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新昌、嵊县有一种冷田，不适宜在早季种稻，要到夏至前后才开始插秧。秧苗已经成丛后，就不再用水，任凭烈日把泥土晒得暴裂，也不在意。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得到雨水，泥土便松软湿润，稻苗茂盛生长；这时如果没有雨，才汲水灌溉。如果烈日曝晒还不久就过早得到水，稻苗便冷瘦，多数不能成丛生长。我起初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偶然看见靠近水源、可以汲水的田也这样做，觉得奇怪，便询问农民；听他们这样说，才知道观察风俗、询问民情，是不能拖后的。山阴、会稽有些田要灌盐卤，或者用盐草烧成的灰培土，否则就长不好。宁波、台州靠海的地方，田里的稻子遇到咸潮就会死亡，所以修筑砌堰来抵挡咸潮。严州培田多用石灰，台州则烧螺■〈虫半〉、蛎、蛤的灰，不用人畜粪。说是用人畜粪培田，稻草都会茂盛；用蛎灰则杂草死亡而稻子茂盛，所以采用它。严州山中灌田的方法，有一种水轮。它的制造方法是：估量水面到岸边的高度有若干尺，就按照这个尺度制造轮子；轮子的辐条用细木杆做成，每根辐条伸出的地方系一个竹筒，只在竹筒腰部稍微系住，使筒的两端能够活动，可以俯仰。把轴安置在半岸处，将轮子贯在轴上。岸上靠近水轮的地方，放置木槽承接水流。溪水分散而流得缓慢，就用石头把水约束到轮子下面，使水流加急；水流一急，轮子便转得飞快。每个竹筒装到水后，筒底变重，筒口便向上。转到上方时，筒口向下，水就流入木槽，再分流到田里。不劳人力，水利自然充足，确实是有利的器具。桔槔到处都有，有的用手操动，有的用脚操动，有的用牛牵动；论机器的巧妙，没有超过这种水轮的。山中深溪高岸，桔槔的巧处无法施展，于是就有了制造水轮的方法。制造器具、利用器械，只要对世间有益，君子就会采用。汉阴老人抱瓮灌园的说法，不过是愤世嫉俗之人的做法，不足以用来说明广大普遍的道理。冯妇善于搏虎，后来终于成了善士，士人便以他为榜样。野外有一群人追赶老虎，老虎背靠山角，冯妇挽起袖子下车，众人都为此高兴；那些士人却讥笑他。近来看到嘉兴刻本的标点如此，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为之高兴”的，是在野外搏虎的那群人；“讥笑他的”，则是把他当作榜样的士人。前后正好相互照应。广西有庹姓，读音为“托”；如今吴中人伸开两臂量东西，叫作“托”。“庹”既与“度”相似，又从“尺”，难道就是这个字吗？陕西有“夯”字，读音为“罕”，意思是拿着东西；“呔”字，读音为“胎”字的上声，南方人骂北方人叫“呔子”。广东有“孻”字，读音为“柰”的平声，指老年所生的幼子。“■〈田上女下〉”，读音为“少”，杭州人用来称呼有女子姿态的男子。“■〈女肯〉”，读音按“其縆反”，指孩子幼稚；“吽”，读音像“撼”，是恨一个人、想要害他的话。越中有这些字，往往可以在诉讼文书中看到。世人传说水母把■〈鱼下〉当作眼睛，没有■〈鱼下〉就不能行走。又说■〈鱼下〉聚集来吃水母的涎液，因此水母便载着它们行走。近来听温州人说：大的水母圆径五六尺，肥厚而沉重，一个人只能挑两个。水母的头在上面，正面中间有两只像牛乳一样的眼睛。剖开来看，每只眼睛里面各有一条小红■〈鱼下〉。所以才说水母把■〈鱼下〉当作眼睛。前面的说法不对。水母又俗称“母海蛰”，“蛰”读“直列”反切，只是不知道该写成哪个字。《松江志》写作“海蛰”，有的写作“海蜇”。《翰墨大全》写作“海■〈虫宅〉”。考察起来，“蛰”是虫在冬天潜伏，“蜇”是虫伤人；都不是这种东西的名称，也不是“直列”的音。“■〈虫宅〉”读音为“除驾”，《本草》写作“蜡”，读音相同；这个读音虽然不是“直列”，实际上却是水母的另一个名称。温州人又把水母叫作“鲊鱼”。“鲊”字没有相应的意义，难道就是“■〈虫宅〉”字音讹变而来的吗？晋代以前的碑刻，都不写撰写人的姓名。唐人开始连撰书人的姓名也写上，但那些碑文大多是著名人物亲笔书写的。宋代以来，撰文者和篆写碑额者都署名。本朝的碑记，只有奉敕建造的，以及士大夫家中所制的，才都是名公亲笔；其余大多盗用显贵官员的姓名来取悦世俗罢了。而且撰写者一定写“撰文”，书写者一定写“书丹”，大概是为了分别行款，并用书写来凑足篆额的字数。官衔的字数多少不一，却又一定要使上下对齐，中间填入许多空字，古意完全丧失了。我近来让人书写碑记，唯独不这样做。大江中的金山、焦山二山，金山因裴头陀开山得到金子而得名，焦山因焦隐士居住在那里而得名。近来游焦山，读徐武功的《壮观亭记》，其中说：“古人称金鳌、浮玉二山，是江水、汉水朝宗于海的门户，就是今天京口的金山、焦山。大概是省略文字而改了名称，因而造成混淆讹误，所以郡志没有考证。然而焦山有刻着‘浮玉’名称的古碑，仍保存于岩石上；江南一带的人还称焦山为‘焦门’，可以作为证明。因此，金山就是金鳌，焦山就是浮玉了。”我带着疑问考察郡志及其他记载，结果金鳌是金山中亭子的名称，浮玉本来是金山的别名。焦山所刻的这两个字，笔势肥瘦强弱不一，大概是宋元人所书。徐武功所说的，不知根据什么。清风岭在嵊县境内。宋朝末年，台州王节妇被俘带到这里，投水而死。山岭本名青峰，后人敬重她的节操，改为现在的名称。事情详见李孝光所作的传记以及士大夫的记述。杨廉夫独自提出不同看法，作诗说：“界马驮驮百里程，青峰后夜血书成。只因刘、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汉水清。”叶文庄记载夏宪使的话：从前有人认为王节妇之死并无此事，作诗加以非难；这个人后来断了子嗣。诗说：“啮指题诗似可哀，斑斑驳驳上青苔。当初若有诗中意，肯逐将军马上来。”这正与杨廉夫的意思相同。断绝子嗣未必是因为这件事，但贞女节士，正是那些苟且偷生、忍辱含耻的人所厌恶听闻的；他们必定要暗中寻找瑕疵，来毁坏这些人的名声。品德厚重的人，难道忍心替这类人助长暴虐吗？

译如今表彰孝子、节妇以及进士、举人，有司在他们门前树立牌坊，以表示激励劝勉，这就是古代表彰乡里居民遗留下来的意思。听说国初只有孝行节烈坊牌，宣德、正统年间才开始为进士、举人立坊，而且也只有刚考中时才有；做到显贵官职后，就没有了。天顺以来，各地才开始出现“冢宰”“司徒”“都宪”等名号，但这些都出自有司的意愿。近些年大臣家里把这种事当作荣耀，门前有三座坊牌、四座坊牌的，也多是托请上司建立并题字署名，而且越发不雅。像寿光的“柱国相府”、嘉兴的“皇明世臣”，也实在太夸张了。近来得到《中吴纪闻》阅读，看到宋代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题名，深深感叹古人的修养，有些地方不是今人所能比的。我们昆山的郑介庵晚年拆去了进士坊牌，说是不留下来让后人讥笑。今人把猜拳叫作“藏■〈口黾〉”，“■〈口黾〉”读作“鸠”，古代没有这个字。殷仲堪和桓元一起玩藏钩，顾恺之猜中了钩，桓元于是获胜。有人说：汉代钩弋夫人的手弯曲成拳，当时人仿效她，于是形成了这种游戏；但不知道“■〈口黾〉”这个字是从哪里开始出现的。“中酒”的“中”本读平声。唐人说：“醉月频中圣”，“近来中酒起常迟”，“阻风中酒过年年”。苏轼的诗说：“臣今时复一中之。”如今人们把它读作去声，像“中风”“中暑”的“中”，是不对的。温州乐清县学旧有三贤祠。三贤是宋代贾司理如规、钱孝廉尧卿、王龙图十朋。如规，字元范，补任太学生。起初调任广昌尉，后来调任兴国军司理，但没有赴任。靖康之难时，他身先诸生，不肯逃避，族里人都依靠他。当时说到崇尚义气的人，一定称贾司理。尧卿，字熙载，是吴越王的七世孙，孝顺友爱早有声誉。绍兴年间，被举为孝廉，还没有做官就去世了。十朋，字龟龄。绍兴年间，廷试考取第一，学业纯正，后来以龙图学士身份退休。他们的祠堂原在大成殿戟门的右边，后来废弃，人们便把那里改成神厨。弘治三年，我巡视到这里，拜谒县学，访求三贤祠的旧址。想要恢复，却没有空地。戟门左边有梓潼神祠，据说是洪武年间黄教谕所建。我命人撤去神像，重新制作三贤的神主，又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纶，改称“乡贤祠”。不限定人数，以等待后来应当入祠的人。普怛落伽山，有的写作补陀落伽，在宁波府定海县海中，大约相距二百里多，世代相传观音大士曾经居住在那里。愚昧的人往往发愿渡海去拜观音像，偶然看见一只鸟或一只兽，就认为是大士化身显应。《余姚志》记载，贾似道曾到这座山，遇见一个老僧；老僧看他的相貌，认为他必定能达到高位，然后离去。贾似道再去寻找，就再也找不到了。人们也把这看作观音大士的应验。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奸邪之人，拿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不假托鬼神来帮助自己，以蒙蔽众人耳目的。贾似道自己知道是侥幸得到高位，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编造这种说法，来迎合蒙昧愚俗罢了。不然，赏善罚恶是神明一贯的道理；假使神明不分是非，有求必应，难道还能算正神吗？“普怛落伽”用华言说就是“白花”，因为这座山多生长山矾，所以得名。如今人们在供奉大士像的地方题匾写“补陀胜境”，不过是把海岛夷人的一个“白”字随意拆开罢了，哪里有什么意义！山矾本来叫郑花，叶子可以染色，功用和矾相同，王荆公才开始把它叫作山矾。“怡”，读作“丁来切”。注释说，这是失意的样子。苏州人把没有智谋才术的人称为[缺字]，杭州人把它说成“怡”。同年吴俊时用相貌俊美，却不拘小节，杭州人称他为吴阿怡。他曾经自己说：“我死后，要在墓前大书一个名号，写作‘大明吴阿怡之墓’。如果写官职，就显得庸俗了。可惜韵书中没有这个字，人们也大多不认识。”这是我刚考中进士时听到的话，如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而时用去世也有几年了。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戏言，也可以看出他的旷达。昨天查检《韵海》，偶然找到了这个字，便记下此事。两浙盐运司管辖的盐场共有三十五处，清浦等一十三场在苏州、松江。嘉兴地处浙江西部，但天赐一场隔着崇明县海面，西兴等二十场在绍兴、宁波。温州、台州地处浙江东部，但玉泉一场隔着象山县海面。杭州府的仁和、许村二场，虽然地处浙西，盐场分区却归浙江。浙东盐共一十万七千五百余引，除水乡缴纳银两的部分外，应纳盐一十万六千一百九十余引；浙西盐共一十一万四千八百余引，除水乡缴纳银两的部分外，应纳盐七万二千六百余引。各取一半折价解送京城，另一半留存，用来供给盐商。浙西多是平野广泽，适合舟船通行，盐容易运销，所以获利丰厚，解送京城的银两每一大引折银六钱；浙东多有山岭阻隔，舟船很少通行，不便于商旅，所以获利微薄，解送京城的银两每一大引折银三钱五分。这些都对灶户便利。盐利的形成，都必须依靠卤水；但是卤水的淋取方法，各处又不相同。有些地方沙土漏水，不能形成咸卤，必须烧草成灰，铺在摊场上，然后用海水浸渍，等到晒干结成白色浮层后扫下，再重新淋取。有些地方泥土细润，常常含有咸气，只需刮取表面的泥，把它搬到摊场上，仍然用海水浇淋，等晒到干硬后聚集起来再淋取。夏天用两天，冬天则要加倍，才咸到可以使用。于是把晒过的咸泥大约五六十担，挑运堆积在高地，修成方丈大的池子，在池槽旁向下挖成井口，用管道暗中相通；再把海水倾倒浸渍池中的咸泥，使卤水流入井口。然后用重三分的莲子来检验：先把卤水装入小竹筒，将莲子放进去；如果莲子浮起并横倒，说明卤水极咸，就可以煎烧；如果浮在水面而直立，说明稍淡；如果下沉不起，说明完全淡了，都要弃置不用。这大概是因为海边有新泥，或者遇到了雨水的缘故。

译凡是煎烧盐卤的器具，必定有锅盘。锅盘也各不相同：大的盘有八九尺，小的有四五尺，都用铁铸成。大的只用六片拼成，小的则是整块铸成。锅有铁铸的，宽而浅的叫作“钅敝盘”；用竹子编成的叫作篾盘。铁盘用石灰粘合缝隙，再用砖块支撑；篾盘则用石灰涂抹内外，用绳索悬挂。然后装入卤水，用水煎熬。一昼一夜，可以煎成三干。大盘煎一干，可以得到二百斤以上的盐；小锅煎一干，可以得到二三十斤以上的盐。如果能够勤于煎烧，可以煎成四干。大盘不容易损坏，但耗柴多，适合人多合用，浙西盐场多有；小盘容易损坏，但耗柴少，适合自家使用，浙东盐场多有。这大概是各地土俗都有适宜之处。高宪副宗选评论如今人们评判人物是非不公正、褒贬失当，说这就像看戏：有的人看到戏演到关键处，或者点头，或者随着节拍按节，或者感动流泪，这些都是懂得欣赏的人；那些庸人和小孩环绕在旁边，却什么也不懂。一遇到优人插科打诨、做出无耻的样子，君子反而为此感到羞耻；而那些人却无不欢笑自得，因为这种姿态本来就容易打动人，而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些。如今的是非判断不公、褒贬失当，与此有什么不同？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善于作比喻了。我曾听说，吴文恪公讷任御史巡按浙江时，毁掉了一块秦桧碑，但不知道其中的详情，猜想那是秦桧的德政碑。等到我来到浙江，听说仁和县学有宋代刻制的石经，前往观看，同时看到了这块碑，才知道吴公毁掉的就是这块石碑，并不是秦桧的德政碑。然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吴公学术正直、议论公允，对风俗教化大有补益。吴公的文集我没有见到，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收录其中？因此抄录在这里，以作记载：“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撰写并亲自书写；其中的画像，则是李龙眠麟所画。高宗南渡后，在杭州修建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才在岳飞旧宅修建太学。三月，高宗临幸太学，首先撰写先圣赞；此后从颜渊以下，也分别撰写赞辞，以表达褒扬崇敬之意。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把这些文字刻在太学石碑上，并附上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记文。秦桧文中说：‘孔圣用儒道设立教化，弟子都没有邪杂、背离儒道的行为。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有的还不纯粹合于儒术，反而奔走于狡诈权变的说法，来侥幸求取功名利禄。’他的意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失地的人说的。唉！靖康之祸发生后，二帝蒙尘，汴都沦陷覆亡，当时的臣子正应当枕着盾牌、尝着苦胆，谋求恢复。” 可是秦桧竭力主张和议，排斥各种谋划，把当时一切忠义之人的言论都指为狡诈权变之说。先儒朱熹说他倡导邪说来误国，倚仗敌人的势力来要挟皇帝。他的罪恶上达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说的就是这种人。从前龟山杨先生在世时，曾经建议停止王安石配享孔庙，见识明达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讷不过是一介书生，幸而遇到圣明的时代，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这次在仁和县学看到石刻，见秦桧的记文还和图像、赞辞并存，于是命人磨去他的文字，希望使邪僻不正的言论和奸邪污秽的名声，不再夹杂在圣贤图像之后。然而想到这篇文字流传已久，所以谨慎地把它记录下来，以便后来阅读的人有所考察。”}], 漕运有固定的规章：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分派给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以及南京、江南、江北、直隶十三个把总所辖各卫所的旗军负责运输。浙江都司共有运船一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配军士十名、十一名或十二名，共应有旗军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约装运正米三百石，加上损耗米四百多石，共应装运七十多万石。负责运粮的，是杭州前卫、杭州右卫、海宁卫、温州卫、台州卫、处州卫、宁波卫、绍兴卫八卫，以及海宁所、金华所、衢州所、严州所、湖州所五所；其余沿海的备倭卫所，都不运粮。自宣德八年以来，内河漕运到现在都是这样。运船每五年建造一次，每船奏定价格为银一百两，由军卫自备三十两，府县出七十两。兑运，是各卫所的军士驾船到府县的水边仓场兑取粮食，再运到京仓、通州仓交纳。支运，原来是民夫驾民船把粮食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再由军人驾船从四仓转运到京仓、通州仓。近年又有“改兑”的说法，大概是免除百姓把粮食运到淮安等仓时所要增加的耗米，改为让军船各自到应运粮食的府县兑取粮食，直接运到京仓、通州仓。禹庙在会稽山下，规模宏大宽敞，塑像制作得很工整。所谓“窆石”，相传是安葬大禹衣冠的地方。那块石头的形状略像钟，上面所刻的篆字已经剥落，无法辨认了。南镇的庙里也塑造神像，实在很没有道理。我曾对府官说，应当去掉塑像而保留木主，这才符合礼意。他认为这是自国初以来就有的，似乎不能毁掉。我曾思考过，孔子和诸位贤人都是人鬼，高皇帝起初建立国学时，都革除了塑像，改用木主。岳镇海渎之神，不可以形象来求取，难道还能让他们使用塑像吗？这一定是前代留下的旧物；洪武初年，订正祀典的诏令下达时，有关官员没有见识，未能改正罢了，绝不可能是船制。刘时雍任福建右参政时，曾驾海船到镇海卫，远远看见一座高山，树木茂密，就命令船帆驶到山下。船夫说：“这不是山，是海鳅。船离它一百多里就没有危险；稍微靠近些，海鳅一旦转动，就会掀起滔天巨浪，船就保不住了。”刘时雍不相信，凝神看了很久，渐渐觉得那东西沉了下去。不一会儿，就沉没不见了，这才相信船夫没有说假话。原来起初看起来像树木的，是它背上的鳍鬣。

译古人认为在墓地祭祀不合礼制，所以《礼》中没有墓祭的仪式。朱子也曾说墓祭在义理上并没有妨害，大概是因为孝子感受到时节景物的变化，心中有不忍心让亲人骤然死亡的感情，所以不能不这样做。这种说法是对的。或许还有一点可以说：下葬以后题写神主，意思是亲人的神魂已经附着在神主上。因此凡是有事献祭，只尊奉、亲近神主。然而作为神主的木头，和我们亲人在平生的神魂本来毫无关系，只是因为礼制规定如此，人心才把它联系起来。亲人的身体，是他平日神魂所依附、承载的地方，怎么知道身体埋葬以后，神魂不会仍然依附在那里呢？大概魄有固定所在，而魂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古人祭祀，有时向阳间求取，有时向阴间求取，有时向阴阳之间求取，不敢确定究竟在哪里。所以以墓祭不合礼制为理由而不实行，是拘泥古制而忘记亲人的人；实行墓祭并没有妨害。苏东坡有诗说：“紫李黄瓜村落香。”黄瓜，就是现在四五月间腌制成菜的那种瓜。《月令》说：“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不是现在用来腌菜的这种瓜，它的果实小而有毛，《本草》称为菝葜，京师人叫它赤包儿。之所以称为瓜，只是因为它的根相似罢了。现在人们因为它和苦菜并称，便怀疑它就是今天的黄瓜，反而认为“黄”字是讹误。木绵花生长在南越，树高四五丈，花红得像山茶，果实像楮树的果实，棉絮生在果实里面，可以用来装被褥，苏州人所称的攀枝花就是它。现在纺织用来织布的，只能称为绵花。《雪间通志》把它认为是木绵花，大概是沿袭了蔡氏的错误。又曾见一位士人家《葵轩卷》中的记序和题咏，所说的形状全都是今天的蜀葵花，大概不知道蜀葵向着太阳、保护根足，本来是可食的冬葵。《诗经·七月》所说“烹葵及菽”，以及公仪休拔园中葵，都是指这种葵。古人在文字中记载名物，一定考察得精细详尽，所以很少有这样的错误。成化末年，同乡朱全家里，白天一群老鼠和猫搏斗，猫多次退却。朱全躺着看见了，拿东西投打老鼠，老鼠也不离开；他起身追赶，老鼠才离去。江南自钱氏以来，直到宋、元兴盛时期，风俗崇尚繁华。富贵人家在楼前种树，在树梢嫁接各种颜色的牡丹。花开时登楼观赏，花就在栏杆附近，因此称为“楼子牡丹”。今天的人把花瓣多的牡丹称为楼子牡丹，却不知道这个名称的真正由来。吏部尚书王恕在南京参赞机务时，与王公■〈亻与〉友善，写作《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刻板印行。太医院判刘文泰与王恕有怨恨，上书指控他扰乱选官制度的几件事，并且说他刻印这篇传记，都是暗中指使别人替他做的，用来彰显自己的善行，显露先帝的过失。他把印本封好进呈，皇上没有治王恕的罪，只命令烧毁刻板和书籍罢了。王恕于是请求退休离去。我认为，刻印传记这件事，或许是门生和旧属所做，而王恕以老成之臣身居冢宰，起初又没有说过禁止的话，最终因招致弹劾而罢职，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长期滞留的廪生，应当选择其中品行端正谨慎、学业优良、可以列入科举遗材的人，妥善设法疏通提拔他们，不应只论年龄。宣德年间，听从胡忠定公濙的请求，征取四十岁以上的廪生进入国学，等待次第出身。天顺初年，又听从都御史李宾的请求，再实行了一次，这些都是姑息性的政策。然而宣德、正统年间，监生只有科贡、官生三种，所以这类人还能够依次得到任用。景泰以来，监生又有从其他途径进入的，即使是科贡出身的人，也受到阻塞。其间有些人自知不能等待次第出身，许多改任学校职务；其余等到选官期限时，年老去世的几乎有一半了。近来听说北畿巡抚张鼎也提出了这个建议，礼部把它搁置了；这才是能够不靠姑息政策来笼络人心的做法。古代的君子因军功受到赏赐，尚且认为这是可耻的。可是近来各边的巡抚文臣，一有战胜，就拿自己的子弟、女婿冒充功劳，滥行升官赏赐，胁迫君主、欺骗上天，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我所见过的大臣中，不把军功私下用来惠及自己子弟的，只有白恭敏、余肃敏两位罢了。白恭敏死后，他的儿子白缤陈请求授官；余肃敏死后，朝廷想授官给他的儿子，但因为他的儿子余寘是举人，于是改授官给他的孙子。近来到了温州，询问前任知府中贤能的人，士大夫常常把何文渊列为第一。大概他的清廉能干之名，并不是超过实际情况的虚誉，而且施惠于百姓的事情也很多，所以百姓至今还称颂他。至于所说的修建却金馆一事，却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借此博取民众好感的意思。因此如今往来题诗咏文的人，不断从内心动机上推求隐情。这就是所谓求全责备式的毁谤。浙江衢州的常山、开化等地百姓以造纸为业，每年供应官府的纸张，公家和私人耗费的钱财不可计算。然而内府的贵臣们对此起初并不在意。听说天顺年间，有一位年老的内官从江西回来，看见内府拿官纸糊墙，面对这种情景哭泣不止，大概是知道这种纸制作不易，痛惜它被如此糟蹋。又听故老说：洪武年间，国子监生的功课簿和临摹字帖，按月送到礼部。临摹字帖发给光禄寺用来包裹物品，功课簿送到法司用背面起草文稿，节省费用到了这种程度。永乐、宣德年间，鳌山烟火的费用也兼用废纸，后来就不再这样了。成化年间，制作流星、爆杖等物，一律取用榜纸。这样的耗费哪里计算得完！世上如果没有像这位内官一样的人，就很难和他们谈这些道理。王冕是绍兴人，国初的名士。他住处和一座神庙靠得很近，做饭时缺少柴薪，就砍神像当柴烧。有一家邻居侍奉神灵非常恭敬，每逢王冕毁坏神像，就总是重新雕刻补好，这样做了三四次。然而王冕一家每年都平安无事，给神像修补的人家却常常有人染病。有一天，他请巫师降神，追问神灵说：“王冕屡次毁坏神像，神灵不责怪他，我总是替神灵重新修好，神灵为什么不保佑我呢？”巫师仓促之间无言以对，于是装作发怒说：“你不安置神像，他拿什么来烧火呢！”从此那个人不再修补神像，神庙也就荒废了，直到今天还被当作笑谈。

译王琦，字文琎，是仁和人。乡贡考试列礼部副榜，授任汝州学正，升任监察御史，以学问、品行和老成持重著称；又升为山西按察佥事，提督学校，士人的风气因此大为改变。后来改任四川，他不喜欢，请求退休回乡，年仅五十岁。王琦以清廉耿介自守，在官署中不接受私人拜谒，平生不经营产业，生活贫困，却安然自若。遇到荒年，连日常生活也无以为继。冬天将尽时下了大雪，他整天僵卧在床，不能出门。有馈赠的东西，不是故旧便不接受；即使是故旧多次来送，他也拒绝。邻居有来慰问他的，说：“当权者很器重您，只要说一句话，还有什么办不成？为什么竟要这样苦待自己？”王琦说：“我所求的只是内心没有愧疚罢了。即使饥饿寒冷，我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有什么可慰问的呢！”天顺年间，他终于因饥寒而死。杭州知府胡濬听说后，前来吊唁，并告知布政司、按察司两司，请求在杭州学宫乡贤祠中祭祀他。事见《祠录》。景泰年间，温州乐清县有一条大鱼，随着潮水进入港湾。潮水退去后，它无法离开。它不时喷水，水柱满空，像下雨一样；居民聚集起来，把它的肉割开。忽然它转动了一下，溺水而死的有一百多人，从此百姓不敢靠近。傍晚雷雨交加，它飞跃而去，人们怀疑它属于龙类。又有一天，涨潮时有大小数千条鱼经过，全部没有头，遮蔽江面而过。百姓对此感到奇异，不敢取来食用。人们怀疑海中一定有恶物把它们的头咬掉了；可是既然咬掉了却不吃，数量又如此之多，其中的道理实在无法探究。我住在雁荡时，听一位老僧这样说。商文毅公商辂的父亲是府中的小吏。商辂出生时，知府夜里远远看见吏舍有光，寻迹查看，却不是火光。第二天，他问众吏员家中夜里有什么事，众人说某个姓商的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对此感到奇异，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显贵，应当好好抚养他。”后来商辂成为举子，在浙江乡试、礼部会试和廷试中都考取第一。景泰年间，他仕至兵部侍郎，兼任春坊大学士，进入内阁；天顺初年被罢职回乡。有一位擅长太素脉的医生，商辂命他诊脉，医生说：“停止享受俸禄十年之后，还会再次起用。”成化初年，商辂果然再次起用，进入内阁，几年后退休。●卷十三 江南的名郡，苏州、杭州并称。然而苏州城及各县的富裕人家，大多有亭台馆舍、花木园林之美，如今杭州城却没有这些。这说明杭州的风俗比苏州更加俭朴。湖州人家完全不种牡丹，因为花开时正有蚕桑事务，亲朋之间不相往来，没有空闲顾及这些。严州以及于潜等县，百姓多种植桐、漆、桑、柏、麻、苎；绍兴多种桑、茶、苎；台州土地多种桑、柏。这些地方的风俗勤劳节俭，又都比杭州更胜一筹。苏州的空地上多种榆、柳、槐、樗、楝、穀等树木，浙江各郡只有山中才有这些树，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苏州洞庭山的人以种橘为业，也不留意栽种无用的恶木；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出民间风俗。石首鱼在四五月间出现。浙东温州、台州、宁波靠海的百姓，每年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附近撒网捕捞，大概是因为这里太湖的淡水向东流入海中，鱼都聚集在那里。像健跳千户所等地方，固然也有石首鱼，却没有这里多。金山、太仓近海的百姓，只捕来供应时鲜罢了。温州、台州、宁波的百姓则把它制成鲞，又取它的鱼胶，用途广、获利多。我曾说过，出海以鱼盐谋利，如果一概禁止，确实不便利。但今天的利益都被有势力的人家独占，贫民不过得到受雇的工钱罢了。他们的船出海后，捕到鱼就回来；否则，遇到载有鱼的船，只要形势上能够抢夺，就把船上的人全部杀死，夺走鱼货，这又是不能不禁止的。至于私下与外国往来而引发边患，像福建、广东的弊端，这里没有。至于采捕淡菜、龟脚、鹿角菜之类，如果不到接近日本的海岛山屿，就无法得到，这或许有引发祸患的道理。这本来就是负责巡逻侦察的人应当了解的。西湖三贤祠，祭祀唐代白文公白乐天、宋代苏文忠公苏子瞻和林处士林逋。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时，曾修筑堤坝防护钱塘湖，蓄泄湖水，灌溉田地千顷；又修缮六井，百姓依赖这些水利得到好处。苏子瞻起初任杭州通判，后来又任杭州知州，开浚西湖，修筑长堤，中间建有六座桥；又疏浚城中的六井，为百姓兴利除害，郡中人感念他的恩德。至于林处士，则是因为他高尚的风节。考察《郡志》，杭州原来是盐碱荒地，唐兴元年间，邺侯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把西湖水引入城中，百姓受到他的恩惠。那么杭州水利事业，是从邺侯开始的，白公、苏公所修浚的，只是他留下的遗迹。只知道有白公、苏公而忘记邺侯，难道可以吗？我私下认为，三贤祠应当祭祀李泌、白居易、苏轼三公，以纪念他们遗留的恩惠；和靖先生林逋则应在他旧日隐居的巢居阁或四照堂另立专祠，以表彰他的风节。这样处理才合乎事体。衢州的常山、开化等县，百姓以造纸为业。造纸的方法是：采集楮树皮，蒸过以后撕去粗糙的部分，拌入石灰，浸泡三宿，再反复踩揉使它熟软。去掉石灰，又浸在水中七天，再蒸一次。洗去泥沙，曝晒十多天，舂捣成烂料，用水漂洗，加入胡桃藤等药物，再用竹丝帘承接。等纸浆凝结后，掀放在白板上，用火烘干。所谓白板，是用砖石板制成案桌的形状，抹上石灰，并在板下放置火来烘干。西湖附近的群山，如飞来峰、石屋寺、烟霞洞等处，都有险峻幽深、令人喜爱的洞穴。然而每一处都刻满佛像，破坏山壁，也令人厌烦。飞来峰的佛像零散刻在洞外，石屋寺的刻在洞内，大小佛像多到五百多尊；烟霞洞所刻的尤其多。这些大概都是吴、越以及宋人所造。我在《烟霞洞诗》中有“刻佛过多清气减”一句，正是因为这种做法令人厌烦。温茶，就是辟麝草，用酒煎服，可以治疗毒疮；它的功效和一枝箭相同，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一枝箭产于贵州，与五味子根、金银藤一起煎服，能够治愈毒疮。猫生产时留下的胎衣，阴干后烧成灰而保存药性，用酒送服，可以有效治疗噎塞病。听说猫生小猫以后会立即吃掉胎衣，所以必须在它生产时赶快取出才能得到，稍微晚一点就会被猫吃掉。国初赐谥，只有公、侯、伯、都督，以及有功勋的外戚和重臣可以得到。文臣有谥号，始终在永乐年间；不过能够得到的也很少。如今六卿的长官、翰林院的老臣，很少有不能得到谥号的。古代赐谥必定要经过议论，本朝没有这种制度，所以各位老臣的文集中没有这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