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蕴第四
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读此四书，然后看《诗》《书》《礼》《乐》，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论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为元妙之说。」
译在《大学》之前，没有别的书能提纲挈领，从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义理；不参照《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从而达到《中庸》的终极旨趣。然而，如果不能在《中庸》中领会其极致，又凭什么确立根本、治理常道，进而遍读天下之书、议论天下之事呢？如果明白了这四部书，还有什么书不能读，什么道理不能探究，什么事不能处理？读了这四部书，然后再去看《诗》《书》《礼》《乐》这些上古之书，其中没有比《易》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然而这两部书都不容易看懂，《论语》《孟子》下功夫少，见效多；六经下功夫多，见效少。孔子平时雅正地谈论的，是《诗》《书》和执守礼制，从未涉及《易》。孔子平时教导人只是这样，现在的人却先谈论玄妙深奥的学说。
朱子曰：「大学是为学纲领。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节看，致知诚意是学者两关，致知乃梦与觉之关，诚意乃善与恶之关。又云：诚意是人鬼关。看大学，且逐章理会，先将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又曰：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了。读大学，岂在他言语？正欲试验之于心，如何如好好色，恶恶臭？验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闲居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则猛勇奋跃不已，必有长进。今不知如此，书自书，我自我，何益之有？」
朱子曰：「孔门答问，曾子闻得底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得底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顺便？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问：「与点一段」曰：「《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舜』都是做工夫处。」昔五峰于京师问龟山读书法，龟山云：「先读《论语》。」五峰问：「《论语》二十篇以何为要？」龟山曰：「事事紧要看。」此可见。
朱子曰：「孟子之书明白亲切，无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读。」又曰：「孟子说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
朱子曰：「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旨，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广之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集注至于训诂，皆子细者，盖要人字字思索，则莫要只作等闲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或问何以言诚为中庸之枢纽也？曰：『诚者，实而已矣。』中庸大指，专以发明实理之本然，欲人之实此理之无妄，故其言虽多，而其枢纽不越乎诚一之言也。读中庸者，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沈潜乎句读文义，以闲以会其归；必戒谨恐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游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原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朱子曰：「诗之为经，人事洽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以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指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闲，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刱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读《关雎》，问其训诂名物，皆不能言，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曰：『若如此读诗，只消此八字，更添『思无邪』十一言后，便无话可说，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读诗必如三复《白圭》，方是有味。」
朱子曰：「尚书贯通，犹是第二义。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朱子曰：「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他皆是讲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仪礼载其事，礼记明其理。礼仪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大节有三百条，威仪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斋之类，皆是其中。小节有三千条。」
朱子曰：「乐记文章颇粹。《乐记》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必是古本流传得此个文
译朱子说：“《大学》是治学的纲领。通晓了《大学》之后，再去研读其他经典，那些内容是格物致知的事；那些内容是诚意正心的事；那些内容是修身的事；那些内容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格物致知是穷究这个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认这个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推衍这个理。要把这三部分分开来看，致知和诚意是学者必须跨越的两道关口，致知是梦与醒的关口，诚意是善与恶的关口。又说：诚意是人鬼的关口。研读《大学》，应当逐章去理解，先将原文诵读熟练，其次用《章句》来解释原文，再用《或问》来参证《章句》。又说：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章句》就可以了；时间久了，又只看正经就可以了；再久一些，自然心中就有一部《大学》，连正经也不用看了。读《大学》，难道在于那些言语吗？正是要在心里加以验证，如何像喜爱美色、厌恶恶臭那样？验证我们的心，果真能这样吗？闲居时做不善之事，果真会有这种情况吗？一旦有一点达不到，就要猛烈振奋、不懈追求，必定会有长进。现在不知道这样去做，书是书，我是我，有什么益处呢？”
朱子说：“孔子门下回答问题的话，曾子听到的，颜回未必听到；颜回听到的，子贡未必听到。如今却都合编在《论语》这一本书中，后世的学者难道不觉得方便吗？只是担心自己不用心罢了。”有人问：“关于曾皙（点）的那一段。”朱子说：“《论语》整部书，从‘学而时习之’到‘尧舜’，都是下工夫的地方。”从前五峰在京城向龟山请教读书的方法，龟山说：“先读《论语》。”五峰问：“《论语》二十篇以什么为关键？”龟山说：“事事都要紧要看。”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朱子说：“《孟子》一书明白亲切，没有什么可疑的，只要每天熟读。”又说：“《孟子》说得段段痛切，句句确切，有必然的效果。”
朱子说：“《论语》的言论，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指示人的，没有不是操持存养的要领。《孟子》七篇的宗旨，无所不究，而它用来指示人的，大多属于体验扩充的功夫。《集注》增加一个字不得，减少一个字不得，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集注》至于训诂，都非常细致，这是要人字字思索，那么就不要只当作平常了事。”
朱子说：“《中庸》的功夫严密，规模宏大。有人问为什么说诚是《中庸》的枢纽？回答说：‘诚，就是真实罢了。’《中庸》的大旨，专门用来阐发实理的本然状态，想要人们使这个理真实无妄，所以它的言论虽然很多，而其枢纽不超过关于诚的一言。读《中庸》的人，不要企求高远，不要惊骇奇异，一定要沉潜于句读文义之中，以闲暇从容地领会其归宿；一定要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保持戒慎恐惧，以践行其实质，或许就能优游自得、饱食厌饫，真正积累力量日久，而在广博原初、高明悠久的境界中，忽然不知不觉地达到了。”
朱子说：“《诗经》作为经典，人间的伦理在下融洽，天道在上完备，而没有一种道理不具备。以《周南》《召南》为根本来寻求其开端，参看列国诗歌以穷尽其变化，用《雅》来端正以扩大其规模，用《颂》来调和以总结其归宿。这是学诗的大旨。于是用章句来提纲，用训诂来记录，用讽咏来发扬，用涵濡来体认，在情性隐微之间加以察识，在言行枢机之初加以审察，那么修身以及齐家、平均天下的道理，也不必另外寻求，在这里就能得到了。凡是诗中言善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言恶的，可以惩戒人的放逸之志。其作用归结于使人得到情性的正道而已。说诗的方法，不可以因为一个字而损害一句的意思，不可以因为一句话而损害作者设辞的志向，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取作者的志向，这样才能得到。有人读《关雎》，问其训诂名物都不能说，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说：‘如果这样读诗，只消这八个字，再加上‘思无邪’三个字之后，便无话可说了，三百五篇都成了渣滓了。’读诗必须像反复诵读《白圭》那样，才是有味的。”
朱子说：“贯通《尚书》，还是第二义。必须直接见到二帝三王的心，而通其所可通的，不要强行通其所难通的。探求圣人的心，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方法。且如《汤誓》说：‘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公正。’熟读，难道看不见汤心中‘钦’这一个字吗？这是书中开卷第一义。读者深深体味而有心得，那么整部经的全体不外乎此了。”高宗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六经到这里才出现“学”字。
朱子说：“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他都是讲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仪礼》记载其事，《礼记》阐明其理。礼仪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大节有三条，威仪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同坐如尸、立如斋之类，都在其中。小节有三千条。”
朱子说：“《乐记》文章颇为精粹。《乐记》说：‘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而礼制实行了。流动不息，合同而化，而音乐兴起了。’必定是古本流传下来这个文
朱子曰：「易之为书，文字之祖，义理之宗。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对待底。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伏羲画卦，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是为卜筮设。到孔子方说从义理去。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众』等处，因卦以发，皆其蕴也。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象、象、系来解。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辞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昔尝有人问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说极是。程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某解易只作卜筮之书。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最切要处？』尹云：『体用一原，显微无闲。』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方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说此，岂不误他？予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密云。」
朱子谓甘叔怀曰：「曾看河图洛书数否？无事时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转得动。一至十为河图，虚其中以为易；一至九为洛书，实其中以为范。」或问先天数，曰：「大传详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图洛书者，数之宗，圣人画卦之原也。」又曰：「大极为理之原，图书为数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襃贬。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见得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襃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恶了然在目，观者知所劝惩，故乱臣贼子有所惧而不敢犯耳。春秋是明道正谊之书，今日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余国秀问：「三传优劣？」朱子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公羊、谷梁考事甚疏，然理义却精，往往不曾见国史。」
朱子曰：「孝经只前面一段是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
朱子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其力于此[以上分十六节]
须看第五
朱子曰：「须看孔孟程张四家文字，方始讲究得着实，其他诸子不能无过差。」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小学书，是做人底样子。小学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之类。大学是发明此理。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近思录，穷乡晚进有志于学，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
朱子曰：「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精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太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通书》近世学道之原也。《通书》文虽高简，而体实渊悫。且其所论，则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尝遽谭无极之先、文字之外也。」
朱子曰：「定性书大纲只在『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两句。程子四箴，宜子细玩味。四箴旧见，只见平常说话；近乃觉其旨意之精密。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
译朱熹说：“《易经》作为一部书，是文字的始祖，义理的根本。《易》有两个含义，一是变易，是流行变化的；一是交易，是相互对待的。伏羲画八卦，仅凭这几笔，就概括尽了天下万物的道理。学者在言语上领会的较浅，在卦象上领会的较深。《易》中有卦象，它的取象有所依据，它的推演有所应用，并非随意虚构的寓言。伏羲画卦，只有奇偶的笔画，何曾说过许多话？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也是为占卜设立的。到了孔子，才开始从义理方面去阐释。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是易学的纲领，是开卷第一要义。《易》有精微之处，有蕴藏之意，如‘师贞丈人吉’，这是圣人的精微之处，是画卦之前的《易》，是不可改变的微妙道理。至于‘容民畜众’等地方，是因卦象而阐发的，都是它的蕴藏之意。看《易》的人必须认识理、象、数、辞这四者。读《易》的方法，先读经文，不懂就用《象传》、《系辞》来解释。每读一卦一爻，就像占卜所得一样，虚心探求辞义所指，作为吉凶可否的判断，然后考察卦象所已然的状况，探求道理之所以然的原因，推演到事情上，使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修身治国，都有可用的道理。过去曾有人问程颐，胡瑗把九四这一爻解释为太子，程颐笑着说：‘如果这样，三百八十四爻就只能做成三百八十四件事了。’这个说法非常正确。程颐的《易传》义理精微，字数充足，没有一丝欠缺，只是与《易》的本义不相符合。我解释《易》只把它当作占卜之书。沈元用问尹焞：‘《伊川易传》哪里是最切要的地方？’尹焞说：‘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后来尹焞把这话告诉李侗，李侗说：‘尹焞的话固然好，必须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才配说这话。’如果学者没有仔细理会，就对他讲这话，岂不误导他？我听后感到震惊，才知道以前空谈无实，完全无济于事，从此读书更加详细周密。”
朱熹对甘叔怀说：“曾看过河图洛书的数理吗？没事时好好看看，能让自己的心灵活转。一到十是河图，中间虚空作为《易》；一到九是洛书，中间充实作为范。”有人问先天数，朱熹说：“《大传》说得很详细了。乾坤是六十四卦的始祖。河图洛书是数理的根本，是圣人画卦的源头。”又说：“太极是道理的根本，河图洛书是数理的始祖。”
朱熹说：“孔子所作的史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了。《春秋》只是直接记载当时的事，要让人看到当时的治乱兴衰，并不是在某个字上确定褒贬。当时的史书由史官掌管，想必人们看不到孔子选取并删改它，而其大义才大明。孔子又何尝有意用某个字让人知道劝善，用某个字让人知道畏惧，用某个字有什么微词奥义，让人看不懂，足以褒贬荣辱？《春秋》不过像现在的史书，直接记载事情，善恶一目了然，观看的人知道劝善惩恶，所以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敢触犯。《春秋》是阐明正道、端正义理的书，今天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利，大义都晦暗了。”余国秀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优劣如何？”朱熹说：“《左传》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很精细，只是不懂大义；《公羊传》、《谷梁传》考证事情很疏漏，但义理却很精微，往往没看过国史。”
朱熹说：“《孝经》只有前面一段是曾子从孔子那里听来的，后面都是后人拼凑而成的。”
朱熹说：“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证制度，辨别名物，他们的功劳很大。学者如果不先涉猎这些，又怎么能在此用力呢？以上分十六节。必须看第五节。”
朱熹说：“必须看孔孟程张四家的文字，才能讲究得切实，其他诸子不能没有过失偏差。”
朱熹说：“修身的方法，在《小学》中完备了。义理精微，在《近思录》中详细论述。《小学》书，是做人的样子。《小学》是教人以事，如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侍奉兄长、结交朋友之类。《大学》是阐发这些道理。《近思录》，是阅读四书六经的阶梯。《近思录》，是四书的阶梯。《近思录》，对于偏远乡村晚近有志于学习，没有明师良友引导的人，确实得到它而用心玩味，也足以入门了。”
朱熹说：“《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精微。周敦颐大概是不得已而作的。《易通》与《太极图说》同时出现，由程氏传于世。而它们的学说实际上互为表里，大致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纲纪道体的精微，决断道义、文辞、利禄的取舍，以振起俗学的卑陋。至于论述入德的方术、经世的工具，又都亲切简要，不说是空话。《通书》是近世学道的源头。《通书》文字虽然高古简略，但体实渊深诚恳。而且它所论述的，不出修己治人之事，未曾贸然谈论无极之前、文字之外的事。”
朱熹说：“《定性书》大纲只在‘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两句。程颐的四箴，应当仔细玩味。四箴以前看，只觉得是平常说话；近来才觉得其旨意精密。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