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本朝自己巳之变以来，各边防守的职责，比从前更加周密。例如各方面有险要之处，都设置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面的人称为“三堂”。宣府、大同、辽东、陕西三边的镇守、协守、分守、游击等官，制度尤其严密。但近来增设得太多了，姑且只说北直隶：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密云、口北等处，居庸关等处，各有镇守内官；鲇鱼石等营、黄崖口等营、台头营、山海等处、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娥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共二十四处，各有守备内官，武官也同样设置。武官分布在险要之地，遇到警报紧急时，各自承担责任。设置内官既不是法令规定的制度，如今在数百里土地上竟有这么多。何况这些人原本没有俸禄，太平时期每天的花费就很大，免不了向所属部队索取，谁敢过问？万一发生意外，抵御外侮、挫败敌军，终究要依靠将领大臣，他们也没有能力做什么。即使触犯了吏部的议论，朝廷又常常替他们原谅开脱。军队力量疲弱，军政不能整顿，原因就在这里。朝廷的盛大礼仪中，庆成宴就是其中之一。但礼官多半随着时势迁就，不合乎公众议论，有见识的人不能不对此提出非议。成化年间，泰和人杨导，字叔简，任尚宝卿，有人官居六品、七品，位次却排在他之上。叔简写信给叶文庄公，信中说：“庆成宴并不是用来酬答讲读官的劳苦，而是为了荣耀有功之事；中左的位次，也不是用来彰显弹劾官的才能，而是考虑他们奔走效劳。设置票名，也违背了告示，简直是在愚弄贤士。暗中确定位次的办法，表现在手本上，这难道不是尊崇礼遇权势者吗？把经筵官视为讲读之官，那么符宝所掌管的，实际上是机密事务。何况其中还有离开翰林而任职于春坊的人；如果把给事中、舍人列入近侍之列，那么尚宝正官实际上并不是外属官员。况且其中还存在正七品、从七品的差别吗？我承蒙在近侍任职二十多年，一向把司丞排在银台、棘寺的次位；如今却让正卿排在经筵和给事中之后，这难道是有关部门仓促决定而没有加以思考吗？事情有因时制宜、增损变化的，但一定不能违背朝廷‘莫如爵’的训诫；礼仪因顺应人情而产生，难道也要依仗君子无所争辩，便这样实行吗？”等等。叔简与文庄平素交情深厚，却仍然写信给他，大概也是希望他能够实行这些意见吧。城隍列入祭祀典章，古代并没有这种事。后世因为高大的城墙和深厚的城池能够抵御外敌、保护内部，认为一定有神灵主宰，于是才有祭祀城隍的事情。有人受这种道理迷惑，给城隍穿戴衣冠，塑成像人的样子，又加上爵号；前代沿袭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洪武元年，各地城隍神都被封为“监察司民”：府称公，州称侯，县称伯，并且颁有制词，大概当时皇祖还没有形成确定的看法。洪武三年，才整顿祭祀典章，诏令天下城隍神的名号只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从前的爵号全部革除。不久，又命令各地城隍庙中清除闲杂神祇。过去城隍神有泥塑像立在正中的，就用水浸毁；泥像所在的正中墙壁，改画云山图。神像立在两廊的，就把泥像浸毁，在两廊墙上作画。这道命令一实行，千百年来的陋习便焕然一新。可惜如今的有关官员大多不明白这一点，常常又把城隍塑成穿戴衣冠的形象，甚至还塑造夫人来配祀。习俗难以改变，愚昧之人难以明白，终于使《皇祖明训》成为空话，这难道不该治罪吗？释迦牟尼出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国信奉佛教的人，就在这一天祭祀佛。周朝历法以建子月为正月，四月就是今天的二月。如今把夏历四月八日当作佛的生日，是不对的。这个说法出自臞仙，最有见识。然而如今朝廷把四月八日定为佛节，赐百官食用不落荚，却没有人察觉其中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月〕 天顺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别诏旨，派遣使臣出使旱西洋：哈列地面、撒马儿罕地面、哈失哈儿地面、阿速地面、土鲁番地面、哈密地面、癿加思兰处，每处各派正使、副使一员。这些人都是在中朝任职的外夷人，有的任大通事，有的任都督，有的任都指挥等官，姓名都已经确定了。过了不久，这件事被搁置，没有实行。有人说这是李文达公的力量。此事一旦实行，朝廷在爵位赏赐上的浪费，本来就无法说尽；沿途军民所受的劳苦和损耗，又哪里有尽头！何况将来因此引发事端，也还不可知。假如这件事果真是因为李公而停止，那正是所谓仁人的言论。各司官员在御前承受圣旨，都说“阿”，声音拖得很长。《老子》说：“‘唯’和‘阿’，相差有多少呢？”可见“阿”是应答之辞，这种用法由来已久。京营的制度，开国初年只有五军营。五军就是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此外还有大营、围子手、幼官舍人营、十二营，都是五军营分出的支部。每营各有坐营把总官，人数多少不一。永乐初年，才在龙旗宝纛之下设置三千小达子，建立三千营，其中有坐营、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随侍营，是三千营分出的支部，也由坐营官统领。神机营是在永乐年间征讨交阯时，得到交阯制造神机火箭的方法，于是建立此营；其中也有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设坐营、把司、把牌官。又有五千下，永乐年间得到都督谭广的五千匹马，如今所称的谭家马，就是指这些马。另有坐营把司官统领。这是神机营分出的支部。以上旧称三大营。到成化初年，根据进言者的建议，选取三大营的精兵，设立十二个团营，分别叫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杨威、振威，每营各有坐营把总官统领。遇到出征时，就根据需要调拨兵力随军出发。三大营留下的兵已经不多，名叫“老家儿口”，用来承担营造、差拨等事务。十二团营的精兵，来自京城各卫、各地都司所属卫所，以及南北直隶卫所，共二十五万，分为春、秋两班，进行团体操练，听候调遣。这就是京营制度的大致情况。

译平江侯陈豫公镇守临清时，每天让宾客在馆舍作诗，其中有“檐前络纬啼”一句。侯爷认为草虫不能说“啼”，于是疏远了这位宾客。他不知道“络纬啼”这个说法李太白已经用过了。宾客最终无法为自己辩明，大概是两人都没有读过李白的诗。成化年间，有个官吏上书陈述时事，礼科给事中厌恶他，认为他所写激励风俗的“厉”字不应从“力”部，于是上奏送交法司治罪。他不知道“厉”本来就是古字，《汉书》中凡是说风厉、勉厉的，都不从“力”部。这个官吏也不能为自己辩明，大概两人都没有读过《汉书》。兵科给事中查看兵部题本时，认为其中的“伎”字不应从“女”部，便叫人把书吏打了一顿。第二天早晨，有人替书吏鸣不平，让那个挨打的书吏拿着韵书进来，于是兵科给事中惭愧地安慰他，把他送走。这大概是只认识俗字、不认识古字的缘故。凡是遇到别人写的文字，所见未必确切，却动不动就加以指责，后来能不后悔吗？青州生员古清，仗恃才华而胡作非为，欺凌虐待乡里。死后下葬，人们挖出他的尸体，将其肢解，悬挂在树林里。濬县王都宪越的父亲，已经下葬后尸体也被挖出，并丢失了头颅。他寻找而没有找到，只好刻一个木头头颅代替，重新下葬。后来吃酱吃到瓮底，竟发现他的头颅在里面。王越因此终身不吃酱。这件事我曾听僚长张文谨说过。我曾听说火鸡吃火，犀牛吃棘刺，野羊剖开腹部取出脂肪后，脂肪还会重新生长。又见《列子》等书说，昆吾之剑切玉如同切泥，火浣布放进火里反而更加鲜明，不灰木在火中烧也不会毁坏。这些说法我都没有相信。近来满刺加国进贡火鸡，身体比鹤还大，毛羽杂乱生长，喜欢吃燃烧的炭。驾部员外郎张汝弼亲眼见过它。甘肃以西有一种饕羊，取出脂肪后还会重新生长。这是我听高阳伯李文以及那里来奏事的人说的。至于犀牛吃棘刺，则是我亲眼见过的。火浣布，我的朋友凌季行有一缕，像手指那么粗；不灰木，译□刘楩有一束带子，曾用火验证，确实如此。由此看来，能够切玉的剑或许确实存在，只是我没有亲眼见过罢了。我听都御史朱英公说：“广东的海鲨会变成老虎。靠近海边的居民，常常把岸边挖成斜坡，等它的前两只脚沿坡爬上来时，就突然袭击捕捉并吃掉；如果四只脚都爬上坡，它就能够吃人而无法制服了。”又听按察使孔镛公说：“广西的蚺蛇，大的皮上像披着甲，鳞片粗糙，并杂生苔藓，与山石没有区别。獐、鹿误从它身边经过擦痒，它就甩动尾巴将其缠住吞食。当地人取它的胆时，它便翻转腹部让人取，一点也不伤害、啮咬；后来再次遇到人来取胆，它仍然翻转腹部，把伤疤给人看。人们知道它是这样，也就不再伤害它了。”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之间平行发送的文书，称为手本。有些御史不够谨慎厚道，很倚仗自己掌握言论之路，署名写得有一寸多大。有一位郎官对此厌恶，口占一诗送给他：“诸葛的大名流传于天地之间，如今人的名字写得这么大，想要怎么样呢？虽然对事情本身没有妨碍，只怕文房中要多费许多墨。”各司听说后，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大字署名的风气，从此稍稍止息。有人说这位郎官是兵部侍郎王伟。我查阅部里的旧档案，正统、景泰年间议事时，除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外，还有阁老和掌科官，却没有掌道官。如今有十三道，而阁老不再参与。听说这是从李文达公上奏请求后才这样做的。各道参与议事，不知始于何时。景泰年间，各边镇守、巡抚官把本地事务汇报朝廷，兵部复奏时，都以总兵官为首；如今却都以内臣为首。天顺以前，公、侯、伯和都督中负责统领营伍的，只称作坐营官。总兵这个名称，是下属私下相互称呼的，公文中没有。以总兵自称，则是近年以来才开始的。到汪直掌权时，边境事务都命令兵部和总兵官共同商议，于是“总兵”这个称呼又出自皇帝亲笔了。大概内阁大臣并不只是用来保持声望的，朝廷的谋划议论，也不是他们认为有辱身份的事。御史的职责在于纠察，如果让他们参与议事，即使有错误，也不能再开口指责了。强行让他们参与议议，大概就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各边总兵都挂将军印，奉行制敕，能够专擅生杀大权，理应不是其他官员所能排在他们前面的。如今朝鲜国王的咨文，只咨告辽东总兵官而已。律令中所说的总兵官，大概是指那些挂印出征的人。至于京师的六军，都是由天子统辖的，不是臣下可以专擅控制的。这些都是因时而变化的旧例，但一旦形成，就再也不能改变了。苏州从汉代到唐代，赋税一直很轻。宋代元丰年间，折合斛数只有三十四万九千多斛。元代虽然时有增减，也相差不远。到了我朝，只有增加了崇明一县，赋税却增加到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土地并没有比以前开垦得更多，粮食也没有比从前多收一倍，只是因为建国初年把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的田地，以及拨赐给功臣的田地，还有豪强兼并后没收的田地，全都按租额征税。所以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的税额，吴地百姓世代承受这种祸患。洪武年间，运粮路程不远，因此损耗少，办理起来容易。永乐年间，建都北平，漕运转输开始使损耗加倍。由此百姓无法承受，拖欠赋税和因之死亡的人很多。宣宗明察这一弊端，下诏将官田赋税减去三成，当时却受制于国用不足的议论，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郡守况钟上疏抗章请求，才得以遵照宽大的诏旨，共减税粮七十二万多石。后来又得到巡抚周文襄公存恤百姓、施行抚养，二十多年间年年丰收、百姓和睦，几乎可以达到小康。此后水灾旱灾接连不断，没有一年没有灾害，再加上漕运亏损，赔补数额无法估量，百姓又陷于困苦憔悴。况且沿江靠湖的围田，常常积水，几年不能耕种、不能收获，而小民甚至破产卖儿，每年能够偿还官税的，大多都是税额很重的田地。这就是吴地百姓积累已久的祸患。京师的大寺院中，大兴隆寺、大隆福寺是朝廷供奉香火的寺院。其他获得赐额的寺院，都是宦官所建，寺中必定有僧官主持。宦官因公出行，必定在自己的寺院休息。善于钻营的官员大多预先同僧官结交，等到宦官出行时，就前去拜见；凡有所请托、结纳，都是由僧官从中斡旋，因此近来许多大臣都同僧官交好。京卫武学东面的智化寺，是太监许安等人为供奉王振香火而建的。天顺年间，主持该寺的僧官然胜，读书识字，通晓文事。当时阎禹锡以国子监丞掌管武学事务，然胜曾去拜访他。禹锡借故不见。另一天，然胜送茶饼给他，他拒绝了；又把诗投送给他，他也拒绝了。始终不与他往来。禹锡可以说是刚正耿介的人，他的贤德远胜于一般人。

译都指挥汤允绩博学强记，议论锋利奔放，写诗作文也雄健有气势。然而他性情傲慢狂妄，目中无人。对于那些在朝廷做官而资历比他早一天的人，他就动辄称呼为“贤弟”“贤侄”，许多人都无法忍受。因为他当时有声望，大家也不计较。成化初年，言官以将帅之才推荐他，评价中有“才兼文武，可以独当一面”的话，喜欢开玩笑的人便给他取了“汤一面”的称号。陕西孤山很是号称险要，恰逢参将缺员，兵部便推荐允绩充任。他镇守那里不久，有一位旧友来访，他便叫人备酒共同饮用。正好有人报告有几名骑兵逼近城下，允绩对旧友说：“先生只管自己饮酒，我去把那些人活捉回来给您看。”他刚出城不远，就有人埋伏在沟中，一箭射中他的咽喉而死。人们又给他取名叫“汤一箭”。这件事可以作为将官夸夸其谈、轻率冒进的警戒。御史主管风纪，中书舍人负责供奉诏令文书，这些职位的责任都不轻。官职名器的轻重，以及士大夫的荣辱，都取决于任职的人。近来有一名进士平日出入阁老万公的门下，因此得以改任翰林庶吉士。万公患有阴痿，那个庶吉士自称擅长医术，准备了药液给他清洗，因而得以做了御史。翌圣夫人的侄子季通，凭借门荫做了中舍。有个同僚是济宁人，同季通交好，曾经得到归家省亲的机会，便把箱子托付给季通，箱上的封锁十分牢固。夫人一向熟悉世故，命人打开察看；那人坚决推辞，夫人不答应，于是强行打开了箱子。一只箱子里有几件旧衣服，下面全是书籍；另一只箱子的旧衣服下面全是士墼。夫人大怒说：“他日后是想诬陷我家吗！”命人殴打他，季通跪下请求，夫人才命他自己挑着两只箱子离去。当时人们因此编了两句俗语：“洗鸟御史”，“挑土中书”。一时之间，同他共事的官员都为之气馁，这种侮辱败坏士风太严重了。文庄叶公巡抚两广时，平素同邱内翰仲深不合，邱仲深常常寻找机会诋毁他。庚辰科进士、广西人张某，曾在邱仲深面前说叶公的坏话，邱仲深便替他作引荐，带他拜见李文达，说贼寇都已经到了城下，叶公还不停地吟诗，而且还杀害无辜百姓来冒充功劳。文达一向了解叶公，只是默默记在心里。原来张某回乡省亲时，叶公曾发现他行为不检，便上疏揭发他，因此结下了怨恨。邱仲深没有察觉这一点。邱仲深一向知道文事不是文达的长处，又偏偏护短，于是说叶公讥笑他的诗文不好，李公因此怀恨在心。另一天，锦衣卫指挥吕贵、都指挥汤允绩大力称赞叶公学问文章的美好，还说：“把他置于内阁，称作先生也不辱没他。”文达怅然说：“邱仲深笑我，难道就是为了替别人谋求入阁的位置吗？”到大藤峡用兵时，文达命韩公雍起草的敕书中写道：“过去叶某虚报捷报，导致贼寇更加猖獗。”原来张某先前说的话，到这时才发挥作用。叶公后来因言官推荐，只从右佥都御史升为左佥都御史而已。文达去世后，他才得以进入礼部。建国初年，各司的皂隶只负责骑从而已。宣德年间，才开始有人缴纳银两来免除役使。听说宣宗因为杨东里说京官俸禄微薄，于是没有禁止这种做法，名为“柴薪银”。天顺以来，才按照官品的高低确定数额，每年解送到部里的银两以数万计。在京诸司的皂隶都由畿内以及山东、山西、河南各州县供给；南京诸司的皂隶则都由南畿各州县供给。我尚未中第时，看见京官索取皂银，心里很轻视他们。等到在京做官，才知道这种银子不可缺少。后来我任武库官时，曾认为这件事有害于义理，想上奏请求改称为“折俸”，让俸禄较多而皂隶银数额不足的，便用钞、绢补足数额，这样或许名正言顺。起草奏文时，才发现此事属于兵部，折俸属于户部，事务关系彼此窒碍，最终没有实行。京师人家如果能够收藏书画以及各种玩器、盆景、花木之类，往往就被称为爱好清雅。其实他们经营这些，大多是想招来朝廷士大夫中那些喜欢玩赏的人往来，以壮大门面的声势；甚至投合他人的爱好，逐渐用这种关系来施行自己的私事。沉溺于这些爱好的人却没有察觉。锦衣卫冯镇抚珤，是宦官的家人。他也很读书，家中的玩器堆积如山。同他交往的人都把冯珤看作清雅之士。成化初年，他奉命到扬州勘察处理盐法，城中旧家收藏的书画玩器，几乎都被他设法搜刮殆尽，实在污浊不堪。我乡里有一位通达之士做刑部郎，平素同他往来，也曾被他出卖。冯珤死后，人们才开始说起这件事。凡是做官的人，这类事情也不能不知道。山西石州的风俗是，凡是男子未婚而死，他的父母等到乡里有女子死亡时，必定请求把她配给自己的儿子。议定婚事、确定礼数、交纳聘礼，大体都同活人结婚一样。下葬那天，也同样宴请亲戚。女子死了，父母想为她招赘女婿，礼数也一样。从三代到春秋时期，作战大多使用车战。秦汉以后，以骑兵作战较为便利，所以兵车的制度、车战的方法，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汉代有武刚车，晋代有偏箱车，但不过是用来运输辎重，只作为营垒防卫之用。真正出击时，仍然使用骑兵，所以能够制胜。唐代房琯攻打安禄山，采用春秋时代的车战方法，最终因此失败。大概春秋时期，敌对各国都用车战，而且都在平原旷野交战，他们的士兵和将领也都是平素训练车战的人，所以适合这种战法。房琯用车，安禄山用骑兵，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因此战法有利有弊，并不是车战本身的罪过。如今中原攻打胡人，却想采用车战，这是最不合时宜的做法。近来都御史李宾公也提出使用战车，兵部不愿严重违背他的请求，曾命人制造战车试用。兵部不想公开说这种做法不对，只说留作备用而已。都御史王越公当时提督京营，有人问战车叫什么名称，王越说：“叫作鹧鸪车。”这是说鹧鸪啼叫时，行走不得。李宾听说后很恼怒。成化年间，修筑漕河堤坝时，从一块石头中间打断处发现里面有两个人作男女交合的形状，身长只有三寸左右，手脚肢体都分明可见，好像是雕刻剥削而成的。高邮卫的一名指挥得到它，把它献给平江伯陈锐，陈锐把它当作珍宝收藏起来。这类事情，即使是善于研究万物的博物之士，也无法探究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杨文贞公在内阁任职时，夫人已经早逝，身边只有一个婢女侍奉梳洗而已。一天，皇后宫中有喜庆之事，文武大臣的命妇都入朝庆贺。太后听说杨公没有命妇，便命身边的人把他的婢女召来，但这时各位命妇已经退下了。太后见她相貌不好，衣服又简陋，便命妃嫔重新替她梳妆打扮，换上宫中制作的首饰和衣服后送她出去，还笑着说：“这一回杨先生可认不出她了。”第二天早晨，太后命主管官员依照制度封授她，并不作为常例。她受到的宠幸优待就是这样隆厚。听说她就是南京太常少卿导之的母亲。导之字叔简，能写诗文，善于谈论，因任尚宝卿而升任这一官职。

译《诗经》说“螮蝀在东”，注释者认为这是天地间的淫邪之气，有人则认为是阳光照射雨气形成的。但如今人们把酒和酱露天放在庭院中，见到彩虹就赶紧遮盖起来，否则就会造成消耗。相传彩虹能够吞食这些东西。曾听广西杜监生说：他家房屋旁有一口枯井，常常有彩虹从中出现。他的叔父很强悍，便带着童仆挖掘，挖到一丈多深，看见一块肉，像锅那么大，没有头尾，正在蠕动。他想把它煮了，家人不同意，于是把它举起来投进水里。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彩虹出现。虹、蜺、螮、蝀这些字都从“虫”部，古人造字一定是有所见闻。又“虹”字，北方人读作冈的去声，如今吴中把鞭打留下的伤痕也用这个音称呼，难道就是这个字吗？占卜的人用钱币代替蓍草，已经由来很久了。旧时把没有字的一面作为阳面，有字的一面作为阴面。到了朱文公却反过来，把有字的一面作为面、作为阳，把没有字的一面作为背、作为阴。有个叫储泳的人认为，古代铜器的文字款识都在背面，铜镜就是这样。我考察认为，这种说法不对。钱币上有文字，是专门为钱币设置的。如今印信和宫卫铜牌也都是这样。钱币背面有时也有一个字，印章背面有铸造年月的字，铜牌背面有编号的数字。至于铜镜这种器物，主要作用是照见物体，并不以文字为重，难道可以拿它作为判定的准则吗？我起初经过吕梁洪、沽头闸、直沽时，不知道“洪”“沽”二字的含义。后来考察得知，石头阻塞河流叫作“洪”，这是方言；蜀人又把水口称为“洪”，梓潼水和涪江汇流，像箭一样迅疾，所以有射洪县。至于“沽”，是渔阳的水名。如今直沽虽然同渔阳地域相近，但注释说“水从渔阳塞外流出，向东流入海”，那么直沽又不是这个地方了。所谓直沽、沽头，大概是水道的通称，也是方言。比如“溇”字，本来是形容雨下个不停的样子，如今南方把它作为沟渠的名称，北方人却不懂这个说法。患痔疮的人可以使用苦■〈艹豦〉菜，鲜的或干的都可以，煮成汤，以煮到熟烂为标准，把菜连同汤放在器皿中，在上面架一块木板，坐在板上熏蒸。等到汤温度适合下手时，就捞取苦■〈艹豦〉菜，频频揉洗患处，汤冷了就停止。每天洗几次。我在宣府任职时，正好患了这种病。太监弓胜把这个方子传给我，洗了几天后果然见效，所以记录下来。■〈艹豦〉也写作“苣”，北方很多，南方也有。我的故友支禧，字有祯，是一位品行笃厚的人。他曾说，星辰云气，是上天的纹章。如今衣料上织有云纹，平民百姓也都穿用。五糖七糖席面内有糖人，这是让人吃人。有贤人在位时，应当禁止这种事。他的话虽然迂阔，却很有道理。●卷六 元朝起于朔漠，建都北平，漕运河道不能通达江淮。至元初年，粮道从浙西渡江进入淮河，再由黄河逆流而上到中滦旱站，陆路运输到淇门，进入御河。中滦就是今天开封府封邱县一带。淇门如今属大名府濬县，是淇水流入御河的地方，也就是枋头，距离中滦旱站一百八十多里。从黄河逆流到中滦，再从中滦陆路运输到淇门，其中的艰难实在无法形容。何况运输的粮食不多，不足以供应京城使用，于是便有了海运。可是海路风浪难以预测，损失很多，所以又从任城开河，引汶水向西北流到须城的安民山，进入清济故道，沟通江淮漕运，经东阿到利津河入海，再由海路到直沽，接运到京城。任城就是今天的济宁州，须城就是今天的东平州。后来海口被泥沙淤塞，又从东河陆路运输二百多里到临清，才进入御河，艰难尤其无法形容。当时韩仲晖、边源等人各自提出意见，相继上书建议，于是从安民山开河，直通临清，连接御河，江淮漕运才得以畅通。不过当时河道刚开，不深也不宽，水流又小，不能承载重船，所以又有会通河只允许一百五十料船通行的禁令。海运开始时，每年只能运到四万六千多石米，后来每年有时达到三百多万石。会通河所运输的米，每年不过几十万石。整个元代，海运始终没有停止。建国初年，定都金陵，只有辽东边防的粮饷使用海运。当时会通河还畅通，如今济宁城内城闸北岸还可以看到一块洪武三年刻的石碑，上面写着“往来船只不得挤塞闸口”。到洪武二十四年，原武发生黄河决口，水漫过安上湖，会通河于是淤塞，从此江淮的船只开始不能到达御河。永乐年间，开始营造北京，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再由淮河进入黄河，水运到阳武，征发河南、山西两个布政司的丁夫，陆路搬运到卫辉上船，再由御河水运到北京。这也不能说不艰难。后来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由工部尚书宋礼等人负责督办，才开始开凿会通河。潘叔正提出建议，只是因为济宁州以北旱站递运军需等物非常艰苦，想开这条河来减省百姓劳力，起初并没有说要开通这条漕运。河道建成后，宋尚书才提出建议，开始利用会通河漕运，海运于是停止。在会通河漕运开始时，又有平江伯陈瑄参与，凡是河道事务，没有不加以整顿的。京城储粮至今充足有余，没有陷于缺乏，是会通河的功劳。开凿和经营治理这条河，最终使它建成，又是几位君子的功劳。这些话出自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的《漕河通志》，我节录其中的要点记在这里。张巡力气用尽，面向西方拜了两拜，说：“活着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陛下，死后也应当做厉鬼来杀贼。”这里“厉”字同“伯有为厉”的“厉”不同，推究它的意思，是发誓想成为凶猛严厉的鬼来杀贼。李翰的表文说：“臣听说强死的人会成为厉鬼，游荡的魂魄会发生变异；如果有所归依，就不会造成灾祸。”这里正是“伯有为厉”的“厉”。李翰的意思，大概是想请求为张巡等人寻找墓地安葬，所以才这样说，并不是在解释“厉鬼”这个词的字义。后人多误解这个字，因而产生了邪说。甚至有人把“厉”当作古代“疠”字，说张巡是掌管疫疠的鬼，竟至于在道观里把张巡塑成青面鬼的样子。世俗传讹荒谬到这种地步，主要正是因为误解了这个字。吴中把羽林将军庙讹传成“雨淋”，所以不在庙上覆盖屋顶。把三孤庙讹传成“三姑”，于是塑成三个女子的样子。山西有丹朱岭，大概是尧之子丹朱的封域。人们却凿成一头猪的形状，涂上红色。世俗以讹传讹而产生的可笑事情，大多都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