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第十八
朱子曰：「前辈固不敢议论，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议论。」
朱子曰：「孟子后，荀、扬浅济，不得事。只有王通、韩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见不得十分，不能止于善也。』曰：『也是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粗。武侯名义俱正，无所隐匿，其为汉复雠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补于天下后世，非子房比也。盖为武侯之所为则难，而子房投间抵隙得为，即为故其就之易耳。顷见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从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王通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大体处却有病。韩退之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高似陆宣公，公谙练多学，更纯粹。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韩退之却有些本领，非欧公比。』原道其言虽不精，然智实大纲是。
问本朝人物曰：「韩富规模大，又粗；温公差细密，又小。了翁有济时之才，道卿纯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观。」
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谨厚，而许后之事，不可以为不知。马援戒诸子以口过，而裹尸之祸，乃口过之所致。二人之编在小学，无亦取其一节邪？」朱子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人之善，为己师法，正不当如此论也。」后人据纸上语指点前人，甚易为力，不知事到手头，实要处断，毫发之间，便有成败。
朱子曰：「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文字之设，要以达吾之意而已。政使极其高妙，而于义理无得焉，则亦何所益于吾身，而何所用于斯世？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有典有则，方是文章。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是。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理之至，当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为高，则私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为人宽缓，其文亦如其人。扬雄之《太玄》《法言》，盖亦《长杨》《较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韩退之议论正，规模大；柳子厚较精密。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欧公文字大纲好处多。《六一文》一唱三叹。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东坡之言曰：『吾之为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
译朱子说：“前辈固然不敢随意议论，但是讨论他们行事的是非，有什么妨害呢？固然不可以凭空立论，但是读书有了疑问，有了自己的见解，自然不容许不发表议论。”
朱子说：“孟子之后，荀子、扬雄浅薄无力，成不了大事。只有王通、韩愈比较好，但也不完美。安卿说：‘他们也只是见识不到十分透彻，不能止于至善。’朱子说：‘这也是汉儒，只有董仲舒纯粹，他的学问很端正，不是其他人能比的。只是他困顿缺乏精彩，最好的地方，也只有‘正谊明道’这两句话。这以下的诸子，都不值得称道。’像张良、诸葛亮固然端正，只是粗疏。武侯名义都端正，没有什么隐瞒，他为汉朝复仇的志向，如同青天白日，人人都能知道，对天下后世有补益，不是子房能比的。因为做武侯所做的事很难，而子房投隙抵空得以作为，既然作为，所以他就容易。近来见李先生也说，孔明不如子房从容，子房不如孔明正大。文中子论述治体的地方，高过仲舒，但根本不如；爽利过仲舒，但纯粹不如。董仲舒的才能不如陆宣公，但学问超过他。张子房接近黄老之学而隐晦不露。王通在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运用方面，极见得分明，只是在根本大体上却有毛病。韩退之在根本大体上看得清楚，但在运用施为方面却不明白。史书将陆宣公比作贾谊，贾谊才高像陆宣公，陆宣公经验丰富学问多，更纯粹。问陆宣公与诸葛武侯相比如何？朱子说：‘武侯气象较大，恐怕宣公不及。韩退之却有些根本，不是欧阳公能比的。’《原道》那篇文章虽然言辞不精妙，但大体上确实是正确的。”
问本朝的人物，朱子说：“韩琦、富弼规模大，又粗疏；温公细致周密，又格局小。了翁有济世之才，道卿纯粹，才能不及他。假使了翁得志，必定有可观之处。”
王近思说：“霍光小心谨慎忠厚，但许后之事，不能说他不晓得。马援告诫儿子们不要因口舌招祸，但裹尸的灾祸，却是口舌之过所导致的。这两个人编入《小学》，难道只是取他们的一节吗？”朱子说：“《诗经》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别人的善处，作为自己的师法，正不应该这样议论。”后人根据纸上的言语指点前人，很容易用力，不知道事情到了手头，实在需要决断，毫发之间，便有成败。
朱子说：“古代的圣贤，他们的文章可以说很盛了。但哪里是有意学成这样的文章呢？内心有这种实质，外面就一定有这种文章。有治世的文，有衰世的文，有乱世的文。文字的设置，要以表达我的意思罢了。即使极其高妙，但对义理没有收获，那么对我的自身有什么益处，对当世有什么用处呢？文章必须正大，必须让天下后世看了明白无疑，有典范有法则，才是文章。以学问为主来明白道理，自然发出好文章。诗也是这样。”
朱子说：“古人文章只是平实熟透，而意思自然正确。后人文章追求意思多而酸涩。如《离骚》起初没有奇字，只是这样讲下去，自然是好理到了极点，当不容有二。如果以必定出自己手而不蹈袭前人为高，那就是私意罢了。”
朱子说：“董仲舒为人宽缓，他的文章也像他的人。扬雄的《太玄》《法言》，大概也是《长杨》《校猎》之类，只是粗略改变了音节，起初并不是实在为了明道讲学而作的。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的文。韩退之议论正，规模大；柳子较精密。问韩、柳两家文体哪个更正？朱子说：柳文自然高古，但不甚醇正。杜诗好的地方有在用典造语之外的。欧阳公文字大纲好处多。《六一文》一唱三叹息。今人如何作文？我未成年时读南丰先生的文章，喜爱他词严而理正。平时诵读学习，认为人说话，必定应当如此，才是不苟且的作者。东坡的话说：‘我写文章，必定与道一起’，那就是文自是文，而道自是道，等到写文章时再去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