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礼第十四
者而已矣。」或问：「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圣门之学，必以求仁为要，而语其所以行之者，则必以孝弟为先；论其所以贼之者，必以巧言令色为甚。
译如此罢了。」有人问：「我想克制自己的私欲，却担心做不到。」回答说：「人们只怕不知道罢了，既然知道了，就应当着手去做，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做人是由自己决定，还是由别人决定呢！」孔子门下的学问，必定以追求仁德为关键，而谈到实践仁德的方法，必定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首要；论及损害仁德的因素，必定以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最为严重。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为大，五常之中，仁尤为大。而人之所以为是仁者，又当守敬之一字。」又曰：「学者最是此一事为要，所以孔门只是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这里。」为仁之要，固不出乎圣贤之言。若子夏所谓「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夫子所谓「克己复礼」「所谓恭敬忠恕」，可以备见其用力之始终矣。
或问仁与公之别。朱子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祸，由疏逮亲。」
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朱子曰：「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凡礼有本有文，其所施于家者，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则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终始。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古之圣王，因其所不能无者，制为典礼，所以致其精诚，笃其恩爱。有义有数，本末详焉。人之气传于子孙，如木之气传于实。此实之传不泯，则其生木虽枯毁无余，而气之在此者犹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旁亲无后者，以其班祔。置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谒于大门之内，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则参，俗节则献以时食。有事则告笾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当时祭享皆用之。今则燕器代祭器，常馔代俎肉，楮钱代币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谓从宜也。」
朱子曰：祭祀须用宗子法，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若与嫡长同居，则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于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国，则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贵仕于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国之比，则以其田禄修其荐享，尤不可阙，不得以其身去国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从之，于事为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则当留以奉祀，不得随宗子而徙也。兄弟异居，庙初不异，只令兄祭，而弟与执事，或以物助之为宜。向见说前辈有如此而相去远者，则兄家设主，弟不立主，只于祭时旋设位以纸榜标记，逐位祭毕焚之，如此似亦得礼之变。又曰：礼文品物亦当少损，或但一献无祝可也。凡祭主于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骨而行之，财力可及者则当如仪。祭祀之礼，亦只得依本子做，诚敬之外，别未有着力处也。问：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则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墓祭。李尧卿问墓祭之礼，于亲尽之墓合祭否？曰：墓祭无明文，虽亲尽而祭，恐亦无害。又问：自高祖至祢忌日之衣服饮食当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黪素之服可也。
朱子尝书戒子塾曰：「吾不孝为先公，弃捐不及供养事先妣四十年，然愚无识知，所以承颜顺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为终天之痛，无以自赎。惟有岁时享祀，致其谨洁，犹是可着力处。汝辈及新妇等，切宜谨戒。凡祭肉脔割之余及皮毛之属，皆当存之，勿令残毁亵慢，以重吾不孝。」
陈安卿问：“贫者举事有费财浩瀚者，不能不计度繁约而为之裁处，此与正谊不谋利意相妨否？”朱子曰：“当为而力不及者，权宜处乃是义也；力可为而计费吝惜，则是谋利而非义矣。”
或问：“士人欲
译朱子说：“人的本性中，只有五常最为重要，而在五常之中，仁又最为重要。而人之所以能成就仁德，又应当恪守‘敬’这一个字。”又说：“求学的人，最紧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孔子门下只是教人追求仁德，追求仁德的关键在于主敬，在于收束放纵的心。如果能这样，道理就在这里了。”追求仁德的要领，固然不出圣贤的言论。像子夏所说的“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恭敬忠恕”，可以全面地看到用力的始终了。
有人问仁与公的区别。朱子说：“仁在内，公在外。”又说：“只有具备仁德，然后才能做到公。”又说：“仁是本有的天理，公是克制私欲功夫达到极致的地方。”所以只有具备仁德，然后才能做到公。道理非常分明，熟透的是仁，生疏的是恕。
朱子说：“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这三者是行仁的事情。古人必定从亲爱亲人推演出去，然后才及于仁爱百姓，又推演其余，然后才及于爱惜万物，都是从近到远，从易到难。仁人的恩泽，从内向外扩展；不仁的祸患，从疏远波及亲近。”
朱子说：“心的全部德行，无非是天理，但也难免被人欲所败坏。所以行仁的人，必定要有办法战胜私欲而回复到礼，那么事情都符合天理，而本心的德行就在我身上完全恢复了。”
朱子说：“礼就是理。但如果说理，似乎没有形迹可言；制定为礼，就有品节文章可以看见了。凡是礼都有本有文，它施用于家庭的，是名分的遵守、爱敬的实质，这是它的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章度数，这是它的文。它的本，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常道，固然不可以一天不修持；它的文，又都是用来纲纪人道的始终。虽然实行它有时节，施行它有场所，然而如果不平时讲习明白、练习熟练，那么在临事的时候，也就无法合乎适宜而应合节度。这是不可以一天不讲习的。”
朱子说：“人的出生，无不以祖先为根本。所以报答根本、追念初始的心，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不能没有。古代的圣王，根据这种不能没有的心，制定为典礼，用来表达其精诚，加深其恩爱。有义理有数目，本末都详细了。人的气传给子孙，就像树木的气传给果实。这果实的传承不灭绝，那么生长的树木虽然枯毁无余，而气在这里仍然如故。”
朱子说：“君子将要建造宫室，先在正寝的东边建立祠堂，设置四个龛来供奉先世的神主。旁系亲属没有后代的，按照班次附祭。设置祭祀的日子，备办祭器。主人在清晨在大门内谒告，出入必定禀告。到了正朔望日就参拜，世俗节日就献上当时的食物。有事就禀告，使用笾豆簠簋等器具。这是古人所用的，所以当时祭祀都用它们。现在则用日常器皿代替祭器，常用食物代替俎肉，纸钱代替币帛。这也是用平生所用的东西，可以说是因地制宜。”
朱子说：“祭祀必须使用宗子法，不是嫡长子不敢祭祀。如果父亲与嫡长子同居，那么死后他的子孙在私室为他立祠。古人宗子如果在别的国家，就不能祭祀，而由在家的庶子代替。现在主持祭祀的人游宦四方，或者在朝廷做高官，又不同于古人越在他国的情况，那么应该用田禄来修治荐享，尤其不可缺漏，不能因为自己离开本国而让支子代替。宗子所在的地方，供奉两个神主跟随他，在事情上是适宜的。但是支子所能自主祭祀的，就应当留下来奉祀，不能随着宗子迁徙。兄弟分家，庙堂起初不分开，只让哥哥祭祀，弟弟参与执事，或者用财物资助，这样是适宜的。以前听说前辈有这样做而相距很远的，那么哥哥家设立神主，弟弟不立神主，只在祭祀时临时设立位置用纸条标记，逐个位置祭祀完毕烧掉，这样似乎也符合礼的变通。又说：礼文的品物也应当稍微减少，或者只一献没有祝辞也可以。凡是祭祀主要在于爱敬的诚心罢了，贫穷就根据家境的有无，有病就量力而行，财力能达到的就应当按照仪节。祭祀的礼，也只能依照本子做，诚敬之外，没有别的着力处了。问：现在士人百姓也有始基之祖，莫非也只祭祀四代，但四代以上就可以不祭祀吗？回答说：如果是始基之祖，想必只保留墓祭。李尧卿问墓祭的礼节，在亲尽的墓前合祭可以吗？回答说：墓祭没有明文规定，虽然亲尽而祭祀，恐怕也没有害处。又问：从高祖到祢忌日的衣服饮食应当怎样？回答说：主祭者换上浅淡素色的衣服就可以了。”
朱子曾经写信告诫子塾说：“我不孝，先父去世，来不及供养；先母去世四十年，然而我愚昧无知，所以承颜顺色，很有乖戾之处。现在回想起来，常常认为是终身的痛悔，无法自我赎罪。只有每年按时祭祀，表达谨慎洁净，还是可以用力的地方。你们以及新妇等，切宜谨慎戒慎。凡是祭肉切割剩下的以及皮毛之类，都应当保存，不要让它们残毁亵慢，以加重我的不孝。”
陈安卿问：“贫穷的人办事有耗费钱财巨大的，不能不估计繁简而加以裁处，这与正谊不谋利的意思相妨碍吗？”朱子说：“应当做而力量不及的，权宜处理就是义；力量可以做而计算费用吝惜，那就是谋利而不是义了。”
有人问：“士人想要
行婚礼，而彼家不从，如何？”朱子曰：“这也只得婉转，使人去与他商量。但古礼也省径人，何苦不行？”
译举行婚礼，但对方家庭不遵从，该怎么办？”朱子说：“这也只能委婉曲折，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但古礼也有简省便捷的，何必苦于不实行呢？”
朱子曰丧礼须从仪礼为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择日，皆决于卜筮。今人不晓古法，且从俗择之可也。丧具称家之有无，贫而厚葬，不循礼也。」
朱子曰：「丧礼自葬以前皆谓之奠，其礼甚简。盖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礼事之也。自虞以后方谓之祭，故礼家又谓奠为丧祭，而虞为吉祭，盖渐趋于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主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也。」须知得这意思，则所谓践其位、行其礼等事，行之自安，方见得继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礼，近世以百日为期。盖自开元失之，今从周制。葬后三虞，而后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后，便除几席，则孝子之心，岂能自安乎？」《大戴礼》诸侯迁庙篇云：「君及从者皆元服。」则是三年大祥之后，既除丧而后迁矣。其词但告迁，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后，主复于寝，而至此方迁于庙矣。迁主礼，经所说不一。窃意当以大祥前一日祭，当迁之主告而迁之，然后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庙，似亦稍合人情。
朱子曰：「按丧礼，凡丧父，在父为主，则父存子无主丧之礼。又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注云：『各为妻子之丧为主』，则是凡妻之丧，夫自为主，以子为丧主未安。古人居丧，皆与平日绝异，故宗庙之祭虽废，而幽明之间两无憾焉。今人居丧，平日之所为皆不废，而独废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后，用墨衰常祀于家庙可也。」问：「子为母大祥及禫，夫已无服，其祭当如何？」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后，夫即释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须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词，不必言为子而祭也。」问：「妻丧逾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与祭，则主祭者须已除服，亦何害于与祭乎？但不可纯用吉服，须如吊丧及忌日之服也。」窦文卿问：「子之所生母死，题主当何称？祭于何所？祔于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称亡母而不称妣，以别之。伊川云：祭于私室。」问：「夫在，妻之神主宜书何人奉祀？」曰：「旁注施于所尊以下，则不必书也。」
问祧主。朱子曰：「天子诸侯有太庙夹室，则就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无此，祧主无可置处。礼记说藏于两阶闲。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
朱子曰：「荐新告庙，吉凶相袭，似不可行。未葬可废，既葬则使轻服，或已除者入庙行礼可也。四时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韩魏公所谓节祠者，则如荐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献，受胙非居丧所可行；而俗节则惟普同一献，不读祝，不受胙也。」
朱子曰：「宗子虽未能立，然服制自当从古，是非爱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汉时宗子法已废，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此礼意犹存，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
曾择之问：“三年丧而复有期丧者，当服期丧之服以临其丧，卒事则反初服。或者以为方服重，不当改衣轻服，不知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说非是。”李晦叔问：“程氏祭仪谓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说恐误。”《唐会要》中有论：“凡是嫡母无先后，皆当并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入庙，决然不可，无可疑者。为子孙者，只令岁时就其家之庙拜之，若相去远，则设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诸旁亲，皆不当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丧，古经但云朋友麻，则如吊服而加麻绖耳。然不言日数。至于祭奠，则温公说：『闻亲戚之丧者，但当为位哭之，不当设祭，以其神灵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当以其厚薄、长少而为之节，难以一定论也。」
问改葬。朱子曰：「须告庙，而后告墓。方启墓以葬，葬毕奠而归。又告庙哭，而后毕事。」
朱子曰：「伯有为厉，伊川云：『别是一般道理，为其人气未尽而强死，自是能为厉。如子产为之立后，使有所归，遂不
译朱子说：丧礼必须以《仪礼》作为标准。
朱子说：“古代人选择葬地和日期，都依靠占卜来决定。现在的人不懂古法，暂且依照世俗的习惯来选择也可以。丧葬用品应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来准备，贫穷却厚葬，是不符合礼制的。”
朱子说：“丧礼中，从下葬之前都称为‘奠’，其礼仪非常简略。这是因为哀痛至极无法讲究文饰，而且对于刚去世的人，不忍心立刻用对待鬼神的礼仪来侍奉他。从虞祭之后才称为‘祭’，所以礼学家又把奠称为丧祭，把虞祭称为吉祭，这是因为逐渐趋向于吉庆了。”
朱子说：“反哭升堂，是回到死者生前活动的地方；主妇进入内室，是回到死者生前被供养的地方。”必须懂得这层意思，那么所谓站在死者的位置、执行死者的礼仪等事情，做起来自然心安，才能体现出继承志向、叙述事迹的意义。
朱子说：“卒哭的礼仪，近代以一百天为期。这是从开元年间开始出错的，现在应遵循周代的制度。下葬后进行三次虞祭，然后进行卒哭，这才是正确的。卒哭之后，就撤去灵位的几案和席位，那么孝子的心，怎么能安宁呢？”《大戴礼记·诸侯迁庙篇》说：“国君和随从的人都穿黑色的丧服。”这说明在三年丧期的大祥祭之后，已经除去丧服，然后才迁移神主。文中只说迁移，没提附祭。这说明在附祭之后，神主又回到了寝宫，到了这个时候才迁移到宗庙。关于迁移神主的礼仪，经典中的说法不一致。我私下认为，应当在大祥祭的前一天祭祀，向即将迁移的神主禀告并迁移它，然后第二天撤去灵位的几案席位，奉迎新的神主进入宗庙，这样似乎也更合乎人情。
朱子说：“按照丧礼，凡是父亲去世，在父亲在世时由父亲做主，那么父亲在世时儿子没有做丧主的礼仪。又如果父亲去世，兄弟同居，各自主持自己那一房的丧事。注解说：‘各自为妻子之丧做主’，这意味着凡是妻子的丧事，丈夫自己做主，让儿子做丧主是不妥当的。古代人居丧，都与平日截然不同，所以虽然宗庙的祭祀废除了，但阴阳两界都没有遗憾。现在人居丧，平日所做的事情都不废除，唯独废除了这一项，恐怕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卒哭和下葬之后，穿着墨衰绖在家庙进行常规祭祀是可以的。”问：“儿子为母亲举行大祥祭和禫祭，丈夫已经没有丧服了，祭祀应当如何进行？”回答说：“现在的礼制，灵位必须三年后才撤除，那么小祥祭、大祥祭都由丈夫做主。只是小祥祭之后，丈夫就脱去丧服，大祥祭时，丈夫恐怕也需要穿素服来祭祀，只是更改祝词，不必说为儿子而祭祀。”问：“妻子去世超过期限，谁做主祭？”回答说：“这没有考证，但马氏说大小祥祭已经脱去丧服的人都参与祭祀，那么做主祭的人必须已经脱去丧服，参与祭祀又有什么妨害呢？只是不能纯粹穿吉服，必须像吊丧和忌日所穿的服装那样。”窦文卿问：“儿子所生的母亲去世，神主上应当怎么称呼？在哪里祭祀？附祭在哪里？”回答说：“如果为了避讳嫡母，只称亡母而不称妣，以作区别。伊川先生说：在私室祭祀。”问：“丈夫在世，妻子的神主应当写谁奉祀？”回答说：“旁注施于所尊以下，那么就不必写了。”
问关于祧主的事。朱子说：“天子诸侯有太庙的夹室，就把神主藏在那里。现在士人家里没有这个，祧主没有放置的地方。《礼记》说藏在两阶之间。现在不得已，只能埋在墓地。”
朱子说：“荐新祭告宗庙，吉凶交替，似乎不可实行。未下葬时可以废除，已经下葬则让穿轻丧服的人，或者已经除服的人进入宗庙行礼是可以的。四季的大祭，已经下葬后也不可行。如韩魏公所说的节祠，那么像荐新那样实行是可以的。又说：正祭三献，接受胙肉不是居丧期间所能做的；而世俗节日则只是普遍一献，不读祝词，不接受胙肉。”
朱子说：“宗子虽然未能确立，但丧服制度自然应当遵循古制，这不是爱护礼制、保存礼意的意思，不可随意更改。比如汉代宗子法已经废除，但诏令中还说‘赐给应当作为父亲后嗣的人爵位一级’，这说明礼制的意义还存在，怎么能说宗法废除了，所有的儿子都可以作为父亲的后嗣呢？”
曾择之问：“服三年丧后又遇到期丧的人，应当穿着期丧的丧服去临丧，事情结束后再换回原来的丧服。有人认为正穿着重丧服，不应当改穿轻丧服，不知怎么样？”朱子说：“这种说法不对。”李晦叔问：“程氏的祭仪说凡是配享的只以正妻一人，或者奉祠的人是再娶所生的，就以生母配享。”回答说：“程先生这个说法恐怕有误。”《唐会要》中有论述：“凡是嫡母无论先后，都应当一并附祭合祭。”
朱子说：“被休弃的妻子入庙，绝对不可以，毫无疑问。作为子孙的，只在岁时到她的家庙去拜祭，如果相距遥远，就设位遥拜也可以。族祖以及各位旁系亲属，都不应当祭祀。有不可忘记的，也照这个例子就足够了。”
朱子说：“朋友的丧事，古经只说朋友麻，那么就像吊丧的服装加上麻绖罢了。但不说天数。至于祭奠，温公说：‘听到亲戚丧事的人，只应当设位哭祭，不应当设祭，因为他的神灵不在此地。’大概如此，也应当根据关系的厚薄、年龄的长少来调节，难以一概而论。”
问改葬的事。朱子说：“必须告祭宗庙，然后告祭墓地。刚开墓下葬，葬毕奠祭后回家。又告祭宗庙哭祭，然后事情才完毕。”
朱子说：“伯有为厉鬼，伊川先生说：‘这是另一种道理，因为他的人气未尽而强死，自然能成为厉鬼。如子产为他立后，使他有所归依，于是就不……’
朱子曰：「一家之主，则一家之鬼神属焉；诸侯守一国，则一国之鬼神属焉；天子有天下，则天下之鬼神属焉。」看来为天子者，这个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纵欲无度，天下许多星辰，地下许多山川，如何不变怪[以上分二十九节]
为治第十五
朱子曰：「为举与为治，只是一统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则无以济其志，非术则无以辅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为于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须是敬，则能立；才有慢心，事日趋于弊坏。」
或问论治便要识体？朱子曰：“然，且以一县言之，则治告讦，劝农桑，抑末作，其体也。若不识得体时，正大体事都不管，所为皆是细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己公廉，执事勤恪，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才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不待多说，然细微处亦须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驭吏以法，而簿书期会之间，亦无所不用其敬焉，则庶乎其少过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处之，便是正当。当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可以有为。平易近民，为治之本。」
或问：“为政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朱子曰：“某尝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居上克宽，盖自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宽，非废弛之谓也。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为政必有规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敛可薄。所当以宽为本体，仁长人，孰大于此者乎？”
朱子曰：「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更张则所更之事未成，必哄然成扰，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诚出于黄老之意。然吾言亦颇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准则，定当不可易处，然后随其深浅而不求备焉。此则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县固非易事，然尽心力而为之，必无不济。」许公自言：「吾作县有八字法，请问之，则曰：『开收人丁，推割产税而已。』」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顷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中户典买田产，不肯受业，操有余之势力，以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殊使人扼腕。每县中有送来整理者，必了于一日之中，盖不如此，则村民有宿食废业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论王道，以制民产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讲，莫若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是则虽未能遽复古人井地之法，而于制民之产之意，亦髣髴其万一。
朱子曰：「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兄弟颠连而无告者也。君子之为政，宜要主张这等人。先王养民之政，导其妻子，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鳏寡孤独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尤宜怜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
朱子知南康军，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岂无之？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日陷偷薄。今请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间或因事反复丁宁，使后生赤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
译朱子说：“一家的主人，这一家的鬼神就归属于他；诸侯镇守一国，这一国的鬼神就归属于他；天子拥有天下，天下的鬼神就归属于他。”看来做天子的，这神明的力量是多么广大？怎么容得有一点点差错呢？如果纵欲无度，天下众多的星辰，地下众多的山川，怎么会不发生怪异变化呢？[以上分二十九节]
治理国家第十五
朱子说：“举荐人才与治理国家，只是同一件事。将来所运用的，不外乎今天所积蓄的。”
朱子说：“士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业，是因为他们有志向罢了。然而没有才能就无法实现志向，没有方法就无法辅助才能。古代的君子，没有不兼具这三者而能在世上有所作为的。”
朱子说：“凡事必须恭敬，才能建立；一旦有了轻慢之心，事情就会一天天趋向败坏。”
有人问：谈论治理就要认识根本吗？朱子说：“是的。且以县为例，治理告发揭短之风，鼓励农桑，抑制工商业，这就是根本。如果不认识根本，那些重大的事情都不管，所做的都是琐碎的事情。”
朱子说：“做官只是廉洁勤勉地自我约束，进退的快慢，自然有它的时节，切不可产生非分的念头。做官只是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处理事务勤勉谨慎，日夜孜孜不倦，如同面临深渊峡谷一样，自然就没有其他的祸患。一旦有所依赖，就会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做错了事。做官廉洁谨慎，是我们本分，事情不必多说，但细微之处也必须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说：“自身修养既不苟且，又能以礼侍奉上级，以诚对待他人，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法度驾驭官吏，而在文书簿籍和期限集会之间，也没有不竭尽恭敬的，那么大概过错就会很少了。”
朱子说：“大抵天下的事，遵循道理、遵守法度，平心静气地处理，就是正当的。做官不要回避事务，也不要侵夺他人的事务。”
朱子说：“侍奉上级、役使下级，都必须以诚意相交、彼此信任，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平易近民，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有人问：“为政必须以宽厚为根本，而以严厉来补充它。”朱子说：“我曾经说应当以严厉为根本，而以宽厚来补充它。居上位者能够宽厚，大概是从政教法令方面施行宽厚，并不是说废弛政令。现在人说宽政，大多是事事不管。我说破坏了这宽厚，为政必须有规矩，使奸诈的胥吏无法行其私欲，然后刑罚才可以减少，赋税才可以减轻。所应当以宽厚为根本，仁爱百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朱子说：“为政如果没有重大的利害，不必议论变革。变革的话，所变革的事情尚未成功，必然闹得纷乱扰民，最终也不会停止。治理之道去除过分极端的做法，确实出自黄老的意思。然而我的话也有相近的，关键在于运用的人如何？如果看得准则，确定不可改变的地方，然后随其深浅而不求完备。这就是儒者去除过分极端的做法。”
朱子说：“做县令固然不是容易的事，但尽心竭力去做，必然没有不成功的。”许公自己说：“我做县令有八字法则，请问是什么，就说：‘登记人口，推割田产税赋罢了。’”户籍不正，田税不均，虽然看似小事，但实际上是公私最大的祸害。从前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中人典买田产，不肯过户，凭借多余的势力，来困迫卖家，算计狼狈之人，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每当县中有送来整理的人，必定在一天之内了结，因为不这样，村民就有住宿废业的祸患，而市井富家得以持久困迫他们，使他们不敢伸张道理，这是最大的弊病。孟子论述王道，以制定百姓的产业为先，现在井田的制度未能立刻推行，不如命令各州各县各自统计百姓田地一亩，年收入多少，缴纳赋税多少，非泛泛科率又多少，州县一年所收金谷总计多少，各种支费总计多少，有余的归于何处，不足的从哪里取？等全部汇集后，然后选拔忠厚通达干练的人士，分类汇总考究而大大均衡调节，有余的取，不足的给，务必使州县贫富不至于相差悬殊，那么民力的惨舒也就不至于大相径庭了。这样虽然未能立刻恢复古人的井田之法，但对于制定百姓产业的意思，也仿佛有一点点相似。
朱子说：“减少刑罚，减轻赋税，这两者，是仁政的大纲目。”
朱子说：“凡是天下疲弱残疾、孤苦无依的人，都是兄弟颠连而无告的人。君子为政，应当主张照顾这些人。先王养民的政令，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养老恤幼；不幸而有鳏寡孤独的人，没有父母妻子儿女的供养，尤其应当怜恤。”
朱子说：“百姓衣食不足，就没有闲暇治理礼义；而饱暖无教，又接近禽兽。所以既富之后以孝悌教化他们，那么人们就知道爱亲敬长，而代替他们的劳苦。”
朱子知南康军，榜示百姓，略说：“天性人心，是不变的道理，过去既有，现在难道没有吗？祸患在于师长不好，不加敦劝，导致颓靡，日益陷入偷薄。现在请管下的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一并加以教戒。间或因为事情反复叮咛，使后生赤子都知道修养孝悌忠信的品行，入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