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月令》说：“十月，雉进入山中，大水变成蜃。”人们不知道雉还能化作蛟。张启昭翰撰说，他乡里的百姓曾追赶一只雉，见它钻进山洞，便守在那里；等了很久也不出来，于是用土石把洞口堵住后离去。每次经过那里，都偷偷察看，见封堵依旧，人们也不知道其中情形。过了很久，发现那里不断有水流出来。再过一段时间经过那里时，山已经崩裂，下面形成了一条水渠。询问当地居民，他们说，刮风下雨的夜晚，有蛟从那里出来，所以才会这样。追赶那只雉的人说明了这件事，人们才知道雉也能变成蛟。京师有很多尼寺，只有英国公宅邸东边的一处，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居住的地方，门禁严密谨慎，没人敢进去；其余的却不是这样。不过，其中有些忌讳被人知道，有些则不忌讳。不忌讳的地方，君子为了谨慎避嫌，本来就不应进去；忌讳的地方，可能招来奇祸，万万不可进入。天顺年间，常熟有一名会试举人出游，七天没有回来，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才知道，他进了一座尼寺，被留在那里。每天早晨尼姑就把门锁上出去，到了晚上偷偷带着酒和食物回来，所以外面的人全不知道。有一天，举人自己害怕起来，便翻墙逃出；出来时，只剩下瘦弱的一副身子了。又听说永乐年间，有泥瓦工修缮尼寺，在承尘上发现一顶缠げ帽。帽子上有水晶缨珠，工匠把珠子取下来拿到市场上卖，被主人家认出并抓住。问他珠子从哪里来，工匠如实回答。这样才知道，有个少年偷偷进入尼寺内室，后来死于欲念，尸体无法运出去，于是把尸体肢解后埋在墙下。法司上奏，判尼姑处以极刑，并毁掉了那座寺。如今宫墙东北面的草场，据说就是那座寺的废址。唐朝末年黄巢作乱时，兵锋所到之处，大多遭到杀伤。但黄巢性情独厚，对同姓的人，如黄姓人家，以及黄州、黄冈、黄梅等地的人，都因为有一个“黄”字而免遭祸害。徽州歙县有个地方叫篁墩，原本因盛产竹子而得名，当地百姓把“篁”改成“黄”，也因此免了灾祸。近来程克勤谕德才征集士大夫的诗文来说明这件事，并恢复了篁墩的名称。大盗如黄巢尚且有这样的善行，可见天理和民彝存在于人心之中，确实从未有一天泯灭。永乐年间，朝廷下令派遣大臣分赴各地，凡民间子弟年满二十岁、身体强健的，都选取来充任侍卫，因此颇多扰民之事。这些军士全都隶属于府军前卫，人数达到二万多人，设置二十五个千户所统领。到了六十岁，经查验确实年老或患病，兵部便上奏请求放免，仍由本州县按照名册选人补充。成化年间，尚书余公商议想再次派官员差选，当时恰逢应选地区大多发生饥荒，职方郎中刘大夏和我竭力阻止。余公无法改变我们的意见，这项议议于是搁置了。如今所谓的“左”，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右”，例如《易·系辞传》在书的后面写“右第几章”。《说文》注释“亲”字说：“左从辛，从木。”记载钱币的人说：“五铢钱右边的文字是‘货泉’，左边的文字是‘五铢’。”这就是例证。如今人的说法却与此相反。我探求其中的道理却没有结果，私下猜想，古人面向北方看东西，划分左右：物在东方，正对着我的右手，所以称为右；物在西方，正对着我的左手，所以称为左。今人面向南方看东西，划分左右，因此正好相反。然而古人营建宫室、安排位置时，却说“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军队行进、排列部位时，又说“前朱雀，后元武，左青龙，右白虎”。这样看来，祖庙和青龙在东面，太社和白虎在西面，又与今人所说的左右没有差别，我仍不能完全消除疑惑。成化辛丑年，西胡撒马儿罕进献两头狮子。到了嘉峪关，奏请派大臣迎接，并沿途调拨军队护送。事情交给兵部办理，我说，进贡属于礼部的事务，兵部不过是发文调拨军队护送罢了。当时河间陈公钺任尚书，却一定要对此事作覆奏。我起草奏章，大意说：狮子固然是奇异的兽类，但在郊庙中不能用来作祭祀的牺牲，在皇帝乘舆中也不能作为骖服。既然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就不应接受。并且引用“珍禽奇兽不育中国”“不贵异物，贱用物”等话作为依据，极力说明应当拒绝。如果只是怜悯它们经过多重翻译而来，嘉奖藩属恭谨奉贡，那么应当听任它们自行到来，这才算尽到进贡之礼。若派大臣迎接，就是向外夷索求。古代天王向诸侯索取车子、金子，《春秋》还讥刺这种行为，何况以中国万乘之尊，向外夷索取奇异之物，难道不被天下后世耻笑吗？陈公看了奏章，担心违逆皇上的心意，于是去征询礼部。当时四川周公任尚书，也说不应派官员迎接，这件事便搁置了。不过后来还是派中官迎到京城。它们的样子只像黄狗，只是头大尾长，头尾各有[原文作“{髟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同。《辍耕录》所说的全是妄言。每一头狮子每天吃一羫活羊，还要吃一瓶醋、一瓶蜜和一瓶酪；饲养狮子的人因为害怕，也授予了官职，光禄寺每天供给酒饭，所花费用无法计算。在朝廷里竟没有一个人想到：狮子生活在山林野地时，究竟是谁调制蜜、醋和酪来喂它们。原来胡人故意这样做，是为了愚弄中国。《庄子》说：“即且甘带。”即且，就是蜈蚣；带，就是蛇。我起初不知道“甘”是什么意思，后来听说昆山士子在景德寺读书时，曾看见一条蛇出来游动，忽然有一条蜈蚣跳到蛇尾上，沿着脊背向前爬，到了蛇头，蛇便伸直身体一动不动。蜈蚣用左右两根触须钻进蛇的两个鼻孔，过了很久才出来。蜈蚣离开后，蛇已经死了。这才知道所谓“甘”，就是以蛇脑为美味。听说蜈蚣爬过蜗牛爬行的痕迹，蜗牛就不能再行动。万物各有相互制约之物，例如海东青是凶猛的鸟，却唯独怕燕子；大象是猛兽，却唯独怕老鼠。道理也是如此。“读书万卷，不读法律；想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终究没有办法。”这句话虽然是讥刺时事的言论，但法律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读书人懂得这些，即使还不能用法律约束别人，也可以用来约束自己，因此不可不读。《书》说“议事以制”，又一定说“典常作师”，可见二者不能偏废，这一点很明白。我曾见文人中有些迂腐的人和浮薄的人，往往指斥那些执法勤政的人为俗流，对于当时的制度却完全不加省察。等到自己遇到事情，误犯了官吏所议定的法律，便无从为自己解脱；而那些溺爱亲友的人，反倒认为法司过于苛刻，实在可笑。本朝儿子为母亲服斩衰三年，嫂嫂和叔叔之间服小功，这些都是所谓顺应人情而制定的礼制。然而韩退之幼年由嫂嫂抚养，曾为她服丧；程子却认为嫂叔之间不应服丧。他又曾说，后世圣人如果出现，即使制定服丧之礼也是可以的。母亲服斩衰，则是因为儒臣们议论不一致，太祖高皇帝亲自裁断，说：“礼乐由天子制定，这项礼制应当从我开始。”

译北方有些八九十岁以上的老妇，牙齿脱落后又重新长出，能够在夜里出门吃婴儿，名叫“秋姑”。我从小就听说这件事，但不相信。同僚邹继芳郎中说：历城百姓油张家的一位老妇，曾经就是这样，家人把她锁在屋里。邹继芳不是胡说妄言的人。秋字，北方人读作“刍酒”的“刍”。“一弯西子臂，七窍比干心。”这是咏藕的诗句。相传是卫文节公所作，但不知道是否确实。“一庭生意留青草，万里归心放白鹇。”这是恕斋的诗。程少詹克勤说：“我曾见写这个题目的人，大多带有迂腐的文人气，只有这副对联出色。”又听邵复初郎中说：“乡里人取龙湫祈雨后，把水送回龙湫，有人作诗，集古句成一联说：‘雨三日不止，求之与，与之与？水一勺之多，出乎尔，返乎尔。’”也很好。永乐三年，命翰林学士解缙等人选取新科进士中才质英敏的人，到文渊阁读书。当时入选的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汤流、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添祥、吾绅、杨勉，共二十八人。当时周忱自称年少，愿意进学。文皇帝高兴地说：“这是有志之士。”于是下令增加为二十九人，称为庶吉士。听说洪武壬子年，曾选会试士十八人，授予编修等职，在文华堂读书；后来又选进士为庶吉士，分别安置在近侍的各个官署，例如解缙任中书庶吉士就是这样。而专门在翰林院设置庶吉士，则是从这时开始的。天顺年间，文臣阁老李文达公贤、武臣锦衣卫指挥门达，都是最受皇帝信任的人。其中门达尤其声势显赫，震动朝廷内外。他曾忌恨李贤地位超过自己，想乘机离间他们。有个军匠杨暄，当时以精于彩漆而闻名。一天，他上疏揭发门达的不法之事。门达因此向皇上[原文作“■〈朔上心下〉”]说：“这是李贤指使他的。”他知道皇上一定会亲自审问杨暄，便秘密召见杨暄嘱咐他。杨暄害怕被杀，表面上答应得十分恭顺。皇上果然在内苑山子下审问他，杨暄如实回答说：“这件事不是李贤指使的，是门达嘱咐臣诬陷李贤。臣平素根本不认识李贤，不敢冤枉他。”门达因此失宠，灾祸也随之发生。古人说“没有好人”三个字，不是有德之人的话；看这件事就可以明白了。行人司的行人，最初设置三百六十人，如今只剩三十六人。大概是因为建国初年各司官员不派出办事，凡有事务，大多派行人办理。永乐年间，裁减了行人的员额，各司的公务改由本衙门派官员外出办理。除非是册封亲王、出使外国、赍捧诏书之类的事情，否则不派行人。然而当时进士出身而授任行人的人，要满九年才能升为六品官，很多人都不乐意。如今满九年可以升任各部员外郎，满三年可以选任御史，行人的地位顿时比以前提高了。过去曾有人为此编过几句话：“不是进士不授任，不是王命不派遣，不是馈赆不出使。”由此可知当时任用很滥。如今朝廷重视行人，人人也自重，已经没有这种风气了。秋官屠郎中的妻子没有儿子，而且善妒。她害怕丈夫纳妾，常常假装怀孕来阻止他。有一年果然怀孕，满月生产时，生下的却是一个胞囊，里面有四十七个鸟卵。把它们剖开，里面只有血水。项尚书的女儿没有丈夫却怀了孕。家人害怕这件丑事暴露，给她服用寒凉药物想使胎儿流产，竟然没有效果；到了产期，生下一个胞囊，里面有几条蛇，她随即惊吓而死。都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感应造成的。状元孙贤赴会试途中，投宿在一户百姓家，主人对他礼敬非常隆重，饮食只要一声吩咐便立即备办。孙贤怀疑这家人另有缘故，便询问主人。主人说：“昨夜梦见状元来到我家，所以准备好食物等待。今天您果然来了，正好应验了这个梦。”孙贤暗自高兴。到了考试放榜时，他却落第而归。下一科，他果然考中状元。御史雍泰尚未中进士时，曾从金陵返回陕西，路过凤阳，投宿在一位老妇家里。老妇得知他是举子，欣喜地说：“昨夜梦见有御史经过我家，您就是那个人吗？”雍泰后来以进士身份任吴县县令，又被召为御史。参政陆孟昭尚未中第时，他的夫人梦见他得到参政官职，后来果然没有应验错误。由此看来，人的出仕或退处，确实有预先安排，并非偶然。学士钱原溥从贬谪之地返回，经过江西时，布政使翁世资作诗为他送行。序文说：“天顺年间，先生曾对兵部尚书陈汝言说：‘如今论功行赏，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但皇太后的徽号还没有加上，难道不是典礼上的缺失吗？’陈汝言立即把先生的话上奏，英宗大加赞赏，随即交付史官办理。甲申年，英宗驾崩，先生便被权贵排挤，前往顺德。皇上有一天临御经筵，查看讲官，唯独问起先生为什么不在，于是下令吏部把他召回，恢复原来的官职。”我曾拿这件事向内阁供奉谢伯寮询问，他说，甲申年以下的一段不符合事实。原来钱原溥曾在内书堂教书，如今近侍中像怀恩这一类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他被斥逐，是因为依附王伦；他能回来，则是靠怀恩公的力量。本朝文臣中被封为伯爵的有：洪武年间，中书左丞相汪广洋封忠勤伯，宏文馆学士刘基封诚意伯；正统年间，兵部尚书王骥封靖远伯；天顺年间，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贞封武功伯，鸿胪寺卿杨善封兴济伯；成化年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宁伯。汪广洋后来因牵连获罪。徐有贞、王越不久便被革去爵位，贬谪到远方。刘基、杨善则是在身后被革爵。子孙能够世代享受禄秩的，只有王骥一人。本朝军卫过去没有学校。如今天下卫所凡是与府、州、县同在一城的，军官和军士的子弟都附入当地学校，领取廪食，参加岁贡，与民籍学生相同。军卫单独设治于一城、没有学校可以附入的地方，都设立卫学；这是宣德十年依照兵部尚书徐琦的请求实行的。卫学的制度是：设学官教授一员、训导二员。武官子弟称为武生，军中才俊称为军生。卫学实行岁贡，始于成化二年五月，是依照少保李公贤的请求实行的。制度是：每两年贡送一人，平时不供给廪食；到了贡送之期，由先入学的人参加提学御史主持的考试，考中后充任岁贡生。

译作为上位者，言语行动不能不谨慎，否则下属承袭讹误、接连犯错，弊端就会多得无法承受。丁酉年，我奉命考察牧政，到了迁安，恰好同年刘御史廷珪巡按此地，派人邀请我赴宴。我开玩笑说：“如果宴席上有驴板肠，我就去。”这是因为京师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各自拿本地忌讳的风土事物来指斥取笑，例如拿苏浙的盐豆、江西的腊鸡、湖广的干鱼之类说笑。河南人忌讳说偷驴，刘廷珪是南卫辉人，而旧传有“西风一阵板肠香”的诗句，所以我拿这件事戏弄他。傍晚回来时，县官率领吏人捧着熟食进来，我询问缘故，他们说：“听说您爱吃驴板肠，所以特意献上。”我只好如实说明并让他们拿回去。后来我自己后悔，从此不敢再说笑话。我曾登上峄山，山中僧人做水饭供奉我。我吃到一种蔬菜，味道很好，询问后，他们说是“张留儿菜”。我让人采来看看，原来是商陆。余姚人常说他们那里有一种水族叫弹涂，味道非常鲜美。我详细询问它的形状，原来就是我的家乡所说的望潮郎。这种东西在我的家乡，即使最贫穷的人也不吃；他们却把它当作珍味。商陆在我的家乡连牛羊都不吃；他们却把它当作美食。正如河豚在吴中被视为珍异之物，直沽的渔人却剖出它的肝丢弃；时鱼尤其是吴人所珍爱的，江西人却称为瘟鱼，不吃。世间事物能否受到赏识，难道只有人是这样吗？万物也有这种情况。兵部侍郎王伟先任职方郎中，因少保于公的推荐升任现在的官职。不久，他伺机把于公的过失秘密上奏。景皇帝当时正专一信任于公，便召他入宫，把王伟的奏章交给他看，于公叩头谢罪。皇上说：“我自有判断，你不要怨恨。”于公出来后，王伟走下堂来迎接并询问：“今天圣上说了什么？”于公说：“你暂且进去，我进去后再告诉你。”王伟进去后再次询问，于公才笑着说：“老夫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贤弟应当当面告诉我，我没有不听从的道理，何必忍心做到这个地步！”于是拿出奏章给他看，王伟局促惭愧，恨不得无地自容。君臣之间能够这样相处，谁还能离间他们？这正是于公能够成就安定社稷功业的原因。常朝时，各司在皇帝面前奏报事情，凡是应当准许施行的，皇上就用“是”字回答。成化十六、十七年间，皇上舌头发涩，每次回答“是”字都觉得困难。鸿胪卿施纯彦厚揣测到这一点，暗中向近侍献计，说：“‘是’字不便，请改用‘照例’二字。”皇上得到这个建议非常高兴，询问计策出自谁，近侍便以施纯回答。因此施纯得以拜为礼部侍郎，掌管鸿胪寺事务，不久升为尚书，加授太子少保。施纯是京师人，成化丙戌年进士。他身材高大魁伟，声音洪亮。起初任户科给事中，后升任鸿胪寺少卿，不到二十年，骤然升到这个地位，真可说是际遇显赫。有人替他编了一句话：“两个字得到尚书，何必写万言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七年〕 天顺年间，同乡人陈锜，字鼎夫，任职方郎中，曾谈及时事，说：“近来我得到叶与中的奏章，他保举巡按广西御史吴祯去巡抚那里。当时叶公总督广东、西的军务，举荐吴祯，是想分担自己的责任。于是我问吴祯是怎样的人，鼎夫说：‘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叶与中待人真诚，应该会有这样的举动，但将来一定会被这个人连累。”我暗中记下了这件事。后来吴祯得势，勾结广东人，千方百计诽谤叶与中，李阁老被他蒙蔽。当时正因为言官曾推荐叶与中入朝，叶与中只调任宣府巡抚，而吴祯不久也败露了。我于是佩服鼎夫的先见之明。近来听说于少保推荐王伟为侍郎，当时商状元曾秘密说王伟不适合被推荐，但奏疏已经送入了。后来于公有不称心的时候，常常自己叹息说：“我的先见不如商大朴。”大朴，是商公从前的字。夷人偏袒、保护自己的族类，本来是习性相同所致，而回回尤其严重。曾听说景泰年间，京师隆福寺落成，允许百姓入寺观看。寺僧正在殿上集合，忽然有一个回回手持斧头登殿，杀死两名僧人，伤了两三人，随即被抓送法司审问。他说：“我看见寺中新造的轮藏，下面推动它旋转的人像都刻成我们教门中人的样子。我怜悯他们常年推运辛苦，所以怀恨杀了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奏报上去后，命令在市集斩首。我认为，这个人冒犯刑法，固然是出于极度愚蠢；然而他所表现出的义气，即使面对死亡也不顾惜。中国人一遇到利害关系，甚至有人会排挤同类来保全自己。与这个人因义气激发而被愚昧蒙蔽相比，难道不是更值得悲哀可怜吗！浯谿、峿台、■〈广外吾内〉亭，都在今天永州祁阳县县治以南五里处。唐代元结，字次山，喜爱这里奇异的景色，于是就住在这里。他命名、造字，都从“结”字开始：从水旁、从山旁、从■〈广外吾内〉旁，都用“吾”字，表示这是他独自拥有的地方。现在考察“峿”和“■〈广外吾内〉”这两个字，韵书中都没有，大概是元次山自创的。浯，本来是琅琊的水名，古代已有这个字。把湘江的溪流命名为“浯”，则是从元次山开始的。陈祭酒陈询，字汝同，是松江人。他很能喝酒，喝到兴浓耳热时，胸中有不平之事，常常当面对客人发泄；有人有过错，他就当面告诉对方，从不稍加宽贷。他在翰林任职时，曾触犯权贵，被调出任安陆知州。同僚为他饯行，有人提议行酒令：各用两个字拆合，以韵相协，最后用《诗经》或《尚书》中的一句收尾。陈学士陈循说：“‘轰’字是三个‘车’，‘余’和‘斗’合起来成为‘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学士高穀说：“‘品’字是三个‘口’，‘水’和‘酉’合起来成为‘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说：“‘矗’字是三个‘直’，‘黑’和‘出’合起来成为‘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曾听河内县丞韩肇说：“有个人耳朵发痒，叫镊工在耳中爬剔，结果从耳朵里取出彩帛碎屑，最终也没有什么事。”我不相信这件事。近来尚书、涞水人张公因患疮请假在家，我去探问，他说：“一天闲坐时，忽然臀部的肉发痒，抓挠它，觉得手指下面有东西，便把它摘出来，抽出一条肉红色的线，足有五六寸长。起初怀疑是筋，仔细一看，确实是线。正感到奇怪，忽然又觉得疼痛，疮就发作了。”由此推断，耳朵里的彩帛碎屑或许也不是虚妄。这些都是道理上无法解释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永乐五年，商议北京所需的粮饷。虽然当地每年有征收的税粮和屯田所产的粮食，黄河沿线也有漕运，但仍不能满足急需，必须借助海运才够用。当时现有的海船数量很少，每年装运不过五六十万石。而且还没有设置专门掌管此事的衙门，事务无人统一负责。不如在苏州太仓专门设置海道都漕运使司，设左、右运使各一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四员，从四品；经历司、照磨所的品级和官吏，都按照布政司的规定办理。本司堂上的官员，应在文官、武官中选择公正勤勉、廉洁能干的人充任，公文往来和布政司相同。各处卫所现有的海船以及出海的官军，都归其提调，按时点检，依法整治。奏报上去后，太宗下旨要求再次议论，于是此事没有实行。菘菜在北方种植，第一年有一半变成芜菁，第二年菘菜的种子就全都绝了。芜菁在南方种植也是这样。大概菘菜不能在北方土地上生长，就像橘树到了淮河以北会发生变异一样。这种说法见于《苏州志》。按：菘菜就是白菜。如今京师每到秋末，家家户户都腌藏白菜来抵御冬天。名叫“箭干”的品种，不比苏州出产的差。听老人说，永乐年间，南方的花木、蔬菜移到北方种植，都不能生长；即使能生长，也不茂盛。近来南方的蔬菜没有一种不存在，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情形了。“橘不逾淮，貉不逾汶，雊鸽不逾济”，这是流传已久的说法。如今吴地的菘菜在燕地茂盛生长，不再变成芜菁，难道是过去还没有掌握种植的方法，而现在掌握了？还是气运发生了变化，物类也随之变得优良？难道它并不像橘、柚那样会发生变化吗？东里杨先生曾看见昆山人屈昉的送行诗中有佳句，默默记住了他的姓名。一天，昆山县知县罗永年因事进京来拜访，东里问道：“昆山有个屈昉，是什么样的人？”罗永年茫然无以回答。东里说：“士人竟然还不知道吗？”罗永年惭愧羞赧地退下了。等到他回任后，便寻找屈昉，同他相识。不久，有诏令荐举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人，罗永年就以屈昉应诏，授任南海县丞，后来死在任上。前辈留心人才，就是这样。如今有人家办丧事，剪裁帛布交给前来吊丧的客人，称为“发孝”。大体说来，京师人家发孝，主要是为了招引别人送来祭祀和赙赠的钱财；江南人家发孝，主要是为了招引别人来增光并帮助送葬。士大夫家也有这样做的，这是不合礼制的礼俗。杨文贞公遗训告诫子孙不要采用这种做法，这是最正确的。朱文公先生，本来的号是晦庵，如今人们称他为考亭。考亭的“亭”，本来是前代一位御史在他父亲墓旁修筑的一座亭子，因此得名。年代久了亭子毁坏，韦斋喜爱那里的山水，曾想就着旧址建一所书院，却没有成功。文公后来修建考亭书院，以完成先人的遗志；“考亭”并不是他的别号。“开元钱”的钱文，有人读作“开通元宝”，有人读作“开元通宝”。它本来是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的，并不是明皇开元年间铸造的。如今钱币背面有新月形的痕迹，人们便认为这是刚开始铸钱时，工匠呈上蜡制钱样，杨贵妃拿来玩赏察看，因而留下的指甲痕。这大概是不懂典故的人，因为明皇的年号与钱文偶然相同，便附会出来的说法。●卷七 我还是庠生时，曾因家中有难，前往■〈朔上心下〉前巡抚崔庄敏公那里求助。崔公以“瞽瞍杀人，舜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海边居住。在那个时候，爱护亲人的心情占了上风，哪里还有时间考虑行为正不正直呢”这一段为题，命我写讲义。崔公起初读到破题时很高兴；读到结尾，其中写道：“假使叶公知道这件事，他难道肯把证明父亲偷羊看作正直吗？假使汉高祖知道这件事，他难道肯贪图天下，而把肉羹分给敌国吗！”崔公更加高兴，称赞不已。我当时也以为这是自己偶然有的新见解。近来得到杨廉夫的乐府诗《桮羹词》和郑子美文集中的《索羹论》，才知道这个义理古人已经先提出了。郑氏《论》中说：“项羽把太公放在砧板上，告诉高祖，要杀掉他。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用谦卑的言辞请求投降，把父亲迎接回来。然后再以项羽已经杀害自己的君主，又想杀别人的父亲来挟制其子为由，兴兵问罪，同他决一胜负；即使这样，也可以等到万全之后再定成败，难道可以只说大话而不合实际，索要父亲煮成的肉羹，把自己亲人的性命作为天下胜负的一次赌博吗！若不是项羽还有妇人般的仁慈，高祖又得到项伯的援助，太公早就被放在砧板上烹煮了。” 项羽杀死太公、把肉羹分给高祖以后，再向天下发布文告，说高祖不顾自己的父亲，挟持别人杀死他还吃他的肉羹；于是兴兵问罪，那么高祖就背上杀父的罪名，自身将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又怎么能同项羽争夺天下呢！项羽既然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被“要成就天下大业的人不能顾念自己的家人”这种话迷惑，使太公侥幸得以免死，高祖也因此成就了大事，天下人于是认为高祖取得了胜算，把“索羹”当作名言。这就混淆了纲常的道理，失去了权衡轻重的原则。”最后又引用《孟子》回答桃应的问话来作结，这是前人没有说过的。本朝的宦官，自正统以来，专权擅政的人固然曾经有过；但伤害忠良、势力倾覆朝廷内外的，没有谁比得上太监王振。然而宣德年间，朝廷兴起征取花木、鸟兽以及各种珍奇异物的嗜好，宦官接连不断地奔走在道路上，骚扰非常严重。自从王振掌管内政后，却从未轻易派一个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因此得以休息。这虽然是圣君贤相治理所取得的成效，但宦官的权力确实被王振掌握着，没有让它泛滥扩散到各处，天下暗中受到他的好处很多。这一点也不能抹杀。杨文定公溥在内阁任职时，他的儿子从石首来，详细说起沿途各州县官员殷勤迎送、馈赠的情形。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当时任江陵县知县，对他很不讲礼数，杨公听说后感到惊异。后来考察得知范公贤能，便推荐他担任德安府知府；范公任县令才八个月而已。商文毅公辂从内阁罢官回乡时，工部侍郎杜公谦当时任主事，在吕梁治理水患，遇到他后唯独对他特别厚待。商公后来被召回恢复职务，常常提拔引荐杜公。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时，经过徐州洪，家人与水手互相殴打，主事袁规收缴了他的仪仗；经恳切请求后才解除。没过多久，白公被召任工部侍郎，袁规心中不安，但白公从未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出来。少保于公谦任兵部尚书时，叶文庄公在兵科，多次弹劾他。后来叶公丧妻，请求于公谦为其撰写《志墓》，于公谦慨然答应完成。李文达公对叶文庄，听说有人称赞叶公的议论有利于自己，便深深记恨他，而且压制他。直到李公去世，叶文庄才得以入朝任礼部官员。他们彼此不同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