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译我在工部观政时，叶文庄公任礼部侍郎。他曾想搜集我们昆山自元末明初以来诸位名人的文集，选取其中可以流传的作品，有诗有文，每人不超过十篇，命名为《昆山片玉》以便流传，并命我负责采集。比如郭翼羲仲的《林外野言》、殷奎孝章的《强斋集》、袁华子英的《耕学稿》、易恒久成的《泗园集》、吕诚敬夫的《来鹤轩集》、朱德润泽民的《存复斋稿》、偶桓武孟的《江雨轩诗》、林钟仲镛的《松谷集》、沈丙南叔的《白云集》、马麟公振的《淞南渔唱》、屈昉李明的《寓庵集》、王资之深的《瑞菊堂集》、郑文康时的《乂平桥稿》之类。不久，我被授任南京吏部主事，担心这些文集遗失，便全部送还了。乡里前辈的优秀作品，终于全都湮没无闻了。怎能不令人叹息啊！《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附录》一卷，是台州人黄郎中世显、谢侍讲鸣治编纂的，现在刻印于宁海县。其中第二十八卷的《勉学诗》二十四章，本来是宋代士人陈谦子平所作，误收入方氏的《集》中罢了。子平是元末人。张士诚的军队到达吴地时，有人突然闯入他家，逼迫他的哥哥陈训下拜，陈训不屈，那人便用刀刺他的胸部。子平用身体遮护哥哥，两人一同遇害。他一生著述很多，战乱后大多散失，只有所著《易解诂》二卷以及古今诗数十篇流传于世。正统年间，我们昆山刻印的《养蒙大训》收录了他的诗，我小时候曾见过。京师士人徐本以道也曾刻印他的诗流行，后来还有国初韩奕公望的跋语。韩奕、徐本都是苏州人。京师的东厂，是掌管巡逻兵校的地方。弘治癸丑年五月，忽然刮起大风，地面塌陷，深约二三丈，宽度也相同。明时坊白天有两个人进入巡警铺，很久没有出来。负责看守铺舍的人起了疑心，推门进去查看，只见两件衣服丢在墙下，衣服旁各有一滩积血，却不见那两个人。六月六日，通州东门外谣传有盗寇到来，男女奔跑着进入城中，跋涉于积水泥泞之中，很多人因此溺死。今天听说马进士庆云也提到过这件事。晦庵先生家的坟墓，是先生自己观察山水的朝向和形势后营造的。坟墓正对着一条江，江中有一片横亘的沙洲，先生曾说：“这片沙洲冲开的时候，我的子孙中应当会有人入朝做官。”他家中有私下记录这件事的文字留存。景泰年间，朝廷想到他对世间有功，便寻访他的子孙，于是九世孙▯延被征召入朝，授予五经博士，世代由一人主持祭祀。朝廷公文送到前几天，江水忽然把那片沙洲冲开，恰好应验了他的话。昆城夏氏和处州卫的一位指挥使结为亲家。指挥使听说夏家有一位淑女，便求娶给自己的儿子为妻，多年没有办成。后来他更加努力地求婚，夏家人都答应了，只有女子的祖父不答应。一次会见宾客时，大家用骨牌行酒令，祖父设计了一个难以实现的条件，对求婚者说：“如果骨牌能掷出天地人和四种牌色全部齐全，就答应这门婚事。”一摸牌，四种牌色果然全都齐备，众人惊异，于是祖父答应了这门婚事。太仓的曹用文和查用纯素来友好，恰好两人的妾都怀了孕。一天聚饮时，他们开玩笑用骰子占卜，说：“如果我们两人一掷骰子，六个骰子全都呈红色，将来一定是一男一女，结为婚姻。”一掷之下，竟全都应验了占卜。后来查家生了男孩，曹家生了女孩，查家便让儿子入赘曹家为婿。据说这两件事极其相似，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江西山水秀美的地方多产蛟。蛟出现时，山一定裂开，水一定暴涨奔涌。蛟乘着水势向下游而去时，必定有漂浮的水草聚集在它周围，蛟便昂首浮在水草之上。靠近水边的居民听说蛟出现，大多前去观看，有的投香和纸，有的投红绡，好像在为它庆贺一样。蛟的形状大体像龙，但蛟能够伤害人和牲畜，龙却不会；龙能够飞行，而且变化莫测，蛟却不能。庆元初年，韩侂胄已经把赵忠定逐出朝廷，太学生敖陶孙在三元楼上作诗说：“左手旋转乾坤，右手扭转天地，为什么让一群小人肆意散布流言？狼胡没有地方安置姬旦，鱼儿只能终生在腹中凭吊屈原。一死本来就知道是您所欠缺的，孤独的忠心幸而有史书长存。若在九泉之下遇到韩忠献，不要说起他家末世的子孙。”敖陶孙刚把诗写在楼壁上，酒才过了一两巡，墙壁就已经被毁掉了。敖陶孙知道这首诗一定被韩侂胄侦知，逮捕他的人将要到来，便急忙换上行酒者的衣服，拿着温酒的器具下楼，和捕吏擦肩而过。捕吏问他：“敖上舍在不在？”敖陶孙回答：“如果你问的是太学秀才，他正喝得高兴呢。”敖陶孙急忙逃命回到闽地，后来考中乙丑科进士。这件事出自《杭志纪遗》。敖陶孙，字器之，宋庆元五年曾从龙榜进士，任奉议郎、泉州佥判。他的姓名和官衔只见于《昆山志?进士题名》中，却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看了这件事，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宋神宗问吕惠卿：“什么草不能茂盛，偏偏甘蔗能茂盛，这是为什么？”吕惠卿回答说：“凡是草，种下去就向上直生；甘蔗种下去却向旁边生长。”神宗很高兴。按照六书，甘蔗的“蔗”属于谐声字，“庶”是声旁。“庶”是古代的“遮”字，并不是会意字。如果说因为甘蔗向旁边生长，所以“蔗”从“庶”，那么鹧鸪、蟅虫也都是因为向旁边生长才从“庶”吗？听说本朝天顺年间，睿皇想授某人翰林学士，但翰林已有三名学士，便怀疑人数太多。兵部尚书陈汝言正好侍立在旁，叩头说：“唐朝有十八名学士，本朝只有三四名，怎么能说多呢？”皇上听了高兴，于是作出了决定。其实唐朝所谓十八人，是唐太宗还是太子时，私下招引文学之士作为辅翼，并不是以“学士”作为官名。学士是清贵的官职，竟被这样滥用，可以吗？小人随口胡乱应答，大多如此。《中吴纪闻》六卷，每卷卷首都题作“昆山龚明之”。书前有龚明之淳熙元年的自序，书后有至正二十五年我们昆山卢公武记载此书来历以及校正增补大略的文字。他还说：“如果不是我专门留意《郡志》，这部书将会湮没无闻了。”弘治初年，昆山知县杨子器重新刻印发行。考察宣德年间的《昆山志》，没有记载这个人。近来查阅卢公武的《苏州府志》，其中把龚明之的孝行记载得很详细。大概卢公武在记载人物时，偶尔会省略他们所属的乡邑。《昆山志?孝友类》记载马友直、周津、曹椿年，都是取自《郡志》，唯独遗漏了龚明之，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译米南宫当时以书法和绘画闻名，他的文章却不多见。我家收藏的旧纸中，有一篇《露<角力>烈女碑文》，文辞也清雅古朴，现在《维扬新志》已经收入，这里不再抄录。现抄录他的《赞》说：“王化光明啊，盛于江、汉；叔运煽动啊，人伦混乱。一德美好啊，昭示世间典范；情性不移啊，天生资质善良。楚地水泽遥远啊，云中树木倾倒；光彩如此显著啊，如日月星辰树立。”这篇《赞》每句押两个韵，也很新奇。“囝”与“茧”同音，闽人这样称呼自己的孩子。古代韵书中没有这个字，大概只是后世的方言字。过去刘梦得因为“饣羔”这个字经典中少见，写诗时总不敢使用。“囝”只有顾况有诗使用过，陆放翁也有“阿囝略如郎罢意”这样的句子。不过，在闽、越地区使用它，似乎也没有什么妨害。江、淮地区的风俗向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字。可是把它用于刻石的文章中，又是为什么呢？本朝文武衙门的印章，一品、二品官署使用银印，三品至九品官署使用铜印。印章方形的幅面大小，各有一定的分寸。只有御史的印章比其他七品衙门的印章特别小，而且用铁铸成，篆文都是九叠篆。各司官衔中有“使”字的，司名印文也有“使”字。只有按察使的官衔有“使”字，而司名印文中没有。这一点我不能理解。军卫千户所有中、左、右、前、后之分，但所属十个百户所的印文都只写“某卫某千户所百户印”，十方印章完全相同，难免有调换和伪造的弊端。如果在“百户”上增添“第一”“第二”等字样，就没有这种弊端了。魏文靖公骥任南京礼部侍郎时，曾积存请求他撰文所得的银子一百多两，放在书房里，后来丢失了。巡逻者查访得知是一个小吏偷的，便搜查并揭发了他的藏匿处。银子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包在一张纸里的其余银子还在。按理应当送交法司治罪，但魏公怜悯他贫穷，而且他将要取得冠带，便说：“如果依法处置，不仅会毁掉这个小吏，他的妻子儿女恐怕也将无所依靠。”于是释放了他。提督徐州仓粮的太监韦通，曾经在桓山寺凿井，井深数丈。他听到铲子下面有铿锵声，挖出一辆独轮铜车，颜色像瓜皮一样青绿。韦通命人把它磨洗干净，察看上面的铭文，写着：“陆机造。重三十钧。”推动车轮，车轮转动而且可以行走，于是把它进献给朝廷。当时宪宗正喜爱古代器物，得到这件东西后非常高兴，韦通得到的赏赐也很多。这是成化乙巳年。邱阁老在《世史正纲》中说：“唐德宗兴元元年，朝廷开始赐给有功将士‘功臣’的名号。名目中说的所谓‘奉天定难功臣’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所谓‘奉天’，是以地名来说的。后世于是沿袭这个说法，把它理解为奉行天命，失去了最初的意思。”现在考察五代以及宋、元，确实都沿袭了唐朝的名号。如果说本朝功臣的勋阶，虽然有“奉天翊卫”等字样，但朝廷正殿、正门都名为“奉天”，凡是诏书、赦书以及封赠文武官员的诰敕，开头都说“奉天承运”，它的主旨正是说天子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并不是沿袭唐朝“奉天”的名称。所以旧例中一定要提到“天”，并非沿袭唐朝“奉天”的名义。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晚上，南京雷电交作，第二天降下大雪。从此雪雨不断，阴沉了整整一个月才放晴。考察周密《野语》，其中记载元至元庚寅年正月二十九日将近末时，电光之后接着响起大雷，雪下得像倾倒一样。这一年二月三日是春分。周密又记载有人说，《春秋》鲁隐公九年二月，也就是今天的正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都有雷雪同时出现的异常现象。义熙以前的记载，我都没有考察。至元庚寅年的事，是周密亲眼所见。然而这些都发生在正月、二月之间。如今癸丑年十二月六日是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就更加奇异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北方有一种虫叫蚰蜒，形状像蜈蚣但较细，喜欢钻进人的耳朵。我的同僚张大器说：“有人曾被蚰蜒钻进耳朵，起初没有痛苦，时间久了才觉得脑中疼痛。怀疑它已经钻进脑中，痛苦得厉害，却没有办法可想。有一天将近午饭时，他伏在案上睡觉，旁边恰好有一盘鸡肉，梦中忽然打了个喷嚏，醒来觉得有东西从鼻子里出来，查看之下，原来是蚰蜒落在鸡肉上，从此脑中的疼痛就不再发作了。”我的另一位同僚苏文简在山海关时，蚰蜒钻进了他的仆人耳中。苏文简知道鸡肉能够把它引出来，便急忙把炒鸡放在仆人耳旁。不一会儿，仆人听到耳中有铿锵的声音，原来是这条虫跳出来了。熊去非曾经议论孔庙中诸位贤人的位置，大意认为，四配中的复圣、宗圣、述圣三位，都各自有父亲在东西两庑之下。按照父子之间的名分来衡量，他们心里难道能安宁吗？应当另建寝殿，以叔梁纥为主神，配祀无繇、子点、伯鱼、孟孙氏，这样才合乎礼制。我认为，无繇、子点、伯鱼三人，另设一室祭祀就可以了。至于以叔梁纥为主神，也没有道理。孟孙氏不是圣人的门徒，怎么可以把他列在这里？这尤其是迂腐荒谬的见解。乡里人曾说，夜里在野外看见过鬼火、神火。鬼火颜色青白而微亮，不动；神火颜色红，多半飞跃，聚散没有定时。大概火是阳气的精华，许多东西都有火，只是世人知道木石中有火罢了。比如龙和雷都带有火，夏天长久干旱时，空中会有流动的火，现在称为“火殃”就是这种情况。海中夜里也能看见火，用肥猫在黑暗中擦拭，便会迸出火星。壮年男子梳头时也会这样。积聚的油脂见到阳光也会生火，古战场上有磷火，鱼鳞堆积在地上以及盐堆积起来，夜里也会有火光，但不会喷出火焰。这大概都属于腐草产生萤火之类的现象。

译古人的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多用于交情深厚的亲友，或用于仰慕很深、感情无法自已的人，并不需要等别人请求。如今做官的人遇到父母丧事，总是到处请求挽诗，编成册子，士大夫也勉强作诗来满足他的心愿，整个世上的人都这样。大概卿大夫去世，有的应当撰写《神道碑》，有的应当撰写《墓表》。例如内阁大臣三人，其中一人请求撰写《神道碑》，一人请求撰写《葬志》，剩下的一人担心别人认为他有意遗漏自己，便请求撰写挽诗序；他们都送上厚重的礼物作为见面礼，而且把这当作日后继续交往的开端。既然有了诗序，就不能没有诗，于是便到处请求诗篇来完成这件事。也有些人仕途还没有显达，拿着这些诗作回乡给乡人看，用来表明自己平日受到名人的看重，以及名人对自己父母的爱敬到了这种程度。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父母的丧事就有所欠缺。于是人人都努力做这件事，却不知道这并不是眼下最应当急办的事。甚至江南那些有铜臭气的富户，和朝廷士绅平素并不相识，也一定要通过所结交的人攀关系，送上礼物请求挽诗。接受礼物的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是否贤能，都随意答应。那些有钱人得到诗文后，不只是汇编成册，有的还刻在墓亭石碑上，有的刻板放在家塾中。有人贪图他们送来的礼物，却厌烦他们的请求，便预先写好若干首套用的诗，以备应付。等到印刷发行时，彼此的诗竟然完全一样。这是最可笑的事。如今云南、广西等地的土官没有儿子继承时，就由妻子或女儿代替任职，称为“母土官”。隋代有谯国夫人洗氏，是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她家世代都是南越的首领，跨山据守山洞，部落有十多万户。夫人在娘家时，能够抚慰安定部众，能够行军用兵，压服各个越地部落，后来凭借功劳获得封爵。这就是女土官的起源。不过，夫人的父亲家中有兄弟，丈夫家中有儿子，与现在的情况不同。弘治癸丑年五月，蓟州刮起大风并发生雷电，在野外的牛马大多被打掉了脑袋。民间有一户人家一次生下五个孩子，三个男孩都没有头，四肢还在蠕动；两个女孩的肚脐下面各有一张嘴和一双眼睛，哭叫时上下相互应和，几天后都死了。唐代诗人中的大家并称李、杜，大概从韩愈时就已经如此了。有人怀疑，李太白才气豪迈，下笔惊人，杜子美本来就已经佩服他了。又因为李白任翰林，这是清要亲近之地，所以杜甫常常亲近附会于他。杜甫的诗后来才被人知道并珍重，在当时，李白大概只把他当作寻常人看待，所以杜甫诗篇中涉及李白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得到李白的酬答。如今考察两人的诗集，杜甫写给李白的，有赠诗，有寄诗，有回忆，有怀念，有梦见，作诗很多。他在其他作品中散见的诗句，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等，褒扬和亲厚之意，数不胜数。再看李白写给杜甫的，只有《沙邱城寄》一首、《鲁郡东石门送》一首、《饭颗山逢》一首，总共三章而已。何况《沙邱》《石门》中完全没有褒扬亲厚的话，而《饭颗山》之前的作品又带有讥笑戏谑意味，这确实不能不使后人产生疑问。我曾听乡里的老人沈居竹说：“饭颗山，天下本来没有这个名称。李白是因为杜甫贫困饥饿，才假托此名来讥笑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患霍乱的人，应当把浓烈的香薷汤放凉后饮用。也可以挖地做一个坑，把井水汲到坑里，再取来饮用。最忌讳饮用热汤，喝热米汤的人一定会死。诗歌兼有赞美和讽刺，寄托劝善惩恶的意义，这是先王的教化。所以古代有献诗的典礼，有采诗的官员，大概是要借此了解政治的得失、风俗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以求对治理有所补益，从未听说因诗而招致灾祸。后来世道教化不明，奸邪谄佞迎合皇帝的旨意，在上位的人心怀猜忌，身边的人肆意进谗诬陷，于是诗祸就发生了。唐朝以诗赋取士，所以诗学的兴盛，没有超过唐朝的。然而当时的诗人往往把国事写入诗歌，朝廷也不禁止，可以说是宽厚了。但尊贵者的过失，也是应当避讳的，而那些诗人却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呢？姑且拿容易看出的例子来说，如“ 三郎沉醉打球回”“虢国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些算是什么美事？可是把它们写入诗歌，已经明显暴露了君主的过失。至于“薛王沉醉寿王醒”这句，虽然前人曾辩解说薛王早已去世，不曾与贵妃一同在龙池宴饮，但“寿王醒”触犯了忌讳，更不是臣子所能忍心说出口的。假如让心怀猜忌的君主看到这些，他难道不会把贤人君子的诗作一概看成是胆敢揭露君主隐私的吗？所以一旦有人进谗诬陷，君主就全都深信不疑，随之而来的便是伤害。我曾说，后世的诗祸，实在是唐人给后世留下了祸根。甲寅年六月六日，苏州卫的印纽热得烫手，无法握住。小吏把这件事报告给卫官，卫官们各自亲手去握，才相信确有其事。于是用布包裹着印纽来使用，也真是奇异。班孟坚的《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人的赞，大多是因袭《史记》的旧文，稍作增删，有的甚至完全采用原文。前人创作，后人叙述，这种体例本来是合理的。至于《司马相如传赞》，明明是自己所作，而《史记》却把它的文字全部载入，题作“太史公曰”，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扬雄生于西汉末年，怎么能说扬雄认为司马相如的赋过于华靡，并且“劝百而讽一”呢？各家注释都没有涉及这一点。又如《公孙弘传》记载，平帝元始年间，诏令赐给公孙弘的子孙爵位。徐广注说，这是后人抄写此事来续接在卷末的。这样看来，司马相如的赞也是后人抄录进去的，却误认为是太史公所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管仲传》说，过了一百多年有了晏子；《孙武传》说，过了一百多年有了孙膑；《屈原传》说，过了一百多年有了贾生，这些都只是因为人物相近而类比推断罢了。至于《优孟传》说，过了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淳于髡传》又说，过了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优孟处在楚庄王时期，淳于髡处在齐威王时期，说淳于髡以前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是可以的。如今竟然错误到这种程度。况且先写淳于髡的传，后叙优孟的事，次序明明白白，难道还能说这不是错误吗？这段话出自《齐东野语》。我常见元代吴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读《史记?伯夷传》时，怀疑其中次序不合情理，都曾作过修改。私下里不禁赞叹前贤读书竟能精细审察到这种程度。最近看到这段话，又不禁赞叹公谨见识的明达，即使前代那些精通史学的人，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此记下此事，和读史的人共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