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第八
夫妇者，天属之所由以续者也；君臣者，天属之所赖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属之所赖以正者也。是则所以纲纪人道，建立人极，不可一日而偏废。」
译夫妇关系，是天然亲属得以延续的途径；君臣关系，是天然亲属赖以保全的依靠；朋友关系，是天然亲属赖以端正的凭借。这就是用来规范人伦大道、确立人类准则的东西，不可以有一天的偏废。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亲，君臣欲其义。』曰：『非是欲其如此，盖有父子便自然有亲，有君臣便自然有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资始于父。虽有强暴之人，见子则怜，至于襁褓之儿，见父则笑，果何为而然哉？一失其身，则亏体辱亲，虽日用三牲之养，亦不足以为孝矣。父母爱子之心，未尝少置；人子爱亲之心，亦当跬步不忘。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人子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古之君子，思所以显其亲者，惟立身扬名之为足恃，是以不求诸人而求诸己，不务其外而务其内。或问：「尽其道谓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则身也者，资父母血气以生者也。尽其道者，则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则能敬其父母矣。」几谏只是渐渐细密谏，不要峻暴硬要拦截。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此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
问人不幸处，继母异兄弟，不相容，当何如？朱子曰：“从古来自有那样子。公看舜如何？只是为人子，止于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天下无不可事之亲，顾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隐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离？曰：政使不慈不友，亦无避去之理。观舜之为法于天下者，则知之矣。”尝解《诗》，论鲁庄公之母，引赵子之言：“或问：‘子可以制母？’曰：‘夫死从子，通乎其下，况国君乎？’若庄公者，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车马仆从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则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问鲧既被诛，禹又出而委质，不知如何？曰：“盖前人之愆。”又问：“以鲧为有罪？又盖其愆非显父之恶否？”曰：“且如今人，其父击碎人之器物，其子买而偿之，岂是显父之恶？”
问：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成立，此之谓诚心耶？朱子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闲，正当审决。”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无一人敢为非义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为教。又尝训其子曰：“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当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誉之不闻，非所忧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异形同气，死生苦乐，无适而不相须。兄弟设有不幸，鬬很于内，然有外侮，则必同心御之矣。虽有良朋，岂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问齐家治国之道，断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后人法之。然尧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
朱子曰：「圣人是论其常，尧舜是处其变。看他烝烝乂，不格奸，至于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处那变处。」
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当立小宗法。处乡党宗族，见有碍理处，只得无忿嫉之心。」
朱子曰：「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人之所为，盖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妇情意密，而易于陷溺。不于此致谨，则私欲行于狎玩之地，自欺于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隐微之际，戒谨恐
译朱子说：“君臣、父子这样的大伦理，是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也就是所谓的民众的常理。所以臣子对于君主，儿子对于父亲，活着时就恭敬地奉养，死后就哀痛地送葬，用来表达他们忠孝诚意的做法，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而不是虚加的名义。有人说：‘父子之间希望他们亲近，君臣之间希望他们合乎义理。’朱子说：‘不是希望他们这样，而是只要有父子关系就自然有亲情，只要有君臣关系就自然有义理。’”
朱子说：“人之所以有这个身体，形体受之于母亲，生命的本源来自父亲。即使是强暴的人，见到孩子也会怜悯，至于襁褓中的婴儿，见到父亲就会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一旦丧失了自己的操守，就会损害身体、羞辱亲人，即使每天用牛羊猪三牲来奉养父母，也不能算是孝了。父母爱孩子的心，不曾片刻放下；做子女的热爱父母的心，也应当每走一步都不忘记。父母在世时，不要远行；远行就会远离亲人而且时间长久，早晚问安就会荒废，音信问候就会疏远。不仅自己思念亲人无法停止，也担心父母思念自己不能忘怀。如果一定要远行，必须有确定的方向，比如已经告诉父母要去东方，就不敢再改去西方，想让父母一定知道自己在哪里而不用担心。如果父母召唤自己，就一定到达而不失误。做子女的以父母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凡是用来保全自身的行为，自然不容许不谨慎了。”古代的君子，思考用来显扬父母的方法，只有立身扬名才值得依赖，因此不向别人寻求而向自己寻求，不致力于外在而致力于内在。有人问：“竭尽道义叫做孝吗？”朱子说：“拿自身来推究，身体是凭借父母的血气而生的。竭尽道义的人，就能敬重自己的身体；敬重自己身体的人，就能敬重父母了。”委婉劝谏只是逐渐细致地劝谏，不要峻急粗暴硬要拦截。父子互相隐瞒，是天理人情达到极致的表现。侍奉活着的父母固然应当爱戴恭敬，但这只是人道的常情罢了。至于送葬死者，则是人道的重大变故。孝子侍奉父母，除了这件事没有地方可以施展力量了，所以尤其把它当作大事，一定要真诚守信，不让日后稍有悔恨。人侍奉父母，从开始到结束，完全依照礼节而不苟且，他对父母的尊敬就达到极致了。
问人不幸遇到继母和异母兄弟，不能相容，该怎么办？朱子说：“自古以来就有那样的情况。你看舜怎么样？只是作为儿子，止于孝道。舜侍奉瞽瞍，想让瞽瞍使唤他，他未曾不在身边；瞽瞍寻找并想杀他，也未曾能找到。天下没有不能侍奉的父母，只是我侍奉他们的方法，不如舜罢了。”余隐之说：“曾子的哥哥不是不友爱，是谁让他躲避？曾子的母亲不是不慈爱，是谁让他离开？回答说：即使不慈爱不友爱，也没有躲避离开的道理。观察舜作为天下的法则，就知道了。”曾经解释《诗经》，论述鲁庄公的母亲，引用赵子的话：“有人问：‘儿子可以制约母亲吗？’回答说：‘丈夫死了就听从儿子，这是通行于下层的道理，何况是国君呢？’像庄公这样的人，哀痛地思念父亲，真诚恭敬地侍奉母亲，威严刑罚来驾驭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那就是庄公哀敬不够，威严命令不能施行罢了。”问鲧已经被诛杀，禹又出来委身效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大概是前人的罪过。”又问：“认为鲧有罪？又掩盖他的罪过不是显露父亲的恶行吗？”回答说：“就像现在的人，他的父亲打碎了别人的器物，他的儿子买下来赔偿，难道是显露父亲的恶行吗？”
问：父母对于孩子，有无穷的爱怜，希望他们聪明成才，这叫做诚心吗？朱子说：“父母爱他们的孩子，是正确的。爱他们无穷无尽，而一定要希望他们怎样，就不对了。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正当审慎决断的时候。”叔度用正道率领他的家族，而子弟没有一个人敢做不义的事。古人交换孩子来教育，是为了保全父子之间的恩情，而也不失为教育。又曾经训诫他的儿子说：“勤谨两个字，遵循它们向上有无限好事。我虽然不敢说，但私下为你祝愿。反过来向下有无限不好的事。我虽然不想说，但难免为你担忧。”父兄有爱子弟之心的人，应当为他们寻求明师、良友，让他们探究义理的旨归，而习染孝顺悌敬、驯服谨慎的行为，以诚实地修身罢了。禄位爵位不来，名誉不闻，不是所担忧的。
朱子说：“兄弟之间的恩情，形体不同但气息相同，生死苦乐，没有不相依赖的时候。兄弟假设有不幸，在内部争斗狠毒，但是如果有外侮，就一定会同心抵御它。即使有良朋，难道能有什么帮助吗？”富辰说：“兄弟即使有小忿怒，也不废弃美好的亲情。”
问齐家治国的道理，断然是父子兄弟足以成为法则，然后别人效法他们。然而尧舜不能感化他们的儿子，周公不能和睦他的兄弟，是怎么回事？
朱子说：“圣人是论述常理，尧舜是处理变局。看他‘烝烝乂，不格奸’，直到瞽瞍高兴，就是他有处理那变局的方法。”
朱子说：“大宗法既然确立，不得也不应当确立小宗法。处在乡党宗族中，见到有碍理的地方，只能没有忿嫉之心。”
朱子说：“夫妇，是人伦中最亲近最亲密的。人的行为，大概有不可告诉父兄，而全部告诉妻子的。人事中最接近的，而道行于其中。夫妇情意亲密，而容易陷入沉溺。不在此处谨慎，那么私欲就会在狎玩之地施行，在人们不知道的境界中自欺。倘若知道造端的重大，在隐微之际，戒慎恐惧……”
惧，则是工夫从里面做出。以之事父兄，处朋友，皆易为力而有功矣。」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如夫妇和，而后家道成。故为夫妇者，当黾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孔明择妇，正得丑女，奉身调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气，经纶之蕴，固已得于天资。然窃意其志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为多。
译恐惧，那么修养的功夫就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用这种心态来侍奉父亲兄长，与朋友相处，都容易用力且能取得成效。”阴阳调和，然后雨水才会降下；如同夫妻和睦，然后家庭之道才能成就。所以作为夫妻的人，应当勤勉努力以同心协力，而不应该发展到愤怒的地步。诸葛亮选择妻子，正好娶了相貌丑陋的女子，她侍奉丈夫、安排家务，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他那种正大刚直的气概，治理天下的才能，本来就已经得益于天赋资质。但我私下认为，他的志向思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的原因，则是因为少私寡欲、涵养心性的帮助居多。
朱子曰：「有非非妇人，也有善非妇人也。盖女子以顺为正，无非足矣。有善则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惟酒食是议，而无遗父母之忧，则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门之修，而无境外之志。妇人无外事，惟以贞信为节。一失其正，则余无足观。
问：妻有七出，却是正当道理，非权也。朱子曰：然。
朱子曰：「人伦有五，而其理则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维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责善，所以尽吾诚；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为赐也。然各尽其道而无所苟焉，则丽泽之益，自有不能已者。」问：「必择胜己为友？刖胜己者，必以我不如己，不吾友矣。」曰：「我求胜己者为友，不如己者又来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说以道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泛交而不择，取祸之道。」子张之言「泛交」，亦未尝不择，盖初无拒人之心，但其间自有亲疏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当疏，但疏之以渐，若无大故，则不必峻绝之。所谓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或问：「原壤母死而歌，夫子为弗闻而过之，曰：『若要理会，不可但已，只得且休。』」
问人伦不及师，朱子曰：「师与明友同类，而势分等于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伦不及师者，朋友多而师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虽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资，亦岂能不藉师友而独得之哉？要当有以发其端倪，然后有余师者可得而求耳。」
朱子曰：「天下之义，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于外也。谓之君，则必知抚其民；谓之民，则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名号，自足以相感而相持。」
朱子曰：「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东西南北，惟命之从。此古今不易之理也。」问忠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于事君上说？曰：「君臣是义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于此说忠，是就不足处说。仕所以行君臣之义，虽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徇禄。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爱而不肯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为者，亦私也。」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惮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见识，臣子无爱身自佚之理。近臣以謇锷为体，远臣以廉退恬静为体，诚以天下之事为己任，则当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则当自身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两般看。欲正人主之心术，未有不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则欲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下则欲使其民为尧舜之民。至于谏不行，言不听，而洁其身以去，岂其心之所乐哉？
朱子曰：「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术在仁义。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着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盖。必常于接物好恶不偏，然后有以正伦理，笃恩义，而齐其家。其家已齐，事皆可法，然后有以立标准，胥教诲，而治其国。其国已治，民知兴起，然后可以推己度物，举此加彼，而平天下。」
朱子曰：「三纲五常，大伦大法，有识以上即能言之。临利害辄己失其所守，以学不足以全其
译朱熹说：“有‘非’并非专指妇人，有‘善’也并非专指妇人。大抵女子以顺从为正道，没有过错就足够了。如果有善行，那也不是她们吉祥可愿的事。只议论酒食之事，而不让父母担忧，就可以了。”《易经》说：“无所成就，主持家中饮食，贞正吉祥。”孟子的母亲也说：“妇人的礼节，不过是精心准备五饭、覆盖酒浆，奉养公婆，缝制衣裳罢了。”所以女子有闺门内的修养，而没有家门外的志向。妇人没有外事，只以贞洁诚信为节操。一旦失去正道，其余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问：妻子有七种休弃的理由，却是正当的道理，不是权宜之计。朱熹说：是的。
朱熹说：“人伦有五，而其道理则是一。朋友，又是借以维持此理而不使其违背的。朋友之间的交往，责求善行，是为了尽我的诚意；吸取善行，是为了增进我的德行。不是为了互相给予恩赐。然而各自尽其道而无所苟且，那么如沼泽相连般的益处，自然有不能停止的。”问：“一定要选择胜过自己的人做朋友吗？胜过自己的人，必定认为我不如他，不会与我做朋友了。”回答说：“我寻求胜过自己的人做朋友，不如自己的人又来寻求我，这就是‘不是我求教童蒙，而是童蒙来求教’。讲学以会友，那么道理更加明白；吸取善行以辅助仁德，那么德行日益进步。朋友是用来辅助仁德的，所以竭尽心意来告知他，完善他的说法来引导他。然而这是以义相合的，所以如果不合就不继续。如果因为次数多而被疏远，那就是自取其辱了。广泛结交而不选择，是招致祸患的途径。”子张所说的“泛交”，也不是不选择，大概起初没有拒绝别人的心意，但其中自然有亲疏厚薄之分。凡是敦厚忠信，能指出我过错的，是益友；那些谄媚阿谀、轻浮薄劣、傲慢狎昵、引导人作恶的，是损友。
朱熹说：“朋友不好，自然应当疏远，但疏远要逐渐进行，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就不必严厉断绝。所谓亲近的人不要失去亲近的关系，旧交不要失去旧交的情分。”有人问：“原壤母亲死了却唱歌，孔子装作没听见而走过，说：‘如果要理会，不能就这样算了，只得暂且作罢。’”
问人伦中不及老师，朱熹说：“老师与明智的朋友同类，但地位等同于君父，只根据所在之处而效死。”又说：“人伦中不及老师，是因为朋友多而老师少，以多的来说。道虽然像大路一样，然而如果不是上智生知的人才，又怎能不借助师友而独自获得呢？应当有启发其端倪的，然后有余力的老师可以求得。”
朱熹说：“天下的义，没有比君臣更大的。其所以缠绵固结而不可解的，这都是生于人心的本然，而不是有所待于外部的。称为君，就必定知道安抚他的百姓；称为民，就必定知道拥戴他的君主。其位置名号，自足以互相感应而互相维持。”
朱熹说：“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东西南北，只听从命令。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问：忠是实心，人伦日用都应当用，为何唯独在侍奉君主上说？回答说：“君臣是以义结合的世人，便容易苟且，所以在这里说忠，是针对不足之处说的。出仕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虽然不洁身自好以扰乱伦常，也不是忘记义理以迎合俸禄。君子出仕，有官职职责的修明其职，有言责的尽其忠。一天立于其位，就一天从事其官职；一天不能从事其官职，就不敢一天立于其位。有所偏爱而不肯做的，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也是私心。”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禄，畏惧不厚啊，忌惮得位的不昌；退而自服以默默啊，说我的言论不能实行。”今人多是这种见识，臣子没有爱惜自身以求安逸的道理。近臣以刚直为体，远臣以廉洁退让恬静为体，确实以天下之事为己任，那么就应当自然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开始想要纠正君主的心，就应当从自身开始，修身侍奉君主，起初并非两件事，不可看作两般。想要端正人主的心术，没有不以严肃恭敬敬畏为先务，以声色货利为最严戒的。君主有过错不能劝谏，又顺从他的，是助长君主的恶；君主的过错未萌发而先迎合引导的，是逢迎君主的恶。士大夫出身侍奉君主，上则想要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下则想要使他的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至于谏言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而洁身自好离去，难道是他们心中所乐意的吗？
朱熹说：“君道贵在刚强，太柔弱就会废弛，应当以威严来济助就吉祥。君臣的分别，以严肃为主；朝廷的礼节，以恭敬为主。然而一味严肃恭敬，那么情感或许不通，而无法尽到忠告的益处。天下的根本在君主，君主的道在心，心的术在仁义。人主的心正，那么天下之事没有一件不出于正。人主以微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好像不可窥探的，而其符验显现在外部的，常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盖。必定常在接物好恶上不偏颇，然后有以端正伦理，笃实恩义，而齐整其家。其家已齐整，事情都可效法，然后有以树立标准，共同教诲，而治理其国。其国已治理，百姓知道兴起，然后可以推己度物，举此加彼، 而平定天下。”
朱熹说：“三纲五常，是大伦大法，有识以上的人就能说。面临利害就失去所守，因为学问不足以保全其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以上分十九节]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彻上彻下，与天无闲。」
朱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云者，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中，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正以其究竟无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曰举天下之极，无以加此云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
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
朱子曰：「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
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合而言之，万物体，统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
朱子曰：「天地之闲理一而已。然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小大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
朱子曰：「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得之于静。」
朱子曰：「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随事着见，故有三才之别；而于其中，又各有体用之分焉。其实则一太极也。」
朱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天道也。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于动。人道也。然阳复本于阴，静复根于动，其动静亦无端，其阴阳亦无始。则人盖未始离乎天，而天亦未始离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诚之通动也；利贞，诚之复静也。元者，动之端也，本乎静；贞者，静之质也，着乎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穷。而贞也者，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者也。故人虽不能不动，而立人极者，必主乎静。惟主乎静，则其着于动也，无不中节，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
朱子曰：「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谓性』。」
朱子曰：「横渠先生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其名义甚密，不易之至论也。」
朱子曰：「邵尧夫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语极有理。」
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与其他说话不同。
朱子曰：「天地之闲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
或问性。朱子曰：「程子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张子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论性，至程子方始明备。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则太极本
译朱熹说：“天高地下，人居于其中。天的规律，不出阴阳；地的规律，不出柔刚。因此，舍弃仁与义，也就无法确立人的规律了。然而，仁没有比父子关系更大的，义没有比君臣关系更大的，这被称为三纲的要旨，五常的根本，是人伦天理的极致。”
天德第九
朱熹说：“敬，是天德。敬便能贯通上下，与天没有间隔。”
朱熹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息，却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类聚的根本。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并不是在太极之外还有一个无极。太极是什么呢？就是两仪、四象、八卦的道理，具备于这三者之中，蕴藏于这三者之内。正因为它究竟是无极，没有名称可以命名，所以特别称之为太极，犹如说举天下的极致，没有能超过它的。因为它没有器物与形体，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不在此，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因为它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却没有器物与形体，所以说太极本是无极。”
朱熹说：“太极，是本然的奥妙。动静，是它所凭借的契机。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推究到前面，看不见它开始的结合；引伸到后面，看不见它最终的分离。所以程颐说：‘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不是懂得大道的人，谁能认识它呢？五行性质不同，四时气息不同，但都不能超出阴阳；阴阳位置不同，动静时节不同，但都不能脱离太极。至于那作为太极的东西，又起初没有声音气味可言，这是性的本体如此。天下哪有性之外的东西呢？”
朱熹说：“阳刚健的，形成男性，就是父的道；阴柔顺的，形成女性，就是母的道。这是人物开始的，由气化而生的。气聚集形成形体，那么形体相交、气相感应，于是由形体化生而人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了。”
朱熹说：“人人有一个太极，物物有一个太极。合起来说，万物的本体，统一于一个太极；分开来说，每一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所谓天下没有性之外的东西，而性无处不在，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出它的全貌了。”
朱熹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理。然而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二气交感，化生万物。那么它们大小之分，亲疏之等，以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整齐划一。如果没有圣贤出现，谁能合其差异而返归其同一呢！”
朱熹说：“众人具备动静的道理，但常在动中失误；圣人具备动静的德行，但常在静中得道。”
朱熹说：“阴阳形成形象，是天道得以确立的原因；刚柔形成质地，是地道得以确立的原因；仁义形成德行，是人道得以确立的原因。道只有一个，随着事物显现，所以有三才的区别；而在其中，又各自有体用的分别。其实就是一个太极。”
朱熹说：“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这是天道。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向动，这是人道。然而阳又本于阴，静又根于动，它们的动静也没有开端，它们的阴阳也没有起始。那么人未曾离开天，而天也未曾离开人。”
朱熹说：“元亨，是诚的通达与发动；利贞，是诚的回复与静止。元，是动的开端，本于静；贞，是静的实质，显于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穷。而贞，是万物之所以完成终结又开启开始的原因。所以人虽然不能不行动，但确立人极的，必定以静为主。只有以静为主，那么它显发于动时，无不合乎节度，而不失其本然的静了。”
朱熹说：“静，是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动，是命得以运行的原因。然而其实静也是动的停息。所以一动一静，都是命的运行；而在动静中运行的，是性的真如。所以说：‘天命之谓性’。”
朱熹说：“张载先生说，由太虚而有天的名称，由气化而有道的名称，合虚与气而有性的名称，合性与知觉而有心之名称。他的名目非常严密，是不易的至论。”
朱熹说：“邵雍说：‘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城郭；身，是心的区域；物，是身的舟车。’这话极有道理。”
朱熹说：“《知言》说：性确立了天下有情的事物，效法天下的运动，心妙用性情之德。”这话非常精密，与其他说法不同。
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形而上的道，是生物的根本；气，是形而下的器，是生物的资具。所以人物出生，必定禀受此理，然后有性；必定禀受此气，然后有形。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论万物的同一本源，那么理相同而气不同；观万物的不同形体，那么气还相近，而理完全不同。”
有人问性。朱熹说：“程颐谈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确。张载说：‘形成形体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返归则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所以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把它当作性的。自古论性，到程颐才开始明确全面。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