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大学衍义》一书，讲的是君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极其切要，并不是迂阔遥远、难以实行的道理。其中第三十九、第四十卷《齐家之要》，引述前代宦官的事迹，讲宦官忠诚谨慎所获得的福报只有八条，而讲宦官干预政事所造成的祸患却多出四倍。即使君主知道要读这部书，他身边的人难道肯让他看到吗？苏州人陈祚，宣德年间任御史，曾上奏章劝皇帝阅读此书，皇帝大怒，逮捕陈祚及其子侄八九人，一同关进锦衣卫狱中，禁锢了几年。皇帝驾崩后，他们才得以释放。成化初年，听说叶文庄也曾谈到此事，但没有得到答复。近来邱祭酒先生濬进呈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补》若干卷，朝廷命令刻板印行。他所补充的，只是治国、平天下两件事罢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齐家以上的功夫全部做到，那么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都可以由此推展出来，即使没有补充的内容也可以。京师有一种依靠官府关系骗取别人财物的人，叫作“撞太岁”；吴中叫作“卖厅角”；江西叫作“树背张风”，本质上都是穿墙打洞、偷窃财物的行为。士人熟悉托人请托、办理公事的人，也有忍心做这种事的。乡里的前辈中，做了显要官员却不进入官府托请事情的，只有刑部主事吴凯相虞、进士郑文康时乂、吏部侍郎叶盛与中、刑部郎中孙琼蕴章、浙江副使张和节之而已。听说山东布政龚理彦文、福建副使沈讷文敏，也都是正直的人，但他们都死在任上，我没有见过他们。宋代叶文康公叶时撰写《礼经会元》，对《周礼》的大义多有阐发。他说，汉代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冬官》的缺失，这和捡来卑贱医生的药方去补充卢医、扁鹊的医书有什么不同？庸人拿来按用，正好足以成为祸害。况且，各种工匠的职事，本来就不是《周官》可以没有的；但即使补上，对周公设置官职的意义又有什么补益？何况《秋官》有典端，工玉之人不必补入；《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补入；《天官》有染人，钟氏、■〈巾荒〉氏即使缺失又有什么妨害？《地官》有鼓人，鲍人、韩人即使亡佚又有什么损失？即使没有车人，巾车的职掌还在；即使没有弓人，司弓矢的职掌仍然存在。匠人关于沟洫的制度，已经见于遂人；校人关于射侯的制度，已经见于射人。比如攻皮之工有五种，既然已经补上其中三种，却又缺少另外两种，不知韦氏、裘氏难道不就是《天官》中司裘、掌皮的职掌吗？《周礼》根本不需要依靠《考工记》，河间献王却用它来补充，实在浅陋。自从《考工记》被用来补《冬官》以后，先儒议论《周礼》的很多，却没有人提出这种说法，这也是卓越的见识。邱氏是苏州人俞钦玉的妻子。俞钦玉是已故刑部尚书俞士悦的儿子，颇通晓书籍，但轻视钱财而喜好女色。曾因邱氏没有儿子，纳妾七人；邱氏对她们很慈惠，但管束却很严格。每天早晚出入内室，都有规矩限制。十五岁以上的童子，不许进入中门。成化年间，俞钦玉游历京师，客死在教坊妓女家中。邱氏对众妾更加厚待，但控制管理也更加严格。丧期刚结束，家中有儿子的妾只有两人，其余全都嫁了出去。两个儿子都送去做府学生，并说：“我待你们没有厚薄之分，将来能否成才，是你们自己的责任。”邱氏的父兄都是不拘礼节的人，她担心他们有所窥伺；他们每次来，邱氏一定先让他们在中门外停步，再请到别室饮食。自从俞钦玉死后，家中没有无谓的开销，门前也没有闲杂宾客。俞氏家族已经衰落而又重新振兴，都是邱氏的力量。《杜律虞注》原名《杜律演义》，是元代进士、临川人张伯成所作，后人错误地认为是虞伯生所注。我曾见过《演义》的刻本，其中有天顺丁丑年临川黎送久大写的序以及伯成传序，大意说：注释少陵诗的人不止一个，但都比不上我乡里的前辈进士张伯成所作《七言律诗演义》；它训释字义极其精详，对诗歌的抑扬和情趣也把握得极其恰当。少陵的诗有言外之意，而《演义》能够得到诗句之外的意思。然而近来江阴等地却认为这是虞文靖公所注，刻板大量流行，实在错误。他所注《桃树》等篇，以及“来行万里”等句，又有几个字的错误。我临川原来有刻本，而且开头载有曾昂夫、吴伯庆所作的《伯成传》和挽词，把写作《演义》的缘由叙述得很详细，怎么能据此反过来诬陷虞公呢？考察虞文靖早年身居禁近之地，后来掌管诏令文书，曾想厘清分析《诗》《书》、汇集订正三礼，却没有空暇，难道唯独有空闲写这部书吗？杨文贞公本来就怀疑这部注不是虞公所作，可惜不知道作者是伯成。嫁祸、诬陷他人，自古以来大概都难免吧。最近得到《晦庵先生同年录》，因而得以了解宋代科举的制度。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封锁考院，皇帝敕令差遣知贡举官一人、同知贡举官一人、参详官八人、点检试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举行诗、赋、论、策三场考试；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举行经义、论、策三场考试。别试的考试官一人，点检试卷官四人。二十三日，举行御试。敕令差遣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和覆考各设点校试卷官一人；随后又差遣对读毕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在集英殿召集群臣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共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脱去平民衣服。当月十八日，赴期集所，设纠弹三人、笺表五人、主管题名小录九人、掌仪二人、典客二人，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监门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赐钱一千七百贯。二十九日，入朝谢恩。五月初二日，到法慧寺拜见黄甲，同科进士相互叙礼。初五日，到国子监拜谒并感谢先圣先师邹国公，在礼部贡院竖立题名石刻；又在礼部贡院赐宴给状元王佐等人，称为闻喜宴。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出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无人，一举娶刘氏。曾祖徇，已故，未曾做官。祖父森，已故，追赠承事郎。父亲松，已故，任左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父亲为户主。

译斗叶子这种游戏，在我昆城上至士大夫、下至僮仆都能玩。我在昆山游学八年，唯独不会这种游戏，人们因此讥笑我。近来我看到它的牌面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从一万贯以上都画成人物形象：万万贯叫保义宋江，千万贯叫行者武松，百万贯叫阮小五，九十万贯叫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叫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叫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叫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叫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叫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叫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叫一丈青张横，九万贯叫插翅虎雷横，八万贯叫急先锋索超，七万贯叫霹雳火秦明，六万贯叫混江龙李海，五万贯叫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叫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叫大刀关胜，二万贯叫小李广花荣，一万贯叫浪子燕青。有人说，赌博是以胜过别人为强，所以叶子上所画的都是才力绝伦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宋江等人都是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制作这种牌的人，大概是把赌博看作像群盗劫夺一样的行为，所以用这些人物来警戒世人。可是人被利益迷惑，自然不会醒悟罢了。记下这件事，希望我后代的人知道应当如何自重。阁老邱公的《世史正纲》中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用金铸造佛像，后来又用土木塑造偶像。后世祭祀先师也用塑像，却不知道始于何时。考察史书，开元八年，把颜子等十哲改为坐像；那么在这以前本来就已经有塑像了。只是先圣坐着，而诸贤都站立，到这时才改为都坐着。根据晦庵先生《跪坐拜说》，听说成都府学有汉代的礼殿，殿中诸像都席地跪坐，文翁像还是当时雕琢的石像，这尤其足以作为可信的证据。后来杨方子直进入四川主帅的幕府，便派人访查此事，果然和听说的一样。并且还仿照文翁石像制作了小土偶。由此看来，先圣先师设置塑像，大概从汉代以来就已经有了。种植桕树必须嫁接，否则不结籽，即使结籽也不多。冬月把桕子放在水碓中舂，等桕肉全部脱落后，再筛出核，熬煎成蜡。把桕核磨碎，放入甑中蒸软，压取清油，可以用来点灯。也可以和蜡混合浇制蜡烛，或掺入桐油制作雨伞，但不能食用；吃了会使人呕吐腹泻。剩下的渣叫油饼，用来给田地施肥非常肥沃。苎麻每隔四五年种一次，种植时须在八九月间除去旧根，以当年从旁边生出的枝条为好。长久不更换种株，老根便会生白蚁而受损。种植的方法是：先锄地开沟，用污泥填埋培壅；沟与沟之间大约相隔五六尺，或者一尺。五月收割的叫头苎，七月收割的叫二苎，九月收割的叫三苎。若长得茂盛，也不必一定等到这些月份。只要尚未生出旁枝、尚未开花、未遭狂风即可。若过了时节才生旁枝，苎麻皮就长不厚；开花后便老了，皮会粘在骨上，无法剥取；遭大风吹折倒伏，皮上也会有断痕，品质就不好了。凡是将要收割时，先用木杖把叶子打落，然后再割。落叶已经堆在根部，时间久了便湿烂，落到地里也能肥土。收割后趁尚未干燥，用水浇淋，把厚皮剥下浸在水中，过一会儿取出，用铁刀刮去粗皮，放在阴处晾干；若晒干，便会硬脆，不能纺绩。雨后收割的，光润而且品质好。刮皮的方法要掌握时机，只在一面下刀，用手指把粗皮按在刀上抽取。每次收割后，制苎稍有空闲，就须浇一次粪，又用污泥覆盖，这样便会肥壮，收割也能及时。大体说来，织布以头苎为上等；二苎滋润，适合纺绩；三苎尤其差。五金矿藏生长在山川重叠、高峰峻岭之间。矿藏刚被发现时，只是在顽石中隐约显出矿脉，细微得像毫发。有识矿的人发现后，便凿取出来冶炼试验。矿石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精粗也有差别。矿中所含的银多少不定，有的一箩重二十五斤，能得到银二三两；少的只有三四钱。矿脉的深浅无法测知：有的刚从地面露出便突然断绝，有的深入数丈才断绝；有的起初很细，经过很久才变宽；有的矿脉中途断绝，继续凿取后又重新旺盛起来，这叫“过璧”。有的正在这里开采，忽然不见了，却又在一丈、两丈以内重新出现，这叫“虾蟆跳”。一般矿工开采矿石，就像虫蛀树木一样，有的深数丈，有的数十丈，有的数百丈，随着矿脉的深浅，直到断绝才停止。过去取矿时带着尖铁和铁锤，竭力敲打，敲几十下才只能得到一片。如今不用锤尖，只用烧爆的方法取得矿石。矿石不论多少，采入碓坊舂碓，舂得极细，这叫矿末。然后用大桶盛水，把矿末投入其中，搅动数百次，这叫“搅粘”。桶中的粘物分为三等：浮在水面的叫细粘，处在桶中的叫梅沙，沉在桶底的叫粗矿肉。细粘和梅沙，要用尖底淘盆放在淘池中，一边淘洗一边筛汰，漂扬除去粗物，留下其中的精细部分。粗矿肉则用一个像小船那样的木盆，淘洗筛汰的方法也和前面一样。大体是要淘去石末，留下真正的矿物，装在桶中贮存，闪烁如星，清楚可见，这叫矿肉。然后用米糊搜拌，团成拳头大小，排列在炭上，再用约一尺厚的炭覆盖。早晨开始烧火，到申时停止烧火，等候冷却，这叫“窖团”。接着使用■〈火平〉银炉，把炭烧旺，将铅投入炉中，等铅熔化后，便把窖团投入炉内，用风箱不停鼓风扇火。因为铅的性质能够把银全部收聚到炉底，只有炉渣浮在表面。这样反复几次，炉■〈瓜句〉出炽热的火，便刮去炉面上的炉渣。冶炼成熟后，过很久用水灭火，银和铅便熔合为一体，这叫铅驼。然后就地用上等炉灰，按照铅驼的大小做一个浅灰坑，把铅驼放在灰坑里，用炭围在四周堆叠起来，不停地扇火。起初铅和银混在一起，满满地熔流在灰坑内；看见熔流表面有烟云般的气息，飘散不定，过了很久渐渐散去，便会有雪花状物腾涌出来。雪花完全消尽后，熔体便清澈明净。再过一会儿，颜色从一边先变得浑浊，这叫“窠翻”。烟云和雪花，是铅气尚未完全除尽的状态。铅的性质害怕炉灰，所以用灰来吸附铅。铅进入炉灰后，只剩下银。从辰时到午时，才能看见铅完全除尽、银完全显出。铅进入灰坯后，便成为药物中的蜜陀僧。

译青瓷最初出产于刘田，距离县城六十里。其次是金村窑，距离刘田五里多。其他如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地也都有出产。但泥料的精细、釉料的精良、模具的端正和制作的巧妙，全都比不上刘田。泥料取自窑附近的土地，其他地方的都比不上。釉料取自山中，积聚树叶，烧炼成灰，再把白石末澄取其中细的部分，混合制成釉料。大体说，取泥贵在细，配釉贵在精。匠人先用钧车旋制成器，或者用模具制成形状。等泥坯干后，蘸釉涂饰，用泥筒装盛，放入窑内，端正地排列妥当，用柴和竹篠日夜烧炼。等到火色红焰而无烟，就用泥封闭火门，待火气断绝后再打开。凡是呈绿豆色、晶莹洁净而没有瑕疵的为上品，呈生菜色的次之。然而上等品价格很高，都转运到别处出售，县官从来没有见过。韶粉原本出产于韶州，所以得名。龙泉得到了它的制造方法：把铅熔化成液体，用一面铁盘，再用铁勺舀铅液倒入盘中，制成薄片。用木头做成长柜，柜中仍放置三只缸；在柜子下面掘土，做成小火坑，日夜用慢火熏蒸。三只缸内各盛醋，在醋面上放置木架，叠放铅饼，再用竹笠覆盖。缸外四周用稻糠封闭，怕气味泄漏。每十天打开查看一次，铅面形成花状物，就取出敲落；没有成花的，仍按原样放回缸中，添醋，依照前法处理。敲落的铅花放在水中浸数日，用绢袋滤去渣滓，取细的部分另放入一桶，再用水浸泡，每桶加入盐泡水和焰硝泡汤，等粉末沉到桶底，便除去清水；这样共做三次。然后用砖砌成焙床，焙床上用木匣盛粉，焙床下用慢火熏烤。大约十天后便干燥，掰开来看，细腻光滑的为上品。绢袋中留下的粗渣，则加入酸醋、焰硝、白矾、泥矾、盐等，炒制成黄丹。采铜的方法是：先用大片柴薪，不计段数，装叠在有矿的地方，点火烧一夜，使矿脉变得柔脆。第二天火势稍微减弱，工匠才可以进入，使用重锤和尖工具采打。一个人一天的力气，可以得到矿石二十斤，或者二十四五斤。每三十多斤算作一小箩。虽然矿石中产铜多少不一，大体一箩可以得到铜一斤。每一次■〈火平〉铜，用矿石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多人。用柴炭装叠烧炼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直冲天空，夜间山谷像白昼一样明亮。铜在矿石中，经过烈火后，都结成茱萸头状，突出在矿石表面。火越旺，铅液就越结成铅驼。等冷却后，用铁锤击碎，投入大旋风炉，连续烹炼三日三夜，才出现成铜，这叫“生烹”。有些生烹所得的铜不足，必须舂磨成末，淘去粗浊，留下精华，团成大块，再用前面所说的烈火烧炼，这叫“烧窖”。接着把碎块连续烧炼五次，共七日七夜，又照前面的方法用大旋风炉连续烹炼一昼夜，这叫成■〈钅瓜〉（音嘲）。所谓■〈钅瓜〉，是粗浊物已经除去，铜体逐渐形成。然后把■〈钅瓜〉击碎，用柴炭连续烧炼八日八夜，照前面的方法再投入大旋风炉连续烹炼两日两夜，才得到生铜。接着把生铜击碎，仍投入旋风炉■〈火平〉炼，方法如同■〈火平〉银。以铅作为母体，除去浮在表面的炉渣，纯铜熔在炉底，像水一样；就在炉前靠近炉口的地方铺上细砂，用木印雕刻“处州某处铜”字样，印在砂上，随即用砂围住印痕，把铜液刺入砂匣，这就是铜砖，每块上面都有印文。每年解送到梓亭寨前，再把铜投入炉中■〈火平〉炼成液体，不留一丝深杂，用泥包裹铁勺，舀取铜液倒入铜铸模匣中，每片铜都有锋窠，像京销面，这叫十分净铜。然后发运交纳给饶州、永平监，供应副铸之用。大体说，■〈火平〉铜所费不小，矿户乐于采银而害怕采铜。铜矿的颜色和形状很多，■〈火平〉炼时所需的火候次数也各不相同。有的直接烧炼矿石便能得到，有的则像银矿烧窖一样，先把矿石舂磨成末。得到铜的艰难，大概是银的数倍。香蕈只有深山极阴之处才有。制取的方法是使用干心木、橄榄木，称为蕈樼。先在深山中砍倒树木使其倒伏在地，用斧头斑驳地砍削树皮，等它浸润，两年后才开始间歇生出，到了第三年香蕈才遍布。每逢立春以后，地气发散，雷雨震动，香蕈便交错生长在木上，这时才开始采摘。用竹篾穿起来悬挂，焙干。到了秋冬交替时，再派人把整根木头遍处敲打，香蕈便间歇生出，叫“惊蕈”。只有经过雨水才会出得多，制作也和春天的方法一样，只是不如春蕈厚。大体说，厚而小的，香气和味道都更好。还有一种，正好生长在清明时节向阳的地方，间歇长出小蕈，在木头上自行干燥，叫“日蕈”。这种蕈尤其好，只是很难多得。现在把春蕈用日光晒干，也都称为日蕈，香气和味道同样很好。以上五条，出自《龙泉县志》。银、铜和青瓷，都是民众日常生活所切需的东西，而青瓷尤其容易被轻视，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它制成的艰难罢了。如果知道这些，人们怎么忍心糟蹋它呢！“蕈”字原来写作“葚”，是乡音讹误，现在予以订正。我又曾看见《本心斋蔬食谱》写作“荨”，更没有根据。大概《说文》《韵会》都没有“蕈”字，只有《广韵》收有这个字。蔡季通《睡诀》说：“侧身睡时屈曲身体，醒来后伸展身体，早晚都要按时。先让心入睡，后让眼入睡。”晦庵认为这是古今从未阐发过的妙理。周密说，“睡心”“睡眼”这两个说法本来出自《千金方》，只是晦庵偶然没有看到罢了。现在考察，前面三句也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能做到的常理，根本没有什么妙处。“酒喝到半醉，独自睡下；枕头柔软，被子暖和，盖好双脚；能够使心安息，便闭目而睡。”这是我的睡眠口诀。

译古人饮酒有节制，多半不到夜里。所谓“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是天子宴请诸侯，用来表示慈爱恩惠，并不是通常的宴饮。所以彻夜饮酒，君子是反对的。京师只有六部、十三道等官员饮酒常常到夜里，大概因为散衙时才来得及赴宴，势必不能不夜饮。至于翰林、六科以及各种闲散职务的官员，都是白天饮酒。我们家乡聚会饮酒，往往到黄昏傍晚才散。这种风气也是近年来后辈兴起的，却完全没有想到主人的情面，本来就应当尽情尽兴；童仆侍候的艰难，以及父亲每每悬念的迫切，也不可不体谅。李宾之学士不多饮酒，但遇到酒席上联句或下棋，便快乐得忘了疲倦。曾有一次半夜饮酒回家，他的父亲还没有睡，等着他；宾之感到惭愧悔恨。从此以后赴宴，发誓不见烛火。到了申时以前，必定先告辞回去。这是做人子女所应当效法的。国初沿袭元朝旧制，翰林设有国史院，院中有编修官，官阶为九品而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任史事，便加带“兼修国史”的职衔。后来重新制定官制，撤销国史院，不再设置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任史官，隶属于翰林。翰林中自侍读、侍讲以下都是属官。官名虽然不同，但都不分别职掌。史官都兼领讲读，讲读官也兼领史事。所兼任的职务，不写在官衔中。近年任翰林官的人，仍沿袭国初制度，官衔中写“兼修国史”。更有甚者，编修已经升为七品正员，却仍写作“国史院编修官”；也有人写作“经筵检讨官”，这大概都是因为仍沿袭旧制的缘故。这段话出自《东里文集》。有关制度，而且可以用来说明那些妄自书写官衔的人，所以记下它。●卷十五 朱子为《易》作注，虽然主张重视占筮并据此立说，但他的义理从来没有同程氏《传》相违背。因此《本义》在卦辞爻辞中，有时说“说见程《传》”，有时说“程《传》已经详备”。他又说：“读他的《易》，必须同程《传》参照着看。”所以本朝诏告天下，讲解《易》兼取程、朱两家，科举取士也以此为标准。我还记得幼年时见到的《易经》义理，多半兼用程《传》讲解贯通。近年以来，科场经义专门以朱说为标准取士，主张程《传》的人都被黜退。学者纷纷随风而从，程《传》于是竟至于完全没有读者。我曾想买一部《周易传义》放在行箧中使用，遍寻杭州城的书铺，只有朱子的《本义》，兼有程《传》的书完全没有了。大概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附，市井中趋逐利益，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学者趋向简便，难道也到了这种地步吗？听说天顺年间，沛县百姓杨四家锄田时得到一件古铜器，形状如今的香炉，有耳却没有足。洗去泥土后，它不断发出像弹琵琶一样的声音。他家认为奇怪，便把它砸碎了。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成化甲辰年，泗州百姓家里的牛生出一只麟，认为是怪异，便把它杀了。工侍贾公俊当时因公差来到这里，得到它的一只足带回去。足像马蹄，黄毛中隐约生出肉鳞，都像半个钱币那么大。永康县令昆城王循伯当时还是进士，亲眼见过它，说确实如此。弘治五年，扬州的瓜州停船聚集之处，一艘米商的船被雷击中，桅杆折断。靠近当地的地方，大小老鼠若干只都死了。大概是因为鼠洞中空，雷电钻入其中。大鼠一只重七斤，小鼠约有二斗。乡人印绶起初听说后不相信，后来曾亲自询问船主，确实如此。想来或许是上天担心船在扬帆时被风吹断桅杆，因而误伤百姓性命，所以先把它击断吧。我曾记得正统十年，我家祖园中新长出两株竹子，都是从数节以上分成两枝，交相映翠，十分可爱。家仆等它们长老后，砍下并除去旁枝，用来叉取▯草喂养猎物。景泰二年，新居后园里，一条黄瓜藤结了五条黄瓜；在瓜蒂和脱花的地方，分开成五股，瓜背却彼此相连。园丁采摘进来，众人赏玩了一番，孩子们掰开吃掉了。后来我在朝廷任职，有人拿着《瑞竹瑞瓜图》来求我题咏，打开一看，图中的事物都是我家过去曾经有过的。何况别处所谓瑞竹一根生出两枝，我家却同时生了两根；别处的瑞瓜只有两三条，而且还不是连理，我家的五条瓜彼此连理，难道不是更加祥瑞吗？假使当时的长老父兄中有喜欢制造言论、追逐喜事的人，把它谄媚地归功于府县，把它夸耀得艳丽地归功于家庭，动员众人、耗费财物，那么由此造成的不安就会很多。只是因为我家诚实质朴而不事华饰，所以对于人们所说的祥瑞，完全没有因此动心。正因为不被它打动，骄傲奢侈没有表现出来，灾害也没有发生，因而能够使家庭长久保全。《传》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是庸人自己扰乱自己。”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左氏、庄周、屈原、司马迁，这四个人都是豪杰之士。看他们的文章，各自自成一家，不专事因袭模仿，这一点显而易见。司马迁编纂叙述历代事迹，按情势不能不有所沿袭。至于左氏、庄周、屈原三人，千言万语，从未触犯《六经》中的一句。宋朝南渡以后，学者如果没有程、朱遗留下来的学术，便写不成文章；但对于这几个人，他们往往还妄加贬斥议论，实在可笑。先儒说左氏浮夸，庄周荒唐，屈原怨怼，这是公认的评论；说庄周是邪说而加以排斥，也属于公认的评论。至于《左氏春秋传》，本来就是天地间一种优美的文章，有人却因为它文辞巧妙，便说是巧言，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说这种话的人，正像贫穷的人吃斋来掩饰自己的贫穷：不说是珍馐美味自己无力置办，却偏要说腥膻之物不堪入口，还有比这更矫饰荒谬的吗？南京各卫，官员有官署，军士有营房，都是洪武年间规划建置的。如今虽然间有毁坏荒废，但原来的规模和地基仍然存在。北京自永乐十九年营建完成后，皇帝的车驾便不再南巡。到弘治元年，已经过了六十八年，而军卫的居住地址仍有尚未建置的。那些军卫固然不能陈情请求建立，上级官员也没有想到这件事。那一年，襄城马文升公掌管都察院事务，上奏请求毁除天下的淫祠。我曾提出建议，想把城中私人修建的庵院改置为卫所，这样不烦劳国家财力，也不劳累下民，工程容易完成。但事情被搁置，没有实行。我们昆山县知县杨子器拆毁城内、城市和乡村的庵院、神祠约一百多所，用所得木材修理学校、仓廪、公馆、社学、楼橹等处，一时之间都修缮完美。又把剩余木材发给太仓、镇海二卫，凡是破败废坏的地方，大都因此兴修起来。军民至今仍感念他的恩德。假使当权者中有像杨子器这样的人，那么国家废弛的事务就能兴办，官府缺失的典章制度也能补全，又有什么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