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録集注卷八

译确定所趋向的目标，目标一旦确定，那么应当优先做的，就是这三件事。然而我又认为，像宋神宗那样，志向何尝没有确立？任用吕、王等人，何尝不专一？可是宋朝国势却大为败坏，这正是朱子一定要向君主谈论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的原因。这是太中公在呈给英宗的应诏书中的话。陈定宇说：“程子关于立志的那一段论述，最为切中要害。求学的人也应当如此，只是身在朝廷与身在天下，有大小不同罢了。”

九五爻辞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传文说：“君主亲比天下的道理，应当显明其亲比之道罢了。比如以诚意对待万物，推己及人，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天下人蒙受其恩泽，这就是君主亲比天下的道理。像这样，天下谁不亲附于君主呢？如果炫耀小恩小惠，违背正道以博取名誉，想要求得下民的亲附，其道也太狭隘了，怎么能得到天下的亲附呢？”（“比”字音同“避”，下文同。“暴”字音同“仆”。这一节阐明所谓显比的用意。）

君主显明其亲比之道，天下自然来亲附。对于来亲附的人加以安抚，本来就不必低声下气地向他人求取亲附。就像田猎时三面驱赶，禽兽向前逃走的就不追赶，来投奔的就捕获。这就是王道广大，所以百姓和乐而不知道是谁在治理他们的原因。（“煦”字音同“许”。“田”与“畋”通用。这是就“王用三驱，失前禽”进行解释，以显示所谓显比的用意。来者取之，用来比喻下面四个阴爻顺从九五；去者不追，用来比喻上面一个阴爻背离九五。有人问：伊川所说的“来者抚之，去者不追”，与“失前禽而杀不去者”所比喻的意思颇不相类，怎么解释？朱子说：“田猎的礼节，设置旗帜作为门，割草作为长围。田猎者从门驱赶而入，禽兽向我方出来的都免死，只有被驱赶进入的都被捕获，所以用前禽比喻去者不追，用获者比喻来者取之。大意如此。”胡氏说：“师卦和比卦的九五爻，都取田猎的意象。师卦的田猎有禽，是害物的禽兽。比卦的失前禽，是背离自己的禽兽。在师卦中要擒获它，这是君主的义；在比卦中能放过它，这是君主的仁。”）

不仅仅是君主亲比天下的道理如此，大抵人与人之间的亲附，没有不是这样的。以臣子侍奉君主来说，竭尽忠诚，贡献才力，就是显明其亲附君主的道理。用不用他，在于君主罢了，不可以阿谀逢迎，求取君主亲附自己。在朋友之间也是如此，修身诚意以对待他们，亲近与否，在于对方罢了，不可以巧言令色，曲意顺从苟且相合，以求取他人亲附自己。在乡里、亲戚、众人之中，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三驱失前禽的道理。（《易传》下文同。这又是就显比加以推广论述。这条说君主自有公平正大的本体，纲纪法度的施行，以亲附天下，而不必用私恩小惠来取悦于人。）

古时候，公卿大夫以下，职位各自符合其德行，终身居于此位，是得其本分。职位不符合德行，君主就举荐提拔他。士人修习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就求取他，都不是自己预先谋划的。农民、工匠、商贾勤勉从事其事，而所享受的有限，所以都有坚定的志向，天下的心可以统一。后世从庶士到公卿，都日日志在尊贵荣耀；农民、工匠、商贾都日日志在富裕奢侈，亿万人的心都交相追逐利益，天下纷乱如此，怎么可以统一呢？想要它不乱，难啊！（“称”字音同“去声”，“分”字音同“问”，“贾”字音同“古履”。《象传》说：君子以此辨别上下，安定民众的志向。《诗经》“万亿及秭”注：万亿为兆。孔颖达说：亿的数量有大、小两种算法，小的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大的以万为等，万万为亿，万亿为兆。这是为了显示上下各有定分，只应当在所应当做的事上尽力，而不可以有羡慕外面事物的心。）

泰卦九二爻辞说：“包荒，用冯河。”传文说：人情安逸放肆，那么政令就舒缓，法度就废弛，各种事务没有节制，治理的方法一定要有包含荒秽的度量，那么其施为就宽裕详密，弊端革除，事理通达，人们就安定了。如果没有包容的度量，有忿怒疾恶的心，就没有深远的考虑，有暴虐扰乱的祸患，深重的弊端未去，近处的祸患已经产生了，所以在于包荒。（“冯”字音同“凭”，下文同。这阐明应当包荒的用意。叶氏说：不详密就没有深远的考虑，不宽裕就有暴虐扰乱的忧患，没有深远的考虑那么深重的弊端就不容易革除，有暴虐扰乱的忧患那么近处的祸患已经产生。）

自古以来，太平安定的治世必然逐渐走向衰败，大概是由于习惯于安逸因循而造成的，如果不是刚断的君主、英烈的辅佐，不能挺特奋发以革除其弊端，所以说用冯河。（“断”字音同“都坑反”。这阐明所以用冯河的用意。）

有人怀疑上文说包荒，就是包含宽容；这里说用冯河，就是奋发改革，似乎相反。不知道以含容的度量施行刚果的作用，才是圣贤的做法。（这阐明包荒与用冯河相反而实相成的用意，含容指九二，刚果指九。朱子说：何万一说曾经论述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朝廷议论主于安静，凡有建议，便归咎于生事，逐渐到后世，天下弊端极多，这个说法很好。比如仁宗朝，是什么样的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情多不治理。英宗即位，已经有性气想要改革，但因为圣躬多病，不久去世。神宗继承他，性气越发强烈，尤其想要更新，却撞出王安石来承接……）

译“当”字，是用来解释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就的。观察“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这一爻辞。《易传》说：君子居于上位，作为天下的表率，必须极尽庄重恭敬，如同刚开始洗手时那样，不要让诚意稍有分散；等到献祭之后，天下就没有人不竭尽诚信、肃然起敬地瞻仰他了。【“观”字读古玩反，这是安定胡氏的说法，而先生引用了它。朱子发说：祭祀之初，迎接神主进入宗庙，天子洗手之后才斟酒，洗手称为盥，斟酒献给神主，神主……】

译在灌地祭祀时，称之为祼。在祼礼之后，第三次献酒时进献生肉，第五次献酒时进献熟肉，称之为荐。杨氏说：根据礼制，天子、诸侯祭祀时，先在堂上设置面向南的席位，举行祼鬯和荐腥的礼仪，然后延请受祭者（尸）进入室内，设置面向东的席位，举行馈食礼。大夫、士的祭祀不进行祼礼，也不进献生肉和血，只在室内设置受祭者（尸）和主位，面向东举行馈食礼，所以《仪礼》中的少牢礼、特牲礼都称为馈食礼。朱子说：盥和灌不同，灌是用秬鬯酒洒在地上以招降神灵，盥只是洗手。凡是祭祀时多次洗手，一拜则手按地，便又要去洗，这是因为精诚到了极点，只是盥涤而不等待进献祭品，有诚信就已经显得庄严恭敬了。伊川先生承袭前代儒者的错误，恐怕不是《易经》的本意，以至于说在进献祭品之后，诚意就松懈散漫了，那么先王祭祀只是在灌鬯之初还有诚意，等到进献羞馐之后都不成礼仪了。我按：程传中的“盥”是指祭祀开始时洗手，将郁鬯酒酌洒在地上，那么程子固然没有直接把盥当作灌，但所谓“盥”，乃是就灌的时候而言罢了。只有王弼注说：“宗庙中值得观看的，没有比盥更盛大的”，到了进献时简略不值得再看，并且引用孔子“禘祭从灌礼之后，我不愿观看”的话作为证据，这就似乎直接把盥当作灌，而他的意思也与程传中“进献后诚意稍散”等说法相似，大概是胡氏说法的根源。关于“有孚颙若”，伊川先生主张天下人的说法，认为诚信在内心而显得尊严，所以下面的人观看而受到感化，这是主张在上位者的说法。两种说法不同，然而根据彖传中“下面的人观看而受到感化”的话，那么孔子明确地把“有孚颙若”作为下面的人受到的感化，而在上位者自身竭尽诚敬，已经包含在“盥而不荐”这句话中了，程传得到了这一点。只是说“盥而不荐”的地方，确实如朱子所驳斥的，看朱子所说，只是“盥涤而不等待进献祭品，有诚信已经自然显得庄严恭敬”，那么朱子也把“有孚”这句话当作效验来说，也不只是遵从本义而遵从程传，大概是明确认为程传是可以遵从的。孔颖达疏说“下面的人观看这盛大的礼仪，没有不都受到感化，全都拥有诚信而显得庄严”，这也是就下面的人而言的。

凡天下直到一国一家，直到万事，之所以不能和合的原因，都是因为中间有间隔。没有间隔就能和合了。以至于天地的化生，万物的形成，都是和合之后才能顺利发展。凡是未能和合的，都是因为中间有间隔。如果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背离、二心、怨恨、嫌隙的，大概是因为邪念间隔在中间。去掉间隔而使之和合，那么没有不和且治理好的。噬嗑，是治理天下的大用。【间都读去声，只有“之间”、“于其间”读如字，“皆有间”的“间”读上声，吕本没有“有”字。“且治”的“治”读去声】

噬嗑卦传：根据程传，此卦上下两个刚爻而中间柔外刚，中间虚空是人的腮颊口的形象。九四一个阳爻间隔在中间，是口中有物的形象。口中有物，就隔绝了上下而不能和合了。有间隔是指九四一个阳爻而言。

大畜卦的六五说“豮豕之牙吉”，传曰：事物有总摄，事情有机防。圣人掌握得其要领，那么看待亿万百姓的心就像一颗心，引导它就行动，制止它就收敛，所以不劳苦就能治理。它的作用就像豮豕的牙齿一样。猪是刚躁的动物，如果强制它的牙齿，那么用力劳苦而不能制止。如果豮去它的势，那么牙齿虽然存在而刚躁自然停止。君子效法豮豕的道理，知道天下的恶不能用强力制止，那么就观察其机要，持守其要领，断绝其根本，所以不借助刑法严峻而恶自然停止。【豮音坟，道音导，强读如字。豮豕是去势的猪，道之斯行是引导它为善，止之则戢是禁止它为恶，势是外肾。程子又说：教育人的方法像童牛的角上套枷，在它还不能顶撞时，就先加以制约，这是善的大者。其次就是豮豕的牙齿】

而且比如制止盗贼，百姓有欲望之心，见到利益就行动，如果不知道教化而迫于饥寒，即使每天施行刑杀，能胜过亿万百姓利欲的心吗？圣人就知道制止它的方法，不崇尚威刑，而修明政治教化，使他们有农桑的产业，知道防止羞耻的道理，即使赏赐他们也不偷窃了。【这又是就制止盗贼而言。这条讲圣人化强暴的方法，贵在观察其机要而治理其根本，不只是崇尚威刑】

觧卦利于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则早去吉。传曰：西南是坤方，坤的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刚刚觧除，人刚开始脱离艰苦，不可再用烦苛严急来治理，应当用宽大简易来救济才是适宜的。【觧音蟹，下同。易都音异，难读去声，下同。复扶又反，下面不复、复盛、复生都同。坎下震上是觧，以卦变来说它的卦从升卦来，三爻往居四爻进入坤体，所以用坤方来说。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维，所以西南是坤平易的方位。这一节讲觧之所以利于西南】

已经觧除了困难而安平无事了，这是无所往，那么就应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恢复先代明王的治理，这是来复，意思是反正理。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开始时来不及立即这样做，安定之后就可以建立可久可继的治理。自汉朝以下，乱既已消除就不再有所作为，姑且随时维持罢了，所以不能成就善治，大概是不知来复的道理。【这一节解释无所往来复吉的意思】

有攸往夙吉，是说还有

译当事情应当解决时，就及早处理才是吉利的。应当解决却未彻底解决的，如果不早点去除，就会再次兴盛；事情重新发生的，如果不早点处理，就会逐渐扩大，所以及早行动就吉利【“去”读上声，如张柬之等人不杀武三思，等到武三思势力盛大才想除掉他，就来不及了，这一节解释“有攸往夙吉”的意思】。凡是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父亲止于慈爱，儿子止于孝顺，君主止于仁爱，臣子止于恭敬，万物和各种事务没有不各自有其应处的位置的。处在应有的位置上就安定，失去应有的位置就悖乱。圣人之所以能使天下顺治，并不是能为万物制定法则，只是让万物各自止于其应有的位置罢了【《艮卦》彖辞说：“艮其止，止其所也。”朱熹说：“程子在这里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又说：“万物和各种事务各有其位置，自家的私意插不进去。”】。兑卦喜悦而能守正，所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是喜悦之道中最正最善的【“说”都读作“悦”，下文同。《兑卦》彖辞说：“说以利贞，是以应乎天而顺乎人。”“说”是从柔外来说的，指三爻和上爻；“贞”是从刚中来说的，指二爻和五爻】。至于违背正道以博取百姓赞誉的人，如果喜悦之道违背正道就不顺天，博取赞誉就不应人，这只是苟且取悦于一时罢了，不是君子的正道。君子的正道，其对百姓的喜悦如同天地施予恩泽，感动人心而喜悦信服不知厌倦【“之于”在《易传》中作“于其”。“斁”音亦，干求的意思。违背正道博取赞誉，就像所谓的私恩小惠一样。“斁”是厌倦的意思。这是说喜悦之所以顺天应人的原因。朱熹说：“喜悦如果不刚中，就是违背正道博取赞誉。”我按：后世的君主宰相，对于道义所在、可以稍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偏偏不去讲求，甚至有知道却不愿做的，反而沾沾自喜地想用私恩小惠来博取百姓的赞誉，究其结果，百姓绝不感激他们的恩惠，也不足以带来赞誉，这些都是所谓的苟且取悦之道，君子不取】。天下的事情不进则退，没有一定不变的理，既济卦最终不进而停止了，没有恒常的静止，衰乱就到了，大概是因为其道已经穷尽了。圣人对此怎么办呢？说：只有圣人能在未穷尽时通达其变化，不使其达到极点。尧舜就是这样。所以有终结而没有混乱【《既济卦》彖辞说：“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没有恒常的静止，大概虽然停止而有恒常之心，还可以防止事业而安定，如汉文帝、宋仁宗就是这样。然而既然有停止之心，怠慢疏忽就会乘虚而入，往往不能保持恒常，这就是衰乱到来的原因。《系辞下传》说：“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兴起，通达其变化使百姓不疲倦，神妙地教化使百姓适宜。《易》道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只说尧舜，是举最盛者而言。看《孟子·许行章》所说的，其大概可以推见。】张希献说：卦辞说“终乱”，而彖辞说“终止则乱”，不是终结能导致混乱，而是在终结时有停止之心，这是混乱产生的原因。俞玉吾说：人的常情，处在无事时就产生停止之心，停止就怠慢，怠慢就有祸患而不加以防备，这就是混乱的原因。应当知道，终止就会混乱，不停止就不会混乱】。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劳力充足则生养顺利，生养顺利则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百姓劳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百姓劳力，一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害义，固然有罪。即使合时宜且合义，也一定记载，表明劳民是重大事件。后世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慎重使用百姓劳力了【“为民”的“为”、“养之”的“养”，都读去声，其余如字。“慎重于民”下，叶本无“用”字。】见《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邱传，这一节解释《春秋》所以动用百姓劳力必记载的意思。【庐陵彭氏说：三代的君主不敢轻视百姓以顺从自己的欲望，每次有兴建工程都谋划于百姓，如盘庚迁殷，提拔百姓而告知他们，三代世守此道。看《十月之交》诗说：“为何为我兴建，不立即与我谋划”，大概可以看见了】。然而有用百姓劳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是为了教化的意思深远。僖公修建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用百姓劳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为国的首要事务，像这样使用百姓劳力是应当使用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泮”《礼记》作“頖”。】经说下同。这又将《春秋》中使用百姓劳力却不记载的情况说出来，正以表明百姓劳力不可轻易使用。泮，半也，诸侯乡射的宫室，东西南有水而北无形状，像半璧，所以叫泮宫，大概天子璧雍水环绕。邱像璧以节制观看者，诸侯则半于天子的制度。閟，深闭也，宫庙也，事都见于《诗·鲁颂》。按小序，泮水颂扬僖公能修建泮宫；閟宫颂扬僖公能恢复周公的疆土。大概序因为泮水篇有“既作泮宫”句，閟宫篇有“复周公之宇”句，所以这样说。朱子辨之，则认为泮水是燕饮落成的诗，不是颂扬其能修建。閟宫说庄公的儿子，又说新庙奕奕，则是僖公修庙的诗，明矣。但诗所谓“复周公之宇”者，是祝其能恢复周公的土宇，不是说其能恢复周公的屋宇。我认为朱子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序在閟宫篇只说“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未曾说屋宇。正义解释之，也以谓鲁初土地特大，异于他国，其后君主德行渐衰，邻国侵削，境界狭小，至此僖公有德，更能恢复之，故

译作诗颂扬它，也未曾有重建屋宇的说法。总之，对于这两者能够并举并加以修治，这是明确无疑的，朱子与旧说是一致的】治理自身、管理家庭以至于平定天下，这是治理的原则。建立治理的纲领，分派并端正各种职事，顺应天时来制定事务，以至于创制立法，穷尽天下的事务，这是治理的方法。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只有这两方面罢了【“治”的“治”，“纲”的“治”，都读去声，其余按本字读音，后面仿此。见《尚书》解释命羲和章节。朱子说：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固然不超出这两方面，但必须君主的内心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的念头，然后治理的方法才能得以施行；必须亲近贤人、远离奸佞，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治理的原则才能得以穷尽，这也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我按：经文中说治理的原则，是从“克明俊德”到“变时雍”而言；治理的方法，是从“乃命羲和”到“庶绩咸熙”而言。有人怀疑治理的原则固然尽于此了，治理的方法似乎不是治理历法、明辨时节所能穷尽的，不知道观察阴阳、验证气机，以此颁布顺应时节的政令，使人们得以实现生养之道，事务中最大且最优先的，还有什么超过这个呢？所以《尧典》首先列举并详细记载它。那么程子在这里之所以提纲挈领，指示人们为政的关键，也是深切的了】明道先生说：先王时代，用道治理天下；后世只是用法把持天下【《遗书》以下同。先王用道治理天下，道穷尽而法已经具备，法固然不超出道。后世用法把持天下。法确立而道已经大多不合了。观察后世的天下而说把持，大概也不足以谈论治理了。鹤山魏氏说：王安石说《周礼》小宰说用法掌管祭祀，那么也不符合道的准则。王安石曾经以道的准则自居，却根本不明白道与法不可分离。法不本于道，不足以成为法；道不施于法，也不显现其为道。王安石认为法不符合道的准则，所以他的新法都是商君的法，而不是帝王之道。所见片面，为害不小。永嘉二陈作《唐制纪纲论》说：得到古人治理天下的法，不如得到其法之外。他们以道德为法之外的事，都是因为王安石将道与法判为二，后学于是有此说法。如《周礼》三百六十官、甸稍县鄙井地沟洫、比闾族党、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将刑法作为法，所以法成为申不害、商鞅之法】为政必须要有纪纲文章【大曰纲，小曰纪。《百虎通》说：纲，指纲的大绳；纪，指纲中丝缕的目。文章，是其中的品节条理。先有司以下五者，是纪纲文章的条目】先有司【解释见《论语》。我按《日知录》说明代初年钱粮由县丞掌管，案牍由主簿掌管，税课由大使掌管，作为县令的总其要而无所参与。又自称其家有嘉靖时的屋契还用税课司印，那么其事一归于县，确实在嘉靖之后了。那么说佐贰官不得擅受民词，不是通论了。只是明代制度佐贰限于资格，清流往往耻于担任，这些人也以卑职冗员自弃，作奸犯科不自爱惜，所以到后来遂将其事一归于县，县于是政令繁琐而不暇顾及教化养民之事，吏治之所以愈发衰败了。现在想要凡事必须先有司，使得各自举其职，必须要厚其俸禄，不限以资格，使之退可自给，进知道所奋，然后严为之考成，以计功过也是使之各尽其材能的方法】乡官【详见下卷乡党条下。庄渠魏氏说：乡遂群吏，汉代散为亭长、三老、啬夫，尚且以教导为务；到唐代为里正、坊正、村正，宋代为保长、耆长，则仆仆役于官，只征收催钱粮勾摄公事罢了，古意荡然矣。王氏说：汉代的乡老、啬夫，也都是百石；魏代的州县乡官，都由吏部；唐代的里正村正都以勋品，宋代以后则胥徒任之，贱而多责，人们不乐为。礼库说：古代许多长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间推择。比如五家为比，有比长，即是五家中自己推一人来做，朝廷因爵以下士命之为比长；五比为闾，有闾胥，也是二十五家中自己推一人来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之为间胥。这岂非进贤使能耶？总之，朝廷才进贤使能，天下便知道贤者之可尊，能者之可贵，而自己勉励于善了】读法【按《周礼》地官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民而读法，来考核其德行道艺而劝勉之，来纠其过恶而戒之。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读法，也如此。正岁则读教法，如初。党正四时孟月吉曰，则属民而读邦法，来纠戒之。春秋祭禜，也如此。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以岁时莅校。比族师月吉属民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春秋祭酺，也如此。间胥于凡祭祀役政防纪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贾公彦说：读法者，谓对众读一年政令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也。乡大夫管五州去民远，不读法

译州长管辖五个党，与百姓的距离逐渐亲近，所以每年四次宣读法律。党正与百姓更加亲近，则每年七次宣读法律。族师则十四次宣读法律。闾胥则不拘泥于时节，只要聚集众人，在比试之后便宣读法律了。王氏说：大司徒的职责，依据这五种事物是百姓的常情，而施行十二种教化。又说：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贤才。小司徒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官观察教化的形象，拿着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律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那么所谓宣读邦法，就是指这十二种教化和三物而言。朱子说《周礼》中多有叙述事务的纲目，比如召集百姓宣读法律，其中的法律具体内容不可知，大概也是偶然没有深入思考罢了。我按：宣读法律使百姓知晓，无非是为了感发人的善心，惩戒人的懈怠意志而已。乡三物、十二教之类，是用来感发善心的。乡八刑、巡行木铎之类，是用来惩戒懈怠意志的。宣读法律就像如今州县官宣讲乡约之类，但古代由乡官主持，与百姓亲近，且责任专一，又有纠察考核劝诫的方法，而选举的典章就出于其中，所以官民都不敢视为虚文。如今州县地域广阔事务繁杂，以此作为虚行故事罢了。因此，如果不设置乡官，那么宣读法律也不能单独施行。王昭禹说：乡官宣读法律，以及书写考核百姓的德行、道艺、孝友、睦姻，每次在召集百姓时，不仅仅是为了聚集众人，也是为了公正地评判是非，明确好恶。每次在正月的吉日，不仅仅是为了谨慎地开始，也是为了让百姓每天有改正，每月有教化。朱子说：《周礼》中按时节召集百姓宣读法律，当时所宣读的内容不知是什么。如今如果将孝悌忠信等事撰写成文字，或者每半年或每三个月一次，或者在城市或在乡村聚集百姓宣读，并进行解说，让他们通晓。以及在各地设立粉壁书写，也必定有益。

【平价】王氏说：《周礼》中贾师禁止抬高物价的人，使物价有恒定标准，这也只有在三代以上才能实行。因为三代圣王养育百姓周全而取用百姓轻微，商贾五口相当于一位农夫，也从国家受田，荒年则免除赋税，灾年则没有征敛。又因为市政森严，所以使他们安于本业而乐于获利的方法尤其完备。因此，当他们贪婪无厌，趁天灾而抬高物价残害百姓时，贾师就为他们展示成例而确定价格。后世都是百姓自己谋生，而关卡津渡的官吏借公事擅自敛财，以搜刮民财无所不至，倘若贾师的法令实行，那么商人只会裹足不前，而小民只能坐以待毙罢了。赵清献公在会稽不降低米价，四方商贾云集，年成歉收而百姓不挨饿。后世有以禁止百姓高价卖粮作为救荒奇策的，这是把周官当作刍狗（祭祀后丢弃的草狗）而不知道其润泽百姓的道理。我按：贾师是针对天灾之时而言，所以王氏的议论如此。程子则是针对平常情况而言。因为末世人情多欺诈，商贾尤其严重，所以必须设立司市的官员来平定物价，使他们不得欺骗愚昧的百姓。查《地官·司市》：凡是市场进入时，胥吏手持鞭子和度量衡守卫市场，平定店铺，展示成例确定价格。那些欺诈虚伪、装饰货物、隐藏奸恶的，就由胥师察知并诛罚他们，使他们不得欺骗购买者。那些有时后来才得知实情，或者货物多来不及详细检查的，就由质人处理契约。国中一旬，郊外二旬，野外三旬，都城三月，邦国一年。内部治理有期限，外部不治理。这既不能让愚民受欺，又为他们设定了期限，使他们不得喜好诉讼，所谓仁的极致、义的穷尽啊。

【谨权量】解说见《论语》。权，指铢、两、斤、钧、石；量，指龠、合、升、斗、斛；度，指分、寸、尺、丈、引。文中没有提到度，是因为引文不完整。谨权量，就像《夏官·合方氏》中统一其数目，器物统一其度量，就是这样。顾亭林说：“《虞书》中统一律、度量衡，则通行于天下。五年巡狩而统一校正一次。《月令》中昼夜平分之时，统一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校正权概，则施行于国中，每年再校正两次。”陈氏说：“舜五年统一度量，周十二年统一度量，这就是步尺之所以统一而得到正的原因。后世的尺，有的用黍，有的用忽，有的用手指，然而黍有大小，丝有粗细，指有长短，这就是步尺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又说：“周公颁布度量，由内宰掌管，由司市执行，由合方氏统一，由质人推行，统一它们，统一民心，治理之道就是这样。”我按：马贵与氏说律、度量衡四者，只有律稍有偏差，就无法和谐声音以制定音乐，所以不能不统一。度量衡则随时代立法，随地制宜，取其适用，而起初无害于事，本来不必完全相同。我认为马氏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我曾往来北方，看见那里的丈尺斗斛有大小二等，而物品的价格也恰好符合其大小的比例，认为它们各自有别，那么不同本来无害于统一。唯独权衡的大小，四方不同，南方尤其严重，甚至有以小秤卖出而以大秤买入的，其弊端不可穷尽追究，这关乎人心风俗的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权衡不谨慎而已。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急切思考用来校正它的方法。但查《宋志》称：“宋朝平定四方后，所有权度斗斛的制度，诏令有关部门精心考证古式，作为定制，颁布天下，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全部去除。乾德年间，又禁止百姓私自制造，从此尺度量衡的制度全都恢复古制。”然而权量的

译谨慎，宋初本来就已经实行了，只是不能像先王那样设立专职官员负责，每年必定考核，所以这种制度不久就废除了，实在可惜。这些都不能缺少。以上论述治理的方法，方法必须依靠人来执行，所以下面两段详细论述得到贤才的方法。愚按：这里与下卷所论述的十件事，都是程明道从经书中，选取最切中要害的，作为天下万世的法则，也如同孔子论述治国而列举四代的礼乐一样。但这里只摘录其要点，所以记载在治道中；那里涉及其详备，所以列在治法中。只有乡官这一项，在下十事中也有提及，其余四项则用来补充十事中未涉及的地方。那里是从大的方面论述法度，这里是从小的方面论述法度。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不单独只亲近自己的亲人。这两句话都出自《礼记·礼运》篇，引用它来引出下文，应当是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的意思。仲弓说：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呢？孔子说：举荐你所了解的人，你所不了解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就显现出仲弓与圣人用心境界的大小。推究这个义理，那么一种心态可以使国家衰败，一种心态可以使国家兴盛，关键只在公私之间罢了。焉，音于，防，音去声。朱子说：程子并不是说仲弓有固守私权、沽名钓誉的意思而至于使国家衰败，只是一旦局限于狭隘，那么其危害有时就会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极力言说来警戒学者用心的私弊。又说：从“人各亲其亲”以下，旧本有时另作一条，那么全章的旨意首尾割裂而都失去本意了。程子这一章的解说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是学者应当详细玩味的。这条论述治理的方法，以上都是程明道的话。伊川先生说：治理之道也有从根本来说的，也有从事务来说的。从根本来说，只是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如果从事务来说，不挽救就算了，如果必须挽救，就必须进行大的变革，变革大则益处大，变革小则益处小。格，意为纠正。真西山说：君主能够端正自己的内心，清澈明朗，外物不能迷惑他，那么发布号令没有不美好的，而朝廷就端正了。朝廷端正，那么贤与不贤就有区别，君子和小人不会互换位置，而百官就端正了。从此以下，只是列举并施行罢了。薛敬轩说：法度虽然好，长久了一定会有弊端，关键在于随时审察形势的轻重，来挽救它，不要让它达到偏颇严重的程度，这样就好了。这条论述治理的道理。唐朝拥有天下，虽然号称太平，但也有夷狄的风气，三纲不正，没有

译君臣、父子、夫妇这些伦理关系，其根源始于唐太宗，因此后世的子弟便不能让他们出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情况，所以藩镇不服从朝廷，权臣专横跋扈，逐渐衰败导致了五代的混乱。汉朝的治理胜过唐朝，汉朝的大纲端正，唐朝的细目完备；本朝的大纲端正，细目却并未完全完备。教导他人的人，培养其善良的心性，邪恶自然就会消亡；治理百姓的人，引导他们恭敬谦让，争斗自然就会平息。明道先生说：必须具有《关雎》《麟趾》那样的纯正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伊川先生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仁爱罢了。背离仁爱而走向不仁，那么邪恶的念头产生于内心，必然危害于政治，哪里还需要等到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呢？从前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谈论政事，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孟子说：我先攻治他的邪僻之心，心既端正，然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顺理成章地处理。政事的失误，用人的不当，明智的人能够更改，正直的人能够劝谏，然而如果君主心中没有存养正道，那么一件事的失误补救并纠正后，之后的失误将多得无法补救。匡正其错误的心念，使其没有不端正的地方，不是德高望重的大人谁能做到呢？横渠先生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没有提及礼乐刑政，却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意思是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法令就能施行；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法令就不能自行施行。礼乐刑政，也不过是制度条文罢了。“爱护百姓，役使百姓顺应农时”，就是孟子所说的仁心；“礼乐刑政”，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政。张载说这话，一方面是为了让人知道孔子所说的话尚未涉及具体法度，让后人知道应当从哪里去探求；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人知道治国的道理，不应当仅仅依赖法度，让后人知道应当先做什么。这也正是孟子“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施行”的意思。法度确立并且能够坚守，那么德行就可以长久，功业就可以宏大。郑国的靡靡之音和奸佞小人，能使治国者防范其所坚守的原则，所以要将其放逐疏远。“可长久”指的是贤人的德行，“可宏大”指的是贤人的功业。这是为执行法度的人说的，想要让后人知道应当确立其根本；这是为坚守法度的人说的，想要让后人知道有办法去除其危害。横渠先生回复范巽之的信中说：“朝廷把道学和政术看作两件事，这正是自古以来令人担忧的地方。”范巽之

译这可以说是孔孟再生，是将他们所得的道学推广施行于天下呢？还是将他们所不做的、超出道学之外的事情，强行施加于天下呢？（“邪”音同“耶”，“强”音同“区两反”。所得指的是道学，施行于天下指的是政术。所不做的指的是有出于道学之外的事情。）大抵君主和宰相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对待天下作为王道，如果不能将父母之心推广到百姓身上，这能称为王道吗？所谓父母之心，不仅仅体现在言语上，必须把四海之内的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假如四海之内的人都成为自己的子女，那么讲求治理的方法，就一定不会像秦汉那样刻薄寡恩，也不会像五霸那样假借名义。（“相”读去声，“见”音同“现”。这就是讲求治术的人，必须以道学为根本，而不是仅仅像后世那样依靠法制禁令。）巽对朝廷进言说：“人不足以与之谪让，政不足以与之劝谏，只要能使我们的君主爱护天下的人如同爱护初生的婴儿，那么治理的德行必定每天都会有新的进步。被进用的人必定是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变途径就能成就。学问与政事用心一致而得到了。”（“为”读去声，“适”音同“谪”，“间”音同“諌”。《文集》中“人不足与适”两句出自《孟子》。上面两节泛论其理，这一节是针对巽的言论，说明侍奉君主的道理，以深刻阐明道学与政术并非两回事。）侍奉君主的意思，治理的德行必定每天都会有新的进步，就不必担忧施政的失误了。所进用的人都是良士，就不必担心用人不当了。道学是本体，政术是功用。就其在身心上所得而言，就叫做道学；而将其施行于天下，就是政术。这是同一件事。自从后世将其分为两条途径，道学就没有了功用，这就不是真正的道学；政术没有了本体，又怎么能成为真正的政术呢？所以特别引用张载的这句话，以表明学问与政事并非两回事，以此总结全篇的意思。

译近思录集注卷八

<子部，儒家类，《近思录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近思录集注卷九

归安茅星来撰

治法【这一篇是斟酌先王的治国之道，使其能够施行于当今，作为万世不变的准则，求学的人应当深入研究。共二十七条，按《朱子语类》此卷称为制度】

周敦颐先生说：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类事物有序，百姓非常和谐，万物都顺从【“者”字现在的版本都没有。朱熹说：纲，是网上的大绳。三纲是指，丈夫是妻子的纲纪，父亲是子女的纲纪，君主是臣下的纲纪。畴，是类。九畴见于《尚书·洪范》篇。若，是顺从。这就是所说的先理清条理而后达到和谐】于是创作音乐，用来宣发八方风气，用来平定天下人的情感【朱熹说：八音用来宣发八方之风，见于《国语》。宣，是用来通达其条理的区别；平，是用来节制其和谐的流溢。八风，是指八方之风。按《史记·律书》：西北方是不周风，北方是广风，东北方是条风，东方是明庶风，东南方是清明风，南方是景风，西南方是凉风，西方是阊阖风。阳气生于五，极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变，所以每种风各四十五日而至。比如距离冬至四十五天是立春，条风就至，又四十五天是春分，明庶风就至，就是这样。其余六种风类推。贾逵和服虔认为这是八卦之风：兑卦属金音为阊阖风，乾卦属石音为不周风，坤卦属革音为广莫风，艮卦属匏音为融风，震卦属竹音为明庶风，巽卦属木音为清明风，离卦属丝音为景风，坤卦属土音为凉风。又《周礼·保章氏篇》用十二种风来观察天地之和，判定乖违分别的妖祥。贾氏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都看不见风，只有八风对应八卦八节。说十二风，大概是因为乾卦的风渐于九月，坤卦的风渐于六月，艮卦的风渐于十二月，巽卦的风渐于三月，四维之风主管两个月，所以如此。陈氏《乐书》说：乾卦西北之维是秋冬之交，坤卦西南之维是秋夏之交，巽卦东南之维是春夏之交，艮卦东北之维是春冬之交。那么贾氏说四维之风主管两个月，在道理上自然通顺。大概金木水火分别行于四时，所以各有专气而风相应。只有四季属土没有专气，所以没有专风。李嘉谟说：八卦主管八风，只有辰戌丑未四个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所以风没有定风。比如立春在前一个月，就兼有前一个月的风；在后一个月，就兼有后一个月的风。立夏、立秋、立冬都是这样，也通顺。顾炎武说：现在的音乐长久以来没有匏、土这两种音，笙用木加漆而不用匏，埙用木制作，而八音只有六种了。元代熊朋来说笙不】

【以竹称呼而以匏称呼，是所重在匏。匏音消亡而清廉忠敬的人不多见，担任礼乐官职的人尚且申请改正它。我按宋代范镇说笙竽用木攒竹而以匏包裹，是没有匏音。埙用木制作，是没有土音。那么八音没有匏、土两种音，宋儒已经先说了。然而笙竽还用匏包裹，那么匏之音没有完全消亡。到元代以后并不再使用匏了。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元丰末年范镇献乐书以此进言，没有来得及施行，到崇宁年间更定大乐才具备旧制，又无篪，至此也完备。据此那么匏、土两种音在宋崇宁时已经恢复，不知何时又废除，如熊氏所说】所以音乐声音淡而不伤害，和而不淫靡，进入耳朵，感动内心，没有不淡且和的。淡那么欲望之心就平静，和那么急躁之心就消释【朱熹说：淡是理的发端，和是和谐为先，淡后和，也是主静的意思。然而古代圣贤论乐只说和罢了，这里所说的淡，大概是用现在音乐的妖艳来对比，而后显现其本于庄正斋肃的意思罢了】优柔平和，是德行的盛大。天下教化于中道，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这叫做道与天地相配，是古代的极致【化中的“中”一作“成”。朱熹说：欲望之心平静所以平和，急躁之心消释所以优柔，那么百姓德行的盛大可知。〇天下都教化于中道，那么治理之道的极致可见，是说圣人创作音乐功化之盛大如此】后世礼法不修明，政令刑罚苛刻紊乱，放纵欲望败坏法度，下层百姓困苦，说古代音乐不值得听。代替变化出新声，妖艳淫靡愁苦怨恨，引导欲望增加悲伤，不能自己停止，所以有杀害君主抛弃父亲，轻视生命败坏伦理，不可禁止的情况了【朱熹说：废弃礼法败坏法度所以其声音不淡而妖艳，政令苛刻百姓困苦所以其声音不和而愁怨。妖艳所以引导欲望不止而至于轻视生命败坏伦理，愁怨所以增加悲伤不止而至于杀害君主抛弃父亲】唉！音乐，古代用来平定人心，现在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发教化，现在用来增长怨恨【朱熹说：古今的不同，淡与不淡，和与不和罢了】不恢复古代礼法，不改变现在音乐，而想要达到大治，相差太远了【“矣”现在版本多作“哉”。《通书》朱熹说：恢复古代礼法然后可以改变现在音乐。朱熹说：自从秦代焚书，礼学首先毁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竟然没有全书，稍微保存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其仪文度数那么《仪礼》才是其本经，而《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