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第十七
二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祸世，故高祖不得不宽大；隋以拒谏失国，故太宗不得不听人言。皆是他天资高，见得利害分明。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译这两个人难道不是仁者的功劳吗？秦朝因为苛政暴虐祸害天下，所以汉高祖不得不采取宽大的政策；隋朝因为拒绝劝谏而失去国家，所以唐太宗不得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都是因为他们天赋资质高，对利害关系看得分明。汉高祖个人的私心杂念较少，唐太宗则是完全借助仁义的名义来推行他的私欲。
朱子曰：「三代而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杀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迫，无甚宽大气象。」
朱子曰：「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
朱子曰：「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
朱子曰：「孟子曰：『执之而已矣，非洞见皋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经说学字，只是自傅说方说起来。」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问夷齐之逊，使无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国而弃之，必有当立者。朱子曰：“伊川说叔齐当立，看来叔齐虽以父命，终非正理，只当立伯夷。”曰：“伯夷终不肯立，奈何？”曰：“国有贤大臣，必请于天子而立之，不问其情愿矣。”看来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论之，伯夷稍优。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
朱子曰：「君子之于人，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犹必有师者，况如屈子，乃千载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
朱子曰：「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
朱子曰：「仲舒本领纯正，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说：仁义礼乐，皆其具。此等说话，皆好。」
朱子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
朱子曰：「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朱子曰：「读《通鉴》至班固论郭解，有温良泛爱，绝异之资，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杀身亡宗，处方为之掩卷太息。以为天理人欲之闲，毫厘一差，其为祸福之不同，乃至于此。」
朱子曰：「扬雄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说话，所以他望这几句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时，都理会得了，便受用行将去。如邓禹十三岁学于京师，已识光武为非常人，后来杖策谒军门，只以数言定天下大计。」
朱子曰：「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能谨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吴汉、朱然，终日钦钦，常如对阵。须学这样时，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谨密。未闻粗鲁阔略而能有成者。」
或问黄宪不得似颜子？朱子曰：毕竟是资禀好。又问：若得圣人为之依归，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颜子不是个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聪明，便敢问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礼乐。
朱子曰：「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后，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说，以为刘穆之、宋齐丘之比，最为得其情状之实，无复改评矣。」
朱子曰：「义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资有过人处。若其细微之间，则不能无未察处，岂其学有未足故邪？」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洽蜀也，官府次舍桥梁道路，莫不缮理，而民不告劳。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轩论诸葛瞻权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耳。」此论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槩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见隋文，而陈十二策，则既不量其力不足，以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
译朱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文帝可以称得上是恭敬节俭的君主。”
朱子说：“汉武帝的毛病固然很多，但他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所作为。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不能战胜他过多的私欲。”
朱子说：“现在的人只是不善于推究自己的行为。范氏说，唐明皇友爱兄弟，却一天之内杀了三个儿子，这正是因为他不能推己及人、推广这种友爱之心。”
朱子说：“周世宗的格局虽然宏大，但性情急躁，没有什么宽宏大量的气象。”
朱子说：“天下统一，诸侯前来朝见，诉讼案件都归中央审理，这就是正统。”
朱子说：“治世与乱世交替，气运的兴盛与衰败，人事的得与失，反复相继出现，这是常理。”
朱子说：“孟子说：‘坚持原则罢了，不是深刻洞察皋陶的心志，是不能说出这话的。’”
朱子说：“伊尹的志向，是以天下为公作为本心，而没有丝毫的私心。”
朱子说：“六经中说到‘学’字，只是从傅说那里才开始讲起的。”
朱子说：“伯夷、柳下惠的高尚似乎胜过伊尹，伊尹的伟大似乎胜过伯夷、柳下惠。”
有人问关于伯夷、叔齐让位的事，说如果没有中子，伯夷、叔齐让位就不能成立；他们委弃先君的国家而抛弃它，必定有应当继位的人。朱子说：“伊川先生认为叔齐应当继位，看来叔齐虽然依据父亲的遗命，终究不符合正理，只应当立伯夷。”问者说：“伯夷最终不肯继位，怎么办？”朱子说：“国家有贤能的大臣，必定向天子请求立伯夷，不管他本人是否情愿。”看来这两个人继位都不得安宁，用正理来衡量，伯夷稍好一些。
朱子说：“管仲的德行，抵不过他的才能；子产的才能，抵不过他的德行。”
朱子说：“君子对于别人，取其大节上的纯粹完整，而忽略那些细微行为中不可避免的弊病，那么即使只有三个人，也必定有值得效法的老师，何况像屈原那样，是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人呢！”又说：“屈原的忠诚，是忠诚过了头；屈原的过错，是过于忠诚而造成的过错。”
朱子说：“贾谊的学问驳杂，他原本学习的是战国纵横家的学问，只是比较接近道理。”
朱子说：“董仲舒的根本纯正，董仲舒识得了本源。比如他说：端正内心、修养身心，就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又如他说：仁义礼乐，都是其中的具体表现。这类言论，都很好。”
朱子说：“司马迁才华高，见识也高，但粗疏草率。苏辙在《古史》中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
朱子说：“太史公（司马迁）的书疏朗爽快，班固的书严密滞涩。”
朱子说：“读《资治通鉴》读到班固评论郭解，说有温和善良、泛爱众人的资质，却不同于常人，但不进入道德的范畴，以至于杀身亡族，这时才掩卷长叹。认为天理与人欲之间，毫厘之差，其造成的祸福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朱子说：“扬雄说‘明哲的光辉，广泛照耀没有边界，谦逊于不测之中，以保全天命’，这是占便宜的言论，所以他指望这几句话是错误的。”
朱子说：“古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弄明白了道理，就加以运用实行。比如邓禹十三岁在京城求学，已经认识到光武帝是非常之人，后来拄着拐杖拜见军门，只用几句话就决定了天下的大计。”
朱子说：“古代的名将能够建立功名的，都能谨慎周密，才能有所成就。比如吴汉、朱然，整天恭敬谨慎，常常像面对敌阵一样。必须学习这种态度，才行。”又说：“要做建立大功名的人，越要谨慎严密。没听说过粗鲁疏忽的人能够有所成就的。”
有人问黄宪为什么不像颜回？朱子说：毕竟是他的资质禀赋好。又问：如果得到圣人作为依靠归宿，想必是非常好的。朱子说：又不知道他的志向如何。颜回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看他多么聪明，就敢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就告诉他四代的礼乐制度。
朱子说：“近来看司马光评论东汉名节的地方，觉得有未尽之处。只知道党锢之祸中的贤人们赴死而不避，是为了光武帝、明帝、章帝的功业；不知道建安以后，士大夫只知道有曹氏，不知道有汉室，这却是党锢杀戮的祸患，把他们驱赶至此的缘故。”
朱子说：“荀彧之死，胡瑗引用宋景的说法，认为他与刘穆之、宋齐丘相比，最为符合实际情况，不再需要改评了。”
朱子说：“义和的大命，武侯（诸葛亮）知道这不是别人所能达到的，这也是他天资过人之处。如果在细微之处，就不能没有没有察觉的地方，难道是他的学问有所不足吗？”诸葛武侯曾说：“治理国家靠大德，不靠小恩惠。而他在治理蜀地时，官府、驿站、桥梁、道路，没有不修缮治理的，而百姓不觉得劳累。这也是接近先王政治的做法了。”
朱子说：“张栻评论诸葛瞻权兼将相，却不能极力劝谏以除去黄皓，劝谏而不被听从，又不能辞官退隐，以期望君主一旦醒悟，兵败身死，虽然能不投降，仅仅胜过卖国的人罢了。”这个评论很精辟，我比不上。
朱子说：“陶渊明自认为是晋朝宰辅的子孙，耻于在后世屈身任职。自从刘裕篡夺政权，大势已成，他就不肯出仕。虽然他的功名事业不多见，但他的高情逸致流传在诗歌中，后世能言善辩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他。”
朱子说：“文中子（王通）一见隋文帝，就陈述十二策，既没有衡量自己的力量不足，自比伊尹、周公，又不知道他的君主不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
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问而告，则又轻其道以求售焉。王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译王通，尚且不等别人招引就前去，不等别人询问就告知，这就又是轻视自己的道而急于求售了。王通也有可取之处，只是缺乏根本的修养工夫，却想把秦汉以后的文饰，装扮成夏商周三代的样子，他便自己要比拟孔子，不知怎么比得上呢。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说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几近之。却说见大体，问原性三品之说是否？曰：『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信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亦是。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一气字。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见他好处。如言『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此语甚实。』」
朱子曰：「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邪？」
朱子曰如五代冯道真乡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杰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许多事业。
朱子曰：「韩魏公为相，或谓公之德业无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为宰相，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朱子曰：「欧阳子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朱子曰：「温公可谓知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温公只恁地行将去，无致知一段。欧阳、司马之学，其于圣贤之高致，固非末学所敢议，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旧，特恐有所未尽耳。」
朱子曰：「王介甫质虽清介，而气本褊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害人，岂可谓非其罪？」庄生语云：「其所谓道，非道，则所言韪，不免于非。」此正王氏之谓也。
朱子曰：「苏氏之学，大抵不知天命、人心为礼义本原之正，而横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则苏氏膏肓沈痼之疾。」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他认道与圣人做两个物事，不知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尝论苏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至简。今将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适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
问荆公与苏公之学？朱子曰：「二公之学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乱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苏氏蚤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学，皆谓之不知道可也。」
朱子曰：「文定从龟山求见上蔡，毕竟文定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可谓豪杰之士。五峯善思，然思过处亦有之。黄直卿言：「五峯说『好恶性』也，本是要说得高，却反说得低了。曰：『依旧是气质上说。』某尝与他改云：『所以好恶者，性也。』」五峯云：「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陈忠肃公刚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资；而其烛理之益精，陈义之益切，则学问之功有不可诬者。」陈了翁说人当自试以观己之力量。」陈了翁曾作谏官，及被谪，犹着白布衫，系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虽以谗闲窜斥，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又曰：「李纲入来，方成朝廷。」
朱子曰：「赵丞相，中兴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张无垢始学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于释，其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
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
朱子曰：「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状，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曰：「洪氏释《怀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贬死也。可悲也哉！近岁风俗颓败，不复闻有道此等语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欧公之言曰：『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盖俗情之好恶，虽有长短，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灭。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
译朱熹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把道理说得透彻，只有韩愈的《原道》差不多接近了。它确实看到了大体，那么请问他关于人性分为三品的说法是否正确呢？回答说：‘韩愈论人性，只用仁义礼智信来解释，这就是他见识高明的地方。至于论及三品，也是对的。但据我看来，人的本性，难道只有三品吗？必须有百千万种品类。韩愈的论述却缺少一个‘气’字。《原性》这一篇，人们大多忽视它，却没看到它的好处。比如他说‘构成人性的有五种：即仁义礼智信’，这话非常切实。’”
朱熹说：“杨绾被任用后，大臣们削减音乐、减少车马侍从，那么人们难道可以不修养素朴的品德、自重自爱吗？”
朱熹说：“五代时期的冯道，真是个乡愿（表面忠厚、实则无原则的人）。”
朱熹说：“范仲淹是杰出的人才，又说他在振奋士大夫精神方面功劳很大。”范仲淹先生从做秀才时，就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没有一件事不加以考虑。一旦宋仁宗大力任用他，他就做出了许多功业。
朱熹说：“韩琦做宰相时，有人对他说：‘您的德行功业无愧于古人，只是文章方面有所不及。’韩琦说：‘我担任宰相，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朱熹说：“欧阳修说：‘夏商周三代以上，政治出于统一，礼乐通达于天下；三代以下，政治出于分裂，礼乐成为虚名。’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
朱熹说：“司马光可以说懂得仁与勇。他治国救世的步骤是怎样的。他的格局稍大，又有学问。为人严肃而正直。司马光只是这样推行下去，缺乏致知（探究事理）的功夫。欧阳修、司马光的学问，对于圣贤的高深造诣，固然不是我等末学敢议论的，但他们所坚守的都不失儒家的传统，只是恐怕有所未尽罢了。”
朱熹说：“王安石本性虽然清廉耿介，但气质本来偏狭；志向虽然高远，但学问实际上平庸浅近。王安石的心，本来是想救人，但他的方法足以害人，难道能说没有罪过吗？”庄子说：“他所说的道，不是真正的道，那么他所说的话即使正确，也难免有错误。”这正是指王安石而言的。
朱熹说：“苏轼一派的学问，大抵不知道天命、人心是礼义的根本，而是横斜曲直，只凭自己的心意所欲。这就是苏轼学派深入膏肓、难以治愈的痼疾。”苏辙说：“学习圣人，不如学习道。”他把道和圣人看作两回事，不知道学道就是学圣人，学圣人就是学道。曾经评论苏轼的《易》解说：“性命之理非常明白，而它的解说极其简略。现在将要讲它，却先说不可说；已经指出了，却又说不可见，足以迷惑那些不曾做学问的庸人。”从学者的角度来看，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们未曾见过、未曾知道吗？
问王安石与苏轼的学问？朱熹说：“两位先生的学问都不正。王安石选取佛老中相似的东西，扰乱孔孟的真义，凭借君主的威势，推行空谈的教化；苏轼早年拾取苏秦、张仪的残余，晚年沉溺于佛老的糟粕。两人的学问，都可以说是不懂道。”
朱熹说：“吕祖谦跟随杨时求见谢良佐，最终吕祖谦的学问，后来从谢良佐那里得到的较多。”胡寅议论英明奋发，人物伟岸，可以说是豪杰之士。李侗善于思考，但思考过度的地方也有。黄榦说：“李侗说‘好恶之性’，本意是要说得高，却反而说得低了。说：‘依旧是从气质上来说。’我曾替他修改为：‘所以有好恶的，是性。’”李侗说：“学习要广博不要杂乱，操守要简约不要鄙陋。”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
朱熹说：“陈瓘刚方正直的操守，得之于天资；而他明察事理更加精微，陈述大义更加恳切，则是学问功夫不可诬蔑的地方。”陈瓘说人应当自我尝试以观察自己的力量。”陈瓘曾做谏官，等到被贬谪，还穿着白布衫，系着麻鞋，去赴旬呈朝廷处理罪人，正想以此困辱他。如果一定要求免，就是不接受君命，也不接受天命，这可以吗？
朱熹说：“李纲虽然因为谗言闲散而被放逐，濒临九死，但他爱君忧国的志向终究不可剥夺，这也堪称一世的伟人了。”又说：“李纲进来，朝廷才算是成立。”
朱熹说：“赵鼎是中兴名臣，仅此一人而已。”
朱熹说：“张九成起初在杨时门下学习，后来逃避儒学而归于佛家，他所论述著述的，都是表面儒家而内心佛家。”
朱熹说：“辛次膺如今这样的人物，难道容易得到吗？假使早点向内探求，有用心之处，那么他的事业俊伟光明，难道只是像今天所成就的那样吗？”
朱熹说：“陆九渊的学问，看他千般万状，毛病只在于不知道有气禀的混杂。”
朱熹说：“洪迈解释《怀沙》说：‘知道死亡不值得吝惜，那么舍生取义就可以。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难道还爱惜这七尺之躯吗？’他的话伟大，可以树立懦夫的气节。这就是他触怒秦桧而被贬死的原因。可悲啊！近年风俗颓败，不再听到有这样话语的人了，这又深可畏惧。”
朱熹说：“欧阳修的话说：‘后世如果不公正，至今就没有圣贤。大概世俗的喜好厌恶，虽然有长短，但公论的光明，终究不会泯灭。这是古代君子，所以不能以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