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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朱子学的十四

纪纲第十六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58–61 段

右,轻信其言,此聪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非知道者孰能?」

译右边,轻易相信他的话,这叫做聪明的名声。」

朱子说:「天下的事情,不是艰难繁杂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如同饮鸩止渴那样可怕。即使功业已成、天下大治,没有一件事需要去做,还应当早晚戒惧警惕,处在安定中考虑危险,不可以稍微懈怠。在细微之处尚未显现时加以审察,在变故尚未到来时加以防范。不是懂得大道的人,谁能做到呢?」

朱子曰:「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

朱子曰:「天下之势,合则强,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宜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朱子曰:「力求所欲,则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则所欲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为政不在用一己之长,而贵有以来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贤为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杂居并用,非此胜彼,即彼胜此,无有两相疑而终不决者,此必然之理。凡阳必刚,刚必明,明则易知;凡阴必柔,柔必暗,暗则难测。故圣人作《易》,遂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又云:「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则人主失其职矣。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利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衡,则宰相失其职矣。」

朱子曰:「信谗邪则任贤不专,徇货色则好贤不笃。贾捐之所谓:『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微;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理固然矣。夫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任则不疑,疑则不任。此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备者愈密,而其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则其祸固有不胜言者;幸而主之威胜,则夫所谓偏听独信、御下蔽上之奸,将不在于大臣而移于左右,其为国家之害尤有不可胜言者矣。呜呼危哉!君子小人迭为消长,直谅多闻之士远,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理势然也。」

朱子曰:「仗节死义之士,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销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方天下无事时,则端人正士、行义谨饬之士为小人排摈,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迁窜贬谪;及扰攘多故之秋,所谓忠臣义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躯;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贵,及乱世亦是他独宽纵横颠倒,无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

朱子曰:「小人为恶,千条万端,其可恶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恶乎彼,而独深恶乎此者,以其有害于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泽,而其流祸之长及于后世,而未已也。」

仁人能爱人,能恶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谬,而举措得宜也。」

朱子曰:「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纪纲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也。」何谓纪纲?「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纪纲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

朱子曰:「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

朱子曰:「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君当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

朱子曰:「民之与财,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复收;身危犹可复安,国势一倾则不可复振。」陆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吕正献公之言曰:「小人聚敛以佐人主之

译朱子说:“名为独断专行以树立君主威势,却难免导致威势下移;本想以此求得治理,反而难免招致混乱。”

朱子说:“天下的局势,团结则强大,分裂则弱小。所以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廷和丞相府,应当成为一体;提升、惩罚、褒奖、贬斥,不应当有所不同。’”

朱子说:“极力追求所想要的,所想要的反而得不到;能够返归根本,所想要的不用追求就会到来。”

朱子说:“天下的治理,固然必须出于一人;但天下的事务,却有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承担的。执政不在于运用一己之长,而在于贵在招纳天下的善才。古代的君子,有志于天下的人,没有不把招致天下的贤才作为急务的。”

朱子说:“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混杂共处、一同被任用,不是君子胜过小人,就是小人胜过君子,没有两相猜疑而始终不能决断的情况,这是必然的道理。凡是阳刚必定刚强,刚强必定光明,光明就容易知晓;凡是阴柔必定柔弱,柔弱必定昏暗,昏暗就难以测度。所以圣人创作《易经》,于是以阳代表君子,以阴代表小人。”

朱子说:“君主以议论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职责。”又说:“如果应当议论宰相的人,寻求迎合自己的人而不寻求匡正自己的人,选取可爱的人而不选取可敬畏的人,那么君主就失职了。应当匡正君主的人,不把进献可行之策、废除不可行之策作为事务,却把趋附利益、迎合心意作为才能;不把治理世事、管理万物作为本心,却把保全自身、巩固宠幸作为权衡,那么宰相就失职了。”

朱子说:“听信谗言邪说,那么任用贤才就不专一;贪图财货美色,那么喜好贤才就不真诚。贾捐之所说:‘后宫美色盛行,那么贤者就会隐退避世;奸佞之人当权,那么直言敢谏的大臣就会闭口不言。’大概就像持秤称物一样,这一头重,那一头就轻,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勤于求贤而安逸于得人,任用就不怀疑,怀疑就不任用。这就是古代的圣明君主和贤良宰相之所以诚意相交、彼此信任,双方都尽到各自的道义,从而能够共同成就正大光明的功业的原因。如果不这样,我担心上面用来猜忌防备的措施越严密,其迷惑就越严重;下面用来欺骗蒙蔽的手段越巧妙,其危害就越深重。不幸的是臣下的奸计得逞,那么其祸患本来就有说不完的;侥幸的是君主的威势获胜,那么所谓偏听独信、压制下属、蒙蔽君上的奸邪,将不会存在于大臣之中,而会转移到左右近臣身上,其对国家的危害尤其有说不完的。唉,危险啊!君子和小人交替消长,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士人疏远,那么谗媚阿谀的人就会到来,这是事理势态必然如此。”

朱子说:“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人,面临患难能够超越生死,那么他在太平时期必定能轻视爵位俸禄;面临患难能够尽忠守节,那么他在太平时期必定能不诡诈随波逐流。平日无事的时候得到他们并加以任用,那么君主的心意在上面端正,风俗在下面美好,足以预先遏制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自然不至于真正出现需要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事情。当天下无事时,正直的人、行为合乎道义且谨慎自律的人被小人排挤,不能在朝廷中安身一天,被流放、贬谪;等到动荡多事的时候,所谓忠臣义士,冒着水火,踏着白刃,献出生命;而小人,在太平时期本来是他们享受富贵,到了乱世也是他们独自宽纵、胡作非为,无非是他们得志的日子。君子常常不幸,而小人常常幸运。”

朱子说:“小人作恶,千条万端,其可憎之处,不仅仅是谄媚嫉妒这一件事而已。仁人不深深厌恶他们,却唯独深深厌恶这一点,是因为这有害于善人,使百姓不能蒙受恩泽,而其流祸之长延续到后世,还没有停止。”

仁人能够爱人,能够厌恶人,为什么呢?朱子说:“仁人,私欲不萌发,而天下的公义在我心中,因此是非不谬误,而举措得当。”

朱子说:“四海之广阔,亿万民众之众多,人各有私意欲望,行其私利。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揽并整顿他们,使他们各自遵循道理,而没有人敢不按照我意志所想要的去做。这是因为先有纪纲在上面维持,而后有风俗在下面驱使。什么叫纪纲?‘辨别贤与不贤以确定上下等级,考核功过以公正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使人们都知道善值得羡慕而必定去做,都知道不善可耻而必定去除。’纪纲在上面不振作,因此风俗在下面颓废败坏。”

朱子说:“上天陈列有常典,告诫我五伦之常,五种敦厚啊!上天排列有礼制,从我五礼,五种功用啊!”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少它一毫不得,多它一毫不得。先王时代,上自朝廷,下至街巷,其仪制品级有章法,动作行为有节制。

朱子说:“圣人制作音乐,用来涵养性情,培育人才,侍奉神灵,调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而深切。”

朱子说:“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是称王天下的根本。人君应当摒弃霸道的功业,施行王道;而王道的关键,不过是推扩其不忍之心,以施行不忍之政罢了。”

朱子说:“百姓与财富,哪个轻哪个重?自身与国家,哪个大哪个小?财富散失还可以重新聚集,民心一旦失去就不可再收;自身危殆还可以重新安定,国势一旦倾覆就不可再振兴。”陆宣公的话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百姓的心。心受伤那么根本就受伤,根本受伤那么枝干就会凋谢枯萎而根柢就会拔起。”吕正献公的话说:“小人聚敛财富以辅佐人主的……”

欲,人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呜呼!有国家者可不鉴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乾坤广大之心,圣贤亲切之训。盖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若百姓不足,则君虽厚敛亦不济事。以利为利,则上下交征,不夺不餍;以义为利,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盖惟义之安而无所不利矣。程子曰:「圣人以义为利,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谓此也。」

译欲望,君主不能醒悟,认为这有利于国家,却不知道它最终会成为祸害;赞赏他进献忠诚,却不知道他极其不忠,嘉奖他承担怨恨,却不知道那怨恨最终归于君主身上。唉!拥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鉴戒吗?“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这是天地宽广博大的胸怀,是圣贤恳切真诚的教诲。大概有人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富;如果百姓不富足,那么君主即使重税盘剥也无济于事。以利益为利益,那么上下互相争夺,不掠夺就不会满足;以道义为利益,那么不遗弃亲人,不怠慢君主。大概只有道义安定而没有不利的。程颐说:“圣人以道义为利益,道义所安之处,就是利益所在的地方,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朱子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家乡,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小学之教废,而人之行艺不修;大学之教废,而世之道德不明。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

朱子曰:「圣人之心,涵育发生,真与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诛。则夫轻重取舍之闲,亦自有决然不易之理。其宥过,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轻,非姑息;功疑而重,非过予。如天地四时之运,寒凉肃杀常居其半,而涵养发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闲。父子罪不相及,而赏则远延于世。其善善长,而恶恶短。圣人之法有尽,而心无穷。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执法之意有以胜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先王之制,内有六乡、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连师之兵,内外相维,缓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闲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与天地相为流通,故行有善恶,则气各以类而应。古之圣王,遇灾而惧,修德立事,故能变灾为祥。」

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可自新,以为后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坏;后事方始而尚新,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以监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坏。圣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古之圣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犹以为未足以徧天下及后世,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则其用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广矣[以上分三十七节]

  圣人第十七

朱子曰:「圣人相传只是一个字。尧曰钦明,舜曰温恭,汤曰圣敬,日跻。汤执中,只是要事事恰好,无过不及而已。禹入圣域而不优。汉儒见得此意思好。《诗》称成汤「言圣敬日跻」,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皆自这处进去。」

朱子曰:「成汤当放桀之初,便说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武王伐纣时,便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传说告高宗,便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见古圣贤朝夕,只见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为武王作洪范,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盖在天,则是五行;在人,则是五事。」问:「洪范诸事?」曰:「此是个大纲,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备于此矣。」又问:「皇极?」曰:「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周礼》一书,只是个八政而已。」

问:圣人无不可为之时?且以人君言之,尧所以处丹朱而禅舜,舜所以处父母兄弟之闲,与所以处商均而禅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处太甲,周公所以处管、蔡,可见圣人无不可为之时。朱子曰:「然,封之有庳,是富贵之是,不以公义废私恩,所以为仁之至;使吏治其国,纳贡赋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废公义,所以为义之尽。」后世汉文之于淮南,景帝之于梁王,则纵之太过,不得谓之仁;后又窘治之甚,不得谓之义,皆两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纣,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计其他。兹其所以为至德。若谓三分天下,纣尚有其一,未忍轻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泽未亡,历数未终,纣恶未甚,圣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则是文王之事纣,非其本心,盖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则安得谓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权也。权而不失其正,则并行而不相悖矣。」

问鲁之郊禘,自成王之赐,伯禽之受,不是了,后世子孙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时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则当请命于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埽除,以致贞观之治化。

译朱子说:“古代学校选拔人才的方法,从家乡开始,一直通达于国都,用德行和道艺来教育他们,从而推举贤能之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任用他们的官职没有不同,选拔他们的途径没有不同。因此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其他的羡慕。小学的教育废弛,人们的品行和技艺就不加修养;大学的教育废弛,世间的道德就不明。学校的政令,不担心法制没有建立,而担心道理和正义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

朱子说:“圣人的心,涵容养育万物并使其发生,真正与天地同德。但事物有时自己违背理,从而触犯天诛。那么在轻重取舍之间,也自有决然不可改变的道理。宽恕过错,不是私恩;惩罚故意犯罪,不是私怒。罪行可疑而从轻,不是姑息养奸;功劳可疑而加重,不是过分给予。就像天地四时的运行,寒冷肃杀常常占一半,而涵养发生的心意,从未不在其中流行。父子罪责不相牵连,而赏赐却远远延及后世。他推崇善行长久,厌恶恶行短暂。圣人的法度有穷尽,而心意无穷。有时有所怀疑,常常屈从法度而伸张恩德,而不让执法的意图胜过他好生之德。”

朱子说:“先王的制度,内部有六乡、六遂都鄙的百姓,外部有方伯、连师的军队,内外相互维系,缓急相互制约。兵法以能够分合为变化,不仅仅在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的军队都是这样。出兵的道理,应当谨慎其开始,以律令约束则吉祥,不吉祥则凶险。”

朱子说:“人主的行事,与天地相互流通,所以行为有善恶,那么气就各自以同类来感应。古代的圣王,遇到灾祸就恐惧,修养德行建立功业,所以能够变灾祸为吉祥。”

朱子说:“先甲三日,是辛日;后甲三日,是丁日。前事已过中点而将要败坏,就可以自我更新,作为后事的开端,而不让它至于大坏;后事刚开始而尚新,然而更应当致其叮咛之意,以监察前事的过失,而不让它至于速坏。这是圣人的深切告诫。”

朱子说:“古代的圣人,已经竭尽耳目心思的力量,然而还认为不足以遍及天下和后世,所以制定法度来继续它,那么它的效用就不穷尽,而仁爱所覆盖的就广大了[以上分三十七节]

圣人第十七

朱子说:“圣人相传只是一个字。尧说钦明,舜说温恭,汤说圣敬,日跻。汤执中,只是要凡事恰好,无过无不及而已。禹进入圣域而不优游。汉儒见得这个意思好。《诗经》称颂成汤‘言圣敬日跻’,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都从这里进去。”

朱子说:“成汤在放逐桀之初,就说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能安其谋惟后。武王伐纣时,就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确实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说告诫高宗,就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以扰乱百姓。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看见古圣贤朝夕,只见那天在眼前。

朱子说:“箕子为武王作洪范,首先说五行,其次就及五事。大概在天,就是五行;在人,就是五事。”问:“洪范诸事?”回答说:“这是个大纲,天下之事,其大的,大致都具备于此了。”又问:“皇极?”回答说:“这是人君治理的心法。《周礼》一书,只是个八政而已。”

问:圣人没有不可为的时候吗?且以人君来说,尧所以处置丹朱而禅让给舜,舜所以处置父母兄弟之间,与所以处置商均而禅让给禹;以人臣来说,伊尹所以处置太甲,周公所以处置管、蔡,可见圣人没有不可为的时候。朱子说:“是的,封之有庳,是富贵之是,不因为公义废私恩,所以为仁之至;让官吏治理其国,纳贡赋而不得肆暴,是不因为私恩废公义,所以为义之尽。”后世汉文帝之于淮南,景帝之于梁王,就纵容太过,不得谓之仁;后又窘迫治理甚严,不得谓之义,都两失之。

朱子说:“文王之事纣,只知道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计较其他。这就是他之所以为至德。如果说三分天下,纣尚有其一,不忍心轻易离开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泽未亡,天命历数未终,纣恶未甚,圣人怎么夺取它?如果是这样,那么文王之事纣,不是他的本心,大概有不得已罢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怎么能够称之为至德呢!”

朱子说:“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