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江南巡抚大臣中，只有周文襄公忱最有名。大概周公的才识本来就高于常人，而他对公务的用心，也不是别人所能比的。听说周公有一本日历，自己记录每天的事务，细微琐碎之事一件也不遗漏。每天阴晴风雨，也一定详细记载。例如写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刮东风，某日刮西风，某日昼夜下雨。人们起初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天，有百姓报告粮船遇风失事，周公追问粮船是哪一天、午前还是午后失事，是东风还是西风。那人无法知道，便胡乱回答，周公一一说出真实情况。那人惊讶佩服，骗局于是无法进行。这才知道周公必定记录风雨，原来也是为了公务，并不是随意写写。所谓还元水，是在腊月拿一个空瓶，不论大小，用细布封住瓶口，再系上绳子，把它浸入粪厕之中。时间久了，粪汁渗进去，瓶子装满后自然沉下去；取出后埋在土中。两三年后，就会化成清水，一点臭气也没有。凡是毒疮刚开始发作时，取一碗来喝，毒气自然消散。这种方法是从沈通埋先生那里听来的，他曾经试用过，确实有效。凡是刚感到咽喉堵塞，一时又没有药，可以把纸搓成条探入鼻中，或者闻皂角末，打几个喷嚏，就能驱散热毒。仍然用李树靠近根部的树皮磨成水，涂在喉咙外面，很快就会痊愈。《辍耕录》说：“‘婶’‘妗’这两个字不是古字，是吴地语音把‘世母’合起来成为‘婶’，把‘舅母’合起来成为‘妗’罢了。”这个说法很正确。如今吴地乡妇称呼母亲为“阿母”，语速快时就合成“黯”音。轻浮急躁的孩子称呼“先生”两个字，也合成“襄”音，只是还没有这样的字罢了。又如前人说，语气助词“尔”就是“而已”二字的反切。《楚辞》中的“些”，就是“娑诃”二字的反切。现在按这类情况推论，蜀人把笔称为“不律”，吴人把孔称为“窟陇”。又如古人把瓠称为壶，《诗经》说“八月断壶”，就是这个意思。如今人们称它为葫芦，恐怕也同样是其他字的反切吧。世俗相传把三月二十八日定为东岳的生日，但史籍记载中看不到这种说法。许襄敏公彬重修《蒿里祠记》说：“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值东岳帝君的诞辰，天下人不远千里、数百里，各自带着香、帛和牲畜来献祭。”天地阴阳既已分开，五岳已经耸立，难道不是今天生成一座山、明天生成一座山，有先后日期可以记载，才称作生日吗？这种说法的荒诞显然不必辨明。只是不知道许公根据什么把它写在石碑上？然而他的文集中没有这篇文章，大概是别人假托他的名义写的。《韵书》说：“楚庄王灭掉陈国，把它设置为县，县的名称从此开始。”这种说法不对。《周礼?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遂人》中又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那么，“县”这个名称早已有了，只是同今天的县制不同罢了。有人说郡县制度从秦、汉才开始，也不对。周代制度规定，地方纵横千里，分为一百个县；县下有四郡，上大夫接受县，下大夫接受郡。秦朝废除封建制度，设置三十六郡，用来监察天下的县。汉朝沿袭这一制度，又增设郡国六十七个。郡这个名称也早已有之，只是古今制度不同，大小相差很大罢了。前代史书中，凡是事情发生后过的时间不久，使用“亡何”“居亡何”“居亡几何”“未几”等说法；时间最近的，则使用“顷之”“少选”“为间”“已而”“既而”等说法。到了宋人编写《唐书》，有些事情明明相隔一年，有些相隔数月，有些相隔数日，却大多使用“俄而”这个词。后人仿效这种写法，例如叙述宋太祖、太宗交接帝位的时候，一个说“俄而殂”，一个说“俄而帝崩”，以至于关于烛影斧声的疑案出现了纷纷不同的说法。我曾考察此事：开宝九年冬十月壬子日，宋太祖把身后之事托付给晋王；癸丑日夜间，在万岁殿驾崩。太祖夜里召见晋王时，已经是四更了。前后大概相隔两个夜晚，却写成“俄而”。一个字使用不当，造成的危害竟然如此。撰写叙事文章，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俞贞木，字有立；钱芹，字继忠，都是苏州人。革除年间，苏州知府姚善喜欢礼敬贤士，有立凭借通晓经学受到知府器重，每逢初一、十五，知府都一定请他到府学讲书。曾经让属吏给有立送米，属吏却误送给了继忠。属吏惊恐地禀告知府，准备取回米；有立说：“钱先生与人交往从不随便迎合，尤其不会随便接受或给予东西。如今他接受米而不推辞，一定是知道您的贤德。”知府惊异，立即派人请继忠来见。继忠对使者说：“我是郡中的百姓，既然有召见，怎敢不去？只是我的内心还没有做好戒备，不能轻率前往，改日可以。”到了另一天，他洗净衣服和帽子，斋戒沐浴后前往。知府非常高兴，请他到另一间屋里，询问经义。继忠说：“这是读书人的职责。您主持政务，为什么不谈论时务，反而谈这些呢？”知府更加敬重他，便问：“如今什么是最急迫的事务？”继忠让左右的人退下，说：“如今的急务，是勤王。”知府猛然醒悟，于是秘密联合镇江、常州、嘉兴、松江四郡的知府，训练百姓，率先出兵，最终为此事而死。户部尚书夏忠靖公夏原吉，是长沙人，品德气度宽厚，喜怒不形于色。永乐年间，他曾因治理水患到昆山，住在千墩禅寺，居住时不设置仪仗随从。几个乡民进入寺中游览，夏公当时正坐在屋里看书，他们不知道那就是夏公，便杂坐在他旁边。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乡民问僧人：“尚书在哪里？”僧人说：“屋里看书的那个人就是。”乡民害怕了，便逃跑了。夏公喜欢吃▯刍猪肝。一天，膳夫准备了饭菜，夏公吃完饭而猪肝仍原样未动，他感到奇怪。后来分给众人吃，才知道是放盐太多，咸得无法食用。人们佩服他的气量。杨东里撰写夏公的《神道碑》，记载有人把污物弄脏了皇帝赐给他的织金衣服，属吏又打碎了他所喜爱的砚台，他都没有发怒。说他具有王子明、韩稚圭那样的气度，并不是过分赞誉。

译丈量田地，是最好的善政。如果委托给合适的人，秉公丈量，查明田地的实际顷亩数，使多出的和亏欠的都清楚明白，那么多出的田地就不会暗中损害贫寒百姓，亏欠的田地也不会让百姓虚缴粮税，弊端消除而利益兴起。周文襄任巡抚时，曾经实行过这件事，把它交给户部主事何寅办理。何寅每天只顾饮酒，从未遍历田野、亲自查看丈量，只凭里胥等人开报，便一概准许办理。丈量数稍微多出一点的，必定说是积出；比原数少的，全都说是量同，而且不再另列亏欠一项。例如太仓城中的军民住宅、街道、河道，都被当作纳粮田地。丈量到北郊二十七保时，多出若干田亩，其中二顷九十三亩有余，拨给太仓学收租。这是因为城市中的田地被缩减，而郊外荒地被增加，所以有这些积出，并不是原额之外另有田地。其他地方丈量出多余田地的，就把它送给京官之家。从正统初年至今，所谓量同的地方都在缴纳本来没有土地的粮税，而京官之家却享有免税的利益。这虽然是何寅给百姓留下的祸患，但文襄却安于既成的案卷，没有察觉其中弊端，大概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何寅是广东南海人。曾经询问他的家世，已经荡然无存了。难道这是做官而不忠于职守所得到的报应吗！府一级官署的制度，始于秦朝设置郡守、郡尉、郡丞、郡监等官职。汉朝沿用秦制，废除郡监，派丞相史分赴各属郡巡察，称为刺史。汉景帝将郡守改称太守，郡属官中又有司马。东汉有郡主簿、五官掾。所谓五官掾，就是兼设功曹、户曹、决曹、贼曹、仓曹等职。晋、齐、梁、陈都沿用这一制度。隋朝把刺史改为总管，以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东西曹掾、司功、司兵、司仓、司土、司马、司法、司户等参军作为属官，裁撤治中、别驾。隋炀帝把总管改为太守，又把长史、司马改为通守、赞治，不久又把赞治改为郡丞。唐朝把太守改为总管，又把总管改为都督，裁撤郡丞，设置别驾、长史，其余大都沿用隋制。景云初年，撤销州都督，改设刺史。天宝元年，把刺史改称守。乾元元年，将州刺史提升为节度使。大历五年，把节度使改为观察使。宋朝以知州兼大都督的名号，其属官有通判、长史、司马、签判、判官、掌书记、推官、支使、录事、司户、司法、司土、司理、参军。政和年间，设置司仪、司兵、司功以及司录、司户、司土、司刑，合称州的七曹。宣和年间，把州改为路，设置安抚使都总管，兼任本路钤辖。绍兴初年，把州改为府，以知州改称知府，设置三名通判，撤销司仪、司兵、司功等曹官。元朝把府改为路，设置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照磨、提控、案牍、译史，以及录事达鲁花赤、录事判官各一员。本朝把路改为府，废除达鲁花赤、治中、提控、案牍、译史、录事，把总管改称知府，把判官改为通判；同知、推官、经历、知事、照磨则仍旧设置，至于检校，则另有建置。当今有些富家出身微贱，往往依附名门望族，诬陷别人，甚至连累其子孙，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天理、忘却亲情，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大了。吴中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比如太仓有个孔渊，字世升，是孔子的第五十三世孙。他的六世祖孔端越在宋朝做官，随宋室南渡。到他的父亲孔之敬时，任元朝通州监税，于是举家迁到昆山。元祐初年，州治迁到太仓，重新修建学宫，世升参与筹划了许多事情，于是代理学宫事务，人称“莘野老人”。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能继承家业。士学家境十分贫困，常州某县有一家富户，想求得孔氏家谱，士学竭力拒绝。士学死后没有儿子，家人无法维持生活，富家便用一船米换走了家谱。由此看来，圣贤的后代被小人妄自冒认、用来欺骗世人的，实在很多。周瑛，字良石，任广德州知州时，写了《祠山杂辩》。他辩论埋葬一事说：“考察起来，‘埋’本来写作‘貍’。《周礼》说：‘用貍祭祀山川。’注释说：‘祭祀山林就埋入地下，祭祀川泽就沉入水中。’这样看来，所谓埋藏，本来是祭祀山泽的方式。至于所说‘今夜埋藏，到了早晨全都没有了’，只是夸大的说法罢了。”我考察有关埋藏的各本记载，说坑的深和宽各五尺，所有祭物共三百六十件，抬入坑中埋好，用太牢的皮覆盖，再把土填回并整平，地面不见多余的土，有时反而比原来下陷。过了很久以后再挖掘埋藏物，有时找到原来的坑穴，却都看不见里面原有的东西。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所谓地面不见多余的土，是因为填平了；有时比原来下陷，是因为物品腐烂而土层下沉；久后掘开却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是因为物品已经化尽。如今盗掘古墓，也都看不见里面原有的东西，同样是因为已经化掉了。人们说地气炎热就化得快，埋藏物容易化掉，是因为地气炎热。道士想把事情说得神异，所以故意夸张说法来惊吓愚昧的百姓罢了。”他所说的《本集》，大概是祠山旧有的《指掌集》，周良石依据它加以考辨。布衣沈鉴，字文昭，记忆和见闻广博通达，却任意放言，因而自我荒废，时常自称“沈落魄”。有人问他说：“如今身居高位、享有大福的人，未必有学问；有学问的人，大多贫穷卑贱、没有福分。这是为什么？”文昭说：“有学问本身就是福，何必一定要富贵呢！”老僧惟寅曾说：“读书要有福分，没有福分的人读不成书。比如富贵人家的子弟，有志读书，如果没有衣食的忧虑、户役的扰累和疾病的拖累来分散他的心志，这就是有福。即使衣食无忧、户役无忧，如果身体经常有病，也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就是没有福。”这些议论都有道理。前代赏赐诸侯，有汤沐邑；赏赐公主，有脂粉田；但皇庄却从未听说过。如今所谓皇庄，大多不过是开国初年的牧地和民田罢了。每年的收入，由内官掌管，用来供奉皇帝的车驾和日常用度。然而国家富有天下，哪一尺土地不是国家所有，哪一座仓廪府库不是国家的财产，却又另设皇庄作为皇帝自己的产业，这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听说大臣中只有彭文宪曾经说过这件事，他的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可是也没听说言官中有人上疏请求革除皇庄，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正统、天顺年间还没有皇庄。

译瞿世用任御史巡按广东时，曾经卧病。他在卧室白墙上有一整面墙，某天夜里墙上出现了一幅山水图。世用心里觉得奇怪，但仍怀疑是病中眼花，产生了幻觉。他召县官进来看，大家都认为确实是画。于是命人用墨汁涂抹，仍隐约看得见笔迹，过了几天才消失。世用的病不久便痊愈了，也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京城的平民百姓，大多信奉女巫。有个武人叫陈五，厌恶家人对女巫的信奉过于虔诚，却无法制止。一天，他把一枚青李含在腮边，装作家人中有人疮肿疼痛得厉害，不能吃东西，整天躺着。他的妻子十分忧虑，召来女巫为其治疗。女巫降神后说，陈五患的是名叫丁疮的病，因为他平时不敬神，所以神不肯救他。家人围绕着跪拜，恳求祈祷，女巫这才答应。陈五假装呻吟得十分急迫，对家人说：“一定是神师进来看我，救我才好。”女巫进来查看，陈五便从容地吐出青李给她看，抓住女巫，打了她一耳光，把她赶出门外。从此以后，家人再也没有信奉女巫的了。“布衣李靖，不自量力而冒昧上书，谨呈西岳大王阁下。李靖听说，清气在上、浊气在下，于是形成天地的仪象；白昼明亮、黑夜昏暗，于是确立了人与神的秩序。又听说神明聪察而正直，依托人事而运行，人的至诚可以感动神灵，这些话确实不假。伏惟大王高峻如山，独具德行，肃然清爽而凝聚威严，掌管神灵法术，百神各有配享之位，声名冠绝四岳，因此历代都配享于清净的宗庙，镇守西方金位。远谋足以比拟历代圣明君王，没有谁不顺应时令举行祭祀，使云气兴起、降下雨水；上天确实肯于听从，能够把灾祸转为祥瑞，哪里有不依赖您的呢？唉！我李靖不过是一个普通男子，为什么进身不能得到任用，退处又不能获得安宁？进退困窘，仿佛困在浅水中的鱼；进退失据，仿佛失去树林的鸟。忧伤的心情，实在不能停止。如今社稷衰败，天下倾覆，奸雄争相逐鹿，郡县大乱。因此我想要树立义旗纵横驰骋，如云飞行、如雷电横扫，斩杀鲸鲵而清理海岳，卷除妖氛而开辟山河，使万民复苏，万物昌盛。这就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的举动。况且帝位不能妄自占据，我愿手持宝剑竭尽忠节；只是如今还没有飞龙在天，我捧着忠义之心和自身，倾尽济世的志向，在台阶下吐露肝胆，只有神明鉴察我的心意。希望您告知我进退的时机，使我能够实现平生的志向；等到有报答神德的时候，我最终一定陈列击鼓的祭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如果三次询问都得不到回答，那还算什么有灵的神呢？到那时我就斩下大王的头，焚毁他的庙宇，再施展纵横天下的谋略，也还不算晚。请神明裁断。”以上是李卫公的《上西岳书》，史书没有记载，我喜欢它的奇特，便把它记录下来。听说明太祖将要起兵时，曾暗中在山寺向伽蓝神占卜。他三次投珓，神都不许可，于是打破神像离去。十多年间，他最终成就了大业。大概古代那些想建立功业、如李卫公一样的英雄豪杰，必定先有坚定的志向，再借鬼神来作决定，这就是所谓“向鬼神询问而没有疑惑”。何况帝王兴起，自有天命。即使鬼神真的有灵，也不能窥测天命发动的征兆，那么丛祠里的土偶又怎么能够作出决定呢？天顺年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掌握权势，气焰炽盛，势力大得烫手。文人武士出入他们的门下，因而盗取有名位和器物之职的人，多得数不清。京城有个贺三老，是曹吉祥侄子曹钦的岳父。他见曹钦的声势日益显赫，唯独不登他的门。曹钦曾想替他谋求一个官职，他竭力推辞，始终不肯。干面胡同口有一户卖饼的小人家，生了一个美丽艳丽的女儿，都督石彪想纳她为妾，父母乐意答应，女儿却独自不肯，于是作罢。不久，石氏一党败亡，石彪被押到市曹处死，曹钦谋反，凡是与他们结为姻亲以及亲近的人，几乎全都被诛杀或流放，唯独三老得以免祸。京城有些女子嫁给京城以外的人做妻妾，最初相看时，让美貌的女子出来拜见；到了临近成婚时，却把丑陋的女子换过去，称为“戳包儿”。有些人过门住了一两夜，偷走对方的财物逃走，称为“拿殃儿”。这不过是乡里奸邪之徒所为罢了。又有人把幼男假装成女子，给他傅粉、缠足，姿态装扮十分逼真。过门时，趁人不备就逃走。成化年间，曾有人嫁给一名监生，恰好没有机会逃走。到了晚上，丈夫靠近她，才发现原来是男子。于是将他捉送官府，并把媒人一同拘捕。有男子假装成女师，在京城内外的人家中留住，教人针线。后来到了真定一名生员家里，生员想与他亲近，他竭力推辞不肯。生员强迫他，才发现是男子，于是将他押送官府，戴上刑具送到京师法司，奏请处以极刑。这些都属于所谓“人妖”。鮠鱼这个字也写作“蛔”，味道鲜美，但鱼籽有毒，毒性不亚于河鲀籽，吃了能够杀人。听说蛇也能变成鳖；凡是在旱地上捉到的鳖，不宜食用，放入水中后就没有毒了。驸马都尉，本来是秦、汉时期的官职。汉朝有奉车都尉，掌管车舆；驸马都尉，掌管副车之马；骑都尉，掌管羽林骑。这三者称为三都尉。如今只称驸马，只是省略了文辞罢了。然而唐人说：“戚里旧知何驸马。”如今人们列举公、侯等爵位时说“公侯驸马伯”。这在诗词和公文中为了方便使用倒没有妨碍；如果是在君主面前奏对，就应当称作驸马都尉。如今谒陵、陛辞、复命时，都说“驸马臣某”，这是沿袭错误，竟没有人纠正罢了。” 成化庚子年，山西石州一户民家生了一头猪，两个头、两条尾巴、八只脚，共有一条脊骨，出生后立即死去。王主事禄公出差到那里时，曾听当地知州说起这件事。我曾与郑介庵聚会饮酒，介庵问道：鱼馁、肉败，为什么不直说鱼烂、肉腐，却要这样说，怎么样？我不能回答，于是请教他。他说：“鱼腐烂是从内部开始的，就像腹部松馁；肉腐败是从外部侵入的，就像军队败亡。”我问这话出自哪里，他说：“不知道出处，只是曾听前辈张伯绪这样说。”后来读程沙随的《思问录》，其中完整记载了这种说法，才知道它出自程氏。我曾见晦庵先生称沙随为程丈，可见他是前辈。《思问录》对《论语》《孟子》多有阐发。

译同僚刘时雍说，他家乡有一个女子得了奇怪的病，每到半夜，就有东西来和她交合，她日渐憔悴困乏，医生无法医治。听说有个道士能驱除邪祟，便请他来治疗。道士要求找来两个童男，让他们沐浴更衣，各自拿着一把剑，念诵咒语，喷水使他们起舞。舞蹈将要结束时，道士呵斥他们离开。两个童男快步跑出去，跳入水中，很久没有上来，众人都为他们担心。过了半天，水面忽然涌起，两个童男共同托着一颗大蛇头浮出水面。蛇头微微有角，大概属于蛟一类。两个童男倒在地上，过了很久才苏醒。那女子从这天夜里才安稳入睡，病也不再发作。道士因此声名大振。后来有人再请他，竟然不灵了。有人怀疑是他犯了淫污之事，因而法术失效。蛟是凶恶的东西。过去周子隐、许旌阳都曾斩蛟，我怀疑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这类神奇法术；人如果至诚感动神明，神灵之物便会替他呵斥、护卫，于是法术才能施行。否则，深渊底下是蛟龙盘踞的地方，人即使正气充足、勇力过人，若不是自己平素熟悉、能够往来的地方，却要牺牲性命去冒险，很少有不落入蛟龙口中的，哪里还指望他能捉住蛟的头骨出来呢！” 翰林编修张元祯曾建议，选任六科给事中，不必拘泥于身材高大，只应选拔器量见识宏远、学问广博、文章优美充实的人来充任。他的话最为恰当。只是因为“不拘体貌”这一句话有所妨碍，最终竟把他的建议托为空话罢了。因为六科属于近侍官，又兼管奏对，必须选拔相貌端正厚重、言语明确可靠的人，以壮大朝班的观瞻，作为朝廷的表率和仪容。但从前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相貌并非不端厚，而他们的器量见识、学问文章往往又超过常人。因为出自精选，号称选得其人，例如姚夔、叶盛、林聪、尹旼、张宁这些人就是如此。后来却专门把相貌作为主要标准，反而不考虑真正受重视的才德；所谓出题考选，也不过是敷衍旧例罢了。推究其中原因，当时负责选官的人接连多是北方人，大都只看重相貌，这样同类的人便能够一同升进。何况学问和见识兼备的人，必定想要履行自己的职务，往往会提出纠察弹劾；不如那些安静少言、沉默服从的人容易控制。盐山王忠肃公一向享有很高声望，却也举荐了一两个乡里的劣才，那么其余的人就更不值得责备了。假如担任吏部官员的人以公正对待天下为心，不暗中偏袒乡里；遇到职位空缺时，选出相貌高大端正、声音言辞合宜者，人数取缺额的五倍，再让他们各写数篇奏议、弹劾文书来试验；至于科场应试时的时文，则不必拿来考试。每五六个人中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一人奏报上去，像这样做还选不到人才，我是不相信的。同僚吴味道，字处之，是遂昌人。他曾说，他家看守稻田庄舍的人，夜里吹笛自娱，忽然有一个大脸、矮身的人倚着石头听笛；第二夜也这样。家人知道那是鬼物，却不敢声张。到了第三夜，便在坐处点燃炭火，把铁筷子烧红，拿起笛子吹奏。那东西又来了，他便出其不意地取出铁筷子刺它，然后迅速跑到水边。第二天清晨追寻踪迹，发现水边死了一只大蛤蟆，刺痕就在它的下颌处。近来言官谈论宫闱之事，曾经受到挫折和侮辱。从此无论事情大小，都闭口不敢说。有个孙御医，平素喜欢说笑。有人问他，生了疥疮怎样才能治好？他回答：“请六科给事中来舔它。”问他原因，他说：“不说话，唾液就能治疥疮。”昆山有个徐生，擅长画竹，曾游历京城。吏科有个熟人，请他在墙上画竹。画完后，他想在画上题“朝阳鸣凤”。有人说：“恐怕会招来别人议论，不如改成‘舞凤’。”又有人认为这样也不行，于是改用“彩凤”。旁边有人说道：“鸣也鸣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穿上漂亮衣服，摇摇摆摆地混日子就好了。”众人哄堂大笑，随后散去。听到这类嘲笑，固然是言路的不幸，也不是国家的幸事。“土兵”这个名称，宋朝曾经有过，本朝原来没有。成化二年，延绥守臣说，营堡中的士兵太少，而延安、庆阳两府所属州县的边民大多骁勇耐寒，熟悉胡人骑兵，敢于作战。如果选他们充当士兵，加以训练、听候调遣，他们一定能够奋力作战，各自保卫自己的家乡，不用等到驱使也会出力。兵部奏请下令御史前往，会同有关官员点选，例如延安府的绥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涧、安定、安寨、保安，以及庆阳府的宁州、环县，选取当地民丁中强壮的，编成什伍，号称土兵。原来所称民壮，也改用这个名称。优恤办法是：每名土兵酌情免除户租六石，常留二丁替代其服力役；户租五石以下的，留三丁；三石以下的，留四丁。当时得到壮丁五千余名，委派官员训练，听候调遣。这就是陕西土兵的起源。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的雪山发生移动。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时，大理府发生有声响的地震，民房和器物都摇动了两次便停止。鹤庆军民府当天亥时，整个川地发生地震，一直持续到天亮，大约有一百多次，第二天午时才停止，官署房屋和墙垣全都倒塌。被压死的军民、囚犯、皂隶有二十多人，受伤的很多；乡村民房倒塌了一半，被压死的男女不知有多少。丽江军民府通安州当天戌时发生地震，人们全都仆倒在地，墙垣大多倾塌。此后昼夜缓慢震动，大约有八九十次，直到二十四日卯时才停止。各地奏报地震，没有一年没有发生；但云南山移地震之事，实在罕见，所以记录下来。●卷八 衍圣公承袭爵位后，每年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站所需的马匹、船只和廪给，都从中等马站、船站调拨供应。返回时，却没有马匹和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返时，水陆两路都调拨上等马匹、船只和廪给，并且还有马匹和快船随行。大概当时正崇尚道教，而内官梁芳、左道李孜省等人正掌权，所以对所尊奉的人优厚到了这种地步。我听说后很不平，便向尚书余公说起，想请他给予衍圣公优厚待遇。余公慨然说：“这是合乎义理的举动。”当天便上奏获准。从此，衍圣公往返时，陆路可以调拨上等马匹，返回时还应付马匹和快船装送，这对我们的儒道确实很有光彩。那时是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