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一

译师道，贵在通达人们所羞耻的事。希望它帮助皇帝明察幽微隐晦之处，是做不到的。然而这也取决于上位者的所作所为罢了。如果确实能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以寻求贤才为要务，常常担心天下有被遗弃的人才。在朝廷之上，推举贤才、援引能者的人就提拔他们，遮蔽贤才、自专自任的人就疏远他们。自然天下人心向往，从下到上，谁不把争先恐后当作善行，把推荐贤才当作急务？搜求选拔既然广泛，即使是小才小能，也没有被隐藏埋没的。这样士人就会更加尊贵而操守更加坚定，防范羞耻的准则确立而风俗淳厚了。既然得到了天下的贤才，那么天下的治理就不值得多说了。现在世人情势浅薄近俗，积习成风，朝廷进用人才，如果只遵循常规法则，即使像千伯那样选取，像群伍那样任用，平庸恶劣的人混杂其中，竟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假如提拔一个贤才，进用一个善士，出于破格之举，就会寻找小的差错，众议喧哗沸腾。如果不是君主内心笃信，难免产生疑惑，反而自以为有过错。这就是非常之举，长久不能实行的原因。这三者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不是不知道有兴利除害的方法，安国养民的术数，边境防备的策略，教化的根本理论，只是这三者如果不先确立，只是空谈罢了。这三者既然实行，不担心没有治理的方法。○论学问就要明理，论治理就必须识大体。○必须有《关雎》《麟趾》那样的情意，然后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修身齐家，以至于平定天下，这是治理的道理。建立纲纪，分正百官的职事，顺应天道衡量事务，创制立度，以尽天下的事务，这是治理的方法。方法是道理的运用。○得到天理的最正，人伦的极致，这是尧舜的道理。使用私心，依循仁义的偏颇，这是霸者的事情。王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本于人情，出于理义，如同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霸者在崎岖反侧的小径中，最终不能进入尧舜的道理，所以诚心而王，就王了；假借而霸，就霸了。这两者道路不同，在于审察其初始罢了。《易经》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初始不可不审察。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确立志向。志向先确立，那么邪说不能动摇，异端不能迷惑，所以努力进于道而没有谁能阻挡。如果用霸者的心去求王道的成就，这是把石头当作玉来炫耀。所以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而曾西以与管仲相比为羞耻，是道义所不允许的，何况低于霸者呢？○王者奉行天道，行动没有不符合天意的，所以称为天王。命令就是天命，讨伐就是天讨。尽天道的是王道。后世用智力和强力持守天下的是霸道。○必须井田，必须封建，必须肉刑，这不是圣人的道理。善于治理的人仿效井田而实行，百姓不困苦；仿效封建而使用，百姓不劳苦；仿效肉刑而使用，百姓不怨恨。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得到圣人的意旨，而不拘泥于其形迹。形迹，是圣人根据一时的利益而制定的。○守卫国家必须设置险阻，山河的坚固，城郭沟洫的阻隔，只是其大端罢了。至于尊卑贵贱的区别，用等级威严来明确，用器物色彩来区别，所有用来杜绝僭越，限制隔绝上下的，都是险阻的大用。○圣人警戒，一定在正兴盛的时候。正兴盛时考虑衰败，就可以防止满极而图谋永久。至于已经衰败后才警戒，就来不及了。自古天下的治理，没有久而不乱的，大概是不能在兴盛时警戒。习惯于安富则骄奢产生，乐于舒肆则纲纪毁坏，忘记祸患则祸端滋生，所以浸淫滋蔓而不知道乱亡相继。

译张载说：“朝廷把道学和政术当作两件事，这正是自古以来令人担忧的地方。如果孔孟再生，他们会推广自己所得到的道理并施行于天下呢？还是把自己认为不该做的事强行施加于天下呢？大抵上，君主和宰相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对待天下人作为王道，如果不能把父母之心推广到百姓身上，这能称为王道吗？所谓的父母之心，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上，必须把四海之民看作自己的子女。假如四海之内的人都被视为自己的子女，那么治理的方法就一定不会像秦汉那样刻薄寡恩，也不会像五霸那样假借名义。人不足以用来迎合，政事不足以用来闲适。能够使我们的君主爱天下人如同爱初生的婴儿，那么治国的德行必定日新月异。被进用的人必定是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变途径就能成就。学问与政事没有区别，内心领悟了这一点就可以了。”

朱熹说：平易近民，是为政的根本。○问：上朝治军，临官执法，没有礼制的威严就无法实行；祈祷祭祀，没有礼制的诚敬庄重就无法进行。先生曾说古人用诚敬庄重对应威严，大概是因为为政以严为本，用宽来补救严的过度。我私下认为居上位者应以宽为本，宽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用严来补救宽的不足罢了。如果一味依赖威势，其结果恐怕会达到法令如牛毛那样繁密的地步。先王为政的根本，宽与严先后施行的不同，我不敢不加以讲求。回答说：为政以宽为本，是说其大体规模、意向应当如此罢了。古人观察事理精密，持身整肃，没有偷懒懈怠、嬉戏游乐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政令不待树立威严就自然严格，但其心意是以爱人为本罢了。等到把这些施行于政事上，就必须有纲纪法度、防范禁约，界限分明不可侵犯，然后我所说的宽才能随着事情惠及于人，而没有颓败废弛的地方；人们防范我的德行，也能通达明白，实在受到恩赐，而没有隔阂欺骗的祸患。圣人说为政以宽为本，现在反而想要它严，就像古代音乐以和谐为主，而周敦颐反而想要它淡。因为现在所谓的宽，其实是放纵松弛；所谓的和谐，其实是淫靡嘈杂，不是古人所说的宽与和谐，所以必须用严来矫正它，才能得其平衡。○问：为政在更张之初，难道也需要稍微严格一些来整顿吗？回答说：这件事难以断定，说法在于人如何处置，然而也不需要过于严酷。现在难的是难得懂得事理的人。如果懂得事理的人，阅历丰富，事情一到面前，他们都知道依照事情的分寸来施行，应对的人自然畏服。现在的人往往过于严酷，多半是自己不懂事理，又担心别人欺骗自己，又怕别人轻慢自己，如果自己看得明白，何必要过于严酷？○问：程子说：谈论治国就要认识体制，比如为朝廷有朝廷的体制，为一国有一国的体制，为州县有州县的体制，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大体上有格局，应当做的事情，比如做州县官就应当治理告发揭短之风，清除盗贼，劝勉农桑，抑制工商业；比如在朝廷就必须广开言路，通达下情，消除朋党；比如做大吏就必须求取贤才，去除贪官，废除暴敛，均衡力役。这些都是固定的格局，应当这样去做。○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面的人可以自行裁断，后世的法律都很详密，下面的人只是守法，法律所在之处，上面的人也不能进退自如，下面的人更不得自行其是。○贾谊作《保傅传》，论述教导劝谕的方法，必定以孝仁礼义为本，而其条目的详细，以至于容貌辞气的细微，衣服器用的琐碎，纤悉曲折，都有法度，必定要使教化与内心相合，中道如同本性，而仍然不敢懈怠。这是三代君主所以有道而长久，以至于历经数百年而不失天下的原因。降及近世，用来教导的不过是记诵书札的技巧，而没有开启仁孝礼义的习尚，至于容貌辞气、衣服器用，即使极端邪僻奢侈，也没有用来裁制它们的规范。僚属只是凑数，而没有保傅的严格；讲读只是备礼，而没有规劝纠正的益处。朝夕与之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的人，不过是宦官近侍、扫除奔走之流罢了。以帝王之世，应当传承付托大统，上有宗庙社稷的重任，下有四海百姓的生计，前有祖宗创业的艰难，后有子孙长久之计，而用来辅助养育的器具如此疏略，这就像家中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却把它丢弃在路边、盗贼必经之处一样。

陆九渊说：“天下的事情，有可以立刻达到的，有应当逐渐达到的。趋向的偏差，议论的失误，只是没有觉悟罢了。觉悟了就可以立刻改正，所以确定趋向，建立规模，不需要很久。这就是所谓可以立刻达到的。比如挽救积弊已久的风俗，纠正长久废弛的法度，即使大舜、周公再生，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如意。只有趋向既定，规模既立，慢慢图谋逐渐治理，经过岁月的磨砺，才能期望其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应当逐渐达到的。冬至之时，阳气立刻响应，这是立刻达到的验证。大冬天不能一天变成大夏天，这是逐渐达到的验证。凡事不合天理，不当人心的，必定危害天下，效果显著，无论愚笨聪明都知道其错误。然而有的人不明事理，气量不能容物，一旦忍不住愤怒，骤然进行变更，其祸败往往比从前更严重。后人以此为戒，就说没有可以变更的道理，真是所谓喝粥吹凉、因噎废食了。自秦汉以来，治道庞杂，而甘心愧对前古的人，毛病正坐落在此。”

译大体上，古代事物的对错，起初并不难评判，只是若在今天来议论，大多如同空谈，因为时代相隔遥远，形势阻隔不通，无法付诸实施。那么，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难道最终就不能恢复了吗？合抱的大树，是从萌芽生长起来的；盛夏的酷暑，是由隆冬的推移而来的。三代的政治制度，难道最终就不能恢复吗？只是应当循序渐进，而不能操之过急罢了。如果拥有包容一切的胸襟，具备涉渡急流的勇气，具备不遗漏细微的明察，具备不结党营私的公正，那么要恢复三代的政治制度，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许氏衡说：“大禹治理水土，契推行五种教化，稷播种百谷，他们的子孙都拥有了天下，上天的报答施予就是这样。这都是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法则，来左右百姓。对上天有功，所以上天的报答施予就是这样。后世的法术功利以及异端邪说，残害上天，扰乱圣人的法度，实行这些的人灾祸殃及自身和子孙，没有福泽。士人君子应当以圣道为心，对天地生灵有所补益，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不这样，也是天地神灵所不赞许的。像申不害、商鞅那样的法术，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像孙武、吴起那样的兵法，像方士那样的欺诈荒诞，像异端那样的惑乱，都不是用来做学问的。君子要谨慎选择所学。”《春秋》主张大一统，在天下要尊崇王，在国家要尊崇君，在家庭要尊崇父。这三件事做好了就治理得好，这三个地方失位就混乱。在人的身上要尊崇德性，德性起作用就治理得好，才性起作用就混乱。圣人急切地讲忠信孝悌仁义，只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君道

程子说：“圣人修养自己以恭敬，来使百姓安定。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只有上下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繁育，气息没有不和顺的，四灵为什么不来呢？体现诚信通达顺应的道理，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用这种态度侍奉上天、祭祀天帝。”古代的人君保持成业而达到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他之所以成就德行，是因为周公。周公辅佐成王，从小让他学习，所看到的必定是正道，所听到的必定是正言，左右前后都是正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与内心相合。现在辅佐养育的道理不能不周到。所谓辅佐养育的道理，不是说用言语告诫，有过错后再劝谏，尤其在于涵养熏陶罢了。现在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变化，德行器量自然成就。谨慎选择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结束后，常常留下以备询问，从容闲谈，不仅逐渐磨砺道义，至于人情物态，耕种收获艰难，日积月累久了，自然通达，比起常处在深宫益处多多了。教导德义的，在于防止见闻的非正，节制嗜欲的过度；保养身体的，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的心。所以左右近侍应当选择老成持重小心的人，服饰器用都必须是质朴的东西，使华丽精巧靡丽的东西不到面前，浅俗的话不进入耳朵。凡是动作言语，必定让劝讲的人知道，希望随时规劝纠正，应对时机谏正，调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人君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福的权柄，百官畏惧而不敢仰视，各方尊崇奉承而想要的必定得到。如果不是懂得道理敬畏道义，修养如此，那么中等资质的君主没有不骄横放肆的，英明之主自然自满自大。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治乱由此产生。所以周公告诫成王称颂前王的德行，以恭敬敬畏为首。君道考察古代正确的学问，明辨善恶的归宿，分辨忠邪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最正确的道。君主的志向确定了，天下的治理就成就了。义理不先确定，就多听容易迷惑；志向不先确定，就坚守善道也可能改变。必定以圣人的训诫为必须遵从，以先王的治理为必须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改变。信道极其笃实，自知极其明白，去除邪恶毫不迟疑，任用贤才毫不二心，必定期望达到像三代那样隆盛的治理而后停止。然而祸患常产生于细微之处，而志向也警惕于逐渐的习惯，所以古代的人君即使从容闲适，也必定有诵读训诫箴言，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辅佐成就德业，确实能尊崇礼遇老成之人，访求儒学之士，不必用官职劳累他们，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坐，讲论道义，又广泛延请俊才，陪伴侍从法度，早晚接见，讲论磨砺治国的大体，那么睿智更加明白，王道确实充实了。王者高高在上于清静之处，而教化施行于四海之外，修养什么装饰什么而达到这样呢？以纯王的心行纯王的政罢了。“尊敬我的长辈从而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孩子从而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纯王的心。使老年人得到供养，幼儿得到安顿，这是纯王的政。还担心不够，那么又尊崇国老而亲自侍奉他们，优待庶老而时常供养他们，风行海流，百姓陶冶于教化，谁会对亲人懈怠而对长者轻慢呢？虞夏商周的盛世，王道由此道而成，人伦因此端正，风俗因此淳厚，鳏寡孤独没有不得到供养的。后世礼废法坏，教化不明，抛弃老人，饥寒交迫而死的人往往如此。唉！按照这样去做，而想要王道成就，就像倒退着走却要求追上前面，甚至更严重。为民设立君主，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养育百姓的道理，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那么生养顺利，生养顺利那么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用民力，必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损害道义，本来就是罪过。即使合时宜且符合道义，也必定记载，显示劳民是重大的事情。后世人君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对民力慎重了。然而有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教化的意思很深了。僖公修缮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用民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是国家的先务，像这样用民力是应当用的。人君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

范氏祖禹说：人主学习与不学习，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如果好学，那么天

译下层的君子欣喜仰慕，愿意在朝廷任职，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辅助君主成就德行功业，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如果不喜好学问，那么天下的小人都会心动，想要进入朝廷，以邪恶谄媚的方式侍奉君主，窃取富贵并独揽权柄。○君主凭借一人的身躯，却要驾驭四海之广阔，应对万事之繁杂。如果不以极致的诚意任用贤才，而是役使个人的独断智慧，试图领先于天下，那么耳目心志所能触及的范围，又能有多大呢？因此君主必须清静内心来治理政事，虚怀若谷来对待臣下。像镜子那样明亮，像水那样静止，那么事物到来就不能被蒙蔽了。权衡设立后不能以轻重来欺骗，是因为它公平；绳墨设立后不能以曲直来欺骗，是因为它端正。我以端正对待，他以邪恶应对；我以正直对待，他以巧言应对。何必担心邪恶不能被察觉，巧言不能被分辨呢？一旦不真诚，内心就会被遮蔽。邪正怎么能分辨呢？因此镜子脏了就不能看清事物，水动荡了就不能显现影像。这是因为自身不明亮的缘故。况且以诚意对待事物，还担心它不能感动，何况不真诚却能感动事物呢？○统治人民的君主，就像天道运行于上方，四季寒暑各自遵循其秩序，那么不劳而万物就能生长了。不明德的君主不能识人，所以致力于明察而多疑，想要以一人的身躯代替百官的职责，那么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会觉得每日精力不足。因此他的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推给君主，政事有得失也不承担祸患，贤能的人不能施展志向，而贪恋俸禄的人得以保住职位。这就是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

译胡宏说：“君主若能尽心体察下情，那么耳目就会灵敏开阔，即使万里之外，也如同在枕席之间那样亲近；如果偏听偏信，就会昏乱不明，即使是父子、夫妻之间，也会有比万里更疏远的情况。君主想要避免偏听偏信的祸患，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没有比减少私欲更重要的。穷究事理与减少私欲，是相互促进的。”

朱熹说：“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其开端无穷无尽，但没有一件不是根源于君主的心。这不仅是因为奖赏所鼓励的、刑罚所威慑的，各自随着君主意向而行动，形势上不得不如此，而且君主心意的感召，像风吹草动那样迅速，情况更是严重。因此，君主以孱弱之身，居住在深宫之中，其内心的邪正，似乎难以窥探，但其征验却明显地表现在外面，无法掩盖。这就是大舜之所以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之所以有‘克己复礼’的说法，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然而，邪正的征验表现在外面，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才波及到左右近臣，然后才能通达于朝廷并影响到天下。如果在宫闱之内，端庄恭敬，后妃具有《关雎》那样的美德，后宫没有宠幸美色的讥讽，像鱼贯一样顺序排列，没有一个人敢倚仗恩宠私情来扰乱典章常规，接受贿赂而行请托，这就是家庭的端正。退朝之后，从容休息，贵戚近臣，宦官太监，陪侍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务，没有一个人敢勾结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以博取宠幸，从而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近臣的端正。内从禁省，外到朝廷，这两者之间，通透而没有隔阂，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从而不怀疑，举荐贤良、斥退奸佞，众心都信服，纲纪得以振兴，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徇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而治道也就完备了。心一旦不正，那么这几样固然无从获得端正。这几样一旦有不正的，却说心是正的，那又哪里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的圣王兢兢业业，即使在繁华动荡之中，在幽独放纵之地，用来精一、克复的方法，不曾敢有片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之处，或许有差错而不自知，因此设立师保的官职，用来自我开导明理，设置谏诤的职位，用来自我规劝纠正，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司法规的制约，而没有丝毫瞬息可以隐藏其毫发之私。大概虽然以一人之尊贵，深居九重宫阙之中，但凛然常常好像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遗风余烈，仍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天下万事，有一个大的根本，而每件事之中，又各自有关键紧要之处。所谓大的根本，固然不出于君主的心术，而所谓关键紧要之处，则必须大的根本已经确立，然后可以推演而见到。比如谈论任用贤才，杜绝私门，这是建立政令的关键；选择良吏，减轻赋役，这是养育百姓的关键；公正地选拔将帅，不依靠亲近宠幸之人，这是治理军队的关键；乐于听取警戒之言，不喜欢引导阿谀，这是听取言论、任用人才的关键。推究这几个方面，其余都可以看到。然而没有大的根本不确立而可以做好这些的。这就是古代想要平定天下的人，之所以急切于端正心意、使意念真诚，以此来确立根本的原因。如果只是空谈正心，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关键；或者精核事情，却特别不明白根本的归宿，那么这就是腐儒迂阔的言论，俗士功利的谈论，都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当世的政务了。

○天下的纲纪，不能自己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反复的私心，然后纲纪有所依附而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得到端正。

○君主应当追求聪明的实质，而不应当追求聪明的名声。信任大臣，每天与他们谋划事务，反复辩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是聪明的实质。偏听左右之言，轻易相信他们的说法，这是聪明的名声。追求实质的人，现在虽然不明，久了必然通晓领悟。追求名声的人，或许一时可以震动视听，但内心实际上不明，越久就越昏暗了。这两者之间，相差毫厘，而其得失则有很大的不同。

○保持敬畏之心，以畏惧上天；扩大宽厚之度，以尽心体察下情。不敢自以为是，而希望别人一定与自己相同；不固守偏见，而认为众人没有值得采纳的；不甘受佞人的奉承，而表面尊敬正直之士；不局限于近利，而忽视远大的谋略。

张栻说：“君主不能把苍苍者就当作天，应当在视听言动之间去寻求。一念如果是正确的，就是上帝在鉴察；上帝降临于你，简选在你的帝心之中。一念如果是不正确的，就是上帝震怒。”

陆九渊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细碎事务，所以皋陶在赓歌中发出丛脞的告诫；周公作《立政》，称颂文王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唐德宗亲自选择官吏治理京畿地区，柳浑说：“陛下应当选择我们这些人来辅佐圣德，我们应当选择京兆尹来承继大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县长来亲自处理细碎事务。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不是陛下所应该做的。”这话确实符合皋陶、周公的意旨。现在天下米盐般细密的事务，往往都上累君主的听闻，即使得到皋陶、周公，又有什么空闲与他们讨论治国之道呢？荀子说：“君主喜好抓住要点，那么百事就会详备；君主喜好详备，那么百事就会荒废。”今日的事情，有应当责成县令做的

译令则说：“我不能擅自处理这件事。”有应当责成县守处理的事，县守也说：“我不能擅自处理这件事。”逐级向上推究，没有不是这样的。公文往来回复，互相牵制，他们的说法是：“用来防止徇私的法规，那些行私的人正借此来隐藏奸邪，使人无法追究。”只有竭尽忠诚、全力以赴的人，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却苦于被隔绝而无法实现志向，这难道不是过于讲究繁文缛节的过错吗？

译许氏衡说：百姓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来主持，就会陷入混乱。上天眷顾天命，设立君主和师保，必定赐予他们聪明刚毅果断的资质，厚重包容的气量，使他们能够超越万物，为万邦树立端正的表率。这大概是上天把极其艰难的担子交托给他们，并不是给他们安逸享乐的地方来娱乐他们。从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正午时分都无暇休息，天未亮就起床穿衣。他们确实知道上天所赋予的艰难重任，起初就不能用轻忽的心态去对待。知道这是难事而用谨慎的态度去处理，那么难事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这是难事而用轻率的态度去处理，那么日后的难事就会无法处理了。孔子引用别人的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了。○君主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掌握着给予与剥夺、提拔与罢黜、奖赏与惩罚、生杀的大权，如果不幸被欺骗，把错误当作正确，把正确当作错误，其危害难道可以估量吗？君主只有没有喜怒才好，如果有喜怒，那么别人就会顺着他的喜好来讨好以换取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张扬声势。君主只有没有爱憎才好，如果有爱憎，那么别人就会借着他的喜爱来谋取私利，借着他的憎恶来报复怨恨。甚至本来没有喜好，却欺骗他使他喜欢；本来没有愤怒，却激怒他使他发怒；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喜爱的，却强行赞美使他喜爱；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憎恶的，却强行诋毁使他憎恶。君主如果不醒悟，整天处在欺骗之中，还依靠这些人去揭发细微隐秘的事，来防备天下的欺骗。欺骗到了这种地步，欺骗还能防备吗？大体上，君主以了解人为贵重，以任用人人为急务，任用得当，就不需要防备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接近君主的，就是争着进身的人、贪图利益的人、不知羞耻的人。他们挟持诈术，用尽各种手段来迷惑君主的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防备他们的欺骗，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

臣道

程子说：“《礼记》说：‘鲁国在郊外祭祀不符合礼制，大概是周公的遗风吧？’圣人曾经讥讽过这件事。解说的人却说：‘周公有人臣不能建立的功业，因此赐给人臣不得使用礼乐。’这是荒谬的。人臣难道有不能建立的功业吗？假使功业比周公还大，也是人臣应当做的。人臣不应当做，那谁来做呢？难道没看见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吗？曾子的孝道已经很大了，孟子才说‘可以’。意思是说：儿子侍奉父亲，孝道即使超过曾子，难道是分外的事吗？像曾子那样，仅仅可以免除责备罢了。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臣子能够建立功业，是因为依靠君主的百姓，依靠君主的权势地位。假如功业比周公还大，却说人臣不能做，可以吗？让人臣倚仗功劳而心怀不满的，一定是这种说法。”○侍奉君主的人，知道君主不应当自认为圣明，就不说谄媚阿谀的话；知道臣子道义上不能有私下的交往，就不做结党营私的打算。○现在的监司，大多不与州县同心协力。监司专门想要窥探监视州县，州县专门想要掩盖隐瞒。不如推诚相待，与他们共同治理，有不足之处，可以教导的就教导，可以督促的就督促。至于不听从的，选择其中严重的除去一两个，足以警示众人，就可以了。○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如果心存爱护万物和百姓的念头，必定会有所成就。○问如何治理百姓，回答说：“让百姓各自能够表达他们的实情。”问如何驾驭官吏，回答说：“端正自己以感化外物。”○韩持国曾经担忧下属多欺骗，说：“欺骗有三种：有为了利益而欺骗的，这固然可以治罪；有因为害怕获罪而欺骗的，这在情理上可以宽恕；有事态类似欺骗的，这需要仔细考察。”○吕进明出使河东，伊川问他：“治理政务什么最重要？”回答说：“没有比守法更重要的了。”伊川说：“拘泥于法律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天下到处都是。如果按照我的意思，认为还有可以通融的地方，不违背法律而可以有所作为的。从前明道先生担任县令，凡是涉及百姓的事，大多是众人认为在法律上有障碍的，然而明道先生去做，从未严重违背法律，人们也不觉得惊骇。说他能充分施展志向是不可以的，说他对百姓有小小的补益则超过了，这与现在治理政务的人相差太远了。”○明道先生担任泽州晋城县令，百姓有事到县里，一定告诉他们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如何侍奉父兄，在外如何侍奉长辈上级。根据乡村远近设立伍保组织，让他们在力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上互相体恤，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寡残疾的人，责成亲戚乡党照顾，使他们不失所。行旅经过此地的人，生病都有人供养。各乡都有学校，空闲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校正句读。教导的人不好，就更换。挑选子弟中优秀的人，聚集起来教育他们。乡民结为社，为他们制定科条，表彰善恶，使人们有劝勉有羞耻。○扶沟地势低洼，每年有水旱灾害，明道先生规划沟渠的方法来治理，还没来得及动工就离任了。先生说：“如果把扶沟的土地全部修成沟渠，必定要几年才能完成。我规划十里之间的范围，来开创端绪。后来的人知道它的好处，必定会有继承的人。”担任县令的职责，一定要使境内的百姓，在灾荒年份免于死亡，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有礼义的训导，然后才算尽职。所以我在扶沟兴办学校，聚集县里子弟教育他们，也几乎成功却废弃了。方圆百里的施为，非常狭小，而大道的兴衰却系于其中。这几件事，都没有来得及完成，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知道该做却不做，却把兴衰归咎于命运，那就错了。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不尽心的原因。○明道先生担任县令，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当时说：“我常常惭愧这八个字。”

吕氏大临说：“横渠

译他担任云岩县令时，处理政务大体上以厚植根本、改善风俗为首要任务，每逢每月初一吉日，便备办酒食，召请乡里中的高龄老人到县衙庭院，亲自为他们敬酒劝饮，让百姓懂得尊老养老、侍奉长辈的道理，借此询问民间的疾苦，并告知训诫子弟的宗旨。

译杨氏时说：“臣子侍奉君主，怎么可以用刑名学说去辅佐呢？这样做，是使君主失去仁爱之心。君主没有仁爱之心，就无法得到人心。所以，臣子能使君主把百姓看作受了伤一样去爱护，王道就能施行了。”

罗氏从彦说：“士人在朝廷任职，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叹息怨恨。这两者不可偏废。只正直而不忠厚，就会逐渐变得苛刻；只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汲黯正直，所以能驳斥公孙弘的阿谀奉承；忠厚，所以能驳斥张汤的残酷苛刻。武帝朝臣子中的贤人，只有他一个人罢了。”○在朝廷任职的士人，应当爱君主如同爱父亲，爱国家如同爱家庭，爱百姓如同爱子女。然而这三者不曾不相互依赖。凡是爱君主的，就一定会爱国家；爱国家的，就一定会爱百姓。没有以君主为心却不以百姓为心的人。所以范仲淹说：“处在朝廷高位，就担忧百姓；处在江湖偏远之地，就担忧君主。”确实如此啊！

胡氏宏说：“欲望少的君主，然后可以和他谈论王道；没有欲望的臣子，然后可以和他谈论辅佐王道。”

朱熹说：“古代君子担任大臣职位的，对于天下的事务，了解而不迷惑，承担而有余力，就急切地把握时机并勇敢地去做；了解尚有不明白的地方，力量尚有不充足的地方，就咨询访求以增进自己的知识，提拔引荐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如同救火追赶逃犯一样，尤其不敢稍微迟缓。对上不敢怠慢君主，认为君主不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对下不敢轻视百姓，认为百姓不值得兴起教化；对中间不敢轻慢士大夫，认为士大夫不值得共同成就功业。一天站在他的职位上，就一天从事他的官职；一天不能胜任他的官职，就不敢一天站在他的职位上。有所喜爱而不肯做的，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也是私心。巍然中立，没有一点私情的牵累，只知道职责所应当做的，像这样，所以志向足以推行道义，道义足以济世，对于大臣的责任可以无愧。”○担任官职不要回避事务，也不要侵夺其他事务。○司马光写《魏公祠堂记》，把魏公的事理说得很明白，看出魏公不可企及的地方。记中记载魏公的话说：“凡是做臣子的，尽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是天意，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不成功，就停止不做呢？”○大臣考虑四方事务，如果位居宰相，必须周全地考虑四方才行。如今宰相只考虑到一边，就完全忽略了另一边，就像人作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必须常常都记挂在心里才行。○官职无论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字。如果公正，做起来就精彩，即使是小官，别人也望风畏服；如果不公正，即使是宰相，做来作去，也只落得个没有好结果。○因为讨论郡县政治的偏差说：“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心，很容易感动。”○担任太守县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就是军政，现在的人都不理会。○登记增减户口，推割田产钱粮，是治理县政的八字法则。诉状没有情理的，不必判决。○担任官职廉洁谨慎，是我们这类人的本分事，不必多说，然而细微之处也必须照管，不可疏忽因循怠惰。吕氏《童蒙训》下卷几条防范的方法，甚至都值得佩服。自我约束如果不苟且，更能以礼节侍奉上级，以诚意对待他人，以宽厚治理百姓，以法度驾驭吏员，而在文书期限之间，也没有不竭尽敬意的，那么大概就很少有过错了。

吕氏祖谦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母，侍奉官长如同侍奉兄长，与同僚相处如同家人，对待群吏如同奴仆，爱护百姓如同妻子儿女，处理官事如同家事，然后才能算是尽到了我的心。如果有毫末不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心有所未尽。所以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顺从，所以顺从可以转移到上级身上；居家治理得好，所以治理可以转移到官职上。难道有两种道理吗？”○处理事情的人不以聪明为优先，而以尽心为急务。○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只务求踏实。比如涂改文书，追改日期，重新更换押字，万一败露获罪，反而更重，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骗的道理。百种奸诈虚伪，不如一个诚实；反复变诈，不如慎重开始；防备他人怀疑众人，不如自我谨慎；智谋周密，不如省事不变的道理。○“忍”这一个字，是众妙之门。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尤其是最先要务。如果能清廉、谨慎、勤勉之外，再实行一个“忍”字，什么事办不成？《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成就。”这是处理事情的根本。谚语说：“忍字能抵挡灾星。”杜甫诗说：“忍耐过后事情值得欣喜。”这些都切合事理，是世间的大法，不是空话。

真氏德秀说：“古今的事业，未曾没有根本的。诸葛武侯平生所建立的功业奇特伟大，然而探求其原因，不过是敞开诚心，布施公道，汇集众人的思虑，扩大忠言益处罢了。大概这四者，是武侯功业的根本，而诚与公，又是根本中的根本。”

许氏衡说：“臣子掌握威权，没有不招致祸患的。这不仅是人事如此，在天道也不允许。月亮，是阴魄，借太阳发光。与太阳相距远，就光亮盛大；就像臣子远离君主，就声名大，威权重。与太阳相近，就光亮微弱，越近越微弱。臣道属阴，道理应当像

译这。大臣在君主身边而独揽大权，这是危险的做法。古人推举善良的人、推荐贤能的人，不敢自我标榜，是希望恩泽出自君主。惩罚罪犯也是这样，恩惠与威严怎么可以让它出自自己？如果让人知道恩威出自自己，就会招致多少怨恨和仇敌，其危亡可以立刻等待了。所以月亮和星星都借助太阳来发光，等到靠近太阳时反而失去光芒，这个道理很值得玩味探究。」○「恐怕对自己有害的人，一定想着如何害别人。哪里知道有利于别人，就没有不利于自己的呢？至于推究审理公事，已经掌握了主要案情，恰好符合法律，不旁求深入，这是有利于别人的一方面。那些庸俗的官吏不通晓这个道理，专门以开脱罪名为心思，称之为阴德。我说不是这样。遵循正道、奉行公事，憎恶邪恶、推举善良，是人臣的道理。违背了这一点，那么邪恶的人应当惩罚反而有利于他，善良的人应当有利于他反而惩罚他。在明处不能逃避刑罚责罚，在暗处不能欺骗神明，哪里还有阴德呢？」

译用人

程子说：“天地降生一个时代的人，自然足以应对一个时代的事务，只是遗憾人们不能充分利用天下的贤才，这就是不能实现大治的原因。”○造就新的人才很难，转变现有的人才容易。如今众人的才能都是可用的，况且人难道肯甘心做小人吗？关键在于君主和宰相如何引导转变罢了。如果宰相任用他们成为君子，谁不愿意成为君子呢？○正献公既然推荐了常秩，后来常秩改换节操，正献公曾对伯淳流露出后悔推荐的意思。伯淳说：“希望侍郎宁愿一百次被人欺骗，也不可使喜爱贤才的心稍微减退。”

杨氏时说：“明道在鄠邑任职，政绩名声流传开来。当权者想向朝廷推荐他，并询问他的愿望。他回答说：‘推荐贤士，应当询问才能所胜任的职位，而不应当询问志向所想要的东西。’”

罗氏从彦说：“名位和器物的尊贵与卑贱，取决于什么人？授予君子就尊贵，授予小人就卑贱。名位器物所尊贵的，君子就勇于践行道义，而小人就安于下位；名位器物所卑贱的，小人就勇于浮夸竞争，而君子就以追求进身为耻。由此看来，君主的名位器物，可以轻易授予人吗？”

朱子说：“古代的大臣，以一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并不是凭借自己一耳一目的聪明、一手的勤力就能周全天下事务的。他所依赖来共同匡正君主的心意、共同决断国家大计的，必定有待于众多贤才的辅助。因此，君子将要以身承担这个责任时，必定咨询询问，在无事务的时候选取人才，并参验比较，在有事务的时候加以任用。大概因为责任尚未加于自身，没有早晚仓促的需要，所以观察得以长久；没有利害纷扰的迷惑，所以考察得以精细。诚心素来显著，所以获得的人才多；岁月长久，所以积蓄的人才富。自重的人没有嫌疑而敢于进言，就没有幽隐的贤才不被举荐；想要进身的人没有阻碍而纷纷到来，就没有巧伪之人扰乱真才。观察得久且精细，所以能了解人才的长短实际而不偏差；获得的多且丰富，所以能让他们交替使用而不枯竭。幽隐的贤才全部通达，那么正直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而我们的德行修养取舍不偏颇，那么声望和实际日益隆盛，士人的心归附。这就是古代的君子之所以能在当时成就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功业，而其遗风余韵在后世仍然被人称颂思念的原因。”现在的人却不是这样，对于天下的士人，本来就有漠不关心、不以为意的人。那些寻求人才的人，有时得到近处的人才而不知道遗漏了远处的人才，满足于少数人才而不知道遗漏了多数人才，寻求得完备而不知道失之于不详细。他们平时闲暇时日自我承担的责任虽然重，但对待天下士人的方式不过如此。因此，勤劳悲悯虽然竭尽于对鳏寡孤独的情意，却未触及根本长远的计策；恩威功誉虽然传播于儿童走卒的口中，却未明白贤士大夫的心意。这大概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天下的士人就已经用傲慢的声音脸色对待他们了。等到临事仓促，所积蓄的人才不足以应对使用，才开始想要广泛地寻求自己未曾了解的贤才而任用他们，不也太难了吗？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没有担任职位而想要先得到天下的贤才，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权力所及就考察、举荐他们；礼数所及就亲近、厚待他们；都做不到就称赞、赞誉他们；还做不到就向往、仰慕他们。像这样还认为不够，就在同类中寻求他们。不因为小恶掩盖大善，不因为众多短处抛弃一个长处。就是这样罢了。”我又听说李文公的话说：“有人报告说：‘某处有女子，是国色。’天下的人必定竭尽全力去寻求她，无所吝惜。有人报告说：‘某处有人，是国士。’天下的人却不能一往而先，这难道不是喜好德行不如喜好美色吗？唉！想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如果真正反过来寻求人才，那么也不用担心士人不来了。”○天生一个时代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个时代使用，从古到今，只是这一般人。但是有圣贤的君主在上，气势盛大熏蒸陶冶得不同，就像时节虽然不好，但只要上面的心意稍微转变，下面就会转变，何况圣贤是什么力量？稍微空闲时，那些无状的人自然消解改变，不敢作恶，因为他们平日为自己着想的心转为为公家办事，自然修举。○君子和小人像冰炭不能相容，香草和臭草不能相混，小人进用君子必定退避，君子亲近小人必定疏远，没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互相伤害的。能审察这一点来确定取舍，那么见闻的益处，熏陶的帮助，用来谨慎防范邪僻，安定义理的习惯，自然不能停止，而其举措刑赏施加于外部的，必定没有偏颇的过失。一旦有不审察，那么不仅他们妄行请托，窃取威权，有以危害我们的政事，而且他们的导谀薰染，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他们一起变化，危害我们的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的。○伏节死义之士，在平居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无所用的人一样，古代的君主之所以必定急切地寻求他们，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人，临患难能外视生死，那么他在平世必定能轻视爵禄；临患难能尽忠节，那么他在平世必定能不诡随。平日无事的时候得到并任用他们，那么君主的心意在上方端正，风俗在下方美好，足以预先折服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本，自然不至于真正出现伏节死义的事情。○人才衰少，风俗颓坏的时候，士人有一点善，就应当扶持接引诱导以

译考察他们的才能与学业，这关系到他们将来切身的利害。如果士人平时没有修养，遇到事情仓促应对，却不去寻求为国家做长远打算的方法，那么在委任官职时怎能不出现失误呢？○古人用道德、行为、道艺来教化百姓，并选拔其中的贤能之人，他们的制度完备且用意深远。现在的制度却不是这样，他们在教化方面的详尽、选拔方面的审慎，反复筛选淘汰多次，但其内容不过是无用的空谈罢了。深入探究其用意，虽然或许也指望能依靠这些空谈发挥些作用，但那些士人知道只要凭借无用的空谈就足以获取我们的爵位俸禄，那他们哪里还有闲暇去思考我们选拔他们的用意究竟如何呢？○由此论及科举制度，虽然不能因此得到真正的人才，但尚公说：“铨选之法也是公然如此。”法律如果做到极度的公平，不依赖人的因素，便不是好法律，要能够既允许私人举荐而又能保持公正，才是好法律。○姚崇选拔十道使，说得很好。范仲淹所条陈的建议，也只是说到选拔监司而已。如今各路监司众多，恰如没有一般，不如每路只选拔一名监司，其余的全部可以裁撤。又说：“朝廷只应当选拔监司和太守，至于其他职官、幕僚、县令，允许他们各自征召所知之人，这样才能责成天下。”必须放开让他们施展，宽绰有余地，才行得通。○朝廷设置官职以求贤才，所以在上位者不应当因为请托而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者不应当自我卖身而求取推荐。○喜好士人却从文字言语之间去选拔，那么讲求道学德行之士，我们就听不到了。求取士人却从投书献启这类行为中去选拔，那么自重且有廉耻的士人，我们就看不到了。对待士人却将他们与狂妄庸俗、谄媚巧言之人混杂在一起，那么志向节操慷慨激昂的士人，难道只会长揖告辞离去罢了。何况那些所谓对偶骈俪、谀佞无实，用来取悦世俗的文章？这又是文字的末流，不仅有志于高远的人鄙弃而不为，即使是文士中有见识的人，也没有肯在其中深入留意的。

译陆九渊说：“如果一铢一铢地称量，等到称到一石时必定会有误差；如果一寸一寸地度量，等到量到一丈时必定会有偏差。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出错，这可以作为评价人的方法。况且对于一个人，大体上评价他，如果在于为国家、为百姓、为道义，这就是君子了；大体上评价他，如果在于为私利、为权势，而不是忠于国家、顺从道义的人，这就是小人了。如果像称铢量寸那样，计较他的一两个小节，而违背了大的原则，那么小人或许能借此欺骗，君子反而会被猜疑，邪正、贤与不贤，难免会颠倒过来了。”

许衡说：“贤能的人以公心为心，以仁爱为心，不被利益所迷惑，不被权势所屈服。把他们安排在朝廷上，那么各种事务就能得到公正处理，天下百姓就能蒙受恩泽。贤能的人对于国家和百姓，其重要性本来就是这样。然而有时他们遭遇时运不济，致力于隐藏自己的才华，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不被人知晓；即使有人知道他们，但当权者中没有同类的人，得不到引荐提拔；即使有人知道他们，召见任命他们，却像对待仆役一样，贤能的人不屑于就职；即使表面上接待他们，以礼相待，但他们的言论不被信任，有的人超然离去；即使信任他们，又让小人夹杂在中间，追求小利，期望近效，有任用贤才的名义，却没有任用贤才的实质。贤能的人难道肯占据职位而不做事，从而招致天下的讥笑吗？”虽然如此，这只是论述难以进用的人是这样。还有难以契合的人。君主地位崇高，每天接受阿谀奉承，贤能的人必定想要匡正他，扶持他，使他像尧、舜那样才罢休，所以他们的形势难以契合。何况奸邪谄媚之人，厌恶正直，肆意诋毁，多方防备，将看到罪责难以避免，又怎能期望各种事务得到公正处理，天下百姓蒙受恩泽呢？益告诫禹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二心”这一句话，对于大禹都应当警惕反省，后世又应当如何呢？这就是任用贤才的困难。

吴澄说：“治理天下的人，在于得到人才；辅佐天下的人，在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一定要从喜爱贤才开始。周公是大圣人，却急于见到贤才，吃一顿饭要吐出三次口中食物，洗一次头要握住三次头发。赵文子是贤能的大夫，所举荐的掌管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唉！当时周公所见的，文子所举荐的，难道一定是他们的亲戚故旧而有请求的人吗？喜爱贤才的臣子能容人，天下就治理得好；嫉妒贤才的臣子不能容人，天下就混乱。这就是《大学》平天下章引用《秦誓》的话，而深切教导告诫的原因。

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二

治道类二

田赋

吕大临说：“张载感慨地有志于实现夏、商、周三代的治理，论述治理人的首要任务，没有不以划分田界为急迫的，曾经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化养育没有方法，即使想要谈论治理，都是苟且而已。”

问：张载说世人认为井田制难以实行的原因，是以急切夺取富人的田地作为借口，然而处理它有方法，约定几年时间不刑罚一个人就可以恢复，不知井田制的实行在当今究竟怎么样？朱熹说：“讲学时且这样讲，如果想要实行，必须有机会，经历大乱之后，天下无人，田地全部归公然后才可以分给百姓，像唐代的口分田、世业田那样。从魏晋积累混乱到极点，到北魏以及北齐、后周，趁着这个机会才做得成。”荀悦《汉纪》一段正好说明这个意思很好，如果在太平盛世确实难以实行【附荀悦《汉纪》论曰：“古代十分税一，作为天下的中正标准。现在汉朝百姓有的百分税一，可以说很少了。然而豪强富人占有的田地超过限度，缴纳他们的赋税大半，官府收取百分之一的税，百姓收取大半的赋税，官家的恩惠优于三代，豪强的暴虐酷于亡秦，这是上面的恩惠不通达，威福分给了豪强。现在不纠正根本而致力于免除租税，恰好足以】

【资助富强的人。土地是天下的大根本。春秋的义理，诸侯不得私自封赏，大夫不得私自占有土地。现在豪民占有田地，有的达到数百千顷，财富超过王侯，这是私自封赏；买卖由自己决定，这是私自占有土地。汉武帝时，董仲舒曾经说，应该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到汉哀帝时，才限制百姓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虽然有这个制度，最终没有施行。然而三十顷有不公平的地方。况且井田的制度，适宜于人口众多的时候，地广人稀，不做也可以。然而想要废除它于人口稀少时，建立它于人口众多时，土地已经富有，列在豪强手中，突然规划它，一起产生怨恨之心，就产生纷乱，制度难以实行。由此看来，如果高祖刚平定天下，以及光武帝中兴之后，百姓稀少，建立它容易了。即使不完全具备井田的法度，应该以人口数量占有田地作为确立科条，限制百姓可以耕种，不可以买卖，以赡养贫弱，以防备兼并，并且为制度奠定基础，不也很适宜吗？虽然古今制度不同，增减随时变化，然而纲纪大略，其宗旨是一致的】○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然不同，富者变贫，贫者变富，短时间生病败落便多隐匿财产，匿名无所不有，必须三十年再重新丈量一番，那么趁着弊端少而容易用力，人们习惯见到，也没有地方容许奸诈了○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这虽然是老生常谈，然而实际上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古代圣王的时代，让百姓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所以积累三十年就有十年的积蓄，而百姓不担心凶年饥荒，这可以说是万世的良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