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焚书只是想使人愚昧，人还没有愚昧，国家已经成为废墟。只有一个人不能使他愚昧，又从黄石公那里得到兵书。”这首诗叫《焚书坑诗》。不知道是谁作的，我父亲常常吟诵它。坑在骊山脚下，就是所谓的坑儒谷。正统己巳年，皇帝车驾蒙尘，敌军势力极盛，群情骚动不安。太监金英召集朝廷大臣商议此事，众人嗫嚅了很久，翰林徐珵，字元玉，说应当迁都南方，金英很不赞成。正好兵部尚书于谦上奏，要求斩杀倡议南迁的人，众人的心意于是确定下来。景皇帝即位后，想要更换太子。有一天，他对金英说：“七月初二是东宫的生日。”金英叩头说：“东宫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二。”皇上因此默然不语。原来皇上所说的是怀献，金英所说的是当今皇上。两人的用意和献陵中那次对答很相似。徐珵后来改名为有贞。陕西环县境内有唐代木波、合道等城的遗址，志书记载认为是范文正公镇守环县时修筑的。我曾考证过此事：唐德宗兴元十三年二月，方渠、合道、木波三城的修筑，是邠宁节度使杨朝晟的功劳。范文正公可能是因袭旧址加以修筑，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温泉在临潼县骊山北麓，就是唐代华清宫的故址。山上有玉女祠，那里就是温泉的源头。唐代每年都有皇帝临幸，宫殿十分壮丽，如今只剩下这个池子。池上覆盖着几间屋子，四周用砖石砌筑，水的寒暖适宜，清澈得可以照见丝发。句容、宣府、遵化等地也有温泉，但景致优美大概没有这里的好。不过温泉由官府掌管，不是显贵官宦就没有办法沿用；温泉外面另行引出泉水，设有男女混堂两处，则由居民共同使用。居庸关外直到宣府，驿递官员都由百户担任；陕西环县以北直到宁夏也是这样，大概因为那里没有府、州、县。可是居庸关以北水质甘美，谷物、蔬菜都很丰富；环县以北全是碱地，水味苦，饮用后有时会腹泻。驿站官员在冬天把雪收集起来，装满地窖，融化成水供上级官员使用。一般的使者和客人，很少能够享用。我们苏州的陈僖敏公陈镒任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执法宽厚公平，处理事务简便。几年之间，风雨按时，年年丰收，百姓信任爱戴他，因为他胡须美丽浓密，称他为“胡子爷爷”。他曾因议事回朝，百姓误传他将被替代，便有几千人拦在道路上请求挽留。陈公告诉他们自己还会回来，他们才渐渐散去。等他再次回来时，百姓也同样焚香迎接。百姓的父母和自身患病的，都发愿为陈公抬轿，于是不再求医祈祷，病就往往痊愈。他一出巡抚衙门，人们便争着抬他，即使禁止也不能停止。等陈公离任后，还有人画像供奉他；他得到百姓爱戴到了这种程度。接替陈公的人想惩治这种弊端，便用严厉手段加以整治，有见识的人也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然而百姓表面上害怕，心里其实怨恨他。况且旱灾、水灾接连发生，边境事务日益频繁，已经不再有从前的气象了。所以善于评论陈公的人认为，他不只是以德行惠及百姓，而且他的福泽庇护百姓也很广泛。陕西都指挥司的整，小时候曾结交几个恶少，结为义兄弟；一人受到挫辱，众人便合力替他报仇。整曾经在都市歌楼杀死一人，主人家抓捕不力，被他逃脱了。后来官府抓住整和刘某，追问到底是谁杀人，刘某说：“人是我杀的，不是整。”众人的证词都指认是整，刘某自己认罪却更加坚定。司法官无法改变供词，于是判处死刑，后来得到减刑，发往辽东三万卫充军。整感念他的恩德，每年都供给他军中的资财。当时整有老母亲，所以刘某诬认罪名来替代他。古代的侠士也不能超过他。太监牛玉败亡后，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人趁机上疏，指出宦官干预政务、专擅权力、设置私宅等事情，都是祖宗时期没有的，请求一概禁止革除。他们的话正直切实，正好击中当时的弊病。王徽等人分别调任偏远州的判官。天下士人没有不仰慕他们风采的。王徽字尚文，是南京人。丙戌年，我到宁夏犒劳军队，经过宁州，听说判官李某多次被中官问及此事。李某说：“这件事最初是王渊，字志默，谋划的。志默担心同僚中有人会进言阻止，于是焚香告天，结为盟誓。奏本则各人分别起草一份，都送给尚文，以便采择。如果要推举首倡者，便由六科依次列名，不允许退让逃避。这是旧例。”王志默是绍兴山阴人，后来谪任四川茂州判官。我认为这件事虽然让王徽独占了名声，但王渊出力最多，所以特意表明记载。陕西城中原来没有水道，井也不多，居民每天都到西门外汲水。参政余公子俊任西安府知府时，认为关中是险要之地，如果让城中断水几天，百姓靠什么生活？于是开始在城中开凿渠道，引灞水、浐水从东面流入、从西面流出，在渠道下方环绕砌石以便通水；渠道上面仍然保持平地的样子，曲折地设置井口，使百姓能够就近汲水。这是可以使后世永久受益的举措。西岳华山、西镇吴山都在陕西境内，载入国家祭祀典制。西安却又有五岳庙。陈僖敏任巡抚时，既不能毁掉它，反而奏请重新修建，实在严重违背礼制。何况还劳民伤财，所得的好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没有学问造成的过错。《水东日记》说：“世人称有警觉、能干的人为‘乖觉’，兵部的奏文中常使用这个词，但没有见到它的出处。”于是援引韩退之、罗隐所用的“乖角”二字，认为它们同如今“乖觉”的意思正好相反。其实奏词、公文之间，有时使用方言和俗语，不必每一个词都有古代出处。今天所谓的‘乖’，就是古代所谓的‘黠’，难道狡黠是美德吗？韵书解释‘乖’说：是乖戾、背离、分离的意思。凡是乖的人，必定会同别人背离。比如同别人约定劝谏君主，弹劾奸臣、舍身赴难，稍微考虑利害便逃避违约以求自保，反而把不违约的人说成愚蠢。这正是所谓的‘乖角’。正统丙辰年的状元周旋，是温州永嘉人。听说阁老预先确定第一甲三人，等候读卷时，便问同在其中的各位大臣：“周旋的仪表相貌怎么样？”有人回答说丰美，阁老很高兴。等到传胪时，周旋却不像所听说的那样。原来相貌丰美的是严州人周瑄，只是听得不真切，误作了回答。天顺庚辰年，曹钦谋反，朝廷连续逮捕他的党羽，冯益受到的牵连尤其严重。一位叫冯益谦的星士被捕，也被弃市处死。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宁波人，而且姓名相同，所以发生了这样的错误。人的祸福本来就不是偶然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译从庆阳向西北走二百五十里是环县。县城北面靠着山麓，周围大约三里，编入户籍的百姓剩下四百多户，而住在城里的只有几十家。戍兵租住民房，街巷容纳不下，甚至借用学宫居住。当地土地沙质贫瘠，水味苦，刚开始饮用时，便会伤害脾胃而腹泻。赵大夫沟的水味道甘美，但距离城池十多里。每年祭祀先师时，才取这种水来酿酒，不能供应日常使用。驿站粮仓只能略微供应稻米，大概是从庆阳购买的；一斗粟只能换得一升稻米。柴薪则从开城购买。开城也是小县，距离环县八十里，那里土地出产优质柴薪，由此可知它比环县好多少。当地的古迹有灵武台，唐肃宗就是在那里以太子身份即位的。城南有唐代木波、合道等城，遗址仍然存在。我住了几天，学官带领五六名学习科举业的弟子，拿着经书来请教，他们都谨慎朴实。让他们分析义理，他们都颇能胜任；同他们谈论古今以及其他文章事务，大多没有能够了解的。曾经向他们索要韵书，遍寻城中也找不到。大概因为那里偏僻鄙陋，没有贤能的老师和朋友。来这里任教的学官，各自把自己所通晓的经书传授给弟子；有的人不久便离去，于是学生茫然无所成就，不能坚持到底。人才难得，实在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巡抚陕西的都宪嘉禾人项公忠，命令庆阳、邠州、宁州各州县督促百姓在道路旁种树，百姓很是怨恨。巡抚延绥的都宪、广东人卢公祥作诗嘲笑他，诗的结尾说：“可惜道路旁有这么多土地，只栽榆树柳树，不栽桑树。”项公依照原韵唱和说：“年老的我难道没有衣食打算，怎么知道这里不适宜种桑？”这两首诗如今还在庆阳公馆的墙壁之间。邠州、宁州、庆阳都是古代豳地，《七月》这首诗把养蚕种桑的事情说得很完备。总的来说，卢公的话是对的。庄浪参将赵妥儿是当地人。他有一次骑马跌倒，看见土中有东西，挖出一把刀，十分奇异。每当地方将要发生事情时，刀便会自己从鞘中露出一寸多；刀鞘在刀口处也常常自行割坏。懂得的人说：“这是有灵性的东西，应当经常用羊血涂抹它的刀口。”赵妥儿依赖它的灵异，每次察觉刀已出鞘，便预先作好准备。因此守边多年，始终没有失败的事情。太临刘马儿还朝那天，索要这把刀，赵妥儿不肯给。刘马儿因此压下他的功劳，使他不能升迁。民间的习俗忌讳各地都有，而吴中尤其严重。比如行船时忌讳说“住”，忌讳说“翻”，便把“箸”称为“快儿”，把“幡布”称为“抹布”；忌讳说“离”“散”，便把“梨”称为“圆果”，把“伞”称为“竖笠”；忌讳说“狼籍”，便把“榔槌”称为“兴哥”；忌讳说“恼躁”，便把“谢灶”称为“谢欢喜”。这些都是俚俗中可笑的地方，如今士大夫也有犯这种习俗、称“快儿”的。

译洪武年间，朝廷访求精通历法术数、能够推知过去和未来、占试从未不应验的人，规定一定封为侯爵，享受一千五百石俸禄。山东监生周敬心上奏说：“国家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的厚薄，并不是历法术数所能决定的。三代有道之世长久，这本来是已经确定的论断。三代以后，仁厚深厚、德行优厚的，只有汉、唐、宋而已。比如汉高祖宽仁，继而有文帝、景帝的恭敬节俭，昭帝、宣帝的贤明，光武帝的中兴，以及章帝的宽厚长者之风。这就是它们有道而国运长久的原因。国运最短的没有像秦朝的，其次是隋朝，再其次是五代。秦始皇残酷暴虐，隋炀帝苛刻凶暴，五代诸君极其凶恶，这些都是人事造成的，难道在于历法术数吗？恭惟圣上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扫灭群雄，救济乱世，诛除暴虐，功劳已经很大了。然而在神武方面超过汉高祖，在宽仁方面却不如；在贤明方面超过唐太宗，在忠厚方面却不如。因此自从统治天下以来，政教还没有广泛施行，四方也没有得到治理。伏望效法汉高祖的宽仁，具有唐太宗的诚实笃厚，仿效三代的赋税征收，那么帝王的国运就可以传至万世，又何必去向占卜术士询问呢！”他又说：“陛下连年远征，臣民众口一词，都知道这是因为以不能得到传国宝为耻，只想把它夺来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听说传国宝出自战国楚平王时期，是用卞和得到的玉雕琢而成的，秦始皇把它秘密收藏起来，命名为御玺。从此以后，历代都把它视为珍宝，于是有了这个名称。《易》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由此可知，仁德才是君主的宝物，玉玺并不是宝物。况且战国时的君主，赵国先得到宝物，却没有守住国家；五代的君主都得到宝物，却都很快灭亡。这是因为只知道玉玺是宝物，却不知道仁义才是大宝的缘故。天下得到治理、安定而且享有国运长久的，没有比得上三代的。三代时期还没有玉玺。由此也清楚知道，拥有天下靠的是仁义，而不在这方玉玺。如今为了夺取宝物，使战争多次发动，军民困苦，这是忽视真正的大宝，却轻视无用的小宝。圣人的智慧超出天下，明察照临万物，为什么竟轻视这个而重视那个，爱护那个而不爱护这个呢？”他又说：“如今徭役繁重，户口虽然很多，但劳苦的百姓很多；赋税征收过重，田粮虽然充实，但贫困的百姓很多。教化已经很广泛了，但百姓并不喜悦，这就是所说的只有善政而没有实际成效。法令制度已经很严厉了，但百姓并不服从，这就是所说的只有法令而没有实际治理。从前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 如今国家希望富强，军队希望强盛，城池希望修得高大深厚，宫室希望修得华丽，土地希望扩大，人口希望增多。于是大量征取军士，广泛积聚钱财，征伐的行动没有一天停止，土木工程也没有休止，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他又说：“洪武四年，钦录天下官吏；洪武十三年，因胡党案实行连坐；洪武十九年，追究天下长期积累的民间祸害；洪武二十三年，大量杀戮京城百姓。这是随意罗织罪名，不分是非善恶，一概杀掉，难道其中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误被列入名册吗？由此可见，陛下的德行薄弱，而杀戮的机心太深了。自古以来，不嗜好杀人的君主，能够统一天下；杀人很多的君主，后代就不会昌盛。秦、隋、元魏的君主喜好杀戮而不停，后来甚至灭绝了自己的族类；汉代误杀一位孝妇，竟导致东海三年干旱。如今水灾旱灾连年发生，还没有达到大丰收，未必不是杀戮无辜、伤害和气所造成的。”他又说：“贤明君主的制度是，赏赐不越分，刑罚不滥用。如今刑罚已经滥用了，赏赐又没有节制。天下的老人，并非有功也并非有德，却每人赏赐钞五锭；征召出任的军官，地位高而俸禄厚，平定盗寇、抵御外侮本来就是他们职分内应当做的事，如今却无止境地赏赐。赋税征收厚重、科派繁多，使贫困百姓困苦不堪，却滥赏没有功劳的人，实在毫无道理！应当节制对无功者的赏赐，以减轻贫困百姓的赋税。这样天下幸甚，万姓幸甚！”其余如疏通钞法、停止充军等事情，也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全文约三千多字，这里节录其中要旨。周敬心不知道是山东哪一个州县的人，后来出仕担任某官。我向在朝廷做官的山东人打听，他们都不知道此人。自己没有官职和进谏的责任，却能像这样直言不讳，是多么壮烈啊！不可以让他的事迹湮没。《孟子》说：“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中被举用。”屈原说：“傅说在傅岩操持筑墙，武丁任用他而不疑。”这两部书中的“筑”字，和《周诗》“筑室百堵”的“筑”字相同。蔡氏注释傅说在傅岩荒野筑墙时说：“筑，就是居住。”如今称居住的地方仍然叫“卜筑”。大概因为傅说曾做过版筑的苦役，所以认为贤者不应当有这种经历。为了替贤者避讳，因此才这样解释。然而孟子、屈原距离殷、周并不久远，必定有所传承。何况耕种、稼穑、烧陶、捕鱼，并不足以使舜蒙受羞辱；垂钓、射鸟、打猎、赌博，也不足以玷污孔子；困穷时从事筑墙，又有什么值得替傅说避讳的呢！古人在图画和书籍上都有印记，印文写着“某人图书”。如今的人便把这种印章称为“图书”。这正如碑记、碑铭，本来是指把记事和铭文刻在碑上；如今却把“碑”作为文章名称，已经没有人纠正了。前辈的诗文稿，很多不合心意的都不保存，唯独墓志、表、碣一类的文字，全都保存下来，大概是有用意的。景泰甲戌年进士、蓟州人钱源，他的祖先原是昆山人，曾因公差经过昆山，访求祖坟，但当地父老没有人知道。住了几天，沈通理查检家中收藏的前人墓志，找到洪武七年本县人卢熊撰写的《钱瑞妻章氏墓志》，才知道他祖先的墓在如今儒学之后，于是修筑坟墓并立表标志。从这件事可知，安葬先人不能没有墓志；而记载墓葬的人，世系和墓地尤其不能不详细。士大夫得到亲戚故旧的墓文，应当收藏起来，不让它们废弃，这也是厚德的一种表现。钱源本是沙头郁氏的儿子，郁氏与钱氏世代联姻。钱氏没有儿子，郁氏便把一个儿子过继给钱氏为后，后来钱源戍守蓟州。郁氏如今任医官，而钱氏已经绝嗣了。吴中乡村所唱的山歌，大多只是讲男女之间的情爱罢了。只有一首歌唱道：“南山脚下有一缸油，姊妹两个一起梳头。大的梳成盘龙髻，小的梳成扬篮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朱廷评树之曾经拿这件事问我，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告诉他说：“这首歌莫非是在说，人的所作所为本来相同，起初只是内心的志趣稍有不同，于是最终成就便大不相同？这样理解，可以吗？”树之说：“你的领悟超过我了。就这样理解吧。”这是山歌中的第一首。●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