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振兴学校本来是善政。但如今所谓振兴，大多不过是报送选取生员、兴建房屋之类罢了。这些都是末节，不是懂得关键的人所应做的事。关键在于振作士人的志气，使地方风俗敦厚，奖励士人的品行。如今这些全都被忽视，只把末节当作要务。其中兴建房屋尤其有害。上级官员估算费用，动辄就是几千两银子；府县听任旁边牵线的人从中操办，实际花费没有多少，侵吞渔利却很多。因此白白耗费财力，房屋不久又破败，这就是所谓有害的事情。何况如今学校房舍屡次修缮，而学生已经不再在学校读书，走进庭院看不见学生，就像废弃的寺院一样，实在令人叹息。这样做的人只是想刻碑记载振兴学校的名义，却不知道振兴学校的关键所在。欧阳公记载钱思公坐着时就读经史，躺下时就读小说，上厕所时就阅读短文，没有片刻放下书卷。宋公在史院任职时，每次去厕所都夹着书去，朗朗的诵读声在外面都能听见。这虽然足以看出两位先生勤奋好学，然而厕所是污秽之地，迫不得已去一趟罢了，难道是读书的地方吗？佛、道之徒对于他们所谓的经典，尚且要焚香之后才诵读；我们儒者却这样自行亵渎所从事的学业，难道可以吗？如果欧阳公是在那里构思诗文，那在义理上倒没有妨害。《癸辛杂识》解释匡衡说《诗》时所用的“解人颐”，拿俗语所说的“笑得合不拢下巴”来作证明。又说：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他的父亲因笑得下巴脱臼而死。岐山县的樊纪登第时，他的父亲也因高兴而下巴脱臼，发出像破瓦罐一样的声音。这种说法过分了。“解”读作“蟹”。如淳注释说：“笑而不能停止。”柳玭《戒子弟书》中又说：“评论当世之事而解颐。”意思是，不学无术的人听到谈论世事，无法插嘴，只能放松面颊下巴发笑罢了。盛度、樊纪父亲的两件事，只是偶然因过度欢喜而出现这种异常；当时听匡衡讲解《诗》的人，难道会达到这种程度吗！《尚书钱文通公谱略》说：“夺门之变后论功行赏，领取重赏的人很多。府君对兵部尚书陈汝言说：‘今天封侯、封伯的人都有了，唯独有一个人还没有受封。’陈汝言问是谁。府君说：‘当时如果不是奉皇太后的亲手诏书，曹、石二公哪里敢带兵进入宫禁？既然迎复皇帝的功劳归于皇太后，就应当请皇上为她上尊号。’第二天，陈汝言入朝奏报，英宗皇帝立即命令选择日期，为圣列慈寿皇太后上尊号。”我认为，儿子做了天子，用天下来奉养父母；如果想隆重尊崇尊亲，按照礼制衡量，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难道只应当根据功劳吗？假使皇太后没有亲手诏书的功劳，尊号就不应当上了吗？钱文通的话，并不正确。《剪灯新话》是钱唐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是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这两部书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话。如今两书都有刻板流传。我听说，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时，曾把庐陵国初以来的各位名公列入乡贤祠。李昌期一向以耿介、廉洁、谨慎著称，却特意因为写了这部书而被黜退，可见清议的严厉也确实令人畏惧。我又听说近来有一位名公创作《五伦全备》戏文并刊印流行，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见解，也不知道清议将会怎样评价。前代称祖父、祖母为王父、王母，父母去世后称皇考、皇妣。如今没有官职的人，神主上称府君，都是沿袭古代的形式，却不知道本朝对此有禁令。我曾见到没有官职者的神主题作“处士”，没有封赠的妇人《墓志》题作“硕人”。“处士”这个称号本来不能随便改用，只有像严光、徐穉这一类人才可以这样称呼。如今若不用这个称号，便无法顺从孝子的心意。“孺人”在古代是丈夫称呼自己妻子的词，现在既然已经作为命妇的封号，便不能僭越使用。“硕人”既有出处，又没有妨碍，才可以沿用。凡是姓叶读作“摄”、屈读作“橘”、费读作“秘”、盖读作“閤”、雍读去声这一类，都是地名，因为古人根据所居之地接受氏号。如今人们大多不知道这些姓氏的来历，把叶读成枝叶的“叶”，把屈读成屈伸的“屈”，把费读成费用的“费”，把盖读成大概的“概”，把雍读成平声。漕运的“漕”本读去声，《说文》说是“水转谷也”，意思是用水运粮；读平声的“漕”是水名。南京有济川卫，“济”本读去声，这个卫统辖马快船军，取“渡过大河要用你来作舟楫”的意思。至于济川、济阳、济宁等卫，其中的“济”都读上声，是水名。如今即使许多士大夫也不能分辨。沈王府长史王庭是我的同学好友。他任国子学正时，患大便下血，病势危急，濒临死亡。一天，他在昏沉中听到有人说：“服药错了，喝小便才好。”王庭相信了，喝下一碗尿，过了一会儿便苏醒过来。此后每天饮用，病势逐渐减轻，换了医生后痊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是河间人，患腹胀，服药无效，梦见有人告诉他说：“鬼蒺藜可以治病。”王某找来鬼蒺藜煎液饮下，疼痛难忍，不久便大泻，排出一条虫，长一丈多，随后就痊愈了。这两个人大概命不该死，或者是曾有阴德，所以鬼神暗中保佑了他们吗？轮回酒就是人的尿液。有人患病时，常常饮用一碗，并用酒来漱口。时间久了，便见效。跌打损伤、胸中胀闷的人尤其适合使用。妇女分娩后，立即用酒调和煎服，就不会有产后各种疾病。南京吏部侍郎章纶被关在锦衣卫狱中，七年没有服用药物；遇到胸膈不畅、眼痛、头痛时，就饮用这种东西，没有不见效的。

译古人建立宗法，是为了树立百姓的根本，安定百姓的心志。如今不能实行，并不是法令没有建立，也不是讲解得不明白，而是形势上无法实行。古代公卿大夫世代享有俸禄、世代担任官职，所以宗法可以实行。如今武职还保留着世禄世官的遗意，但只有公、侯、伯这些家族能够实行。其余武职，例如承袭官职这件事，只是庶支不敢夺取嫡长子的地位，依靠法令加以维持罢了。至于祠堂和祭礼，已经窒碍难行了。宗子即使承袭世官，他所享有的世禄也只是每月领取官廪，并不像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的制度。因此，贫困得不能自立的人，往往租赁民房居住，甚至寄居在公廨或神庙旁的房屋里。假使作为支子的子弟懂得礼义而有所敬畏，逢年过节想在自己家中祭祀，那么连宗子的神主在哪里都不知道，又哪里有举行礼仪的地方呢？如今武官支子的家产富足，能够举行时祭时，宗子、宗妇也不过到他们家里享用祭祀后的余食罢了。这就是武职之家势在实际上无法实行宗法的情形。至于文职之家，宗子有俸禄或为士人的，当然知道有宗法。也有宗子没有出仕，而支子通过科举出仕的；支子任四品以下官职，可以封赠他的父母；任二品、三品官职，可以封赠他的祖父母；任一品官职，可以封赠他的曾祖父母。朝廷的恩典既然因为支子而追及他的先世，那么祖宗的气脉自然就会同支子相互贯通。推究幽明之间的情理，按照感通相应的礼义，即使不想夺取嫡长子的地位，也自然有无法停止的理由。这就是文职之家势在实际上无法实行宗法的情形。所以说，并不是法令没有建立，也不是讲解得不明白，而是形势上无法实行。懂得礼义的人，家中一定要确立宗子，宗族一定要建立族谱，使宗支不混乱。宗子即使地位卑微，支子也不能凭借富有强盛来凌辱他；这样仁爱谦让就会兴起，乖戾争斗就会止息，也差不多可以不违背先王的本意了。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空清澄晴朗，明亮得没有一丝云彩。松江城里的人看见空中驾着一只小船，从东向西飞去，又转向东边，落在序班董进卿的楼上，街市上跟着观看的人把道路都堵塞了。仔细看，原来是用茭草编成的。当时董进卿的父亲董仲頫已经患耳疮，便说：“这只船是来载我的。”耳疮果然没有治好，他就去世了。张汝弼在墓志中这样记载。《西湖竹枝词》由杨廉夫首先创作，南北各地名士相继唱和，从虞伯生以下共一百二十二人，其中吴郡士人二十六人，昆山列名的有一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当时称为郭、陆、秦、袁，说的是郭羲仲、陆良贵、秦文仲、袁子英。陆良贵本是昆山太仓人。他被称作河南人，大概只是因为“河南”是陆姓的郡望。秦文仲是崇明人，居住在太仓；崇明当时属于扬州，所以称他为淮海人。吕敬夫称东仓，就是太仓。我姑且把杨廉夫原来的叙文抄录如下，以此说明我乡的文学事业兴盛有来由，并非偶然。郭翼，字羲仲，是吴地昆山人。他博通文史，不从事举子业，专心凭借这些学问来写诗。他的诗精练有力的，处在李商隐的水平之间；风流妩媚的，也不在《玉台新咏》以下。顾瑛，字仲瑛，是吴郡昆山人，出身吴中的世家。他喜欢读书，宪府曾试用并征召他担任会稽教官，他没有赴任。他建造居室，取名“可斋”，以诗酒自娱；才性高逸旷达，尤其擅长写小李诗和今乐府。天下的文士都乐于同他交往，推尊他为“片玉山人”。袁华，字子瑛，是吴郡昆山人。他博学而有奇才，从小就凭诗名闻于士大夫之间。像“ 三峰月寒木客啸，丹阳湖深姑恶飞 ”这样的句子，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又如“银杏树阴不受暑，蔷薇花开犹早春”，可以称得上才子了。顾晋，字进道，是仲瑛的次子。他喜欢读书，性情不喜浮华靡丽；见到追逐名利、相互竞争的人便不与之交往，守持贞正质朴，淡泊自守。他的书法非常师法古人，诗法也有玉山的风格。陆元泰，字长卿，是吴地昆山人。他的先世原是故宋进士，凭借资财成为一县中的富强之家。到了陆长卿，不追求显贵通达，而专心于书史，因此没有败坏家族的声望。顾元臣，字国衡，是仲瑛的儿子。他年少时便能读书，写诗俊秀爽朗，是能够继承家学的人。顾佐，字翼之，是仲瑛兄长顾仁的儿子。他喜欢吟诗，时常有令人惊叹的句子，大概也是逐渐受到玉山风气的熏染。张希贤，字希颜，是吴地昆山人。他读书而儒雅，专心致力于作诗；喜欢把古物和图画陈列在身边。世间有人想得到这些东西，他就立即拿去送给别人，毫不吝惜，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志趣和崇尚。陆仁，字良贵，是河南人。他通晓经书，喜爱古文；作诗有师承法度，清新俊逸、奇特雄伟，像《佛郎国进天马颂》《水仙庙迎送神辞》《渡黄河望神京》等篇，缙绅先生没有不称赞的。他的书法取法欧阳询和孙过庭，章草也都洒脱可观。秦约，字文仲，是淮海人。他博学强记，不随意同人交往。隐居著书，尤其喜爱吟咏《古乐诗》；如《精卫》《望夫石》等篇，律诗如《吴桓王》《岳鄂王》等篇，都是确实可以流传的作品。吕诚，字敬夫，是吴地东仓人。他幼年聪敏，喜欢读书，能够除去豪放不羁的习气。家中有梅雪斋，每天同文士唱和。他写的诗一向清新绝妙。其余的吴地士人有：陈廉，字子平；沈右，字仲说；张简，字仲简；马稷，字民立；张田，字芸己；顾敬，字思恭；张守中，字大本；周南，字正道；陆继美，字继之；富恕，字子微；缪侃，字叔正；严恭，字景安；强珇，字彦栗；释椿，字大年；璞良，字琦。公廨有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合计七间。府、州、县的外墙高一丈五尺，涂有青灰泥。府治纵深七十五丈、宽五十丈，州治依次减少，县治又次之。公廨后面建造房屋，供守令等正官居住；左右两旁的房屋由佐贰官和首领官居住。公廨东面另建一所分司，供监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住。公廨西面建一所馆驿，供使客居住。这是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的制度，大致如此。见《温州府志》。我刚到嵊县时，询问“嵊”字的含义，一名庠生说：“四座山就是‘嵊’，意思如同四匹马、四支箭。”我问他的依据，他说：“只是听前辈说的。”我查考《县志》和《韵书》，都没有记载这种说法。偶然读《苏州志》，其中说，齐朝张稷任剡县令时，到嵊亭生了儿子，于是取名“嵊”，字“四山”。用这个来取字，一定是有出处的；只不过读书还没有达到古人的程度罢了。

译司寇林季聪任给事中时，就有很大的声名。冢宰尹同仁曾问汀州守张靖之说：“自宣德以来，六科人物中，您认为谁是第一？”张靖之回答说林季聪。尹同仁说：“叶与中应当是第一人。”张靖之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古人的称呼简约质朴，像“足下”这样的称呼，大多用于尊贵的人。大概是因为自己不能直接通达上级，要借助在对方脚下办事的人来向上通报。后世于是确定称天子为“陛下”，称诸王为“殿下”，称宰相为“閤下”。如今平辈相互称呼也称“閤下”，听到别人称自己“足下”，反而不高兴了。又如今天遇到主事称“主政”，遇到评事称“廷评”之类，这不过是换了字罢了，有什么轻重之分呢？至于给事中同古代的中黄门、小黄门，监察御史同古代的绣衣直指，二者稍有不同。如今听到有人称给事中、御史，往往都不高兴。大体说来，黄门、绣衣随着世俗这样称呼还可以，但用在文章记载中，似乎不可以。从成化丙戌科到弘治辛亥年间，共二十六年，同年中虽然有的已经去世、有的仍然在世，合计捐纳束金的有一百六十六人。因此近来谈论科举盛况的人，大多以丙戌科为称。可是其中像罗伦上疏论说李文达夺情起复不对，后来终于成为法令；章懋、黄仲昭、庄昶进谏反对鳌山烟火之戏；陆渊论说给陈文谥号“庄靖”不当；贺钦、胡智、郑己、张进禄等弹劾商文毅、姚文敏；强珍弹劾汪直、陈钺，这些人都气节凛然，表现格外出色。后来各科的人，大多没有这种风气。这就是丙戌科特别兴盛的原因。同僚曾在我的官舍饮酒，席间有人称赞威宁伯的才华和品德。刘时雍说：“人人都说王世昌聪明，依我看，天下最不聪明的人就是这个人。他有这样的聪明才智、这样的才干力量，却不用来行善。等到身居显要地位，又不自重，依附权贵官员，以求取得功名。名声和节操既然败坏了，所得的爵位最终还是被削夺，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难道不是不聪明又是什么呢？”席上的客人都因此肃然无言。宋朝同金人议和，天下后世只归罪于秦桧。我曾考察这件事，秦桧的罪责固然无法逃脱，但追究根本，实在是由于高宗怀有苟且求安、保全自身的心思，没有洗雪耻辱、报仇复国的志向。秦桧的奸邪由此窥知高宗的心意，所以迎合君主，讨他欢心，以巩固自己的恩宠罢了。假使高宗能够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始终把报仇雪耻放在心上，那么中原就会常在他的梦中，他对于临安这一偏僻角落，大概一天也住不下去。谋划恢复失地还会整天忙不过来，哪里还会把游赏风景当回事呢！如今杭州的聚景园、玉津园等园林，据说都始建于绍兴年间，而孝宗于是把它们作为奉养高宗的地方。近来我游览报恩寺，后山顶上有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据说是高宗快活台的遗址。又如在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的事，说明当时已经把拥有天下当作快乐，而把君父之仇置于考虑之外了。议和的罪责难道可以单独归给秦桧吗？韵书把字音分为平、上、去、入四声，但上、去、入三声，都是平声的转变罢了。像支、微、鱼、虞、齐、佳、灰、萧、肴、豪、歌、麻、尤这十三个韵部，都没有入声。近来有一部《切韵指南》，是元代关中人刘鉴编写的。书中调配四声，例如把脂、旨、至、质，非、斐、费、拂，戈、果、过、郭，钩、苟、遘、谷等字分别相配，都是不懂音韵而勉强牵合的做法。因为“质”本是“真”的转音，“拂”本是“分”的转音，“郭”本是“光”的转音，“谷”本是“公”的转音。脂转为质，非转为拂，还不能说不可以；但一个韵部中其他字，大多不能这样转。何况戈、果、过如果转为入声，应该是“谷”，不应当是“郭”；钩、苟、遘如果转为入声，应该是“革”，不应当是“谷”。书法是六艺之一，不讲求书法学问，也是士大夫的一种世俗习气。例如周布政周晟和他的弟弟苏州同知周冕，南京户部孙郎中{曰山}和他的弟弟会稽、杭州知县周冕，都不认识“冕”字。又如“刊”有删除的意义，像“随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人们把雕刻书版都称为“刊”，实在不合这个字的本义。不过宋人的文章中已经有这样使用的，来历已经很久了。六书中有谐声，梨字从“利”，榴字从“留”，桃字从“兆”，正如鹅字从“我”，鸭字从“甲”，鸡字从“奚”，都可以类推。近世撰写《本草衍义补》的人说，榴就是“留”，梨就是“利”；如果说桃就是“兆”，就讲不通了。只应当分别说明它们的性质和滋味。我最近曾走在桐庐一带的道路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溪水对面悲痛地诉说有人杀了她的丈夫。然而溪水深、河面宽，我正想着如何处理这件事，身边的人却说她是得了风病，不值得过问。我认为她的声音悲哀凄切，绝不是风病患者。恰好有县官同行，于是免去送她回去，命令她前来取供词，以便查问。原来她是于潜人陈某的妻子，夫妻靠耍猴乞讨为生，傍晚投宿在山民家中。这户人家以捕鱼为业，兄弟二人都没有娶妻，共同侍奉母亲。他们见陈妻勤劳爽利，便想谋取她。夜里对陈某说：“你们耍猴所得没有多少，我们捕鱼每天所得是你们的数倍，明早何不跟我们一起试试？”第二天早晨，陈某夫妇果然一同出发；到了傍晚，兄弟二人一同回来，陈某却没有回来。陈妻询问，他们说：“你的丈夫被老虎叼走了。”陈妻不信，号哭而不能入睡。捕鱼人的母亲用好话劝说她，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陈妻不答应，还说要到官府告发他们，追问丈夫究竟在哪里。兄弟二人害怕，于是把猴子和陈妻一同杀死：猴子扔进水里，陈妻埋在荒废的坟墓中。过了两夜，陈妻又活了过来，感觉有人踢她的肋部，大声说：“天亮了，你为什么不赶快逃出去告官！”陈妻睁开眼睛，昏昏沉沉的，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偶然看见棺材缝隙透进一点光亮，便顺着缝隙用力冲破出来，这才知道自己原来在空棺材里。于是他来回奔走，像发疯一样等候上司，人们因此说他得了风病。到了这时，案令有关官吏逮捕审讯他，那只猴子也又活了过来，恰好到了他家。猴子玩弄竹篾圈，曾经把它投入火中，火却不能烧毁它。事情的真实情况都查清了，那个渔夫兄弟二人一并被判处死刑。这也不是偶然的。近来听说乡里俗传，说我曾经听鬼诉说冤情，亲自像神明一样断决其事，这些全都是胡说。

译松江▯山人沈宗正，每到深秋就在池塘设断，捕取螃蟹做菜。一天，他看见两三只螃蟹相互扶持着起来；走近一看，原来其中一只螃蟹的八只脚全都脱落了，不能行走，另外两只螃蟹抬着它经过断处。他于是感叹说：“人是万物之灵，兄弟朋友之间，却有相互争斗诉讼，甚至有人趁别人危困之时加以排挤陷害。水族这样微小的动物，竟然有这样的义气。”于是命人拆掉断，从此终身不再吃螃蟹。太仓人张用良，是我妻子的哥哥。他一向厌恶胡蜂螫人，见到就扑杀。曾看见一只飞虫被蛛网缠住，蜘蛛把它紧紧捆缚起来。一只胡蜂飞来螫蜘蛛，蜘蛛躲开了。胡蜂多次含水润湿那只虫子，过了很久，虫子才得以逃脱。张用良因而感念胡蜂的义气，从此不再杀胡蜂。●卷十四 “种竹不必选择时节，下过雨就可以移栽；要多保留旧土，并记住朝南的一枝。”这就是种竹的诀窍。懂得这一点，就知道乡俗把五月十三日作为移竹时节，是误导人的，错得多了。又说：“十个人移竹，一年就能得到成竹；一个人种竹，要十年才能得到成竹。”所谓十个人移竹，是说竹根大，也就是要多保留旧土的意思。《癸辛杂识》中有种竹的方法，又认为新竹长成竹竿以后再移栽最好。我曾听园丁说：“花木在晴天栽种移植就茂盛，在阴雨天栽种移植就多半衰败。如今人们种植，大多趁阴雨天进行，只是因为那时土地湿润。”然而园丁的话，大概是有实际验证的，不可不知道。我的乡里有一位平民沈先生，名玙，字孟温。洪武年间，他家因受牵连而被谪戍云南金齿。宣德初年，他回来省视坟墓。乡人因为他经学广博，就挽留他教导子弟。当时他年近六十，眼睛已经昏花，却整天端坐着，给诸生讲解《四书》《五经》，分章析句，孜孜不倦；对于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也多有阐发。后来他返回云南，著有《稽言录》《昆冈文稿》《释奠议》。太仓在前朝时，昆山州的治所设在那里，所以有很多文才学问出众的人。后来因兵火，州治向西迁移。自从设置兵卫以来，军民杂居，人们不知道学习。如今文教日益兴盛，固然是学校培育教养的功劳，但其中讲学传授的起源，实在是沈先生对此有所启发。《释奠议》大意说：这种道统起始于尧、舜，在禹、汤、文、武、周公时得到发展，最后由孔子加以折中融会。既然如此，那么从尧、舜以下，都应在天子的学校合并祭祀。天子的学校有五所：东方叫东胶，西方叫瞽宗，南方叫成均，北方叫上痒，中间叫辟雍。上痒是有虞氏的学校，位于北方，象征五行中的水，应该以尧、舜为先圣，以稷、契为先师，并在建子之月举行祭祀。成均是夏后氏的学校，位于南方，象征五行中的火，应该以禹为先圣，以皋陶、伯益为先师，并在建午之月举行祭祀。瞽宗是殷人的学校，位于西方，象征五行中的金，应该以汤为先圣，以尹伊、仲虺、傅说为先师，并在建酉之月举行祭祀。东胶是周人的学校，位于东方，象征五行中的木，应该以文王、武王、周公为先圣，以太公望、召公奭为先师，并在建卯之月举行祭祀。辟雍位于中央，象征五行中的土；孔子汇集众圣的成就，应该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为先师，并在辰、戌、丑、未四个建月举行祭祀。四代的贤人，各自在所属学校的两廊配享。从七十子以下，直到后世的大儒，全都在辟雍的两廊配享。但是只有天子能够遍祭历代的先圣先师，地方守令则只能祭祀孔子这一位先圣，以及从颜子到诸子的九位先师。这是因为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祭祀封国内的山川，所以只有天子能够遍祭天下的贤人；其余人没有必要祭祀，如果擅自祭祀，就是僭越而且泛滥了。近代金华人宋濂写《孔子庙堂议》，很合乎礼制的旨意，但可惜仍有不完备之处，所以我把他的说法推广到这个程度。沈先生自称是喜好礼制的人，说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些话奏请朝廷，朝廷没有不听从的，我恐怕未必如此。不过，这足以看出他考究古制的学问了。陈某是常熟涂松人。家境相当富裕，但夸耀奢侈没有节制。每次设宴，都摆出鸡、鹅之类的大块肉食，而且每个人面前一定要备有头尾。他曾把船停泊在苏城沙盆潭，买螃蟹做蟹螯汤，因为蟹螯太小不能食用，就全都扔进水里。他亲近一名妓女，为她制作金银首饰；妓女讥笑他吝啬，他就把首饰全扔进水中，重新命人改制。他多年拖欠租税和官府物料价钱，数额很多，官府追讨偿还，因此家产荡尽。于是租房居住，亲自种植蔬菜，妻子纺织自给。邻居老人怜悯他的劳苦，拿一壶白酒、一碗豆腐送给他；他一吃就患了腹泻，连续多日不止。妻子问他说：“如果把沙盆潭里的首饰留下来今天使用，怎么样？”陈某说：“你又害死我了。” 大臣的进退，关系到众人的观望和希望；而馆阁是辅佐教导、处理机密事务的地方，居于此职的人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近年来阁老离职，自商文毅以后，都不是按照礼节办理的。寿光刘公一天退朝后，将要进入内阁，有一名校尉在路上拦住他说：“不必进去了，请回吧。”刘公径直出城，第二天便上疏辞职。眉州万公离职时，一名大宦官来到阁下，摘掉他所佩的牙牌，万公于是离去。抬轿的人因不合时辰还没有来，他便徒步走到朝房，借了一匹马回去，随即辞职。博野刘公离职时，一名内使到他家催促他上疏辞职。这些都是朝廷中官员失去体面，必定是诸公自身有可以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听说寿光刘公是因为私下接受德王的名酒，眉州万公是因为认作皇贵妃的同族，博野刘公是因为撰写张峦铁券文过于迟延，因而招致嫌疑和诽谤。究竟是不是这样，还不知道。高皇帝曾经召集画工摹画皇帝的容貌，大多不合圣意。有一位画工画得形貌非常逼真，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奖赏。等到进呈御览时，结果也一样。另一位画工探知皇帝的心意，在形貌相似之外，又增添了庄严肃穆的神态进呈。皇帝看后非常高兴，还命令摹画数本，赐给诸王。原来皇帝的心意另有所在，是其他画工不能知道的。又听说苏州天王堂的一尊土地神像，是洪武年间中国工匠塑造的。永乐初年，有一位姓阖的百户被任命到苏州卫，偶然看见这尊像，便一边拜倒一边哭泣。人们问他原因，他说：“我在高皇帝身边很久，熟悉他的容貌，这尊像大概已经画得非常逼真了。” 王继之是福建莆田人，担任某官，壬午年因国事而死。他的死和方希直相同，不应湮没无闻。王良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任浙江按察使，这一年全家自焚而死。见《杭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