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扬雄、许慎认为雎鸠就是白厥▯，郭璞认为江东人称它为鹗，陆机认为幽州人称它为鸷。黄公绍讥讽他们都是凭主观臆测来求取解释，断定雎鸠就是今天的杜鹃，说：“自从蜀人撰写《华阳国志》，妄称望帝化为杜鹃，于是才有杜鹃、杜宇的名称；而雎鸠、王雎，世人反而不认识。”这正是用五十步笑百步。只有朱子的《诗传》说它“形状像凫和鹥”，最为恰当。现在吴地口音把“雎”讹读为“竖”。婚礼上，喜欢讲究的人一定要寻找鸳鸯、王雎来备作礼仪用品，大概并不是因为崇尚珍奇。鸳鸯，是取其成双而且有相思之意；王雎，是取其情意专一而又有分别之意。文武各部门的设置，都有正官主持其事。例如五军都督府由左右都督主持，通政司由通政使主持，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等寺由各寺卿主持，国子监由祭酒主持，太医院由本院院使主持，钦天监由本监监正主持，上林苑监由左右监正主持。近些年，各机构都由尊贵的官员担任主官：中军都督府由英国公张懋任职，右军都督府由保国公朱永任职，他们都是太子太傅；左军都督府由定西侯蒋琬任职，前军都督府由新宁伯谭祜任职，后军都督府由襄城侯李瑾任职，他们都是太子太保；通政使司的张文质、太常寺的刘岌、鸿胪寺的施纯，都是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大理寺由工部尚书杜铭任职；光禄寺的艾福、国子监的邱濬、钦天监的康永韶，都是礼部侍郎；太医院则由通政使蒋宗武任职，上林苑监则由右通政李孜省任职。这也是制度的一种变化。成化乙巳年记。《癸辛杂识》说：“官品有金紫、银青这样的称号。大概金达到紫、银达到青，就是最高等级了。”这种说法大概不对。所谓金、银指的是印，青、紫指的是绶，也有人说指所佩的鱼袋和服色。古人有佩金章、紫绶、穿紫袍的，到了现在，文武最高品级的官员都没有金印，印上也没有绶。况且紫色是禁色，臣下没有人敢穿。只有四品以上穿绯袍、系金带，七品以上穿青袍、系银带。这就是“金紫银青”遗留下来的制度。巡抚这一官职，永乐年间已经有了，但只在重要地区设置。洪熙、宣德初年，增设的地方逐渐增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只根据任用的人选而定，并不全都是都御史。景泰以来，全部设置为都御史。起初大概是因为御史在外任职时，多浮薄而不谦逊，所以用都御史的名位来压制他们。按现在的情况计算，设置也太多了。苏松等处、凤阳等处、宣府等处、顺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绥等处、甘肃等处，以及河南、山东、山西、辽东、大同、宁夏、陕西、湖广、江西、两广、云南、四川、贵州、福建，共二十人。其中署衔不同的，两广称“总督军务”，苏松等处称“总理粮储”，凤阳等处称“总督漕运”，辽东、湖广、云南都称“赞理军务”，山西称“提督雁门等关”，保定称“提督紫荆等关”，顺天等府称“整饬蓟州等处兵备”。其余只称巡抚，郧阳等处称“抚治”，大概是因为那里负责安抚流民。凡是推举各边及腹里涉及军务的官员，由吏部、兵部会同办理；凡是涉及钱粮、流民事务的，由吏部、户部会同办理；只有总督漕运的官员，由吏部、户部、兵部三部会同办理。江西、福建、山东这些地方，有事时便设置，事情平定后就裁撤。各地总兵官印上的文字，辽东称“征虏前将军”，宣府称“镇朔将军”，大同称“征西前将军”，延绥称“靖虏副将军”，宁夏称“征西将军”，甘肃称“平羌将军”，云南称“征南将军”，两广称“征蛮将军”，湖广称“平蛮将军”，都用柳叶篆书。漕运总兵没有将军的名号，印上写“漕运之印”，用叠篆书写。陕西只称“镇守官”，贵州、蓟州等地虽然名为总兵，都没有将军印。永乐年间，平江伯陈公瑄总管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当时还没有“总兵”的名号。永乐十三年，内河漕运增加到五百万石，统领各地一百七十多个卫。后来因为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各都司所属的茶陵、临山、彰德、济南等卫路途遥远，便裁减了这些地方，每年上运四百万石。洪熙元年，开始充任总兵官督运，并镇守淮安，这是设置总兵官的开始。宣德四年，陈瑄和工部尚书黄福在徐州等地商议设立粮仓，命官军接运；宣德六年，悬挂“漕运之印”。宣德八年，陈公去世，任命都督佥事王瑜、都指挥佥事吴亮充任左、右副总兵，共同管理漕运。正统四年，专门任命马兴为总兵，任命汤节为参将，这是设置参将的开始。景泰二年，设置左佥都御史王▯共同管理，这是文臣总督漕运的开始。钦天监的官员按惯例不得致仕，一直到老死才停止任职。天文生中由科举出仕的人，只在本衙门任用，不让他们出任府、州、县官，大概是有深意的。太医院官员没有按照考满和资历升职的制度，大概是因为这一类官员如果医药有效，就会奉特别诏旨升官。近年吏部考察京官，钦天监官员中年满六十岁以上的都被勒令退休；裁撤革除那些由传奉而得、没有实际职掌的冗官时，太医院官员也都在其中。没有办法可想，只好请旨决定去留。由此权力转移到别人手中，贤能与否也混淆不清了。乡民有个儿子患疮疹，准备牲畜和酒祭祷神灵。因为他言辞笨拙，不能把话说清楚，就请岳父替他祷告。恰好岳父的孙子也患了这种病，岳父便面对神灵私下为自己的孙子祷告。当时女婿在后面跪拜，觉得岳父说话声音不高，便跪着向前偷听，知道了实情，却不敢说出来。不久岳父的孙子痊愈了，女婿的儿子却死了。女婿因此非常怨恨岳父，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别人都把它当作笑话。成化年间，一名巡抚都御史被人告到朝廷，他的亲属中有一名给事中，巡抚便拿重金托付给他，请他贿赂宦官求援。给事中把贿金当成自己的财物，拿它去谋求升迁，因此得以升任吏部侍郎；巡抚却最终因犯法获罪，被发配戍守边地而死。又有一次，兵部尚书缺员，一名兵部侍郎想得到这个职位；他的亲家担任刑部尚书，平素熟悉宦官，于是托他送上贿赂。刑部尚书替自己谋求升迁，也像那个给事中一样，于是离开刑部而调任兵部。那名侍郎知道后，愤恨不平，颈部毒疮发作而死。这两个人和那个岳父用手段对付女婿的做法很相似，都很可笑。

译南京妓女刘引静，年幼时被一个商人所爱。商人死后，刘引静为他服丧，每逢节令便设斋祭祀，哭泣得非常悲哀；她每天靠女红养活自己，发誓不再接客，家人也不能改变她的志向。后来商人家道衰落，她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所有财物来周济商人的妻子儿女。有个富翁听说她贤德，想娶她为妻，刘引静不答应，这件事便作罢。京师有个郭七公子，原是定襄伯郭登的侄孙。他曾经宠爱一名妓女，那妓女正值妙龄；郭七公子死后，她便削发出家，解下足上的纨袜做了尼姑。屠宝石是京师的大商人，曾因犯罪发遣辽东充军，家产败尽，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便把白金一万两寄存在所宠爱的妓女家中。几年后，他遇到赦免返回，那妓女把寄存的白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封识也和原来一样。世上身处富贵地位却淫乱无耻的人，以及遭逢变故时贪婪昏昧、忘却信义的人，实在太多了。谁能知道风尘之中竟有这样卓异的人呢？人的本性都向善，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既然如此，观察人时就不能只按其身份类别来判断。朝廷近来修建三官庙，规模宏大，形制华丽，神像庄严逼真，所费都出自内帑，不劳烦有关部门。工程完工那天，内府各内官以及文武各部门的大臣都前往瞻仰行礼。这大概是皇上承顺母后的意思，而群臣也就顺势迎合罢了。兵部尚书涞水人张公问我三官的来历。我曾考察过：汉熹平年间，汉中有张修奉行太平道，张角、张鲁奉行五斗米道，其中张鲁的势力尤其强盛。这大概是从他的祖父张陵、父亲张衡在蜀地鹤鸣山制作符书，设置“鬼卒”“祭酒”等名号开始的。有病的人，就让他自己写下姓名和认罪的意思，写成三份：一份送上天，放置在山上；一份埋入地下；一份沉入水中。这就叫天地水三官。三官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把这些答复了张公，又评论说：“水是五行之一，生成于天而依附于地，并不是脱离天地而独自成为一种事物。如今把水和天地并列，已经是说不通的论断了。至于让百姓认罪的文书，水官的沉入水中，地官的埋在地下，似乎还说得通。天官的，既然说是送上天，那么放在云霄之上就可以了，却又说放在山上。那么山难道不属于地吗？这样欺骗迷惑愚昧百姓，实在太过分了！” “大■〈敝上瓦下〉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这是邵康节先生的诗。如今人们把盛放茶酒的器具叫作■〈敝上瓦下〉，是有来历的。不过这个字也是后人根据方言增造的，韵书中没有。《檀弓》记载，孔子住在宋国时，见司马桓魋亲自为自己制作石椁，三年还没有完成，便说：“像这样奢靡，死后还不如早点腐朽更好。”起初我怀疑这里所说的石椁，如果像现在这样用石头合成，不应当如此艰难。弘治戊申年春天，我乘船经过徐州约三十里处，听乡人说，那里有洞山寺，寺下有洞，是古迹，十分奇特。于是命人把船靠岸，登山察看，读了眉州万阁老撰写的建寺碑文，才知道那里就是所谓的桓山，是宋国桓魋的葬地。他的墓道应当朝南，如今已经位于佛殿下面了。佛殿后面有一个洞穴，可以通入石椁，高约一丈多，深约五六步，宽度约为深度的一半。两旁又各自凿成夹室的形状，每处可以容纳十个人。原来是把整座山从四周凿空，只留下中间部分罢了。这样看来，三年还没有完成，确实是应该的。苏长公游览北山时，大概那里已经只剩下金椎凿打的痕迹，其他都荡然无存了。如今石壁上所刻的赋，大概是后来的好事者所作。称它为洞山，是因为把石椁凿成了洞。近来见到两位文士身着三年丧服，一同送乡人的灵柩，其中一人束着孝帛，另一人没有束。有人问他们原因，没有束孝帛的人说：“重丧不能再加上轻丧。”束孝帛的人说：“这是表示片刻的敬意。”听到的人来问我，究竟哪一个人是对的？我说：“如果只论小节，两个人都对；如果论大体，两个人都不对。父母去世，即使出门吊唁都不可以，何况还能送灵柩到郊外吗？如今既然已经去吊唁，并且接受了孝帛，等到出门送行时，却说重丧不能加轻丧吗？如果认为礼节贵在有来有往，让子弟去做就可以了。” 唐诗说：“邵平瓜地接着我的房舍，谷雨干时亲手锄地。”历来的解释都说：“谷雨”的“雨”读去声，就像“雨我公田”的“雨”一样。自雨水之后，土壤中的肥力开始活动，就要让雨水滋润谷物。因此把它读作上声是不对的。梅圣俞《河鲀诗》说：“春天的洲渚生出荻芽，春天的江岸飞舞着杨花。河鲀正在这个时节，贵重得不是鱼虾可比。”但我们乡里的俗语却说：“芦青长到一尺，不要再把河鲀当作主客。”芦青就是荻芽。荻芽长大，河鲀的时令就已经过去了。圣俞这样说，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后来读到范石湖的《吴郡志》，才知道这种鱼到了春天就逆江而上。苏州、常州、江阴位于江流下游，所以初春已经大量出现；真州、润州则在二月出现。金陵上下，则在二月与三月交接之时出现。池阳以上，要到暮春才有。圣俞所说的，是池阳、当涂一带的情况。至于欧阳公所说的“成群游在水面上，以柳絮为食而肥壮”，以及南方人多用荻芽做羹汤，则又是附会之说，并不是真正了解河鲀的人所说的。“观”是用眼看，“闻”是用耳听。然而佛经有“观其音声”的说法，杜甫诗中有“心清闻妙香”的句子。这正如鸟不能只用“牝牡”来称说，兽不能只用“雄雌”来称说，《易经》中有“牝鸡”，《诗经》中有“雄狐”。这是文字中的灵活用法，可以意会，不必拘泥。

译关于蜃气形成楼台的说法，出自《天官书》，流传已经很久了。有人认为蜃是大蛤，《月令》所说的“雉入大海为蜃”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认为蜃是蛇变化而成的，海中本来就有很多这种东西。然而沿海地区从来没有见过楼台的形状，只有登州海市，世代流传称说，人们怀疑是蜃气造成的。苏轼《海市诗序》说，海市曾在春夏出现，到年末就不再看见了。他在海神庙祈祷，第二天便看见了海市。这样又认为海市可以通过祈祷得到，那么它就不是蜃气了。《辽东志》说：“辽东东南部都是山，峰峦层叠，青翠茂盛，值得观赏。夏秋交替之际，时雨刚停，旭日初升，山冈上的水气凝结，城郭、楼台、草木隐约映现，人马在烟雾中奔驰，宛如人世间真实存在的景象。即使绘画高手，也无法完全描绘它的形状。古人称为登州、莱州海市，说是神物幻化而成，难道也不是山川灵秀之气造成的吗？”由此看来，所谓楼台、所谓海市，大抵都是山川之气遮映日光形成的，既不是蜃气，也不是神物。东坡的祈祷，大概只是偶然碰上罢了。况且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朝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称正直足以感动山鬼，哪里知道造物主怜悯我这衰老之人。”他自负也不浅啊。何况这位老人一向善于说笑，又怎么知道他不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故意把这件事说得神奇呢！虞邵庵撰写《朱泽民母吉宜人墓碣》时写道：“至元甲午年，吉宜人将要临产，她的婆婆施夫人生病，感叹说：‘我的儿媳非常孝顺，上天又将赐给她一个好孩子，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不久病情危急，施夫人开始安排后事。吉宜人的祖父在阳抱山的山原上选择墓地，让人挖墓穴安葬她。施夫人说：‘奇怪啊！我梦见一位身穿官服、相貌伟岸的丈夫来告诉我：“不要夺取我的住宅，我将成为夫人的孙子。”’不久役夫挖地挖到五尺深，得到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封题：‘太守陆君绩之墓’，旁边另有刻石，写着：‘此石烂，人来换。’石头果然断裂了。她的祖父命人赶快把它掩埋，又重新选择墓地。施夫人又梦见那位身穿官服的伟岸男子回来，说：‘感念夫人的大德，我真的能够成为夫人的孙子了。’德润出生后，他的祖父给他取字顺孙，不久施夫人去世。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上天所造成的。”德润，就是泽民的名。泽民在元朝做官，任征东行省儒学提举，是如今朱文天昭御史的高祖。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泽民就是陆公绩的后身。我曾经看到前代探取玉环、寻找宝刀一类的事情，仍然不相信。如今读到这篇文章，才知道天地之间的奇异传闻，不能说全都不存在。杨铁崖在国初时名望震动东南，跟随他游学的人都极其尊敬信服他。看他的《正统辩》《史钺》等作品，确实都写得很好。至于《香奁》《续奁》两部集子，都是淫秽轻薄的言辞，我起初怀疑是他年轻时所作，或者是门人弟子胡乱记录下来的。后来得到刻本，看到他亲自写的序言，甚至把陶渊明的《闲情赋》拿来与自己相比，这才知道这些作品原本就是他一直留意创作的。考察《闲情赋》，其中说：“尤其像蔓草交会那样的情意，也还吟诵着《召南》余下的歌诗。”这说的是情感产生于内心，却止于礼义。杨铁崖的作品距离这一点远得很。不以此为羞愧，反而拿来与自己相比，真是太强横无耻了！《香奁》《续奁》只有昆山有刻本，后来又有杨东里的跋语。细读它的文辞语气，绝不可能是杨东里所作，大概是好事者盗用他的名义罢了。记下这件事，等待真正了解的人来判断。魏将军某年七十多岁，仍披甲上殿，随从銮舆出入，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有人问他一生的经历，他说：“我四十五岁时，就已经断绝男女欲望了。”周和尚是庐陵人，流落在京师，九十多岁时还能徒步走远路，胡须和头发都没有变白。我曾问他有什么养生的方法，他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是从壮年起就能节制欲望罢了。”他还说：“人的精液，交给女子，能够生育人。如果能够保守留存，难道不能用来资养自己的生命吗？”太仓画士张▯九十多岁时，耳朵灵、眼睛明，仍然能够作画。有人曾问他修养了什么才达到这种程度，他说：“我一生只是欲望之心比较淡，男女之事能够节制。也许是依靠这个吧，没有别的办法。” 毗陵人谢应芳，字子兰，曾经评论三高祠不应当祭祀范蠡，说：“季鹰、鲁望都是吴地人，吴人祭祀他们，作为东道主，这是理所当然的。鸱夷子皮始终侍奉越国，只是中间用施行成事的办法留在吴国，他的内心没有一天忘记越国。他进献美女，献上宝器，来迷惑吴国的君臣；趁吴国空虚时进兵，来灭亡吴国的宗庙社稷，这些大体都是范蠡的谋划。越人论功，范蠡位居第一，难道不是吴国最大的仇敌吗？只是他功成名就后隐迹离去，他的见识本来就高于常人。然而他浮海离开时装载了成捆的珠玉，在齐国又经营积聚了价值千金的产业；从齐国迁居陶地后，父子耕作积蓄，转运货物、追逐利润，又积蓄了数以万计的财富。太史公前后记述不一致，大概是深深鄙视他，并不是赞美他。拿他和张子房辞别汉王、飘然跟随赤松子交游相比，差得太远了。杜牧之、苏子瞻都说范蠡把西施据为己有，并把她比作申公与夏姬的关系。由此看来，说这个人贪婪而淫秽，也不算过分。还有什么风操节义值得仰慕呢？如今却用吴人的馨香黍稷去祭祀敌国那个贪婪淫秽的仇敌，从道理上说可以吗？《礼记》说‘民不祀非族’，何况是仇敌呢？” 吴地有三位值得尊崇的高士，只是人们特别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像泰伯、仲雍、延陵季子，才是真正天下人共同尊崇的人。凡是吴人，只要不是草木土石，谁没有仰慕高山、景仰高尚品德的想法？应当尊崇三次谦让、具有至高德行的圣人泰伯，把他供奉在正堂之上，配祀仲雍、延陵季子两位贤人，仍然把季鹰、鲁望列为从祀。这样就能纠正前人的谬误，更新百姓的见闻，振兴高尚风气，崇尚谦让的祭祀，激励衰败时代的浅薄习俗，并以此促进教化，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如果认为范蠡有功而祭祀他，那么越人祭祀他就是应该的。正如诸葛武侯那样贤明，蜀人祭祀他，吴国、魏国却从来没有为他设祠。这种道理无论古今都一样，是所谓拿去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的道理。”这些话见于子兰《上饶参政书》。他自己记载说：“正准备写公文让有关部门办理，恰逢世道发生变故，于是停止了。”考察起来，这段关于范蠡的议论，大体都是前人曾经说过的；其中“吴地有三位高士，只是人们没有想到”这一段，却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译前代儒者说，《诗经》传文中有些字本来同韵，不必押韵，却被认为押韵。如今仔细考察，确实如此。例如《吉日》第三章的“其祁孔有”“或群或友”“悉率左右”，都被说成与“羽”“已”押韵。然而“有、友、右”都从“又”得声，吴地人一向把“又”读作“以”的音，只是这种读法不通行于天下，所以这些字本来不必押韵。又如《隰桑》的“遐不谓矣”，传文说：“遐与何相同。”如果是因为声音相同，那么如今常熟吴音称“何人”为“遐个”，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它引用郑氏的话说：“遐的意思是胡。”这又是从意义上解释，而不是从声音上解释了。巡抚周文襄公刚到昆山，才登上岸，就非常愤怒，鞭打了一个人。儒学教谕朱冕呵斥皂隶，让他们停手，上前对周公说：“请您暂且息怒，到了衙门再处理他也可以。”周公听从了。到了府署的寓所，拜见完毕后，周公召来朱冕询问缘故。朱冕回答说：“您刚到任之初，关系到众人对您的观瞻。我担心您因愤怒伤人，反而损害了您的盛德。”周公向他道谢。不久，太仓开设卫学，周公上奏保举朱冕为教授，并且对两卫的武职人员说：“我替你们的子弟找到了一个好老师，应当隆重尊敬他。”朱冕，字士章，嘉兴人。他在昆山儒学任职时，季考、月试都赏罚分明而且确实，学生多有成就。直到今天，谈论为师之道的人，都一定首先称道他。详细情况见叶文庄公《水东日记》。我曾听一名中官谈论汉府的事情，便问汉庶人最后的结局。他说：“起初，汉庶人被捕，锁在逍遥城。有一天，宣庙想去看他，身边的人劝阻，宣庙不听。到了那里，宣庙长时间仔细看着他，汉庶人出其不意地伸出一只脚，把宣庙勾倒在地，身边的人急忙把他扶起来，过了很久他的神志才安定下来。宣庙这才开始后悔，立即命壮士把一口铜缸抬来，把汉庶人倒扣在下面。铜缸约重三百斤，汉庶人仍然觉得头顶着缸在移动；炭火堆在缸上，堆得像山一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炭火烧得铜缸熔化，汉庶人也不知道被熔化到了哪里。”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时，泰山发生轻微地震；三月一日丑时，发生强烈地震；当天戊时又发生地震；初五日丑时，再次地震；十三日、十四日接连发生地震；十九日连续震动两次。考察自古以来的祥瑞和灾异，这种情况是从未听说过的。凡是在军前记录战功，南蛮的首级三颗算一功，北狄的首级一颗算一功；妇人的首级只接受赏赐，不提升官职。北狄妇人的面貌与没有胡须的男子没有区别，所以申报战功的人常常混杂妇人首级充数，无法辨认。我曾遇到都督马仪谈到这件事，马仪说：“辨别也有办法，只是记录战功的多是文臣，不知道这个方法罢了。只要把首级投入水中，仰面浮着的是妇人，俯面沉着的是男子。”我曾听说水中的浮尸，男子俯面、女子仰面，这是阴阳决定形体的奇妙规律。即使有人用力把尸体翻转，它最终也会恢复原来的姿势；不知道人的首级是不是也这样。马仪在边地任职最久，一定是亲自试验过，知道确实如此。积聚书籍却不能全部读完，而不吝惜借给别人观看，也是推己及人的一种表现。如果对方平素品行不好，就应当慎重考虑事情的开始和结局，不要借给他。世上有“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说法，这是小人的谬论。“痴”本来写作“瓻”，是盛酒的器具。意思是借书时用一瓻酒作为见面礼，还书时再用一瓻酒表示感谢罢了。把书借给别人，是仁人贤者的德行；借书不还，是盗贼的行为。怎么可以只把这种人称作“痴”呢！通政司负责收发君王的诏命，是朝廷的喉舌，传达下情，使朝廷的总览和明察更加广泛，在政体中关系极为重要。洪武、永乐年间，密封奏本都由御前拆阅，所以奸臣一有事情就会暴露，没有能够侥幸逃脱的。天顺年间开始，有人投递匿名奏本谈论朝廷的事情，于是才设置了防范办法。但当时只是拘留递送奏本的人，让他在官署等候旨意，出署后就释放他，从来没有查看他所奏的事情。后来不知道始于哪一年，才有拆封后分类进呈以及抄送副本备查的说法。一旦有人弹劾左右近臣以及勋戚大臣，奏本还没有呈上去，消息却已经泄露，被弹劾的人往往设法求得幸免，原来奏报的人却多因被认为虚妄而遭祸。祖宗防范奸党、通达下情的本意，到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怎能不令人叹息！成化末年，太监梁芳一类人引导京师的富商收买古今珍玩进献，开启了皇上喜好货物的心思，由此通往宠幸的门路大开。金夫子的弟子们各自拿珍奇异物进献，想求得进身，却没有名目，于是就在各寺观中集中抄写释教、道教、星命等书进呈，便得以接受官职。原来任中书序班的人，得以升为太常、鸿胪、太仆少卿等官阶；没有功名的白身人，得授鸿胪主簿、序班等职；生员、儒士、匠丁、乐工、勋戚家中的奴仆，只要家资丰厚的，都一并得到升用，名叫“传奉”。大概因为任命出自宫中，不经过吏部铨选，所以叫作传奉。官职名器的滥用，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不久，朝廷因星变而商议修德消灾，议论革除这种制度。查核人数，原有官职而通过传奉升迁的三十六人，没有官身而授予官职的五百三十八人，全部革去职务，勒令回原籍闲住，不再录用；军职中通过传奉升迁的，人数应当多出数倍，来不及登记。鸭脚树的果实像杏，而果核中的仁可以食用，所以叫作“仁杏”。如今称为“银杏”，是形似而名称不当。陆展染白发来取悦妾，寇准催促白胡须来求得宰相之位，都是沉溺于自己的欲望而不顺应自然的人。不过张华《博物志》中有染白胡须的方法，唐、宋人也有拔白发的诗，由此可知这种风气流传已久。但如今取悦妾室的人大概很少了，大多是等待选拔任用的人和留恋官职的人。吏部以前曾在墙上张贴过染白胡须头发的药方、修补门牙的方法，由此就可以看出这种风气。●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