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二
。其次则汉之所谓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尝不善也。然考之于古，则三登泰平之世，盖不常有；而验之于今，则常平者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之仅存耳。是何也？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于所谓社仓者，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驭之不以流徒之刑，茍非常得聪眀仁爱之令，又得忠信眀察之士，相与并心一力，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则其法之难守，不待已日而见之矣○救荒之政，蠲除赈贷，固当汲汲于其始，而抚存休养，尤在谨之于其终。譬如伤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时，汤剂砭灸固不可以少缓，而其既愈之后，饮食起居之间，所以将防节宣，少失其宜，则劳复之证，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问：“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谓雇役便者，即谓不扰税人，然聚浮浪无根着之人，又多害事；所谓差役便者，即谓税人自顾借爱惜，然其为之者，多有破家荡产之患。
译其次就是汉朝所谓的常平仓制度，现在固然还在实行，它的办法也未尝不好。然而考察古代，那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时代，本来就不常出现；而验证于今天，常平仓制度仅仅只保留了法令、账簿和钥匙锁钥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有人去坚守它，那么法律就成了空文而不能自行运转。更何况所谓的社仓，把可以食用的粮食聚集在乡村荒僻的地方，管理它的不靠专职的官吏，约束它的不靠流放徒刑的刑罚，如果不是经常得到聪明仁爱的长官，又得到忠诚信实、明察秋毫的士人，共同同心协力，来谨慎地管理收支，杜绝奸诈欺骗，那么这种制度难以维持，不用等到很久就会显现出来。○救济灾荒的政策，免除赋税、赈济借贷，固然应当在灾荒开始时急切推行，而安抚存恤、休养生息，尤其要在灾荒结束时谨慎对待。譬如得了伤寒大病的人，在他患病时，汤药针灸固然不可以稍有延缓，而在病愈之后，饮食起居之间，用来调养防护、节制宣导的方法，稍微失当，就会引发劳复之症，那是百死一生的危险，尤其不可以不深深畏惧。○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固然未尝不好。但是发放的是钱而不是粮食；管理的是县而不是乡；负责的是官吏而不是乡里的士人君子；推行的是聚敛急迫的心态，而不是悲悯忠利之心。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推行，而不能在天下推行。○问：“差役和雇役，哪一种更方便？”回答说：“各有得失。”现在所谓雇役方便的，就是说不骚扰纳税的人，然而聚集那些浮浪无根底的人，又常常危害事情；所谓差役方便的，就是说纳税的人自己顾惜爱惜，然而从事差役的人，多有破家荡产的祸患。
陆氏九渊曰：「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嵗，则有散而无敛，来嵗阙种，粮时乃无以赈之。莫若兼置平籴，一仓豆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阙时粜之，以摧富民闭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嵗，代社仓之匮，实为长利也。」
学校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羙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防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不脩，师儒不尊，无以风劝养厉之使然也。去圣久逺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古者一道徳以同风俗，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説，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眀不行，盖在于此。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眀先王之道徳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脩者，皆以名闻。其髙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余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寛闲之宇，丰其廪饩，卹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羣儒朝夕相与讲眀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眀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脩身，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徳。又其次取才识眀逹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眀徳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久之则十室之乡逹于党遂，皆当脩其庠序之制，为之立师，既一以道徳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誊録，一切无义理之▯。不数年闲，学者靡然丕变，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质之不羙患夫师学之不眀也。师学不眀，虽有羙质，无由成之矣。○古之士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闲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后之人自童稚闲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天下有多少才，只为道不眀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古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童稚皆习闻其説，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如何责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古礼既废，人伦不眀，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曾氏巩曰：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防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黙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脩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
译陆九渊说：“社仓固然对农民有利，但如果年年丰收，这种利益才能长久。如果不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旦遇到灾年，就只发放而不再收回，来年缺乏种子，粮食短缺时便没有东西来赈济。不如同时设立平籴制度，在粮价低时买入，使没有粮价过低损害农民的祸患；在缺粮时卖出，以挫败富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的图谋。将买入的粮食分为两份，每年留存一份，以备灾年，弥补社仓的不足，这才是长久之利。”
学校
程颐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但教化尚未完全纯正，人情尚未完全美好，士人缺少谦逊退让的节操，乡里缺乏知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但奸邪不止，官员虽然冗杂但人才不足，这大概是因为学校不兴修，师儒不受尊重，没有用来教化劝勉、培养激励的缘故。距离圣人时代久远，师道没有确立，儒者的学问几乎废绝。古代用统一的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如今人们固执私见，各家有不同的学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不再有统一，道德不明、不行，大概就在于此。应当先礼聘近侍中的贤儒，各自按类举荐，以及百官、地方州县官吏，悉心推举访求，凡是有明白先王道德、学业充实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有坚定志向、喜爱学习、才能良好、品行修养的人，都上报姓名。那些高蹈隐逸之士，朝廷应当厚礼延聘，其余的命州县敦请派遣，聚集到京城，安排在宽敞安静的馆舍，丰厚他们的俸禄供给，体恤他们家庭的贫富，由贤能的大臣统领此事，使众儒朝夕一起讲明正学。其道必定以人伦为本，明白事物之理，其教育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中，那些诱导激励、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都有次序。其关键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教化形成天下，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其学问品行都符合这些标准的称为成德。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的人，使他们每天接受学业，稍久则举荐其中的贤杰以备高位任用，选择其中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大学的老师，其次分别教导天下的学校。时间久了，十户人家的乡里直到党遂，都应当修习庠序的制度，为他们设立老师，既统一用道德仁义来教养他们，又专门以实际品行和才能学问作为升迁的依据，废除声律小碎、糊名誊录等一切没有义理的做法。不出几年，学者就会普遍发生巨大变化，难道只是得到的人才逐渐增多，天下风俗将日益进入纯正，这是王化的根本。”○善于谈论治国的人，必定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即使有好的法令，也没有人来执行。想要成就人才，不担心他们禀赋不美，担心的是师学不明。师学不明，即使有美好的禀赋，也没有途径成就他们。○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学习，又没有利益可追求，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后世的人从孩童时就有急切追求利益的意思，从哪里能向善？所以古代必定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安定，只经营衣食，却无害处；只有利禄的诱惑，最害人。○天下有多少人才，只是因为道不明于天下，所以不能有所成就。古代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古人对于诗，就像今人歌曲一样，虽然街巷童稚都习闻其说，而明白其义，所以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且不能明白其义，怎么要求学者兴起于诗呢？古代礼制已经废弃，人伦不明，以至于治家都没有法度，这是不能立足于礼。古人有歌咏来培养性情，声音来培养耳朵，舞蹈来培养血脉，现在都没有，这是不能完成于乐。古代成就人才容易，现在成就人才困难。
曾巩说：古代的人，从家庭到天子之国，都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不曾离开学校。学校有诗书六艺，歌唱洗爵，俯仰的仪容，升降的节度，来练习心体耳目手足的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的礼仪，来练习恭敬谦让；进举人才、论断狱讼、出兵授防的法度，来练习从事政务。师友来解除他们的疑惑，劝勉惩戒来勉励他们进步，警戒他们不遵从。其准备如此完备，而其大要则致力于使人人学习其本性，不仅防止其邪僻放肆。虽然有刚柔缓急的不同，都可以进于中道，而没有过与不及。使他们的见识明达，气充满于心，那么用在进退语默之际，而没有不得其宜的。面临祸福死生的变故，而没有足以动摇其意志的。作为天下之士，用来修养自身的准备如此。那么又使他们知道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的要领，无所不知。他们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的事业，万世的策略，都能及至出来履行天下的重任，位列百官之中，那么随其所施为，无不可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素所学的学问如此。大概凡人的起居饮食动作的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的大体，都从学校出来，而没有片刻离开教化。其动于视听四肢的，必定使其融洽于内；其谨慎于初的，必定使其要于终。驯服以自然，而等待以积久。唉！何其至善啊！所以其风俗的形成，则刑罚可以搁置；其人才的形成，则三公百官得到其士。其法度的长久，则中等才能的人可以守持；其入人之深，
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壊。千余年之闲，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惟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眀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与？
译那么即使处于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化达到了这种极致，激励感化天下的人，人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在跟随它，这难道是依靠强力吗？等到夏商周三代衰微，圣人制定的礼乐制度全部毁坏。在这上千年的中间，学问有保存下来的，也不是古代的方法。人的本性举动，只是任由自己放纵；而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预先讲求。士人有聪明质朴的资质，却没有教养的熏陶，那么他们的才能不能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大概是用没有学习、尚未成才的人，来做天下的官吏，又承接衰败混乱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推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积累，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吗？
朱子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逹于国都，教之以徳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早夜孜孜，惟惧徳业之不脩，而不忧爵禄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徳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古人学校教养徳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今科举之▯极矣！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今不能行，只是就科举法中与之区处，且变着如今经义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经大义，禁懐挟，出题目，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説，而断以已意。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属，革奔竞之▯，独取经眀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几矣。○有少年试教官先生曰：「某思量须是立个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又云：「须是罢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士子也归心他教也，必不茍。」
许氏衡曰：「先王设学校，养育人材，以济天下之用。及其▯也，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编摩字样，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应此者，亦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
宗庙
程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髙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髙祖。大夫、士虽或三庙、二庙、一庙，或祭寝庙，则虽异，亦不害祭及髙祖。祭祢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张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大夫士降杀以两而祭。法又有『适士二庙，官师一庙』之文。大抵士无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门外之左，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为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为宗，亦百世不迁。二昭二穆为四亲庙，髙祖以上亲尽则毁，而递迁。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诸侯则无二宗，大夫又无二庙，其迁毁之次则与天子同。仪礼所谓『以其班祔』，檀弓所谓『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详虽不得闻，然其大畧不过如此。汉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诸帝之庙各在一处，不容合为都宫以序昭穆。贡禹、韦▯成、匡衡之徒，虽欲正之，而终不能尽合古制，旋以废罢。后汉眀帝又欲遵俭自抑，遗诏无起寝庙，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自是以来，更歴魏晋，下及隋唐，其闲非无奉先思孝之君、据经守礼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孙子，而更僻处于一隅，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羣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以人情而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孝子顺孙之心于此宜有所不安矣。」○古者一世自为一庙，有门有堂有寝，凡屋三重而墙四周焉。自后汉以来，乃为同堂异室之庙，一世一室，而以西为上。如韩文中家庙碑有「祭初室」「祭东室」之语。今国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无一世一庙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备。故温公诸家祭礼皆用以右为尊之説。○问：「始祖之祭？」曰：「古无此。伊川以义起，某当初也祭，后来觉得僭，遂不敢祭。」余正父谓：「此天子诸侯之礼，若士大夫则自古无。」眀文先生因举《春秋》如单氏、尹氏
译朱子说：“古代学校选拔人才的方法，从乡里开始，一直通达于国都，用道德、品行、道义、技艺来教育他们，从而推举其中的贤者和能者。大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区别，任用他们做官的方法没有区别，选拔他们的途径没有区别。因此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外在的羡慕，早晚勤勉不懈，只担心道德学业不够修养，而不忧虑爵位俸禄没有到来。至于三代的教化，技艺虽然排在最末，但都有实际用途而不可缺。其法制的严密，又足以作为修养心性、涵养气息的辅助，进而归于道德。这就是古代的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就人才，淳厚风俗，济助世务，而兴起太平盛世的原因。”○古人学校的教养，道德品行技艺，选拔爵禄，宿卫征伐，军队田猎，都只是一件事，都遵循同一个道理。○现在科举的弊端极严重了！乡举里选的方法，是第一要义，现在不能实行，只能在科举法中加以安排，暂且改变如今经义的格式，使天下士子各自通晓五经的大义，禁止怀挟作弊，出题让他们写出注疏和诸家的学说，并用自己的见解进行判断。策论则用时政事务来测试，如礼乐兵刑之类，革除奔竞钻营的弊端，只选取经明行修的人，这样也差不多可以了。○有少年应试，教官先生说：“我思量必须确立一个定制，不是四十岁以上不得任职。”又说：“必须废除堂除及注授教官的制度，却聘请本州的乡先生来担任，士子也会归心于他们的教导，必定不会苟且。”
许氏衡说：“先王设立学校，培育人才，以济助天下的需要。等到科举制度兴起时，科目的方法越严密，而士人进于此道的人越投机取巧。以至于编排摩挲字样，期望必定考中。上面的人不把天下士人当作人才看待，下面的人应付这种考试的，又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呢！”
宗庙
程子说：“从天子到庶人，五服不曾有区别，都到高祖。服制既然这样，祭祀也必须这样。其疏密节制的细节，没有可以考证的，但其道理必定如此。七庙、五庙，也只是祭祀到高祖。大夫、士虽然有的三庙、二庙、一庙，有的祭祀寝庙，那么虽然不同，也不妨碍祭祀到高祖。祭祀父亲而不祭祀祖父，不是人道。”
张子说：宗子的制度不确立，那么朝廷就没有世臣。况且像公卿一天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于成为公相，宗法不确立，死后家族就离散，家业不传。宗法如果确立，那么人人各自知道来源，朝廷大有益处。有人问：“朝廷有什么益处？”回答说：“公卿各自保全其家族，忠义难道有不确立的吗？忠义既然确立，朝廷的根本难道有不稳固的吗？”○说宗子，是指主持祭祀。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用较次的牺牲在宗子家中祭祀。
朱子说：“《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诸侯、大夫、士依次递减两座来祭祀。法律又有‘适士二庙，官师一庙’的条文。大体上士没有太祖，但都祭祀到祖父。其制度都在中门外左侧，外面作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分别有门墙。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依次向南。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作为宗，也百世不迁。二昭二穆作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就毁掉，而依次迁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诸侯就没有两个宗，大夫又没有两个庙，其迁移毁弃的次序与天子相同。《仪礼》所说的‘以其班祔’，《檀弓》所说的‘祔于祖父’，就是这个意思。三代的制度，其详情虽然不能听闻，但其大概不过如此。汉朝继承秦朝的弊政，不能深入考察古代制度，各位皇帝的庙各在一处，不能合为都宫以排列昭穆。贡禹、韦成、匡衡等人，虽然想要纠正，但最终不能完全符合古代制度，随即废弃。后汉明帝又想遵循节俭自我抑制，遗诏不起寝庙，只把神主藏在光武庙中更衣的别室。其后章帝又这样做。后世于是不敢增加，而公私的庙都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从此以来，历经魏晋，下至隋唐，其间不是没有奉先思孝的君主、据经守礼的大臣，但都不能有所裁正。其弊端甚至使太祖的地位低于孙子，而更偏僻地处在一角，既不能显示其为七庙的尊贵，群庙的神灵，又使祖先压抑，而不能自为一庙的主宰。以人情来论，活着住在九重宫阙，穷极壮丽，死后祭祀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至没有地方容纳鼎俎，而暗中减少其数量，孝子顺孙的心在这里应当有所不安了。”○古代一世自为一庙，有门有堂有寝，总共房屋三重而墙四周环绕。自从后汉以来，才采用同堂异室的庙，一世一室，而以西为上。如韩文公家庙碑有“祭初室”“祭东室”的话。现在国家也只采用这种制度，所以士大夫家也没有一世一庙的方法，而一世一室的制度也不能完备。所以温公各家祭礼都采用以右为尊的说法。○问：“始祖的祭祀？”回答说：“古代没有这个。伊川根据义理兴起，我当初也祭祀，后来觉得僭越，于是不敢祭祀。”余正父说：“这是天子诸侯的礼仪，如果是士大夫则自古没有。”明文先生于是举《春秋》如单氏、尹氏
、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后世皆不变其初来姓号，则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号。正父谓《春秋》自是世卿，不由天子。先生云：「非独《春秋》，如《诗》説『南仲太祖』，是文王时人，至宣王时为太祖。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法如何？」○问祭礼曰：「温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以髙祖有服所当祭，今见于遗书者甚详。此古礼所无，创自伊川，所以使人尽孝敬追逺之义。」○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庙制，昭穆相对。将来祧庙，则以新死者安于祖庙，所以设祔祭豫告。今不异庙，只共一堂，排列以西为上。则将来祧其髙祖，只趱得一位死者，当移在祢处。如此则只当祔祢，今祔于祖，全无义理。但古人本是祔祖，若卒改之后世，或有重立庙制，则又须改也。○问周制有大宗之礼，乃有立适之义。今大宗之礼废，无立适之法，而子各得以为后，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曰：「宗子虽未能立，然服制自当从古，是亦爱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汉时宗子法已废，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此礼意犹在也。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
译王朝的大夫，从上古到后世都不改变他们最初来的姓氏名号，那么必定有太祖。又如季氏这类人，世代都不更改他们的称号。郑父说《春秋》时期已经是世袭卿位，不取决于天子。先生说道：“不只是《春秋》，比如《诗经》中说‘南仲太祖’，南仲是文王时代的人，到了宣王时代仍称为太祖。不知道古代世袭俸禄但不世袭官职的制度是怎样的？”○有人问祭祀的礼仪说：“司马光祭祀从曾祖以下，程颐认为高祖有丧服在身应当祭祀，现在在遗书中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古代礼仪中没有的，由程颐创立，所以使人能够尽到孝敬追念远祖的道义。”○古人之所以附祭于祖父，是因为有宗庙制度，昭穆次序相对。将来祧迁远祖时，就把新死的人安放在祖父的庙里，所以设置附祭预先告知。现在不分开宗庙，只是共在一个厅堂，排列以西边为上。那么将来祧迁高祖，只是腾出一个死者位置，应当移到父亲那里。这样的话就只应当附祭父亲，现在附祭祖父，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古人本来是附祭祖父，如果死后改变，后世有人重新建立宗庙制度，那就又需要改变了。○有人问周代制度有大宗的礼仪，于是有立嫡子的意义。现在大宗的礼仪废除了，没有立嫡子的方法，而儿子各自都能作为父亲的后嗣，那么长子幼子应当没有区别。回答说：“宗子虽然未能确立，但丧服制度自然应当遵循古制，这也是爱惜礼仪保存礼意的意思，不可以随意更改。比如汉代宗子法已经废除，但诏令还说‘赐给应当作为父亲后嗣的人爵位提升一级’，这是礼意还在。怎么能说宗法废除了而所有儿子都能作为父亲的后嗣呢？”
陈氏埴曰：宗法之立，嫡长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统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当禀大宗而后行。小宗所以统其兄弟，如同祢者，有大事则同祢之兄弟当禀继祢之小宗而后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尽多。故一人之身，从下数至始祖，大宗惟一；数至髙祖，小宗则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亲，人伦不乱，岂非眀嫡庶之分，有君臣之义，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与？
吴氏澄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谓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庙子孙。虽不世爵，而犹世禄。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庙，而支子不得与焉。宗子出在他国而不复，然后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与国咸休，而无时或替也。」
礼乐【諡法附】
程子曰：「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导之耳。礼之噐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噐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大凡礼，必须有意，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律者自然之数，至如今之度量权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为凖则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于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今尺长于古尺，欲尺度权衡之正，须起于律，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将上下声考之，须得其正，便将黍以实其管，防管实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山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防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昔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为定也。
张子曰：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在上者未能穷，则在后者乌能尽？今礼文残阙，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礼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以《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令人可听。今日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徳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髙，亦不可以太下。太髙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
欧阳氏脩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逹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嵗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懽忻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闲。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逹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逺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噐，一切用秦。其闲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逺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茍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未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闲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
译陈氏埴说：宗法的确立，嫡长子的尊贵，其中含有君道的意义。大宗是用来统率整个宗族的，凡是合族中有大事，应当禀告大宗之后才能施行。小宗是用来统率兄弟的，如同共祭父辈的，若有大事，则共祭父辈的兄弟应当禀告继承父位的小宗之后才能施行。一个宗族之中，大宗只有一人，小宗则有很多。所以一个人，从下往上数到始祖，大宗只有一位；数到高祖，小宗则有四位。古代宗族人情相亲，人伦不乱，难道不是明确了嫡庶的区别，具有君臣的道义，由大宗小宗的制度而造成的吗？
吴氏澄说：“古代的大夫、元士有家。有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都邑，有食采的田地，用来供奉宗庙和子孙。虽然爵位不世袭，但俸禄却世代相传。继承家业的宗子，世代守护其宗庙，而支子不得参与。宗子出在他国而不回来，然后才命令他的兄弟或族人主持宗庙事务。这就是古代大夫、士的家之所以与国家共同享有福运，而没有时刻衰替的原因。”
礼乐【附谥法】
程子说：“礼的根本出自民众的情感，圣人只是顺势引导罢了。礼的器物出自民众的风俗，圣人只是顺势加以节制和修饰罢了。圣人如果再次出现，必定依据当今的衣服器物来加以节制和修饰，他所说的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在于当时的君王斟酌增减罢了。”○大凡礼，必须有意蕴，礼所尊重的，是尊重它的意义，失去了意义，只陈列那些仪节，那是祝史这类人的事。○先王的音乐，必须用律吕来考定其声音，如今律吕既不可求，人的耳朵又不可完全相信，这正是难以求得的地方。中正的声音必须合乎律吕，律吕得不到，那么中正的声音就没有办法显现。律吕是自然的数理，直到如今的度量衡，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如今的方法暂且作为标准还可以，不像古代的方法。这些东西虽然出于自然，也必须人为制作，但古人制作得合乎自然，至于圆规方矩，则极尽天下的方圆。○现在的尺比古代的尺长，想要尺度权衡正确，必须从律吕开始，律吕取黄钟，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世上自有懂音乐的人，将上下声音考定，必须得到正确的标准，然后用黍米填满它的管，看管子实有几粒黍米，然后推演而定下法则。古代法律管应当实一千二百粒黍米，如今羊头山的黍米不相应，就将几种黍米验证，看如何大小者才符合其数，然后定为标准。从前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的黍米，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的用，这特别没有定为标准。
张子说：礼，就是理。必须学尽穷理，礼是用来实行其义的。知道理就能制定礼。然而礼是出于理之后的。如今在上位的人未能穷尽理，那么在后的怎么能穷尽呢？如今礼文残缺，必须先求得礼的意义，然后观察礼。符合这个礼的，就是圣人的制度；不符合的，就是诸儒添加进去的，可以取舍。○古乐不可见，大概是因为今人追求古乐太深，才开始认为古乐不可知。只以《虞书》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聲”来寻求，得到乐的意义，大概尽在于此。诗只是言志，歌只是延长其言罢了，只要转变其声音，令人可听。如今唱歌的人也以转变声音而不改变字音为善。歌长言之后，却要合乎律吕。律吕则懂音乐的人知道。知道这声音合乎何律，古乐所以培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来谈论音乐的人，只求哀伤。所以晋平公说：“没有比这更哀伤的声音了吗？”哀伤就只以感动人不善之心。歌也不可以太高，也不可以太低。太高就进入急促杀伐，太低就进入舒缓。大概穷究根本知道变化，是乐的情致。
欧阳氏脩说：从夏商周三代往上，治理出于一体，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从三代往下，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古代，宫室车舆作为居住，衣裳冕弁作为服饰，尊爵俎豆作为器物，金石丝竹作为音乐，用来祭祀郊庙，用来临朝治政，用来事奉神明而治理百姓。其岁时聚会作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作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作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悲哀快乐，凡是百姓的事，没有不一出于礼的。由此教导百姓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的，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朝夕从事的，无非是这个。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一体，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道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的原因。等到三代已亡，遭遇秦朝变革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室车服器物，一切沿用秦制。其间虽有想要治理的君主，思考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制于时俗，稍加损益，大体安于苟且简略而已。他们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务，说这是政治，所以治理百姓。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收藏于有司，时而出而用之，郊庙朝廷，说这是礼，所以教化百姓。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所以自汉朝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俯伏兴起的节次，都是有司的事罢了，所谓礼的末节。然而用在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都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
朱子曰：「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脩，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古乐亦难遽复，且如今乐中去其噍杀促数之音，并攷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辞命之官制撰乐章，其闲畧述教化训戒及宾主相与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类，令人歌之，亦足以养人心之和平。」○问：「先生所谓古礼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见行礼仪增损用之，庶其合于人情，方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则礼中所载冠婚丧祭等仪，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礼岂不可行，但丧祭有繁杂耳。」问：「若是则非理眀义精者不足以与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田税亦须要均，则经界不可以不行，大纲在先正沟洫。又如孝悌忠信人伦日用闲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徧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防大本大原。曾子説：「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貎斯逺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逺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许多正是笾豆之事，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到孟子已是不説到细碎上，只説「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逹于庶人。」这三项便是大本大原。○问：「南北郊之辨？」曰：「如礼説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书谓用牲于郊及社于新邑，此其眀验也。故本朝亦尝分南北郊，至徽宗时又不知何故却合为一。」又曰：「周礼亦只是説祀昊天上帝，不説祀后土，故先儒説祭社便是。」又问：「周礼大司乐冬至奏乐于圜丘以礼天，夏至奏乐于方丘以礼地？」曰：「周礼中止有此。」説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之説，余皆无眀文。又曰：周礼他处不説，只宗伯以黄琮礼地，注谓夏至地神在昆仑；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注谓祀于北郊；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方丘奏之。他书亦无所考。又曰：后来人説地便是后土，见于书传，言郊社多矣。某防来不要如此也，自还有方泽之祭。○问后土氏之祭曰：极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谓土地者。郊特牲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教民羙报焉。故家主中霤，而国主社。观此则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盖自上古陶为土室，其当中处上为一窍以通眀，名曰中霤。及中古有宫室，亦以室之中央为中霤，存古之旧，示不忘本。虽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谓皇天后土之大者也。○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阙一，就中乐之教尤亲切。防教胄子只用乐，大司乐之职也。是用乐教人，朝夕从事于此，盖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缓也，不得久之都换了一副情性。○问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曰：古人作诗只是説他心下所存事説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作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去就他乐，如何解兴起得人？○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长。○问国语云：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钟，木长七尺，系之以▯。不知其制云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钟为宫，便用林钟为徴，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徴，这七律自成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须先吹律，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作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
译朱子说：“古代的礼仪繁琐细密，后人对礼仪日益疏略。然而在当今时代想要推行古礼，恐怕情感与文饰不相称。不如就在当今人们所行的礼仪中进行删减修订，使其有节制、文饰、制度、数量以及等级差别，这就足够了。古乐也难以立刻恢复，暂且如在当今音乐中去掉那些急促短促的音调，并考究其律吕，使其得到正统。再让掌管辞令的官员制作乐章，其中简略地叙述教化训诫以及宾主相互交往的情意，以及如君主对待臣下的恩意之类，让人歌唱，也足以培养人心的平和。”
问：“先生所说的古礼繁文不可考究，想要取当今现行的礼仪增减使用，大概能合乎人情，才为有益，是这样吗？”回答说：“确实如此。”问：“如果是这样，那么礼中所记载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仪式，有可以实行的吗？”回答说：“像冠礼、婚礼难道不可以实行吗，只是丧礼、祭礼有繁杂之处罢了。”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不是明理精义的人不足以从事于此吗？”回答说：“确实如此。”问：“井田制和封建制如何？”回答说：“也有可以实行的，比如对有功劳的臣子封给一个乡，像汉代的乡亭侯，田税也必须均平，那么经界不可以不实行，大纲在于先整治沟洫。又如孝悌忠信等人伦日常事务，编成乐章，让人歌唱，仿照《周礼》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也可以代替如今粉壁上所写的条禁。”
圣人有所作为，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另有安排，看待许多琐碎的制度都像具文，且是要理防大本大原。曾子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仪容举止端正就能远离粗暴傲慢，脸色端正就能接近诚信，言辞气息温和就能远离鄙陋悖逆，笾豆之类的事务则有司存。”上面那些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的许多正是笾豆之事，夫子哪里不学，又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到孟子时已经不说细碎的了，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我曾听说过：“三年之丧，穿粗麻布衣，喝稀粥，从天子到庶人。”这三项便是大本大原。
问：“南北郊的分别？”回答说：“如礼说郊祭用特牲而社稷用太牢，《尚书》说在郊外用牲以及在社祭于新邑，这是明显的证据。所以本朝也曾分南北郊，到徽宗时又不知何故合为一。”又说：“《周礼》也只是说祭祀昊天上帝，不说祭祀后土，所以先儒说祭社便是。”又问：“《周礼》大司乐冬至在圜丘奏乐以礼天，夏至在方丘奏乐以礼地？”回答说：“《周礼》中只有这些。”说更有祭祀大神、享大鬼、祭大〇的说法，其余都没有明文。又说：《周礼》其他地方不说，只说宗伯用黄琮礼地，注说夏至地神在昆仑；典瑞用两圭有邸以祀地，注说在北郊祭祀；大司乐夏至在泽中方丘奏乐。其他书也没有考证。又说：后来人说地就是后土，见于书传，言郊社的多了。我看来不要这样，自还有方泽之祭。
问后土氏之祭说：极而言之，也似僭越，这就是古人的中霤之祭，即现在所谓的土地神。郊特牲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所以尊天而亲地，教民美报。所以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看这个就知道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间也可以祭。大概自上古陶为土室，其当中处上开一窍以通明，名叫中霤。到中古有宫室，也以室之中央为中霤，保存古旧，表示不忘本。虽说是土神，但只以小者言之，不像天子所说的皇天后土之大者。
古代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缺一，其中乐之教尤亲切。教胄子只用乐，是大司乐的职责。是用乐教人，朝夕从事于此，因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缓，不得久之都换了一副情性。
问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 律和声。回答说：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音。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作言语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了。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来就他乐，如何能兴起得人？
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如果说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但不得中声，终不是本朝太祖神圣特异，起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 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的乐及本朝的乐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长。
问《国语》云：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说：均谓均钟，木长七尺، 系之以〇。不知其制如何？回答说：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钟为宫، 便用林钟为徵، 太蔟为商، 南吕为羽، 姑洗为角، 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成一均。其声自相和谐，古人要合声，须先吹律، 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必不懂，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 后来只依此为准。《国
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一▯是全律底黄钟，只是散声。又自黄钟起至应钟，有十二▯，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云戊巳土，律中黄钟之宫。詹卿以为阳生于子至午而尽，到未又生出一黄钟。某思量得不是如此。如京房律准十三▯中，一▯为黄钟不动，十二▯却柱起应十二月。○问《周礼》祭不用商音，或以为是武王用厌胜之术，窃疑圣人恐无此意。曰：曾见乐家言，是有杀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无商调，不是无商音。奏起来五音依旧皆在。如今人曲子所谓黄钟宫、大吕羽，此便是调。谓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亦是宫声，便是宫调。若是其中桉拍处，那五音依旧都用。
译《乐书》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它的制度是十三个徽位，其中一个徽位是全律的黄钟，只是散声。又从黄钟开始到应钟，有十二个徽位，要取什么音，就用柱子在徽位上逐寸逐分地按定来取音，确立“均”的意思，本来只是这样。又说戊己属土，律中对应黄钟之宫。詹卿认为阳气生于子位到午位而尽，到了未位又生出一个黄钟。我思考后认为不是这样。比如京房律准十三个徽位中，一个徽位作为黄钟不动，十二个徽位却按起对应十二个月。
问：《周礼》祭祀不用商音，有人认为这是武王使用厌胜之术，我私下怀疑圣人恐怕没有这个意思。回答说：曾见过乐家说，商音有杀伐之意，所以祭祀不用。然而，恐怕是没有商调，而不是没有商音。演奏起来五音依旧都在。如今人曲子所说的黄钟宫、大吕羽，这就是调。比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也是宫声，就是宫调。如果是其中按拍的地方，那五音依旧都用。
陈氏淳曰：「人徒见升降裼袭有类乎美观，铿锵节奏有近乎末节，以为礼乐若无益于人者。抑不知释回增美，皆由于礼器之大备；而好善听过，皆本于乐节之素眀。礼以治躬，则庄敬不期而自肃；乐以治心，则鄙诈不期而自销。盖接于视听者，所以养其耳目，而非以娱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导其血气，而非以乱其血气。则礼乐之用可知矣。」
程子曰：「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羙恶之諡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故歴代圣君贤相，莫不持此以励世风也【以下諡法】
司马氏光荅程子书曰：「承问及张子厚諡，仓卒奉对，以汉魏以来此例甚多，无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尽。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諡。』爵谓大夫以上也。《檀弓》记礼所由失，以谓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子厚官比诸侯之大夫，则已贵，宜有諡矣。然《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之没，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諡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门人厚▯颜渊，孔子叹不得视犹子也。君子爱人以礼。今关中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于古礼，非子厚之志。与其以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子、孟贞曜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为比乎？」
兵政
程子曰：「古者以少撃众而取胜者多。盖兵多亦不足恃。袁绍以十万阻官渡，而曹操只以万卒取之。王莽百万之众，而光武昆阳之众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则只是数千人取之。苻坚下淮百万，而谢▯才二万人，一麾而乱。以此观之，兵众则易老，适足以资敌人，一败不支，则自相蹂践。譬之一人躯干极大，一人轻防，两人相当，则拥肿者迟钝，为轻防者出入左右之，则必困矣。」○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
杨氏时曰：传曰：「秦之鋭士不可当，齐晋之节制；齐晋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窃谓虽有仁义之兵，茍无节制，亦不可以取胜。《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也，歩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齐焉。」其节制之严，盖如此。故诸葛孔眀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此之谓也。○王者之兵，未尝以术胜人，然亦不可以计败。后世惟诸葛亮、李靖为知兵。如诸葛亮已死，司马仲逹观其行营军垒，不觉叹服。而李靖惟以正出竒，此为得法制之意。
朱子曰：「看古来许多阵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廵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畧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阵，地方则须布方阵，亦岂容槩论也。」○今日之患，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曰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变而通之，则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责之郡守，他分眀谓之郡将。若使之练习士卒，脩治器甲，筑固城垒，以为一方之守，岂不隠然有备而可畏？○因论保伍法，或曰：「此诚急务。」曰：「固是，先王比闾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从这里作起，所谓分数是也。」兵书云：「驭众有多寡分数，是也。」防是统驭几人，只是分数眀，所以不乱。王介甫鋭意欲行保伍法，不曾作得成。范伯逹为袁州万载令，行得保伍极好，自来言保伍法无及之者。每有疑似无行止人，保伍不敢着，互相传送至县，县验其无他，方令传送出境讫。任满无一寇盗。
真氏徳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择将。将之勇怯，兵实系焉。天下无必胜之兵，而有不可败之将。昔人未尝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后，则有纪律焉，马燧之练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则有差择焉，马隆之立标拣试是也。」
刑罚
程子曰：「君子之于
译陈淳说：“人们只看到升降、袒衣、加衣等仪节似乎美观，铿锵的节奏似乎近于细枝末节，认为礼乐对人没有益处。却不知道消除邪僻、增进美德，都源于礼器的大备；而喜好善行、听受规劝，都本于乐律的素明。礼用来治理自身，那么庄重恭敬不期而然地自然肃穆；乐用来治理内心，那么鄙陋欺诈不期而然地自然消解。大概接触视听的，是用来涵养耳目，而不是用来娱乐耳目；表现于舞蹈的，是用来疏导血气，而不是用来扰乱血气。那么礼乐的功用就可以知道了。”
程颐说：“刑罚虽然严厉，只能警戒一时；爵位赏赐虽然厚重，不能影响到后世。只有善恶的谥号一定，那么荣辱的名声就不朽了。所以历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没有不凭借这个来激励世风的。【以下是谥法】
司马光回复程颐的信说：“承蒙问及张载的谥号，仓促间回答，认为从汉魏以来这类例子很多，没有不可行的。退下来思考，觉得有所未尽。私下认为张载平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今世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大概不值得效法。《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檀弓》记载礼制失传的原因，认为士人有诔辞，是从县贲父开始的。张载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尊贵，应该有谥号了。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来为尊者作诔，诸侯互相作诔尚且是不合礼的，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再为他定谥号。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不能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君子爱人要合乎礼制。现在关中各位想为张载定谥号，却不合乎古礼，这不是张载的志向。与其把他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子、孟贞耀相比，那样尊崇他，何不把他和孔子相比呢？”
兵政
程颐说：“古代以少胜多而取胜的情况很多。大概兵力多也不足以依赖。袁绍用十万兵力阻挡官渡，而曹操只用一万士兵就夺取了。王莽有百万大军，而光武帝在昆阳的军队只有八千，还有在城中的，那么只是几千人就夺取了。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淮河，而谢玄只有两万人，一挥旗就乱了。由此看来，兵力众多就容易疲惫，正好足以资助敌人，一旦失败支撑不住，就自相践踏。比如一个人躯干极大，一个人轻便，两人相当，那么臃肿者迟钝，被轻便者左右出入，就必然困窘了。”○韩信说“多多益善”，只是指编制分明。
杨时说：传书说：“秦国的精锐士兵不可抵挡，齐晋的节制；齐晋的节制不可以抵挡商汤周武的仁义。”私下认为虽然有仁义的军队，如果没有节制，也不可以取胜。《甘誓》说：“左边不攻击左边，你是不恭敬命令；右边不攻击右边，你是不恭敬命令。”《牧誓》说：“不超过六步，停下整齐；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砍杀，停下整齐。”其节制的严格，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诸葛亮说：“有节制的军队，无能的将领，不可以打败；无节制的军队，有能的将领，不可以取胜。”说的就是这个。○王者的军队，不曾以权术战胜别人，然而也不可以因计谋而失败。后世只有诸葛亮、李靖懂得用兵。比如诸葛亮已死，司马懿观察他的行营军垒，不觉叹服。而李靖只以正兵出奇兵，这是得到了法制的意旨。
朱熹说：“看古来许多阵法，遇到征战也未必用得上。所以张巡用兵，不曾仿效古代兵法，不过使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大概不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方圆就须布圆阵，地方方就须布方阵，又岂能一概而论呢？”○今天的祸患，在于主管军队的官员多，朝廷虽然知道他们无用，姑且保留他们的名号，耗费国家的钱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兵，使士兵在下面困顿怨恨。如果不改变变通，那么祸害没有尽头。总之，这件事只可以责成郡守，他分明被称为郡将。如果让他训练士兵，修治器械铠甲，筑固城垒，作为一方的守卫，岂不是隐然有准备而可畏吗？○因为讨论保伍法，有人说：“这确实是急务。”说：“固然是，先王比闾什伍的法度，就是这个法度，都是从这里做起，所谓编制分明就是。”兵书说：“驾驭众人有多寡的编制，就是这个。”防备是统驭几人，只是编制分明，所以不乱。王安石锐意想要实行保伍法，不曾做成。范仲淹做袁州万载县令，实行保伍极好，从来谈论保伍法没有比得上他的。每当有疑似没有行止的人，保伍不敢收留，互相传送至县，县查验他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他传送出境完毕。任期届满没有一起寇盗。
真德秀说：“古代使用武力的人，不急于治理军队，而急于选择将领。将领的勇怯，军队确实系于他。天下没有必胜的军队，而有不可败的将领。前人未曾不使用民兵，然而招募之后，就有纪律，马燧训练戍守的精卒就是这样。刚开始招募时，就有差择，马隆设立标准拣选测试就是这样。”
刑罚
程颐说：“君子对于
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于恻而已。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
译审理案件，竭尽忠诚罢了；对于判处死刑，心怀怜悯罢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忠诚的，而审慎断案、延缓死刑，是最为重大的。
胡氏宏曰：「生刑轻则易犯，是教民以无耻也；死刑重则难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轻重不相悬，然后民知所避，而风化可兴矣。」
朱子曰：「以舜命臯陶之辞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眀克允，则或刑或宥，亦惟其当，又岂一于宥而无刑哉？今必曰尧舜之世有宥而无刑，则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是圣人之心不忍于元恶大憝，而反忍于衔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谓怙终贼刑，刑故无小者，皆为空言也。夫刑虽非先王所恃以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为非，则所谓伤肌肤以惩恶者，亦既竭心思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茍采陈羣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支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絶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以肆焉，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先王之义刑义杀，虽或伤民之肌肤，残民之躯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于为恶，是乃所以正直辅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陷于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至于鄙儒姑息之论，异端报应之説，俗吏便文自营之计，则又一以轻刑为事。然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则不讲乎先王之法之过也。○今人説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若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防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説，繋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
陆氏九渊曰：「五刑五用，古人岂乐施此于人哉？天讨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善观大舜、孔子寛仁之实者，于四裔、两观之闲而见之矣。近时之言寛仁者，则异于是。盖不究夫寛仁之实，而徒欲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谓以不禁奸邪为寛大，纵释有罪为不苛者也。罪疑惟轻，罪而有疑，固宜为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谓罪疑者也。使其不经甚明而无疑，则天讨所不容释，岂可失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使在趋走使令之闲，簿书期会之际，偶有过误，宥之可也。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蠧国，则何以宥为？于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则为伤善，为长恶，为悖理，为不顺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谏诤
程子曰：「夫钟怒而撃之则武，悲而撃之则哀，诚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也。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説，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或曰：「邹浩以极谏得罪，世疑其卖直也。」曰：「君子之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
刘氏安世曰：「书」称尧之徳曰：「稽于众，舍己从人。」舜戒其臣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傅説之复于髙宗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然则古之聪眀睿知之君，所以能大过于人者，未有不以求諌为先务也。
真氏徳秀曰：为人君者，受谏则眀，拒谏则昏。眀则君子得以自尽，昏则小人得以为欺。故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谏；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谏。彼小人者，岂以受谏为不羙哉？盖正论胜则邪説不容，公道行则私意莫逞，故其术不得不出诸此。○欲諌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谏。倘在已则知尽言以谏君，而于人则不欲尽言以谏我，是以善责君而未尝以善责已也，其可乎哉？故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为救己之过，而不以为形己之短；以为爱己，而不以为轻己；以为助己，而不以为异已，然后可称宰相之度矣。
许氏衡曰：「后世臣子谋于君，只説利害。有如
译胡氏宏说：“活刑太轻就容易触犯，这是教百姓无耻；死刑太重就难以悔改，这是断绝百姓自新的道路。活刑与死刑的轻重不相悬殊，然后百姓才知道所当避忌，而社会风气就可以兴盛了。”
朱熹说：“拿舜命令皋陶的话来考察，士官所掌管的只有象刑和流放这两种方法罢了。他说‘只有明察才能公允’，那么或刑罚或宽恕，也都只在于恰当，又岂是一味宽恕而没有刑罚呢？现在如果一定说尧舜的时代只有宽恕而没有刑罚，那就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受刑了。这是圣人的心不忍心对待元凶大恶，反而忍心对待含冤抱痛的良民。这是所谓‘怙恶不悛、坚持作恶者处以刑罚，故意犯罪者没有轻罪’的话，都成了空话。刑罚虽然不是先王所依赖来治理天下的，但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禁止百姓做坏事，那么所谓伤害肌肤来惩戒恶行，也是竭尽心思之后继之以不忍人之政的一个方面。现在徒刑和流刑既不足以制止穿墙越户、淫乱放纵的奸邪，而那些过于沉重的刑罚，又有不该死却死了的情况。如果采纳陈群的提议，一律用宫刑和刖刑来处置，那么虽然残害他们的肢体，却实际上保全了他们的性命，而且断绝了他们作乱的根本，使后来的人没有机会放肆，这难道不是上符合先王的心意，下适合当世的时宜吗？”○先王的合乎道义的刑罚和合乎道义的杀戮，虽然有时伤害百姓的肌肤，残害百姓的性命，但刑罚一人而天下的人震惊不敢肆意作恶，这正是用来正直地辅助教化，从而保全他们恒常的本性。后世议论刑罚的人不知道出于这个宗旨，那些陷入申不害、商鞅刻薄做法的，已经不值得议论；至于鄙陋儒生的姑息之论，异端邪说的报应之说，俗吏为了省事营私的计谋，则又是一味以减轻刑罚为事。然而刑罚越轻就越不足以敦厚百姓的习俗，往往反而助长他们悖逆作乱的心，使得诉讼更加繁多，这是不讲究先王法度的过错。○现在议论减轻刑罚的人，只看见犯罪的人值得怜悯，却不知道被伤害的人更值得同情。比如抢劫杀人的人，人们多为他求生，全然不念死者是无辜的，这是只替盗贼打算而不替良民着想。如果像酒税、伪造纸币以及饥荒时盗窃之类，还可以根据情理推究其轻重大小来处置。○诉讼面前是非分明，事情容易防范，但真情与虚伪难以通达，有时旁边没有佐证，双方各执一词，关系到人性命的地方，必须仔细思量，还恐怕有错误呢。
陆氏九渊说：“五刑五种用法，古人难道乐意施加给别人吗？是天讨有罪，不得不这样罢了。所以大舜有对四裔的惩罚，孔子有对两观的诛杀。善于观察大舜、孔子宽仁实质的人，在四裔、两观的事情上就能看到了。近来谈论宽仁的人，则与此不同。大概是不探究宽仁的实质，而只想为容纳奸邪、隐藏恶行提供场所，几乎就是所谓以不禁止奸邪为宽大，以纵容释放有罪者为不苛刻。罪疑惟轻，罪行有疑，固然应该从轻。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经，说的是罪行有疑的情况。如果罪行非常明确而没有疑问，那么天讨所不容释放的，难道可以失于宽纵吗？宽恕过失没有大小之分，惩罚故意犯罪没有小罪。如果在奔走使令之间，文书期限之际，偶然有过失错误，宽恕他是可以的。如果贪婪奸邪，出于内心而达到伤害百姓、蛀蚀国家的程度，那么凭什么宽恕呢？在不可失于惩罚的地方失于惩罚，在不可宽恕的地方宽恕，那就是伤害善人，助长恶行，违背道理，不顺从天意，大概不是先王的政事了。”
谏诤
程子说：“钟愤怒时敲击它就发出武声，悲伤时敲击它就发出哀声，是诚意的感通而入。告诉别人也是这样，古人之所以斋戒来告诉君主。提前斋戒告诫，潜心思虑存养诚意，希望感动君主的心。如果让君主忙于职事，思绪纷繁，等到到了君主面前，然后修饰言辞，只凭口舌感动人，不也太浅薄了吗？”○有人说：“邹浩因为极力进谏而获罪，世人怀疑他是卖直。”回答说：“君子对于别人，应当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不应当在无过错中寻求有过错。”
刘氏安世说：“《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舍弃己见听从别人。’舜告诫他的臣下说：‘我如果有违背，你们要辅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有怨言。’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在道义中寻求；有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在非道义中寻求。’傅说回复高宗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圣明。’那么古代聪明睿智的君主，之所以能大大超过别人的，没有不以寻求劝谏为首要任务的。
真氏德秀说：做君主的，接受劝谏就明智，拒绝劝谏就昏庸。明智那么君子得以尽力，昏庸那么小人得以欺骗。所以做君子的人，只怕他的君主不接受劝谏；做小人的人，只怕他的君主不拒绝劝谏。那些小人，难道认为接受劝谏不美好吗？大概是正论胜利那么邪说就不能容身，公道施行那么私意就不能逞强，所以他们的计谋不得不出于此。○想要劝谏君主的人，必须先能接受别人的劝谏。如果在自己这里知道尽力直言来劝谏君主，而在别人那里却不希望别人尽力直言来劝谏我，这是善于责备君主却未曾以善道责备自己，这可以吗？所以做大臣，一定要把下属的言论当作补救自己的过错，而不当作显露自己的短处；当作爱护自己，而不当作轻视自己；当作帮助自己，而不当作异己，然后才可以称得上宰相的气度。
许氏衡说：“后世臣子向君主谋划，只说利害。如果有如
此，以利害相恐动，则利害不应时，便不信矣。人只当言义理，可与不可，当与不当。且如天道福善祸淫，有时而差，是祸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当于义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译如果用利益和灾祸来相互恐吓、动摇人心，那么一旦利益和灾祸没有及时应验，人们就不会相信了。人只应当谈论义理，讨论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况且天道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恶人，有时也会出现偏差，因此祸福也是不足以完全信赖的。人只应当在义理上做得恰当罢了，对于利益和灾祸一概不予顾虑。
祯异
程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人有喜事，气见面目。圣人不贵祥瑞者，盖因灾异而脩徳，则无损；因祥瑞而自恃，则有害也。」○《春秋》书灾异，盖非偶然。不云「霜陨」，而云「陨霜」；不云「夷伯之庙震」，而云「震夷伯之庙」，分眀是有意于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气壮则不为疾，气羸弱则必有疾。非天固欲为害，人事徳不胜也。如汉儒之学，皆牵合附会，不可信。
张子韶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既前知之，则以诚造化，转移变易，使祸为福，妖为祥，亡为兴，盖无难也。」朱子曰：「至诚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则非诚矣。夫转祸为福，易灾为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观之，则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圣贤，遇灾而惧，严恭只畏，以正厥事，犹不敢庶几其万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宁』？岂曰转移变易而无难哉！」
陆氏九渊曰：「昔之言灾异者多矣，如刘向、董仲舒、李寻、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阴阳之理，而陈于当时者非一事矣。然君子无取焉者，为其着事应之故也。孔子书灾异于《春秋》，以为后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为其不着事应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类，不能无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将忽焉而不惧。孔子于《春秋》着灾异，不着事应者，实欲人君无所不谨，以荅天戒而已。」
真氏徳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异众而戒，未必不安。顾人主应之者如何耳。」
问天变，许氏衡曰：「胡氏一説，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妇有所触渎而怒，亦有父母别生烦恼时，为子者皆当恐惧脩省。」此言殊有理。
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二
译祯异
程颐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征兆；人有喜事，喜气就会显现在面容上。圣人不看重祥瑞，是因为如果因为灾异而修德，就没有损害；如果因为祥瑞而自恃，就会有害处。”《春秋》记载灾异，大概不是偶然的。不说“霜陨”，而说“陨霜”；不说“夷伯之庙震”，而说“震夷伯之庙”，分明是有意针对人而言的。天与人之间的道理，自有相契合之处。人事得当，天就不会降下灾祸；人事不当，天就会降下灾祸。人事常常顺应天理，天象的变化并非仅仅对应人事。比如严寒酷暑，这是天的常理，但人气血旺盛就不会生病，气血虚弱就一定会生病。并非天本来就想要害人，而是人事的德行不足以胜天罢了。像汉代儒者的学说，都是牵强附会，不可相信。
张子韶说：“至诚的道理，可以预先知晓。既然预先知晓，就用诚心去感化造化，转移变化，使祸变为福，妖变为祥，亡变为兴，大概没有什么困难。”朱熹说：“至诚的道理，不可以随意用来转移变化，那样就不是诚了。至于转祸为福，易灾为祥，从太戊、高宗的事情来看，道理固然如此，但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古代的圣贤，遇到灾异就恐惧，严肃恭敬，敬畏上天，以此来端正自己的事务，还不敢期望万一的成功，所以说：‘瞻仰昊天，何时能赐给我们安宁？’哪里是说转移变化而没有困难呢！”
陆九渊说：“从前谈论灾异的人很多，像刘向、董仲舒、李寻、京房、京房、翼奉这些人，都通晓阴阳的道理，而在当时陈述的也不止一件事。然而君子不采纳他们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把灾异与具体事件对应起来。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作为后世君王的警戒，而君子采纳孔子的观点，是因为他不把灾异与具体事件对应起来。广泛引用物情，曲折指出事类，不能没有偶然契合的情况，但一旦有不契合的地方，君主就会忽视而不恐惧。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不记载具体事件的对应，实在是想让君主无所不谨慎，以回应上天的警戒罢了。”
真德秀说：“祥瑞多而自恃，未必不危险；灾异多而警戒，未必不安定。关键在于君主如何应对罢了。”
问天变，许衡说：“胡安国的一个说法，好比父母嗔怒，可能是子女有所触犯而怒，也有父母别生烦恼的时候，作为子女的都应该恐惧修省。”这话很有道理。
御纂性理精义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