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第十五
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问乡学如何？曰：“皆是农隙而学。”曰：“孰与教之？”曰：“乡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
译彼此没有隔阂，在患难中互相救助，或许能形成美好的风俗，不使古人蒙羞。问乡村学校是怎样的？回答说：“都是利用农闲时间学习。”问：“由谁来教导他们？”回答说：“由那些有德行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乡大夫来教导他们。”
朱子曰：「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学则易与为乱。礼之施于朝廷者，州县无以与知为也。而尽颁之，则傅者苦其多，习者患其博，而莫能穷也。莫若取自州民县官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次，锓版模印而颁行之。州县各为三通，皆椟藏之，守视司察，体如诏书。而民庶所用，则又使州县自锓之版，正岁则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则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县事大要，三刑狱、词讼、财赋也。」
朱子曰：「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严刑罚，则所谓号令者，徒挂墙壁耳。与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其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毋犯。」
朱子曰：「凡有讼狱，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实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也。不问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则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恶者反幸而免。以此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为重，其次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朱子曰：「屯田实边，最为宽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循就简，则诞欺者易以为奸，而稽核者难于得实。此却虽就今日边郡官田，略以古法画为丘井沟洫之制，亦不必尽如周礼古制，但以孟子所言为准，画为一法，使试行之。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闲者，以内地见耕官田易之，使彼此无疆场之争，军民无杂争之扰。此则非惟利于一时，又可渐为复古之绪。」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积之三十年，则有十年之蓄，而不病于凶饥。此可谓万世之良法矣。其次则汉之所谓常平者，其法亦未尝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两说：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者，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饿时理会，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赈贷，固当汲汲于其始，而抚存休养，尤在谨之于其终。」
朱子曰：「财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专其利，则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国、有家所以生起祸乱，皆是从这裏来。《大学》篇末言：「菑害并至，无如之何者，」盖怨已结于民心，则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圣贤深探其实而极言之，欲人有以审于未然，而不为无及于事之悔也。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徒，其已事可见也。
朱子曰：「人为万物之灵，王者之所天也。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朱子曰：「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赃吏，除暴敛，均力役。」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余，则汲汲乎其时而勇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则咨访讲求以进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愚其君，以为不足与言仁义；下不敢鄙其民，以为不足以兴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为不足共成事功。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则断以至公，而勿牵于内顾偏听之私；于天下之议有从违，则开以诚心，而勿误以阳开阴阖之计。则庶乎德业盛大，表裏光明，中弗远迩，心说诚服。咨询访问，取之于无事之时，而参互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于无事之时。宰相以得士为功，下士为难；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为贵。朝廷设官求贤，故在上者不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故在下者不当自炫鬻以求荐。人才衰少、风俗颓坏之时，士有一善，即当扶接导诱，以就其器业。」
或曰：“未当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贤者，宜奈何？”朱子曰：“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乡之，慕之。如是而犹以为未足也，又于其类而求之。
译朱子说：“在上位的人如果不通晓礼制，就无法教化百姓；在下位的人如果不致力于学习，就容易参与作乱。礼制在朝廷上的施行，州县官员是无法参与知晓的。如果将全部礼制都颁布下去，那么传授的人苦于内容太多，学习的人担忧其广博，都无法穷尽掌握。不如选取州县百姓和官员日常应用的部分，参照近代的制度，另外加以编纂整理，刻版印刷并颁布施行。州县各自收藏三套，都装入匣中保存，由守视司察负责看管，其规格如同诏书。而百姓日常所用的，则让州县自行刻版，在新年时印刷张贴于市集村落，让百姓知晓，这样就可以长久实行了。”
朱子说：“县政的大要，无非是刑狱、诉讼、财赋这三项。”
朱子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确，刑罚也不可以松弛。如果不严厉刑罚，那么所谓的号令，不过是挂在墙上的空文罢了。与其让那些不遵道义的人阻碍我的治理，何不惩罚一个来警戒百人？与其在事情结束时进行复查检察，何不严厉约束其开端，使他们不敢触犯。”
朱子说：“凡是涉及诉讼案件，必须先论定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的分别，然后才听取他们关于是非曲直的言辞。如今的人处理狱事，只知道一味从轻发落，不知道如果不问是非善恶，只是一味从轻，岂不是助长奸邪、惠及恶人？大凡事情交给无心之人处理，根据其所犯的罪行，考察其情状的虚实轻重厚薄，按照应当的准则处理即可。如果不问是非曲直而对待他们一样，那么善良的人常常无法伸张正义，而邪恶的人反而侥幸免罪。把这叫做公平，这正是最大的不公平。”
朱子说：“担任太守、县令，第一件大事就是民事，其次是军政。如今的人都不去理会，天下国家的大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了；而体恤百姓的实质，在于减轻赋税；减轻赋税的实质，在于治理军队。”
朱子说：“屯田充实边防，是最能宽缓民力的大事。但恐怕疆界田亩划分不定，因循苟且图简便，那么欺诈的人容易借此作奸犯科，而稽查的人难以核实真相。这虽然可以就今日边郡的官田，大致按照古法划分为丘井沟洫的制度，也不必完全像《周礼》的古制，只以孟子所说的为准，划定一种法度，试着施行。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夹杂其中的，用内地现耕的官田与之交换，使彼此没有疆界的争执，军民没有混杂争夺的困扰。这不但有利于一时，又可以逐渐成为恢复古制的开端。”
朱子说：“先王时代，让百姓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所以积累三十年，就有十年的积蓄，而不担心遭受凶年饥荒。这可以说是万世的良法了。其次是汉朝所谓的常平仓，其法度也未尝不好。自古以来救济荒年，只有两说：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收，其次是储蓄的计划。如果等到百姓饥饿时才去处理，还有什么对策呢？救济荒年的政令，免除赋税、赈济借贷，固然应当在开始时急切施行，而安抚存恤、休养恢复，尤其要在结束时谨慎对待。”
朱子说：“财富，是人们共同喜爱的。如果我想要独占其利益，那么百姓就有不得其所的了。”大凡国家、家族之所以产生祸乱，都是从这贪利开始的。《大学》篇末说：“灾害同时到来，无可奈何的，”这是因为怨恨已经结在民心，就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化解的了。圣贤深入探究其实质并极力陈述，想要让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审慎对待，而不致于事后悔恨不及。自古国家倾覆的原因，何尝不是起于盗贼？盗贼窃发祸端的根源，何尝不是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类，其已发生的事例可见。
朱子说：“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君王所仰赖的天。《周礼》规定向君王进献百姓的数目，君王拜受。何况地位更低的人，怎敢不恭敬呢？”
朱子说：“监司是太守、县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身为大官，就必须寻求贤才，罢免赃官，铲除暴敛，均平力役。”
朱子说：“古代的君子担任大臣职务的，对于天下的事情，了解透彻而不迷惑，能力有余，就急切把握时机而勇敢作为；知道有所不明，力量有所不足，就咨询访求以增进自己的知识，提拔援引以寻求帮助。对上不敢愚弄君主，认为君主不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对下不敢轻视百姓，认为百姓不足以兴起教化；对中间不敢轻慢士大夫，认为士大夫不足以共同成就事功。对于天下的事情有可行与否，就根据至公来决断，而不被私心顾念、偏听偏信的私欲所牵制；对于天下的议论有顺从或违背，就以诚心开导，而不被表面开明、内心闭塞的计谋所误导。那么大概德行功业盛大，表率光明，无论远近，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咨询访问，要在无事之时进行，而相互参校衡量，在有事之日加以运用。”
朱子说：“有志于天下的人，求取士人一定要在无事之时。宰相以得到士人为功劳，以下交士人为难；而士人所坚守的，是以不丧失自我为贵。朝廷设置官职寻求贤才，所以在上位的人不应当因为请托而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的人不应当自我炫耀以求推荐。在人才衰少、风俗颓坏的时候，士人有一点善行，就应当扶持接引诱导，以成就其器业。”
有人问：“没有担任相应的职务，想要先得到天下的贤者，应该怎么办？”朱子说：“权力所及的范围，就考察他，举荐他；礼数所及的范围，就亲近他，厚待他；都达不到的，就称赞他，赞誉他；还达不到的，就向往他，仰慕他。这样还认为不够，又在他的同类中去寻求。”
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书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将极其力而求之，无所爱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先焉。此岂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呜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诚反此而求之，则亦无患乎士之不至矣。
译不因小的恶行掩盖大的善行，不因众多的短处抛弃一个长处，大概就是这样罢了。”李文公的文章说：“有人报告说：‘某地有个女子，是国色天香。’天下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追求她，毫不吝惜。有人报告说：‘某地有个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天下的人却不能争先恐后地去拜访他。这难道不是喜好德行不如喜好美色吗？”唉！想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如果真正反过来这样去寻求人才，那么也不用担心贤士不会来了。
朱子曰：「集众思者，易为力；专己智者，难为功。」
问：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何先？朱子曰：“只是随时。”问：“今法亦有弊而当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论其难，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与甚难[以上分三十节]
纪纲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修德之实，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但存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祗惧之心，以畏天；扩宽弘之度，以尽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见而谓众无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于近利而昧于远猷。」
朱子曰：「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
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纵逸乐，则心正身修，义理昭著。而于人之贤否，孰为可任，孰为可去；事之是非，孰为可疑，孰为不可疑，皆有以审其几微，绝其蔽惑。故方寸之间，光辉明白，而于天下之事，孰为道义之正而不可违，孰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处之，不失其理，而毫发私意不入于其闲矣。」
朱子曰：「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从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闲，或失其正而已。」
朱子曰：「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别无说，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心，必求诸非道。这如何会不治？这别无说，从古来都有见成样子，直是如此。」
朱子曰：「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者，家之齐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男子正位乎外，为国家之主，故有知则能立国。妇人以无非无仪为善，无所事哲哲，则适足以覆国而已。妇人与奄人常相倚而为奸，不可不并以为戒也。」欧阳公常言：「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其言尤为深切。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贾谊作《保傅传》，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
朱子曰：「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
朱子曰：「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处。」
朱子曰：「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国、有家者，所以维系民心，纪纲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纲不立，是以众志无所统系，而上之人亦无所凭借以为安。」
朱子曰：「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垒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无所措；仁义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当务聪明之实，不可求聪明之名。信任大臣，日与图事，反复辨论，以求至当之归，此聪明之实也。偏听左
译朱子说：“集中众人的智慧，就容易发挥力量；专断个人的智谋，就难以建立功业。”
问：“如果处理经世济民的一件事，假使先生被任用，您将以什么为先？”朱子说：“只是顺应时势。”问：“现在的法令也有弊端应当更改的，难道也只是在其中进行整理吗？”
论及它的艰难，要谨慎。朱子说：“君臣上下相处非常艰难。”[以上分为三十节]
纲纪第十六
朱子说：“天下的纲纪，不能自己树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邪曲的私心，然后纲纪有所依附而树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去向，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端正。君主用来控制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一心，而心所主宰的，又有天理和人欲的区别。这两者一分开，公私邪正的道路就判然分明了。修养德行的实质，根本在于去除人欲，保存天理，不一定需要声色货利的娱乐，宫室观游的奢侈。但只要心存一念，稍微失去端正，就是人欲。保持敬畏之心，以畏惧上天；扩大宽宏的度量，以对待下属。不敢自以为是而要求别人一定与自己相同，不遵循偏见而认为众人没有可取之处，不内心喜欢佞人而表面尊敬正士，不拘泥于近利而忽视远大的谋略。”
朱子说：“讲学，是为了阐明道理而在前面引导；制定计划，是为了涵养正气而在后面督促；任用贤人，是为了修明政治而在其中经纬纵横。天下的事务，没有超出这三者的了。”
朱子说：“君主能够遵守法度，不纵情逸乐，那么心正身修，义理昭著。对于人的贤与不贤，谁可以任用，谁可以罢免；事情的是与非，谁值得怀疑，谁不值得怀疑，都能审察其细微之处，杜绝其蒙蔽迷惑。所以方寸之间，光辉明白，对于天下的事务，哪些是道义的正统而不可违背，哪些是民心的公意而不可违逆，都能妥善处理，不失去道理，丝毫的私意也不介入其中了。”
朱子说：“古代圣王设立师傅的官职，设置宾友的位置，安置谏诤的职责，都是为了先后引导，左右维持，只恐怕这颗心在顷刻之间，或者失去端正罢了。”
朱子说：“君主的学问，应当以明理为先。这道理既然明白了，那么凡是应当做的一定去做，不应当做的一定停止，没有不是遵循天理，而不是有意、必、固、我之私心的。”
朱子说：“治国之道没有别的说法，使君主恭敬节俭喜好善行。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寻求道义；有言论顺从心意，一定要寻求非道义。这怎么会治理不好呢？这没有别的说法，从古以来都有现成的样子，确实如此。”
朱子说：“三代的兴盛，圣贤的君主，能够修明政治的，没有不根本于齐家的。大概男子正位在外，女子正位在内，而夫妇的区别严格，是家的齐整。妻子与丈夫地位相当在上，妾侍承接在下，而嫡庶的分别确定，是家的齐整。选择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亲近严敬，疏远技能，是家的齐整。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贿赂不通，请托不行，是家的齐整。男子正位在外，作为国家的主宰，所以有智慧就能立国。妇人以无非无仪为善，无所事事地巧言令色，就足以颠覆国家罢了。妇人与宦官常常相互倚靠作奸犯科，不可以不一起引以为戒。”欧阳公常说：“宦官的祸患，比女宠更严重，他的话尤其深切。有国家的人，能不警戒吗！”
朱子说：“贾谊作《保傅传》，其中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在于早谕教与选择左右。教育得当而左右端正，那么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
朱子说：“古代圣贤谈论治国，一定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
朱子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件事之中又各有切要之处。”
朱子说：“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是天理民彝的大道。有国家、有家庭的人，用来维系民心，纲纪政事，是根本的要务。从前圣王作为民众的君主和师长，设置官职，分别职责，以长以治。而他教化民众的项目，则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只有这五项罢了。正因为三纲不立，所以众志无所统系，而上位者也无所凭借以安身。”
朱子说：“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须有一定不变的计策。古代拥有天下的人，一定改正朔，改变服色，区别徽号，以刷新天下的耳目，而统一其心志。”
朱子说：“必须是从闺门衽席的细微之处，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不受其感化，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不然，就成为王莽了。”
朱子说：“天下的制度，没有全利而无害的道理，只看利害的比例如何。法度不正，那么人极不立；人极不立，那么仁义无处施展；仁义无处施展，那么圣人的作用就停止了。”
朱子说：“君主应当追求聪明的实质，不可追求聪明的名声。信任大臣，每天与他们谋划事务，反复辩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是聪明的实质。偏听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