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国初想要把都城建在凤阳，那里城池有九座城门：正南门叫洪武门，南面的左门叫南左甲第，右门叫前右甲第；北面的东门叫北左甲第，西门叫后右甲第；正东门叫独山，东面的左门叫长春，右门叫朝阳；正西门叫涂山。后来在金陵定都，于是在这里设置中都留守司。金陵本来是六朝的都城，本朝扩展旧城址并加以扩大，东面到达钟山山麓，城池周长九十六里。设置十三座城门：南门叫正阳，南面的西门叫通济，再往西叫聚宝；西南有三山门、石城门；北门叫太平；北面的西门有神策、金川、钟阜三门；东门叫朝阳；西门叫清凉；西面的北门有定淮、仪凤二门。后来堵塞了钟阜、仪凤两座城门。外城则凭借山势、控制江流，周长一百八十里。另外设置十六座城门：麒麟、仙鹤、姚坊、高桥、沧波、双桥、夹冈、上方、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江东、佛宁、上元、观音。永乐十七年，把北平改为北京。十九年，营建宫殿。不久又考察了那座旧城的规制，周长四十里。共九座城门：正南门叫正阳，南门左边叫崇文，右边叫宣武；北门东边叫安定，西边叫德胜；东门南边叫朝阳，北边叫东直；西门南边叫阜城，北边叫西直。但当时仍称为“行在”。正统七年，各衙门题写署名时，才开始去掉“行在”二字；旧都各衙门的印文也都增加“南京”二字。两京的制度于是确定下来。昆山原本是古代的娄县，梁大同初年改为现在的名称。那座山在今松江府华亭县境内，晋代陆机、陆云兄弟出生在山下，都有文学才华，当时人们把他们比作“昆山片玉”，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唐代吴郡太守赵居贞上奏，分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的土地设置华亭县，这座山才开始划归华亭。如今它是松江九峰之一。昆山县治北面的山，自有名称叫马鞍山。《县志》引用刘澄之《扬州记》，记载得很清楚。有人称它为玉峰，大概是仿照“昆山片玉”的说法罢了。然而昆山之神载入祀典，它的祠庙过去在马鞍山东侧，这又好像是把马鞍山当作昆山。皇陵刚开始修建时，测量划定界限，将要修筑外围墙垣，主管官署上奏说，旁边有百姓坟墓的，应当迁到外面去。高皇帝说：“这些坟墓都是我家过去的邻居，不必迁到外面。”直到今天，仍在陵域内的坟墓，春秋两季祭扫时，允许百姓出入，不加禁止。这件事是我从凤阳尹杜长云那里听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帝王的气度，能够包容并普遍施恩，确实远远不同于寻常人。南京通政司门下有一块红牌，上面写着“奏事使”。据说洪武年间，凡是有事想上奏却不能到御前的人，拿着这块牌子，就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的守卫官员都不敢阻拦。国家初建时，向下通达民情就是这样。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的官员遇到前来告状的人，只要知道其姓名，就不予受理；严重的还要鞭打后赶走。祖宗的法度，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南京各部的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没有。各衙门的前门都有牌额，只有兵部没有。据说洪武年间，巡逻的士卒常常暗中窥察各衙门的得失；礼部的皂隶曾经白天睡觉，兵部夜里没有巡逻警戒，都被巡逻者抓走了，所以直到今天仍保持这种情况。吏部后面有一座亭子，仁宗还是皇太子、监国时，吏部选官就在这里举行，称为“敬选”。因此有这样的说法。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统率二万七千多名官兵，驾驶四十八艘宝船，携带诏旨和赏赐物品，经过东南各蕃国，前往沟通西洋。这年九月，从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所经过的各蕃国和地方有：占城国、灵山、昆仑山、宾童龙国、真腊国、暹罗国、假马里丁、交阑山、爪哇国、旧港、重迦逻、吉里地闷、满刺加国、麻逸冻、甏坑、东西竺、龙牙加邈、九州山、阿鲁、淡洋、苏门答剌、花面王、龙屿、翠岚屿、锡兰山、溜山洋、大葛阑、阿枝国、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东、阿丹、剌撒、佐法儿国、忽鲁谟斯、天方、琉球、三岛国、浡泥国、苏禄国。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诏令停止这次活动。各蕃国的风俗和土产，详见太仓费信所上《星槎胜监览》。罗修撰罗伦上疏，论述阁老南阳李公被夺情起复之事，因此被调任泉州市舶提举。章编修章懋、黄编修黄仲昭、庄检讨庄昶都上疏议论元夕观灯之事，章懋调任临武知县，黄仲昭调任湘潭知县，庄昶调任桂阳州判官。李公去世后，淳安人商公再次入阁，向皇上进言，他们都得以恢复原职。于是罗伦任南京翰林院修撰，章懋、黄仲昭都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庄昶任南京行人司副职。正好庐陵人陈公文也去世了，有士人作诗悼念他，末两句说：“九泉之下如果见到南阳李公，请告诉他罗先生已经复职。”这是因为章懋、黄仲昭、庄昶三人的贬谪，确实出自皇上的意思；而罗伦的贬谪，李公也不能说没有意图。所以诗中这样说。在此以前，大臣遭逢父母丧事，却被夺情起复的，接连不断。到这时，才正式制定法令，规定都要服丧三年。夺情起复的，也偶尔还有，但确实是朝廷勉强挽留，并不是又恢复从前那种滥行的情况。这就是罗先生一篇奏疏的力量。宣德年间，大理寺卿胡概巡抚南直隶，执法严厉。凡是豪强富贵之家，平日危害百姓的，全都被没收财产，迁往远方。虽然似乎过于严厉，但百姓积聚的怨气一时得以伸张。周文襄公继任后，一心采取宽厚政策，富家大户颇受庇护。有人来告发，也不轻易审理。有一次，一个告发者当面斥责周公说：“大人为什么不学胡卿？使我的下情不能上达。”周公从容地对他说：“胡卿的敕书命令他铲除民众的祸害，我的敕书只命令我安抚军民，朝廷对我们的委任不同。”他和颜悦色地把那人送走，人人都佩服他的气量。曾有人临刑时，因为三次复奏而获免。有人问他在那一刻自己觉得心神怎样，他说：“已经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记得自己坐在屋脊上，向下看见一个被反绑着的人，我的妻子、儿女和亲友都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报信的人到了，我才得以下屋。”大概上屋顶的是他的魂，所看见那个被反绑的人就是他的身体。由此看来，世俗所说的魂魄离体，确实是有这种事的。

译文皇帝的军队到达济南时，城还没有攻下，便把催促投降的箭书射入城中。当时国子监生、济阳人高贤宁恰好在城内，于是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到城外，请求停止用兵。不久济南城被攻下，高贤宁被捕，文皇帝问：“这就是写那篇文章的秀才吗？”又说：“是个好人。”想授给他官职，他坚决推辞。他的朋友纪纲劝他接受任职，高贤宁说：“你是学校所弃置的人才，我已经领取廪禄多年，不能这样做。”纪纲把这话告诉皇上，文皇帝成全他的志向，放他离去；他活到九十七岁才去世。纪纲以前曾被黜为生员，所以高贤宁说“弃才”。由此可见，高贤宁有守身的节操，文皇帝有礼待士人的气度，两方面都表现出来了。吴地一带常有乡村小民，说话应答完全不务实。问他住在哪个里，如安亭就说安溪，茜泾就说茜溪；石浦就说石川，芝塘就说芝川，疁塘就说疁溪，涂松就说松溪。他们只求名称新奇好听，却不知道这样会失去原来的意义。亭本来是汉代乡、都一级的名称，如华亭、夷亭、望亭，都是古名。塘、浦，是吴中水道的名称。川和溪，是水从两山之间流出，水面较大、流速较快的地方，如蜀地的东西川、越地的剡溪、婺地的兰溪以及湖地的▯苕等溪流就是这样。苏州、松江一带，平坦的田野绵延千里，塘、浦、浜、港纵横分布其中。有潮水通入的地方，水面随时涨落；没有潮水的地方，水面平缓开阔，通常没有变化。这与川、溪不同。如果一定要用川、溪来命名，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亭、塘、浦这些名称，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并不是像朝歌、胜母那样令人厌恶，也不是像柏人、彭亡那样需要忌讳。不知它们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些人，竟一定要改掉它们呢？江西的民俗勤俭，每件事都有节制的方法，而且各有专门名称。比如吃饭，第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用菜来佐饭，叫作“斋打底”。菜肴喜欢买猪的各种杂碎，叫作“狗静坐”，因为没有骨头可以留下。劝酒时用的果品，用木头雕刻并涂上彩色加以装饰，里面只有一种时令水果可以吃，叫作“子孙果盒”。献给神灵的牲畜，向食店租来，祭献完毕再归还，叫作“人没分”。节俭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学生读书人各自独坐在一张木榻上，不许设置长凳，怕他们睡觉，称为“没得睡”。这种办法倒是可以采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开始使用于国初刑部尚书开济，但宋代边实的《昆山志》中已经有了这些字。大概钱粮数目如果使用通常的字，奸人就可以偷偷改动，所以改用这些字来加以防范。正统年间，南直隶提督学校御史、庐陵人孙鼎先生，是一位笃信并努力实践的人；他的言论、行政和办事，都足以成为士人的表率。他每次批阅诸生的试卷，即使盛暑时节，也像在灯下读卷一样，必定穿戴整齐、焚香，然后朗声诵读，作出取舍。侍从劝他穿便服，他说：“士子一生的功名富贵，正是从这里起步的。此时怎么知道上面没有神明在看？各家的祖宗之灵，也可能森然排列在左右。小子我怎么敢不恭敬？”按照旧例，士子中参加小试、准备赴乡试的人，要插花、挂红，并由鼓乐沿路送行。当时睿皇帝北狩的消息刚刚传来，孙先生对诸生说：“天子蒙受尘辱在外，正是臣子泣血、卧薪尝胆的时候。我不敢使诸生陷于不合礼制，插花、挂红、奏鼓乐，现在全都不用。”于是亲自送他们到察院前门才回来。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够讲述这件事。凡是小说中的记载，大多涉及朝廷显贵和名公，基本上都是好事之人从传闻中听来，未必全都真实。比如把“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这两句话说成是欧阳公所说，后世有人娶了妻子的妹妹，便总拿这些话作为谈资。我曾考察欧阳公的年谱：他最初娶胥氏，是翰林学士胥偃的女儿；后来娶杨氏，是集贤院学士、谏议大夫杨大雅的女儿；第三次娶薛氏，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儿。《行状》和《墓志》记载都相同，由此可知，这种说法是好事之人编造的。这还不算造成什么危害；如果某部《诗话》记载司马温公私下亲近营妓，王荆公作诗戏弄他，那对名德的玷污就太严重了。司马温公本来当然不会做这种事，王荆公是端正之人，追究并戏弄他，恐怕也不是他愿意做的。对于这种说法，应该加以辟斥而不要相信。“侄”本来是妻子的兄弟的女儿。古代诸侯的女儿嫁给诸侯时，要让自己的姊妹和侄女随嫁。《左传》说“侄其从姑”，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人们把兄弟的儿子称为“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误用开始的。唐代狄仁杰劝谏武后时说“姑侄与母子熟亲”，这种用法最早见于这里。不过，他仍然是把武姓的儿子称为侄，是相对于姑母而言的。这个字随俗称呼可以，但如果用于文章，不如称“从子”“族子”之类更好。欧阳公谈到“馂馅”的讹误，最值得一笑。如今俗吏在公文中，常把“价直”的“直”写成“值”，把“枪刀”的“枪”写成“鎗”，把“案桌”写成“案棹”，把“交倚”写成“交椅”，这一类错误很多。假如欧阳公看到这些，应该会更加笑倒了。唐代制度中，尚书省所属的官署有六尚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六部。因此唐人书写官衔时说“尚书某部某官”。其中所谓“尚书”，是尚书省的名称。本朝的六尚书，却是六部官员的名称。六部所属的机构叫某清吏司，各司由郎中主持，员外郎、主事作为辅佐。如今有人书写官衔，往往沿袭古代格式，称“尚书某部某官”，这是不讲当时制度，只图虚夸的缘故。大体说来，古人的官衔大多实在，今人的官衔大多夸饰。唐、宋人除了本来的官衔外，还写“赐紫金鱼袋”或“实食若干户”之类，因为他们通常确实享有相应的服饰或食邑。近来京官出使外国，曾经盛装出行的，便终身书写“赐一品服”。曾参与编修《一统志》的，就书写“国志总裁”。以前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来又任在京祭酒的，就称“两京国子祭酒”。有些人曾经担任过显要官职，后来外调、降职或被革职，却仍然书写“前某官”，大概是留恋旧职而不能割舍。这虽然是小事，也足以看出人的品格。

译自三代以来，士大夫和武士长期以来已经分成两条道路。然而统筹治理国家纲纪的事务，武士从来不能独自承担。因此历代掌握兵权的人，必定都是兼具文才武略的人才。近代如宋代的安抚司、元代的行省，都总管州郡的军政和民政。本朝建置初期，一切崇尚武力，如五军都督的官阶比六部尚书高一级；在外的都司、卫所，其官阶与布政司、府、州官相比也一样。然而军队编制，官军粮饷，修筑坚固城池，修缮兵器所需的财物，都由府、州、县供给，怎么能把军政和民政截然分开呢？所以建国初年委任权力时，重点放在武臣身上，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太平日子久了，没有了用兵之事，原来的势力格局自然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如今天下的兵政没有建立，军威不能振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假使当时谋划国事的人能为后续治理作出安排，每个都司、卫所都设置一名文职正官，副职才任用武职，并且不参与民政；凡是军中的事务，都应当与布政使司以及府、州官共同办理，这样或许还可以行得通。然而律令中有不得变乱既成法度的禁戒，谁又能提出这种议论呢？当涂百姓邵某，以合韦为业，侍奉母亲很孝顺。母亲患眼病失明，他每天做工回来，一定买市场上的食物供养母亲。一天邵某外出，他的妻子得到几只蚊螬虫，烤熟后拿给婆婆吃，骗她说：“这是亲近的人送来的好东西。”婆婆吃后觉得味道很好，便留下两三口给儿子吃。儿子看见后，失声痛哭；母亲受到惊吓，双眼忽然恢复明亮，和往常一样。邵某想把妻子赶走。母亲说：“不是媳妇要害我，我的眼睛本来就会重新明亮。上天是借媳妇来医治我。”邵某于是让妻子终身留下。洪武年间，京城百姓史某和一个朋友谋划放火。史某的妻子姿色美丽，那朋友对她起了歹心。他们曾一同在外经商，史某溺水而死；他的妻子没有子女，守寡居住。服丧期满后，那位朋友请求娶她，她答应了。过了几年，两人生了两个儿子。一天，突然下起暴雨，积水灌满庭院。一只虾蟆为躲避水患爬上台阶，孩子戏弄它，用木杖把它捅落水中。后来丈夫对妻子说：“史某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妻子追问缘故，才知道是后夫谋害了史某。第二天，等后夫出门后，她杀死了两个儿子，跑到朝廷上告发。高皇帝赞赏她的刚烈，于是依法处置后夫，并对她加以表彰。好事之人为此写了《虾蟆传》，用来宣扬她的善行，如今已经失传。建国初年，江岸经常崩塌，当地人说是有一种叫“猪婆龙”的水兽在下面挖掘造成的。正好朝廷查问原因，人们因为“猪”与国姓同音，忌讳这个说法，于是把祸害嫁给鼋。皇上又因为“鼋”与“元”同音，更加厌恶它，于是下令捕捉鼋。长江中无论大小鼋，几乎都被搜捕殆尽。躲过捕捉的老鼋不上浅滩，就用烤猪作饵来钓它。众人合力也拉不上来，有个老渔夫说：“这大概是因为它用四只脚扒住泥土和石头来使力。应当把翁罐底部穿个孔，穿过钓线放下去，让翁罐罩住它的头；它一定会用前两只脚推拒，这时再一起用力拉，那么它的脚浮起来，就能拉上来了。”照他的话做，果然成功。所谓猪婆龙，据说有四只脚和长尾巴，身上有鳞甲，我怀疑就是鼋，但不知道是不是。听说大的鼋能够吃人，这也确实可恶。然而挖掘江岸，并不是它的罪过。以高皇帝的聪明神智，只因听了别人一句迁就的话，就使无辜者遭受这样的灾祸。那么朋党案件兴起时，人们因迁就而死的，又哪里说得尽呢？正统初年，南畿提学彭御史彭勖曾认为，永乐年间编纂修订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讨论得不够精审，其中各位儒者的说法，有的与《集注》相互违背。他曾经删削订正，自己编成一部书，想誊写出来试用；后来有人说《大全序》出自皇帝亲制，他才停止。以今天看来，确实有如彭公所见的地方。订正经典，是为了阐明道理，不应因此自我阻止。洪武年间，京城一名校尉的妻子姿色美丽，每天倚门自我炫耀。有个少年爱慕她，于是与她眉目传情。天黑后，少年进入她家，藏在床下。到了五更，恰逢她催促丈夫入值；丈夫走了两三步，又返回来，用衣服盖住妻子，把她紧紧拥抱一番，觉得满足后才离去。少年听见并看见这些事，既与妇人亲近，又问她：“你的丈夫这样爱你吗？”妇人详细说了丈夫平日爱护她的情形。天亮分别时，少年又约定晚上再来。到了约定时间，少年带着利刃进入，与妇人亲近一次后，割断她的喉咙离去。家里人不知道缘故，报告了她的丈夫；丈夫回来后，便挑出平日与妻子有仇的一两个人，到官府告发。一个人经不起刑讯逼供，便自行诬认服罪。少年不忍看他蒙受冤屈，自首认罪说：“我看见她丈夫爱她到了这种程度，而这个妇人却忍心背叛他，所以杀了她。”司法官署把案情写成文书上奏请示，皇上说：“能够杀死不义之人，这是义人。”于是赦免了他。高皇帝曾经微服出行到三山街，看见一位老妇人门前有坐榻，便借坐了一会儿，问老妇人是哪里人。老妇人回答说是苏州人。他又问：“张士诚在苏州时怎么样？”老妇人说：“大明皇帝起兵时，张王自己知道不是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州人没有遭受兵戈之苦，直到今天还感念他的恩德。” 问过他的姓氏就离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对朝臣们说：“张士诚对于苏州人，起初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仁德；昨天我见到苏州一位老妇人，深深感受到她的恩德。为什么京城千万人中，竟没有这样一位老妇人呢？”洪武二十四年以后，朝廷充实京师人口，许多征调苏州、松江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后辈新进之士议论政事，最应当谨慎慎重，因为从经籍中得到的只是义理。对于祖宗旧有的章程、朝廷新定的条例，如果有的只是看见而未真正了解，知道而未完全掌握，万一所说的违背谬误，就不只是被别人讥笑而已。我曾记得刚中进士后，听几个同年谈论都御史李公侃禁止娼妇的事，有人问：“怎样才能使她们改行而不再做这种事？”同年李钊说：“一定要在她们脸上刺字，使她们没有可欲之处，这样自然就不会再做了。”众人都称好，我也暗暗记住这话很久了。近来得到《皇明祖训》阅读，其中《首章》说：“子孙做皇帝时，只应遵守《律》和《大诰》，不得使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如果敢奏请使用这些刑罚，文武百官应立即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我读后不禁毛骨悚然。这件事说明，议论政事必须以制度为依据，圣人也不能不把这件事告诉那些学习古道而入仕为官的人；而本朝关于法制的各种书籍，也不可不全部阅读并广泛知晓。高皇帝有一天派一名小内使到翰林院，查看当时有谁在院中值班。当时危素字太朴正在值班，对内使说：“老臣危素。”内使回去复命，高皇帝默然不语。第二天传旨说：“命危素到余阙庙烧香。”大概余阙、危素都是元朝旧臣，而余阙为元朝死于守节。高皇帝大概厌恶危素自称“老臣”，所以用这件事使他感到惭愧。

译南京国子监中，每天都有鸱鸮在林间鸣叫，祭酒周先生洪谟很厌恶这件事，命令能够捕捉或驱逐鸱鸮的监生放假三天。一时之间，许多放荡不羁的监生因此得到假期，人们便给周洪谟取了“鸱鸮公”的外号来讥讽他。后来刘先生俊任祭酒，喜欢吃蚯蚓，监生们便给他取名“蚯蚓子”，把它作为“鸱鸮公”的对应称呼。我曾题写墨竹，把竹子归入草类。有人说：“草木一年一枯一荣，竹子却能长久不凋，草怎么足以和竹子相提并论呢？”当时我自己也没有确定的见解。后来读到《山海经》，其中叙述各山的草木，常常把竹子列入草类，我才开始高兴自己有了依据。又看到晋人论说草木中有竹，就像鸟兽中有鱼一样，各自是天地间的一类。这种说法也很奇特。洪武年间，担任三公的大臣都是开国功臣，三孤也没有用来充数的闲职官员。例如刘伯温、汪广洋，宁可封为伯爵，也不授予三公三孤之职，由此可见朝廷对此十分慎重。永乐年间，只有姚广孝担任少师。洪熙、宣德直到正统年间，大臣中担任三孤的，也不过是蹇忠定公义、夏忠靖公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简公淮几人，以及内阁中的三杨公而已。到了景泰年间，有以少傅兼任太子少师的，以少保兼任太子太傅的，以太子太保兼任尚书、都御史的，以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兼任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的，又有尚书、侍郎兼任詹事府詹事等官职。公、孤、师、少等官，在朝廷中不下二三十人。每部尚书有二员，侍郎有三四员，都御史的员数又更多。名位爵禄的泛滥，没有比这一时期更严重的了。所以当时有歌谣说：“满朝都升为保傅，一部有两个尚书。侍郎和都御史，多得像柳树上穿着的鱼一样。” 景泰年间，南京夹冈门外有一家娶媳妇，轿子到了门口，恭敬地请新妇下轿入门时，轿中却是空的。新郎家怀疑受了欺骗，便向法司申诉，拘捕抬轿的人和随从审问。众人都证明说：“新妇已经上轿了。”法司无法判决，于是命令到处寻找，最后在一处荒坟中找到了她。问她经过，她说：“途中轿子停下来休息，有两个人扶着我进了一道门，当时我已经昏昏沉沉了。而且有东西遮住我的脸，具体情形我并不知道。直到天亮，才惊觉自己竟在树林和坟墓之中。” 江西南丰县一座寺院的佛阁中有鬼出没，人们不敢登上去。有个叫徐生的人，平素行为不检点，朋友们让他夜里登阁，并且和他约定说：“先把一样东西放在阁上，第二天早晨拿下来作为凭证，大家就设酒为你庆饮；否则就要受罚。”到了傍晚，徐生喝得大醉后登阁，既没有带兵器，只捡了些瓦砾防身。过了一更之后，果然有几个鬼从窗户进入，正上到屋梁坐下，徐生大声呼喊，投掷瓦砾击打它们，鬼便从窗户逃走。徐生观察它们逃往哪里，发现都钻入墙下的水穴中，便暗暗记住这件事后睡下。第二天早晨，太阳已经很高了他还没有起床，众人怀疑他已经死了。后来他从容地拿着凭证下来，众人便凑钱设酒为他庆贺。第二天，他带领家僮挖掘那个地方，得到一窖白金，共六十多斤。从此佛阁中便没有鬼了。我的同僚孙司务譓，是徐州萧县人。他曾说，正统年间，他的乡里有个王某的女儿出嫁，途中下车方便，忽然大风扬起尘土，把女子吹到空中，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乡里人讹传说是鬼神把她摄走了。父母亲族不停地号哭。当天，她落在五十里外一户人家的桑树上。询问后才知道，她是某村某家的女儿，被风卷走了。问她在空中看见了什么，她说：“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其他什么也看不见。身体越升越高，风越发寒冷，身体颤抖得无法忍受。”那户人家原来就认识她，第二天把她送回去，于是她又完成了婚事。有人解释“有齿无角，傅之以翼，两其足”说：给有牙齿的动物去掉它的角，给有翅膀的动物增加两只脚。也有人说，有牙齿而没有角的，像狗、猪一类；牛羊有角，却从来没有无牙齿的。这里的“角”应当作“甪”，是指鸟嘴，只是讹误成了“角”。大概意思是：如果给兽加上角，就没有鸟的嘴；给鸟加上翅膀，就没有兽的四只脚。“翼”和“足”是互文，泛指鸟兽；“齿”和“角”不应只说兽类。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我考察韵书，“甪”字没有解释为鸟嘴的意义，不知道这种说法依据何在。成化壬辰年，陕西陇州下冰雹，大的像牛马的头，次大的像碗，小的像鹅卵。人以及牛、羊、马、驴被打死的很多，禾苗全都毁坏了。华亭有个百姓的母亲改嫁后生了一个儿子。母亲去世那天，两个儿子争着要安葬她。把这件事交给官府裁决，某知县判决说：“她活着时已经改嫁，始终没有对前夫之子的恋爱之心；死后归葬原坟，也难以见到前夫的面。应当命令后夫所生的儿子收殓安葬。”这是松庭叔父传述给我的事情。●卷四 景泰皇帝于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即位，当时今上已经在储君之位了。第二年为景泰元年，上皇从北方返回，居住在南宫。又过了一年，景泰帝册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改封今上为沂王。不久，太子去世，灾异接连出现。当时今在南京任吏部侍郎的章公纶任仪制郎中，奉诏陈述修养德行、消除灾异的十四件事。其中关于内修敦厚孝义的一条，尤其恳切。大意是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过去曾亲自接受册封，成为他的臣子和儿子；太上皇又把天位授给陛下，尊为太上皇，是天下最尊贵的人。每月朔日、望日以及岁时节日，应当率领群臣到延安门朝见，以尽极尊崇之道。至于储君之位，不可长久空缺。应当推行同胞兄弟和犹子之间的亲情之义，下诏让沂王恢复正统储位，这样和气就会充满，欢声就会洋溢，天心自然回转，灾异自然消除。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将他逮捕关入诏狱。拷打五天，身体没有一处完好，皇帝想置他于死地。天忽然刮起大风，下起夹着沙土的雨，狱事才稍稍缓和，他因此得以不死。当初，中官钟同曾劝礼部官员陈述这件事，因此也一同被逮捕。第二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庄也继章公纶之后进言，皇帝下令在朝廷上杖打他八十下，几乎丧命。并且把章公纶和钟同一起杖打，钟同死在狱中。天顺元年，下诏首先释放章公纶，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南京礼部官，后来转任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