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学第十三

译教导自己先要完全践行，然后逐渐用仁爱来教化百姓，用道义来感化百姓，就像孟子所说的慰劳他们、招来他们、匡正他们、端正他们、辅助他们、扶持他们，进而又用恩德来救济他们，像这样进行教化，百姓自然能领悟到最好的境界。

译问：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以化育。这是从有地位的人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一个普通士人，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朱子说：如果能使自身达到中和，便充塞于自身；能使一家达到中和，便充塞于一家；能使天下达到中和，便充塞于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就有这样的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有这样的道理。比如一旦克己复礼，为什么就能使天下归向仁德？因为有这样的道理的缘故。

朱子说：“天与人最初没有间隔，但人因为私意自己制造了障碍，所以孔子、孟子教导人，让人克制尽除自己的私欲，天理自然就会恢复，不期望它恢复它也会恢复。只有在日常生活的间隙中用力，循序渐进，不超越、不躐等，那么到了日积月累的时候，豁然贯通天与人之间的界限，不需要刻意去契合就自然契合了。”问：“天从未不是人，而人也从未不是天，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只是说人性本来没有不善的，而在日常生活的间隙中，没有不有应当遵循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天理。人如果每件事都做得正确，那么就符合天理，天与人本来就是一个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意思，那么天何曾大，人何曾小呢？‘先天不违’，是说心意所作为，暗中与道契合；‘后天奉时’，是说知道道理是这样，就奉行它。”

朱子说：“天下的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而处理事情的方法有常道也有权变。”又说：“遇到事情的常态而坚守常道，即使是圣贤也不超出这个范围，而普通人也能做到。至于遇到事情的变化而用权变来处理，那么只有大圣大贤才能不失去正道，而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常道有不可行的地方而至于使用权变，这权变之所以能符合常道。常道是已经确定的权变，权变是尚未确定的常道。问：“权变就是义吗？”回答说：“权变是运用那个义的。”问：“中就是因时制宜的适宜吗？”回答说：“用义来权衡，然后才得到中。义好像秤，权变是将这秤去称量，中是物体得到平衡的地方。”

朱子说：“士人处在太平盛世，处于下位，看天下的事情，心里都觉得没有难办的。等到身居高位，遭遇事情，便觉得无处下手。确实啊，义理难以穷尽，而学问不能停止。世上的事情，思考起来并非不烂熟于心，只怕做起来不像说的时候那样，别人的心不像我的心。”

朱子说：“天下的事情，有利必有弊，有得必有失。天下的事情，有根本有枝末。端正根本的，虽然看似迂缓，但实际上容易用力；补救枝末的，虽然看似迫切，但实际上难以成功。”

朱子说：“古今圣人和愚人都拥有同样的本性，那么天下本来不容许有两种道。只要笃信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的道理即使有极难的，也必定可以达到。何况善是人本来具有的，而实行它并不难呢？”

问：认识得明白，如果没有仁来守护它，就不行；用仁来守护它，如果没有勇来实行它，也不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认识是首要的。朱子说：“这个说法很好，正是我们应当自己努力的。”

朱子说：“从学者身上来说，凡是在日常行为、应对事物、接触外物的时候，只要有一毫私心，就不是王道，就是霸者的习气，这不可不省察。”

朱子说：“我们人所处的环境，加上‘道理’二字，便自然不能随波逐流。只有君子才知道义理是应当做的，以及义理是必然可以依靠的。”

朱子说：“大体上，人如果不能透彻理解上面的那一门学问，那么万事都显得低劣。人必须在大根本上看透彻，自然心胸开阔，看世上的事情都琐碎不足道了。人如果看得道分明，就不会被利禄所动摇。”

朱子说：“今天的做官的人，既然难免出来做官，只得忍耐，尽力所能及罢了。随分做官，不起患得患失之心，哪里不是安身之地？任用或舍弃与自己无关，出仕或隐居安于所遇，命运不值得谈论。大概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运了。人应当有自我快乐的方法，那么在任用或舍弃、出仕或隐居之间，随所寄托而安之。”和靖先生说：“天晴就出行，雨涝就停止。”这话意味深长。有人问：“任用就出仕，舍弃就隐居，曾参、闵子骞、漆雕开也能做到。”回答说：“舍弃就隐居容易，任用就出仕难。”

朱子说：“富贵容易得到，名节难以保全。官职卑微俸禄微薄，虽然不称心，但比起那些依靠别人供养的普通寒士，已经算是安泰了。如果认为不足，而妄图非分之物，恐怕所得无几，而日后的后悔将有不可追悔的。”朱子说：“这个学问如果不明，天下的事情决没有可以做的道理。”

朱子说：“道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间，起居饮食休息之际，都有一定的明确法则，不可片刻暂时废弃。所以圣贤兴起，立言垂训，来彰显它。巨细精粗，无所不备。读他们书的人，必须讲明探究，把它存于心中，实行于身上，并体现在事业中，然后才可以尽人的职责，而立于天地之间。”

朱子说：“学习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问纯正而心正，表现在行事上，发于言语上，无往而不得其正。”

朱子说：“天生一个人，就必须管理天下的事情。”

朱子说：“事变无穷，机会易失，应酬之间，大概有来不及省察而谬误千里的。所以君子贵在明理。理明，则异端不能迷惑，流俗不能扰乱，而德可久，业

译可大。」

朱子说：“只有懂得辨析言辞，才能明白道义，从而对天下的事情没有疑惑；培养浩然之气，才能与道义相配，从而对天下的事情无所畏惧。这就是他能够担当大任而内心不动摇的原因。”

译问：明德是自身的事，可以做到极完美的境界。至于新民，则关乎他人，如何能做到极完美的境界？朱子说：“且教自己先尽力做到极致，然后逐渐用仁德教化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如孟子所说的‘慰劳他们、招引他们，纠正他们、端正他们，辅助他们、扶持他们’，进而再振奋他们的德性，如此教化，他们自然能领悟到极完美的境界。”

问：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这是从在位者角度说的，如果一个普通士人，如何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朱子说：如果使自身达到中和，便充满全身；使一家达到中和，便充满全家；使天下达到中和，便充满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显此理。比如一旦克己复礼，为何就能使天下归仁？因为有此理的缘故。

朱子说：“天与人最初没有间隔，但人因私意自我设障，所以孔孟教人克制尽除私欲，即是天理，不期望恢复，天理自然恢复。只在日常用事之间，下功夫循序渐进，不逾越不躐等，那么到了日积月累之时，豁然贯通天人之际，不必刻意追求便自然契合了。”问：“天未曾不成为人，而人未曾不成为天，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只是说人性本来无不善，而在日常行事之间，无不有应当遵循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天理。人如果每件事都做得对，便合乎天理，天与人本是一理。如果领会了这层意思，那么天何曾大，人何曾小呢？‘先天不违’，是说心意所行，暗中与道契合；‘后天奉时’，是说知道理如此，便奉行实行。”

朱子说：“天下的事有常态有变局，而处理事情的方法有常规有变通。”又说：“面对常态之事而坚守常规，即使是圣贤也不外乎此，而普通人也能做到。至于遭遇变局而用变通来处理，则只有大圣大贤才能不失去正道，这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常规有行不通的地方而至于使用变通，这变通之所以合乎常规。常规是已确定的变通，变通是未确定的常规。问：“变通就是义吗？”回答说：“变通是运用那个义的。”问：“中就是因时制宜的恰当吗？”回答说：“用义来权衡，而后得到中。义像秤，变通是用这秤去称量，中是物体达到平衡的地方。”

朱子说：“士人处于太平盛世，身处低位，看待天下的事，心里都觉得不难做。等到身居高位，遭遇具体事务，便觉得无从下手。可见义理之难以穷尽，而学问之不可停止啊。世间的事，思考起来并非不烂熟，只怕做的时候不像说的时候，人心不像我心。”

朱子说：“天下的事，有利必有弊，有得必有失。天下的事，有根本有枝末。端正根本的，虽然看似迂缓，但实际上容易着力；补救枝末的，虽然看似急切，但实际上难以成功。”

朱子说：“古今圣人与愚人同具这一本性，那么天下本来不容许有两种道。只要笃信力行，那么天下的理即使有极难的，也必定可以达到。何况善是人本来具有的，而实行起来并不难呢？”

问：认知明确，没有仁来坚守，就不行；用仁来坚守，没有勇来实行，也不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认知为优先。朱子说：“这话说得很好，正是我们应当自勉的。”

朱子说：“从学者自身来说，凡是日常行为、应对事务、接触人物之际，只要有一丝一毫私心，便不是王道，便是霸者的习气，这不可不省察。”

朱子说：“我们处世，加上道理二字，便自然不能随波逐流。只有君子才知道义理是必须做的，以及义理是必定可以依靠的。”

朱子说：“大抵人如果不能看透上面那一门，那么万事都低劣。人必须在大的根本上看透，自然心胸开阔，看世间的事都琐碎不足道了。人如果见道分明，便不会被利禄所动。”

朱子说：“如今做官，既然免不了出来，只得忍耐，尽力所能及罢了。随分做官，不起患得患失之心，何处不是安身之地？用舍与己无关，行藏安于所遇，命运不值得谈论。大概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运了。人应当有自得其乐之处，那么在用舍行藏之间，随所寄托而安之。”和靖先生说：“如天晴就出行，如积水就止步。”这话意味深长。有人问：“用我则行，舍我则藏，曾参、闵子骞、漆雕开也能做到。”回答说：“舍我则藏，容易；用我则行，难。”

朱子说：“富贵容易得到，名节难以保全。官位低微俸禄微薄，虽然不痛快，但比起那些仰人鼻息的寒士，已经算是安泰了。如果认为不足，而妄图非分，恐怕所得无几，而日后的后悔将不可追悔。”

朱子说：“贫贱不能如愿，这固然有定分。富贵到了极点，可以无所不为，但也有限制节制，又应当安于理。”

朱子说：“地位低微的人，别人不责备，如果言论过高就有罪了。所以可以暂且守住自己的职守，这是贫穷而做官的方法。如果站在朝廷的根本位置上，就应当以行道为己任。道不能实行却窃据其位，是君子所耻的。迎合世俗取宠的事，不仅心中愧疚不敢做，实在也有急务而无暇顾及。”

朱子说：“未曾实行，

译不可违背正道。今天之所以不可行，暂且看事情是否符合道理罢了。如果道理在于应当去做，就不因为实行的难易来决定是否停止。尽心竭力地去实行，如果不幸最终真的无法实行，然后才停止，这样内心也就没有遗憾了。

译朱子说：“天下政治清明时就出仕，不必等到天下十分太平才出来。好比天将亮时，虽然还不很明亮，但从这时起就逐渐明亮起来。天下政治黑暗时就隐居，也不一定非要等到天下十分大乱。好比太阳将落时，虽然还不很昏暗，但从这时起就逐渐昏暗下去。那么将来必然无法维持，也应当见微知著而行动。”

朱子说：“因政见不合而离去，那么虽然我的道不能在当世施行，但道依然存在，将来还可以有所作为。因政见不合却苟且地就职，不仅我的道不能在当今施行，而且以后也没有可去的地方了。名义不正当，事情就无法推行；没有可为之处，只有离去罢了。”

有人问关于子由（苏辙）之死，怀疑他很不明白大义，哪有儿子如此违逆地拒绝父亲，却可以去为父亲效力的呢？朱子说：“是的，错误的地方不在于致死之时，而在于初次委身事君的开始。”

朱子说：“前代确实有出身草野、穿着粗布衣服的士人进献言论的，但都有所凭借，都有一定的次序，没有无缘无故忽然越分进言的。即使进言，也不会被采纳，只是自取羞辱罢了。”

朱子说：“出仕与隐居、说话与沉默，固然不必相同，但也有不得不相同的，都在于适宜于义罢了。士大夫的辞让与接受、出仕与隐居，又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他们处境的得失，关系到风俗的兴盛与衰败，所以尤其不能不审慎。”

朱子说：“风俗不好直行正道，就会有阻碍。但在我们本分上，只论一个对与错，此外利害得失，都不值得谈论。天下只有一个对与错，对的必须还它是对，错的必须还它是错，这才是自然的公平。如果不分辨邪正，不区别是非，而只想求得公平，绝对没有公平的道理。大体上事情只是一个是非，是非确定后，就选择一个对的地方去做。一定要庇护得人人都说好，哪有这种道理？然而事情的是非，久了自然会确定，当下必须做到自己内心没有愧疚，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别人说好说坏，不管他。”

朱子说：“把圣贤的话当作必定可信，把古人的事当作必定可行，那么世俗小小的利害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牵累了。”现在的人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利避害、计较之心，古人面对刀锯在前、鼎镬在后的情况，视若无物，只是因为看到了这道理，没看到那刀锯鼎镬。人如果沾染了些许利害，就不免开口求人，这与不学习的人有什么不同？以前听李先生说：“如果大大地排遣不去，只思考古人所遭受的患难有更大不可忍受的，拿来与自己比较，那么也可以稍微安心了。”起初我很轻视这种说法，认为何至于如此？后来遇事却觉得有得力之处，不可忽视。患难之际，正当有自我安顿的方法，不至于大大地被对方所动摇，这才显示出学问的力量。

朱子说：“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如果能一天十二个时辰点检自己的念头、思虑和动作，都是合宜的，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这样而不幸填沟壑，丧身殒命也顾不上顾惜，只能成就一个对的地方。这样那么方寸之间，全是天理，即使遇到大的困厄，只有献出生命以遂行志向罢了，也不知道人的是非向背，只取其对罢了。志士不忘记可能死于沟壑，勇士不忘记可能丧失头颅，他们这样做，大概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吧？那些想要生存、厌恶死亡的人，虽然是众人利害的常情，但想要生存和厌恶死亡有比生死更严重的，那是秉承常道的义理良心。所以想要生存而不做苟且获取的事，厌恶死亡而有不敢回避的事。志士仁人之所以不求生以损害仁，是因为他们心中自有过不去的地方，不忍心顺从那边来损害这边，所以成就仁德的人，只是遂行良心所安罢了。坚守至死而不能完善其道，像荆轲、聂政的死，只是白白送死罢了；比干的死，才能完善其道。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有的人能在危急紧迫之际决断生死，却免不了在安逸之时计较丰约，所以君子不能片刻不在此处反省觉察。”

朱子说：“天理与人欲，同行而异情。遵循天理而公正于天下的，是圣贤之所以尽性；放纵欲望而私利于一己的，是众人之所以灭绝天性。二者之间，不能以毫发区分，而其是非得失的归属，相差甚远[以上分三十一节]

仁礼第十四

程珙说：“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到了孔子门下回答问难，说出的就是仁。为什么呢？朱子说：列圣相传，到这里才渐渐说到亲切处罢了。”

朱子说：“仁义礼智，都是上天赋予的良贵。而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获得它最早，并且兼统四者。所谓元，是善的首领。仁义虽然对立而成两方，但仁实际上贯通在四者之中。大概偏说则是一事，专说则包揽四者。所以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节制；智，是仁的分别。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物之生，又各自得到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谈论心的德性，虽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但一言以蔽之，就是仁罢了。”

问仁。朱子说：“圣贤的话，有说自然道理的地方，如‘仁，人心也’；有说做工夫的地方，如‘克己复礼’。”

朱子说：“求仁的要害在于去除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