《隋书·经籍志》：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授的人；只有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吕祖谦说：鲁、齐、韩、毛四家师承诵读既不同，义理也不同。用鲁、齐、韩三家尚可见的义理来比较，唯独毛诗大多与经文相合。《关雎》是正风之首，三家却认为是讽刺，其余可知了。这说明毛诗之义最为得其适宜。其间有反复烦重，有时失去经文要旨的，如《甘棠》、《卷耳》之类。苏氏认为不是一人所说，大概接近事实。至于只保留开头，一言以蔽之，去掉其余部分则失之过于简略了。叶梦得说：《诗》有四家，毛诗最后出现却独自流传，为什么呢？回答说：岂止毛诗？起初汉代《春秋》公羊、谷梁盛行，到后汉《左氏》才立于学官，而后代盛行的唯独《左氏》。礼家有五家，弟子分曹教授，大概小戴最为后出，而现在谈论礼的只有小戴为众人所尊崇。这没有别的，六经刚出土时，诸儒讲习不精，且没有其他书籍来证明其是非，所以杂伪之说可以混入，赵宾的《易》、张霸的书就是如此。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且古人简册不时出于山崖屋壁之间，可以作为证据，学者于是得以据此考证同异，长短精粗就显现了。长的出现而短的废弃，是自然之理。六经自秦火之后，唯独《诗》靠讽诵相传。韩诗既出于人的讽咏，而齐鲁与燕地语音不同，训诂也不同，所以其学往往多有乖谬。唯独毛诗的出现，自认为源流得于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解释《鸱鸮》，与《金縢》相合；解释《北山》《烝民》，与《孟子》相合；解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相合；解释《硕人》《清人》《黄鸟》《大明》，与《左传》相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相合。大概当毛氏时，《左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流行，学者也不能相信。只有河间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妙。等到晋宋诸书盛行，研习者众多，人们才开始一致知道其说接近正统。况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都未见，而毛说先与之相合，不认为其源流来自子夏，可以吗？唐人有云：“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虽存，无传之者。”现在韩氏章句已不存了，而齐诗还有可见者。然而唐人既称之为亡，则书的真伪就不可知了】

毛诗集解卷首

<经部,诗类,段氏毛诗集解>

译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