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我尚未考中科举时，从来没有作过词。天顺己卯年赴会试，梦见来到一座寺院，一位老僧拿出卷子请我题写，我替他作了一阕词。醒来后，还记得其中一半，说：“一片白云，人留不住；一座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在风中吟唱，苍松上积着雨水，这就是怡情的地方。”后来会试落第回乡，在海宁寺读书，僧人文公拿出《白云窝卷》请我题写，情形竟如梦中。癸未年会试时，曾梦见有人赠诗给我，说：“一篙春水到底浑，入指不见波涛痕，霹雳为我开天门。”到了会试日期，贡院发生火灾，大概术士所说有“霹雳火”这个名称，而“到底浑”“不见痕”也正像是它的预兆。成化癸巳年，我刚进入职方司时，梦见拜访李阁老，在他的墙上题诗说：“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听，骑马夜还家。”戊戌年在武库司任职时，梦中作了一首小词：“风剪剪，花枝偃，铃索一声惊卧犬。可人期不来，半窗明月珠帘卷。”乙巳年居丧时，梦中作了一首诗：“海中种珊瑚，远意为儿女。十年失采掇，一枝遽如许。”这些梦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有弄明白。郊坛祭祀天地合在一起，从唐、宋以来就是这样，只是礼制有所不同罢了。唐代合祭并不是固定制度。宋代南郊、北郊各有坛壝，每年祭天，共举行四次；像祈谷、大雩之类的祭祀，都不合祭。只有冬至合祭天地，每三年举行一次。本朝没有北郊，每年孟春在南郊合祭天地，称为天地坛。坛上又有大祀殿，作为举行礼仪的地方。听说当初议定礼制时，高皇帝依据义理创制此制，儒臣没有谁能改变它。宋朝名臣大儒最多，但他们制定的礼制也有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例如在圜丘祭天，同时配祀五方之帝，那么凡是本源于天的神灵就没有不包括在内的了。又有所谓感生帝之祭，“感生”是说如果以火德称王，就祭祀赤帝。祭地于方泽，同时配祀岳镇海渎，那么凡是附属于地的神灵就没有不包括在内的了。又有所谓神州地祇之祭，就是祭祀京畿的土地神。程子曾说，既然祭祀社神，就不应再祭城隍。不知道对于这些大事，他为什么偏偏没有发表议论，还是曾经议论过却没人能够改变呢。我曾读《召南》，读到《野有死麇》这首诗，因为它类似男女私奔之事而心生疑惑。然而既然是晦庵先生所传授、注释的内容，我不敢妄自提出不同意见。近来看到王鲁斋的《二南相配图》，才知道古人早已先有了与我相同的看法。原来鲁斋把《二南》各编为十一篇，认为《召南》的《甘棠》是后人因思念召伯而作的，《何彼秾矣》是错简到《王风》中的篇章，《野有死麇》是淫诗，都不足以列入这里。鲁斋的大意是：如今《诗经》有三百零五篇，难道全都是孔子亲自确定的吗？他删去的诗，其中或许有些还流传在乡里浅薄人的口中，汉代儒生便把它们取来补足亡佚的篇章，于是将它们配列成图。他的见解也很高明。假如鲁斋生在晦庵那个时代，能够同他商量讨论，难道不会认为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吗？至于《甘棠》《阿彼麇矣》两篇，则不是我的见识所能达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医书说，瘦人突然变胖、胖人突然变瘦，都不会长久。同年薛为学考中进士时，身体很肥胖；等到担任御史，忽然瘦削下来。不久，他奉公事前往郧阳，得了一场病便去世了。听说他去世时，身躯缩小得像十多岁的小孩一样。这就更加奇异了。徐州的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都有尖峭的石角和高耸险峻的岩石，水势湍急，是最危险的地方。正统年间，漕运参将汤节建议在洪旁修造水闸蓄水，以避开险滩。水闸建成后却不能运行，于是废弃了。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升在百步洪外凿除翻船的石块三百多块，又开凿洪中河道，并累石修砌外洪堤岸一百三十多丈，高一丈。成化八年，主事谢敬修砌吕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宽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长三十五丈，宽一丈四尺，高五尺。成化二十一年，主事费瑄修砌吕梁上下洪的牵缆道路若干丈，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便利，是值得称道的功绩。然而三人都遭到诽谤议论，终于仕途坎坷。大概有志于功名的人，大多不避开小的嫌疑；没有建树的人，往往产生嫉妒，当权者不能明察，就往往信以为真，因而使他们遭到废弃。懂得其中机巧的人于是受到惩戒，后来大家因循度日，即使有应当做的事情，也一概退让躲避，以免遭到诽谤议论。唉，做官之道竟然这样艰难啊！王忠肃公王翱有一天进入内府，某主事跟随到左掖门，并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名帖上。主事写道：“吏部尚书王，主事某进入。”忠肃斥责他说：“你知道敬重我，却不知道敬重朝廷吗？在君主面前，臣下只能称名，你没有听说过吗！”于是让他写明自己的名字后才进去，并站在东阁下面等候。主事在左顺门旁边，和一名旧相识的宦官谈笑自如。忠肃远远看见，叫来主事问道：“你读过《论语·乡党篇》吗？”主事回答说读过。忠肃说：“‘过位，色勃如也’，这句话怎么解释？这里难道是你嬉笑的地方吗？年轻人怎么这样轻浮！”这是因为奉天门设有御座，左顺门离奉天门不远，所以忠肃才这样说。然而他恭敬谨慎到这种程度，忠肃这个谥号确实当之无愧。宪宗皇帝接受帝位那天，英宗留下遗言：“不要让宫嫔殉葬。”这是最为盛大的德行。因此宪宗去世时，也下令不使用宫嫔殉葬，遵从先帝的训示。唉！英宗这一句话，向前足以杜绝历代相沿袭的做法，向后足以为万世树立法则。自从《黄鸟》歌咏殉葬制度的兴衰以来，只见到这一件事，难道不是世间罕有的明君吗？

译宋朝臣僚凡是受到恩典的，都要上表谢恩。凡是向尊贵官员呈文，都使用“启”，所以当时有《王公四六语》《四六嘉话》等书，大多是骈俪文辞和夸奖谄媚的话，对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帮助。本朝的表笺，都有由官府颁降的固定格式。只有每科状元率领各位进士所上的《谢恩表》，以及公、侯、伯初次受封时所上的《谢恩表》，才临时撰写文章。向朝廷上封事称为“奏”，向亲王上书称为“启”，也都是直截陈述事情，不使用四六体。因此文臣的文集中，没有写“启”的。舍弃华饰而趋向实际，保存质朴而减少文饰，也是士人风气的一次改变。前代公文大多有繁琐的文辞，洪武初年也曾颁降删减繁文的格式。职方司掌管边疆事务，复奏封事很多，遇事必定援引经史，再用大义作出判断，比各司的章奏稍微涉及文辞，这大概是旧例沿袭所致。到何行宜掌管职方司时，一篇奏章中有一大半在引用经书，而真正处置事务的地方反而缺乏精神，人们很是厌烦。我私下认为，边疆有事，只应斟酌事情本身，不是卖弄文采的时候。因此凡是复奏本章，只根据事情论说事情，不急于铺陈繁文，一概删减。只有本部有所建议和阐明，以及评议议定办事条款时，遇到应当引用经史的地方，才略微引用作为证明，这样才可以使文辞和义理简明，完全符合对君主奏事的体例。听说天顺年间，职方司的奏章中引用《尚书》说：“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有一名兵书把“乃其有备”四字删去了，说：“何必用这么多字？”职方司说：“这是经书中的句子，不能删掉。”兵书便轻薄地斥责他们。各司听说后，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车字读作昌遮切，韵书说它是“车舆和车轮的总称”。现在看来，凡是器物能够运转的，都称为“车”，所以“车”字有转动运转的意思。比如桔槔汲水称为“车水辘轳”，拉船过堰称为“车坝”，纺纱的器具称为“纺车”，扬谷的器具称为“风车”，缫丝的器具称为“缫车”，泥瓦匠收拢绳子的器具称为“线车”，漆工滤漆的器具称为“漆车”，制规矩的工匠称为“车旋”，都是因为这些器具有机轴，能够运转。至于压榨油的器具称为“油车”，梳工制作梳子、骨角工匠制作簪子，也都称为“车”，这就无法解释了。兵部选定官员以后，武选司的官员一定要在内府制作贴黄。贴黄分为内黄、外黄，旧官、新官各有黄簿。每名官员的名下，都要注明因功升迁的世次，并会同尚宝监、尚宝司、兵科官员，在奉天门请皇帝使用御宝钤记。外黄由印绶监收掌，内黄送入内库的铜柜中收藏。后来遇到承袭、替代官员时选簿遗失的，就到内府查验外黄。外黄能够核验清楚就算了；如果仍不明白，再查内黄。制度慎重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军职官员大多不知道自重，例如在京城卫所任职的官员犯罪，录成供词送武选司查照条例发落，这种事没有一天没有，往往还有罪大恶极、不是人所能做出的事情。因此我曾说，不看贴黄、使用御宝的程序，就不知道军职为何受到重视；不看法司审讯议罪的文书，就不知道军职为何又如此轻贱。成化末年，因担心京城盗贼太多，兵部尚书余公商议要大规模搜查京城内外的居民。我曾引用曹参劝告后任丞相、说监狱和市场应当并存而互不妨碍的故事来劝阻他，余公不听，还对别人说：“陆郎中不过是个读书本的秀才罢了。”于是上奏派遣科道、部属等官员五十人，分头进入街巷，逐户察看审验。当时有些没有办事经验的人，凡是遇到寄居京城而没有路引的人，便一概认为是盗贼，全都押送到兵马司拘禁。一两天之间，监房就容纳不下了，城中店铺和雇工都听到风声而躲避，甚至有闭门停市好几天的。关于骚扰百姓的非议渐渐传到宫中，余公才开始后悔。早朝时，途中有人投掷砖石，余公更加害怕。于是催促尽快结束此事，只命令五城兵马司造册复命便停止了。结果只是白白扰乱百姓，对治理没有任何补益。有一天，余公对刘时雍说：“陆郎中先前用曹参的事情劝阻我，我还笑他迂腐。如今才知道古人确实有见识，后人不能超出他们所划定的范围。” 南方的寺院、道观以及人家的庭院中，大多种植芭蕉，但只可以供观赏，实际上没有什么用途。有人用它的叶子代替荷叶，垫在蒸制的面食下面。不过，妇女患有症瘕及血气病的，如果感受到芭蕉的气息，病情反而会加重，因此这种用途也不可采用。听说猪患瘟病时，可以用芭蕉根喂它；鱼浮在水面时，把芭蕉根剁碎投入池中，病情就会停止。这些方法我没有试过。“荞麦”的“荞”字，韵书中没有，《本草》中却有，大概是宋人增入的。《道藏》中有《药石尔雅》一卷，是唐元和年间梅彪收集各种药物隐名编成的书，其中把粟、黍、荞、豆、麦称为五芽，那么这个字流传的时间也已经很久了。建国初年，朝廷鉴于元朝的弊病，使用严厉的法典来整治天下，所以法令推行、禁令执行，如同风吹草倒一般。然而有几件事，表面上只在当时服从，后来实际上却被违背。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就是这样。洪武钱在民间完全不流通。我小时候曾见过这种钱，如今连一文也看不见了，大概都熔毁用来制作器物了。宝钞现在只有官府使用，但一贯宝钞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到它，也无处使用。《大诰》只有法司拟定罪名时说有《大诰》可以减一等罢了；民间实际上没有见过，更何况有人讲读它呢？《洪武韵》分合《唐韵》，最接近人情，但如今只是在奏本中按照它的笔画来书写罢了。至于作诗，无论朝廷还是民间，仍然使用《唐韵》。江西有一名游方士人擅长奇异法术，上级官员大多以礼相待。只有某按察副使不相信他，术士想亲自展示，请求把法术当作游戏表演，副使答应了。于是他剪纸做成两把刀，施法戏弄它们，两把刀立即飞起，在副使面前交错飞舞，慢慢逼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动。不一会儿，两把刀扑向他的面部，副使用衣袖拂打，术士于是收起纸刀离去，只见副使的两道眉毛已经被削掉了。副使派人捉拿惩治他，却不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这件事是进士姜恒頫出使江西时这样说的。两浙的田税每亩三斗。钱氏的国政被废除后，朝廷派方贽核定两浙的杂税，方贽全部规定每亩缴纳一斗。出使回来后，他受到擅自减少税额的责备。方贽认为每亩征税一斗，是天下通行的法令；两浙既然已经成为天子的百姓，怎么能再沿用伪国的法令呢？皇上采纳了他的说法。因此每亩征税一斗，是从方贽开始的。福建仍然沿用旧税额，大概是当时没有人论列此事，于是便成为固定制度。方贽不久被授任右司谏，最后任职至京东转运使。他有五个儿子：皋、准、覃、巩、罕。准的儿子后来做了丞相，其他几个也大多显达，难道不是施惠于民所留下的福泽吗？以上出自《绍兴志》。

译马尾裙起源于朝鲜国，传入京城后，京城人争相购买穿用，但当时还没有人能够织造。最初穿它的，只有富商、贵公子和歌妓；后来武臣也多穿用，京城才开始有人织造出售。于是无论贵贱，穿它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到成化末年，朝廷官员中穿它的人已经很多了。总的说来，这种裙子使下半身显得空虚宽张，只是为了取得外表的美观。阁老万公安冬夏都不脱；宗伯周公洪谟，一次穿两层裙腰；年轻的侯、伯、驸马，甚至有用弓弦贯穿裙子的齐边来固定的。大臣中不穿的，只有吏部侍郎黎淳一人。这是服饰上的妖异现象，弘治初年才开始制定禁令。宪宗在位时，未曾轻易杀人；到了末年杀了两个人，最能使人心感到痛快。游民王臣凭借幻术游走于贵戚之家，曾跟随太监王敬到江南办理公事，所到之处索取财物，搜刮掠夺玩器和各种珍奇物品，造成极大骚扰。事情败露后，他被押赴市曹处死，并传首示众，枭首于苏州等地。百户韦瑛曾经做太监汪直的羽翼，制造事端、残害百姓，人人都怨恨他。汪直失势后，韦瑛被调任口外，但他残害百姓的心思并没有停止。他曾经突然逮捕十多个百姓，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城，告发他们谋反。皇上命令会同有关官员审讯，结果发现全都是诬告。原来韦瑛捏造了这些罪状，想借此邀功，反而被判弃市，枭首于他当初捕人的地方。嘉兴的海盐、绍兴的余姚、宁波的慈溪、台州的黄岩、温州的永嘉，都有惯于从事倡优行业的人，称为戏文子弟，即使是良家子弟也不以此为耻。他们扮演传奇故事，没有一件事不出现妇人，没有一件事不哭泣，使人听了容易产生凄惨的情绪。这大概是南宋亡国之音。那些假扮妇人的人，称为妆旦，声音柔和，脚步缓慢，作出夹拜的姿态，往往装扮得十分逼真。士大夫如果有志于整治家庭，就应当严厉拒绝并坚决断绝这种风气。俞汉远是上虞人，能作诗，也善于绘画。他曾受到保举，寄居京城。当时吏部郭尚书知道他擅长绘画，派人召他前来，他却不去。召他的人说：“冢宰是别人想求见却见不到的人，你为什么偏偏不肯来呢？”汉远说：“我是因为应保举而来的，如今却去替他画画，将来如果得到美好的任命，人们会说我是靠画画得到的。”最终他没有前往。后来他死在旅舍中，贫穷得没有积蓄，乡人凑集钱财为他办理殓葬。近来有个钟钦礼，也是上虞人，擅长画山水。因为上司大多喜欢他的画，他就常常凭此傲慢待人。不久，他依仗官府的声势，诈骗财物。事情败露后，审讯定罪，发配充军。间或有人拿着他的画送给我，我说：“房屋墙壁虽然简陋，也不挂骗取钱财的贼人的画。”古人看待书画，第一要学习古人的法度，第二要看作者的人品高尚。人品不高，即使技艺精巧，价值也会降低。我的同乡张节之先生见有人收藏故廉使黄某的草书，就命令把它撕掉，说：“好人家怎么反而收藏这种人的笔迹！”他憎恶坏人就是这样。杭州府每年春秋祭祀先圣以及社稷、山川二坛，都由布政司的官员主持。先圣本来就是天下共同尊崇的对象，而二坛的神位，明明是府社、府稷。杭州府境内的山川神以及城隍神的主名，知府却不能主持祭祀；布政司统辖十一府，却只作为自己治所所在一府的祭祀主持者。这些礼制很有妨碍和不合理之处。不知道当时儒臣议定礼制时，为什么考虑不到这些问题？《大明一统志》就是景泰年间开始修纂但没有完成的书，到天顺年间才完成。最初修纂时，学士钱原溥担任副总裁，曾想把户口记入志书；李文达认为户口数字户部本来就有，担心增加繁琐，便阻止了这件事。考察《周礼》说：“把民众的数目献给君王，君王拜谢后接受。”可见民众数量是朝廷所重视的。如果本来就是应当记载的内容，为什么要担心繁琐呢？如果因为户部已有这些数字，便不在志书中记载，那么内外文武各司的设置，吏部、兵部都有数字；学校、寺观，礼部也有数字，难道都将不必记载吗？李文达既然自行决定，彭、吕诸公又都一味追求简约厚重，彼此不加评议。因此这部书完成后，不只是户口增减没有凭证可考而已。浙江各府、县，布政、按察分司设在府城的，大体规制相同；设在各县的，按察分司多半宏大宽敞、整齐华丽，布政分司则多半狭窄简陋。起初我疑心这是因为按察司能够纠察官吏贪污，官吏害怕获罪，所以才会如此。后来到了各府、县，遍览地方志书，见按察分司都建于洪武年间，而布政分司到正统七年以后才开始设置，这才彻底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建国初年纠察各司、审判各种案件，在京城由各道监察御史负责，在外地由按察司官员办理。当时御史的员额还没有扩大，遇有事情才奉命出巡，事情办完便返回，巡按也还没有专职官员。因此，按察官员职掌专一而权力很重。如今分巡官各自都有印章，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来。后来朝廷分派御史巡按外地藩属，按察司的地位和权势从此开始减轻；而且御史所到之处，并没有另外的察院，通常只是住在按察分司。分司既然是在筹划设置官府之初创建的，宽窄和丰俭都可以按照意愿安排，所以规制多半宽广。又因为它是御史居住的地方，按礼应当隆重接待，所以有关官府按时修缮装饰，华美而又合乎尺度。布政司的职责是处理民政事务，不奉有关部司的文书就不外出。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增设的官员渐渐增多，才开始商议设置分司，而且这些分司的地点大多直接利用官府废弃的地方来建造，所以规制不能随意安排。又因为分守官前来巡察，不过住一两夜便离去，所以有关官府轻视此事，修缮也很懈怠。这大概是事理和形势自然造成的，并不是有意安排优劣。因此，虚心观察事理，事理就没有不能洞察的；怀疑地对待别人，人就很少有不被怀疑过错的。有志于做官的君子，不可不知道这一点。如今府、謁、县的《戒石铭》说：“你的俸禄，是百姓的膏脂；下层百姓容易受到虐待，上天却难以欺骗。”这篇文字本来是蜀主孟昶藋作的。全文二十四句，原名《令箴》。宋太宗喜爱它，摘取其中四句刻在石上，只是改了现在这个名称罢了。近来我看见绍兴察院的石刻，高宗在下面题写道：“近来看到黄庭坚所书写的宋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敬地体会其中的旨意，这是要使百姓直到今天仍不厌弃宋朝的恩德。”后面还有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加政事权邦彦，以及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等人的跋语，认为五代末年，遗留下来的百姓刚刚脱离水深火热，宋太宗皇帝怜悯他们并加以安抚，把责任寄托在地方长官身上，于是发布训诫，垂示在庭院的石碑上，等等。高宗和他的臣下都直接认为这是宋太宗亲自创作的，错了。孟昶的全文二十四句，详细见于《蜀志》和《史学指南》。

译我小时候曾进入神祠，看见所塑神像的随从中有袒露身体的，手臂和大腿都用墨画成花鸟、云龙的形状。当时起初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近来在温州、台州等地听说，建国初年有人因为刺青的事情败露而被发配充军，于是询问“雕青”这个名称的由来。一位老人说：“这叫刺花绣，就是古人所说的文身。元代时，豪侠子弟都争相这样做。两条手臂和两条大腿都刺上龙、凤、花草，以纹样繁细为优胜。洪武年间，禁令严厉，从此再没有人敢触犯。”由此我才明白，少年时所见的正是文身的神像。我听说古代的文身开始于岛夷。大概那些人常常下水谋生，便在身上文饰以避开水怪。受到文明教化所及的百姓，却以此互相仿效，伤残自己的肌肤，把自己比作岛夷，这是为什么呢？禁止这种风俗确实是对的。由此看来，凡是不美善的风俗，只要上位者法令严明，没有不能改变的。那些认为民间风俗应当顺从，或者认为政务应当先处理紧急事务，却不去治理这种风俗的人，都是姑息的政治。我曾听说胡地的草都是白色的，只有王昭君的墓地草色青绿，所以叫作青冢。朱温在椒兰殿前杀害唐昭宗，血液浸染土地的地方，如今长出了红色的草。岳武穆墓上的树，枝条全都朝向南方。前两件事我都无法亲眼看见，后一座墓我曾去拜谒，向南的树枝却是亲眼见到的。唐代的选官制度是：先考试，再由铨选部门铨定；铨定后注拟官职，注拟后唱名，召集众人宣布，然后按类别编成甲等名册，送交仆射，再上报门下省。给事中阅读，侍郎审查，侍中复核，不合适的驳回。审查完毕后才上报皇帝，由主管官员接受诏旨奉行，每人各发给一份凭证，称为“告身”。因此，告身并不是诰敕，而类似于今天的文凭。我曾在南京吏部看见建国初年新选任的官员，都发给一份黄纸印制的凭符，猜想这就是告身遗留下来的形式。后来改定为文凭，主要用意在于防止奸伪。因此官员到任时就要把它缴上去。《曹娥碑》由后汉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的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写。蔡邕在碑的背面题写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古碑已经不存在了。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六重新书写。碑如今在庙中，另外还有后人临摹蔡邕所题的八个字；那块石碑方圆约三尺，已经破裂而不完整。世间相传曹操和杨修读碑背面的八个字，没有领会其中含义，杨修想要说出来，曹操制止了他。走了三十里，曹操才悟出答案，因此嫉恨杨修，把他杀了。有人说曹操从未到过越地，怎么会有这件事？我私下认为，曹操所谓的“读”，未必是读庙中的碑，大概是读流传到别处的拓本罢了。至于说杨修因此被杀，则不对。杨修一向同曹植关系亲善，曹植曾乘车在驰道中奔驰，从司马门出去，魏武帝对此非常愤怒。他又考虑到长远的变化，认为杨修一向有才智谋略，而且还是袁氏的外甥，于是以罪名杀了他。注释说杨修因参与离间构陷而被赐死，这是对的。此事记载在《陈思王传》中。由此看来，杨修的死显然不是因为读碑。莫月鼎的画像，是吴门省鉴沈文明所绘。他自己题写的赞语说：“雷霆散吏，偶然应对世间缘分。若要造就此道，先天后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赞。”这幅画像如今在我家。我的曾伯祖讳可山，在元末战乱时弃家做了道士，曾跟随莫月鼎学习五雷符水法，遍游江湖，后来回乡养老，死在太仓长生道院。这幅画像就是这样传到我家的。莫月鼎本是湖州人，死于苏州。《苏湖志》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宋学士景濂曾为他写传，我近来把画像装裱成轴，将两郡志书所载和宋学士的传记全部写在上面，作为家藏之物。古人的书籍大多没有印本，都是亲自抄录的。听说《五经》的印版从冯道开始。如今读书人承受他的恩泽，实在很多。建国初年，书版只有国子监拥有，外地郡县恐怕还没有；看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就可以知道了。宣德、正统年间，书籍印版还没有广泛流行，如今各地的书版日益增多，天下古文的声势比从前更加兴盛了。只是如今士人的风气浮薄，能够刊刻正大古书来惠及后学的人很少；所刊刻的书全都没有益处，令人厌烦。上级官员往来时多把书作为馈赠，动不动就印刷一百部，有关官府的耗费也很多；偏远州县中贫寒而有志于读书的士人，想要阅读却一本也见不到的很多。我曾经赞赏元代人刻书，必定先经过中书省审看，再下发给有关官司，才允许刊印。这个办法可以挽救今天的弊病，却没有人议论到这一点，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这样做近于不够宽厚吗？毗陵的翟生和颜生一向交情深厚，每次相会，总要谈到国事。有一天，颜生把自己所记的事情写下来给翟生看，言辞颇为不谨慎。不久颜生自己后悔了，急忙派人去追回，翟生已经把它扣住，当成奇货了。后来颜生考中进士，担任京官，翟生每次向他借贷，颜生总是答应，从不吝惜。人们都认为颜生仗义，却不知道这是为了控制翟生。又有一位书记说，辛弃疾任淮帅时，陈亮前去拜访他，同他谈论天下大事。辛弃疾酒意正浓时说：“钱塘不是帝王居住的地方。砍断牛头山，天下就没有援兵；决开西湖的水，全城都会变成鱼鳖。”陈亮当夜估计，辛弃疾酒醒后一定会后悔，必定杀掉自己来灭口，于是逃走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写信给辛弃疾，借十万缗钱来救济贫困，辛弃疾按数目给了他。古今人事，本来就有偶然相同的地方。不过陈亮一生对自己的才智抱负评价很高，难道他也因为这件事才这样做吗？●卷十一 建国初年，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祀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神坛，以守御武官担任初献，文官担任亚献、终献。洪武十四年，规定由文职长官举行三献礼，不许武官参加祭祀。礼官的议论，大体认为有关官府在春季祈祷、秋季报谢，是替百姓祈求福祉。文官的职责在于侍奉神灵、治理百姓，武官的职责在于掌管军队和战争，应该专心防守抵御。古代的刑官尚且不让参加祭祀，何况军队又是刑罚中最大的方面呢？不让武官参加祭祀，是为了严格奉神之道，使幽明之间的交往合乎规范。然而当时只说到社稷等神，没有涉及先圣，这固然是因为遵循春祈秋报的说法，难道不是认为向先圣报本不应受这种限制，难道不是因为古代出兵时接受成命、举行释奠，都一定在学校进行，所以略去了这一点吗？宣德乙卯年，各地军卫都可以设立学校，春秋两次祭祀都由武官主持，学官只负责分献。假使当时议定礼制的人也把先圣庙的祭祀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今天由武官主持祭祀，就同礼制相违背了。这类事情本来出于偶然，但也好像预先为今天留下了条件，实在奇怪。琅邪是郡名，韵书说：“今为沂州，一说是滁州。”应当以沂州为正确。齐国想要沿海向南进军，放逐到琅邪，就是这个意思。滁州只是山名，韵书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