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汇览》卷六十(2226)（3/3）

译缘由如实供明，所以他也一直没有供出等语。质问邻居等人也供词一致没有异议。这样看来，赵刘氏在赵拐子赔礼走开之后，是因为告诉了她丈夫赵敬去找人理论没遇到，追悔当时不应该放赵拐子走回去，因而抱愤自尽，已经由赵敬和死者孙子赵三切实供明了。推究其中情理言辞，十分确凿，也没有疑义。又如部驳所说：假设赵拐子在说出轻薄戏言之前，另有引发争端的别的情由，那本就与"并无他故"这条例的本意不符；而且假使该犯本来没有图奸之心，只是酒醉后无知乱说，或者该妇是死于三天之后，并非完全是由该犯的戏言所致，都不应当就此拟处绞刑这一节。查此案此前是因为赵拐子当面向赵刘氏戏言轻薄，致使她羞愤自尽，供词中并无其他缘故，所以才把该犯依例拟绞。现在审讯明白赵拐子在说出戏言之前，并没有另外引发争端的别的情由，而他随口一说戏言之后，经赵刘氏不依当街骂了该犯，该犯又向她赔礼，仍然是因为赵刘氏事后告诉她丈夫赵敬去找该犯理论没遇到，追悔当时不应该把该犯放走，因而抱愤服毒身亡。这样看来，该犯的戏言轻薄虽然是当面而为，但该妇是死在追悔三天之后，终究和"妇女因人污言戏谑、确实并无其他缘故"的情形有所不同。正如部驳所说，不便就此拟处绞刑，理应更正，将赵拐子比照拟流等情具题。查律例记载，调奸妇女未成，事后已经和解之后，如果她的丈夫、父母亲属以及本妇后来追悔抱愤自尽致死一命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此前据该督认为赵拐子醉后向赵刘氏说要跟她孙女睡觉，致使赵刘氏羞愤自尽，虽然赵刘氏并非本妇，但既然轻薄行为是当面而为，就和本妇没有区别，将赵拐子依"但经调戏本妇羞愤自尽"例，拟绞监候。经臣部认为赵拐子并未与本妇当面接触，也确实没有图奸之心，而且已经赔礼平息，事隔三日，赵刘氏的情形近似追悔自尽，不便就此拟处绞刑，驳回令其复审妥善拟定。此后据该督复审明确，赵拐子戏言轻薄虽然是当面而为，但赵刘氏终究是追悔自尽，遵照部驳更正比照问拟。应如该督所题，赵拐子应比照"调奸妇女未成、事后已经和解之后，如果她的丈夫、父母亲属以及本妇后来追悔自尽致死一命"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犯案是在道光元年四月初七日恩诏颁布之前，核查其情罪不属于不准援引减刑的范围，应当减为杖一百、徒三年。所供称的孀妇独子是否属实，应令确实查明取具切结，报部核办。赵敬此前因为他妻子刘氏自尽总以为是被辱气愤所致，没有把追悔的缘由供出，现在已经审讯明白，应当免于追究议处。赵刘氏羞愤自尽，是再嫁之妇，不用请旌表。等因，奉旨：依议。钦此。

道光四年案，当面污言辱骂、背后唱歌致使妇人自尽，陕西巡抚题：刘耀与祁纪氏发生争执污言辱骂，致使祁纪氏自缢身亡一案。查律例记载，凡是调戏本妇致其羞愤自尽的，拟绞监候。又，村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又没有手足勾引、挟制窘辱的情状，不过说了些轻薄下流的话，本妇一听到污言秽语，就轻生的，照"强奸未成、本妇羞愤自尽"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凡妇女因人污言戏谑、羞愤自尽的案子，如果确实并无其他缘故，只是以戏言当面轻薄的，就照"但经调戏本妇羞愤自尽"例拟绞监候。如果是因为别的事情和妇女争吵对骂，妇女一听到污言秽语气愤轻生的，以及并未与妇女当面戏谑，只是与她的丈

译夫及亲属互相戏谑、妇女听闻污言秽语而羞愤自尽的，仍然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这就是说凡是言语调戏致使本妇羞愤自尽的，就拟绞刑候审；而本无图奸之心、只是说了些轻薄下流话的，才拟杖流。原本是以有心无心来区分，罪名的生死也因此而定。后来又因为有心无心难以窥测，而调戏和轻薄语言又没什么区别，恐怕狡诈之徒隐瞒了调戏的真情，诡称是无心的轻薄，所以又以是否当面、是否不当面来区分，并以"因别的事情和妇女争吵、污言对骂"来加以区别。这是因为，如果是当面轻薄，就难说不是言语调戏；而如果是因争吵而引发的，那么其并非图奸就已经有了证据。此案刘耀因为向祁纪氏的公公索要凑钱耍灯的费用，纪氏回答说等她公公回家再给，刘耀因为急着用钱，等不及，就相互争吵起来。刘耀随口骂说和她同睡就不要钱了，纪氏不依，想要和他拼命，去向她母亲纪李氏哭诉前情，经纪李氏劝解留住。后来纪李氏把纪氏送回家，纪氏怒气还没消，正好刘耀到纪氏家大门墙外的公用水井打水，不知道纪氏已经回来了，就随口唱起了秧歌，纪氏隔着墙听见了，怀疑他是有意讥讽，勾起了先前的怒气，投缳自尽了。该巡抚将刘耀照"出语轻薄、本妇一听污言秽语轻生"例拟流，具题。查刘耀辱骂纪氏的时候，已经是在争吵之后了，这属于因争吵而引发的已经没有疑义。至于他在纪氏墙外唱秧歌，据该巡抚审讯明白，该犯不知道纪氏已经回家了，而且有同去打水的王尚俊等人作证，他并非当面有意轻薄，这也是可信的。这样看来，该犯是因为别的事情引发争端，与纪氏争吵辱骂，致使她一听到污言秽语就气愤轻生，本应照"因别的事情与妇女争吵、彼此辱骂"例问拟杖流。现在该巡抚舍弃了"因事口角辱骂"这条正例，反而援引"出语轻薄"的条例，罪名虽然没有出入，但援引律条终究不够妥当，刘耀应当改为依照"因别的事情与妇女争吵、彼此对骂，妇女一听污言秽语气愤轻生"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元年说帖：背地里闲谈本族妇人的是非，致使该妇自尽，湖广司查：律例记载，捏造奸情赃证的线索，挟私嫌污蔑他人，以致被诬陷的人愤激自尽的，拟绞监候。又，出语轻薄、本妇一听到污言秽语便轻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这是因为奸情污辱他人，关系到名节，如果是有心捏造，致使妇人被污蔑而自尽，那么罪应当处以绞刑；如果只是出语轻薄，并非有意指实，那么罪也应当满流。此案曹祖盛因为他缌麻服的侄子曹道廊的小妾王氏，年纪轻，见人不知道避讳，经常到山上找猪食草料。该犯向曹年送等人说，担心她将来品行不端败坏门风，以致王氏气愤自尽身亡。虽然该犯尚未捏造奸情赃证、挟私污蔑，固然难以拟处绞刑候审；但王氏之死实在是因为该犯出语轻薄所酿成，她被推搡被戳指都是因为心中气恼不甘才去拼命所致。该省将该犯照例拟流，理应照准。

嘉庆四年说帖，背地里指名戏谑致使妇人听闻后自尽，山东巡抚题：杨拾来因为和孙张氏家的雇工夏耀秸的弟弟夏石包开玩笑，说到孙张氏长得漂亮、夏耀秸想跟她睡觉，夏石包回去告诉了他哥哥，被孙张氏听见，赶去哭闹，之后气愤自缢身亡。应比照"并未与妇女当面戏谑，只是与她的丈夫及亲属互相戏谑，妇女听闻后羞愤自尽"例满流。孙张氏不用旌表，夏石包不用议处。

译嘉庆二十年案，背地里猜疑议论其妻不正派，致使妇人自尽，河南巡抚题：茹应韶因为看见陈海子从茹封印家里走出来，上前询问不答，就怀疑他和茹封印的妻子雷氏有不正当关系，嘱咐茹封印留心察看，致使雷氏听闻后愤激自缢身亡。将茹应韶比照"村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不过出语轻薄，妇女一听污言秽语轻生"例满流。雷氏应予旌表。

道光三年案，背地里污辱他人母亲致使她的儿子自尽，直隶总督咨：武玉和武满仓开玩笑，辱及张成的母亲，致使张成羞愤自尽，罪责在于始作俑者。但张成毕竟是本妇的儿子，与本妇本人听闻污言秽语羞愤自尽有所不同，将武玉比照"并未与妇女当面戏谑，只是与她的亲属互相戏谑，妇女听闻后羞愤自尽"满流例量减一等，拟处满徒。

嘉庆二十五年案，口角牵扯辱骂其妻，致使丈夫怀疑通奸而杀妻，陕西司题：柳学义勒死他妻子李氏、图谋嫁祸给王孟科一案。臣等详细核查案情，柳学义有一头牛，托族叔柳遇一代为放牧。恰逢王孟科向柳遇一索要欠款不给，想拉牛去抵债，柳学义声称牛是他的东西，上前阻拦。王孟科恼怒他出头阻拦，就用"柳学义不像有牛的人，除非是他老婆养汉子挣来的"这种话随口出言辱骂，因而相互对骂起来。经柳遇一劝解散去，柳学义想起牛本是他妻子用钱买来的，怀疑王孟科骂得有缘故，回家向妻子李氏查问奸情。李氏不依，吵闹起来，经她父亲柳遇满训斥，柳学义当时才隐忍下来。之后想让李氏和王孟科对质，用话哄骗李氏前去，走到半路才告诉她实情。李氏认为柳学义乱听人言污辱她的名节，坐在地上撒泼吵闹。柳学义更加怀疑奸情属实，一时气愤，用绳子把李氏勒死。想来这都是由王孟科辱骂所引起的，柳学义又把尸体移到王孟科的窑洞前伪装成吊死，企图嫁祸于人。查李氏既然已经被该省审明确实不是犯奸的妇人，该犯胡乱怀疑奸情，就此了结她的性命，本就应当仍然照"故意杀妻"律定拟。该省将该犯问拟绞候，与法律相符。至于王孟科与柳学义口角随口乱骂，虽然并非有心污蔑，但李氏被丈夫杀死实在是由该犯的污言辱骂所致。该省将该犯比照"因别的事情与妇女争吵、彼此对骂，妇女一听污言秽语气愤轻生"例量减一等，拟处满徒，也是酌情办理，似可照准。

嘉庆十五年说帖，背地里污言辱骂邻家妇人，致使丈夫怀疑通奸而杀妻，陕西司题：李世通殴打勒死他妻子刘氏身亡一案。查朱孔阳因为邻居李世通的妻子刘氏经常打儿子、哭喊，后来李世通自己打次子黑狗儿而哭喊，该犯隔着墙听见，误以为是刘氏在打儿子，心生厌恶，随口骂了句"卖奸的妇人"。李世通听见了，过去和他理论，该犯当即就躲开了。当时刘氏在后院卧室，并未听见这骂声，也没有出来理论。李世通心中怀疑此事必有缘故，向刘氏查问，争执殴打之下将刘氏打死。这样看来刘氏是被丈夫争殴致死，并非甘心自尽，而且朱孔阳隔墙乱骂的话，刘氏在后院卧室并未听见，这和本妇一听污言秽语便轻生的情况不同，本不便判该犯以满流之罪。但刘氏被丈夫致死确实是由该犯的辱骂所引起的，条例中没有恰好相合的正条，应当照条例名目比附减等科断。朱孔阳应比照"出语轻薄、本妇一听污言秽语便轻生自尽"杖流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十一年说帖，口角争骂，转述给妻子听后妻子气愤自尽，直隶总督题：尹五因为和李徐氏的丈夫李二口角污言相骂，致使徐氏气愤自尽一案。检查陕西省朱孔阳隔墙污言辱骂，致使本夫李世通勒死他妻子刘氏的一案

译，该省将李世通依"故意杀妻"律拟处绞候，朱孔阳比例量减拟徒，经本部题准在案。此案尹五与徐氏的丈夫李二口角，尹五用"李二的妻子曾在娘家养汉子"这句话来诋毁他，双方争吵而散。后来李二的妻子和徐氏相争，想起尹五之前说的话，就用"在娘家养汉子"的话来骂徐氏，徐氏追问有什么根据，李二就把之前和尹五争吵、被他回骂的话转述了出来，徐氏气愤难消，投缳身亡。查尹五和李二口角牵扯辱骂他的妻子徐氏养汉子，徐氏当时并不在场，该犯当即也并非有心污辱她。到事隔三天，李二和妻子争吵，想起先前的话来骂徐氏养汉子，这并非该犯所能预料到的，只是徐氏气愤轻生，终究是由她丈夫转述污言所引起的，这与朱孔阳一案虽然死者有自尽和被杀的不同，但该犯背后辱骂以致酿成人命，情节是相同的。该省将尹五比照"因事与妇女口角、彼此对骂，妇女一听污言秽语气愤轻生"满流例上量减一等，拟处杖一百、徒三年，属于酌情办理，似可照准。

嘉庆十九年说帖，用他妻子来打比方说她卖奸，致使该妇气愤自尽，山西司查：此案李寒食因为马如龙和他妹妹贺李氏通奸，答应给他妹妹一些银两。后来他妹妹想回夫家，向马如龙索要银两，马如龙答应等筹到钱再寄去。李寒食认为把银子寄去，如果被本夫查知了怎么做人，并用"譬如你的妻子和人通奸，奸夫把银子寄到家里，你难道不查问来历"这样的话来斥责他，致使马如龙的妻子马李氏听闻后气愤服毒身亡。该巡抚认为李寒食只是用言语打比方，并非拿马李氏与人通奸的事来向马如龙戏谑，也不是与马李氏本人口角对骂，条例中没有专门的条文，将李寒食比照"并未与妇女当面戏谑，只是与她的丈夫及亲属互相戏谑，妇女听闻污言羞愤自尽"满流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等。查李寒食虽然是用污言向马李氏的丈夫马如龙打比方，但马李氏一旦听到，就因此气愤自尽，这和向她丈夫戏谑、妇女听闻污言而自尽的情况没有区别，不便曲意宽减。李寒食应比照"并未与妇女当面戏谑，只是与她的丈夫及亲属互相戏谑，妇女听闻污言羞愤自尽"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追缴埋葬银十两，交给死者亲属领取。此案犯案在官，是在道光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恩诏之前，因污言酿成人命所判的流罪，不准援引减刑。

道光九年说帖：愚民言语近乎轻薄，致使缌麻服的侄媳自尽，广东巡抚题：邓观音保以唱戏为生，因为对缌麻服……

译邓七俚的侄子向他索要所借骨牌的钱。

邓七俚与母亲刘氏前往田里干活，只留下邓七俚的妻子曾氏在家，该犯便向曾氏索要骨牌钱，并随口说道："你若要看戏，我请你吃茶。"

曾氏因当地风俗把妇人被人聘请称作"吃茶"，便当即严词斥责。

该犯回答说："在外面看戏时，常有人请妇人吃茶。"

曾氏大声呼喊，该犯赶紧往外走，恰逢刘氏从田里回家，将该犯拉住，该犯情急之下咬伤了刘氏的手指，挣脱后逃跑。

邓七俚回到家中，曾氏将前面的事告诉他，气愤地哭泣。

邓七俚等人加以劝解，不料曾氏趁人不备投水自尽，于是将邓观音保拟定发配充军，具文上奏。

查律例记载：乡野愚民本无图谋奸淫之心，又没有以手足挑逗、挟制、羞辱妇人的情形，不过是言语轻浮猥亵，妇人一听秽言便寻短见。按照"强奸未遂，妇人羞愤自尽"的条例，减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等语，原本并没有对犯者是亲属者另行治罪的条文。

如今邓观音保对服缌麻之亲的侄媳曾氏出言轻浮猥亵，以致曾氏羞愤自尽，情节固然比调戏为轻，但从名分上说比与常人之间更重，不便仅按常人之间的条例处置。

应依照所奏，邓观音保应依"出言猥亵，妇人一闻秽语即便轻生"杖流之例，加一等发配附近充军。

乾隆十六年题准案，据所见集录记载，有"与丈夫争吵辱骂、牵连羞辱邻妇致使邻妇自尽"一案：江西巡抚题奏：彭氏因其丈夫曾德仁请邻居妇人龚氏摘梨，摘完后送给龚氏两个梨，后来彭氏拿梨自己吃，曾德仁不准，彭氏不服，便说自己做妻子的反倒吃不得，别人反倒吃得，莫非与龚氏有奸情等话，与丈夫争吵嚷闹。龚氏

译听说气愤自缢身亡。将彭氏比照因其他事与妇女争吵、彼此对骂，妇女一听秽语气愤轻生之例，判满流并准收赎。嘉庆二十二年案。

调戏本出无心，妇女追悔自尽，直隶总督题本：袁大得因无服族婶袁司氏向他索要面卷，他随口回答说这是他妻子爱吃的东西。袁司氏疑心他这是调戏，便到村里哭骂，并告诉了丈夫袁功。袁功一同到袁大得家中理论，袁大得不肯依，经他赔礼道歉才平息。后来袁司氏因被丈夫提起此前的话，又受到耻笑，因而追悔怀恨，投缳身亡。袁大得的调戏原本出于无心，袁司氏的自尽也是事后被丈夫耻笑追悔所致，并非当场轻生。袁大得应比照乡野愚民本无奸淫之意、只是言语轻佻、妇女一听秽语便轻生之例，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袁司氏予以旌表。道光四年案。

拉手欲与理论，致妇女羞愤自尽，河南巡抚咨文：熊振唐见董顷姐在井边打水，口渴便就势舀来喝了。董顷姐因水被他喝过而觉得脏，便骂了他。熊振唐说水可以另打，不应该骂人，便用手去拉她的胳膊，想拉她去找她母亲评理。董顷姐因熊振唐不分男女乱拉她的胳膊，挣脱后跑回家，气愤之下投水身亡。此犯不避嫌疑、乱拉妇女胳膊，与秽语辱骂并无区别，应将熊振唐比照因他事与妇女争吵对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满流。道光二年案。

男女互殴撕破女裤，致妇女自尽，直隶总督咨文：丁五被王耿氏撕破布褂，也把王耿氏的裤子撕破，还提起她的两只脚踝，踢伤了王耿氏的左臀等处，致使王耿氏气愤自缢。将丁五比照与妇女争吵对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满流。嘉庆十八年案。

妇女因被另一妇女秽语辱骂而气愤自尽，江苏巡抚题本：宋薛氏与李单氏发生口角，便用秽语辱骂对方，致使李单氏气愤自尽。将宋薛氏比照因事与妇女争吵对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流刑并准收赎。嘉庆二十四年案。

撕裤羞辱偷禾的幼女致其自尽，河南巡抚咨文：朱元信因王景姐偷了他地里的豆禾，便把她的衣裤撕破，致王景姐气愤投缳身亡。王景姐固然有偷盗的过错，但她终究还是个年轻的处女，此犯竟撕她的裤子加以羞辱，实在是逞强无理。将朱元信比照因事与妇女争吵辱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满流。嘉庆二十三年案。

被撕扯不料裤子褪落，致妇女羞愤自尽，直隶总督题本关于于王氏因与乔朋争吵对骂被羞辱而气愤自缢身死一案。此案乔朋因于王氏向他索还典当的衣服，他央求缓些日子，王氏不依，拉住他逼令归还。乔朋挣脱跑开，王氏和女儿春姐追赶乔朋，把他推倒，但没有造成伤害。王氏爬起来对他撕扯拉扭，因乔朋的裤子没系带子，便被扯褪了下来。王氏说要到他家拼命，乔朋害怕，来不及把裤子提好，便拦在门口躺卧。王氏哭骂着回家，气愤难消，投缳身亡。查乔朋是因裤子没系带子被王氏撕扯才褪落，与有心污辱者不同。至于他拦门躺卧一节，查乔朋供词说是提着裤子来不及提好，春姐的供词也说他提着裤子拦门躺着，可见乔朋的裤子已经提起，并非裸体相向羞辱，况且春姐在场亲眼目睹，自然没有隐瞒别情。只是于王氏的自尽终究是由该犯的轻侮所致，与因秽语辱骂而轻生者情节相同，该省将该犯比照因他事与妇女争

译吵对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杖一百、流三千里，似乎还算允当，应照原题批复。嘉庆九年说帖。

撕破裤子，拔落阴毛，致妇女自尽。直隶总督咨文：刘琢因崔张氏屡次上门辱骂，还污蔑他的女儿，竟不顾男女之嫌，起意将崔张氏推倒，撕破她的中衣，并拔落她的阴毛，抓伤她的小腹，致使崔张氏被羞辱得难以忍受，气愤自缢。但审明是崔张氏污蔑他女儿在先，他因愤激才如此行事，并非无故逞凶，刘琢应比照因事使用强力、殴打威逼人致死、确有致命重伤之例，发配近边充军。道光四年案。

妇女心怀嫉妒，秽语羞辱邻妇，致其自尽。四川总督题本：倪王氏因与岳王氏口角，秽语辱骂致岳王氏自尽一案。此案倪王氏家后院的土墙因雨水冲塌，墙外是岳王氏的菜园，后来倪王氏的丈夫倪胔到菜园摘菜，岳王氏听到响动，疑心是倪王氏，便走到墙缺处查问，倪胔问她是否已经做过饭，倪王氏听到自己丈夫和别人说话，便出来查看，当众斥骂岳王氏不要脸，又叮嘱婆婆尽快把墙修好，以免生出不端之事，致使岳王氏气愤自尽。查岳王氏与该氏丈夫偶然交谈，本是邻里间常有的问答，倪王氏见岳王氏与自己丈夫在墙缺处说话，因嫉妒生疑，出言斥骂，也是村妇常有之事，并非凭空污蔑。只是岳王氏之死终究是由该氏妄自猜疑辱骂所致，该省将倪王氏比照因他事与妇女争吵、彼此对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之例，判杖一百、流三千里。比拟尚属公允，应照原题批复。嘉庆十二年说帖。

《刑案汇览》卷三十六，威逼人致死，秽语辱骂致人夫妻双双自尽（二命）。四川总督题本：李潮敦因与章王氏口角，用秽语当众辱骂，致章王氏与其夫章有富先后自尽一案。此案章王氏到李潮敦地里寻割猪草，李潮敦瞥见，怕她踩坏庄稼，阻止她割草。章王氏不听，李潮敦讲理，章王氏便与他争吵起来，李潮敦气愤，便用"贪图便宜不如回去卖娼"之类的话当众辱骂她。章王氏听后哭泣回家，气愤自缢身死。她丈夫章有富得知后，痛惜妻子、忧愤不已，也随即自缢身亡。原拟判李潮敦充军、请求旌表章王氏等情由。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奉旨：刑部所题四川民人李潮敦一案，比照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发近边充军，这一本朕已详加斟酌核议。章有富的妻子章王氏到李潮敦地里寻割猪草，双方争吵，李潮敦用秽语当众辱骂她，章王氏哭泣回家，气愤自缢；她丈夫章有富痛惜妻子、忧愤不已，随即也投缳自尽。此案李潮敦用秽语当众辱骂，致章王氏气愤轻生，按例本应只判满流。但章有富的自尽也是因痛惜妻子而起，是因该犯一句话而使他们夫妇二人先后丧命，其情节罪责较重。刑部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所判仍属过轻，李潮敦应照手足勾引之例改判绞监候，归入秋审缓决。此后若有情节相同的案件，都照此办理，着刑部载入则例遵行，其余依议。钦此。已纂入定例。

污言戏谑致人夫妻双双自尽（二命）。江苏巡抚题本：姜惠行以污秽言语戏谑王绍绅，致王绍绅与妻子王陆氏一同自缢身死一案。缘由是姜惠行籍贯武进县，陆帼?的女儿王陆氏未出嫁时，跟随姑母姜陆氏学做针线活，与姜陆氏的丈夫姜惠行见面不避讳。嘉庆十八年七月十二

译日，姜惠行见王陆氏年轻貌美，起了图谋奸淫之心，向王陆氏调戏，未获应允。十三日又进入王陆氏房中调戏，王陆氏想要喊叫，姜惠行走出去，把此事告诉姜陆氏，嘱咐她劝诱王陆氏，答应送她衣饰。姜陆氏起初不肯答应，姜惠行威胁逼迫她，姜陆氏害怕，便向王陆氏劝说，王陆氏仍不答应顺从。姜惠行此后便不敢再与她戏谑。后来王陆氏许配给王绍绅为妻，出嫁时姜惠行在旁照料，想起从前调戏图奸未遂之事，顺手把新房的被褥枕头弄脏。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陆帼?生病，王绍绅前往探视，每晚借宿在姜惠行家。十八日，王绍绅回家，带着妻子陆氏一同去探病。当晚王绍绅便在陆帼?家住宿，十九日晚姜惠行邀高文焕、王绍绅一起饮酒，姜惠行因王绍绅不到自己家住宿，酒后向王绍绅戏言说他妻子大家都有份。当时高文焕在外面上厕所，没听清楚，误以为是说大家合送寿礼，随口便接了句常州的歇后语"不过二升三"。王绍绅斥责他不该跟着帮腔，高文焕问明白后加以辩解，王绍绅生气走了回去。第二天王绍绅找姜惠行理论，两人争吵起来，袁继德劝解，王绍绅斥责他偏袒帮护，袁继德生气，扬言要殴打王绍绅，经陆帼璋劝散。不料王绍绅、王陆氏因被污言羞辱而气愤，于八月初一日各写了一封遗书，一同投缳身亡。原拟将姜惠行比照定例判处绞监候等情具题。经刑部查考，定例载明：乡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又无挟制窘辱情状，只是言语轻佻，妇女一听秽语便轻生的，判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又如嘉庆二十年四川省李潮敦因秽语辱骂致章王氏夫妻自尽一案，审明后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特奉谕旨改判绞监候，归入秋审缓决，已由刑部载入例册通行在案。详细核查，秽语酿命判流刑的条文，必须辨明确实并无图奸之心，这样才与仅因调戏致使该妇及其丈夫羞愤自尽而判绞刑的条例有所区别；又必须辨明确无挟制窘辱情状，这样才与因奸情威逼人致死而判斩刑的条例有所区别。所以办理因言语酿成人命的案件，关键全在于分辨有无图奸之心以及有无挟制窘辱情状，以此来定罪名。而致死二命尤重于一命，不容稍有迁就，以致宽纵。此案姜惠行因妻子陆氏的侄女王陆氏未出嫁时，跟随陆氏学做针线，姜惠行见她年轻貌美，两次调戏图谋奸淫，不成，又央求陆氏用衣饰劝诱，让王陆氏顺从，陆氏不答应，因被该犯威逼吓唬，害怕之下才向王陆氏劝说，王陆氏仍不依从。等到王陆氏出嫁给王绍绅为妻时，该犯在旁照料，想起调戏未遂的旧怨，把王陆氏新房的枕被弄脏。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王绍绅因岳父陆帼?生病，前往探视，每晚住宿在该犯家中。十八日，王绍绅又带妻子探病，就在陆帼?家住下。第二天，姜惠行邀王绍绅及高文焕饮酒，因王绍绅不到自己家住宿，便戏言说他妻子大家都有份，恰好高文焕出去走动没听清楚，误以为是说合送寿礼，随口接了句不过是常州歇后语"二升三"。王绍绅不服，高文焕当即向他辩解，王绍绅生气走了回去。第二天前去找姜惠行理论，因而相互争吵。姜惠行的女婿袁继德劝解不住，还扬言要殴打，经人劝散。王绍绅回家告诉了妻子王陆氏，王陆氏与王绍绅各留下一封遗书，同时缢死。经该巡抚审讯，据姜惠行供称并非有心污蔑，又没有因戏言而酿成二命的意图

译，该当如何治罪，专案援引李潮敦一案内的谕旨，将姜惠行比照判处绞监候。刑部详加核查案情，姜惠行先前两次向妻侄女王陆氏调戏图奸，又逼迫妻子陆氏代为劝诱，可见他确实有图奸之心，这与李潮敦因一时口角辱骂妇女的案子，完全不同。况且该犯起初因王陆氏不肯顺从，甚至怀恨污损她的新房被枕，接着又当着王绍绅的面说他妻子大家都有份的话，怎能狡辩说是无心戏谑？等到王绍绅被羞辱而前去理论时，他不知愧悔，反而敢与人争吵。查阅王陆氏的遗书，其中有"丈夫怀疑，百口难辩，丈夫之死是因为妻子被污言中伤，妻子之死是因为无法辩白"等语。王绍绅的遗书中有"惠行仗着酒醉凶狠殴打，害得我们夫妻俩"等语，诉说两人一同死去的缘由，读来令人心中凄惨。该巡抚因王绍绅的尸身并无被殴打的伤痕，认为其挟制窘辱之情尚无实据，罪疑从轻，未便径直依照因奸情威逼人致死律判处斩刑。但王绍绅夫妻实是因该犯屡次图谋奸污，又用秽语污蔑，含恨而死，也应援引仅因调戏致使该妇羞愤自尽而判绞刑的条例。此案关涉二命，仍应酌情加重定罪，才足以告慰亡魂、警戒凶恶之徒。如今该巡抚仅比照李潮敦秽语辱骂酿成二命的案例判处绞监候，将来按例应归入缓决，名义上是从重，实际上是从轻，案情与例文的含义都很不妥当。罪名出入关系重大，刑部难以轻易批复。此外，余犯高文焕在当场用市井歇后语附和，事后却狡称是误会，是否自始至终都不知情？姜惠行先前有图奸之事，仅仅是含糊戏谑随声附和，该巡抚也未曾详加复审核实。至于袁继德，明知岳父姜惠行无礼强横，反而想要助纣为虐，殴打王绍绅，也属于凶恶。该巡抚判以重杖，从轻发落，也不足以示惩，应令该巡抚分别妥善拟罪，重新具题等情。题本驳回之后，该巡抚上疏称，遵旨重新提犯审讯，据供前情属实。查姜惠行先向王陆氏屡次调戏，接着又向她丈夫王绍绅污蔑，致使王绍绅、王陆氏夫妇同时忿激自尽，实属不法。案关二命，应依例加重问拟，将姜惠行依例判处绞监候，请旨即行正法。高文焕等人判以枷号、杖刑等情具题，应照所题批准。姜惠行应依仅经调戏致使该妇羞愤自尽之例判处绞监候。该犯起初调戏图奸未婚女子，接着又怀恨污蔑她丈夫，致使夫妇二命同时忿激自尽，情节实在可恶，应请旨即行正法，以示严惩儆戒。查该犯本罪应判绞监候，经该巡抚加重问拟为绞立决，此案发生在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恩诏颁布之前，应免其即行正法，仍归入明年秋审情实办理。该巡抚上疏称，经审讯，高文焕确实不知道姜惠行先前有图奸王陆氏之事，并非事后狡辩说是误会，但他未曾查询清楚，就用市井歇后语随声附和，实属不该。袁继德虽是出于劝解的用意，并非助纣为虐，但他先前听说姜惠行要辱骂殴打王绍绅，便因被斥责而想殴打对方，也属强横。此前判该二犯以重杖，确实不足以示惩，高文焕、袁继德均照不应重律判杖八十，各加枷号一个月。此案发生并到官在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恩诏之前，只是情节较重，不准援引恩诏减刑等语。查高文焕等人又逢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恩诏，所判枷杖应予援例免除，王陆氏依例予以旌表等情，题准。嘉庆二十五年案。

译秽言污蔑，致人母女四人自尽（四命）。山西巡抚题本：盗犯柴长发对李氏的丈夫用秽语辱骂，致李氏等母女四人同时自尽一案。奉谕：此案因秽言辱骂而惨死四命，与所援引的四川省李潮敦致死一家二命之案相比情节更重，是否应加重判处绞立决等情。臣等查考定例，人命案件按律不应判死罪的，罪止军、流、徒。人犯致死二命的，从一而断罪；致死三命以上的，按致死人数依次递加一等，直至发遣新疆为止，不得递加到死刑。若是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的，发配近边充军；致死三命的，发配边远充军，这是定例中专门的条文，仍应依照本例办理，不得援引三命以上依次递加一等之例加至发遣。到了嘉庆二十年，四川省题报李潮敦秽语辱骂致章王氏夫妻自尽一案，原判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奉旨认为刑部所判仍属过轻，改照手足勾引之例改判绞监候，归入秋审缓决等情，钦此。恭读谕旨，特意指明归入缓决，正是因为这类人犯已经罪加至死罪，不应再加重判为情实。此案盗犯柴长发曾要求李氏的丈夫温起江为他窝藏赃物，李氏等人都不知情。等到该犯被捕，温起江暗中嘱咐他不要供出自己，许诺给他饭食。后来审出窝藏的情节，柴长发被押解审讯，温起江便不再给他饭食，该犯气愤吵骂，捏造言词诬陷报复，并信口说曾与温起江家的妇女同睡等污言秽语。李氏得知后羞愤，便萌生短见，先把不满周岁的孙女丢入水塘淹死，接着又与媳妇、女儿三人一同投井身亡。查该犯是因怨恨其丈夫污蔑他的妻子，既不是因与其丈夫戏谑而起，而是挟嫌捏造奸情加以污蔑。该省所称审明并非有心污蔑之说，本是强词狡辩以开脱自己起衅的缘由，此案比李潮敦一案更为可恶，酿成人命的情节也比那案更为惨烈，判处绞立决实在并不为过。该省比照定例判绞监候归入缓决，仍觉得法轻情重。臣等私下以为，加重罪名固然没有一定的权衡标准，但生死才是罪名的关键所在。本犯依例应处死的，从监候加至立决，尚不算相差悬殊；但此案例文本已由充军之罪加至绞监候，若再加至立决，便是多开了一个加重之例。这在刑名上等于多开了一道加重的先例，似乎关系重大。臣等再三商议，与其照李潮敦成案那样加至立决，不如改依捏造奸情、挟嫌污蔑致使被诬之人忿激自尽的本例，因其惨死四命而从重改判绞立决。这样一来，既不会对新例再有加重之嫌，罪名也足以显得公允，似乎也是维持律例的一种办法。嘉庆二十四年说帖。

窃贼被殴打、秽语辱骂，致事主自尽（二命）。河南巡抚题本：卢二妮到乔典家中行窃，并未得手，事隔多日后，双方发生口角，卢二妮被殴打，后来因伤处溃烂疼痛，来到乔典门前，说自己不过是想调戏乔典的儿媳、女儿，未曾得逞，不该受此重打，便信口用秽语辱骂，致使乔典的儿媳胡氏和女儿文姐气愤投缳身亡。将卢二妮比照四川省李潮敦一案通行成例判处绞监候。嘉庆二十二年案。

护弟秽语辱骂致人姑嫂二人自尽（二命）。江苏巡抚题本：时奎因弟弟时景全与王太的女儿王三子、以及王太的儿媳王李氏发生口角争殴，时奎护着弟弟，便用"王三子等人都不是正经女人"之类的话辱骂，致使

译王三子、王李氏一同自缢身亡。此犯一句话害死二命，与李潮敦一案相同，应将时奎判处绞监候。嘉庆二十五年案。

憎恶儿媳、挟势窘辱，逼死母女二人（二命）。直隶总督奏本：任秉衡因儿媳任张氏患病，嘱咐其母张孟氏领回调治，后来病好了，张孟氏嘱咐送回，该犯嫌任张氏性情执拗，坚决不肯领她回去，起初逼她立下"无事"的字据，接着又逼她写下允许其子重新另娶的字据，层层威逼，致使张孟氏母女二人冤苦无处申诉、忿激难当，同时自刎身亡。查任张氏与任秉衡有翁姑名分，不便径直照一家二命科断，但该犯身为总商，倚仗财势，任意威逼挟制，窘辱致使张孟氏母女同时自尽。将任秉衡依豪强凶恶之徒、倚仗财势、因事威逼挟制、窘辱贫民、致其冤苦无处申诉忿激自尽而死一家二命应判绞监候之例，减一等判流刑。此判仍属情节重于所判之刑，请旨从重发配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嘉庆二十四年案。

秽言讥讽致人父子自尽（二命）。河南巡抚咨文：邓立杰因与骆文宗的儿子骆瑞林一同演习弓马，该犯因骆瑞林弓马平常，用秽语当众讥讽，致骆文宗气愤，用刀将其子骆瑞林砍伤并自戕，父子先后身死。将邓立杰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道光二年案。

被撞船索赔、追赶船只导致溺毙（二命）。江苏巡抚咨文：朱顺成因宋明远行船误撞了他的鱼网，索赔未成，纠集潘位高等人追赶拉扯船只逞凶，致使被雇乘坐的船主郑三观和水手陈玉令商量着一起躲避，失足跌落溺亡二命，情节等同于威逼致死。郑三观、陈玉令同乘一船，应比照一家问拟，将朱顺成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潘位高等人听从纠集追赶以致酿成事端，均照不应重律判杖刑。嘉庆二十三年案。

拉牛抵债致人自尽（二命）。贵州巡抚咨文：刘三拉走耕牛抵债，致使吴刘氏背负女儿一同自尽一案。此案吴辉明欠刘三马价银两未偿还，由他的族孙吴绍周代为承认偿还，已经审明吴辉明、吴绍周的供词足以为凭。后来刘三因向吴绍周屡次索讨未还，便把他家的牛牵回来抵债。吴绍周的妻子刘氏背着幼女赶去索还，被刘三斥骂恐吓，气愤之下便背着幼女投河自尽。这是该氏之死实因刘三的威逼所致，该省将刘三依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判处充军，情罪允当，应照原题批复。嘉庆十七年说帖。

一句污言污蔑，致人父女自尽、其母也随之轻生。陕西司查考定例记载：捏造奸情、赃款证据，写揭帖、编造歌谣挟嫌污蔑，致使被诬之人忿激自尽的，照诬告致死之例判处绞监候。又如因事与妇女口角、用秽语当众辱骂，致使该妇气愤轻生，又因此致使其丈夫痛惜妻子而自尽的，判处绞监候。又如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的，发配近边充军；又如子孙自身犯下奸盗之罪，父母纵容包庇，后来事发，畏罪自尽的，则将犯奸盗的子孙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等语。此案胡七七子因刘氏是刘俊升的女儿，嫁给他的小功服侄子胡海娃子的儿子胡牛儿为妻，胡七七子到刘俊升家借宿找工作。当时刘氏回娘家探亲住在家中，夜里刘俊升与女儿同睡一炕，胡七七子回家后告诉了母亲王氏。后来胡七七子与母亲王氏一起到胡海娃子家探望，恰好刘氏的哥哥刘先魁赶来，

译把刘氏接回家。胡七七子想起刘俊升父女同炕睡觉之事，便说亲眼见到刘俊升父女同睡一炕，不避嫌疑，恐怕有不轨之事，向胡牛儿说了。胡牛儿不让刘氏回娘家，刘氏便向胡七七子吵闹，王氏偏袒儿子胡七七子，反过来斥责刘氏。不料刘氏羞愤难消，投井身亡。胡七七子逃走，刘先魁回去告诉了刘俊升，刘俊升说刘氏是自己亲生女儿，无端受此污蔑，他要去找胡七七子拼命，暗中带着砒霜寻找胡七七子未遇，走到胡牛儿家，见王氏在那里，便当众骂闹。王氏则骂说父女同炕睡觉，不顾脸面，刘俊升气愤之下当即服毒倒地，过了一天便身亡。胡牛儿把刘氏的尸体抬到王氏家吵闹，王氏害怕获罪也随即投缳身亡。该巡抚因胡七七子无相应治罪条文，咨请刑部批示。本部详细核查案情，胡七七子因找工作到刘俊升家借宿，恰逢刘俊升的女儿刘氏回娘家探亲，与刘俊升同睡一炕，或许是因为家贫屋少难以分隔，或许是因为有客人来借宿而暂时将就，并非真的是骇人听闻之事。至于男女应当避嫌明辨的道理，本就难以苛求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胡七七子若与刘俊升父女平素并无嫌隙，何至于骤然以禽兽般的行径妄加揣测？他起初告诉了自己母亲，接着又告诉了刘氏的丈夫，用意何在？况且刘氏若果真有别的情事，断然不敢向他吵闹，更不会轻易寻短见。而刘俊升也因女儿受此污蔑而怀恨服毒身亡，比起因事与妇女秽语当众辱骂致妇女自尽、又致其丈夫痛惜妻子自尽的案子，情节更为可恶。况且犯人的母亲也因此畏罪自尽，是该犯一句污蔑之言，致死人家父女二命，又害得自己母亲畏罪轻生，其罪责更加难以宽宥。该巡抚并未详加查究确切情由，就依照该犯等人的狡辩之词，草率地咨请刑部批示。本部难以径行判定，应令该巡抚另派贤能官员详加审讯查明，依例妥善拟定罪名。道光十年说帖。

索债逞凶逼死一家四命。江苏司查考定例记载：豪强凶恶之徒倚仗财势，因事威逼挟制、窘辱致死一家三命以上的，判处斩监候等语。此案邱泳高因王锦维凭他作中人，用顶首钱承种曹坤余的田地，拖欠租金未还。曹坤余向县衙控告催讨，王锦维央求邱泳高向曹坤余情商，用原先付的顶首钱抵作欠租，并许诺从丰酬谢。邱泳高向曹坤余说情劝他答应了，退佃立据了结此事。邱泳高因往返花费了洋钱四圆、钱二百四十文的盘缠，王锦维答应照数偿还。邱泳高屡次讨要都没有还。后来又向王锦维的妻子王张氏索讨，答应送布匹作抵。邱泳高嫌不够抵偿而吵闹，王锦维便把水车、木橱等物搬来送给他抵债，因为估价不多，邱泳高便同儿子邱二再次前去坐索。王锦维躲着不肯见面，邱泳高便让邱二把王锦维家堂屋的六扇门肩扛而回，又去搬取火箱等物。王张氏拿着供奉的木主牌拦阻，想要打邱二，邱二夺过木主牌反打了王张氏的额头后回去了。邱泳高因搬回的各种物品一时无法变卖，又到王锦维家逼令他拿钱来赎回，并说如果不赎，过几天还要再来搬打，如此相逼。王锦维夫妇被逼得难以忍受，便先把儿子王道士倌、女儿王年姑吊死，随后自己也与妻子张氏一同投缳身亡。该巡抚将邱泳高依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三命以上例判处充军等情。查邱泳高向王锦维

译索讨、搬取物品抵债，虽是索债常情，但他屡次到王锦维家搬取家什，还让儿子邱二打伤了王锦维的妻子张氏，情节实在凶恶。等到搬回的物品无法变卖，又逼令王锦维拿钱赎回，致使王锦维夫妇被逼得难以忍受，连同子女一家投缳惨死四命，实属逞凶挟制。该犯既然曾为王锦维促成退佃之事，此前交情不错，怎会因索讨垫付款项及酬谢钱财就如此逼迫？况且该犯与曹坤余同住一县，往返的盘缠为何要花到洋钱四圆之多，其中恐怕难保没有借机敲诈的别情。此案关涉逼死一家四命，罪名出入关系重大，应令该巡抚详加审讯确切情由，依例妥善拟定罪名。道光十年说帖。

疑心偷窃、恐吓逼迫致死一家三命。四川总督题本：萧文翰等人疑心偷窃、恐吓逼迫李孙氏，致其缢死三命一案。查魏荣因竹笋屡次被偷，雇萧文翰、胡荣思在竹林边搭棚看守。恰逢李应珑等人黑夜路过，萧文翰疑心是贼喊叫要抓，李应珑因是去贩卖木炭，怕被耽搁，便随即逃跑。萧文翰疑心他就是偷笋的正贼，又寻到他家中查找捉拿。等到问明是买炭未回，怀疑是躲藏，便捏造说李应珑因偷笋犯案逃回，自己是奉差查缉的，并用"没人来就要抓他家属"的话恐吓，致使李应珑的妻子孙氏被逼得走投无路，先把儿子、女儿酉蛮妹儿吊死，然后自己也上吊身亡。仔细核查案情，李应珑等人虽是黑夜提着竹笼行走，但只是从萧文翰所在竹林边经过，并未走入竹林。当时萧文翰疑心有贼喊叫要抓，李应珑怕被拦阻耽搁，急忙逃跑，当时竹笋并未失窃，本来就没有赃物证据可凭。而且据赶去抓获的陈一贵，已经把随同李应珑到炭厂贩炭、都不是窃贼的实情如实告知，本可以消除疑虑、平息此事。但萧文翰却凭着毫无实据的偷窃嫌疑，一定要搜寻拿获。等到李应珑家中查问未遇本人，便硬是诬陷他偷笋逃跑回家，还用没人来就立即查抄家属的话来恐吓。他有意假冒差役进行恐吓的情节已十分明显。即使萧文翰并未索要财物，实际只是想要报官究办，但他危言恐吓之时，本让无辜的李孙氏既担心丈夫难以辩白偷窃嫌疑，又害怕到官府会出丑，种种冤苦走投无路，先把儿女吊死以绝后顾之忧，接着自己便投缳自尽，这是一家三命遭此惨祸，实在是由萧文翰倚势威逼挟制窘辱所致。该总督将萧文翰依诬告使人受牵连致死一二人之例判处绞监候，尚不够妥当，驳回令其另行拟定。此后据该总督重新核议，萧文翰等人黑夜看守竹笋，陈一贵等人从竹林边经过被捕获后告知实情，并非窃贼。当时竹笋并未被窃，是萧文翰因李应珑慌张逃跑而一定要追究根由，寻到李应珑家中查问下落。因他未回家，便谎称李应珑已经因偷窃犯案，假冒差役身份加以恐吓。胡荣思、魏荣也都随声附和。李孙氏想到丈夫回来遥遥无期，是否偷窃也无法立即辩白，又害怕到官府出丑，走投无路，因而吊死儿女，随后自己也自尽身亡。

译一家接连死了三条人命，实在是萧文翰恐吓所导致的。理应遵照驳回意见，将萧文翰改判为斩监候等情由，应当按所题准予施行。萧文翰应当依照豪强律

译恶徒因事威逼挟制窘辱，致使平民冤苦无处申诉，情急自尽，致死一家三命的，依例拟斩监候。魏荣、胡荣思仍照原判以从犯减一等，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乾隆四十五年题准案，照所见集录：诬奸讹诈殴逼奸妇自尽二命案。东抚咨报：李化为殴逼奸妇李殷氏等投河身死一案。查李化为与李殷氏、赵梅氏先后通奸。后来到梅氏家闲谈，见梅氏在街上给同庄居住的师九点火吸烟，起初怀疑二人有奸情，后又想到师九家境较为宽裕，便起意讹诈吓唬。让梅氏诬赖师九黑夜调戏，并强逼殷氏作证。等到强令二人一同前往师九家中，梅氏等人不肯昧良心，都说并无此事。该犯因梅氏等人不肯诬证，大为忤逆其意，便将梅氏、殷氏殴打逼迫，逼令二人在师九家中送死。这二妇平素知道李化为为人凶恶，如今既已大忤其意，当面被殴骂，不死也必遭其毒手，惊恐忧惧交加，随即各自投河身亡。可见这二妇之死，实是死于李化为逼令她们"死在师九家中"这句话。查李化为与梅氏等虽是和奸，但因欲讹诈平民，便挟持梅氏等人被奸的短处，设计图谋，威吓逼令二人诬证。因未能得逞，便逞凶将该二妇殴打逼迫致死。详细核查情节，起初是因妒奸而生事端，后来则因忤逆其意而逼死人命，且致死两条人命，情节犯罪尤其严重。该巡抚对此等淫凶强横之徒，仅照棍徒例加重发遣，等到驳回令其另拟，又改照用强殴打威逼例加重改发伊犁，实属轻纵。李化为应改依因奸威逼致死律，拟斩监候。

乾隆四十五年题准案，照所见集录：和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二命案。陕抚咨报：杨桐与马贺氏等通奸败露自尽二命一案。此案杨桐先后与马贺氏、胡黑氏通奸，彼此识破，两人都不再避忌。后来杨桐前往与胡黑氏重续旧情，马贺氏也随即赶到，二人闭门谈笑。马贺氏之夫马步周回家不见妻子，前往胡黑氏门首，听得马贺氏在窑内说笑，窥见杨桐分别搂着二妇的脖颈坐在炕上说笑，气愤责骂。杨桐畏惧逃跑，马贺氏、胡黑氏都因奸情败露，羞愧一同前往马棚自缢身亡。该省将杨桐依因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例，拟以满徒，虽死二命，但依例不应拟抵，与"不应拟抵命案致死二命从一科断"之例相符，应请照准。

道光六年说帖：和奸败露奸妇本夫自尽二命案。江西抚咨报：林逸远与严刘氏通奸败露，致严刘氏与本夫严云亮自尽一案。查律例载：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又：妇女与人通奸，本夫并未纵容，杀奸不成因而羞愧自尽者，奸夫拟杖一百、徒三年。又：人命案件按律不应拟抵、罪止军流徒的犯人，除致死二命依律从一科断外，若致死三命的，于应得军流徒本罪上各加一等。注文说：如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之类等语。可见和奸致死二命、依律不应抵命之案，应从一科断，例文有明确规定，并无加重之条。此案林逸远与严刘氏通奸，本夫严云亮并不知情，后因奸情败露，严刘氏羞愧服毒自尽，严云亮因寻找林逸远送官未遇，气愤难消，也随即自缢身死。查和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以及本夫杀奸不

译成羞愧自尽各条内，奸夫都是罪止拟徒，二罪相等，律无加重的条文。至于因奸情败露致酿成二命，例内既已指明从一科断，自应仍按本例问拟。该巡抚将该犯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拟军罪，属于错误，应予更正。林逸远应改依"按律不应抵命、罪止军流徒的犯人致死二命从一科断"及"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奸夫拟徒"例，拟杖一百、徒三年。至于因奸致死二命、依律不应抵命之案应从一科断，早已定例遵行在案。所有该司请求交馆妥议专条通行各省之事，应无需再议。

道光元年说帖：和奸败露致酿三命案。安抚咨报：张庚与张庭巨之妻陈氏通奸败露，陈氏自尽，致怀中幼女庭姐被扪毙，以及伊幼弟张毛押被张庭巨砍毙一案。查张庚因奸致酿三命，应于和奸败露奸妇自尽满徒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

嘉庆二十一年案：和奸自尽二命，一人成奸、一人未成奸。川督咨报：罗允应到杨郑氏房内奸宿，因被杨郑氏的夫妹杨么妹撞破，杨郑氏诱令杨么妹一同奸宿，杨么妹只是以恐怕被人知觉为托辞，虽未成奸，但同坐共语，其心意已经允从。后被杨郑氏撞见奸情，以致杨郑氏、杨么妹各自心怀羞愧，同时缢死，都是由罗允应通奸所致，应从一科断，依和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例，拟以满徒。

嘉庆十二年案：尚未成奸即被人撞破，奸妇自尽。苏抚咨报：赵虎与周大姐彼此调戏，正要行奸时被周大姐的继母回家撞见，致使周大姐羞愧自尽。虽未成奸，实与和奸无异，将赵虎照和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例，拟以满徒。

嘉庆二十一年案：鸡奸败露，被奸之人自尽。陕督咨报：李万年与徐生旺鸡奸败露，致徐生旺羞愧自尽。将李万年比照和奸之案奸妇因奸败露羞愧自尽例，拟以满徒。

道光三年案：刁奸犯奸之妇窘辱致死三命。晋抚题报：杨士魁刁奸秦王氏，挟制窘辱致秦王氏同母亲王李氏并妹妹王三女同时自缢身死一案。查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者，斩监候。又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审明有挟制窘辱情状的，其死者无论是本妇本夫父母亲属，奸夫也应以威逼罪拟斩。又：豪强凶恶之徒因事威逼挟制窘辱，令平民冤苦无处申诉，情急自尽致死的，若为一案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的，绞监候。又：因事威逼律的注文说，比如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等语。可见威逼人致死的罪名有斩、绞之分，总以是因奸还是因事作为判断标准。若是户婚田土钱债等事，仗着强横挟制窘辱在其人，虽有冤苦莫伸之情，该犯或许事出有理，并无必置人于死的意图，而死是由于本人自尽，所以即使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至三命以上的，也只拟绞监候。这是斟酌情理定法，用以彰显公平允当。若是因奸威逼人致死，另有专条，因为名节是举世所看重的，奸淫是恶行之首，所以无论本夫本妇父母亲属，都应拟斩监候，用以惩治邪淫、维护风化。律例各有专条可引用判断，不容混淆。此案杨士魁因得知秦王氏与杨进全通奸，邀同刘腊孩等前往捉奸。该犯将秦王氏逼胁成奸后，被李栋孩得知，也图谋挟制求奸，前往侮辱，将秦王氏头上银簪抢拔，

译希望以此作为奸情的证据。经贾宗周等人劝说，归还银簪后散去。秦王氏的母亲李氏因被欺辱，已有与女儿一同寻死的话，经儿媳王常氏劝说，让她把秦王氏送回夫家，使杨士魁等人无由滋事。李氏当即同幼女将秦王氏送回，走到村外，被杨士魁遇见，又想拉秦王氏行奸。王李氏出面拦阻，杨士魁不理，强拉秦王氏到高粱地里行奸。王李氏与王三女目睹这一情形，窘辱难堪，各自解下腰间的系带在枣树上自缢身亡。杨士魁奸淫完毕与秦王氏走出，看见此景便逃走，秦王氏也自缢身死。可见王李氏等三人之死，实是由杨士魁强拉秦王氏行奸、挟制窘辱所致，与因其他事情威逼致死的情形本不相同。虽然秦王氏先前与杨进全通奸，李氏曾经纵容，但该犯第一次逼奸秦王氏时，李氏已因被欺辱不甘心，把秦王氏送回；该犯又在途中强拉秦王氏行奸，李氏并无纵容之情，已不可宽恕该犯之罪，况且十四岁的王三女尤其是清白之人，起初听闻杨士魁逼奸她姐姐，已说不愿做人，后来又亲眼目睹拉奸情形，窘辱难堪，以致同母亲一起自尽，理应依照因奸挟制窘辱致死本妇亲属拟斩之例判定。如今该巡抚既说王三女是清白平民，却因秦王氏是犯奸之妇、她母亲先前有纵容之事，便忽略了该犯因奸挟制窘辱致死无辜之人的问题，仅将该犯照因事威逼致死三命之例，拟以绞监候。这是没有考虑到因奸和因事的情形不同，律例的罪名各不相同，援引判断既属混淆，情理上也多有不符，应令其另行妥善拟定。此后据该巡抚遵旨查明，杨士魁先是刁奸秦王氏，接着又在途中将秦王氏强行拉奸，以致王李氏母女三人同时自缢，实属淫恶不法。虽然秦王氏先前曾犯奸，王李氏也曾纵容，并非清白平民，但王三女却是秦王氏的妹妹，属无辜的平民，也竟因此自尽，实是由杨士魁因奸挟制窘辱所致。此前依威逼致死三命例拟绞，未免轻纵，理应遵照驳回更正，将杨士魁改依因奸威逼致死本妇亲属例，拟斩监候。

嘉庆三年题准案，照驳案新编录：妒奸吵闹致奸妇忿迫自尽案。东抚咨报：王法廷、王孝绪与王路氏通奸败露，致王氏羞愧自尽一案。奉批：王孝绪仅仅科以奸罪，似乎太轻，交馆议等语。查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者，斩监候。又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审明有挟制窘辱情状的，奸夫依威逼罪拟斩；若是和奸而本妇愧迫自尽的，不得一概坐以因奸威逼之罪。又：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等语。向来奸妇羞愧自尽的案子，只要奸夫与奸妇通奸，或被人撞破，或丑名张扬，奸妇因无颜见人而轻生短见的，即应判奸夫以徒刑之罪。至于奸夫因妒奸而凶闹，以致奸妇羞愧自尽的，虽不能判以因奸威逼之罪，也应酌情加重问拟，以示区别。此案王法廷、王孝绪先后与王路氏有奸情，后来王法廷瞥见王孝绪走到路氏屋内把门关闭，怀疑他们有奸情，心怀妒忌，起意捉拿，随即踢门进内。王孝绪慌忙逃走，王法廷见路氏赤身在炕上，又与她行奸一次。王路氏说王法廷踢门吵闹，一定会被邻居知觉，让她没脸见人，当即哭泣，王法廷便回家

译去了。王路氏随即用布带上吊，因幼子啼哭又放下来，跑到门外投井身亡。详细核查案情，王法廷因妒奸看见王孝绪在奸妇路氏房内，踢门进去大闹，以致路氏忿而不欲生，顾不上幼子，先是上吊，后又投井。可见该妇之死，虽是由于王孝绪行奸败露、羞愧难消，实际上是由于王法廷踢门大闹、忿迫难堪所致。王法廷这一犯，审讯并无挟制窘辱情事，固然不能判其因奸威逼斩监候之罪；但因妒奸大闹致奸妇愧迫自尽，也不便照寻常奸妇羞愧自尽例仅拟满徒。王孝绪这一犯，若非与王路氏在房中续奸，王法廷也无从妒奸大闹。如今该妇既是因奸情败露而投井身死，正与奸妇因奸情败露自尽的条文相符。而该巡抚以例内并无奸夫妒奸致奸妇羞愧自尽应如何治罪的明文，将王法廷依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例拟徒，王孝绪仍只科以奸罪，都属轻纵。王法廷应改依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奸夫拟杖一百徒三年例上酌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王孝绪应改依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奸夫拟徒例，拟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二十二年说帖：妒奸殴伤奸妇自尽案。河抚咨报：孙盛彩妒奸殴伤奸妇赵李氏，致氏忿迫自缢身死一案。查因奸威逼人致死拟斩之律，是指强奸妇女致妇女自尽，以及和奸之案中奸夫倚势威逼其夫、父母及同店亲属自尽而言；若是和奸之案，奸妇因奸败露羞愧自尽的，奸夫自有拟徒的专条。至于奸夫妒奸将奸妇殴打致奸妇自尽的犯人，其情节固然比因奸酿命更重，自应在徒罪本例上酌量加等问拟，不得在斩监候律上量减科断。此案孙盛彩先与赵李氏通奸，后因李氏又与张年奸好，该犯心怀妒忌，将李氏殴伤致其忿迫自尽。查验该妇被殴伤痕，右膝、右臀、右腿都不是致命之处，且伤势甚轻微，可见该妇的自尽，固然是由于与张年通奸败露，但也是因孙盛彩妒奸挟制所致，核查与山东省王法廷、直隶省谢琥、云南省李荣成的案子相同。该省将孙盛彩比照因奸威逼人致死斩监候律上量减一等，拟以满流，并将张年依军民相奸例拟以枷杖引断，实属未妥，罪名互有出入，自应仿照成案更正，以免歧异。应请交司将孙盛彩改依奸妇因奸败露羞愧自尽满徒例上量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张年改依奸妇因奸败露羞愧自尽例，拟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五年说帖：妒奸将奸夫喊骂致奸妇自尽案。乌鲁木齐都统咨报：安喜法等与宁柳氏通奸败露致氏自尽一案。查赵万贤先与柳氏通奸，柳氏又与安喜法奸好，后来安喜法到柳氏家，见赵万贤在那里，便向他喊骂，赵万贤走避，安喜法跟出门外辱骂，柳氏因奸情败露，恐怕丈夫知觉，心中不安而羞惧自缢。该都统将安喜法依奸妇因奸败露羞愧自尽例拟徒，赵万贤依军民相奸例加杖。经该司认为赵万贤、安喜法先后与柳氏通奸都已败露，其罪应相同，将赵万贤也改为满徒，确属允当。至于安喜法这一犯，虽是妒奸引发事端，但究竟没有向奸妇逼迫挟制的情事。检查山东省王法廷、直隶省谢琥、云南省李荣等三案，都

译是曾经窘辱逼迫奸妇致使奸妇愧迫自尽，所以加等拟流。如今安喜法只是向赵万贤辱骂，并未向宁柳氏逼迫窘辱，依例拟以满徒也属公允，应请照准。

道光六年陕西司说帖：奸夫殴伤奸妇自尽案。山东司查例载：因事用强殴打威逼人致死，如非致命又非重伤的，杖六十、徒一年。又：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者，斩监候。又例载：因奸威逼人致死的人犯，务必审明有挟制窘辱情状的，其死者无论本妇本夫父母亲属，奸夫也以威逼罪拟斩。若是和奸纵容而本妇本夫愧迫自尽，或妻妾自逼死其夫，或父母、丈夫自逼死其妻女的，不得一概坐以因奸威逼之条等语。此案齐根因与边杨氏通奸，边杨氏的婆婆利用财物纵容，边杨氏让齐根到地里收割麦禾，齐根因边杨氏未送午饭而与其争吵，并将边杨氏殴打但未成伤而散去。后来齐根又到边杨氏家想续奸，边杨氏因齐根曾殴打她，气愤不允。齐根用木凳殴伤边杨氏的右肩甲、右肋后离去。边杨氏因被齐根逼奸殴辱，气愤投水身亡。该巡抚因例无专条，将齐根在因奸威逼人致死斩监候律上量减一等，拟以满流等情具题。臣等查边杨氏与齐根通奸，是其婆婆图财纵容，并非良家妇女；她不允续奸，是因为被该犯殴打气愤，也并非悔过拒绝，该犯将她殴伤致使她自尽，与因奸威逼人致死的情形迥然不同；但仅照常人威逼致死、非致命又非重伤例拟杖六十、徒一年，又比和奸之案奸妇羞愧自尽之例还轻。而边杨氏的自尽究竟是由该犯殴打所致，又比并未受伤仅止羞愧自尽的情节稍重，自应比照本例酌加问拟。该巡抚将该犯照因奸威逼人致死例量减拟流，是把和奸之案援引良妇因奸被逼的条文，实属未妥，应予更正。齐根应改照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奸夫拟杖一百徒三年例上酌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此案犯罪到官是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恩旨之前，应准减为杖一百、徒三年，追缴埋葬银十两给付尸亲领取。

道光十一年说帖：奸妇自尽有两个奸夫，分别定徒杖之罪。安抚咨报：周二憨与张吴氏通奸败露，致其羞愧自缢身死一案。查张吴氏先后与周二憨、周允名通奸，彼此都不知情，本夫张廷允也不知情。后来吴氏因丈夫独自睡在牛房，约周二憨晚上到她房里续旧情，到了夜里周二憨翻墙而入，关门低声谈话，正要行奸时，张廷允忽然听到跳墙的声响，心生怀疑起身察看，听到妻子与人私语，料想是奸夫，携刀前往捉拿。周二憨闻声逃跑，被张廷允追砍而逃脱。张廷允回来向吴氏追问，通奸之事属实，又追问出她与周允名也有奸情，张廷允声言要送官究办，吴氏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可见张吴氏虽与周二憨、周允名都有通奸，但该妇奸情的败露，实是因为周二憨深夜在房中续旧被本夫当场捉获所致，与周允名并不相干。该省将周二憨依和奸败露奸妇羞愧自尽例拟徒，周允名依军民相奸例拟以枷杖，是分别定各自的罪，与例相符，似可照准。

嘉庆十五年说帖：娼妇怀孕，商同奸夫

译打胎身死案。苏抚咨报：黄受林等与娼妇是孙氏嫖宿，听从打胎身死一案。此案黄受林、薛其六嫖宿孙氏不到两个月，查验胎儿已有四个月，可见并非黄受林等人使她怀孕。可见黄受林等人所嫖宿的是孙氏本是娼妓，她所怀的胎儿又不是他们所使怀的孕，因与孙氏奸好，代为寻找药物，不料打胎致死，比起那些引诱良家妇女通奸怀孕后又合谋打胎致其丧节丧命的，情节有所不同。黄受林、薛其六应照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杖流例，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薛濮氏得财听从打胎致酿人命，应照为从犯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张严氏将托人推荐佣工的妇人得财引诱为娼，应依卖良为娼媒合人减一等律，杖九十等情咨部。查例载：妇人因奸有孕，害怕人知觉，与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的，奸夫比照以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者致死减一等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黄受林等与娼妇是孙氏嫖宿，孙氏怀有身孕，担心难以卖淫，邀商黄受林等要打胎，黄受林随即送孙氏到薛濮氏家，濮氏取药给她服用，将胎堕落，孙氏因而丧命。该巡抚虽说这与诱奸良家妇女败节丧命的情形有所不同，但细核本条例的含义，既未区分良贱，且是比照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致死减流之例，尤其不应以良贱来区别判断。如今孙氏虽是娼妇，但黄受林商同用药打胎致死人命，自然不能因她是娼妇便从轻处理，以致淫纵残忍之徒无所惩戒。黄受林应照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薛其六虽有奸宿以及参与谋划打胎的情事，但后来黄受林转送孙氏到薛濮氏家用药堕胎时，他并未在场，应与听从用药的薛濮氏一样，都照为从犯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薛濮氏是妇人，可收赎，其余均按所咨内容完结。

乾隆三十九年通行本内案：奸夫奸妇商谋同死案。南抚题报：罗常五奸拐匡氏败露，匡氏逼令该犯代割身死一案。查罗常五与匡氏通奸拐带逃走，经罗常五的哥哥罗才五察觉拐逃情由，要去投保送官。匡氏害怕，与罗常五商量一同赴死，匡氏把刀递给罗常五，逼令代割自己咽喉倒地，罗常五也自割二刀，匡氏伤重身亡，罗常五经救治未死。该巡抚将罗常五依谋杀人从而加功律拟绞。查匡氏本是自愿寻死，并非谋杀他人可比，罗常五是被同死之言所迷惑，又经匡氏递刀逼令下手，先为匡氏代割，一时心慌失措，随即自戕，与谋杀人从而加功的不同，也与自行起意要杀人的有区别。臣等查此类情节本属含糊不清，其间罪名相差悬殊，如果不是握有确凿证据、明确定出条例引用，必定导致判断歧误，实非明允之道。臣等详加斟酌，此后凡是奸夫奸妇商谋同死，如果已经将奸妇致死，奸夫并无自戕伤痕、也无同死确凿证据的，审明后，或属谋杀，或属斗杀，核实其实际情节，各按本律拟以斩绞，不得因有同死的口供而稍加宽减。如果奸夫与奸妇因奸情败露而商谋同死，奸妇当场丧命，奸夫也已自戕，或因被人救阻医治痊愈，确有证据的，将奸夫照犯罪时雇人伤残因而致死减斗杀一等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另有拐逃及其

译他情节的，届时酌情从重改判发配，倘蒙皇上允准，所有罗常五这一案便照此办理，并载入例册等情。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奏请，奉旨：依议。钦此。通行已纂例：商谋同死，奸妇毒毙、奸夫成笃疾案。晋抚咨报：梁计光与梁任氏通奸败露，同食毒饼致任氏因毒身死、梁计光因毒致成笃疾一案。查例载：奸夫奸妇因奸情败露商谋同死，奸妇当场丧命，奸夫已经自戕，因被人救阻医治痊愈，确有证据的，将奸夫减斗杀罪一等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仔细体会例文的用意，是因为虽是商谋却终究未能同死，其形迹涉嫌杀人，所以奸夫无论是否起意，都必须确有证据的才准予减斗杀罪一等；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就应严究致死重情，科以斩绞之罪。若是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非奸夫意料所及，因究竟是犯奸酿成人命，所以科处奸夫满徒之罪，两个例文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此案梁计光与堂兄妻子任氏通奸，任氏因奸情败露决意寻死，暗中取来种地剩下的信石（毒药），用面做成两个饼，前往叫来梁计光，告诉他这件事。梁计光因奸情正浓，也想同死，便将毒饼各食一枚，随即两人都毒发，被人瞥见后救治。任氏因中毒身亡，梁计光因毒素归入四肢，致成笃疾。查这奸妇的自尽，其起初的心意固然是因奸情败露而自欲轻生，但既已向该犯告知，该犯也愿意同死并分食毒饼一枚，因毒素归入四肢，只是成为笃疾并未致死，这便与商谋同死而遇救得生的情形无异。如今该巡抚以任氏是自己起意寻短见、该犯并未起意，便径直照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奸夫拟杖徒例判处徒刑，实属错误。梁计光应改依奸夫奸妇商谋同死、奸妇当场丧命、奸夫已经自戕、因被人救阻医治痊愈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已成笃疾的照例收赎。

嘉庆二十年说帖：商谋同死，奸夫并无受毒确凿证据案。直督题报：黄亭与黄方姐通奸商谋同死，致将黄方姐毒死一案。查例载：奸夫奸妇商谋同死，如果已经将奸妇致死，奸夫并无自戕伤痕、同死确凿证据的，审明后或属谋杀、或属斗杀，核其实际情节各按本律拟以斩绞。又律载：谋杀人的，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等语。此案黄亭因与同姓不同宗的黄方姐通奸，后来黄方姐向黄亭告知，她夫家迎娶有期，不愿另嫁，商谋同死。黄亭应允，置备信石末，掺入包子中分成两半，将一半交给黄方姐吃完，黄亭也吃了一口，因气味难受，出门呕吐，把吃剩的包子丢弃后回去。黄方姐毒发呕吐，被她母亲袁氏瞥见，查知服毒情由，灌救不及，黄方姐随即丧命。该总督因黄亭并未中毒受伤，将黄亭依谋杀人律拟斩监候等情具题。臣等详细核查案情，黄亭与黄方姐通奸商谋同死，该犯将信石末掺入包子内分给黄方姐吃，吃完毒发致死。该犯虽供称自己也曾同食呕吐，但既未受有伤痕，又无旁人救阻的确凿证见，可见该犯的同死并无确凿证据，自应按谋杀本律定罪。但黄方姐的商谋同死，既经该总督审讯明白，是因为夫家迎娶有期，不愿另嫁，甘心自尽，曾在生前自己吐露，并据尸亲供明在案。可见奸妇起意求死

译，先向该犯黄亭暗中商量，该犯听从并下手给她食用信石毒药，应当科以谋杀加功之罪。该总督既已说讯问无起意谋毒的情事，却又将该犯依造意律拟以斩首引断，实属未妥，既有供词勘验可凭，应当就案更正。黄亭应改依谋杀人从而加功律，拟绞监候。

嘉庆二十一年说帖：商谋同死，奸妇丧命、奸夫伤愈案。厢蓝旗满洲呈报：聂杨氏的女儿大妞，在赵那思图家自行抹脖身死。查赵那思图与大妞通奸，起初是她母亲聂杨氏知情纵容，后来因大妞已经受聘，恐怕丑闻外扬，将赵那思图拒绝。赵那思图登门辱骂，聂杨氏无奈，将大妞送到他家，嘱咐他为自己留些颜面，任他奸宿三日，此后断绝往来，赵那思图应允。后来大妞因恋奸情浓，声称三天已满以后不能再相会，又因出嫁日期已近、腹中怀有身孕，向赵那思图商谋同死。大妞自戕丧命，赵那思图畏罪也用刀自抹，经救得生。将赵那思图照奸夫奸妇商谋同死、奸妇当场丧命、奸夫已经自戕、经人救阻医治痊愈例，拟以满流。

嘉庆二十四年广西司现审案：窃贼遗火烧毙事主，须定例。广西抚咨报：李亚养行窃遗火烧毙事主之子刘兴序一案。该省将李亚养比照窃盗未得财、事主追逐因而拒捕杀人斩监候例上量减拟流。广西司认为例无明文，似可分别办理，建议此后窃贼遗火烧毙事主，以事主邻佑等人有无目睹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事主等人正当追捕盗贼之时，亲眼看见该贼仓皇逃跑，当场遗落火种，或来不及赶救，或扑灭不及，以致烧死事主一命的，量减问拟军流；若事主等人并未亲眼见到火是遗落所致，仍照向来成案问拟斩监候；烧死事主二命以上的，无论遗火有无确凿证据，都拟斩监候，仍在秋审时酌情分别定实、缓等情，缮呈说帖。奉批：所议不是没有见地，交律例馆速查例案妥议核夺等情。查窃贼遗火延烧致死事主，例无专条，历年办理过的成案，烧死事主一命的，向来都比照因盗威逼人致死律拟斩监候；烧死一家三命的，即比照因奸威逼致死一家三命例拟斩立决，并无烧死事主一命问拟军流的案例。推究从前比照律文定拟的缘由，是因为事主之死虽是由于失火延烧，而失火是因贼犯行窃时遗落火种所致，罪责所由起，自然难以忽略致死的原因，宽减其应拟抵命之罪，所以历来仿照成案办理，秋审时列入情实。至于贼犯遗落火种，原本是无人亲眼看见，所以才导致火势延烧；若事主等人一经目睹，自然必定立即扑灭，岂有任其延烧贻害的道理？想就此区分轻重，似觉未妥，再三思考，窃贼遗火烧死事主，究竟并非

译意料所及，而且是比照条例拟定的，如果是无心失火烧死事主一人的犯人，秋审时一概拟定为情实，从情理上说不无可悯之处，特此拟定专条，奏请核定，酌情办理。道光三年的说帖中，有图财哄骗脱去幼孩衣服致使其冻死的案例，山西巡抚题报杨贵儿脱取卫方管的衣服致卫方管冻死一案。查律例记载：剥去他人衣食致其死亡的，判绞监候，这是指因其他缘故致人死亡而言的；如果是因盗窃而引起争端致死，自然应当比照因盗窃致死判斩监候的条例办理。律例又记载：图财害命的为首者判斩立决，又谋杀未满十岁幼孩的判斩立决，这是指确实存有谋财害命、谋杀之心的而言。如果行迹虽是图财，但尚不构成谋害人命，死者虽是幼孩，但并无谋杀之心，那么就应当按照其所犯情节酌情定罪。此案中杨贵儿因一时饥饿，哄骗脱去年仅四岁的卫方管的衣服，只是图谋卖钱换取食物，并无谋害之心，卫方管因此受冻而死，这就属于因盗窃而致人死亡，本不便依照剥去他人衣食致死律判绞监候，也不便径直依照图财害命及谋杀十岁以下幼孩条例判斩立决。该省应将

译杨贵儿比照因盗威逼人致死律拟定斩监候，尚属妥当允协。

查案卷得知，上年陕西省题报权五儿剥取马金环儿衣服致其冻死一案，该省认为权五儿引诱马金环儿脱下棉袄致马金环儿受冻身死，此事属于因盗而与因故意脱人衣服者不同，将权五儿依照因盗致死律拟定斩监候，本部已依此覆准在案。核查与此案相符，只是此案中"威逼"二字虽与案情不太吻合，但若因此声明删改似乎显得繁琐，罪名既无出入，只可照原议覆准。

嘉庆十二年说帖：盗贼之兄反诬吓逼事主自尽案。湖广司查律文规定：因盗而威逼人致死者，处斩监候。注文说：不论是否得财等语，律意专指行盗之本犯威逼事主等人致死而言。至于盗犯亲属借故吓禁事主致死，律例中并无治罪明文，自应酌情比照定拟。此案黄万同、黄万发因弟黄万林行窃萧云山家财物被抓获，欲送官究办，黄万同贿赂嘱托刘士国等将黄万林释放逃走。萧云山报官差役缉拿该犯，黄万同等又捏称弟弟被萧云山诬赖偷窃拷打致生死不明，屡次前去吵闹，逼令交还人，以致萧云山情急自扎身死。黄万同、黄万发并非行窃本犯，自然不便径直科以因盗威逼致死之罪。但该犯等因弟弟行窃被抓获，先是贿赂嘱托村邻将弟弟纵放，又以"诬赖偷窃拷打生死不明"之言反诬事主，屡次前去吵闹索人，实属狡诈凶恶。臣等详加参酌，此案黄万同等虽未曾控告到官府，但捏造情节反诬事主吓逼致死，核与诬告人因而致死者情罪并无差异。该巡抚声明黄万同应于因盗威逼致死斩罪上酌情减为流刑，黄万发拟杖刑徒刑，虽黄万同已经病故，但作为从犯的黄万发仅拟徒罪，实不足以示惩戒，应将黄万同改依诬告致死例拟绞刑，黄万发减等拟流刑，情理法律才算公允恰当。

乾隆五十三年说帖：盗犯拒捕伤人致事主伤痛自尽案。安徽巡抚题报：谈全纹纠合他人偷窃潘三元家，潘三元闻声起身追捕，该犯等携带赃物逃走，因同伙落后被抓获，谈全纹为护同伙拒捕，用铁撬打伤潘三元小腿逃走。潘三元因伤痛难忍，自缢身死。将谈全纹比照因盗威逼人致死律，拟定斩监候。

道光元年说帖：与事主妻子的父亲吵闹，致事主之妻自尽案。浙江巡抚咨文：袁新猷行窃陈义荣家衣物典当，被事主之妻的父亲朱成三查知，该犯让事主出钱赎取，并许诺将所存原赃归还，因还有衣料二件当票遗失，约定过些日子再交还。后来朱成三又当众索要，该犯起意翻悔抵赖，到朱成三家吵闹，指望其不敢再索要，致使事主之妻朱氏因该犯抵赖余赃连累其父受气，情急自尽。该犯是为了违约私利起见，并非当面对事主之妻逞威，与真正威逼者有所不同，依照因盗威逼人致死律，酌减一等，拟定满流。

道光元年案：盗贼因赔偿赃物挟嫌，用凶器殴人致其自尽案。贵州巡抚咨文：龙老六因偷窃甘大益的牛，经吴秀进代为查获，令龙老六赔偿赃物后了结。后来龙老六挟嫌图谋殴打，用铁尺殴伤吴秀进额头等致命部位，致使吴秀进气愤自缢，将龙老六依照威逼人致死果然造成致命重伤例，发配近边充军，因用了凶器，再酌加一等，发配边远充军。

道光三年案：与己无关之事，强取他人衣物致其自尽案。浙江巡抚咨文：刘才

译进因王咬脐的妹妹王氏嫁给陈广才次子陈建元为妻，后来刘才进的弟弟刘才宝与王氏通奸被抓获，控告到县衙受枷责。因陈建元不愿将妻子领回，判决离异，陈广才告知王咬脐愿归还其妹妆奁，刘才进唆使王咬脐立即赶车前往搬取，以免日后反悔。一同到陈广才家时，陈广才尚未回家，其长子陈建和不允许交给刘才进，声称妆奁不给，就取物品作抵。王咬脐等便将其家中衣物连同其母陈钱氏的寿衣一并搬走，不料陈钱氏因寿衣丢失，忧愁窘迫难解，投缳自尽身亡。将刘才进比照窃盗逃走致事主失财窘迫自尽例拟满徒，王咬脐等依从犯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道光二年案：尊长为人所杀，私自与凶犯之妻和解，尸首叔父受贿私和案。贵州巡抚题报罗阿便等共殴陆老二致死，私下行贿和解一案。查律文规定：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自和解者，杖八十、徒二年。若卑幼被杀而尊长私自和解者，减卑幼罪一等。又例文规定：死者亲属私自和解人命案，除未曾得财者仍按律议拟外，若死者期服以下亲属受财私自和解者，按枉法赃计算论罪分别定罪。若子孙及妻妾被杀，祖父母、父母、丈夫受贿私和，不论赃数多少，均杖一百；行贿者若也是凶犯的祖父母、父母、丈夫，不论受财者是被杀的尊长或卑幼，也不计赃数，拟杖一百，等等。

详细推敲律例，律文所称卑幼被杀尊长私和者减卑幼一等，是仅指科断私和应得之罪而言；例文所称死者期服以下亲属受财私和者按枉法赃计算论罪，是指受财私和之罪重于私和本罪时应从重科以赃罪而言。二罪同时发生，应按其中较重者论处：若死者亲属受财私和按赃计算轻于私和本罪，则应按律从重论处；若按赃计算重于私和本罪，则应按例从重按赃计算论处，绝无受贿私和反而轻于私和本罪的道理。此条例文旧例本是"受财者按枉法赃计算论罪从重定罪"，到嘉庆六年修例时将"从重"二字改为"分别"二字，以致不太明晰。

至于亲属为凶犯行贿私和，例文中只有"行贿者若是凶犯之夫，不计赃拟杖一百"的条文，并无凶犯之妻为丈夫行贿私和该如何定罪的专门条款。臣等考虑夫妻恩义极重，休戚相关，即便以服制而论，也比期服以下更重。其行贿希图脱罪，出于人情所不能已，也是王法所必定体谅的。既然丈夫为妻子行贿私和不论赃数多少罪止满杖，那么妻子为丈夫行贿私和情理相同，也应不计赃数多少科以杖罪。

嘉庆十八年，浙江省咨文：顾钮推跌徐锡照之妻朱氏致伤后服毒自尽案内，顾广源担心父亲顾钮被问罪，向徐锡照求和，许给洋银三百五十圆。该省认为这与凶犯之父为子行贿求和情理相同，将顾广源比照私和人命中以财行求之父母，不计赃拟杖一百。若凶犯本罪只判徒刑者，减二等，按例拟杖八十，咨文结案在案。

此案罗阿便共殴陆老二身死，罗阿便之妻韦氏担心丈夫到官问罪，令外甥赵登堂送给死者叔父陆复得银十五两。陆复得图利息事，经县衙访查得知，估计赃银折合实银十二两七钱。查陆复得是已死陆老二的亲叔父，该犯受财私和，按赃计算罪止拟杖，自应从重按照"期亲尊

译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卑幼被杀而尊长私和者减一等"，律应杖七十、徒一年半。该省将该犯依例按赃计算拟杖九十，属于错误。至于韦氏是凶犯之妻，担心丈夫问罪，出银十二两余，向死者行贿求和，虽按赃计算罪名较轻，假设有按赃计算重于杖一百的情况，势必难以按赃论处，办理上多有窒碍，自应比照凶犯之夫为妻行贿求和，不计赃拟杖一百。该省将此妇拟杖九十，也属主观臆断。其中说合过付银钱的赵登堂，不便在陆复得的罪上减等，应依照说合过付减受财人一等，仍应按枉法赃十两杖九十律减一等，杖八十。以上均请一并更正。

道光四年说帖，已纂入条例：死者亲属受贿私和，按准枉法赃减科案。广西司查名例律规定：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枉法赃八十两处绞监候，无禄人减一等，等语。是律文中称"准"，虽满数也不判死罪，即使有禄人也罪止满流，而无禄人例应比有禄人减一等；称"准"又应再减一等方合法。此案受贿私和人命的廖枋德、廖当泰二犯各得银一百两，属于准枉法赃，又都是无禄人，似应通减二等。既然该巡抚已将廖枋德等问拟满徒，似可照原议覆准。

乾隆五十六年说帖：贿和按准枉法赃，无禄人应递减案。河南巡抚题报刘万泉等殴伤张偏身死，贿赂私和隐匿不报一案。奉批：吴凤冈等罪名交馆查例细核等因。查例文规定：死者期服以下亲属受财私和者，均按准枉法赃论处。又律文规定：凡称"准枉法"论罪，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枉法赃有禄人五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八十两处绞监候；无禄人减一等，等语。

推敲"准枉法赃罪止杖流"之律，是指赃数达到满数、罪应至死而言，至死者可与实犯区别对待，不至死者即应与实犯同罪。惟查有禄人枉法赃八十两应绞，无禄人实犯枉法赃须一百二十两才拟绞候，赃至八十两应在有禄人八十两绞罪上减一等，止于满流，不至于死。若"准枉法"不与实犯同科，似与有禄人准枉法赃八十两应减等满流者没有区别。

今刘万泉等共殴张偏致死案内，余人赵泽宇出钱私和，按赃计算八十两，该省认为准枉法赃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有禄人准枉法赃八十两即应于绞罪上减一等满流，是无禄人再减一等，作为从犯又减一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死者兄长张重一受贿私和，按赃计算九十一两，是无禄人，于有禄人准枉法赃八十两减等满流罪上再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办理尚属允当，只是核查与律例无所依据。

随即查检近年，并无准枉法赃达满数该如何减等的成案，惟查乾隆五十六年说帖内廖枋德等各得银一百两是通减二等，正与此案吻合。又查《受赃律·官吏听许财物》门内规定：事若属于枉法者，按准枉法论，减受财一等。注文说：此条既称"准枉法"论，又称"减一等"。假如听许准枉法赃满数应至死，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合乎律意，等语。这也足以为此案作明证，赵泽宇、张重一二犯罪名均可照此办理，惟吴凤冈一犯听从他人出银私和，赃五十两，赃未满数罪不至死，是无禄人，作为从犯只应在有禄人枉法赃五十两流罪上通减二等。该巡

译抚以减三等处理，与律不符，应改依有禄人枉法赃五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之律，作为无禄人减一等为从犯，再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嘉庆二十二年说帖：放出的奴婢被杀，家长说合贿赂私和案。云南巡抚题报阎中祥殴伤李潮元身死，死者之妻顺香受贿私和一案。查例文规定：丈夫被杀，妻子受贿私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奴婢被杀，家长受贿私和者，不论赃数多少均杖一百；说合过付钱财者各减受财人一等。又规定：家长殴死、故意杀死已放出的奴婢，仍依奴婢本律定拟，等语。

此案阎中祥殴伤李潮元身死，因李潮元是郎中瑞姓放出的家奴，便央求瑞姓向死者之妻顺香出钱和解。奴婢经主人放出，恩义仍在，所以例文规定旧主人殴死、故意杀死放出的奴婢，仍按殴死、故意杀死奴婢本律问拟，不与常人同等拟抵。如今郎中瑞姓对于自己放出的家奴被杀，代凶犯向死者之妻说合贿和，得受酬谢银两，自然不便与常人同等科罪。该省将受贿私和夫命的顺香依"丈夫被杀妻子受贿私和"例拟流，说合过付的郎中瑞姓仍依"奴婢被杀家长受贿私和"例拟杖。核查情罪均属允当，应请照原议覆准。

嘉庆十七年说帖：胞叔被兄长殴死，听从埋尸隐匿不报案。福建巡抚题报林痴生殴伤胞叔林文连身死一案。查律文规定：毁弃缌麻以上尊长尸体者，处斩监候；抛弃而未失踪的减一等。又规定：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又规定：定罪若无正条，可援引他律比附定拟，等语。

详细推敲毁弃尊长尸体律意，或是取出焚烧使肢体不全才叫毁，或是投入水中漂没无存才叫弃，因罪名极严，若抛弃而未失踪就应减等问拟。若仅是私自抬去埋葬，并无毁弃之心，不应按毁弃律科断，自应酌情比例问拟。又查检道光二年浙江司审办：提督奏送宋八在其兄宋六被其妻殴伤后自尽，并不报官私自殓埋，将宋八比照"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律杖八十徒二年，惟宋六之死是由于自缢，究竟与殴杀不同，应酌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奏结在案。

此案林痴上因胞叔林文连被其堂兄林痴生殴死，该犯被林痴生吓逼，听从收殓抬埋。该省将该犯依照"毁弃缌麻以上尊长尸体者处斩"，作为从犯减一等，因抛弃而未失踪又减一等，在满徒例上再减一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等因。查该犯是被其堂兄吓逼，听从殓埋其胞叔尸身，并非弃尸灭迹，与毁弃尊长尸体律文不符。该省依毁弃尊长尸体律酌减拟徒，实不平允，自应比例问拟。该司将林痴上比照"期亲尊长被杀卑幼私和"拟徒律，作为从犯减一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确实允当，似可照此办理。

道光四年说帖：弟弟违犯教令致父亲自尽，兄长听从匿报案。贵州巡抚题报周正沅违犯教令致其父周彬才气愤自尽，犯罪人的兄长周正敖听从私自埋葬隐匿不报一案。查律文规定：父母为人所杀而儿子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语。这是指父母为人所杀，儿子并未得贿忘仇私和的，其罪尚且止拟徒刑，绝无父母因儿子违犯教令自尽、而并无违犯教令的另一个儿子，仅是私自埋葬隐匿不报的，就比照毁弃父母尸体在斩罪上酌减拟流的道理。

此案周正敖与弟弟周正沅是分居另住，其父周彬才因周正沅违犯教令气愤自缢身死，周正沅告知该犯周正敖前往察看，得知实情后，因周正沅畏罪求

译免，该犯便答应报官时隐瞒真相殓埋匿报。查周正敖明知其父自缢是由弟弟违犯教令所致，自应立即报官治其弟违犯之罪，却因弟弟畏罪求免，对父亲自尽之事置之不问，就殓尸私自埋葬隐匿不报，这与私和无异。其父是因弟弟违犯教令而自尽，比起父母为人所杀而儿子私和的，情罪更轻，即便因关系伦理纲常而从严惩办，也只应将该犯照"父亲为人所杀而儿子私和"律拟徒。该省将该犯比照毁弃父亲尸体在斩罪上酌减拟流，不仅情节轻而判罚重，而且比拟也有失伦理，应即交司更正。

道光四年说帖：儿子被杀，父亲受贿私和，次子告官申冤案。浙江巡抚题报宋尚佩殴伤徐仲诗身死，死者之父徐允武受贿私和，仵作隐匿不报，后来死者之弟徐仲威从外归来得知，欲要控告，请曹献卿代写状词，曹献卿声称如果想要开脱其父受贿之事，只有控告知县改案谎报详情；如果宋尚佩不肯认殴，恐怕反遭反坐，只须临时脱逃，使案件悬而不结。徐仲威听从其言，任由其捏写呈词到司衙具控。审出实情后，除将宋尚佩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外，该巡抚上疏称：死者之父徐允武私和儿子命案得银五十两、折合库平银四十九两六钱，虽是次子徐仲威告发，但并未将受财之事首先说出。徐允武应照死者亲属得财私和人命、准枉法四十五两流二千里、无禄人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死者之弟徐仲威向县官告状要求改供，审出谎报详情属虚，但其所控告胞兄被宋尚佩殴死是事实，应按律免罪，等语。

该巡抚所拟都是照各犯本罪依律办理，本无枉纵之处，但此案是父子兄弟之间的案子，非寻常两造互相告讦者可比，必须权衡情理法律，使伦理纲常间恩义无损，才不违背明刑弼教的本意。查律文规定：犯罪自首者免罪，若依法应当容隐的亲属为其首告，如同罪人自首之法。又注文说：卑幼告发尊长，尊长依自首免罪，卑幼依干犯名义科断。又干犯名义罪：儿子告发父亲即便属实也杖一百徒三年。

如今徐允武受贿私和长子命案，次子徐仲威从外归来，得知兄长冤死而父亲私和，到司衙具控，状词中虽无其父受贿之语，但已明知此案到官必会真相大白，实与首告无异。是其父被判杖徒之罪，实是因徐仲威告官所致。该犯为兄长申冤，就手足之情而言虽全，但陷父入徒罪则名分伦理受损尤重。既然不忍胞兄冤死无辜，又岂能忍心让亲生父亲遭受徒刑发配？若如该巡抚所拟，不仅徐允武不能对儿子毫无怨恨，就算揣度徐仲威作为儿子的心情，也断不能安心。应改依"卑幼告发尊长，尊长依自首免罪，罪归卑幼"律，将徐允武免罪，徐仲威杖一百徒三年。这样该犯既尽了兄弟之情，也不亏欠父子之恩了。

乾隆四十四年题准案：（照所见集录）现行例中"父母受贿私和拟杖一百"，父亲被胞弟谋害致死，犯罪人之兄畏惧连累不报官案。陕西总督奏：佘长才等子谋杀其父佘帼兴案内的佘均山，对于其父被胞弟等谋害而扶同隐匿私自埋葬，虽是因被逼迫、畏惧牵连，但事后仍不首告，实属忘却仇恨、纵容凶徒。将佘均山比照"故意纵容与囚犯同罪、至死减一等"律

译，在佘长才等子死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三年案：儿子杀死父亲，而母亲容隐案。江苏巡抚奏：胡觐尧强奸儿媳黄氏未遂，被其子胡成琳殴伤身死，将胡成琳凌迟处死，死者之妻胡姜氏因儿子身犯违背伦常的重罪，只顾担心无人供养自己而徇情隐瞒，实属不明大义。胡姜氏应比照"丈夫为人所杀妻子私和"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准予收赎。张圣传因这一违反伦常的重大案件，竟听从胡成琳跪求，转而劝说胡姜氏免于报验，不便照私和本律拟杖，应比照"知道他人谋害他人而不即刻首告"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黄谦受是胡成琳的岳父，本属律法所允许容隐的亲属，但因案件关系伦理纲常，应按"不应重"律，杖八十。

嘉庆二十五年案：犯罪人之母溺爱致使儿子杀父，尤其还不报官案。江苏巡抚奏：郭杨氏平素溺爱其子郭春年，以致他乖张游荡，误入歧途，直至谋杀其父，酿成重大案件，该氏事后查知实情，尤其不立即据实报官，反而又扶同庇护纵容，任由捏造报告，几乎使郭春年侥幸逃脱凌迟极刑，应比照"故意纵容与囚犯同罪、至死减一等"律拟流刑，该犯妇不明大义而纵容忤逆，不准收赎，实发驻防为奴。郭春年之妻马氏事后知情，应在郭杨氏罪上减一等，拟徒刑，准予收赎。郭忝德事后知情、被胁迫帮同弃尸，应照"弃尸为从犯满徒、不失踪减一等"，再酌加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施德沅事后查知实情，并不首告，应照"知道他人谋害他人而不即刻首告"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地保秦任禀报迟延，按"不应重"律，杖八十。

嘉庆二十五年案：因儿子肇事酿成命案，其母贿赂求人隐匿口供案。江苏巡抚题报：张秀红致死朱兴富案内，顾章咬肇事酿成命案，应按"不应重"律杖八十；顾章氏因事情由其子顾章咬引起，担心受牵连，贿赂求人隐匿口供。查顾章咬罪应满杖，应比照"凶犯罪止拟徒、以财行求之父母杖八十"例再减一等，拟杖七十。

嘉庆二十年案：丈夫被姐姐殴死，妹妹袒护姐姐捏造调戏供词案。直隶总督题报：崔田氏，其姐白田氏将崔田氏的丈夫崔学扭跌倒地，该氏听闻进屋，白田氏声称崔学要糟蹋她，喝令帮忙按住。该氏勉强听从，又向白田氏拦劝，被白田氏殴伤推出门外，讯问得知并非有心帮按，与共同殴打不同。惟其丈夫被白田氏殴死后，白田氏想捏称调戏起衅、捆绑殴打的情形，该氏甘心听从，到官府随同作诬供，几乎使丈夫命案无人偿命，这与私和无异。该省仅照"妻子殴打丈夫杖一百律"上加一等拟杖六十徒一年，未免轻纵，应将崔田氏改照"丈夫为人所杀妻子私和"律拟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四年案：丈夫被杀，妻子受贿私和，后又自行首告案。云南巡抚题报：李发枝等共殴李正身死，死者之妻李李氏贪图贿赂私和，依例应拟流刑。后因李发枝等烧毁死者棺木，该氏才前去首告，已在牌甲访查禀报之后，不便照自首律免罪。将李李氏照"知……而后首告"减罪二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准予收赎。

嘉庆二十二年案：尊长被人谋杀，卑幼听从埋尸案。陕西巡抚题报：邱幅起谋杀缌麻叔父

译邱洪潮案内的邱世华，讯问得知不知情、并未同谋，惟事后听从抬埋、隐匿不报，情同私和。邱世华是已死邱洪潮的缌麻服侄子，将邱世华比照"尊长被杀卑幼私和、缌麻减期亲三等"律，拟杖一百。

嘉庆二十年案：事主殴死窃贼，死者亲属私和案。安徽巡抚咨文：吴勇刚因李景幅行窃，当场追捕殴打致死，李景幅的胞婶陈氏受贿隐匿不报，应依"卑幼被杀尊长私和"律，杖七十徒一年半。正犯罪止拟徒，再减二等，杖一百，准予收赎。

道光元年案：地保贿和人命，捏报浮尸案。江苏巡抚题报：地保荆玉山徇情说合，贿和将本应抵命之人捏报为浮尸，开脱犯人全部罪责。该犯尚无受贿情节，应比照"证人不言实情致使罪有出入者，减罪犯之罪二等"，在正凶绞罪上减二等，拟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三年案：因私和而尸体遭到蒸检，不应加重处罚。湖广司查，亲属私和人命案，总以服制的等差来确定罪名的轻重，酌情立法，已经极为周详。如今湖南按察使因命案中有死者亲属贪利私和，隐匿不报，导致日久发觉后尸体遭到蒸检，认为情有可悯，奏请加重治罪，以惩治法律轻则易犯的弊端。等到查核其所加的罪名，只有本律徒三年者加等拟流，其余不过是在五等徒刑内递增一年半载，作为从重示惩罢了。殊不知愚民触犯法律，如果不觉得徒一年可畏，难道再加徒一二年就能懂得警惧吗？况且天时有寒暑之别，地气有南北之异，尸骸腐朽与否本不专在私自殓埋时间的久暂。如今说日子不久的，仍依律按"日久尸烂"议加等，也不确实。这样对律文有所增删，对法令条文并无补益，也不符合明刑弼教的用意，应不必再议。

只是私和人命的案件，情形各有不同：有受贿而和解的，有迫于凶犯强悍隐忍而和解的，有孤儿寡妇力弱势屈、住居偏僻不能控诉而和解的，有顾念平日亲爱之情而和解的，其中唯有受财一项最属贪利忘仇、忍心害理。臣等谨按律文，受财者按窃盗罪计赃论处，查窃盗罪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而私和则是以入己的数额为准，与窃盗赃不同。杀人应当抵命，却因私和而使凶犯脱离死罪，岂不是于法有所枉纵？况且常人为他人私和人命，尚且按准枉法论，而亲属私和却仍按窃盗论，不仅轻重参差不一，也觉得情理法律未能十分允当。应请此后凡是私和命案而未曾得财的，仍照律拟议，其余若受财者，均按赃计算准枉法论，从重者定罪，这样律例的规定就更加周详，情理也就得到公允了。乾隆二十八年题准通行。

同行知道有人谋害他人，欲杀小功堂兄，并不阻止案。四川总督题报：曾秀奇谋杀缌麻叔父曾万令案内的曾万瑾，是曾万令的小功堂弟，既然知道曾秀奇起意谋杀，却不极力阻止，不便照常人问拟，将曾万瑾依"知道他人谋害他人而不即刻阻止"杖一百律上酌加一等，拟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二年案：地保知道有人杀人后逃走，畏惧责罚而不报官案。江苏巡抚题报：地保刘文辉明知郭二殴死陈琢，因郭二逃避，该犯担心报官会遭责罚，隐匿不报，将刘文辉比照"知道他人谋害他人而不即刻首告"律，拟杖一百。道光三年案。

《刑案汇览》卷三十七 斗殴 凶器军器伤人不分

译兵民

广东巡抚咨文：营兵郑俊等疑心是盗贼，共同殴打林大科身死一案。因余人梁升用铁枪将林大科左臀等处戳伤，该省认为铁枪是营中应用的军器、有锋刃之物，应照刃伤定拟，将梁升依刃伤人律拟徒。该司认为军器中有锋刃的既然照刃伤科断，那么军器中无锋刃的必定照他物伤科断。查检成案，山东司郭允法是兵丁用腰刀刀背伤人，该巡抚依凶器伤人例酌减；陕西司郭元成是道士用法剑伤人，该巡抚依刃伤律问拟，均已照原议覆准，例案未能统一，请求交馆查核，等因。

查金刃伤人处罚重，用刀背伤人即以他物论；凶器伤人的处罚，是因为该物非民间常有之物，所以无论是否有刃、是用背还是用刃，均应以凶器论处。至于铁枪，在常人为凶器，在军中则为军器，只是备巡防、差操、捕盗、杀敌之用，并非为兵丁逞凶殴人而设，若兵丁用来伤人，自然仍应依凶器伤人本例定拟。

查检嘉庆十八年直隶省许清扬用腰刀刀背殴伤徐松春右腿，该省将许清扬比例拟杖加枷，经本部驳回，令其改依凶器伤人例拟军。又二十三年四川省题报彭玉陇与严皮匠等用黄鳝尾刀刀背共殴杨登高身死，该省将严皮匠等都依凶器伤人例拟军，经本部照原议覆准在案。腰刀、黄鳝尾刀都是例文所载的凶器，用刀背伤人尚且应拟军，岂有用铁枪将人戳伤反而从轻发落的道理？若因铁枪是营中应有之物、伤人就可以从轻，那么倘若施放鸟枪杀伤人，也要因鸟枪是营兵应有之物而酌情从轻吗？况且道士不守清规、用法剑伤人，兵丁依仗势力滋事、用军器伤人，其罪过比平民更重，不应反而从轻处理。以前的成案既未妥当，也未通行全国，按例不准援引。如今该省对用铁枪伤人的兵丁梁升，并不按例拟军，而径直照刃伤人问拟，实属错误，应就此案改判，并转告各司存档记录、统一办理。

道光六年说帖：铁锤伤人照凶器论案。山西巡抚题报韩文魁等殴死王作信案内的田忠用铁锤共殴一案。查凶器伤人拟军的定例极其严格，本是想使凶徒有所畏惧，从而杜绝杀人命案的根源。只是凶器种类繁多，岂能一一列举？若因例文未载，即便实系凶器，也照寻常他物、金刃同等科处，就不符合立例的本意了。此案韩文魁纠集邀约田忠等共同殴打王作信身死，田忠用铁锤殴伤王作信及其雇工任思忠，既然该巡抚已声明田忠所持铁锤不是民间常用之物，将田忠依凶器伤人例拟军，与例相符，应请照原议覆准。嘉庆二十

译四年说帖：凶器殴伤有服尊长一案，东抚咨报郑庚寅殴伤大功堂兄郑宏义，并误伤小功堂侄郑五致其身死一案。此案是郑庚寅向大功堂兄郑宏义索要已故亲伯父的宅基地，郑宏义不答应,并动手扑打郑庚寅，郑庚寅便用铁尺打伤了郑宏义的左胳膊等处。郑宏义的妻子刘氏抱着幼子郑五上前劝护，郑庚寅也用铁尺打伤刘氏的左后肋、左胳膊，并误伤郑五偏右部位，致郑五身死。查郑庚寅用铁尺殴伤大功兄嫂刘氏，依律与常人相殴同论，按凶器伤人的条例，罪止判处近边充军；即便误打死小功堂侄郑五，罪也止于满流。至于他用铁尺殴伤大功堂兄郑宏义，本应依照凶器伤人本例，再按服制等级递加治罪。该省将此犯在凶器伤人应发近边充军的基础上，按大功服制递加三等，改判发极边烟瘴充军，与条例相符，应予照准。只是查得铁尺、铁拳套以及铁叉之类凶器，从前各省因条例未曾载明此类器械，故有的照他物金刃伤人问拟的，也有照凶器伤人问拟的。

译本部于嘉庆十四年纂修条例时，议定凡不是民间日常使用之物，一律按凶器伤人论处。按语中已指明，条例未载明的铁尺、铁指虎以及铁叉之类，近年各省办理铁尺伤人的案件，仍有按他物伤人定罪的，虽经本部随案纠正处理，终究没有统一标准。至于铁枪本来是条例载明的凶器，却也有称之为防夜器具，竟依刃伤人律定罪的。殊不知各类凶器，哪一样不可以说是为防夜而备的，就如鸟枪一项，也可以称为防夜之具，可是一旦伤人，仍应依例拟军，并没有因为是防夜用具而另有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像这样曲意开脱，不仅容易滋生捏造掩饰的弊端，也不是惩治凶徒的正道。因此应再次申明条例本意，通行各省，此后凡是条例载明的凶器，以及虽未载明但非民间常用之物，如铁尺、铁指虎、铁叉等伤人的，一律依凶器伤人例拟军，不得轻易从轻放纵，以符合条例并避免各地办理不一。

嘉庆十八年通行：夺获凶器伤人应减一等。山西巡抚题报张学三等共同殴打李梦麟致死一案，其中余犯张四娃是夺得凶器帮同殴打的。查凶徒因事发生忿争，条例中所称凶器都不是民间常用之物，手持凶器的人本就不是安分守己之徒，用凶器伤人与用金刃、他物伤人性质相当，而争斗殴打的情节则比金刃、他物伤人更为严重，所以一旦伤人即拟充军，即使未伤人也拟满杖。若凶器是从相争之人手中夺得，未伤人者不便科以满杖，那么伤人的罪犯也不能一概拟军，自应酌量区别对待。此案张学三等共同殴打李梦麟致死，张四娃夺得李梦麟的铁简将李梦麟打伤，固然不能仅按共殴案内余犯的处理拟以满杖；但若竟依凶器伤人本例拟军，则该凶器是从死者手中夺得，与自己带有凶器持之伤人的情形有所不同，自应将张四娃在凶器伤人军罪的基础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二十二年通行：已纂入条例，夺获同伙凶器殴人不必减等。江苏巡抚咨报周四听从刘八殴打吴祥致死一案。查周四接过同伙周三富带来的铁尸殴伤吴祥手腕，这与从相争之人手中夺得凶器不同，应将周四

仍依凶器伤人例拟军。刘二接过刘八所夺的刀，殴伤吴祥，该刀是刘八从吴祥手中夺得的，这与自己夺得后又用以还击殴打没有区别，应将刘二依凶器伤人例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二十四年案：临时拾得凶器伤人不便减等。河南巡抚题报魏致中等共同殴打霍玉佩致死一案，其中刘殿臣拾得铁尺殴伤霍玉佩左腿，该省依凶器伤人量减一等拟徒，本部认为该犯既然用凶器伤人，怎能因铁尺是临时拾得而与自带凶器者另作区别，应将刘殿臣改依凶器伤人例拟军。

嘉庆二十一年案：禾枪属于农具，应按刃伤律定罪。河南巡抚咨报焦应山扎伤徐体重一案。此案焦应山想要聚众赌博，被徐体重驱逐，遂心怀怨恨，纠合刘会元等前往殴打泄愤。查焦应山用长柄铁枪扎伤徐体重左腿，该省将该犯依凶器伤人例拟军，与条例相符；至于刘会元所持的禾枪属于农具，与凶器不同，且各省禾枪伤人的案件向来都是依刃伤人律定罪，如今该省将刘会元依刃伤人律拟徒，应予批准照办。

嘉庆十五年说帖：聚众寻衅殴打、擅自闯入他人家中打毁器物。安徽巡抚咨报：余鳌因向杨占魁索要欠款被辱骂，纠合冷珠等十一人前往寻衅殴打未遇，怀疑对方躲藏在杨传氏家中，前往搜寻，打毁器物，以致同去的各犯趁机夺取衣物，冷珠又不慎遗留火种烧毁房屋，应比照聚众执持凶器抢劫家

译财、毁弃器物、罪至徒罪以上不分首从例，发往边远地区充军。

嘉庆二十二年案：因争斗砍落他人手指八根。四川总督咨报外结徒犯傅金成等砍落汪含光手指一案。查嘉庆十一年云南省咨报李秀山因与张大品共饮时发生口角争斗殴打，李秀山即用刀将张大品的手指砍落八根，将李秀山依凶徒因事忿争、故意折断人肢体例拟军，经本部核覆在案。此案傅金成因汪含光向他索要欠款，将他的草帽撕碎，该犯便嘱令余娃按住汪含光两手，用刀将其手指砍落八根，实属有心故意折断。该省认为汪含光两手尚能活动，与折断人两肢完全不能活动的情形有所不同，但被砍去手指多达八根，难以从事劳作。因此将傅金成等比照折断人肢体致成残废律，分别拟徒。查身体使用手臂，全靠手臂使用手指，若只去掉几根手指，或许还能活动，但若只剩一两根手指，则肘臂都成了无用之物，这与折断人两肢致成笃疾没有区别。如今汪含光被砍去八根手指，既然据称难以举物劳作，那就已经成了残废，一手已经成废，两手就已成笃疾。该犯将其按住砍成笃疾，自应依凶徒因事忿争、故意折断人肢体例拟军，听从按住的余娃减等拟以满徒。该省将傅金成等分别首从定拟徒罪，实属错误，应驳回令其依例改判。

道光六年说帖：因争斗咬落他人耳轮。提督咨报关二咬伤福珠凌阿耳轮一案。查律文称抉毁人耳者杖一百，是指抉毁破坏到完全不成形而言，若只是咬落一两分，虽稍有亏损，耳朵仍然保持形状，自然不能与全部抉毁者相提并论。而且如拔发方寸以上应笞五十，全部剃光头发者应徒一年，虽然头发与耳朵不同，但全毁与不全毁的道理是一致的，以此类推，应该没有两样。查嘉庆十三年广东司审理北城移送的王亮咬落唐老耳轮八分一案，将王亮依抉毁人耳律拟杖一百；又道光二年福建司审理东城移送的何绷额咬伤李广太右耳轮荡然无存一案，将何绷额依抉毁人耳律拟杖一百。这两案或是咬落耳轮已达八分，或是将耳轮咬去无存，都属于完全不成形，与此案关二只是咬落福珠凌阿耳轮二分相比，轻重悬殊，似乎不便将关二也依抉毁人耳律拟满杖，衡情自应将该犯仍依手足殴人成伤律笞三十。

道光三年江西司现审案说帖：殴伤人腰骨折断。山东司查律文载：折跌人肢体（手足）（腰项）以及使人瞎一目的（都是造成残废），杖一百、徒三年；使人瞎两目、折断人两肢、损人二事以上（二事，如瞎一目又折一肢之类），致成笃疾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可见残废与笃疾在律文中已划分得很清楚，一目一肢为残废，二事以上才为笃疾，怎能将成残废的案子科以成笃疾的罪名？此案吴二用刀砍伤王振业右后肋连及左腰眼等处，原验伤都已平复，唯独腰骨折断，全身瘫痪，不能行动。该巡抚将吴二依折跌人肢体致笃疾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情咨报本部。查吴二所砍伤王振业的各处伤痕都已平复，只有腰骨折断，其手足四肢并无损坏，该巡抚为何声称全身瘫痪，实属含混不清。而且律文中折断人肢体成残废与折断人两肢、损人二事以上成笃疾，本来是分段载明的，罪名有流刑徒刑的区别，如今该巡抚既援引折跌肢体的条文，又科以笃疾拟流的罪名，尤其属于割裂牵强附会，罪责关系重大，应令该巡抚饬令属员验明究竟是成残废还是成笃疾，依律妥善定拟后咨报。

道光十一

译年说帖：并非斗殴，金刃误伤。提督咨报金七因见金六持刀切菜，上前想要拿取食物，金六即用持刀的手向外拦挡。当时金七光着膀子未穿汗衫，以致误划伤肩甲，原验伤痕仅浮皮微破，条例中没有金刃误伤的条文。金七是金六继母带来的前夫之子，二人也没有服制关系，应将金六酌情依不应重律拟杖八十。

嘉庆十九年江苏司现审案：刃伤四人，超过限期已平复。直隶总督咨报外结徒犯王春因口角争吵，用刀将高两儿、杨汝梅以及前来劝解的郭自立、刘悦四人扎划致伤，都在限期外平复。但这属于一时争斗，与棍徒滋扰祸害不同，应依刃伤人律酌加一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

道光二年案：扎伤人左目已瞎，右目尚能稍微看见。山东巡抚咨报梁帼仁将无服族兄梁庭月的眼睛扎瞎，验明左眼已瞎、右眼尚能稍微看见，应将梁帼仁依瞎人一目律拟满徒，卑幼犯尊长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

嘉庆二十四年案：本人左目原已失明，又被殴瞎右目。陕西司查条例载：因原有旧疾而致成笃疾的，杖一百、流三千里。集注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一目能看见，又被殴瞎，应依笃疾定罪等语。此案惠明会左目早已失明，吴学魁又将其右眼殴瞎，该巡抚依殴人致笃疾律拟流，情罪相符，应予批准照办。

乾隆五十四年说帖：怀恨纠众殴打三人，挖瞎四人眼睛。安徽司查：此案韦连三因怀恨纠合韦保等多人携带刀具前往寻衅殴打陈止等人泄愤，该犯将陈止、李十一左眼扎伤，又将陈止等人右眼挖出，韦保、张得印也将李成、陈礼的眼睛挖出，以致都成了笃疾。韦连三首先纠合殴打、挖瞎两人眼睛，情节凶残，不便如该巡抚所拟依挖瞎人眼睛例发往近边充军，韦连三应改发往黑龙江为奴，在逃的韦保等另案缉获再结案。奉批：此案还需另行商议。韦保等将来也应酌情加重，此类凶恶之徒似乎没有首从之分，即便要分别处理也似乎不应太轻，望再斟酌等语。职等再次查核，此案韦连三因怀恨纠合韦保等寻衅殴打陈止等人泄愤，该犯将陈止、李十一左眼扎伤，又将陈止等人右眼挖出，韦保将李成两眼挖出，李瑶将陈礼右眼扎伤，张得印将陈礼左眼挖出。查现已缉获的韦连三、张得印以及在逃的韦保，都是各自挖瞎他人眼睛，依例都应发往近边充军，本无首从之分。职等此前因韦连三是首先纠合殴打、挖瞎两人眼睛，情节尤其凶残，所以将该犯改发黑龙江为奴；张得印只挖瞎陈礼一人，应仍依本例拟军。至于在逃的韦保也只挖瞎李成一人，将来拿获后自应与张得印一样拟军。

这样一来，该犯韦三人挖瞎四人眼睛，韦连三挖瞎两人，改判发遣；张得印、韦保各瞎一人，依例拟军。轻重既有区分，也不至于失之太轻。只是韦保尚未拿获，目前奏稿中似可暂不叙述。

嘉庆十五年说帖：割落生殖器伤及的是罪人，不必判断给财产。直隶司查律文载：毁坏他人生殖机能，以致不能生育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将罪犯财产的一半判给被伤致笃疾之人赡养等语。至于现行新纂条例中，殴伤犯奸、犯盗罪人致笃疾的，不必判给财产赡养，这是指平民百姓殴伤犯奸、犯盗罪人

译致笃疾而言。若是先与人通奸，后因借贷不遂而致人成笃疾，自应仍按本律办理。此案李有亮先与高廉行鸡奸，后来因向高廉借贷未能如愿，被他村中的人斥责，便起意诱使高廉重续旧情，用刀将他的生殖器割下。该省将李有亮依毁坏人生殖机能致不能生育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判给财产一半赡养。职等详加查核，李有亮与高廉互相同意行鸡奸，二人都是罪人，李有亮因借贷不遂而起意割下高廉的生殖器，是出于泄私愤，并非出于顾惜颜面，这与平民百姓怀有公愤而致犯奸、犯盗罪人成笃疾的情形不同。该省判给财产一半赡养，尚属公平允当，应予批准照办。奉批：既然所伤的是有罪之人，就不应判给财产。况且高廉先是引诱良家子弟行奸，后又吝啬钱财不肯借给，以致被割毁，是高廉自作自受的孽果，若再判给财产赡养，就与平民百姓被毁坏者没有区别了。虽然李有亮不是因悔过拒奸而行割毁，本与无罪的平民不同，追加判给财产本无不可，但对于淫乱作孽的高廉，则断不可让他获得承受，似应驳回，不必判给财产，以此警戒贪淫遭害之人，这也是明刑弼教的一个方面。

乾隆六十年说帖：使人瞎两目应以有心还是无心为判断标准。盛京刑部咨报赵起左主使他人戳瞎人两目一案。查嘉庆二十四年直隶省咨报史骡子因与郭边氏通奸，郭边氏又与冯墨锭通奸，郭边氏之子郭凤鸣嘱托史骡子邀人帮忙捉奸，史骡子因妒忌通奸心怀怨恨，主使郭凤鸣

将冯墨锭两目挖瞎，史骡子并未亲自动手，罪责由主使者承担，应将史骡子依凶徒忿争剜瞎人眼睛例拟军。冯墨锭是犯奸罪人，不必判给财产。经本部核覆在案。此案赵起左与顾连先后与黄王氏通奸，赵起左因妒忌通奸，主使马义等将顾连双目揉瞎，赵起左虽未在场，但是该犯出的主意，应以首犯论处。只是该侍郎将该犯依殴人致笃疾律拟流、判给财产，属于错误，应改依凶徒忿争剜瞎人眼睛例拟军。顾连是犯奸罪人，不必判给财产。

道光六年奉天司说帖：回民纠众持械殴伤回民。山东巡抚题报回民沙义纠合殴打回民韩兆远致死一案，将下手伤重的马泳祥拟以绞刑抵罪，沙义按原谋拟流，沙六按余犯拟杖，听候部里议定等情。查回民一类犷悍成性，其强横好斗超过常人，所以一旦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伤人，无论被殴打的是普通民人还是回民，都应将行凶之犯依例严惩，条例并未指明必须是殴死民人才依此例定罪。而且查此条条例是乾隆四十二年比照回民结伙行窃的条例加重酌定的，如果照该巡抚所议，回民殴死回民依民人常例定罪，那么回民纠众抢劫回民的案件，也应与寻常盗窃案一样从宽处理，这既与条例本意不符，也无法惩治凶顽之徒、安抚良善百姓。此案沙义起意纠合马泳祥、沙六等殴打，结伙已达三人，都各自携带凶器，该巡抚将沙义、沙六仍照寻常斗殴的原谋、余犯各按本律定罪，属于误会。所有沙义、沙六二犯都应改依回民结伙持械共殴例，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

嘉庆二十年案：回民共同殴打并抢夺，分别刺字。陕西总督题报回民马勒儿卜等共同殴打马瞎克致死一案，该省将马勒儿卜拟以绞刑抵罪

译，马阿卜个、马木洒、冯洒个听从他人持械共殴，都应依例拟军，只是马洒个是马瞎克的小功服兄弟，应依律比照普通人减二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分别刺字。马阿卜个的父亲早已去世，其母守节已超过二十年，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应依例枷责、存留养亲等情。查回民

结伙持械共殴的条例，是乾隆四十二年议覆山东省回民张四等谋殴案时声明，一律依回民结伙行窃例拟军。后来定以四千里为限，将面刺"烟瘴"改为字样发配。到乾隆五十二年，陕甘总督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止发配甘肃省一折，又经议定，因为这类回民既然停止编发甘肃省，若仍依名例酌情发往他省，就会使不法凶恶的回民终能安处内地，虽有烟瘴之名，却无烟瘴之实，不足以惩戒凶顽之徒，请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的，一律实发烟瘴充军。并将回民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的一项，因情罪相当，此类回犯人数不多，酌情发往四省烟瘴充军，也不会拥挤，奏准通行在案。因此这类人犯既已实发烟瘴，不必再刺"烟瘴改发"字样，也没有可刺的事由。至于通行文件中声明各照本例分别刺字之语，是专指抢夺回犯依例应刺字而言，如今该总督声明刺字，属于误会，应令其更正。

道光七年通行：仓促间抵御，不便照沿江滨海群殴例处理。直隶总督奏报解奇等聚众寻衅殴打，李相庭纠合李三等抵抗，李三用刀伤解黑一案。职等查律文载：同谋共同殴伤人的，以下手伤重者定为重罪，原谋者比照伤重者减一等等语。此案解奇怀恨纠集解姓族人，执持凶器与李姓寻衅争斗殴打，李相庭因恐人多难以抵敌，仓促之间鸣锣纠集族人抵御。解四、解黑殴死李三成、李太平二人性命，解云等并用凶器将李朝用等殴扎致伤，李三用刀扎伤解黑手指，李金玉等四人各用砖块木杆殴伤解四等人。该省将李相庭依沿江滨海鸣锣聚众例拟流，李金玉等依伤人之犯拟徒，李丑等依附和未伤人例拟枷杖等情。查鸣锣聚众拟流的条例，是专指沿江滨海持枪执棍混乱斗殴而言，如今李相庭等居住的地方并非沿江滨海，又未执持凶器，而且是仓促间鸣锣抵御，也不是预先谋划纠众殴打，与分别拟流拟徒拟杖拟枷的条例完全不符。该司将李相庭改依同谋共殴伤人、原谋比照伤重者减一等的

律文，对逃逸未获的李三刃伤人依杖八十、徒二年之罪减一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李金玉改依他物伤人律拟笞刑；李丑等

不予追究，确实公允妥当，应予批准照办。

道光二年说帖：率众填塞水渠酿成人命，比照沿江滨海群殴例。陕西巡抚题报曾长寿等共同殴打王启才致死一案，其中汪之柱因舒欣等违反旧有规章、私自开凿堰口，便率众前往理论、填塞水渠，虽讯问查明没有预谋纠合殴打，也没有鸣锣聚众的情形，但汉江沿岸堰渠很多，近年常因忿争而动辄聚众斗殴，条例中没有率众填渠酿成人命伤人治罪的专条，应将汪之柱比照沿江滨海混乱斗殴例，作为首犯拟满流，余犯发寅等都比照伤人之犯，拟以满徒。

道光三年案：回民戏谑、用金刃伤人不必加重。陕西总督咨报回民马文世

译因见陶富全年轻，向他戏谑，双方发生争吵。后来陶富全在茶馆坐着休息，该犯见状冷笑，陶富全想起先前的嫌隙，叫骂并要揪拉他去官府告状，该犯情急之下拔刀划伤陶富全，限期内已平复。该省将马文世依棍徒例拟军，本部认为如果起因是图谋奸情，又用刃伤陶富全，罪名已不止拟军；倘若只是戏谑，就应依刃伤本律定罪，驳回令其重新审理。马文世确实只是戏谑，并非有意图谋奸情，应将马文世改依刃伤人限内平复律，减二等拟徒。

嘉庆二十年案：河南省凶徒斗殴所用器械即属凶器。河南巡抚题报喻松林等扎伤杜魁致死一案。奉批：条例中既然有"执持凶器"四字，那么王亮、董钦二犯各携木棍，并无凶器，似乎不应一概拟发遣，交部核议等情。查定例：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的，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这里的"凶器"二字是泛指各类器械而言，向来遇有执持木棍、木棒前往争斗殴打的罪犯也依此例拟军，不与条例载明的凶器同论。至于河南省南阳、汝宁、陈州、光州所属凶徒执持凶器三人以上拟军、十人以上拟发遣的条例，就是仿照回民结伙执持凶器殴人的条例纂定的，于嘉庆十七年本部议覆河南巡抚审办王安平案时奏准施行。查原案

内有刘言等十一人，就是各自持刀持棍争斗殴打，都依执持凶器例在军罪基础上加重发遣，这就是前条条例的依据。再如强奸拒捕以及业师殴死弟子这两条例文中，都有"执持金刃凶器"字样，都不是指条例专门载明的凶器，与前面两条条例可以相互印证。如今王亮、董钦听从纠合争斗殴打，各自携带木棍，若是普通百姓自然不应以执持凶器论处。但该二犯既是汝宁府所属地方的匪徒，自应依例发遣，应予批准照覆。

嘉庆二十二年说帖：已纂入条例，河南省凶殴之案不便按普通斗殴论处。河南巡抚题报王平纠合殴打孙应举、致王起山放鸟枪打伤孙文致死一案。查条例载：河南省南阳、汝宁、陈州、光州四府州所属地方，遇有凶徒结伙三人以上，只要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的案件，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一律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又道光六年调剂新疆遣犯案内，将这类原本发烟瘴充军的改为极边足四千里充军等语。此案王平因社庙演戏，与孙应举在戏台下争抢搭建货棚发生口角，经劝解散去后，孙应举邀同孙文等到王平门前辱骂后返回，王平被辱后起意纠合殴打孙应举泄愤，便邀集王起山等五人帮同殴打，分别携带刀枪鸟枪一齐来到孙应举庄前叫骂。孙应举得知后也纠合孙文等五人分别携带刀枪赶来抵御，王平用刀朝孙应举砍去，被孙应举用铁枪扎伤食指，王兰用禾枪扎伤孙广见左手大拇指及右肘，王霍子拾砖砸伤孙朱左眼眶及右腋，孙朱持刀回砍王起山，王起山放鸟枪，孙文赶来拦阻夺枪，被枪子打伤额头等处，并连带伤及孙朱心口，孙文伤重死亡。王起山用鸟枪杀人，该省将该犯依例拟以斩监候，属于依例办理，应予批准照覆。至于案内用铁枪伤人依凶器伤人拟军的孙应举，起意纠合殴打、持刀行凶按原谋拟流的王平，用禾枪伤人依刃伤人拟徒的王兰，这几个罪犯都是河南省陈州府所属地区执持凶器结伙行凶的罪犯，条例中有专门治罪、发遣充军的专条，该省为何将本条

条例搁置不用，

译反而依寻常斗殴凶器伤人及刃伤各条定罪？而且案内听从王平纠合前往帮同殴打的王春、王霍子、王蛇，以及帮同孙应举抵御的孙顿子、孙广见、孙朱、孙根

立等人，也没有审明依例治罪，似应驳回，令其审理清楚后定罪，以免前后不一致。

河南省纠合殴打、被逼勉强跟从、并未伤人的情形。河南司查条例载：河南省南阳、汝宁、陈州、光州四府州所属州县，遇有凶徒结伙三人以上、只要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的案件，不分首从，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携妻发配等语。此案李林因与雷成华等听从何三沅纠合殴打马椿阳，何三沅等将马椿阳两手手指砍落致伤而未死。该犯李林供称是被何三沅威吓逼迫勉强跟从，并未帮同殴打，何三沅等现都在逃未获。该巡抚认为李林是被逼勉强跟从且并未伤人，若一律拟军，与实际听从纠合前往的人没有区别，应将李林在极边充军罪基础上量减，拟徒刑、监候徒刑等情咨报本部。查河南省凶徒结伙三人以上的条例中明确说明只要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即不分首从一律拟军，这是因为该地区犷悍成风、动辄争斗殴打，所以特别加重其罪，怎能因被逼勉强跟从且未伤人就准予宽减，以致造成轻纵？况且各犯都已在逃，更难保证不是该犯的一面之词，狡辩推诿。应令该巡抚一面提审该犯严加审讯，一面饬令缉拿在逃罪犯何三沅等，务必缉获后严加审讯定罪上报。

道光十一年说帖：寄居颍州、纠众凶殴，应依颍州条例处理。安徽司查条例载：颍州府所属凶徒结伙三人以上持械伤人，不分首从，一律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等语。此案李大孜因怀恨纠合刘麻孜等将李卓明、李玉明两目挖瞎致成笃疾，该巡抚将该犯李大孜依凶徒因事忿争剜瞎人眼睛例发近边充军，刘麻孜、张二、赵二在场助势，都依颍州凶徒结伙三人以上持械伤人例拟军等情。查李大孜虽然籍贯是河南鹿邑县，但已寄居颍州府霍邱县，该犯在颍州地方纠人共同殴打，自应依颍州凶徒条例办理。该巡抚将该犯只依寻常因事忿争剜瞎人眼睛例发近边充军，反而与被纠合在场助势的刘麻孜等人首从罪名轻重颠倒，实属不妥。虽然该犯另案还有应处斩枭的罪名，本案属轻罪不再议论，也应予以更正。李大孜应

改依颍州凶徒结伙三人以上持械伤人，不分首从例，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仍照通行改发足四千里，并令此后颍州所属地区有寄居人犯在当地结伙凶殴的，都依此办理。

道光十九年说帖：保辜限期内，原殴致命伤仅皮肤破损，死因是抽风。河南巡抚题报李敬高殴伤路得周，过了二十一日因风身死一案。查道光四年陕西省题报顾欣安儿用铁锨棱殴伤杨广奇致命部位，囟门皮肤破损，过了二十二日因风身死，该省将顾欣安儿依例拟流，经本部依例改拟满徒，题结在案。此案李敬高于道光五年四月十四日用木柱殴伤路得周致命部位额颅，到五月初四日因伤处进风，延至初五日早晨因风身死。原题报既称过了二十一日身死，原验又声明并未损骨，这已在他物伤保辜正限二十日之外，自应依例将李敬高依他物伤正限外余限内因风身死，照殴人致残废律拟杖一百、徒三年。

译该省将该犯依原殴致命伤轻、十日外因风身死例拟流，属于错误。但查李敬高于四月十四日与路得周争斗殴打，原题报中并未声明具体时刻，去年四月又是小月，扣算到五月初五日早晨，是否在二十日正限之外，无法凭空揣测，应驳回令其核实时刻后重新妥善定拟。

道光六年说帖：原殴伤已骨损，限期内抽风身死仍应拟抵罪。直隶总督题报张二扎伤张小瘸后因抽风身死一案。查条例载：斗殴案件，如果原殴伤已达骨损，即使因风身死是在十日以外，仍依本律拟以绞刑抵罪等语。此案张二于三月十三日扎伤张小瘸脑后等处，到四月十四日因风身死，虽然死在十日以外，但原验囟门一处伤痕已经骨损，自应依例拟抵，该省将该犯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应予批准照覆。

嘉庆十四年说帖：保辜限期关系生死，应核实时日。陕西司查：人命案件，必须先验明伤痕，究竟是何时何刻被伤，据此确立保辜限期，如果是在限内或限外一刻身死的，就应在奏疏中声明，依例议定罪名。这是因为受伤的轻重决定日期的多寡，如果不确立一定的限期，就无从定罪，而明确的刑罚标准容易造成混淆。所以从前律文注释称："超过辜限一刻，即为限外"，又名例注释称："犯罪违反法律，须计算日期满足才能定罪"，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这一刻，未必就是关系生死的紧要情节，但立法不得不如此，法律有其局限之处，就只能听凭天意，这正是所谓的顺应天道。如今常士弼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晌午时分，用刀砍伤常有钰的胳膊、右肋血盆骨下，并碰伤心口，延至十二月十三日因伤身死，正好在保辜正限三十日之内，奏疏中并未叙明常有钰是于十一月十三日晌午哪个具体时刻身死，是在限内还是限外，就草率地将常士弼拟以绞监候，应令该巡抚将常有钰受伤身死的具体时刻、是否确因本伤身死等情况，逐一查明后妥善定拟。此后该巡抚将常士弼依同姓服尽亲属相殴致死律拟绞监候，并声明常有钰于十一月十三日午时受伤，到十二月十三日酉时身死，共计三十日零三个时辰，是在辜限外十日之内身死。

译，应当准许他们援引先例提出两项请求。乾隆十年经奏准可减为流放。按被驳回案件汇钞记录，因中风（伤口感染发风）而死的，应视其伤口感受风邪的情况来判定。山西巡抚奏报赵万良砍伤曹进德致死一案。查律例记载：斗殴案件，如伤在致命部位但伤势较轻，或伤势虽重但不在致命部位，因中风而死的，必须死亡在十日之外，才准许申请改判流放。若伤在致命部位且伤势重，以及虽非致命部位但伤至骨损骨断，即使因中风身死在十日之外，仍应依律拟判绞刑抵命。律例又记载：在保辜期限内因原殴打之伤而死的（如打伤头部，风邪从头部创口侵入，因而致死之类），按斗殴杀人论处，判绞刑；若因其他缘故而死的（指打伤他人头部，并非因头部创口感受风邪，而是因别的疾病而死的，这属于"他故"），则按原本殴伤的法条处理（不适用抵命之律）等语。详细解释律注：保辜期限内打伤他人，头部创伤并非因创口感受风邪，而是因别的疾病而死的，即不适用抵命之律。

译律例规定：凡被殴打之后因病身死，如实非死于原殴打之伤，就应将原殴打之伤搁置不问。那么被殴打者若有不致命的骨损之伤，正逐渐平复，又另外因致命的轻伤中风身死的，就应当将骨损之伤搁置不论。例文中所说的"伤至骨损骨断，即因风身死，在十日以外，仍拟绞抵"这句话，本来是专指骨头损断之伤中风身死而言的。至于被殴打者虽有骨损骨断之伤，但风是从别处轻伤侵入的，既然是在十日以外因风身死，自然应当准许依例减为流刑，不在仍拟绞抵之列。

至于殴打致命之伤，伤至骨头，从前如果声明致命伤重，是拟以绞刑抵命的，近年却都以轻伤为由请求改为流刑。现在检查道光元年，有河南省题奏张林成用凳角碰伤张元仁右额角，过了十五日抽风身死一案。又三年安徽省题奏傅胔周用粪叉殴伤王兆瑞右额角，过了十四日因风身死一案。又四年陕西省题奏苏哈利子用棍殴伤李满章额颅，过了十九日因风身死一案。又五年山西省题奏张维枝用刀扎伤徐正旺左额角，过了十七日抽风身死一案。又该省题奏白存迈用木柴殴伤苏引儿偏左，过了十九日因风身死一案。以上五案原来验尸，都是深至骨头，但骨头未损，都声明致命伤属轻伤，照例减为流刑在案。此案赵万良用刀砍伤曹进德，过了十八日因风身死，检查原来验尸情况，曹进德左手中指骨损已结痂，正逐渐平复，左额角刀伤斜长七分，宽二分，深至骨，骨未损，将赵万良照例声请改为流刑等情由。这是因为曹进德的死，实际是由于致命的左额角中风所致，与不致命的左手指骨损之伤无关。既然死在十日以外，核对与张林成等案伤情相同，似应照该省原来所拟声请减为流刑。

道光五年说帖：打死二人，一个是超出限期，一个是抽风身死。河南司查明：此案牛俊德的父亲牛金声去地里干活，因姚奉德家的骆驼践踏吃了谷禾，前往混骂，姚奉德的叔祖姚厌出来对骂，姚奉德出来护着，用铁铲殴伤牛金声偏右部位。牛俊德听闻他父亲被殴打，赶去用镰刀扎伤姚厌左臂膊，姚奉德夺镰刀时，牛俊德扎伤他的左后肋。姚厌在十来天后因风丧命。姚奉德延至正限余限之外，因伤处中风溃烂身死。查牛俊德扎伤姚奉德在正限余限之外身死，按律例只应科以伤罪；他扎伤姚厌，过了十来天后因风丧命，罪应拟流刑，应从重者论处。该省将该犯依原殴打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超过五日后因风身死，按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与例相符，似可照准。

嘉庆十五年说帖：致命伤轻，在正限外抽风身死。江西司查例文记载：斗殴案件，如果打在致命之处而伤轻，若已超过正限，尚在余限之内因风身死的，照殴人至废疾律，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案李润四于十一月二十日用镰齿划伤熊得三致命的囟门连着额颅，原验伤情皮破血结，伤势甚为轻浅。后来熊得三自己抓破血痂，以致抽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身死，是在刃伤保辜正限三十日之外、余限十日之内，自应照例拟徒刑。如今该巡抚将该犯照致命伤轻因风身死在十日以外之例拟流刑，与例不符，李润四应改依斗殴案件中如打在致命之处而伤轻、若已超过正限尚在余限内因风身死者照殴人至废疾律拟杖一百徒三年之例，拟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十四年说帖：踢破肾囊似属内脏损伤，应当确实查明。山东巡

译抚题奏：潘云祝踢伤无服族侄潘思收的肾囊并使左肾破损，过了二十四日身死一案。查殴踢人的胁部与小腹致内脏损伤吐血的，向来都照破骨伤保辜，历来有成案可循。至于踢伤肾囊致肾破损，应当如何保辜，不但律文没有明文，详查也没有办理过的成案。再查肾囊是致命部位，肾脏尤为要害，而伤至破损，与踢殴胁部及小腹致内脏损伤吐血的情形似乎没有两样。况且肾囊本来是虚怯之处，肾脏既已破损，也与破骨没有差异。此案潘云祝踢伤潘思收肾囊致左肾破损，自应依破骨伤保辜，潘思收是过了二十四日身死，核算尚在正限五十日之内，应将该犯潘云祝拟以绞刑抵命。若依手足伤保辜，则是在正限二十日之外、余限十日之内，按例可随本声请减为流刑。罪名出入关系重大，本部既无例案可循，该省将该犯照手足伤保辜之处，恐怕没有别的依据，不便径直更正，应请驳回令其查明陈述，等定案题奏到日，再行核覆，以示审慎详细。

不致命之伤虽重，超过九日抽风身死，陕西总督题奏苏保得殴戳单婉个子因风身死一案。查例文记载：斗殴案件，如果原殴打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超过五日因风身死的，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打在致命之处而伤轻，或伤重但非致命之处因风身死的，必须死在十日以外，才准许声请改为流刑等语。此案苏保得用矛戳伤单婉个子不致命的左胳肘，用矛杆格伤他不致命的左手腕、左臁骨后部，又用拳殴伤他致命的右太阳穴，并用脚踢伤他致命的左胁，过了九日因风身死。检查原来验尸，该犯拳殴单婉个子致命右太阳穴呈青赤色，脚踢致命左胁呈紫色，本属伤轻，唯独用矛戳伤不致命的左胳肘，斜长六分，宽三分，深至骨面，这处伤已经很重，正与"原殴打在致命之处而伤轻，或伤重而非致命之处，必须死在十日之外才准许声请改流"的条例相符。如今单婉个子仅过九日就身死，自应将该犯仍依本律拟以绞刑抵命。该省却以该犯所殴致命的右太阳穴、左胁伤轻不至于死，是因不致命的左胳肘中风溃烂身死为由，将该犯依"原殴不致命伤轻超过五日因风身死"之例免其抵命，从重照凶器伤人拟发充军，与例不符，不便照准。此案罪关生死出入，应请交司驳回令其另拟。

道光五年说帖：殴伤被人捆绑之人抽风身死。山东司查律文记载：豪强之人以威力制服捆绑人拷打因而致死的，判绞监候。又例文记载：斗殴案件中原殴打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超过数日后因风身死的，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这是因为因风身死拟流刑的案子是指斗殴杀人而言，至于以威力制服捆绑人致死的案子，虽死因是风，自然不在援引减刑之列。此案王三因误碰宋振而争吵，经众人劝散，王三回去向他父亲王君召诉说，说要再去理论。后来宋振路过王君召门首，王君召斥责他不对，宋振骂他护短，用拳头打向王三，王三赶去救护，把王君召抱住掀倒。王君召因宋振行凶，用绳子反绑他的手，即要去找地保送官究办。宋振骂个不停，扬言要杀害王君召一家

译，王三担心报复，起意戳瞎他的眼睛，顺手拿起铁锥戳伤他的左眼睛，又戳伤他的右眼眶。王君召转回来后把宋振松绑，医治左眼医好但成了残废，右眼眶结了痂。后来宋振因伤处发痒抓落伤痂，以致中风溃烂，过了二十一天殒命。该巡抚将王三依因风身死之例拟流刑。臣等详细核查案情，王君召如果把宋振捆绑起来，又指使王三戳伤他的眼睛以致伤处中风身死，自应将王君召依"以威力制服捆绑人拷打因而致死"律拟绞刑，虽是因风身死也不能援例拟流刑。如今王三用锥子戳的时候，王君召已经去找地保了，并不在场，这样王君召虽有捆绑之情，但实际没有拷打之事，本不便将王君召拟罪抵命。宋振被戳的时候，虽然经过捆绑，但王三并非捆绑他的人，自应仍依斗杀论处。但此案既然按斗殴定案，那么宋振伤处中风溃烂，原验尸时口眼歪斜，死时已过了二十天，确系因风身死，已无疑义。该巡抚将王三拟流刑，与例相符，似应照准。

嘉庆十一年说帖：折断一根手指不便与汤火伤同论。浙江司查律文记载：以手足及他物殴伤人的限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的限三十日，折断肢体及破骨堕胎的不论手足他物都限五十日。又例文记载：辜限内伤未平复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伤在限外十日之内、折断肢体及破骨堕胎在限外二十日之内，果真因原伤身死、情况属实的，才拟死罪，奏请皇上定夺，此外不许一概监禁拟罪渎奏等语。以上两条本来是用来定生死罪名的界限，严防游移出入的弊端，所以辜限期限一旦确定，不得任意增减。如今周有两执持木棍殴打折断陆逊的手指，医治不好，过了三十八天身死。查保辜律内既没有另外关于折断人一根手指的条款，那么折断手指也应统归于殴伤之内，况且木棍属于他物，与汤火迥然不同。该巡抚将周有两援引比照汤火伤扣算限期拟绞监候，实在不妥。至于所称"律载折人一指者与用汤火伤人者同杖一百"，应比照汤火伤人辜限扣算，这个说法更为牵强。查罪名轻重与保辜限期本来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定罪是按情节递加，而立限则只以验伤为准。如果说律文记载折人一指与汤火伤同为杖一百，就可以援引比照，那么打破人骨头的也与汤火伤同为杖一百，为什么不援引比照呢？况且查律文记载折人二指以上的，罪为徒一年。如果以罪名相比较，既不便比照杖一百的汤火伤只限三十日，又不便比照徒二年的堕人胎和徒三年的折人肢体同限五十日。问刑官遇到折断二指的案件，又将如何增减限期呢？此事关系拟罪抵命的重大案件，应令详细核查妥善拟定。此后遵照驳回意见，将周有两改依折人手足一指律拟杖刑。

乾隆十年题准案照驳案汇钞记录：殴折人牙齿不作破骨伤保辜。山西巡抚题奏郝全子殴伤赵庭科因风身死一案，奉批：折断牙齿是否算损骨，应当查明等由。查郝全子先用拳殴伤赵庭科左眉，赵庭科揪住他的衣服不放，该犯又用拳殴打他的上唇，并打落一颗牙齿。赵庭科因左眉伤处中风，过了六日抽风殒命。原题奏声明赵庭科不致命的左眉伤仅是皮破，即使拳殴上唇导致折

译齿，也不是致命部位。将郝全子依斗殴案件中原殴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超过五日因风身死者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之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查牙齿是骨头的余枝，人从少到老，坏了又长，长了又落，磕碰跌损之间也时有发生，并未听说过因折断牙齿而丧命之事，似乎不能与损骨相比。至于折断牙齿是否应作为损骨论处，不但近年成案很少，即使是注释律法的各家也都未议及。只有成案中有乾隆五年福建省庄佛被邱协用锄柄撞落牙齿，过了三十五天身死，本部驳回，查明折断牙齿并非伤及手足腰项，与折断肢体不同，其辜限应照他物伤论处。庄佛在正限二十天之外，又过了十五天发病身死，应照律只科以伤罪，将邱协改照折人二齿以上律杖六十、徒一年，此案在案可查。这是折断牙齿不作破骨伤保辜的一个证明。折断牙齿不作损骨论的又一证明。如今赵庭科身死，是由于不致命的左眉伤处中风，并非由折断牙齿所致，他被打落一颗牙齿也并非致命部位。该省将郝全子依例拟流刑，尚属妥当，似应照准。

道光七年说帖：殴人内脏损伤，照破骨伤保辜。贵州巡抚咨询：殴人内脏损伤身死，应当如何保辜一案。查保辜律文记载：以手足及他物殴伤人的限二十日；折断肢体及破骨堕胎的，不论手足他物都限五十日等语。至于殴人内脏损伤，并无应当如何保辜的明文规定。检查乾隆二十二年直隶省有关鼎殴伤刘二白内脏损伤身死，本部驳回令照折断肢体堕胎之例保辜，正限五十日，余限二十日。又嘉庆八年湖南省题奏萧明贵殴伤邝丙秀右胁内脏损伤吐血，过了三十二天身死，声明与折断肢体堕胎同例保辜。因邝丙秀死在正限之内，将萧明贵依斗杀律拟绞监候，此案已经题准在案。确实是因为殴人至堕胎与折断人肢体致成残废的案件，都比以手足他物殴人成伤的情形更重，所以定例有轻重之分，保辜也就有久暂之别。若殴打至内脏损伤，那么伤虽在手足，但脏腑损坏以致口鼻出血，受伤既重，医治困难，自应照破骨折肢堕胎之案一律保辜。此案胡万林踢伤饶连科内脏损伤吐血，过了三十七天身死，尚在五十天保辜正限之内，应令按律拟罪抵命。

嘉庆二十年案：铁锥铁钻有刃口，照刃伤保辜。四川总督题奏罗玉品戳伤王思茂身死一案。查铁锥属于有刃口之物，一旦戳划伤人，就应照刃伤科罪。检查嘉庆十一年广东省李亚进因纠伙行窃被巡兵黄大庆抓捕，该犯用铁钻将黄大庆划伤，声明铁钻属于有刃口之物，将李亚进照窃盗拒捕刃伤人律杖八十、徒二年，本罪上加二等，杖一百、徒三年，本部已照准在案。铁锥与铁钻相同，查阅此案原验尸格，咽喉一处伤，深至一寸五分，左颔颏及项颈二处伤，也深至四五分，可知是被有刃口之物所戳，自应照刃伤科断。王思茂死时过了二十八天，尚在金刃伤保辜正限之内，仍应按律拟罪抵命。至于该司呈送本部审拟的苑四用鱼刀铁柄尖扎伤于大、以及赵大用冰钻扎伤王五二案，查苑四原稿声明鱼刀铁柄尖并非利刃，即赵大所持的冰钻，也经验明并无锋刃，都应以他物论处，与此案铁锥应以刃伤论处的情形不同。该省将罗玉品依斗杀律拟绞候，与律相符，应请照准。

嘉庆二十年说帖：金刃伤深入体内，

译不得照破骨论。贵州巡抚题奏杨老八戳伤谢昌贤身死一案。此案谢昌贤于正月初三日受伤，延至二月十六日身死，相距四十三天。查原验致命的左乳伤深入体内，即与破骨没有区别，他受伤后过了四十三天身死，是在破骨伤正限五十天之内，伤口内仍在溃烂，确系因本伤身死，将杨老八依律拟绞监候等由具题。经本部查保辜律文记载：刃伤人的限三十日，破骨的限五十日平复等语。至于刃伤深入体内，向来都照刃伤法办理，并无因所伤较重就照破骨扣算限期保辜的明文。此案杨老八用刀戳伤谢昌贤左乳深入体内，死时过了四十三天，是在刃伤保辜正限余限之外，按律只应科以伤罪。该巡抚声称伤深入体内与破骨没有区别，将杨老八拟绞监候，与例不符，倘若该巡抚另有依据比附拟断，或是杨老八情节凶恶，想以严惩示警，都应将不科以伤罪、酌拟绞刑抵命的缘故，在原题奏内确切声明，听候核办。若牵混援引以致罪名生死出入，本部不敢破例草率照准等由题驳。此后，据该巡抚咨称：

据黎平府知府平宴详细呈报：此案杨老八戳伤谢昌贤，过了四十三天身死。原验谢昌贤被戳左乳，深至体内，伤口现今仍在溃烂，是因本伤身死。该署知府认为伤人使筋骨断裂的例子照破骨伤保辜五十天，因左乳是致命必死之处，刀戳深入体内，又是极重之伤，似乎比筋断更重。若依刃伤辜限，只科以伤罪，恐怕失之轻纵，因此照破骨伤五十天扣算限期问拟，并没有别的依据，也不是情节凶恶想以严惩示警，是属于援引错误，遵照驳回改拟。将杨老八改依刃伤人律拟徒刑等由，核对与刃伤人在正余限外身死只科以伤罪的例文相符。应如该巡抚所拟，杨老八应依刃伤人律杖八十、徒二年。再者该巡抚咨称，此案承审错拟的官员职名是署黎平府事独山州知州平宴，相应开列上报等语。

吏部查定例：官员承办案件引用律例不当，将应拟军流以下罪名的人错拟为斩绞的，府州县官降三级调用，加级纪录不准抵销。又定例：督抚题奏案件内有律例不符之处，经部驳回，再审、覆审各官遵照驳回改正的，除审转的督抚司道免其议处外，承审的府州县官原审律例不符的，照失出失入之例减等议处，本应降级调用的，减为照所降之级留任等语。应将改拟徒罪的人犯错拟绞罪、遵驳改正的承审官平宴，照例减为降三级留任，属于承审失入，不必查级抵销等由。嘉庆十年闰六月二十五日题奏，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

说帖：用毒药灌入耳中致溃烂，照破骨伤保辜。广东巡抚咨询：王茂原用毒药灌入王壬秀耳内致溃烂身死一案。查毒药杀人律，是照谋杀科断，因此律文没有保辜的明文，这是指用毒药暗中掺入人的饭食，或灌入人口内，有置人于死地之心而言。如果起初没有致死之心，只是用毒药灌入耳鼻孔窍，自然与灌入口内有心致死的情形有所不同。只是毒药是能杀人之物，不是汤火伤所能比拟，其保辜期限不便以汤火伤保辜论处。查殴人内脏损伤的，向来都照破骨伤保辜，正限五十天。而用毒药置入人耳中，既已致溃烂，就与殴人内脏损伤没有区别，自应照破骨伤

译保辜论处。此案王茂原因缌麻服弟王壬秀说他妻子李氏与王运进同行说笑、扬言必定有奸情，该犯气愤起意，与族侄王南旭商量用毒药将王壬秀的两耳毒聋，并将王壬秀的两眼一并弄瞎。过了五十四天，王壬秀的两眼都瞎了成为笃疾，右耳医好了但不能听声，左耳溃烂殒命。查王茂原用毒药灌入缌麻服弟王壬秀两耳，过了五十四天因左耳溃烂身死。依破骨伤保辜，是在正限五十天之外，尚在余限二十天之内，自应将王茂原依尊长殴伤卑幼在正限外余限内身死、按服制于殴死卑幼本律减一等定拟。罪应拟绞，者奏请皇上定夺，例于殴杀缌麻卑幼绞候上减一等，拟为满流。该省依汤火伤保辜，以王壬秀是在正余限外身死，只科以伤罪，将该犯依剜瞎人眼睛拟军，是尊长犯卑幼减一等拟徒，实在不妥。虽然该犯已经病故，罪名仍应更正。至于王南旭，是已故王壬秀的无服族侄，该犯帮同按住，应照剜瞎人眼睛拟徒，以卑幼犯尊长加一等，该省拟以杖一百、流二千里，是属妥当的。

道光四年说帖：铁头禾杆是否属于他物，应当查明确实。广西司查律文记载：斗殴杀人的，不论手足他物金刃，一律判绞监候。又保辜律文记载：他物伤限二十日，刃伤限三十日。又例文记载：斗殴伤人辜限内未平复延至限外，若他物金刃伤在限外十日之内，果真因本伤身死、情况属实的，才拟死罪，奏请皇上定夺等语。此案唐广汶因将夏日乾所种的豆苗踩坏了几茎，恰好夏日乾在地里干活看见，斥骂起来导致相互争闹。夏日乾用挑草的铁头禾杆戳伤唐广汶右额角，唐广汶将禾杆夺过手，夏日乾扑上来殴打，唐广汶用杆子吓唬着戳过去，恰好戳伤夏日乾的胸膛，过了二十一天殒命。该巡抚将唐广汶依斗杀律拟绞监候等由具题。臣等查斗殴杀人律虽然不论金刃他物都应绞刑抵命，但保辜期限却有金刃三十日、他物二十日之分，因此审理命案必须先将凶器审问清楚，才可以分别定断，不至枉纵。如今唐广汶用铁头禾杆戳伤夏日乾，过了二十一天身死，如果禾杆属于金刃，那么尚在保辜三十天正限之内，自应依律拟罪抵命；如果禾杆属于他物，那么已经超过保辜二十天正限之外，就应奏请皇上定夺减为流刑。可是检阅供词招状，并未据实陈述清楚，难以臆断。况且查夏日乾于六月十五日被戳受伤，到七月初五日殒命，这年六月是大月，核算只过了二十天，该巡抚所称二十一天身死的说法也有错误。事关罪名出入，本部不便草率照准，应令该巡抚详细查明妥善拟定，具题到日再作商议。

道光十二年说帖：凶器殴伤在正限之外身死减为充军。安徽巡抚题奏薄三秃扎伤杨锐脐肚，过了三十一天身死一案。薄三秃应依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律拟绞监候。查保辜律文记载：刃伤人的限三十日平复。又例文记载：斗殴伤人辜限内未平复延至限外，若金刃伤在限外十日之内，果真因本伤身死、情况属实的，才拟死罪，奏请皇上定夺。又凶器伤人的，发往近边充军等语。此案薄三秃于嘉庆八年五月初七日用枪扎伤杨锐脐肚溃烂，到六月初八日身死，计

译过了三十天，这是在刃伤保辜三十天正限之外、余限十天之内，按例应奏请皇上定夺，减等拟流刑。只是该犯持枪伤人，属于凶器，按例本应拟军刑，既然该巡抚已在疏中声明，相应照例奏请定夺。倘若蒙恩减等，就将薄三秃照凶器伤人之例发往近边充军。

嘉庆九年说帖：折伤刃伤在限内平复减罪二等。刑部查律文记载：保辜责令犯人医治，折伤以上，在辜限内医治平复的，减二等等语。这确实是因为保辜责令犯人医治，在限内医治平复，原本是其医治之功足以抵其所殴之罪，折伤以上都得以减等，律意最为公允。各省办理折伤以上及刃伤人的案件，有照所殴本伤问拟的，也有依律在限内平复分别减等的，做法并不统一，相应通行内外问刑衙门，此后遇到折伤以上及刃伤人的案件，其中在辜限外平复的以及使用例禁凶器伤人的，仍照律例分别所殴伤痕问拟外，如果有在辜限内医治平复的，都照律减二等问拟，以求统一。

嘉庆五年通行：刃伤出妻，限内平复且理直的，一并减四等。北城察院移送张受幅扎伤俞氏、限内平复一案。此案张受幅于嘉庆十四年娶俞沈氏之女俞氏为妻，二十三年正月，俞氏到邻家拜年吃饭，到晚上才回来。张受幅怀疑她在外面赌钱，用言语粗鲁地斥责她，俞氏顶撞。后来俞氏因病懒于动作，该犯嗔怪责备导致相互争吵。二月十一日，该犯以俞氏不肯安心过日子为由，给她休书，令她母亲领回听她自便。该犯随即外出谋生。后来俞沈氏希望她回心转意，前去探问，该犯回家后，他母亲告知探问的缘由，该犯于六月十五日经过俞沈氏门首，进内看望，俞沈氏在房中，俞氏站在院子里。该犯询问她是否已改嫁，俞氏被触怒，斥骂他，并冲上来拼命。该犯情急之下拔刀吓唬着戳去，恰好戳伤俞氏的脐肚，俞氏扭住不放，该犯又咬伤她的右胳膊。查该犯刃伤已休弃的妻子，应与凡人同论。只是该犯是因为俞沈氏先到他家探望，该犯顺路回去看望，被俞氏辱骂并冲上来拼命，该犯情急之下用刀吓唬着扎去导致受伤，属于下手一方理直，按律得以减二等科断。俞氏被伤在正限三十天之内已经平复，应再减二等，张受幅应在刃伤人杖八十、徒二年律上一并减四等，拟杖九十。俞氏本来有不对之处，已经受伤，姑且不予追究。该氏既已被休弃，且已查明两人情分已断绝，应仍交还她母亲，听凭她自便。

嘉庆二十三年江苏司现审案：僧人殴死人虽超过正限，也不准减等。江西司题奏僧横文殴伤僧为贵身死一案。查例文记载：僧人逞凶致人死命，死因是致命重伤的，即使在保辜限外十天之内，也不得轻易议定宽减等语。此案僧横文因与素来相识的僧为贵借社谷不允而争闹。僧为贵先动手殴打该犯，该犯顺手用木担殴伤僧为贵的致命偏右部位，过了二十三天殒命。虽然是在他物伤保辜正限二十天以外、余限十天之内，但该犯是僧人，死因是致命重伤，照例不准宽减。该省依斗杀律拟绞监候不准宽减，与例相符。

嘉庆十六年说帖：谋杀、故意杀人以及涉及服制的案件不准保辜。奉天司查律文记载：折伤以上，在辜限内医治平复的各减二

译等。又总类律文记载：殴伤折断人的肋骨、弄瞎人一目或两目、使人堕胎以及刃伤，在辜限内医治平复的，判徒一年等语。推究律意，辜限内平复即可知伤势轻微，所以得以减二等。又查殴杀人在正限外身死、依例得以奏请减为流刑的，是因为死得慢就可知伤势轻；那么殴伤人在限内平复、按律得以减等的，也是因为痊愈得快就可知伤势轻。两相参照并无矛盾之处。再查窃盗拒捕伤事主，刃伤与折伤同等科罪，那么保辜内所称的"折伤以上"自然是包括刃伤在内，虽然例文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来都是这样办理的。所有奉天省刘江刃伤刘尚义左腿等处、限内平复，将刘江照律减二等定拟一案，似乎可以照准。

奉谕令再议。遵查斗殴律所记载：折断人一颗牙齿，其次是折断人的肋骨，刃伤人，其次是折断人的肢体，以至造成笃疾，这些在保辜律内则统称为"折伤以上"。查"折伤"是专指折断人一颗牙齿而言，"以上"二字则统括折断人肋骨及刃伤人，以至折断人肢体及造成残废笃疾而言。诚如钧批所言，"折伤以上"自折断人一齿以至笃疾都包括在内，残废笃疾中也有属于刃伤的，如果已经造成残废笃疾，就治以残废笃疾之罪；如果没有造成残废笃疾，仍治以刃伤之罪。这样"折伤以上"本就包括刃伤在内，总类律中"于折伤以上限内平复减等"一条，点明刃伤一项，是照斗殴门内添注的，自然可以遵循。

至于保辜例文记载"须令犯人医治才准减等"这一条，况且如乡村中遇有刃伤人的情况，代为伤者取草药敷治，竟有医好而不残废的，如果一定要以出费医治才准减等，不但受伤之人可以借口花费多钱而任意讹诈，而且有钱的人都可以减罪，没钱的人就不能减罪，这似乎也不是立律的本意。此后折伤以上的各案，应照律在保辜限满之日，由官方当场验明，如果限内已经平复的，照律减等；如果延至限外才平复的，就不准减等，这样既不虞受伤之人将已经平复的伤谎称未愈以图拖累，办理起来也与律意相符。再查向来遇到斗殴事件，一经报官，就将犯人收监，立限保辜，而被伤之人都是在自己家中各自调养，从来没有到犯人家中养伤的事。即使偶有贫困无依的人，被家道殷实的人殴伤，而犯人亲属等代为延请医生调治，或者被伤之家抬到凶犯家中借故刁难，这种事也不多见。如果外省遇到折伤以上限内平复的案子，声明并非犯人医治，咨请不准减等，这不仅是有意周内（刁难），而且恐怕会开启吏役等人畸重畸轻舞弊的先例。自应照律随案更正，准予减等。至于保辜限期原本……

译记载在斗殴门之内，如殴打大功以下尊长，律内只要殴打即定罪，不论其有伤无伤，即使是窃盗拒捕，一旦用刃伤人，事主就应当判处绞刑，谋杀人使人受伤而未死，也应当判处绞刑，并且不论其伤势轻重，因此谋杀、故杀以及涉及服制的案件和罪人拒捕各案，都不在保辜的范围之内。只有缌麻服制，本部在乾隆二十三年、三十一年等年份奏请获准，卑幼殴伤缌麻尊长，在余限之内身死的，仍判处死罪，奏请皇帝裁定。如果蒙皇上宽大减罪，减为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如果是在余限之外身死的，按其所殴伤的罪行，罪在徒刑、流刑以下的，减为流放三千里。这就是缌麻服制减等的条例。

译原指已经死亡的人而言，而且也并不是照平常人那样只按伤罪论处。凡殴伤尊长的，律例规定只要一动手殴打便即定罪，因此不在保辜期内平复即可减等的范围之内。至于同宗但无服制的亲属之间互殴，未致死的，依律应比照常人加等定罪判处。如果有用刀伤人、限内已经平复的案子，照律减二等，仍要分别尊长卑幼加减定罪判处。恐怕各地办理不能一致，应通行各省遵照执行。嘉庆六年的说帖已经通行：罪人拒捕伤及捕人的，不准适用保辜。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咨报谢泳青用刀伤兵丁、限内已经平复一案。查嘉庆六年通行文书内规定：保辜限期原本载在斗殴门之内，因此凡是谋杀、故杀以及涉及服制关系和罪人拒捕的各案，都不在保辜适用范围之列等语。此案谢泳青因平日交好的左继思答应借赊白面而未给，该犯饮酒醉后便持刀寻衅闹事，经左继思禀报后由巡查街道的兵弁差派兵丁蒲云海等前往拘拿。该犯用刀将蒲云海头顶偏左处砍伤，限内已经平复。这个案犯是因为被人控告、不服拘拿而用刀伤及捕人，与一般斗殴用刀伤人的情形不同，自然应当依照罪人拒捕加等定罪判处。即便限内已经平复，也不准减等。而该大臣却将谢泳青依照刀伤人减二等问拟，属于错误，应改为依照罪人拒捕、但用刀伤人的仍照本罪加二等的条例，对刀伤人一节加二等，拟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六年陕西司的说帖：当场殴打盗贼、在正限之外因抽风身死一案，直隶总督咨报：李伏宝因王帼付黑夜偷窃他园内的山药，当场追获后用铁通条殴打，过了二十一日因抽风身死。查当场捕获盗贼殴打致死的应拟满徒，死在正限之外、余限之内的，可减一等，死因是抽风的再减一等，应将李伏宝拟杖八十、徒二年。

嘉庆十八年的案子：用鸟枪杀人以故杀论处，不准适用保辜。河南司：本年八月二十二日臣部具奏查出河南省死刑犯支大秋点放抬枪打伤苏骡子，过了三十一日身死，援引嘉庆五年以后办理过的火器伤人、过了汤火伤保辜限期身死减等的成案，照例声明该犯支大秋是否可以减为发往新疆当差，恭候皇上钦定，写成一折上奏。奉旨：河南省凶徒支大秋纠集众人携带枪械寻衅殴打，致使苏骡子受伤，过了三十一日身死一案。刑部现在办理秋审时查出，嘉庆五年以后有四川省任彦英、浙江省王阿四以及广东省陈阿虎、邱阿会等案，都是照汤火伤在正限之外身死、请旨减等办理的，也将支大秋一犯援照成案请旨定夺。并声明去年该部核覆时，疏漏未曾详查，声请交部议处等语。用火器伤人虽然没有保辜限期，如果照汤火伤的正限比照办理，又未免轻重失衡。嘉庆五年以后虽然有四川等省的减等成案，但该部在嘉庆五年以前对这类案件是如何办理的，应即详细查明具奏，再降谕旨。钦此。遵旨随即详细检查，有乾隆三十三年福建省题奏的李尚敬因张子春盗砍他的竹子，顺手带着鸟枪火绳前往捕捉，点放鸟枪打伤张子春左臂，过了三十二日身死一案。将李尚敬依照罪人不拒捕而擅自杀人、以斗杀论处，依律拟绞监候。声明张子春是死于汤火伤保辜正限三十日之外，照斗殴正限外身死之例，声请将该犯李尚敬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乾隆五十九年江西省咨报杨蒂思装好竹铳前往山中打鸟雀，看见他的妾李氏在园中玩耍，出言斥责不服，便举起竹铳吓唬，铳内砂子打中并伤了李氏右臀，过了四十二日身死一案。原来的咨文声明是在汤火伤正限三十日、余限十日之外，依律只按伤罪定罪。因伤者是他的妾，将该犯杨

译蒂思依照竹铳伤人的条例比常人减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都各照原拟题咨在案。以上二案，一是擅自杀害罪人，一是致死自己的妾，死者都不是平民百姓，与支大秋纠集众人携带抬枪、当场喝令点放的情节大不相同，此外再没有火器伤人限外身死请求减等的案例。只是查向来办理救助亲人情急、用火器杀人的各案，仍然照本律条例问拟斩监候，不准援引成案请求减等，秋审情实也只是在黄册末尾略加声明叙述。即便是共同殴打案内原谋主犯在监中病故、下手者致人死命的案犯，如果是用火器伤人，按定例也不准他减等。臣等私下认为，鸟枪竹铳危害最为剧烈，一经施放，容易致人死命，所以定例以故杀论处。仔细推究条例中"以"字的含义，应当与实际犯故杀罪同等处置，故杀既然没有保辜限期，如果将用火器杀人以故杀论处的，却照汤火伤保辜期限比照办理，正如圣谕所说，未免轻重失衡。臣等此前因火器杀人原有照汤火伤保辜期限声请减等的成案，便将支大秋一犯奏明请旨定夺。如今仔细核查嘉庆五年以前的成案，既与支大秋一案的情节不同，而嘉庆五年以后虽然是沿袭办理，也终究与救助亲人情急而用火器杀人、以及火器杀人案内原谋主犯病故不准减等的各案互相矛盾，自然应当另行酌定，以求统一。臣等共同商议，应当请求此后凡因事争斗、擅自施放鸟枪竹铳杀人的，一律照以故杀论处的本律条例拟斩监候，列入秋审情实、酌量声明叙述，不得再援引成案照汤火伤保辜、以死在限外为由声请减等。这样酌定后通行各省，庶几办理不至于出现两种不同标准，是否妥当，恭请皇上训示。如蒙皇上允准，臣部即将河南省支大秋一犯仍照原拟斩监候，列入本年该省秋审情实办理等语。道光五年九月初八日具奏，奉旨：支大秋着仍照刑部原拟斩监候，列入本年该省秋审情实办理。钦此。

通行按摔跌磕碰致伤、触发痰病、过了一日身死一案。山西巡抚题奏杨康然摔跌韩正州、致使韩正州触发旧有的疯痰病症而身死一案。查条例规定：斗殴案件中，原来所殴打之处并非致命部位、伤势也不算极重，超过五日后因风身死的，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律例规定：断罪没有正条可依的，援引比照相近的条例定罪判处，等等。这个案子杨康然与韩正州争斗，摔跌韩正州并磕伤了他的腮颊等处，触发了他原有的疯痰旧病而身死。条例内并没有因斗殴而触发旧病身死应如何治罪的专门条文。查明死者的病发虽然是由该犯摔跌所引起，但死因在于疾病，究竟不是因为受伤，与因风身死的案子情节事由相同。其摔跌磕碰各处伤都不是致命之处，也不是重伤，过了十六日身死。该省比照原来所殴打之处并非致命、也不是极重之伤、超过五日后因风身死、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的条例拟流，看来还算妥当，似乎可以照准。

嘉庆二十四年的说帖：原来殴打的致命之伤本已不多、在限内又患疮身死一案。吉林将军奏报：谭成修踢伤张泳安，过了十三日未愈，又因患疔毒而身死。查谭成修开设当铺，在出票时不给现钱，因此与张泳安互相争斗。当即将张泳安推倒在地，用木柴殴打，致伤他的致命部位囟门，又踢伤他的项颈等处，铺中伙计周起等人随后赶到，也各自踢打张泳安，造成的伤情近于强横。虽然张泳安死于疔毒，但原来所受之伤终究未曾痊愈，将谭成修比照原殴的致命之处而伤势轻微、因风身死在十日以外的情形，声请改为流罪，比照该条例拟流。

嘉庆二十四年奉天司的

译案子：殴伤之后睡在热炕上受了火毒而身死。陕西总督题奏马均富殴伤田盛义、田盛义受了火毒而身死一案。查原来殴打的并非致命部位，也不是重伤，过了五日后因风身死的，依例可以免其抵命。这个案子已死的田盛义，因与万青发生口角，被万青用石头殴伤左眉，马均富前去劝解，也被殴打，于是也用石头殴伤田盛义的左腮颊和左手背。后来田盛义睡卧在热炕上，左手背的伤口受了火毒而溃烂，从左手指一直到左肩胛都浮肿，以致火毒攻心，过了八日身亡。查马均富因为田盛义先前已被万青用石头打伤左眉一处，那处伤已经结痂，随即又被该犯用石头殴伤左腮颊、左手背，原来检验时仅是皮破血出，不至于致命。后来田盛义因为睡卧在热炕上，以致左手背的伤口受火毒而溃烂身死，与原来所殴之处并非致命、也不是重伤、超过五日后因风致死的案子情节事由相同。该省将马均富比照原殴伤势轻微、不至于致死、超过五日后因风身死、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命的条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万青拟以杖责，似还妥当，应当照准。

嘉庆十八年的说帖：用针扎伤之后因浸水、限内溃烂身死一案。陕西总督题奏：王玉春用针戏耍扎伤张招保子，伤口溃烂身死。查该犯所扎右臁部一处伤，并非致命处所，伤处只是一点紫血，也不是极重之伤。张招保子当时行动如常，后来因为用水洗腿，以致伤口浸湿而肿烂，过了十二日身死，将王玉春比照原来所殴并非致命、也不是极重之伤、超过五日后因风身死的条例，拟流。

嘉庆二十三年的案子：扎伤之后因进水、限外溃烂身死一案。河南巡抚咨报：谢凤台看见申兆位在自己地内用铁锄刨挖砍伐树根，该犯与他争抢铁锄，申兆位失足跌倒在地，被树根扎伤左腿等处，过了二十三日因伤口进水溃烂身死。这与因风身死的情节事由相同，将谢凤台比照用他物所伤在正限之外、余限之内因风身死者、照殴人至废疾律拟以满徒。

道光二年的案子：殴打腿部致成笃疾、久卧导致脊背溃烂身死一案。陕西巡抚咨报：郝帼儿拧伤田文秀腿筋致成笃疾，田文秀因久睡压垫、脊背等处溃烂，在余限内身死一案。查郝帼儿因借欠田文秀的钱款未能偿还，被田文秀在该犯的大门内躺卧叫骂，不肯罢休，便用木棒殴打田文秀的两臀，并抓住他的两腿拖拉，以致将他的两腿筋拧伤。后来田文秀因为久睡压垫、脊背等处溃烂，过了六十六日身死。声明田文秀并非死于被拧的原伤本身，而是因为久睡压垫、皮破溃烂而致命的。只是郝帼儿拧伤田文秀的两腿筋，使其蜷曲不能伸直，虽不至于致死，却已经成为笃疾。将郝帼儿依照折断他人两肢、使其至于笃疾的律条，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查核情节罪状，尚与因其他缘故身死、各从本殴伤之法定罪的律条相符，似应照准。道光四年的说帖。

《刑案汇览》卷三十八 宫内忿争 护军在禁地斗殴、发往新疆当差。湖广司查：当差的各项人役，如果在圆明园大宫门、大东门大西门大北门等门围墙以内用刀刃伤人的，发往伊犁为奴一条，此前在调剂新疆遣犯时已经奏明，改为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但是八旗正身、被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的，仍要当差一条，并未议改，那么正身旗人应从重论处。被拟发遣的犯人自应照原来的规定发遣。此案伊仁布是已被革职的护军，因在圆明园内围墙以外揪伤同旗护军怀唐阿的肾囊，已经平复，照凶徒因事忿争、毁败人阴阳者，发往近边充军。因为他是护军，在

译附近禁地的堆拨处逞凶，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与常人不同，不便改回内地充军，应仍发往新疆当差，等到军务完毕后再行起解。

道光七年现审案的说帖：在卡门外索讨欠款、用虎枪伤人。河南司奏：司辔塔那保被派往随园向庆福索讨赌债。双方央求推缓、争执吵闹，塔那保顺手用虎枪扎伤庆福，事发地点在热河、距行宫二里。应照卡门以外的情形依常律办理。虎枪与凶器无异，将塔那保革去司辔一职，依凶器伤人的条例拟军，因为是为讨赌债而在行宫地方逞凶，应遵旨加等发往边远充军。因为他是旗人，实际改为发往驻防当差。奉上谕：塔那保着再加枷号两个月，发往乌鲁木齐。钦此。嘉庆二十二年的案子。

卡门以内因病用刀自伤。领侍卫内大臣奏：二等侍卫和敏随驾至热河，因患痰气病症，在住所用刀自己戕害自己。他犯事的地方距宫门半里之外，但该犯是随驾扈从人员，仅仅因为病气忿懑就用刀自行划伤，不便只照故意自伤自残拟杖处理和敏。应比照在行宫地方、卡门以内用刀刃自伤的条例，拟杖一百、徒三年。因为是旗人，照例折为枷号鞭责发落。嘉庆二十二年江西司的案子。

西安门内因病自行用刀刃伤己。景山值班大臣咨报：护军倭克精额素来患有气逆心迷的病症，在西安门内景山围墙以外值班，因为同班护军舒明哲责怪他做饭不好、出言粗鲁斥责，他一时气忿病发，自行划伤自己。按平时在该处犯事，照常律只应杖八十，但现在景山是紧邻观德殿之地，比平常更应从严处理，应酌情照违制律杖一百。嘉庆二十五年陕西司现审案。

箭亭护军故意自我伤残、企图诬赖他人。安徽司奏：护军乌勒希春在紫禁城内箭亭该班当值。该犯竟趁买东西的机会在外面饮酒。回到该班当值处所后，倚仗醉意大声嚷骂。后来又因同班护军前往禀报该管参领，他竟敢砸碎茶碗，自行划伤自己，企图诬陷他人。应比照当差人役在紫禁城内用刀刃自伤、拟流的条例，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但因是在禁地该班的处所倚仗醉意闹事，不便折为枷号而致轻纵，应从重发往驻防当差。奉旨：着枷号一个月，期满后发往青州驻防当差。钦此。嘉庆二十二年现审案。

昭德门护军互殴。护军统领奏：护军赛沙布与护军海昌同在昭德门该班当值，赛沙布因听闻该管值班大臣要来查差，误将海昌的纬帽戴上，因此被海昌讨要，遭到辱骂，赛沙布便将海昌殴伤。赛沙布应革去护军之职，依照常人在紫禁城内斗殴、手足伤人的条例拟流。因是旗人，改发驻防当差，仍先加枷号。海昌当时并不好好讨要，反而向他辱骂，后来被赛沙布殴打，也用拳头回殴，虽然验明赛沙布身上并无被殴的伤痕，但也不便以殴人不成伤拟笞处置海昌，应照违制律杖一百，加枷号一个月。嘉庆二十五年安徽司现审案。

西南门侍卫揪殴副参领。贵州司奏：侍卫达灵阿奉派充当西南门管门差使，竟在不应进内的时候不服拦阻，倚仗醉意吵骂，将副参领揪扯扭打、撕破衣服，尚未成伤，应将达灵阿比照在圆明园大宫门等门以外手足伤人的条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从重发往伊犁当差，仍先行枷号，期满后发配。嘉庆二十二年现审案。

造办处步甲用瓷片伤人。提督咨报：送来步甲广福，在西华门内造办处该班当值，因为是禁城重地，用瓷片将萨凌阿殴伤，应照紫禁城内各处当差人等以他物殴人者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枷号三

译个月的条例处置。因是旗人，流罪折为枷号，共枷号五个月。萨凌阿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嘉庆二十五年浙江司现审案。

宗室觉罗以上的亲属被殴、误伤宗室之妻，殴伤觉罗之妻。贵州司审办：玉贵用刀砍伤王明刚，并误伤已故宗室福升的妻子伊氏，都已经平复一案。该司认为伊氏是宗室之妻，虽然不是宗室，但终究与军民百姓有别，将玉贵审依用刀刃伤人、拟杖八十徒二年的律条上加一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因是旗人，照例折为枷号等语。查宗室觉罗被殴，即使没有伤，也应杖六十、徒一年，如折伤则以上加凡人斗殴二等，自然比常人斗殴处罚更重。至于殴伤及用刀刃伤宗室觉罗之妻，律例中并没有加等的明文规定。检查嘉庆二十年山东司审办的王会儿一案，因奸拐何胡氏被拟军、折为枷号九十日。该犯不久因患病，疏于枷号，交由旗人领回调养，后来又因口角细故，两次将已故觉罗意德的妻子关氏殴伤，声明并没有加等的成案可以援引，将王会儿照不应重律，酌加枷号两个月，并未明言加等。此外也没有类似的成案。查这个案子玉贵所殴打的对象是宗室之妻，与宗室本人有所区别，而且终究是误伤，比之山东司王会儿一案的情节还要轻些，似乎可以仍按照普通斗殴用刀刃伤人的杖徒本罪定罪，不必加等。道光七年现审案的说帖。

旗人觉罗在酒馆互殴。提督咨报送来吉罄与觉罗海勇西拉布互相斗殴一案。查海勇西拉布本身是觉罗，轻率进入酒馆与人争斗，不便只拟轻笞，都照违制律杖一百。吉罄仍依凡人斗殴律拟笞。嘉庆十八年湖广司现审案。

宗室觉罗互相斗殴。提督咨报：送来宗室金策与觉罗兴安互殴成伤一案，条例没有明文规定，应照凡人斗殴定罪判处，金策、兴安都依手足殴人成伤律，笞三十。道光二年浙江司现审案。

厅官差役误将宗室锁拿、捏造供词、撕毁顶帽。山西司查律例规定：军民吏卒殴打非本管的三品以上官员的，拟杖八十、徒二年，若殴伤则拟杖一百、徒三年，殴伤五品以上官员的，减二等；又，品级相同、自相殴打的，同凡人斗殴论处；又，审案官员对囚犯不应锁而锁的，拟杖六十等等。这个案子宗室瑞林因遗失烟壶在街上叫骂，步军校联喜斥责他不应在街上如此嚷闹，瑞林不服，反而辱骂联喜，联喜便命令领催幅儿等人将他捆绑起来。瑞林挣扎，因而在门框上碰伤额头，并声称自己是宗室，不应被捆绑。联喜因为瑞林并没有戴顶戴、系带子，怀疑他是假冒的，便命步甲将他锁上带走。瑞林用脚挣扎，以致将鱼腮门蹬脱，联喜随即将瑞林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瑞林捏称联喜将他殴伤，联喜也称官厅的门窗被瑞林扳毁，以及瑞林撕扯揉搓他的衣帽等情节。经步军统领衙门奏报，奉旨命瑞林交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讯，当即由本部会同贵府审明各项情节，取得确切供词，将瑞林拟以不应重律杖八十，联喜拟以不应轻律笞四十，咨照在案。后来又据来文称，联喜夸大所毁衣帽及捏称官厅门窗被扳坏，与伊清阿诬赖宗室荣赞一案的情节不甚悬殊等语，当时本部查案后已经咨覆。现在又据来文称，殴打五品以上官员的律例有专门条文，而且顶戴是国家的名贵器物，也不是平常百姓的普通器物可比。再查以往成案，凡宗室扳坏官厅的，刑部都照拆毁申明亭律办理，那么他人诬告宗室扳坏官厅、罪名也不应独独从轻。何况瑞林并没有其他不法行为，既然自称是宗室，联喜又命兵丁将他锁上，实在是不应锁而

译锁，如果只拟以不应轻律，似乎显得宽纵等语。查诉讼案件是否构成诬告，总要看所控诉的各项情节是否是凭空捏造指称来判定。现在联喜指称瑞林扳坏了官厅门窗，如果门窗实际并未损坏，而联喜夸大损坏的情形，诬指是瑞林逞忿拆毁，那么便是陷害他人以藐视法纪之罪，自然应当反坐以诬告的条例。可是查阅该员到案时的原始供词，只说官厅门窗也被扳坏，并没有说是瑞林逞忿拆毁的话。现在查验该厅门扇，确实被瑞林蹬坏，与扳坏的情形大致相同，可见该员所供确实是有依据的，并非凭空捏造指称，衡量情理判断，不但不能将该员依诬告拆毁申明亭律反坐拟流，也不能将该员依诬告损坏官屋律反坐拟杖。至于该员所称瑞林向他揪殴，并撕破他的衣服、揉搓他的顶帽等情，虽然审明属于虚假诬陷，但殴打的对象并非本管的五品以上官员，也未曾成伤，律内并没有加重处罚的明文规定。何况该员是五品职官，瑞林也是四品宗室，假设揪殴属实，也不过照手足殴人不成伤律，拟笞二十。顶帽固然是国家的名贵器物，但是遍查律例，并没有毁弃者应加等治罪的条文，假设揉搓属实，也不过照弃毁器物律拟杖六十。现在该宗室既然已经被问拟杖八十，可见该员所诬告的各项情节，在该宗室身上都属于轻罪，不予论处，也就不能对该员科以诬告加等的条文。至于律例所说的不应锁而锁、拟杖六十，是指审案的官员倚仗法律虐待百姓的情形而言。现在联喜误将宗室瑞林锁送到本部，因为他并非审案的官员，与不应锁而锁的律条不甚吻合，因此酌照不应轻律定罪。只是现在据贵府来往咨商，本部不便仍然坚持原议，应即从重比照律条科断。联喜应比照审案官员对囚犯不应锁而锁、拟杖六十的律条，拟杖六十。本部此前咨送的原稿中，如有不够周密之处，既然经贵府来函商讨，也应当酌量详细改定，相应咨覆贵府，并将本部核定的奏稿咨送，等候标画，等到全部画定之日再送回本部，定期会奏。道光十二年的说帖。

殴打制使及本管长官的书役、挟制本官、纠众进入衙署闹事。安徽巡抚题奏：书识韩可训因心怀怨恨，主使差役刘明纠集众人前往衙署闹事、挟制本官一案。查韩可训是主簿衙门的书识，因怨恨该主簿曾将他父子责罚惩戒，因该主簿将与刘明奸好的赵杨氏掌责，便主使刘明纠约刘忠、王荣、祁方前来帮忙，刘明携带木棍，其余人都是徒手，祁方害怕就走了回去，韩可训在衙署外面等候。刘明等三人赶到大堂喊闹，刘明推翻公案，并打毁屏门，经该主簿命令家丁前来拿人后才逃出。该犯韩可训、刘明都是主簿衙门的书役，竟敢纠集众人哄闹公堂、推翻公案、打毁屏门，实在是目无法纪。只是查条例内规定：刁民假借地方公事之名强行出头闹事，如罢考罢市，擅自聚众到四五十人，但没有哄堂塞署、也没有殴打官员的，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者拟绞监候；如果哄堂塞署、逞凶殴打官员的，为首者斩枭，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打官员的，斩决。这都必须聚众到四五十人才适用。现在该犯等人虽然进入衙署哄闹，但为首和参与者只有三人，既不是聚众到四五十人，又没有逞凶殴打官员，自然不便科以哄堂塞署的条文。至于军士吏卒因怀有私仇、挺身闹堂、殴伤本官的，为首者照光棍例斩决，为从下手者绞监候，这一条也是着重在殴伤本官，如果只是怀有私仇、挺身闹堂而并未殴伤本官，条例中没有应如何治罪的明文规定。如果比照

译刁徒直接闯入衙门、挟制官吏的，罪止于近边充军。书役又与平民不同，哄堂闹署也比只是直接进入衙门挟制官吏要重些。该省认为韩可训起意主使、刘明听从纠约，二人的罪责相当。将该犯比照吏卒怀有私仇、挺身闹堂、已经殴伤本官在斩决条例上，量减拟流，加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似还妥当，应予照准。道光四年说帖。

纤夫用刀伤及漕运千总。山东巡抚咨报：外结徒犯张丑儿充当纤夫，不慎重当差，竟至断了五根缆绳。因赵外委用言语斥责，他竟然不服气而辩驳。后来庆千总命令他赶紧接上缆绳，将他向前一推，他竟敢持刀相向招架，以致将庆千总的右额角划伤，实属不法。条例中没有纤夫用刀刃伤及运官应如何治罪的明文规定，只是受雇管理缆绳的人本就与吏卒相近，漕运委派的弁员均有约束他们的责任，将张丑儿比照吏卒殴打六品以下长官、比照五品以上罪减三等的律条，在殴打五品以上长官、致折伤者拟绞的罪上减三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再加枷号两个月。道光二年的案子。

步甲怙恶不改、凶殴本官，永远枷号。提督奏报步甲凌桂殴伤本管步军校佘隆阿一案。缘由是凌桂是镶红旗满洲另户步甲，此前于嘉庆十二年因殴死自己的妻子胡氏被拟绞监候，十四年遇赦减为流罪、折为枷号鞭责，十五年被挑选充任步甲，在宣武门当差，与本管官步军校佘隆阿平日并无嫌隙。佘隆阿在堆拨处该班吃饭时，遇有剩菜常给凌桂。本年六月，凌桂与人醉酒闹事，经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后责打释放。七月初六日，凌桂下班从外面饮酒喝醉后回到堆拨处，看见佘隆阿正在吃饭，便向他讨要剩菜，想拿去再喝酒，佘隆阿回说没有菜了，并斥责他不应该喝得这样大醉，命他出屋。凌桂觉得没有面子，便用佘隆阿平日当班时刻不离、要靠伊等伺候，如今下班一有空就要菜吃酒、就不肯分给，这样薄情，就算把你打死又能有什么罪之类的话顶撞他。佘隆阿因他醉后闹事而生气，便出言呵斥，凌桂走近将佘隆阿的发辫揪住，顺手拾起砖块殴伤佘隆阿的额颅偏左处，并碰伤了他的左眼眶和嘴唇。佘隆阿用手抵挡格挡，以致将凌桂的右眼眶打伤。凌桂看见佘隆阿受伤，心中害怕，当即松手，声称……佘隆阿受不住殴打，自行走回。后经奏报交本部审讯，供词属实。臣等认为凌桂因索要剩菜不给这样的小事，怎么会动手殴打，而且既然说了要把他打死看有什么罪，显然是心怀怨恨、蓄意想要他的命，于是严加刑讯诘问。据凌桂供称，佘隆阿平日待他很好，并没有嫌隙，所说的把他打死看有什么罪，原本是喝醉后随口乱说的，如果真想把他打死，怎么肯自己先说出来。只求详加审查核实。佘隆阿也供称凌桂平时与他毫无嫌隙，断不会有想把他打死的情事等语，可见凌桂并非怀恨蓄谋殴打，这个说法似乎可信。这个案子凌桂此前已因打死自己的妻子被拟绞监候、援例减刑，已属幸蒙宽典，后来又被挑选充任步甲，醉酒后与人斗殴滋事，经官府责打释放之后，仍不知悔改，现在又乘醉将本管的五品官步军校佘隆阿殴伤，虽然经过严讯并无怀恨蓄谋的情节，但确实是屡次酗酒、怙恶不悛，如果仅仅按照军士殴伤五品长官的本条例拟流二千里，实在是过于轻纵。凌桂应当依照旗人屡次酗酒滋事、怙恶不悛的条例，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该犯此前因殴死自己的妻子被拟绞、援例减刑，如今又乘醉逞凶殴伤本管官员，情节实在可恶，

译只是既已拟发遣，罪不至死，应当先在犯事的官厅前加枷号三个月，以示惩戒等语。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奉旨：步甲凌桂此前因殴死自己的妻子被拟绞、援例减刑，如今又乘醉逞凶殴伤本管官员，情节实在凶横，该部拟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先加枷号三个月，仍不足以示惩戒，凌桂着永远枷号，常年在各处游行示众，在九门儆戒众人。此后步甲中如有怙恶不悛、逞凶殴打本管官员的，即照此条例办理。钦此。江苏司现审案。

通行 步甲不服约束、殴伤本官。湖广司奏：步甲舒成在官厅嚷闹，经该管步军校立柱要将舒成鞭责，舒成的舅舅赵三帮忙分辩，立柱向他斥责，赵三与舒成一起将立柱殴踢成伤，该二犯罪责相当，只是如果仅照律拟流，不足以示惩戒，都请求发往黑龙江为奴。奉旨：赵三首先横行滋事，实属藐视法纪，赵三着加枷号三个月，在各旗堆拨处游行示众，期满后发往黑龙江。舒成着即发遣等语。钦此。嘉庆二十四年现审案。

步甲殴打本管步军校、未成伤。提督奏报送来：步甲吉幅保，此前因用刀刃伤人被拟徒罪，遇赦减为杖责鞭打发落，后来被挑选充任步甲，因误了差事被本管步军校革退。该犯与他理论，被斥责后竟向他揪扯，但并未成伤。核对与嘉庆十九年凌桂殴伤本管官员一案的情节稍轻，只是该犯此前已因用刀刃伤人被拟徒罪、援例减刑，如今又殴打本管官员，如果仅照殴打官员的本律拟徒，不足以示惩戒，应从重发往驻防当差。道光元年福建司现审案。

兵丁因妒忌通奸之事、故意杀害本管官员。贵州巡抚题奏兵丁杨帼俊因妒忌通奸而故意杀死本管把总一案。奉旨：这个案子兵丁杨帼俊因妒忌通奸，故意杀死本管把总李定祥致其身死。刑部认为李定祥是自取羞辱，应按凡人论处，将杨帼俊问拟斩监候，写成题本上奏。朕详细核查此案的情节，杨帼俊、李定祥先后都与杨吴氏通奸，那天晚上杨帼俊正在杨吴氏家中通奸留宿，恰逢李定祥前来敲门，杨帼俊便以汛官不应与百姓妇女通奸为由，出言挟制他，以致双方争吵殴打。杨帼俊先将李定祥用刀戳伤，自知难免被治罪，又恨他夺占了自己的相好，于是起意用刀戳伤李定祥的心口，致其身死。李定祥是杨帼俊本管的营官，如果是因为在民妇家中留宿通奸，竟将所管的兵丁凌辱，以致该兵丁气愤争殴致死，那么就是死者有罪、逞凶者本来是无罪之人，应当以凡人论处，只按其故杀之罪定罪。现在李定祥、杨帼俊都与杨吴氏通奸，都是有罪之人，杨帼俊因妒忌通奸而逞忿用刀杀死本官，是干犯名节、有违大义、目无法纪，如果竟按凡人论处，就未免没有区别了。杨帼俊一犯应问拟斩监候，秋审情实时也一定要予以勾决，即行正法。此后如有……

译兵丁故意杀死本管官员的案件，如果该兵丁本身也是犯罪之人，且所犯之罪与本官相同的，应照例定拟斩监候，仍需奏请皇上旨意，立即处以死刑。钦此。嘉庆十六年通行并已编入条例：捕盗兵丁用刀伤外委官员，广东司查核律例记载：军士殴打本管官员的，杖一百、徒三年；打伤的，杖一百、流放二千里；打成折伤的，绞监候等语。这说明军士对本管官员，只要殴打便予以治罪。

译满徒（服满三年劳役）的判罚只适用于伤害轻微的情形，如果伤到折断牙齿、折断手指，就应当判处绞刑（监候）。查明是用刀刃所伤，已达到折伤的程度，就应当判绞刑候决，绝没有明明是刃伤却反而按流刑判处的道理。此案中，兵丁邹升跟随外委温启振驾船出海缉捕盗贼，本就属于温启振管辖的兵丁，因为温启振要责罚黄景幅，该犯（邹升）代为求情未获准许，先是不服顶撞，接着又用刀划伤温启振的脑后等处，实在是藐视法纪，理应依照"军士折伤本管官"律条判处绞刑候决。该巡抚却依照斗殴伤人律判处流刑，这是把刃伤的案件当作普通斗殴伤人来定罪，与律条不符，应当驳回令其另行妥当拟定重新上报。嘉庆十五年说帖。后来遵照驳回意见改判绞候，衙役斗殴中误伤典史撞落顶帽一案，南方巡抚咨文说：典史袁梓贤因知县外出由他代理职务，负有管束衙役之责，与本官（正印官）没有区别，卢超等人都是县衙差役，与军士的情形相同。此次卢超与罗亮争吵追打，因是在黑夜之中，没料到袁梓贤走过来，误将袁梓贤打伤。应当将卢超比照"军士殴伤本管官"律，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武襄等人将该典史的顶帽撞落，这与殴打没有区别，都比照"军士殴本管官"律判处满徒。

嘉庆二十一年一案，吏卒伤害本官要按情节分别定罪，河南司审理七得（即戚一儿）扎伤步军校保奎一案。臣等查例文规定：百姓、军士、吏卒怀恨挟私杀害本官，已致伤的，为首者照光棍例斩决；如果是该管官不守官箴自取侮辱的，可按情节轻重临时酌情比照援引办理。又，八旗兵丁并无私仇别的缘故，因管教而将本管官戳死的，本犯立即处决，妻子发配黑龙江。如果是闲散人员及护军披甲人因记恨而对该管官动用兵刃致伤的，本犯立即处决，妻子免于发遣，等等。这是因为律条严明名分，法律看重等级威严，百姓、军士、吏卒竟敢怀恨挟私逞凶冒犯，将本管官杀伤，这种以下犯上的风气绝不可助长，所以专门制定重典，有例文可依就不用律文，只要造成伤害就不能再依律文判绞刑，因此总类把八旗兵丁记恨用刀刃伤人的一项列入斩决条款内，必须是本管官确实不守官箴、自取侮辱的，才可以按例酌情办理。此案七得是步甲，因为本管官步军校保奎不同意将他所托付的赵二挑选为步甲，该犯因此怀恨在心，起意要将保奎扎死。于是随身携带小刀，把保奎骗到茶馆门口，用刀扎伤他的右后肋，又划伤他的左手指。伤势已经痊愈，按律罪应斩决。但查保奎本身是有品级的官员，为何轻易听信七得的话，前往茶馆谈话？恐怕该武弁确实有不守官箴之事，应令该司再详细审讯。如果是该武弁不守官箴、自取侮辱，就应对七得酌情办理；如果该武弁确实没有过错，就应照例将七得判处斩立决。谨摘录成案，附加按语，呈请审阅。

道光七年现审案说帖：乡约演戏不服查禁，殴伤典史。道光元年陕西省杨逢才听从党学章殴伤官役一案。此案党学章担任乡约，纠集村民酬神演戏，该县令因正值国丧期间，派典史金品三前往查禁，该犯不服，喝令众人殴打，首先用拳头打伤该典史的右眼。该省将党学章比照"百姓杀害本官已伤为首"例，判处斩立决，杨逢才依"为从"例，判处绞监候。

被灾求粮哄闹府署，撕殴知府。道光三年江苏省严海观因受灾哄闹府署殴打官员未成

译伤、吴松观撕破本官纱褂一案。此案严海观等人因受灾请求赈济，该县向府衙禀报，想进省城请求恤济，该知府告谕他们只需切实上报详情，不可轻易离开职守。地保徐春希便以府县不和睦等言辞散布谣言。该犯严海观等误信谣言，便前往府衙求粮，因人多拥挤，将府署内暖阁栏杆挤倒，经差役呵斥禁止，该犯等竟敢在公堂哄闹，拆毁署内房屋，拥入内署，严海观用手殴打该知府未造成伤害，吴松观将该知府的纱褂撕破。将严海观依"直隶各省不法之徒趁地方歉收挟制官长纠众辱官"照光棍为首例，判处斩立决，吴松观依光棍为从例判处绞候。以上两案都是百姓殴伤本属官长，照例分别首从判处斩决、绞候，军士与百姓的情形属同一律例，不便分开处理成两种标准。

把总不守官箴被兵丁谋害未死，库车兵丁李林谋杀本管把总吴宗圣，致伤未死一案。此案李林因把总吴宗圣驳减他的盐菜银两，并因他误差被责罚的嫌怨，竟在黑暗中持刀谋害，连戳两处伤，已痊愈。把总吴宗圣在兵丁聚会起哄时也在场参与，等到李林散会后欠钱，又逼迫索要还清。应将李林依"军士谋杀本管官"律判绞，请即正法。把总吴宗圣重责四十棍，遣送回原籍。嘉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广厚奏兵丁李林谋杀本管把总已经致伤审明定拟一折，此案兵丁李林因该把总吴宗圣驳减银两，并因他误差被斥责的嫌怨，竟敢起意谋害，用刀连戳两处伤，军士冒犯本管将弁，理应严办，以整肃营规。如今李林作为兵丁谋害本管，不法已到极点，况且新疆是重地，更不应稍微拖延显明的处决。广厚在审明之后，本应一面奏闻，一面立即将该犯正法，却仍然驰奏请示，广厚历任藩司、臬司大员，并非不懂事理的人，为何如此拘泥？所有李林一犯着即处绞。至于把总吴宗圣在所管兵丁凑钱领银之事中随同参与，又多次逼索钱财，卑鄙不称职，等先将李林正法后，再将吴宗圣革去把总职务，重责四十棍，遣送回原籍。其余都照所拟意见完结。该部知道，钦此。以上一案，事端由该把总不守官箴、自取凌辱而起，按例应酌情办理，不便仍判斩决，所以照律判绞。

刃伤本官，是一时冲突所致，并非怀恨挟仇。嘉庆十五年广东省兵丁邹升用刀划伤外委温启振、已痊愈一案。此案邹升因跟随别营外委温启振出海捕盗，兵丁黄景幅没有前往搬运泥沙，温启振斥责他懒惰，要加以责罚，邹升代为求情。温启振不同意，反而斥骂邹升，并扬言要将他押交本营责罚处置。邹升情急之下，顺手拾起菜刀，划伤温启振的脑后等处，已痊愈。将邹升依"军士殴本管官折伤"律判处绞监候。以上一案是兵丁奉派跟随别营外委捕盗，按本管官定拟，事端起于一时口角顶撞，并没有怀恨挟私之类的情节，核对与应判斩决的例文不符，所以照律判绞。

典史自取侮辱，营兵激愤纠众殴打，闽浙总督题本：营兵罗汉州因典史俞国栋买肉故意压低价钱，又因斤两不足，差人传唤查问，竟将兵丁薛柱奉打嘴、杖责。该犯激愤不平，纠集兵丁拦路殴打，这是该典史任意欺凌、自取侮辱所致。罗汉州等人是中途拦路殴打，也与挺身闹公堂的情形不同，罗汉州等人应按"百姓军士怀恨挟私挺身闹堂殴伤本官"例减一等，判处满流。

嘉庆二十二年福建司案：赌徒偶然遇上抗拒官差，尚非有意杀害。吉林将军咨文：梅克宽等人开

译场聚赌，被官兵查知前往捕拿，梅克宽因担心被抓治罪，喝令众人拒捕殴伤官兵。应将梅克宽依"百姓犯罪不服拘拿挺身闹堂逞凶杀害本官已伤为首"照光棍例判处斩决。经本部审核，认为梅克宽喝令拒捕是因畏罪而起，还不算有意逞凶杀害，况且事发在庙会场所，也与公堂不同，不能算作挺身肆闹，驳回令另行妥当拟定。后来据该将军咨文称，该犯明知聚赌本属违法，在该管官带兵缉拿、目睹官员戴有顶戴花翎的情况下，仍不畏罪，胆敢喝令拒捕殴打，实在是目无官长，仍照原判斩决。经本部改依"殴伤本管官"杖一百、流二千里律，在拒捕罪上加重二等，发往新疆充当苦差。

道光元年奉天司案：抗拒抓捕、扭结巡检，尚未逞凶伤官。福建巡抚咨文：陈焕章在国丧期间演戏，等到巡检出面制止不听，反而喧闹，又不服拘拿，喊来陈康吉一起将该巡检石声扬扭结住，但尚未逞凶伤官。应将陈焕章比照"百姓犯罪在官不服拘拿逞凶杀害，无论本官品级、已伤者"斩例减一等，判处满流，陈康吉依"为从"减一等，判满徒。

道光二年案：百姓不服弹压，打毁通判的官轿。云南巡抚咨文：外结徒犯董全等人搭棚祈雨，夜里架柴焚烧纸钱，地方官担心引发火灾，前往弹压，该犯竟敢出言顶撞。后来因差役斥责他强横无理，又倚仗人多殴打差役，并将该署通判的官轿、衔灯打毁。但求雨引发的冲突，终究属因公事而起，查官轿、衔灯虽然是地方官临民观瞻的器物，终究不能与申明教化的亭子相比，应将首犯董全比照"拆毁申明亭"判流律减一等，判满徒。本部认为该犯等因求雨起衅，竟敢仗恃人多将该署通判的官轿等物打毁，情节接近殴打官员，理应比照殴打佐贰官律减等定拟，将董全改依"百姓殴知县"杖一百、徒三年，佐贰官减一等律，再减一等，判杖八十、徒二年。从犯江文等判杖七十、徒一年半。

道光三年案：因诉讼受责不服，拾砖掷伤知县。直隶总督咨文：马与鴇因田地纠纷，向本管知县顶撞，等被责罚后不服，又拾石头将该县掷伤，并殴伤该县的家人。将该犯依"百姓殴本属知县致伤"杖一百、流二千里律，酌加枷号三个月，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

嘉庆二十一年案：因马匹受惊跑失，揪撕一品大员提督，奏送：何大因马匹受惊逃跑，被副都统额勒精额迎面用鞭拦阻驱赶，导致马向北跑掉，何大因马被惊跑，便上前拦住索要马匹，并喝令郭三等人将额勒精额揪拉撕破衣服，又将蓝翎侍卫贵成揪拉下马，并碰伤他的鼻孔致流血。查何大明知对方是一品大员，竟敢喝令众人肆意揪打,不能仅按"殴打非本管官"律定拟，应在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期满后重责，发往黑龙江为奴。郭三、侯六听从指使逞凶，实属同恶相济，都应在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期满后责打，发遣为奴。

嘉庆二十二年安徽司现审案：因被扑打，远处殴打五品命妇，提督咨送：韩彭氏是已故三等侍卫巴林的妻子，本身即为五品命妇，因向王三索讨地价，在街上行走时，先向王三扑打，因而被王三还手殴打，但没有造成伤害。将王三比照"殴打非本管的五品以上官员"杖六十、徒一年律减一等，判杖一百。

嘉庆二十二年云南司现审案：生员殴伤教官，比照殴打受业师定罪，东抚咨文：外结徒犯生员郑廷殴伤本管教官，比照"吏卒殴打六品以下长官"律判杖八十、徒二年。经本部改照"业儒弟子殴伤受业师"依"殴伤期亲尊长"

译律判处满徒。

嘉庆十八年案：武生被责罚后闯入学署殴伤教官，浙江巡抚奏：武生叶绍盞因把董氏推倒被人告发，经训导张慧会同知县训诫后释放，该犯心中不服，赶到学署，用棍棒殴伤训导张慧的手指，当时该犯的亲戚陈东之等人听闻吵闹后先后赶到帮忙，将张慧推倒在地。律例中没有专门治武生殴伤教官罪名的明文，如果仅按"百姓殴打六品以下长官"律减等判徒，未免过轻放纵，将叶绍盞比照"刁民直闯衙门挟制官吏"例判军罪。陈东之等人事不干己却擅自闯入学署将训导推倒，应在叶绍盞的军罪基础上减一等判满徒。

嘉庆二十四年案：生员被责罚后纠众喧闹顶撞知县，浙江巡抚咨文：生员蔡芷因事不干己却私自匿藏传票、殴打差役，经该县训诫后仍不服，纠集多人将周安扭送到宅门肆意喧闹，等到该县出面禁止，仍敢出言顶撞，实在是目无官长。查蔡芷出面具状告发差役，与帮凶作证不同，其倚仗身份滋事也不同于普通百姓詈骂官长的情形，如果按照"非其应捕之人伤害差役"以普通斗殴论处，予以从轻的笞刑，反而把在宅门吵闹顶撞官长的重情节置之不问，而律例中又没有专门治罪的条文。查学政全书内规定：生员纠众帮凶聚集十人以上詈骂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发遣等语。但蔡芷纠集的人数不足十人，如果照例发遣，就与纠集十人以上的情形没有区别，蔡芷应照"生员纠众帮凶聚众发遣"例减一等，判满徒。

嘉庆二十三年案：聚赌被敲诈，将外委辫子割下诬告强奸，浙江巡抚咨文：金品章开场赌博，送给在村里缉拿盗匪的外委汪冒麟洋钱。该外委因未能如愿，前往查拿，借机勒索。金品章不服，喊来他的妻子吴氏等人，将该外委的发辫割下，诬告其强奸以此挟制。但该外委并非该犯的本管官，且这是由于外委索取贿赂受辱所致，将金品章比照"奸淫诬陷污人名节"例判军罪。

嘉庆二十一年案：贡生撞翻公案、撕破公服，顺天府尹奏：贡生王淳呈控曾担任保正的耿淳良不应再担任户房书吏，经县衙批示该生多事，该生当堂大肆咆哮，县令加以训诫，该生夺过戒尺，以致掀翻公案、撕破公服，之后又在拘押中逃脱。应照"百姓殴打本属知县"律判满徒，加逃跑罪二等，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嘉庆二十二年直隶司案：夜里张贴符箓被抓，殴伤本管典史，广东总督奏：营兵冯日升等人怀恨挟嫌扭辱典史，并殴伤弓役蔡兴一案。查此案冯日升因怀恨该典史责打过吴武升的嫌怨，在府署头门外将该典史扭倒跌落马下，撕破衣领，这与军士殴伤本官没有区别。该省将冯日升、陈泳彪比照例文减等判流刑，声称改发伊犁，名为加重，实则从轻，理应按照"军士殴本管官"例分别首从判处斩决、绞候。但原奏中并未说明是何人起意为首，应令该督再行研讯，按例办理。至于陈廷用、陈泳兴、王选俊三犯先前殴伤弓役，该督奏请在冯日升等人的流罪上减等判徒。查陈廷用等人如果与冯日升等人并非同谋，应按本律定拟；如果确曾同谋，应以从犯论处。冯日升等人既然应改判死罪，陈泳兴等三犯也应在死罪基础上减等判流刑。但是否同谋，原奏中也没有说明，也应令其审讯清楚。吴武升因分发张贴符纸、包头巾、吹号角，不应仅判枷杖，似应改照"左道异端"例减等

译判流刑，随同张贴符箓的吴那大、吴那二也不便置之不论，应照"不应重"律判杖刑。谨另拟驳斥的稿子。

嘉庆二十年说帖：免死减为军罪的犯人误伤典史，云南巡抚咨文：在配军犯王和尚误伤典史王廷珍，伤势轻微已痊愈，请示本部批复一案。查律条规定：百姓殴打本官知府知县、致伤者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折伤者判绞监候，殴打佐贰、首领官各递减一等。又例文规定：军民人等殴伤本管官，如果是偶然冲突所致，照律判流徒。又，百姓、军士、吏卒犯罪，如果不服拘拿、不遵审断，或者怀恨挟私以及假借地方公事、挺身闹公堂、逞凶杀害本官，已杀死的不分首从都判斩立决，致伤的为首者照光棍例判斩决，为从者判绞候，等等。可见百姓殴打本官，要分别未伤、已伤、折伤定罪，律例都是罪止徒刑、流刑、绞候。至于殴伤本官为首者判斩决、为从者判绞候，杀死本官不分首从判斩立决之例，是指有意逞凶杀害的情形而言，律条重在诛心，所以定例特别严格，用以惩戒骄纵刁顽、整肃朝廷纲纪。如果是因误致伤，自然不便与有意逞凶杀害的情形相提并论。检查嘉庆九年陕西省审奏魏跟随儿殴伤本属知县葛德新、已痊愈一案，因葛德新禁止乡市开设赌场，亲自前往弹压，当时人多拥挤，官役等人将魏跟随儿的茶炉踏碎，魏跟随儿捡起土坯连续投掷，以致误将葛德新打伤，该省将魏跟随儿判处斩立决，钦奉谕旨认为未免情节轻而判罪过重，经军机大臣会同本部酌情商议，认为魏跟随儿因官府禁止开设赌场、驱散买卖，竟随众抛掷泥土致殴伤本官，这就与不遵审断没有区别，并非偶然致伤，但该犯实际上只是随众附和，并非有心杀害本官，也没有哄堂逞凶的情节，改照"百姓殴本属知县折伤"例判处绞监候，因而奏结在案。此案王和尚先前因盗窃拒捕、用刀刃伤事主，判处绞刑缓决，减等发配，该省交由典史管束，该犯在配所又盗窃事主李裕的银两，被该典史王廷珍搜获赃银，饬令差役陶书祥等人将他责打，该犯当时酒醉，抢过堂旁的木棍，将陶书祥等人殴伤。该典史因该犯在堂上逞凶不法，急忙从公座上站起上前喝斥，以致木棍误伤该典史的左手腕，伤势轻微已痊愈。该省认为例文中没有罪犯误伤本官应如何治罪的专门条款，咨请本部批复。查王和尚先前因盗窃拒捕、用刀刃伤事主，判绞刑减为军罪，此次在配所又行盗窃，本已是怙恶不悛，等到被典史查获赃物要加以责打，该犯竟敢持棍向差役乱打，这也与不服拘拿、不遵审断没有区别，并非偶然致伤，本不便仅按"百姓殴打本属佐贰官比知县递减一等"律判徒。但该犯是酒醉后向差役乱殴，至于该典史起身喝斥以致被误伤，这本非该犯意料所及，与有意逞凶杀害本官的情形不同，也不便径直按"百姓逞凶杀害本官已伤"照光棍例判处斩决。平心而论，该犯不遵审断、误伤本官，与魏跟随儿案的情节相同，而该犯是免死军犯在配所再次盗窃、不服责打、闹堂殴打差役以致误伤本官，比起魏跟随儿仅仅是随众附和的情形，罪情更为严重。仿照魏跟随儿一案，援引"百姓殴本属知县折伤"例，在绞监候基础上从重改为立决，似乎较为公允。但典史是佐贰官，律例规定应比知县减一等，罪止满流，又不便援引办理，此外再没有可以比照援引

译的例条。臣等一同酌情商议，应请仍照该犯原判绞候罪名予以立决，轻重既能得当，与例案也无妨碍。

嘉庆二十四年说帖：王府厨役用刀刃伤管理饭房的护卫，山西司审理提督咨送李庄贵用刀扎伤金常寿、已痊愈一案。查律条规定：军士殴打本管官，如果是吏卒殴打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判杖一百、徒三年，致伤者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折伤者判绞监候；殴打非本管的三品以上官者，判杖八十、徒二年，致伤者判杖一百、徒三年，折伤者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殴伤非本管五品以上官者，比三品以上罪减二等，如果减罪轻于普通斗殴伤人的，各加普通斗殴伤人罪二等，不再区分折伤；致笃疾以至死亡的，都按普通斗殴论处。又，流内九品以上官殴打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判杖六十、徒一年，只要动手就定罪，即使造成内损、吐血这样的伤，也与折伤以上同论，加普通斗殴伤人罪二等。又，殴人致内损吐血者判杖八十，折断人一齿及手足一指者判杖一百，两指两齿以上者判杖六十、徒一年，折断人肋骨及用刀刃伤人者判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体者判杖一百、徒三年。又，雇工殴打家长致伤者判杖一百、流三千里，折伤者判绞监候。又，卑幼殴打本宗及外姻缌麻兄姊者判杖一百，小功兄姊判杖六十、徒一年，大功兄姊判杖七十、徒一年半，若是尊属各再加一等，折伤以上各递加，凡是斗殴伤人罪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致笃疾者判绞刑。又，弟妹殴打兄姊致伤者判杖一百、徒三年，折伤者判杖一百、流三千里，用刀刃伤或折断肢体者判绞刑，等等。可见律条所说的本管官，必须是军士、吏卒等一切在官职、有职事统属关系的人才可以算作本管，如果所属官员没有统属关系，就不能以本管论处。至于律文所说的折伤，从折断牙齿、折断手指、判杖一百以上都算在内，并不分别从折断肋骨算起，还是从折跌肢体算起。所以殴打本管官及雇工殴打家长、大功以下卑幼殴打尊长的律条内，只讲折伤而不讲刃伤，是因为刃伤在折伤之上，讲了折伤则刃伤自然可知，这就是所谓"举轻以该重"的道理。至于流内九品以上官殴打非本管三品以上官的律条，明确说造成内损吐血就与折伤以上同论、加普通斗殴罪二等，殴打期亲尊长的律条明确说折伤判流刑、刃伤及折断肢体判绞刑，这尤其明白深切，比照参看，绝没有刃伤反而轻于折伤的道理。此案李庄贵在庆郡王府饭房充当片肉的差役，金常寿是王府的三等护卫，五品职衔，被派管理饭房，李庄贵告假逾期，金常寿向他询问，他不服气，以致相互斥骂，李庄贵用刀将金常寿扎伤，已痊愈。查金常寿虽是有职衔的官员，但与李庄贵同在王府当差，若论最终所尊，应以庆郡王为主，至于李庄贵充当片肉差役、金常寿被派管理饭房，也是王府内部的家事，并非在官职务上有统属关系的情形可比，自然不能按军士、吏卒殴打本管官论处。至于该司所说吏卒殴打本部五品以上官一条，没有讲到刃伤，应只按普通伤论、不应援引折伤绞候的条文等说法，也和律义不合，应请交该司另行按律妥当拟定。

道光十一年说帖：窃贼被抓时用刀刃伤兵丁，拒捕致伤外委，四川总督奏：任冲添炮听从别人一起偷盗，见到官兵前来捕拿，该犯首先用刀刃伤兵丁，又喝令众贼拒捕致伤外委。查该犯虽非外委的本管百姓，但终究是该外委奉命查拿的

译盗贼，竟敢不服拘拿、逞凶抗拒，将任冲添炮比照"犯罪在官如有不服拘拿逞凶杀害本官已伤"例，为首者判处斩立决。

嘉庆二十二年案：军士殴伤本管佐贰官，二十四天后因风身死，河南司承审：马甲白达色用砖头殴伤本管骁骑校富忠，过了二十四天因风身死一案。查律条规定：军士殴打本管官判杖一百、徒三年，殴打佐贰官减一等，致笃疾者判绞候，致死者一并判斩监候。又，卑幼殴打本宗缌麻兄姊致笃疾者判绞候，致死者判斩监候。又例文规定：卑幼殴伤缌麻尊长尊属，在保辜期限内如果确因原伤而身死，仍判死罪，奏请定夺，如果蒙恩宽减，可减为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又，名例律规定：定罪没有正条时，可援引其他律条比照定拟，等等。此案白达色充当马甲，与骁骑校富忠因口角发生冲突，彼此揪打，该犯白达色顺手拾起砖块，殴伤富忠的左肩和左眼眶，过了二十四天因风身死。经派去审理的司员认为，富忠是因风身死，已在他物伤正限之外，如果是寻常斗殴，例应只判满徒；该犯殴伤本官，本不便照寻常保辜期限科罪；但如果仍照本律定拟，那么因风致死和因伤致死之间就没有区别，拟将白达色依"军士殴本管官致死"律减一等，实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到配后加枷号三个月，等等，缮写说帖呈报堂官，奉批交本馆核议。臣等查，卑幼殴伤缌麻尊长，在保辜期限内因伤身死的，例得声请减为军罪。至于马甲殴死本官骁骑校，例文中虽没有保辜的明文，但以下犯上与以卑犯尊的情形相同，办理不宜有所不同，且查《会典》内骁骑校一职，职掌与佐领相同，而位置在佐领之下，自应比照佐领的佐贰官论处。佐领对于马甲而言是本管官，骁骑校即属于本管官的佐贰，律内军士殴打本管佐贰官致笃疾者判绞候、致死者判斩候，这与卑幼殴伤缌麻尊长的罪名并无区别。如今马甲白达色殴伤骁骑校富忠，是在保辜余限内因风身死，比起卑幼殴伤缌麻尊长在保辜余限内因伤身死的情形，情节更轻，自然可以比照定拟。该犯是旗人，不便径直予以折枷完结，该派审司员拟将白达色实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到配后加枷号三个月，此项处理尚属妥当。但此类案件既有可援引的比照例文，理应援例奏请定夺，似乎不必在本罪上减量定拟。

道光十二年说帖：上司官与所统属官相殴，官员间因债务纠纷互相殴伤，直隶司奏：工部司库巴珠尔因他的亲戚锡纶向他索讨欠款，双方争论，他的父亲富尔松阿嫌恶锡纶不顾亲情，将锡纶揪打，巴珠尔护卫父亲，也用拳打脚踢。有职衔官员之间斗殴，不便仅依"手足殴人成伤"律判笞刑，富尔松阿、巴珠尔都应照"不应重"律判杖八十，因杖刑不满一百，应交部议处。

嘉庆二十二年现审案：拒捕拘捕人员，武举带儿子捆绑粮差、在公堂上咆哮，山东司查：已革武举高凤吉因他的儿子高泳泰等人将催粮差役王维新等人捆绑吊打，该犯担心王维新等人回县衙告状，又喝令高泳泰等人将王维新等人继续捆绑看守，等到县衙缴完粮款后才放行。后来因差役王维新等人回县衙状告，该犯立即到县衙击鼓控告，该县令集合审讯，该犯又大声争辩，抗拒不服审问，肆意咆哮。该抚仅依"违制"律将该犯判处满杖，未免情节过重而处罚过轻，高凤吉应在违制满杖基础上酌加一等，判杖六十、徒一年，此事虽发生在恩诏颁布之前，但高凤吉捆绑粮差、在公堂咆哮所

译得的徒罪不准予以减免援引。高泳泰、高幅泰、高小祥、施二都依"仗势捆绑私自拷打他人"律判杖，情节较重，都不准宽免。

道光九年说帖：殴伤粮差又在公堂咆哮，直隶总督咨文：外结徒犯左文藻因粮差刘统绪向他讨要代完的粮银不给，发生争吵，将刘统绪的辫子揪落一绺，等到该县传讯，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在公堂上向刘统绪詈骂咆哮。但左文藻未完的粮银还在上忙征收期限之内，因为事情起因是粮差刘统绪怕受责打而代为垫付，并非实际抗拒交粮，应比照"刁民直闯衙门挟制官吏"判军罪例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三年案：粮差怕受责打而代为垫付，向欠粮者索讨反被殴伤，贵州巡抚咨文：郭心贵因欠粮不交，粮差黎贵等人怕受责打而代为垫付，向他催讨未获偿还，以致发生争吵，郭心贵竟喝令他的弟弟郭包三等人各用凶器将黎贵等人殴打砍伤，应以主使者为首犯，将郭心贵依"用凶器伤人"例判军罪，郭包三等人照"为从"例判徒罪。

嘉庆二十五年案：欠粮被拘拿追讨、以致被差役殴打致死，直隶总督题本：王玉林充当县衙差役，因刘志会抗拒交粮不纳，禀报官府拘拿追讨，因他站立不肯行走，用铁链拉扯致其跌倒，又因被他辱骂，用脚踢伤他的左后肋，造成内损身死，此事并非因敲诈勒索而起衅端，仍按"斗殴杀人"律判处绞监候。

嘉庆二十二年案：殴打受业师，僧人违例收徒，杀伤应同凡人论处，福建巡抚题本：僧毓经致使僧正顺身死一案，奉批：年纪不满四十岁例应不准收徒，是否应同凡人论处，交本馆查核，等等。臣等查例文规定：应付差役的火居等类僧道不准滥收徒弟，如果年纪不满四十岁就收受徒弟的，照"违令"律判笞五十，所收的徒弟一律勒令还俗，等等。此案僧毓经年纪不满四十岁，却违例招收僧正顺为徒，正顺是例应还俗之人，就不能算作毓经的徒弟，有所冒犯应同凡人论处。如今该省将该犯依"僧道因徒弟违犯教令、依理殴责致死"照"尊长殴死大功卑幼"律判处绞候，援引实属错误，僧毓经应改照"斗殴杀人"律判处绞监候。

嘉庆二十二年说帖：僧人被师父殴打，情急之下自我伤残。贵州司查：定例僧尼殴打受业师，照"卑幼殴打大功尊长"律定拟。僧尼殴打业师不能与子女殴打父母同等论罪，那么遇到违犯教令的情形，自然不能照子孙的律条定拟。此案僧人朗月由僧人彻榜为其剃度、收为徒弟，彻榜命令朗月打扫粪土，朗月因患眼疾想等到早晨（后文缺失）。

译傍晚天凉，彻榜再次前去打扫，因（弟子）懒惰而斥责他，朗月顶嘴，彻榜便用棍子连打他的手臂和腿，朗月忍痛逃进屋内，彻榜追进屋里还想再打，朗月情急之下自己用菜刀划伤了自己囟门偏左的地方。该司衙门按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拟对朗月判处杖刑等罪。查朗月是拜彻榜为师学艺的弟子，即便殴打了自己的师父，按例也只应比照"大功尊长"条款问拟；如今是因被师父殴打、情急之下自己划伤自己，若按"子孙违犯教令"来援引比附，未免牵强。况且查考卑幼因被尊长殴打、情急之下自己伤残自己的情形，律例中并没有加等治罪的明文规定。朗月这一案，理应仍按"故意自伤残"律来问拟定罪。乾隆五十九年说帖9931

译道士因徒弟游荡且顶撞自己，将徒弟殴打致死。山西司查阅条例记载：弟子违犯教令，师父依理殴责致死的，僧尼道士按尊长殴死大功卑幼的律例，拟绞监候。若有挟嫌逞凶故意杀害弟子，以及殴杀时手持金刃凶器、非理扎伤致死的，按照凡人斗杀论处等语。此案高成保充当社庙善友，因其徒弟梁南道儿平时经常游荡，屡次教训不听。后因查点庙内器物不见了，向梁南道儿查问，梁南道儿回答说不知道，该犯斥责他照管不善，梁南道儿顶撞不服。该犯顺手拿起麻绳，请高奴哥帮忙将其捆住，悬吊在庙檐的栏木上，又取来麻绳殴打伤了他的两腿，带伤右肋，身亡。查梁南道儿自幼拜该犯为师，教养多年，师徒名分已定。该犯因庙内丢失器物，向他斥责，梁南道儿不服顶撞，该犯将他吊起殴打致死。核查其吊打的情形，是由于弟子不服顶撞所致，且是用麻绳殴伤两腿，也与条例中所说的手持金刃凶器非理扎殴、应按凡人论处的情形不同，自应按照依理殴责的条例定罪。该巡抚将高成保按非理殴杀弟子、依凡人斗杀律拟绞，罪名虽无出入，但引律断案终究不够允当，应予更正。高成保应改为依弟子违犯教令、依理殴责致死，僧尼道士照尊长殴死大功卑幼律，拟绞监候。道光九年说帖。

匠人因徒弟行窃钱财，将徒弟殴打致死。广东巡抚题报梁成娇殴死梁亚养一案。查凡人行窃属犯罪之人，如果是卑幼行窃私自动用财物，因而被殴死的，对凡人而言算是擅杀，尊长卑幼互相有犯，仍应按服制科罪。此项本罪，至于匠役等人与受业师及弟子之间发生杀伤，条例准许照大功服制科断。但如果死者是行窃之人，假设弟子对受业师有所冒犯，势必不能按擅杀科罪，那么殴死行窃弟子的，自然也不便径直按普通擅杀论处。此案梁成娇收梁亚养为徒，教他学习打锁，已有师徒名分，该犯因其偷钱，将其殴死，自应照殴死大功卑幼律，拟绞。该省按擅杀定罪，实在不够允当，谨酌情改正。嘉庆二十二年说帖。

弟子刃伤儒师，情节支离，驳令重审。律例馆查阅条例记载：谋杀、故意殴杀以及殴伤受业师的，业儒弟子照谋杀、故意殴杀及殴伤期亲尊长律治罪。如果因弟子违犯教令，依理殴责致死的，儒师照尊长殴死期亲卑幼律，杖一百、徒三年。若因奸盗等其他情由谋杀弟子的，无论已伤未伤、已杀未杀，一律照凡人分别定罪等语。可见儒师与弟子之间互相杀伤，必须是以正道教导、依理责罚，才能按期亲论处。若因奸盗等其他情由，师徒名分已经背离，自应照条例按凡人科断。审案的人必须查明起衅的缘由，才可依例定罪，不能稍有含混，以致出现偏差。此案周思义因与赖以安、戴邦光都在钟毓英门下受业，就在学馆与钟毓英同房歇宿。周思义因家中有事，先行放学搬回家。钟毓英便让自己的儿子搬到周思义床上睡。后来周思义前往学馆看望钟毓英，因赖以安等人都在次日放学后立即买酒，邀周思义与赖以安等一同饮酒。周思义等人喝醉了，钟毓英先让自己儿子睡下。恰逢钟毓英的儿子已经回家，周思义就在他的床上睡下。钟毓英前往探视戴学正家中念经，戴学正又邀他一同饮酒，钟毓英大醉回馆睡觉。走到房内，

译灯已熄灭。钟毓英摸到床边，脱下衣裤，掀开铺盖上床，不料摸错，误上了周思义的床。周思义惊醒，摸到是个赤身男子，料想是前来图谋奸污，立即起身摸取桌上的小刀，乱砍乱划。钟毓英听到周思义起身，才知道搞错了，也随即下床出声呼喊。周思义听出是钟毓英，因一时忿激糊涂，来不及分辨查问,又用刀乱砍，先后砍伤钟毓英头顶等处。当时赖以安等人惊醒喝止，报官查验，审明前情，钟毓英伤势轻微，已经痊愈。该总督将周思义依殴伤受业师、照殴期亲尊长律，因刃伤期亲尊长、审明并非有心冒犯的条例，拟绞监候等情具题。臣等详细核查案情，周思义与赖以安等都跟随钟毓英读书，同房歇宿。当年终放学之时，周思义既然因有事先行放学搬回家，为何傍晚又回到书馆住宿？况且钟毓英如果真以师道自居，岂肯邀他一同饮酒？又还任其沉醉，已属可疑。钟毓英在周思义等人睡下之后，又出门去，深夜醉酒而归，脱衣睡下，当时灯虽已熄，但这是平常所住的屋子、床铺分列的地方，自应熟悉，为何会误摸到周思义床上？而且既然掀开了铺盖，就该知道铺内有人，等到被周思义用手摸到，更应该抽身退开，为何直到周思义拿刀砍划之后才下床？况且时值严寒，披衣钻进被窝尚且怕不暖和，哪有还未钻进被窝就先赤身的道理？至于周思义，如果确实是怀疑有人图奸，也应当有出声呼喊的紧急情形，怎么就摸刀乱砍乱划？当时是黑夜，该犯又怎么想到刀在桌上？而且该犯连砍数刀之后，既然已经听到钟毓英呼喊，就应当住手，为何又乱砍，砍伤多达十处？当时同室还有赖以安等二人，听到声音应当立即前往救护，断不至于让钟毓英受这么多处伤。这些情节种种支离矛盾，如果不是钟毓英图奸被伤，就是周思义挟嫌恃醉、有意逞凶，必须彻底查究清楚，才能形成确凿的判决。而该总督却轻信该犯等人事后狡辩粉饰之词，就此定案，罪责关系重大，出入太大，应令该总督另派贤明官员重新审讯查明确切情形，按条例妥善定罪后再议。道光九年说帖（原底缺省份）。

以威力捆绑他人，谋划殴打，当场喝令的即属主使殴打。奉天司查阅律例记载：以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致死的，以主使之人为首犯，动手之人为从犯论处。又同谋共同殴打人致死的，动手造成致命重伤者绞监候，原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刘万禄先前与刘老屋一同赌博，被他赢去钱财，后刘老屋又想赌博，刘万禄不允许，刘老屋乘醉辱骂刘万禄。刘万禄不服，因自身残废，恐力气不能取胜，便主使在店中住宿的李虎山、陈四海以及雇工王际桂殴打刘万禄。刘万禄走出查问，因刘老屋并不服输，便将他的鞋袜拉脱，又命李虎山等人殴打他的腿腕等处。刘老屋被殴打求饶，声称愿意磕头，刘万禄才让他们住手。刘老屋过了十天因伤身亡。臣等详查原谋与主使的区别，总以当场是否喝令为判断标准，如果只是起意谋划殴打，当场并未喝令，那么谋划殴打之人应以原谋论处；若既然起意纠集殴打，又在当场喝令，那么喝令之人应以主使论处。如今刘万禄起意纠集殴打刘老屋泄愤，因刘老屋不服，把他的鞋袜拉脱，又命李虎

译山等人殴打，这实在是刘万禄当场喝令。等到刘老屋求饶，刘万禄才叫住手，这些人都是听从刘万禄的主使，情节尤为明显。刘万禄虽然身有残疾，但李虎山、陈四海是住在他店里的人，王际桂又是他的雇工，都属于依附他居住，有不得不听从的情势。该侍郎将刘万禄依主使之人为首的条例拟绞，实属妥当。似可照批复该司，如果以刘万禄并未亲自殴打，而想让在逃的下手之人李虎山抵罪，把主使殴打的刘万禄照原谋拟流，衡诸情理与法律都不够公允，应请不必再议驳。乾隆六十年说帖。

首犯有威可畏，从犯不得不听从。奉天司核查咨文：牛忠主使崔广大殴死司廷芳一案。查此案先前该将军以牛忠起意纠集崔广大共同殴打司廷芳泄愤，崔广大答应了。牛忠先向司廷芳揪打，被他摔倒在地，崔广大随即用棍棒殴伤司廷芳左右小腿，最终致死。将牛忠等人依威力主使律分别拟绞、拟流咨报刑部。原咨文中只说牛忠想殴打司廷芳泄愤，恐怕自己力气不敌，嘱咐崔广大帮忙殴打等情，并没有详细说明崔广大有不得不听从的情势、牛忠确实有可畏的威势，案情近似同谋共殴，因此臣部驳回令其重新审理另行定拟。如今既然据该将军重新审理查明确情，牛忠是崔广大的地主，崔广大是牛忠的佃户，平素听从他的指使，牛忠倚仗地主身份命崔广大帮忙殴打，似乎属于有威势；崔广大耕种牛忠的地亩，全家都住在牛忠家闲居，不得不听从他的使唤。请示或者按威力主使、或者按共同殴打人致死办理等情。查牛忠命崔广大帮忙殴打，既然是倚仗地主威势，而崔广大素来听从指使，有不得不听从的情势，先前咨文没有说明清楚，如今既已审出确切情形，自应仍照威力主使律定罪。牛忠应依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以主使之人为首犯的律例拟绞监候。崔广大应依动手之人为从犯论处，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嘉庆十四年说帖。

令人捆缚，被绑者又自己割断脚筋身亡。奉天府尹题报白士英割伤宋二身亡一案。查审理命案必须彻查起衅致死的确切情形，使罪名与律意相符，才能形成确凿的判决。此案白士英本是旗人，因行窃犯案被销除旗籍，与民人宋二素来相识。宋二的族孙宋起家中被盗衣饰，向宋二诉说，宋二声称愿代为查找。后来宋二携张钊邀同宋起，前往小营盘，让宋起在堡外等候，宋二与张钊进堡到徐瞎子家。恰逢白士英走到徐瞎子家买酒，邀请他们一起饮酒。宋二醉后麻烦白士英等人查访宋起家被盗的衣物，白士英回答办不到，宋二便与他争吵、混骂。白士英把宋二揪扭到街上，让在徐瞎子家砌墙的张四楞、胡钱褡子、张黑牛抓住他的两只胳膊反拧到背后，白士英用绳子把他捆住按倒在地上。张四楞等人松手走开，宋二越发肆意辱骂，白士英便拔出佩刀割了他左脚跟一下。这时宋起进堡找人，看见后害怕地逃了回去。保长白文洪随后赶到，问明情况后想要报官，宋二加以阻止，托白文洪转请胡咕噜、张四楞、胡钱褡子、张黑牛把他抬到农神庙养伤，宋二拖到次日早晨死亡。该府尹将白士英依斗杀律拟绞，张四楞、胡咕噜、胡钱褡子、张黑牛照不应重律杖责等情具题。臣等详细核查案情，白士英本是行窃之人，宋起已经案发，宋二答应替宋起查找

译被窃的赃物，若非已探得端倪，为何竟然到徐瞎子家就麻烦白士英等人查访？白士英不答应代为查找，因被宋二寻衅辱骂而将他揪扭到街上时，张四楞等人是受雇在徐瞎子家砌墙的，本是不相干的旁人，又没有被宋二牵连辱骂，为何白士英一叫他们帮忙反拧胳膊，就都立即听从动手？可见白士英平日凶横，有逼得人不得不听从的情势。等到白士英已经把宋二捆缚按倒，又用刀割断他左脚跟的脚筋，众人一同捆绑，情形凶险、伤势沉重。如果不是该犯因为宋起家衣物被窃、被宋二戳穿，起意致其死亡以灭口，就是共谋殴打泄愤，情节已经显而易见。即便张四楞等人先是听从反拧胳膊，接着又一同抬人，为何独独在白士英动刀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分明是编造言辞狡辩推脱。至于宋二既然邀了失主宋起一同前往查找，有什么可避忌的，不让他一同进堡，反而让他在外面等候？宋起在那天清晨一同到堡外，等到傍晚，不见宋二等人出堡，才进堡寻找，亲眼目睹宋二被白士英等人捆绑割伤，竟不喊救命，也不去报告；宋二的父亲竟然逃走回家，种种情形都不合情理。张钊是与宋二一同到徐瞎子家的，宋二被捆被割的时候，他竟没有一句劝阻的话，等到事发之后，又逃匿无踪，尤其可疑。而且宋二无端受伤，必定心怀怨恨，正应急于控诉才是，为何保长想要报官，宋二反而加以阻止，托人抬送到庙里养伤，恐怕是事后有贿赂和解以及移尸的情事。承审的各官并未查究确切情形，就轻信各犯串通捏造的说辞，草率定案，不足以作为确凿的判决。即便所审情形属实，白士英把宋二捆绑后割伤致死，正与以威力捆绑他人、拷打致死的律例相符，不应依斗杀定罪。即便张四楞、胡钱褡子、张黑牛帮着反拧胳膊，也应按余人之罪科处，不该只拟不应重律杖责。胡咕噜只是帮忙抬送，并未参与捆绑，更不应与张四楞等人一律同科。此案情节多处支离，罪名都不允当，应令重新审讯查明实情，按律妥善定罪。嘉庆十七年说帖。

以威力主使而亲自动手的，也是想要殴打。山东司查阅律例记载：同姓服制已尽的亲属互相殴打致死的，按凡人论处。又，以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的，以主使之人为首犯，动手之人为从犯。又，同谋共同殴打人致死的，动手造成致命重伤者绞监候，原谋者不问是否参与共殴，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谭同因无服的族弟谭法的哥哥谭有与族人谭芬有一块公地各半分管，谭芬把自己应得的一半卖给谭同经管。谭法的弟弟谭四喝醉后，心中怀疑谭同图谋买地，前去理论不服，谭同的堂侄谭立春与雇工苏二出面劝解，谭四扑上前殴打，谭立春等人把谭四殴伤后散去。谭法听说后前来帮护，携棍赶到谭同门前辱骂，谭同生气，喝令谭立春等人殴打谭法，苏二便用木棍殴伤谭法右臂膊，谭立春因先前与谭四争殴、余气未消，也用棍殴伤谭法左右额角等处，致其死亡。该巡抚将谭同依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律拟绞监候，谭立春依动手之人为从犯律拟流等情具题。臣等查以威力主使殴打致死的案件，是因为动手的犯人本无殴打之心，是被主使者的威逼恐吓所迫，所以要主使者承担为首之罪，动手的犯人得以从宽

译、不予减等。若动手者本就有殴打之心，衅端虽起于当场，喝令的情形确实存在，但性质类似同谋共殴，自应把动手者拟以死罪，不能一概援用主使为首的律例，以致出现偏差。如今谭立春殴伤谭法致死，虽然是经谭同喝令，但谭立春供称是因与谭法的弟弟谭四争殴、余气未消，帮忙殴打致死，可见谭立春本来就有殴打之心，而谭同又没有威逼恐吓的情状，核查与威力主使的律例不符，自应依同谋共殴律，把动手的谭立春拟绞，原谋的谭同拟流，才足以彰显公允。而该巡抚并未详细核查案情，仅因谭同有首先喝令的话，就以威力主使为首的罪名将他拟绞，反而把动手的谭立春减等拟流，实在是轻重颠倒，臣部难以轻易照准，应令该巡抚另行按律妥善定罪具题。道光十二年说帖。

佃户欠租，被以威力捆绑拷打致死。热河都统咨文：家奴色尔丹等殴伤自己的主人的佃户程文发致死一案。查此案色尔丹是喀拉沁公旗属下的家奴，负责经管收租。因程文发租种其主人的地亩，拖欠租粮未交，把程文发叫到粮仓上催讨。程文发以家中缺粮为由无法交租，双方争吵，经同主人派管仓务的阿萨拉图将他掌掴殴打、摔倒在地。程文发混骂，色尔丹气愤，命令孟固图、阿萨拉图剥去程文发的衣裤，自己用柴枝连连殴打他的两腿，并喝令应守、阿萨拉图把他拴住，再用柴枝连连殴打他的两腿。因程文发骂个不停，色尔丹又命孟固图与图古苏把他两手反绑，导致左右手腕被绑伤，过了一天就死了。查已死的程文发拖欠租粮，是家贫缺粮所致，并非有意骗赖，不能算作罪人。色尔丹竟命人剥去他的衣裤，自己先用柴枝连殴，又喝令应守等人轮流殴打多处，又反绑他的两手，以致因伤而死，实属以威力捆绑拷打致死的情形，应以主使者为首犯。动手各犯所打的伤痕并无轻重之分，且是色尔丹首先动手，该都统将色尔丹依威力捆绑拷打致死律拟绞，应守等人照余人律拟杖，情罪尚属相符，似可照准。嘉庆十七年，直隶司说帖。

因人酒醉闹事，将其捆绑，致咽喉肿痛而死。福建司查：此案施得芳因欠陈世遵工钱未还，陈世遵向施得芳索讨，就在他家住下。陈世遵因患寒热病症，向施得芳讨钱买酒喝，醉后吵闹。施得芳把他拉出门外，陈世遵躺在地上撒赖，谩骂不休。施得芳气愤，起意把他捆起来抬到路边亭子，等他酒醒了再解开放他回去。傍晚便去邀堂弟施得恭来帮忙，把陈世遵拉到木梯上，用草绳绑住。陈世遵撞头挣扎，施得芳又叫施得恭用布带套在陈世遵的咽喉上，绑在木梯横档上，抬放到路亭，解掉咽喉上的布带后返回。次日早晨施得芳去看望陈世遵，见他声音微弱、气息急促，便把捆绑的绳子全部解开。随后经陈世遵素来相识的黄秋秋询问得知前情，送来茶饭，陈世遵告诉他咽喉被绑肿痛，无法下咽，黄秋秋也随即离开。过了两天施得芳又前去探视，陈世遵已经死了。臣等详细核查情节，施得芳如果真有致死陈世遵之心，抬回路亭的时候自然不肯先把陈世遵咽喉上所绑的布带解开。即便说这些情节事后不难加以粉饰，但咽喉是柔弱脆薄的要害部位，最容易伤生害命,如果真是有心想杀人，就应当当时立即致死。如今陈世遵拖到次日还能向素来相识的黄秋秋说明缘由，不但有见证可凭，并且有生前的口供作依据，可见并非蓄意谋杀故杀，还算可

译信。该省将施得芳等人照以威力捆绑人、因而致死律分别按首犯从犯定罪，似可照准。嘉庆十六年说帖。

捆绑解开之后，又踢伤致命身亡。山东巡抚题报：王召子纠集邀约王三等人共同殴打邵毛子致死一案。此案王召子因自己交好的于二被邵毛子殴伤，想为于二报仇泄愤，邀约苗二、张二、曹思明、王三等人帮忙殴打。王召子把邵毛子揪住绑在树上，用树枝殴伤他的左肩甲等处，曹思明也殴伤他的左右小腿等处，王召子殴伤他的左右腰眼等处，经人劝阻后解开。因邵毛子骂个不停，王召子又用脚踢伤他的肾囊，过了一天身亡。查王召子等人把邵毛子捆在树上殴打，所打各处伤势都属轻浅，不至于致死。等到解开之后，又因被骂，王召子踢伤他的肾囊致死，这是致命之伤，是发生在解开绳索之后，自然不便依威力捆绑殴打致死律定罪。该省将王召子依同谋共殴人致死、动手造成致命重伤律拟绞监候，与律例相符，应请照准。嘉庆十七年说帖。

动手的犯人瘐死狱中，首犯不便减等。山东巡抚题报：陈为念主使自己的儿子陈小根殴死族人陈显更一案。将陈为念依威力主使殴打人致死、以主使之人为首犯律拟绞监候，并声明动手的从犯陈小根已在狱中病故，虽与共殴条例稍有不符，但原谋本是应拟流罪之犯，如今陈小根是殴打致命重伤、也应拟流罪，瘐死在狱中的情节相同，况且又是陈为念的儿子，似可将本应绞抵的陈为念比照条例酌情减等，听候部里议定等语。查同谋共殴的案件，以动手伤重者拟死抵罪，原谋者若没有致死的重伤，条例规定只拟流罪；以威力主使的案件，以动手伤重者拟流罪，主使之人即便自己不动手，依例也应拟死抵罪。这是因为主使之人与原谋虽然同是首恶，但威力主使的案件中帮忙动手的人有不得不听从的情势，比原谋更为严重。因此原谋案件中动手应拟绞的犯人，如果遇到原谋及帮忙殴打伤重的人瘐死在狱中，依例可以减等拟流；而威力主使案件中听从动手的犯人，即便瘐死在狱中，依例也没有减等的条文。查考历年办过的成案，从犯即使瘐死在狱中，主使的首犯仍按本律科断，条例各有归属，不容混淆援引。此案陈为念主使自己的儿子陈小根等人殴伤陈显更致死，动手的陈小根虽已瘐死在狱中，但此案是威力主使性质，不便援引共殴的条例曲加宽减，以致失之轻纵。所以该巡抚比照条例请求减等的做法，应当不必准议。嘉庆十年说帖。

挟嫌捉人关锁勒索，拒伤差役。安徽巡抚奏：陈天秩进京控告韦尧文霸占土地一案内的陈凤竹，因挟韦尧文的诉讼旧怨，拉捉韦位贤到家中关锁，勒令写下钱票。而且在差役前往抓捕时，竟敢纠集他人拒捕，捆绑打伤差役，将陈凤竹比照无籍之徒绑缚平民胁迫勒索财物的条例，枷号一个月，发配烟瘴之地充军。嘉庆二十一年案。

父子揉瞎他人眼睛，因风受感染而死。广东司查阅条例记载：凶徒因事忿争，剜瞎他人眼睛的，发配近边充军。又，斗殴案件中，如果伤重但并非致命部位，因风感染而死，如果在十日以外，才准许请求改判为流罪；但若是致命重伤，以及虽非致命之伤但已至骨损骨断、随即因风感染而死的，即便在十日以外，仍应依律拟绞抵罪等语。现西城察院移送于六等人揉瞎詹泳

译贵两目、过了十七天因风感染身亡一案。审明是因为于六有个女儿姐儿，许配给杨大为妻，尚未过门，于六明知姐儿与人通奸而纵容，被詹泳贵察觉，向杨大告知，导致杨大听闻后退婚。于六查知后气愤，起意要揉瞎詹泳贵的两眼，让他成为残废。主使自己的儿子于二，在七月初六日晚上捆住詹泳贵的手脚，把他的两只眼珠揉瞎。于六又邀请邻人马大等人出面调解，答应给詹泳贵养老送终的费用，不让他告官。马大等人畏惧他的凶横，听从嘱咐前去调解。经西城访得后拿获送到刑部，不料詹泳贵于该月二十四日因伤处受风溃烂而死。查眼珠属于虚怯部位，受伤溃烂与内脏损伤没有区别，向来这类案件的保辜期限，都比照破骨伤的期限。若在十日以外因风感染而死,似乎应当就照骨损骨折之伤，仍依律拟绞抵罪。若说两眼溃烂与骨损骨断不同，只应按重伤科断，那么伤处并非致命部位，该犯依例可以减等拟流，从重处置也不过是照凶徒剜瞎人眼睛本例拟军罪，而该犯致使对方两目俱瞎，依例又可以收赎——这样一来，詹泳贵仅仅落个残疾，该犯尚且应当拟军并断产养赡；而詹泳贵因伤受风而死，该犯却仍只拟军收赎，不但罪责没有加重，还可以不必断给财产，反而比殴致残疾但未身死的处置更轻，实在不足以示警惩戒。况且詹泳贵因风身死，终究是两眼被揉伤所致，如果让行凶之徒因对方成残疾便可收赎，也难免让死者含冤于地下。斟酌情理法度，是仍将该犯拟绞抵罪，还是问拟军罪、实际发配，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查考也没有恰好对应的成案。罪关生死，出入不容轻率，应当呈交堂官交给律例馆酌情核定等情。臣等查眼睛虽非致命部位，实属虚怯之处，如果致使眼珠溃烂无存，或者脱落，那么周围的筋络必定已经断裂。伤到筋断，依例应当照破骨伤保辜，自应照伤至骨损、即便在十日以外因风身死也不准减等的条例，仍予绞抵。应令该司查明该尸体眼珠是否曾经溃烂脱落，再分别办理。道光七年说帖？

审结案件的后续查证：律例记载，以威力捆绑人拷打、因而致死的，绞监候。又条例记载，斗殴案件中虽非致命伤但已至骨损骨断，随即因风身死在十日以外的，仍依律拟绞抵罪。又，弄瞎人两目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主使人殴打的，动手之人减一等。此案回民于六双目本来就是瞎的，先前曾行窃并开设汤锅犯案，被拟罪收赎。后来开设被服局做生意，邀詹泳贵来帮忙。该犯因女儿姐儿的丈夫去世,把她接回家改嫁给杨大为妻，尚未迎娶。不料姐儿与张八通奸，生下私生子，于六查知后，担心丑事外扬，便予以容忍隐瞒。后来被詹泳贵察觉，向杨大说明，杨大随即前去退婚。于六询问明白情由，心怀愤恨，与儿子于二商量，想要找机会殴打詹泳贵。后来詹泳贵喝醉，又拿姐儿的通奸之事向于六出言要挟，于六于是起意揉瞎他的两眼，让他不能见人。当即命于二按住詹泳贵的上身，于六取来麻绳捆住詹泳贵的两手，让于二捆住詹泳贵的两脚，于六取来抹墙剩下的石灰填入詹泳贵的两眼，用力揉擦。詹泳贵喊叫，于六住手后问于二，得知詹泳贵的右眼已经揉瞎，左眼还留有一条缝，于六就叫于二揉瞎他的左眼，才把绑绳解开。于

译六担心詹泳贵告官，当即答应供给养老费用。詹泳贵情愿和解，于六写下字据，邀邹六等人作保画押，邹六等人畏惧他的强横，勉强答应。后来经西城访查得知，把于六等人拿获送官,邹六等人则主动前去自首。当即将詹泳贵取保养伤，后来因两眼受风，眼珠溃烂流血，过了十八天身亡。查验原来的验尸记录，詹泳贵右眼已经干枯，左眼稍有脓水，可见眼珠已经溃烂无存，周围筋络已经断裂，这就和伤至骨损没有区别，虽然是在十日之后因风身死，仍应依律拟绞抵罪。该犯于二帮着揉左眼，比于六所揉的右眼伤痕稍轻，而且属于威力主使的情形，应以于六承担重罪。于六应当依威力捆绑人拷打、因而致死律拟绞监候。于二在其父揉瞎詹泳贵右眼之后，又听从命令揉瞎他的左眼，以致两眼都瞎了，应以弄瞎人两目论处。虽然是父子共同犯案，但侵害于人，仍应照凡人的首从原则科罪。于二应当依主使人殴打致伤、动手之人减一等律，在弄瞎人两目的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于姐儿、张八依纵容通奸律各杖九十。邹六等人随同作保本属不当，但已主动投案自首，依律可以免罪。乾隆七年十二月题结。

《刑案汇览》卷三十九，良贱相殴。

良人谋杀他人的奴婢，伤而未死。奉天司查阅律例记载：良人殴伤他人奴婢的，减凡人一等；致死及故意杀害的，绞监候。谋杀依故杀之法论处。这是说良人殴伤他人奴婢，依律可以减凡人斗殴一等，但至死仍同凡人斗殴一样拟绞监候。这确实是因为人命不可无抵偿，而谋杀、故杀也只是拟绞监候，是在有抵偿的量刑中又体现良贱有别的用意。至于良人谋杀他人奴婢、伤而未死的，律例中没有明确规定该如何治罪。如果径直照平人谋杀伤而未死的律例一律定罪，不但没有区分良贱，而且谋杀未遂与谋杀已致人于死同样拟绞监候，这不能体现良贱有别、彰显公允的用意。再查尊长谋杀卑幼的拟绞条例，其伤而未死的应减一等拟流。如今良人谋杀他人奴婢，依律也只是拟绞，比照参看，那么伤而未死的似乎应当酌情减等定罪。此案吴文谋杀官府发遣为奴的犯人刘汉云，伤而未死，该将军以律例中没有专门条文，请求照平人谋杀伤而未死律酌情减等拟流，似可照准。嘉庆十一年说帖。

良人听从他人谋杀他人的奴婢。贵州府查阅律例记载：家长的期亲杀害没有过错的奴婢的，杖六十、徒一年。又，谋杀他人的，跟随参与并出力的绞监候，不出力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跟随而未参与实施的，比出力而未致死者再减一等。又，良人殴伤他人奴婢的，减凡人一等；致死及故意杀害的绞监候等语。此案陆春芳因访得同姓但已出五服的陆位绝户之后田产归其弟陆耀经管，起意……

译争占夺产。

控告到府衙审讯明白,将陆春芳责罚处置,案子已经了结。陆春芳后来又带着他母亲契买的婢女阿米,以及佃户陈老么、李沙把、陈糯儒、李老五,占据陆位的庄房,指使陈老么等人把陆位的佃户王灿等人吊起来毒打,逼索钱米。王灿等人前去向陆耀哭诉告知,陆耀吩咐王灿等人把庄房拆毁。陆春芳带着阿米与陈老么等人返回。阿米腿疼,埋怨陆春芳。陆春芳想起自己被陆耀拆房赶走,又被阿米埋怨,气愤之下起意要把阿米弄死,嫁祸陆耀。随即与陈老么等人商量妥当,让李老五走在前头,走到半路,陈糯儒落在后面,李沙把与陈老么用棍子把阿米打死,嫁祸陷害没有得逞。

该省巡抚认为陆春芳谋杀他母亲契买的婢女阿米,嫁祸陷害未成,罪止杖刑徒刑。但他指使吊打佃户王灿等人,勒索钱米,情节确属凶恶蛮横,应从重按照凶恶棍徒的条例判处发军。陈老么、李沙把听从陆春芳的谋划行凶,律例中没有关于良人听从他人谋杀他人奴婢定罪的明文,援引嘉庆十一年奉天省吴文谋杀充为奴仆的遣犯刘汉云、致伤未死、量予减等改判流刑的成案。将陈老么、李沙把按照良人谋杀他人奴婢、依照故意杀人法在绞刑的基础上量予减等改判流刑;陈糯儒同行但未曾动手加功,李老五跟从但未曾前往行凶,又各自再减一等改判徒刑,因律例中没有明文规定,故请部里指示批复。

查明陈老么等人听从陆春芳谋杀他家婢女阿米,律例中确无良人谋杀他人奴婢定罪的明文,自当依照故意杀人之法,按良人故意杀死他人奴婢论处。但良人故意杀死他人奴婢,为首者本已罪止绞监候,则谋杀案中的从犯就不便与为首者同等治罪,自应与常人案件分别等差。该犯等听从谋划打死他人奴婢,虽与奉天省吴文谋杀他人奴婢、致伤未死的情节不完全相符,但在绞罪基础上酌量减等的道理是一致的。该巡抚将陈老么等人在良人故意杀死他人奴婢的绞罪基础上量予减等改判流刑,陈糯儒等人依次递减改判徒刑,尚属妥当,应命该巡抚审拟后报部。

道光七年说帖:良人殴打他人婢女致其自尽一案,贵巡抚咨称:吴应明殴伤傅茂贤家的婢女桂兰,致其气愤自尽,将吴应明依照良人殴伤他人奴婢减凡人一等之律,在因事用强殴打威逼人致死、应判军罪的基础上再减一等,改判徒刑。

嘉庆二十一年案,案号3141。

译家奴之妻谋杀契买奴婢，奉天司审办常陈氏毒死其儿媳常刘氏及婢女祥儿一案。

该司因常陈氏是明宅家奴常再秋的妻子，家奴契买的婢女是否应有主仆名分，拟具说帖呈报堂官，奉命交馆详加核议。

臣等查律例记载：故意杀死无罪奴婢的，杖六十、徒一年。若家长及家长的期亲殴打雇工人致死的，杖一百、徒三年；故意杀死的，绞监候。又，奴婢互相殴杀伤害的，依照普通人斗杀伤法办理。又例载：家长杀伤白契所买奴婢，恩养年久、已配有家室的，按照杀伤奴婢论处；若刚契买不久、尚未配室的，按照杀伤雇工人论处。又，义子过继在十五岁以下、恩养年久，或十六岁以上、已分有财产、配有室家的，义父母殴打故意杀伤义子的，都按照殴打故杀乞养异姓子孙论处；若过继虽在十五岁以下但恩养未久，或十六岁以上尚未分得财产、未配室家而有杀伤的，都按照雇工人论处。又律载：无理殴打子孙之妻及乞养异姓子孙致死的，杖一百、徒三年；故意杀死的，杖一百、流二千里。等等。

由此可见，常人故意杀死白契所买奴婢，如果恩养年久、已配有室家，就应依照故杀奴婢律拟徒；如果刚契买不久，就应依照故杀雇工律拟绞。至于故意杀死义子，则应区分：十五岁以下且恩养年久，或十六岁以上已分财产、配有室家的，才可以照故杀乞养异姓子孙律拟流；否则应照雇工人论绞的例，分出等差。这原本是因为奴婢与义子都属于义合关系，而主人对奴仆而言，又存在良贱相临的差别，所以定罪从轻处理。

至于奴仆殴打故杀契买婢女，律例中没有专门治罪的条文，而奴仆是否可以契买奴婢，例内也没有明文禁止。仔细推敲"奴婢自相殴杀依凡斗杀伤法"这条律文中"相"字的含义，本是指地位相当者互相殴杀而言，并非指奴仆对自己所买奴婢有所杀伤可以相提并论的情形。

此案中常陈氏毒死她的儿媳常刘氏，又谋杀婢女祥儿灭口。祥儿是她丈夫常再秋用白契所买的婢女，如果按照殴杀奴婢问拟，而常陈氏本身是家奴之妻，未免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如果按照奴婢自相殴杀、以普通斗杀伤法论处，而祥儿终究是常陈氏丈夫契买的婢女，向来有主仆名分，自然不便与同等地位的人相提并论。现在通传各司普遍查阅，并没有恰好相合的成案。

细想奴仆虽然身为贱役，地位低微，但父子夫妇的名分之间，未曾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假设奴仆收养良人的子女作为义子义女，这属于以良为贱，自然应当按照普通斗杀论处；如果收养同类之人的子女而有所侵犯，岂能不按照义子的标准断案？而常再秋契买的祥儿，本来就是别人家的奴婢，并非以良为贱的情形。论名分，契买比乞养更有可原之处；论恩义，奴仆与义子并无二致。斟酌情理，似乎可以比照故杀义子的条例问拟：如果常陈氏恩养祥儿时间不长，自然应比照故杀雇工人律拟绞——她毒死儿媳属于较轻的罪，不再另行议处；倘若确实恩养年久，就应照故杀乞养异姓子孙律拟流，与毒死儿媳两罪相等，但情节凶残，不便允许收赎，应当实发驻防为奴。

这样分别处理，虽然比奴婢自相殴杀的处罚稍微减轻，但比起平常人故杀奴婢的处罚已经加重一倍，庶几既能体谅其恩养的情分，又能切实惩治其凶暴

译之罪，而在良贱的界限上也不至于混淆。

道光十一年说帖

审拟案录后，提督咨送常陈氏谋杀儿媳常刘氏并使女祥儿各自身死一案。缘由是：常陈氏原是海姓人家的婢女，嫁给笔帖式联丰的家奴常再秋为妻。已死的常刘氏是大兴县寡妇刘李氏的女儿，许配给常再秋的长子常舒太为妻。祥儿原是任姓人家的使女，后经常再秋契买为婢。

常陈氏因常刘氏馋懒被村人斥责，常刘氏嚷叫说常陈氏出身婢女，不应当如此装模作样。常陈氏气愤难忍，起意毒死她。因家中只有使女祥儿是外姓人，担心事情败露，便将常刘氏、祥儿一并毒死。常再秋事后查知，隐瞒庇护常陈氏，随即逃到姚大家中，谎称天晚借宿。常再秋又逃往左翼总兵联顺的雇工家人周顺家中，告知实情，恳求收留暂住。周顺答应了。后来常再秋在门口被北城差役隋幅协同看街兵六儿访见查拿，常再秋跑进门内，隋幅等人想要进宅追拿，周顺起意与儿子周来喜拦阻。隋幅等人不肯听从，周顺、周来喜各自将隋幅、六儿殴打踢伤多处，先后被抓获送部。

查常陈氏将儿媳常刘氏谋毒身死，罪应拟流。她谋杀婢女祥儿，若照故杀奴婢问拟，而她本身也属于家奴之妻，未免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如果照奴婢自相殴杀以普通斗殴定拟，而祥儿与她素来有主仆名分，也不便与同等人相提并论。查若奴婢将奴婢的子女收作义子义女，自然应照义子女科断；那么奴婢转买他人奴婢作为奴婢，如有所侵犯，似乎可以比照义子科断。常陈氏故杀婢女祥儿，应比照故杀义子律，拟以杖一百、流二千里，与谋杀儿媳两罪相等；只是因为毒死两条人命，情节凶残，应从重发往驻防为奴。

周顺明知常再秋畏罪躲避，竟敢收留；等到兵役前来追拿，又让儿子周来喜帮同拦阻，并用脚将看街兵六儿踢伤，此犯身为总兵家人，胆敢窝藏犯人殴打差役，情节实在可恶，如果仅按照"以威力制缚人于私家拷打"律拟杖，未免量刑过轻，应将周顺照棍徒罪酌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年过七十不准收赎。周来喜与其父周顺一起收留常再秋藏匿，属于一家共犯，按律罪坐其父，周来喜得以免罪；但他帮同抗拒差役，将坊役隋幅殴伤，属于伤害他人，应照凡人为从律拟杖九十、徒二年半。

常再秋经审讯并无同谋加功情节，事后才探知实情而逃避，按律得以容隐；但在坊役前来拿人时又逃跑躲避，以致周顺等人殴伤差役，虽然本人没有参与谋划，但事端由他引起，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酌加枷号一个月。收留常陈氏居住的姚大，经审讯并不知情，应免予提审。失察家人滋事的前署左翼总兵联顺，应请交部议处。

以上依据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奉旨：周顺再加枷号两个月，周来喜再加枷号一个月，以示惩戒，其余依议。钦此。

邸抄：屯居旗人的家奴殴死民人案

直隶司查律载：奴婢殴打良人，比照凡人加重一等，致死者斩监候。此案中，姜亮是正红旗章添保户下的家奴，屯居涞水县，以卖酒为生，与王立本同村。王立本陆续赊欠姜亮酒钱未还，后来王立本又向姜亮赊酒未获允许，便携带铁尺到姜亮家中嚷骂理论。王立本用铁尺打向姜亮，姜亮闪避，铁尺打在墙上折断。姜亮用扁担还击，扁担上的铁钩将王立本头顶等处打伤。王立本上前扑打时，姜亮的弟弟姜明、儿子姜

译偏头上前帮护，姜明将王立本抱住，夺过半截铁尺，打伤他左手中指等处，王立本倒地。姜偏头也用铁篙打伤他右膝等处。王立本辱骂时，姜亮接过铁篙打伤他右臂膊等处，致其死亡。

该督将姜亮依照"共殴人致死、下手伤重"律拟绞监候，具题上报。臣等查姜亮是正红旗章添保户下家奴，已死的王立本是涞水县民人，如今姜亮将王立本殴死，按照良贱相殴的原则，姜亮罪应拟斩；该督却按照共殴人致死律将姜亮拟绞，这是把以贱殴良的案件仅仅等同于普通人科罪，量刑轻重有出入，应令该督另行按律妥当拟罪具题。

道光十二年说帖

遣奴殴死同主雇工

黑龙江将军咨报：遣奴冯连舟四打伤同主雇工海住儿致死，应否照良贱相殴办理一案。查律载：奴婢殴打良人，加凡人一等，致死者斩监候；良人殴打他人奴婢，减凡人一等，致死及故杀者绞监候；若奴婢自相殴打的，依凡人斗殴法。推究律意，本是为了区分良贱、辨别身份等级，但所称"良人"自然是专指身家清白之人而言；如果是受雇于人做工、素有主仆名分、按例不准报捐应试的人，就不能按照良人论处。

此案冯连舟四打伤海住儿致死，冯连舟四固然是遣奴，但海住儿受雇于锦保住家做工，倘若他心甘情愿处于卑贱地位、与锦保住素有主仆名分，就不能称他为良人，自然应依照凡人斗殴定拟；如果双方只是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则仍应依照良贱相殴论处。该将军咨文中未曾分辨说明，应责令查讯海住儿是否甘心处于卑贱地位、与锦保住有无主仆名分，然后照例分别定拟。

道光元年奉天司说帖

安徽省细民殴死大户，分别拟罪

安徽巡抚题报：周容法听从周成志殴伤李应芳致死，原谋在监病故一案。缘由是周容法、周季受、周大毛、周立都是祁门县人，与李应芳同村居住。周姓远祖从前明时期便依附居住在李姓村旁，为李姓看守坟墓、耕种山地并居住。李姓的祖上给了十六亩田地给周姓分种，收取租息，抵完钱粮赋税，多余的谷石给周姓作为工钱口粮。周姓本是小户，不与大姓联姻，从来不参加科考，子孙学习吹鼓手并抬轿为生。凡遇李姓婚丧祭祀，周姓从事吹手抬轿的人轮流承应值差，不另给工钱，并非朝夕服役、被常年豢养。因所从事的行业低微，不能与大户平等相称、同坐共食，习俗相沿，被称为"细民"。这种情况起自何时、始于何人，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也没有卖身、典身的文契。

详加查考，周姓与李姓平日虽不敢与之居于平等地位，但实际上并无主仆名分。嘉庆十四年已按例开豁（除去贱籍）。周姓因相沿已久，又担心李姓不肯依从，仍然照常供役。后来周觉春的母亲想让儿子另谋生计，不让他再学习吹鼓手。

道光元年八月十八日，李应芳同堂弟李荣和前往溶口挑货，路过周姓门首，见周觉春站在门外，李应芳叫他一同去溶口公祠学习吹鼓手，周觉春不肯，李应芳强行拉他走。周觉春的母亲见状喊叫，周觉春的堂兄周成志问明缘由，心生气愤，起意纠集人殴打，想把周觉春夺回来。他邀约了堂弟周容法、周立的胞弟周大毛以及自己的儿子周季受，一共五人。周成志携带木棒，周容法等人各自拔取田边的插篱木梢，先后赶到程家岭地方。

周成志见面便喊骂，李应芳顺手拿起扁担

译转身迎战。周成志用木棒打伤李应芳右肋，李应芳用扁担挡开木棒，回打周成志左小腿。周成志夺住扁担，两人拉扯，松手后跌倒在地。李应芳丢下扁担，将周成志按住。周成志的儿子周季受担心父亲被打，便用木梢打伤李应芳的脊背。李应芳起身拾起扁担，追打周季受。周容法赶到，用木梢打伤李应芳的囟门，李应芳倒地。李荣和手持木棒上前帮护，周季受用木梢打伤李荣和左小腿，又戳伤他的脖颈。周立用木梢打伤李荣和右腿，周大毛也用木梢打伤李荣和左肩胛。李荣和倒地喊骂，周成志拾起木棒打伤李荣和左胳膊。经周隆等人赶到喝止驱散。不料李应芳伤势过重，随即身亡。

验尸审讯后解送到司，因为周容法等人的罪名有出入之处，咨请刑部批示。后来奉刑部批复：认为该犯等既然自甘卑贱，与李姓平日起居不敢同席饮食、不敢平起平坐、也不敢以你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自然应当酌情，即照雇工殴死家长的条例办理，命令确切查讯李应芳一族现在何人为家长、何人是家长的亲属、如何区分限定。自然应将周容法按照雇工殴死家长及家长亲属的标准分别定拟。如果李姓子孙众多、各自立门户、年代久远，难以查讯，就按照实际情形，据实奏请定立专门条例，以便定拟。

至于这类细民，如果没有卖身文契，又不是朝夕服役受人豢养，只是他们的祖先租种田主的田地、埋葬在田主的山地，其子孙又继续为田主服役，这类细民，或者应当除去他们的贱籍，一概开豁为良民；或者因相沿已久，不便骤然更改，那么在区分身份等级方面，应当如何酌情加以限制？应当查看实际情形，筹定章程，据实奏明，请旨遵行。

依此，行文让祁门县提讯李姓族人，得知从明代至今支派众多，周容法的祖先是何时投靠李姓的、看守坟墓始于哪一代、田地房屋是何时给的，都无从查考，不能确定谁是周姓的家长。因担心供词不确实，又行文让徽州府审讯查明：周姓所耕种的李姓田产已经退还，居住的房屋也已另迁，所埋葬的坟山，李姓自愿允许不必迁移。

查雍正五年钦奉谕旨：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是习俗相沿、不能振拔的人，都给予自新的机会。比如山西的乐户、浙江的堕民，都已除去他们的贱籍，使他们成为良民，这是为了鼓励廉耻、推广教化。近来听说徽州府有伴党，宁国府有世仆，本地称为细民，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低贱，几乎与乐户、堕民相同。追究这种仆役关系起于何时，都茫然无从查考，并非真正存在上下等级之分，不过是相沿成习罢了。这是朕从传闻中得知的，如果确有这样的人，应当予以开豁为良民，使他们能够振作向上，免得终身受辱，并且累及后代。命令该巡抚查明后拟定章程上奏。钦此。经前任巡抚奏准开豁在案。

又例载：安徽省徽州、宁国、池州三府民间的世仆，如果现在还在主家服役的，应等到被放出三代之后所生的子孙，才准许报捐、参加科考；如果早已被放出、并非现在服役豢养，以及现在不与奴仆通婚、没有耕种田主的山地田产的，都一律开豁为良民，如果已历经三代，就准许报捐考试。

由此可见，细民开豁为良民，早已钦奉谕旨确定；即使是耕田葬坟的世仆，按定例也允许恢复为良民身份，本来就不能因为曾经从事过些微

译贱业就等同于奴仆。此案中周容法等人的祖先依附投靠李姓，既然年代久远难以查考，而李姓的支派分支，应该以谁为周姓的家长这一点，也无从查考，那么主仆名分已经难以确定；况且所给的田地房屋不多，还需要交租纳赋，更不能供养周姓全族的人。而李姓遇到婚丧等事，周姓从事吹手、抬轿的人，还需要前往承应，那么按照劳动折算价值，是亏本而非盈利，比起常年受主家豢养的雇工，又完全不同。至于他们平日不敢与李姓平等相处，是由于所从事行业低微的缘故，即使在嘉庆十四年定例开豁之后，也是因为沿袭积习，没有改变谋生方式。

在周姓等人来看，各自谋生，本来并不把李姓当作家长；而李姓因为始于前代的关系，便把周姓视为家奴。推究当时的情形，不但没有契券可凭，也并非常年被豢养，实在不是世仆或雇工可以相比的。自然应当遵照雍正五年的谕旨，并遵照定例，准许开豁为良民，彼此相犯，应当按照凡人科断。除了罪应拟流的周成志已在监中病故、不必再议之外，将周容法依例拟流等情，应照原题办理。周容法应当依照共同殴打案件中原谋之人到官后未结案前在狱中病故的、准予抵命之例，将应处绞刑的下手之人减等拟流，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该巡抚疏中称，周姓耕种的李姓田地及所住房屋，已经退还迁移；原先埋葬在李姓山地内的坟墓，李姓自愿同意免予迁移，但此后不得再葬，也不许砍伐树木，以杜绝争端。

再者，安徽徽州等府的细民一项，早已钦奉世宗宪皇帝圣谕开豁为良民，因为有的被大姓逼迫勒索，有的自甘卑贱，以致仍有从事贱业的人。查例载：各省乐籍以及浙江堕民、丐户，都命令确实查明，削除贱籍、改换行业成为良民；如果土豪地痞仍然像从前一样逼迫欺凌，以及自甘卑贱的人，依律治罪。这类细民所从事的行业卑微，与乐户、堕民相同，自然应当仿照办理。应请此后这类细民等人，除了有典身、卖身文契可凭，并在主家常年服役、受其豢养、确实存在主仆名分的人，如果与家长及家长的亲属有所冒犯，一律照奴仆之例分别问拟外；如果没有卖身文契，又不是朝夕服役受人豢养，即使耕种大户的田地、埋葬在大户的山地、居住在大户的房屋，但并非确实存在主仆名分的，应请除去他们的贱籍，一律开豁为良民，彼此有所冒犯的，都按照普通人论处。如果有土豪地痞仍然像从前那样逼迫欺凌，以及自甘卑贱的人，依律治罪。这样，长期困顿的良民才能得以振作自新，对于改善习俗民风似乎有所裨益。均应照原题办理。

道光五年四月题准案

奴婢殴打家长，家长之女因奸情勒死白契婢女

江苏巡抚题报：徐二姐与陈七通奸，勒死婢女素娟灭口一案。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题奏，十二月初二日奉旨：交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

缘由是：徐二姐的父亲徐桂珍，在乾隆四十九年间契买了杨凤鸣的女儿，改名素娟，交给女儿徐二姐使唤服役。徐二姐已许配给程景文为妻，尚未过门成婚。徐桂珍与妻子吴氏并幼女小郎同住前进楼屋，徐二姐与素娟同住后楼。陈七与徐桂珍是对门邻居，素来相识往来，徐二姐见面时也不忌讳。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徐二姐在后楼墙缺处遇见陈七从外面走过，两人隔墙叫应闲谈，陈七便爬墙进院，与徐二姐调戏成奸，此后不止一次。徐桂珍等

译人并不知情。当年九月，陈七又与徐二姐奸宿，被素娟看见，徐二姐嘱咐她不要声张。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八日，陈七又前去奸宿，向徐二姐借首饰当卖使用，徐二姐答应了，陈七当即离开。初九日，徐二姐便将珠饰等物用纸包好，让素娟送给陈七再回来。恰好她母亲徐吴氏在旁边，素娟不敢询问。二更时分，徐吴氏等人都进房睡下，徐二姐随后到卧房向素娟查问，素娟已经睡熟，回答含糊不清。徐二姐气愤责打素娟，素娟负痛哭喊，说徐二姐偷汉子还打人，明天一定要告诉她母亲。徐二姐担心奸情被揭穿，起意将她杀死灭口。于是趁素娟睡熟，找来麻绳，从素娟颈部穿过绕转，用力收紧勒住，又在脖颈后打结，素娟当即身亡。徐二姐畏罪，随即拿剪刀戳伤自己咽喉昏倒。次日清早徐桂珍推门进屋，将徐二姐灌醒，询问得知前情，报官验审，供认不讳。

查徐二姐与陈七通奸，因担心素娟说破奸情，起意勒死灭口。素娟是她父亲徐桂珍用白契所买的婢女，将徐二姐依照故杀白契所买之人、照故杀雇工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七不知道勒死素娟一事，依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以上经刑部按原拟具题。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奉旨：徐二姐因为与陈七通奸，担心婢女素娟说破，起意致死灭口，主婢的名分已经断绝，况且素娟年仅十二岁，徐二姐趁她睡熟用绳收勒致死，实在淫荡凶恶可恶，徐二姐改为绞立决。此后遇有因奸淫起衅、任意凶残杀害年在十五岁以下婢女的，都照此办理。其余依议。钦此。已通行编入定例。

笔帖式殴死恩养年久的婢女

提督咨报：笔帖式苏克东阿殴伤使女致死一案。查例载：旗员殴死奴婢的，罚俸二年。又，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奉旨：笔帖式都是即将升任章京的官员，岂能打死家奴、胡作非为，此后笔帖式等有打死家奴、胡作非为之事的，应予革退。钦此，在案。

此案中，苏克东阿是正蓝旗蒙古人，太仆寺候补笔帖式，嘉庆十七年凭媒人吴氏契买民人郑泳太的女儿玉凌为婢女，拨到他母亲郎氏房中服役。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玉凌偷吃食物，郎氏看见，打了她一记耳光，玉凌倔强顶嘴，郎氏便用马鞭打伤她的额头、左肩胛、肚腹、小腹、两膝等处。初二日，苏克东阿该班外出，郎氏又因玉凌不服使唤而斥骂，玉凌回嘴顶撞郎氏，郎氏生气，命令老婢祥姐用马鞭打伤玉凌的左胳膊肘、两胯连两腿。傍晚苏克东阿回家，次日郎氏把前情告诉他，苏克东阿气愤，当即将玉凌揪倒，仍用马鞭连续抽打，打伤玉凌左臂膊连脊背、脊膂并左右胳膊肘、两臀、左右腿肚连右脚外踝，因伤重扶到炕上调养。到十二日五更时，苏克东阿外出当差，不料玉凌因伤重死亡。

郎氏不知道按例应当报官，随即在天亮时命祥姐告知雇工刘三买棺材，将玉凌盛殓，钉好棺盖，叫刘三、张三月儿把尸棺抬到朝阳门外挖坑掩埋。到了下午，苏克东阿回家问明情由，正要到官厅禀报，恰好家人李二柱先前已在外面喝醉了酒，途中遇到看街兵大保闲谈时说漏了嘴，大保便将李二柱拉到官厅呈报，转送到刑部，饬令验尸，认定确系因伤致死。

查苏克东阿因使女玉凌偷吃食物，经其母郎氏训责，玉凌不服反而回嘴，玉凌本是有罪的奴婢，理应责罚惩戒；但苏克东阿并不依法决罚，竟

译将她脊背等处连续殴打多处，以致致死，按律问拟，罪止罚俸二年。只是他身为笔帖式，自应遵照谕旨即行革职。祥姐殴伤玉凌，是迫于主母之命，应予免议；玉凌不服管教反被回骂、命令祥姐责打的郎氏，以及听从主母之命买棺盛殓的刘三等人，都不必再议。

以上，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题奏，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

直隶司现审案

主事殴死刚契买不久、恩养未久的婢女

中城察院奏送：兵部主事刘肇垣因婢女绒花弄脏了衣服不肯浣洗，喝令仆妇李氏及自己的妾赵氏等人责打，绒花又因哭泣，该员又亲自动手殴打，致其死亡。因担心妾赵氏等人到官后有失体面，便向坊书许诺银两，但尚未给付，事情就败露了。

查已死的绒花是刘肇垣用白契所买的奴婢，因恩养未满三年，应依照家长殴打雇工人致死律拟满徒。只是他身为官员，又因妾室要到官应讯而私下许诺坊书银两，应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嘉庆二十四年奉天司现审案

旗人马甲故意杀死刚典当不久的家人

江苏司审拟马甲泳安扎死家人张得一案。查律载：家长殴打雇工人致死的，杖一百、徒三年，故意杀死的，绞监候。又例载：旗人殴打雇工人致死的，枷号四十日、鞭一百。又，旗人犯军流徒罪免于发遣，徒一年的枷号二十日，每加一等递加五日。等等。

至于旗人故意杀死雇工人，律例中并无具体如何治罪的明文，查阅也没有办理过的成案。只是查旗人谋杀、故杀、斗殴致人死命，一向与民人一体科罪；如果有触犯别项罪名的，例内并未指明旗人拟罪的专条，也应照民人一律办理。

按照旗人免发遣律，凡杖一百徒三年的，应枷号四十日。如今民人殴打雇工人致死，律拟满徒；旗人殴打雇工人致死，律拟枷号四十日、鞭一百，可见旗人殴死雇工与民人殴死雇工的罪名本来相差不大，那么旗人故意杀死雇工，自然应当照民人一律拟断。

此案中张得是旗人泳安刚典当不久的家人，按例以雇工人论，泳安将张得故意杀死，该司按民人故杀雇工人律拟绞监候，尚属妥当适宜，似可照办。

嘉庆二十二年现审案说帖

为从加功谋杀缌麻亲的雇工

广东巡抚题报：冯托东三殴伤吴谷才致死，又听从已故的冯仁位谋杀雇工李内村进一案。查律载：家长故意杀死雇工人的，绞监候；又，故意杀死缌麻、大功亲的奴婢的，绞监候；又，故意杀死缌麻亲的雇工人的，绞监候。又例载：尊长谋杀卑幼，其为从加功的尊长，各按服制依照为首者的罪减一等。等等。

由此可见，家长及家长有服亲属谋杀雇工，律无明文规定，如有触犯应依照故杀定拟。律内故杀雇工均罪止绞监候，与尊长谋杀故杀卑幼罪名相同，那么谋杀雇工为从加功的家长有服亲属，也应比照尊长谋杀卑幼为从加功之尊长的同一条例科断。

此案冯托东三因与吴谷才口角争殴，将吴谷才打伤致死，冯托东三畏罪，便同哥哥冯曰蔡一起去求缌麻服叔冯仁位设法开脱罪责。冯仁位起意将雇工李内村进害死抵赖顶罪。冯托东三、冯曰蔡各携棍棒，与冯仁位一起先后将李内村进殴打致死。

查已死的李内村进是冯仁位的雇工，冯仁位起意将他谋杀，应依照故杀雇工人律拟绞监候；冯托东三、冯曰蔡是冯仁位缌麻服侄，听从加功

译，虽然律无治罪明文，如果竟然按照凡人为从加功律一概拟绞，不但有违名分，而且良贱之间也无从区别。该省援引尊长谋杀卑幼、其加功的尊长在为首者罪上减一等的先例，将冯曰蔡拟以满流；冯托东三殴死吴谷才一事，除拟流轻罪不再议外，应依照斗杀律拟绞监候，情罪均属相符，应请照准。

嘉庆十九年说帖

家长非法殴死有罪雇工

安徽司查律载：家长殴打雇工人致死的，杖一百、徒三年；若雇工人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以致意外身死的，不予论罪。

此案中夏礼昭因雇工家人潘喜如偷窃银两、狡辩不认并出言顶撞，便命令儿子夏大元用绳子将潘喜如手脚捆绑吊起来盘问，潘喜如仍不承认，夏礼昭便点燃纸捻子，用烟熏他的鼻孔，想逼他实说，潘喜如被烟气冲入鼻孔，昏闷气闭。夏礼昭等人随即将他放下，用冷水灌救才苏醒过来，过了四天身亡。

查潘喜如偷窃主人银两，又出言顶撞，确实属于违犯教令，如果夏礼昭等人依法决罚而意外致死，按律得以不予论罪。但如今用绳子捆吊、用烟熏致死，与非法殴打致死没有区别，该省将夏礼昭依照家长殴打雇工人致死律拟以满徒，因年过七十依律准予收赎，与律例相符，应请照准。

嘉庆十五年说帖

妾将婢女殴伤致其自尽

奉天司查律载：妾殴打丈夫的期亲以下、缌麻以上尊长的，与丈夫殴打同罪；如果殴死卑属的，依照普通斗殴法论处。又，服制图内规定，妾对家长的长子、众子都服期年之丧。又，奴婢称呼家长的儿子为期亲，奴婢殴打家长的期亲，即使没有造成伤害也要处绞；造成伤害的处斩，故意杀死的凌迟处死。又，妾殴打正妻的儿子，按照凡人论处，致死的处绞，故意杀死的处斩。等等。

由此可见，家长的妾不能与奴婢等同论处，律文中记载得十分明晰。如今该司审办的张得荣之妾关氏殴伤使女幅儿、后来导致幅儿自行投井身死一案，查幅儿是张得荣堂弟张得瑞契买的婢女，张得瑞因妻子病故，便将幅儿及卖身契一并交给张得荣家中收执使唤，已经三年，与家中奴婢没有区别。后来幅儿生性倔强，不服关氏的教训，还指鸡骂狗，经关氏用竹竿打伤她的右臂膊等处，不料幅儿被打后气愤，投井身死。

详细核查案情，张得荣的正妻现今还在原籍，并未在京，那么关氏既然身为家长之妾，实际上负有教训之责，因为奴婢幅儿不服管教而将她责打数处伤，并非故意致死，而且死因是自己投井，与威逼平人致死、罪应拟杖者的情形不同。既然经审讯没有其他隐情，似乎可以免予再议。

乾隆五十一年现审案说帖

正妻死后将妾扶正为妻，殴死雇工

盛京刑部咨报：汉军旗人杨张氏殴伤雇工王黄氏致死一案。缘由是杨张氏原是原任汉军佐领杨玉珏的妾，生育了子嗣，杨玉珏因正妻病故，告知族人，将张氏扶正为妻。张氏用白契典雇了王帼栋夫妇服役，尚未满三年……

译那一年，王帼栋之妻黄氏不服管教，出言顶撞，张氏用棍棒殴打，伤及黄氏两腿等处，致其身亡。该侍郎认为张氏与黄氏之间已有尊卑名分，张氏因黄氏不服使唤而将其殴打致死，本应按殴死雇工人之律定罪。但张氏原是被扶正为妻的妾室，此案究竟应照家长之期亲定罪，还是仍按使唤之妾治罪，律例并无明文规定，故咨请刑部指示。

职等查考，扶妾为正一事，律例中并无正式条文加以阐释。注文中说：妻子亡故后以妾为妻，应按"不应"律论处，其名分仍须改正。可见扶妾为妻本应依律治罪。惟丧服图中载明：嫡子、众子为庶母服杖期一年，庶母是指父亲之妾中生有子女者。又，妾须为家长之长子、众子服期年之丧。又，奴婢称家长之子为期亲——既然家长之子须为父亲之妾服期年之丧，那么家长之妾对奴婢而言，也应列入期亲之列。

如今张氏是杨玉珏之妾，且已生育子嗣，比照上述条文参酌考量，应以家长期亲之律定罪。已死的黄氏又是该氏契买的服役之人，张氏对她本就负有管教之责，因黄氏傲慢不服，张氏依理殴打，以致其身亡，张氏应照家长期亲殴打雇工人致死之律，判杖一百、徒刑三年。杨玉珏违例将张氏扶正为妻，应照"不应重"律，判杖八十；因其原任佐领之职，依例纳银赎罪。张氏之名分仍应更正。

奉批：

译绪又命夏太用马鞭责打孙勾氏。孙世路被责打后俯伏在地，恩绪又亲自用马鞭责打了四五下，随即命萧成等人将他撵走。孙勾氏等人将孙世路搀扶送回家中，当夜身亡。孙勾氏提出控告，经提督衙门验伤，咨送本部审明前述情节。查孙勾氏原来的供词说：她丈夫不仅臀部腿部有伤，她还看见脊背有大片发白发皂之处。原来验尸时并未在格式内填写此项，随即传唤该指挥以及原来验尸的仵作追问。据供词说：夏季尸身容易发生变化，皮肤起皂，并不是伤痕。如果是真正的伤痕，血必然凝结，用竹筷子点按不会散开；不是伤痕的话，点验之处颜色便立即散开。这一点《洗冤录》上一贯有依据，先前也曾按此验过。当时当场与孙勾氏一起，将臀部腿部有伤之处与脊背之处用竹筷子相比对点验，看得明白，颜色截然不同，确实是因臀部腿部受伤而致死，等语。查核与《洗冤录》所记载的相符，孙勾氏也没有异议，应即拟定结案。查恩绪因向已放出的家奴孙世路寻衅斥责，喝令众人多次殴打无数，致使他丧命，实属肆意凌辱虐待，并非依法惩处。恩绪应依照旗员致死已放出奴婢之例，降一级调用。此前已奉旨将恩绪革去副都统衔，头等侍卫世职仍予保留在案。世职官员依例应予降调之处，应移咨兵部办理。夏太因与孙世路素来有些小嫌隙，便趁他主人喝令重打之机，下手狠狠殴打。查孙世路身上所受的各处伤，唯独夏太三次连续殴打臀部

译腿部一百多下，次数多且下手重，他确实是因夏太所殴打而致死无疑。该犯与孙世路是同一主人的家人，并无尊卑名分，他听从主人命令下手殴打，虽然是与他的主人共同犯罪，但首犯从犯本来罪名各不相同，自然应当仍依照普通人下手为从犯的本律科断。夏太应当依照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致死、下手之人比主使者减一等的律条，照普通人下手为从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因他是旗下家奴，应发往驻防之地为奴。萧成等人听从主人命令轮流骑压用棍殴打，都应依照主使多人殴打一人致死、以下手伤重之人为从犯、其余的都作为余人之例，各杖一百，等情具奏结案。

道光八年奉天司现审案：易换与人之旧婢谋杀旧家长。奉天司查律文记载：谋杀人主谋起意的处斩监候，跟从而未加功殴打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奴婢谋杀旧家长的，以普通人论罪。注文说，这是指将自己的奴婢转卖给他人的情形，都同照普通人论罪，等语。这实在是因为家长对于奴婢来说名分虽然尊贵，但一旦转卖，主仆情义随之断绝，因为被卖的奴婢离开一个主人又归属另一个主人，这与被放出为民及赎身的奴婢尚有恩义未绝的情形，截然不同。至于易换的奴婢冒犯旧主人，律例内并无应如何治罪的专门条文，详查历年也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成案。臣等伏思，彼此交换，奴婢虽然不是用银两立契买来的，

译但以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所没有的，本来就是市井交易的常例，所以用粮食换取金钱出卖，与用粮食交换布帛，名义上似乎不同，实际上并无差异，绝不能说易换与转卖有什么不同。况且交换之后，奴婢各自侍奉新的主人，如果对后来换得的主人稍有冒犯，就应当按主仆名分定罪，绝不能因为是交换来的家奴而稍加宽纵。那么对旧主人有所冒犯，自然应当与转卖同照普通人论处，奴婢应一体同样论处。

本案钮祜禄氏因使女乌云珠与租种她田地的刘春通奸，便将刘春撵走驱逐，并将乌云珠与托新保的使女相互交换，各自配给仆人为妻，但刘春仍与乌云珠继续通奸数次。后来荣花儿逃走，钮祜禄氏怀疑她藏匿在托新保家中，便前往向托新保的妻子索要人，并声言如果没有荣花儿，就要将乌云珠带回去。乌云珠将此事的原委告诉刘春，刘春因心怀被钮祜禄氏撵逐的怨恨，便起意将其杀死泄愤，与乌云珠商议同意之后，恰逢钮祜禄氏到托新保家将乌云珠带回，乘车出院时，被刘春将钮祜禄氏杀死。该将军认为乌云珠与托新保的婢女荣花儿彼此交换为奴，已超过一年多，与转卖没有不同，应当同照普通人论处，将刘春依照谋杀人主谋起意律拟处斩监候，乌云珠依照跟从而未加功律拟处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额鲁特为奴，等情。

职等查阅奴婢谋杀旧日家长的案件，总应当

译以主仆情义是否断绝作为判断依据。如果是被放出为民的奴婢，那是家长有意示以恩惠；赎身为民的奴婢，则是奴婢自己离开主人。因此若发生杀伤等情事，仍应以主仆名分定罪，因为情义并未断绝。交换的奴婢各自侍奉新主人，并非交换后就得以成为良民，这与被转卖为奴婢的情形有何不同？如果照该司所说，两家交换的婢女各配给仆人为妻，与转卖不同、主仆恩义未曾断绝，那就成了一个婢女有两个主人。若这次谋杀钮祜禄氏应拟处凌迟，假使她们又谋杀托新保，又该定什么罪呢？

职等共同商议，刘春因奸情而谋杀，情节极其凶恶。既然该将军依律拟处斩监候，似乎应当赶入本年秋审办理。乌云珠已从重实发为奴，罪名已无可加重，也只可照准批覆。奉谕旨：乌云珠一犯是否可以酌量加重处罚，再行查核，等因。遵旨查核：谋杀人跟从而未加功殴打的罪名，只判杖刑流刑。本案乌云珠一犯，虽然是钮祜禄氏家的使女，但钮祜禄氏已将她与族弟托新保的使女荣花儿彼此交换，各自侍奉新主人，已有一年多，就与转卖没有区别，按例应同照普通人论处。该犯妇听从刘春谋杀钮祜禄氏，并未参与下手加功，该将军认为该犯妇如今的家主托新保与钮祜禄氏的丈夫格腾额，虽然服制已尽，但仍有尊卑名分，将乌云珠照普通人论处拟罪，流刑仍予以加等，因而从重实发为奴，

译用意十分周密，似应就此案照准批覆。

嘉庆元年说帖：宗室家辞出雇工殴伤旧主。陕西司审理拟定良生儿等人殴伤宗室绵越一案。查律文记载：奴婢殴打旧日家长的，以普通人论罪。又，殴打宗室觉罗的，杖六十，徒一年；造成伤害的，杖八十，徒二年，等语。本案良生儿是良九儿抱养的义子，良九儿的姑母良氏是宗室绵越已故父亲所买的妾，绵越曾雇佣良生儿做工，不久因他懒惰而将他辞退。后来良生儿到绵越家探望良氏，没有先向门房通报，径直进入内室，绵越斥骂他并持棍朝他殴打，良生儿夺过棍子殴伤绵越的头顶等处；良九儿随后赶到，担心良生儿吃亏，便揪住绵越的衣领，用拳头打了绵越的脊背两下，但并未造成伤害。查良生儿曾受雇在宗室绵越家做工，早已被辞退，他与绵越发生口角被打，便夺过棍子将绵越打伤，虽然绵越是他从前的雇主，但律文记载奴婢殴打旧日家长尚且可以同普通人一样论处，那么雇工殴伤旧日家长也应当以普通人科断。该司将良生儿依照殴伤宗室律拟处杖八十、徒二年，但他已在狱中病故，应当不必再议。良九儿并非绵越的雇工，他帮同义子良生儿将绵越揪打，虽未造成伤害，也应当按律问拟罪名，良九儿依照殴打宗室律拟处杖六十、徒一年，都与律例相符，应请照准办理。

嘉庆十九年现审案说帖：辞出车夫殴伤旧主。安徽司审理拟

译定车夫李二踢伤旧主人齐兆熊一案。查条例记载：赎身的奴婢冒犯家长的，依照雇工人科断；放出为民的奴婢冒犯家长的，仍依照奴婢本律定拟。又律文记载：奴婢殴打旧日家长的，以普通人论罪。注文说，这也是就转卖给他人的情形而言，奴婢若是赎身，则不适用此律，等语。这实在是因为奴婢对于家长来说，留用则有恩情，转卖则情义断绝，所以转卖之后相互殴打就以普通人论处。至于赎身、放出的奴婢，恩义仍然存在，所以放出的按主仆论处，赎身的按雇工人科断。至于雇工人殴伤旧日家长，律例内并无应如何治罪的专门条文。臣等伏思，雇工与奴婢的名分虽然相同，但恩义有所区别。奴婢一经契买，便终身供人役使，饮食衣服都仰赖主人供给，主人对其恩情深重，所以其名分也重。而雇工只是为了生计而受雇服役，因为既然受人役使，就不得不表明上下尊卑之分。但一旦工期满了，去留可以自由，留下则为主仆关系，离去则没有名分。律文不提雇工殴打旧日家长的情形，是因为工钱既已结清，就属于普通人了。本案李二曾受雇于钦天监博士齐兆熊家赶车，因李二懈怠懒惰，于一个月工期满后将他辞退。后来李二因与齐兆熊家人刘成吵闹，齐兆熊出面吆喝制止，李二不服气而顶撞，齐兆熊便上前和刘成一起将李二按倒，想要殴打他，李二情急之下用脚踢伤了齐兆熊的左胯。查李二先前曾受雇于齐兆熊家赶车，

译已因工期满而被辞退，他将齐兆熊踢伤，虽然齐兆熊是他从前的雇主，但律文记载：奴婢殴伤旧日家长，也应以普通人科断。检查嘉庆十九年陕西司审办良生儿殴伤旧日雇主宗室绵越一案，是将良生儿依照普通人殴伤宗室的本例定拟罪名。如今李二一案，该司也依照普通人论处。因为该犯在齐兆熊出面吆喝之时，不知退避，竟敢顶撞，可见他平日就藐视顽劣，不便仅照殴打九品官员的律条拟处笞刑，以免有失之轻纵，因此科以"不应重"杖刑并加枷号两个月。查核情节罪名，尚属妥当，应请照准办理。

嘉庆二十五年现审案说帖：辞出雇工谋杀旧主伤而未死。直隶总督题奏：齐升因怨恨雇主县丞周以照将他撵逐，并阻止别人雇用他的嫌隙，竟敢起意谋害，用刀将周以照砍伤，未能致死。该犯虽然曾跟随周以照服役，如果没有被撵逐，应当照雇工人论处；如今是撵逐在先、谋害在后，应当仍照普通人科断，将齐升照谋杀人已伤而未死律拟处绞监候。

道光三年案，应核看道光十三年通行：殴打致死已允准赎身但身价尚未缴完的家人。贵州司查：存德用白契买来的家人沈得，在已允准他赎身之后，因催讨身价，用秤杆多次殴打，造成多处伤而身亡。确实如上级批示所言，因身价没有缴全就将他殴打致死，与违犯教令的情形不同。但沈得因妻子计氏生产有乳，便商议赎身之后另行典雇，图谋多得身价，

译这就是沈得自己离开主人，而存德允准他赎身，恩义仍未断绝。即使沈得赎身、缴完身价之后，如果对存德有所冒犯，仍应照赎身奴仆恩义仍存的律注科断。况且现在身价尚未缴完，契约文书仍存放在主人处，似乎应当仍按殴打致死雇工定罪。该司将存德照殴打致死雇工人律拟处徒刑，尚属公平允当，应请照准办理。奉批示：是，稿子已经画行。

嘉庆元年现审案说帖：奴仆持刀逞凶，将其格杀勿论。广东巡抚咨文：谭亚华砍伤缌麻亲属的奴仆简来有致死一案。查简来有是谭亚华缌麻服叔叔谭茂基契买的家奴，后来简来有冒犯了他的主人，并且侵吞挪用银两，他的主人便邀同谭亚华一起前去找他斥责，想将他拉去究办，简来有不服，逞凶持刀朝人扑砍，被谭亚华夺过刀反砍，致使他受伤身亡。由此可见简来有傲慢顽固，忤逆冒犯尊长，实在是罪人。谭亚华是他主人谭茂基本宗缌麻服的侄子，而且是应他主人邀请前往，因见简来有持刀扑砍，便夺刀反击将他打死，自然应当依照罪人拒捕、格杀勿论的律条处理，不予论罪。该抚将谭亚华依照殴打致死缌麻亲属奴婢的本律拟处满徒，实在……

译这是判断有误，应当立即更正。谭亚华一案应改为依"罪人持械拒捕，捕人将其格杀者不予论罪"的律例，不予论罪。

道光二年一案，是殴打致死放出为民的奴婢之孙一案，直隶总督题奏张颖实等人共同殴打刘明致死。

查律例记载：殴打杀死无服亲属之奴婢及奴婢的子女的，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是故意杀死的，也判绞刑监候。如果奴婢已经赎身放出为民，此后若有杀伤相犯的情形，各按良民与贱民相殴的本律论处，该奴婢的子女一律按平民论处。

本案中已死的刘明，其祖父刘贵是张颖实的无服族祖张梅谷之媳舒氏的陪嫁家奴,张梅谷早已将刘贵放出，交还了身契,刘明与其父刘圣瑞并未到张梅谷家中服役。由此可见,刘明是张颖实无服亲属放出奴婢的孙子,依律例应按平民论断。

该省将张颖实依"共同殴打致人死亡、下手伤重者"之律,判处绞刑监候,与律例相符,应予批准照办。

嘉庆十七年说帖 8341

译奴仆被殴打不甘心反殴家长，服亲山西司查律载：子孙违犯教令者，杖一百等语。

此案八十九是拉住的大功堂兄，拴住是拉住家的奴仆。拉住家在喜峰口外有地，让八十九代为前往变卖，八十九出关一年多，因无人承买而回京覆命。随后拉住在途中遇见八十九，想起地未卖成，是八十九办理不善，便向他斥骂，并要把他唤回责治。八十九跑开躲避，拉住把他揪扭回家，按倒在地捆绑。八十九情急图脱，揪扯拉住的衣领，把领子扯破了。拉住等人把他捆绑殴打，喊叫告发等情。这是因为拉住因八十九卖地未成，途中斥责，又把他揪扭到家中，按倒捆打，并非依理训责。八十九因被按倒图脱身，以致揪破拉住的衣领，本不便以殴打家长亲属论罪。但拉住终究是该犯的家长——大功服的堂兄，该犯不甘心受责，就去揪扭，属于违犯教令。该司认为例无专条，比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按服制量减二等，拟杖八十，是酌情办理，似可照办。

乾隆五十四年现审案说帖：家奴被责打后携带家眷逃避，提督咨送：宗室安秀的家奴张泳庆，因被其主人安秀殴打责罚，便带着母亲、妻子逃跑躲避，不在家中伺候，实属违犯，将张泳庆比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拟杖一百。

道光三年福建司现审案：家人不准告假，私自逃走后自行投回，西城察院移送：梁培元因为贫困投靠孙彝箴家服役，立有字据，经其主人将契买的婢女匡氏配给他为妻。因向主人告假不准，竟敢将其妻带走，虽然是自行投回，实属违犯教令。应比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其主人既不愿领回，应即递解回原籍，折责管束。该犯之妻匡氏既已由主人配给他，应听凭该犯自行带回原籍。

道光三年安徽司现审案：

捆绑酗酒的家人，家人竟敢持刀追刺，陕西巡抚咨：候补知州刘允圻雇袁欣在寓所服役，袁欣不服约束，仗着酒劲逞凶，在主人要捆绑他之时，竟有持刀追刺的情状。若仅按雇工殴打家长未成伤论拟徒刑，实觉情节严重而处罚过轻，应将袁欣比照卑幼殴打期亲尊长、持有刀刃追杀情状凶恶之例，发往近边充军。

道光元年案：汉人家奴不遵约束、傲慢顽劣，江苏巡抚咨：史炳呈送家奴王新一案。查例载：民人家中生养的奴仆不遵约束、傲慢顽劣、酗酒生事的，照满洲家人吃酒行凶例，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语。这是因为满洲旗下家奴犯军流等罪，都酌情发往驻防为奴，犯应发遣者，发往黑龙江等处为奴。至于民间奴仆有犯军流等罪的，向来与民人一律办理。所以不遵主人约束、酗酒生事的，就照满洲家奴发遣之例，改拟流二千里。此案王新是史炳家生养的奴仆，抚养多年，已配有妻室，竟敢不服主人约束，携带妻子潜逃，等到送县枷责后，途中遇见主人，出言傲慢，实属藐视法纪。该省将该犯按民人家生奴仆不遵约束、傲慢顽劣、酗酒生事，照满洲家人吃酒行凶例，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查核情罪相符，似可照准。

嘉庆十四年说帖：奴仆殴伤家长的生祖母，河南巡抚题：姜秀是武张氏家世代仆人，武张氏是已故武陌千的妾，生子武廷桓，去世后遗下孙子武中烈，年纪幼小，一切家务由姜秀经管。武张氏所用的祖上遗留借项都没有清还，屡

译次催促姜秀索讨，姜秀喝醉酒回来，武张氏斥责他不管账目，姜秀强嘴，武张氏随手拾起劈柴用的铁斧，吓唬着击打桌面，姜秀夺过斧头乱砍，砍伤武张氏头顶、左右额、右手腕等处。她的孙子武中烈听闻后急忙扶她回去，报官验伤，伤势逐渐平复。查武中烈的祖父武陌千的正妻王氏现在健在，似乎不便仍照殴打家长之祖母与子孙同科的律条，其余律内又没有明确条文。原判将姜秀拟斩监候，具题上报。经本部认为律内奴婢殴打家长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姜秀是武中烈的世仆，因武中烈年幼失怙，姜秀代管家务，祖遗借项都未清还，武中烈的生祖母武张氏向他斥责，姜秀竟敢强嘴不服，武张氏拿斧头吓唬着击打桌面，姜秀就夺过斧头乱砍，砍伤武张氏头顶、左右额、右手腕等处，这是姜秀欺主逞凶，忤逆已极。武张氏是武中烈的生祖母，名分自属祖孙，武中烈又没有伯叔兄弟，实际上是姜秀的家长，那么姜秀砍伤武张氏，自应与砍伤家长之祖母同等治罪，例律中并没有嫡祖母与生祖母分别治罪的条文，怎能因为武中烈的嫡祖母现在健在，就将该犯泛泛地等同殴打家长之期亲来定拟？实在有失允当。像这种奴婢凶砍家长，大乖名分，应令按律妥为拟定。此后据该巡抚将姜秀改依奴婢殴打家长律拟斩立决。乾隆十八年题准案，照驳案汇钞录。

雇工疑心妻子通奸而故意杀死妻子，并杀死家长的妹夫，江苏巡抚题：沈庭荣疑心通奸，故意杀死黄秋丞并杀死自己的妻子徐氏一案。查律载：奴婢殴打良人致死者斩监候。又，奴婢殴打家长的缌麻、小功、大功亲属致死者，皆斩，注云：故意杀死也都是斩监候，各等语。此案沈庭荣是黄秋丞妻舅家的世仆，该犯妄自疑心自己的妻子徐氏与黄秋丞有奸情，又因黄秋丞平素刻薄，便故意杀死黄秋丞致其死亡。又把自己的妻子杀死，说是因为奸情所杀，希图推卸罪责。查律例中虽然没有奴婢故意杀死家长无服之亲应如何治罪的明文，但查奴婢故意杀死家长有服之功缌亲属，罪也止于斩候，那么故意杀死无服之亲，自然不能再加重处罚。至于该犯故意杀死自己的妻子属于轻罪，不再另论。该省仍依故杀律拟斩监候，尚无错误，似可照准。

嘉庆十五年说帖：婢女因奸盗被送官，污蔑主母致其自尽，湖广司查例载：奴婢过失杀死家长者，拟绞立决。又律载：奴婢杀死家长，罪与子孙同。又例载：子孙不孝以致祖父母、父母自尽的案件，审明确有干犯情节、以致情绪激愤轻生、走投无路自尽的，即拟斩决，各等语。此案春香因与郁金龙通奸密切，窃取其主母郑胡氏的衣饰钱财，商定一同逃走，等到被查出送官追究，竟挟嫌郑胡氏禀送官府之怨，捏造言词污蔑，以致郑胡氏被诬告后不甘受辱，情绪激愤自尽。这比一般过失杀死家长的情节还要严重，该巡抚将春香比照子孙不孝以致祖父母、父母自尽例，拟斩立决，实属允当，应予照准。

乾隆五十八年说帖：婢女与人通奸，家长之妻被杀，四川总督题：雇工陈贵因与家长的婢女刘四喜通奸，想要拐带她逃走未成，将家长孙家蓝的妻子张氏砍死，陈贵当即上吊自尽一案

译。查此案刘四喜是孙家蓝的婢女，因与同主雇工陈贵通奸，导致家长之妻孙张氏被陈贵杀害，虽然奴婢与家长之妻的名分较重，但终究与子孙这种血脉相连、关乎伦常的关系不同。该省认为例无专门治罪条文，将刘四喜比照子孙犯奸、祖父母父母并未纵容而被人谋故杀害绞立决例上量减，拟流刑，不准收赎，尚属允当。只是该犯妇因通奸而导致家长之妻被奸夫杀害，仅拟实流，还嫌稍轻，应改为实发驻防给官兵为奴。

道光元年说帖：婢女与人通奸，家长被人谋杀，安徽巡抚题：汪旺淋与他缌麻服叔父汪德洋的婢女春芽通奸，谋杀汪德洋一案。奉谕：此案内虽有听从奸夫装伤捏报一节，终究是事后畏罪、无知妇女的常情。她此前既不知情，且有救护掷打一节，还有很多可以原谅的地方，遽然拟绞决，实属过重。总之所引的律条本来就不十分切当，若仅因遇赦即可准免，将来遇到类似案件仍须立即处绞，于心终究无法释然。交律例馆详加核查例意，会同该司妥为拟订驳稿送阅等因。查此案该省因例无明文，将春芽比照子孙犯奸致父母被人谋杀例拟以绞决，详加酌核，奴婢对于家长，其名分固然与子孙无异，但亲疏关系则终究与子孙有别，似乎不便径直与子孙同等科罪。查道光元年四川省婢女刘四喜与同主雇工陈贵通奸，致家长之妻被陈贵杀死一案，将刘四喜比例量减，实发驻防为奴，已题结在案。虽然此案事后春芽有听从装伤讳饰一节，刘四喜一案则奸夫事后即自尽，并无其他情节，两案略有不同，但此条例文重点在于祖父母、父母被杀后，是否有恋奸忘仇等情节，这原是办理本夫被奸夫杀死、奸妇不知情之案时，秋审分别实缓的章程，向来不与因奸致祖父母、父母被杀之案并论。此案似应驳回令量减，仍实发为奴，这样才能情法两得其平。奉批：既有成案，自可依照办理，驳改稿件妥为交司缮写。

道光三年说帖：仆妇的奸夫因图谋偷窃而谋杀其主人，广东巡抚题：谭升利与李士兰的仆妇上头通奸，后来因为贫困，暗中嘱咐上头偷窃主人的银钱，转给他花用，上头回答说主人的银钱锁在卧房木柜里，难以偷取，谭升利于是起意行窃。因为顾虑人多容易惊醒，就想用药把人迷昏，可以放心攫取，找来颠茄子研成粉末，做成三个粉团，哄骗说是用来吃的，嘱咐上头放进饭锅蒸熟给他送回，上头带回去放锅里蒸烂，药末随之混入饭中，导致李士兰家十一人吃了以后都昏迷倒地，只有李士兰的幼女和婢女春来没有吃完，李士兰回家后，据春来说出原委，李士兰赶去扭住谭升利，说破他的奸谋，谭升利认罪求宽恕，教他用白豆根捣汁灌救，男女老小都已救醒，只有李士兰的母亲王氏年老气弱，灌救不醒，不久身亡。原判将谭升利拟斩，上头拟杖，具题上报。经本部认为上头先与谭升利通奸，又听从谭升利图谋偷窃主人财物，私自告诉他银钱存放之处及家中人数，谭升利于是起意先用药迷倒，以便偷窃。等到谭升利做成颠茄粉团要搭蒸，上头又听从嘱咐带回蒸入饭锅，以致粉团蒸烂，药混入饭中，一家十一人都被迷倒，她的主人李士兰的母亲中毒过重身亡。谭升利用药迷偷，上头既然与他通奸，并

译且知道图谋偷窃的情由，就算说不知道粉团里藏有迷药，然而王氏因被药迷而死，终究是由于上头带回粉团蒸烂所致，按律应有本条过失之罪，怎能把致死家长的罪责置之不问，仅仅论以奸罪？实在不够允当，应令重新妥为拟定。此后据该巡抚遵照驳令，将上头改依奴婢过失杀家长例，拟绞监候。乾隆十八年题准案，照驳案汇钞录。

查奴婢过失杀死家长的条例，乾隆三十一年改为绞决，奴仆杀死家长后，其妻子应否听凭主人去留，云南司查：奴婢殴杀家长案内，本犯的妻子应否仍留在原主家服役，律例并无明文。检查乾隆五十七年河南省题秦毛打伤主人张梦桂身死一案，依律凌迟处死，犯妇秦王氏，根据其主母不愿留她服役，交给犯妇之父秦帼泰领回在案。此案小吴酒醉后责打他的儿子，家长戈舒喝斥不听，起身要打他，该犯用刀戳伤戈舒身死。该巡抚将该犯照律拟以凌迟处死，并说明该犯妻子既愿仍留在戈舒家，应听凭其便等因。查核杀死家长案内，本犯妻子虽例无应否仍留服役的明文，但秦毛一案与该犯情节相同，比类参照，那一案是伊主母不愿存留，交给亲属领回，那么此案是愿意留下服役，似可仿照办理。而且查供词内，犯妇坡夷本是伊家婢女，平日小心，情愿留下服役，自应听从其便。

乾隆五十九年说帖：殴死家奴，将告发的亲属开释为民，贵州司查例载：旗人、民人将奴婢责打致死者，该奴婢的父母、妻子一律开释为民等语。这是因为奴仆被殴打致死后，若仍留在主人家服役，恐怕两相猜忌疑虑，所以一律放为民籍。至于被杀死的奴婢的其他亲属，例内并没有一律开释的明文。如今该司审拟礼部主事索凝安，因家奴大喜儿侵吞用水的钱，将他打踢多处受伤，大喜儿伤口很快溃烂，血流身亡。索凝安将他棺殓埋葬，经大喜儿的期亲堂母顾氏心生疑惑，前往衙门禀报验尸，确实是因伤身死。该司将索凝安依例拟以罚俸，顾氏和她的儿子何小儿等仍交主人领回服役，固然是按例办理。但查大喜儿与顾氏服属期亲，虽然不能与父母妻子相比，但此案的败露都是由于顾氏禀首所致，况且索凝安一听说顾氏禀验，就赶赴刑部，把顾氏母子等人呈送，可见主仆之间的情状就在于此。那位已故仆人的父母妻子尚且一律放为民籍，何况是期亲服制？这个案子里的服制虽是被杀者一方，但死者既无父母妻子出面呈控，那么出面呈控的期亲就与父母妻子无异，自应就案情酌情办理，予以开释，才足以昭示公允，杜绝借词混淆的刁风。奉批饬令该司照议遵行。

嘉庆七年现审案说帖：契买的婢女被其父母拐逃改嫁，刑部审拟。恒杰家契买的婢女海棠，被她母亲尚郭氏私自拐逃，嫁给李成为妻一案。查尚郭氏终究是海棠的母亲，与一般人的诱拐有所不同，将尚郭氏比照和诱、知情发遣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婢女海棠交由旗人主人领回。

嘉庆四年现审案，已经编纂入例。例内家奴将女儿私自许配他人及追索身价一节，是查照户部则例编入，并纂入乳母误压死同主乳母之女的条例，湖广司查定例：乳母压闷幼孩致死，若是无心误压致死的，绞监候。

译乾隆三十二年，无需另编条例，按语内称：京城旗民杂处，典雇乳妇较外省尤多，常有把婴孩压闷致死的案件，恐怕其中不乏奸邪之妇挥霍身价银两，图谋脱身另投他主，而有心致死婴孩的情况。所以改拟绞候等语。至于乳母把同主人的另一乳母的女儿误压身死，既不是主人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有心致死的其他情节，自然不便一律拟绞，以致与受雇乳哺者没有区别。此案冯米氏受雇给徐煜乳哺女儿，徐煜嫌她奶水少，另雇陈张氏帮着喂乳，陈张氏把随带的女儿闹姐托她照应同睡，冯米氏因闹姐整夜啼哭，到天亮时困倦睡熟，误压身死。臣等检查成案，并无这种情节，详加酌核，冯米氏压死的闹姐若是雇主的女儿，无论是否失误，自应照例拟抵，如今闹姐是同主人的另一乳母的女儿，该妇因疲乏睡熟误压身死，既没有其他情节，该司拟照过失杀人律收赎，是属于酌情定拟，似可照办。奉谕：乾隆三十二年以前是用何例定何罪名，应当有成案可查等因。查乾隆二十八年云南司审办刘王氏压闷雇主之女妞儿身死一案，原奏说明，向来办理这类案件，仅比照过失杀家长期亲律拟徒收赎。查典雇乳妇专门负责幼孩的日夜怀抱照顾，自当小心保护，即使是无心失手，但既然导致幼孩死亡，自应按律抵偿。将刘王氏照雇工殴杀家长期亲律改为绞监候，并请求此后典雇乳妇压闷幼孩致死的案件，即照此例办理等因，奏准在案。可见乳母压死雇主幼孩，过去原是照过失杀办理。此案冯米氏因疲乏睡熟，把同主乳母的女儿误压身死，既不是专门乳哺的对象，也与雇主的子女不同。该司拟照过失杀律收赎，似应照办，谨将定例原奏抄录送阅。

乾隆六十年现审案说帖，原奏附录于后：乳母压闷家长幼女身死，提督咨送刘王氏压死妞儿一案。当时经当月值班司员带领仵作，会同尸父验看死者。已死的幼孩询问得知年方四个月，仰面躺着，面色微赤，两眼眼皮张开，十指散开，右肋到肚腹偏左略有白色，胳膊有压伤，肚腹膨胀，翻转俯面查验十指，结果相同，验毕出具结状存卷，确定是被压身死。查律载：雇工人谋杀家长期亲，已经动手的斩立决，已经杀死的凌迟处死，殴杀的斩监候，过失杀的减殴杀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如今刘王氏是直隶新城县民人刘先归的妻子，上年九月间，经她丈夫得身价银七两契典给厢蓝旗满洲拜唐阿乌尔图那苏图，乳哺他的女儿妞儿，因夜间睡熟，胳膊压伤妞儿右肋、肚腹致死。向来办理这类案件，如无明显致死的痕迹，仅照过失杀家长期亲拟徒收赎。查民间典雇乳妇，关系婴孩性命所寄，而京师旗民聚居，典雇尤其多，于是有一种奸邪妇人，受雇之初，一时迫于饥寒，等到典价到手，花费一空，拖延两三个月，便又设法脱身，并希图拖欠身价，另投他处，因而发生致死幼孩的情况。这种做法起初只是一二个不良之辈，渐渐竟成了积习顽疾，就像乾隆二十三年臣部审拟宗室宝纲家所雇乳妇萧氏用针扎伤幼孩未死一案，据供称想要出去，起意把女孩弄死便可以出去，典价也不用退还等语，当时将萧氏依谋杀家长期亲已行律拟斩立决在案。然而这实在

译是有明显行凶迹象可凭，所以才不致漏网。若是婴孩呼吸轻微，在昏夜睡卧之时压闷致死，其中有心致死还是无心误毙，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仵作，实在难以辨验。到案以后，偶尔用狡辩支吾，侥幸得以拟徒收赎，安然脱身事外。于是无良的妇人闻风效尤，把这当作规避法律的诡计。近年以来，耳闻目见，乳妇犯这种事的往往如此。若不及时加以惩戒，那么婴儿的性命难保，恶妇的阴谋也难以揭破。臣等私下认为，典雇乳妇与典雇其他妇女不同，乳妇专门负责幼孩日夜怀抱照顾，自当时时刻刻小心保护，并非耳目所不能及、思虑所不能到，本与其他过失杀不同。其中有心致死、巧为掩饰的，固然应当依法明正典刑；即便是无心失手，但既然导致幼孩死亡，自应按律抵偿，使人知所儆惕。应请此后京师典雇乳妇等人，遇有压闷幼孩致死等事，审明是有心谋故杀害家长期亲的，依律凌迟处死；此外若验明并无其他伤痕，确实是无心误压及失手致死的，就照雇工人殴杀家长期亲斩监候律，改为拟绞监候，这样乳妇才知所惩戒，婴孩才能多得保全性命，是否妥当，恭候圣裁。如蒙允准，此案刘王氏即照此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并令提督衙门、都察院、顺天府转饬所属，各处出示晓谕等因。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奏，奉旨：依议。钦此。

乳妇压死幼孩，秋审时分别实缓：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奉上谕：本日刑部等衙门将乳母徐许氏压闷幼孩身死一案问拟绞候，固然是照例办理，已经照签发下了。但像这种乳母压死幼孩的案件，如果审明所乳幼孩之外别有其他子嗣，而是因压闷致死，又确实出于无心，自然应照旧问拟，到时尚可免勾；若是这个幼孩是独苗，别无其他儿子，这种愚蠢的乳母不知小心抚养，竟致压闷身死，甚至挟嫌怀恨、有心致死，以致其家因此绝嗣，就不可不分别核办。此后凡遇到这种案件，若乳母压死的幼孩审明是独子，以致其家绝嗣的，即便出于无心，也应列入秋审情实办理，以昭示公平允当。钦此。

《刑案汇览》卷四十《妻妾殴夫》：发遣释回后殴死被公公嫁卖的妻子，河南巡抚题：大小扎伤林李氏致死一案。查丈夫逃亡三年不归的，例准告官发给证明，另行改嫁。至于丈夫因犯罪发配、久无音信的，是否准许改嫁，例无明文。此案云大小于嘉庆十四年因鸡奸陈石头未遂，被发遣黑龙江，杳无音信回家。十八年间，他父亲云士安因年岁歉收、家中贫困，加上该犯生死未卜，把儿媳李氏改嫁。云大小恭逢二十五年大赦，释放回来，得知妻子已经嫁卖，该犯仍想着寻回团聚。后来该犯遇见李氏，引诱她一同回去，李氏回答说被公公嫁卖，难以再回归。该犯又乘夜前往寻找李氏，嘱咐她跟随一起逃走，李氏不肯，并且责备他发遣以后杳无音信的不是。云大小气愤辱骂，用刀把李氏扎伤致死。查李氏虽然是该犯的妻子，该犯因犯罪发配，也不能与逃亡相比，但时隔五年，杳无音信回家，就与逃亡不还的情节相似。他父亲云士安因年岁歉收、家中贫困，且该犯生死未卜，把李氏改嫁，都是出于不得已。云士安依律有权主婚，既经云士安主婚改嫁，李氏

译与云大小已经没有名分恩义可言。该巡抚将云大小依凡人斗杀律拟绞监候，尚属允当，应予照准。

道光六年说帖：殴死居丧期间改嫁后又背弃逃跑的妻子，贵州司查律载：丈夫殴打妻子致死者绞监候。又，妻子在丈夫丧期改嫁的，杖一百，明知而共同促成婚姻的，笞五十，离异。又，妻子背弃丈夫、擅自改嫁的，绞监候，各等语。此案张闻谟凭黎闻行做媒，周应贵主婚，聘娶已故周闻书的遗孀岳氏为妻，后来岳氏因张闻谟出外做工，并未留下口粮，回去告诉她的叔父岳维林，又想要改嫁，岳维林答应了。转托施之博做媒，谎称岳氏丈夫去世无依，嫁给欧阳全为妻。后来经张闻谟查知，前去县衙控告，途中相遇，斥责争殴，欧阳全拿铁镖恐吓阻拦，该犯夺过铁镖向他刺去，欧阳全跌倒在地，岳氏赶去拉夺，该犯又用铁镖恐吓乱刺，恰好刺伤岳氏致死。查岳氏虽是丧期未满的妇人，不应改嫁，但张闻谟是凭她的叔父主婚，明媒正娶，结为夫妻已经一年，那么夫妻名分已定，与并无媒妁尊长、私自苟合成婚、依律应予离异的情况迥然不同。详查乾隆五十二年六月间，臣部条奏：民人娶蒙古妇女，除无尊长媒妁、苟合成婚的照律离异并依凡人论罪外，如果是尊长主婚，或凭媒聘娶的，无需离异，遇到奸杀等案件，一律照民人夫妻服属办理，申明定例，酌定期限一折，钦奉谕旨：民人既已婚娶蒙古妇女，是夫妻名分已定，怎能一概以凡人斗杀定拟，将来遇到这类案件，原可随案定拟，何必又生一番议论，另立条款等因，钦遵在案。这实在是因为偏僻之地的愚民，不能尽知例禁，其中居丧嫁娶等条款，往往违律的人很多，固然不能因为乡野愚民容易触犯，就废弃违律的成规，也不能因为有违律婚娶的轻罪，就反而把夫妻名分置之不问。关键在于办案的人体会谕旨精神，随案斟酌，核实其情节轻重，分别定拟。至于婚娶以后，竟敢乘丈夫外出数月之内，就改嫁他人，这种背理丧节的行为，按律就应当处以绞刑。如今岳氏既是因为叔父主婚、凭媒嫁给张闻谟为妻，后来因丈夫张闻谟出外做工，刚一个月，就央求叔父岳维林主婚，改嫁给欧阳全为妻，这是岳氏背弃丈夫改嫁，罪应拟绞。若因为张闻谟违律婚娶，就以凡人斗杀科断，这是让殴死有罪妻妾的本夫，反而为背夫改嫁、袒护后夫的悍妇抵命，情理法度都很不平允。假使该氏有罪，因奸情谋杀本夫及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罪应凌迟的重案，也仅仅论以因奸谋杀斩绞的条文，那就更不足以匡正伦理、昭示法纪了。

乾隆五十四年说帖：同姓为婚而丈夫把妻子殴打致死，湖广司查律载：同姓通婚的，杖六十，离异。又例载：男女亲属尊卑相犯的重情，或者依律应予离异的人，都照亲属已定的名分各按本律科断，不得妄生异议，以致定罪出入。笺释注云：这是因为有公公奸污儿媳的案件，那个媳妇同姓，依法应予离异，办案官员拟以凡奸论处，奏请皇上下发法司详议，所以才有这条规定，各等语。可见嫁娶违律应予离异的人，如果犯了尊卑杀人等重情，仍应依照亲属已定的名分科罪，例文有明确规定。此案唐化经娶了同姓不同宗族的唐氏为妻，已经生有子女，夫妻名分已定，如今

译因为口角争殴致死唐氏，按例应仍照殴妻至死本律科断。该巡抚却因为她同姓通婚、依律应予离异，便忽略她的夫妻名分，以凡人斗杀问拟，似属错误，应将唐化经改依丈夫殴妻至死律拟绞监候，并请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乾隆五十四年说帖，已经通行。

后来在嘉庆十三年定有专门条例，规定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的罪责。

故意杀死妾室，罪止拟徒，四川总督咨：曾明典故意杀死他的妾室张氏一案。查律载：丈夫殴打妾室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集解内载：丈夫殴打妾室致死者满徒，不论是否故杀，也止于徒刑，各等语。查集解是钦定官书，自可遵循办理。此案曾明典故意杀死他的妾室曾张氏，该省因律例并无明文，仍照殴妾至死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尚属允当，应予照准。

嘉庆十八年说帖：丈夫与妻子商同把妾室谋害致死，安徽巡抚咨：朱善行因妾室悍泼，与妻子张氏商定把妾室谋杀。朱善行应仍照丈夫殴妾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张氏听从丈夫谋杀妾室，首从罪名本有区别，似难以听从丈夫为由再予减等，应照妻子殴妾与丈夫殴妻同罪、谋杀妻子之案如系他人起意、本夫听从加功者在绞罪上减一等拟流之例，拟以杖流。道光元年案。

故意杀死明媒正娶、不知是被卖休的妻子，山西巡抚题：杜奇故意杀死他的妻子徐氏一案。此案已故的徐氏，本是高生荣的妻子，高生荣因家道艰难，商定将徐氏改嫁，恰好杜奇想要娶妻，高生荣便假称徐氏的丈夫已故无依，自己是徐氏的夫兄高云，并串通嘱咐媒人梁可武前往说合，杜奇信以为真，议定财礼钱十五千文，高生荣又假冒高云的名字写下婚帖。经杜奇把徐氏娶回，后来徐氏又嫌杜奇家贫，吵闹，杜奇把徐氏故意杀死。查杜奇娶徐氏为妻，并不知道她是高生荣卖休的妻子，即便是徐氏过门以后，也没有把自己是有夫之妇的事告诉杜奇，所以徐氏虽依律应予离异，但杜奇实在是明媒正娶，自应照例仍按服制科断。该省将杜奇依丈夫殴妻至死、故杀亦绞律拟绞监候，与例相符，应请照准。

嘉庆十七年说帖：调戏奸污儿媳未成，殴打妻子致其自尽，安徽巡抚咨：荣恒山调戏奸污两个儿媳未遂，殴伤他的妻子吴氏，导致她投水淹死。原判将荣恒山照亲属和奸律应处死罪者、若强奸未成发边远充军等因判拟。查荣恒山起初调戏奸污长媳，导致儿子媳妇逃散躲避，接着又调戏奸污次媳刘氏未从，引起吵闹。吴氏出言正告斥责，该犯竟用刀柄接连殴打成伤，以致吴氏投河丧命。仔细核查案情，若吴氏是因该犯调戏奸污两个儿媳而情绪激愤轻生，这种败坏伦常、伤风败俗之人，自应照凡人强奸未成、其父母亲属羞愤自尽之例问拟。如果认为吴氏之死是由于被殴打

译因气愤投河自尽，那么荣恒山淫乱凶恶残暴，已不配算作人类，即便按照殴打妻子致死的律条判处绞刑，也不算冤枉。如今该巡抚只判了充军戍边，实在是量刑过轻、罪重刑轻，应当责令详加核查、妥善改判。发回之后，随即据称遵照驳令，将荣恒山比照殴妻致死律改判绞监候。

乾隆三十八年案。按《平反节要录》记载：因想把妻子卖掉，妻子不从而将其杀死一案，江苏巡抚题奏陈尚德勒死其妻李氏一案。查明本夫起意卖妻，已经……

译得到身价银后，妇人已经改嫁完毕，恩义已经断绝，此后如遇被人杀伤，自然应当按平常人的律例断案。至于本夫被媒人怂恿，还只是起了念头，想把刚议定身价的妻子卖掉，还没有收到身价银。他的妻子一听说要把她嫁卖，当即不肯依从，这样一来，卖妻虽然已经议定，但身价银尚未接受，也没有许配给后夫，其夫妻名分仍然存在，似乎不便就此认为恩义已绝而按平常人论处。此案中陈尚德因为贫穷难以度日，把妻子李氏托付刘标寻找买主，刘标怂恿嫁卖，该犯应允，议定了身价，答应把李氏交给刘标任其嫁卖留用。随后回家谎称已经有了买主，叫上李氏一同到刘标家，刘标当即劝她改嫁，李氏不肯依从，破口大骂并扬言要到县衙告状，立刻走了出去，该犯与刘标追上抓住她，怕她告官自己获罪，顿时起了杀心，商量让刘标把李氏勒死。这样一来，该犯陈尚德哄骗出卖妻子一事尚未办成，既没有收到财礼，也没有许配给后夫，也没有交给刘标，该犯情节虽然可恶，但夫妻名分尚存，自然应当仍按丈夫故意杀妻之罪论断。至于李氏之死，并非因为被调戏强奸所致，也难以请求旌表。该省将陈尚德依律定罪拟判，似可照准。

嘉庆十二年说帖：故意杀死曾因被拐骗而休弃、如今已另有归属的妻子，四川总督上题：王忠祥故意杀死已经休弃的妻子方氏一案。查明王忠祥因妻子方氏被陈洪先拐卖给包洪才为妻，经该犯查知后领回，恐怕她再被拐卖逃走，便将她休弃，给了高现贵做妾，并未收取财礼。后来方氏因高现贵家贫受苦，向该犯谩骂责难，以致互相辱骂，该犯起意致她于死，把方氏连戳数刀，当场毙命。这样看来，方氏被王忠祥休弃，是因为被人诱骗拐卖所致，是她自己断绝了与丈夫的关系。但王忠祥既然已经把方氏休弃并给了高现贵做妾，那么夫妻情义已经断绝，况且方氏既然已是高现贵的妾，自然不能再算作王忠祥的妻子，如果杀死他人的妾，仍按丈夫治妻的纲常之义论处，恐怕有不妥之处。该省将王忠祥按平常人论处，依故意杀人本律拟判斩监候，还算妥当，似可照准。奉谕：方氏虽然已被休弃，但终究不能因此解除其"罪人"身份。奉此，臣等再加详细审核，方氏在未被休弃之前，本是王忠祥的罪人，如今王忠祥既已将她休出给了高现贵做妾，夫妻情义已经断绝。恩义既然已断，那么方氏与王忠祥就属于平常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便再以"罪人"的名义来开脱。王忠祥被辱骂，一时气愤连戳致死，情理上固然有可原谅之处，但在法律上实在难以宽纵，该省按平常人论定拟判，只可照准。奉批：如果就此让这个丈夫抵偿这个妇人的性命，在情理上实在有不顺之处，心里也实在不安，应当再加商议。

嘉庆二十五年说帖：此案仍照准。杀死犯奸被休后又来央求收留的妻子，山东巡抚上题：杜文玉勒死已被休弃的妻子孙氏一案。查例文规定：得知奸情数日后杀死奸妇，确有实据的，将本夫按"罪人已经被拘捕仍擅自杀死"律拟徒刑。又律文规定：罪人已经被拘执而擅自杀死的，按斗杀论处，斗杀者绞监候。又规定：妻妾在丈夫死后改嫁，殴打前夫父母的，与殴打公婆同罪。注解说：妻妾被休弃的不适用此律，因为恩义已经断绝了，等等说法。仔细推究律义，妻妾在丈夫死后改嫁，虽然对前夫的情义已断，但对前夫父母未曾断绝情义，所以殴打前夫父母，仍与殴打公婆同罪。至于妻妾被休弃后改嫁他人，是丈夫与妻妾两相情愿离异，与夫家

译的恩义已经断绝，应当按平常人论处。因为夫妻本来是靠人情结合的，虽然已经改嫁，但眷恋之情一日不能忘怀，就不能把名分置之不问，这样是为了顺应人情，维护教化。查考嘉庆十二年本部议覆四川省所题王忠祥因妻子方氏被拐骗领回，怕她再被拐骗逃走，把方氏嫁给高现贵做妾，方氏因高现贵家里穷苦，恰好看见王忠祥从门口经过，方氏就向他谩骂，还辱骂到王忠祥的父母，王忠祥起意把方氏戳伤致死。该省声明王忠祥与方氏夫妻情义已经断绝，应按平常人论处，将王忠祥依故杀律拟判斩刑，经本部会核题覆在案。因为夫妻名分至关重要，妇人一旦被休弃改嫁他人，就与前夫恩义已断，而与后夫名分既已确定，那么她的前夫如果对她有杀伤行为，只能算作杀伤他人的妻妾，自然不能仍按丈夫杀伤妻妾论罪。此案杜文玉因妻子孙氏与雇工蔡年通奸，被该犯撞见，殴打辱骂后休弃回娘家，任其改嫁。后来孙氏因娘家贫穷，恳求该犯收留，该犯不答应，催她回去，孙氏不听，该犯破口大骂，孙氏牵连辱骂到该犯的祖先，并且撒泼撞头拼命。该犯因她已经犯奸被休，还来纠缠，败坏门风，又被牵连祖先受辱骂，气愤难忍，起意致她于死，用绳子把孙氏勒死。审核这个案情，杜文玉如果是在还没有休弃孙氏之前把她杀死，自然应当依"得知奸情数日后杀死奸妇"的条例，拟判徒刑。如果是两相情愿离异，像四川省的方氏那样，已经改嫁给别人做妻妾，遇到杀伤，应当按平常人谋杀、故杀、斗杀的本律定判。如今该犯虽然已经先把孙氏休回娘家，但孙氏又来到该犯家中恳求收留，说明该犯固然情义已绝，但孙氏实际上还有眷恋不忍决绝之心，这与一经休弃便两相情愿离异改嫁他人的情形，终究有所不同。该犯已经把孙氏休回娘家，固然不便仍按"得知奸情数日后杀死奸妇"的条例拟判徒刑，但孙氏仍恳求该犯收留，并未随即改嫁，二人的恩义终究没有断绝，也不便直接按平常人故杀律拟判斩刑，以免与四川省王忠祥故杀改嫁之妻按平常人论处的成案没有区别。该省认为孙氏犯奸被休后，又到夫家央求收留，不答应就辱骂祖先、撞头拼命，实在是罪人，权衡情理酌量定判，将杜文玉比照"罪人已经被拘执而擅自杀死"律拟判绞监候，还算妥当，应当照准，并另拟一份说帖附录呈上。

道光四年说帖：逼迫妻子服毒图谋嫁祸致毒死妻子性命，广西巡抚奏：廖老六行劫被抓获，他父亲廖以纪逼令他母亲服毒身死图谋嫁祸一案。臣等查明廖以纪因儿子廖老六作盗贼被村民韦庭光帮同缉役抓获，该犯迁怒韦庭光不该帮忙抓人，就起意嘱咐妻子罗氏到韦庭光家自尽，企图嫁祸泄愤，罗氏不肯，该犯扬言如果不自尽就要杀死她。罗氏无奈只好答应，该犯就采来毒草，用罐子盛水煎熬，让罗氏藏着带到韦庭光家门口，罗氏进屋服下毒水，立即身亡。查明廖以纪想陷害韦庭光泄愤，逼令妻子罗氏服毒自尽，与存心杀妻没有两样，该州府司原本依故杀妻律拟判绞监候，该巡抚认为罗氏是自己服下毒水，并非该犯灌饮，与亲手致死者有所区别，请求减等拟判流刑，实在错误，案情既然没有疑点，应当就此案改依丈夫故杀妻子律拟判绞监候。

嘉庆十六年说帖：杀死妻子并嫂子，从重定罪，盛京刑部上题：站住砍伤他的妻子戴氏并他的嫂子聂氏致死一案。查律文规定：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的，绞刑；故意杀死的，也是绞刑。又：

译弟弟殴打兄嫂致死的，按平常人论处；斗杀的，绞监候。又名例规定：两项罪行同时案发，按较重的罪论处；罪名相等的，从其中一项定罪，等等。此案站住喝醉睡觉，他妻子戴氏和他嫂子聂氏发生口角，该犯听到后惊醒起身，见天色已晚，斥责戴氏没有做饭，又责怪她与嫂子争吵不对，戴氏顶嘴，该犯叫骂，因戴氏回骂，一时酒醉糊涂，顿起杀心，拿起刀把戴氏连砍倒地。聂氏赶来夺刀，该犯砍伤聂氏囟门等处。因聂氏牵连辱骂该犯父母，又划伤她脑后等处，戴氏、聂氏先后身亡。查站住砍死他妻子戴氏，属于故杀；他砍划嫂子聂氏致死，则属斗杀。虽然两罪名同样是绞监候，但故杀终究比斗杀情节更重，应当按较重的一项论处。该侍郎将站住依斗杀律拟判绞刑，罪名虽然没有出入，但引用律条实在不当，该司改依故杀妻律拟判绞监候，情罪妥当，应当照办。

嘉庆十七年奉天司说帖：求欢不成致使妻子毙命，广西巡抚上题：陆超凡跪伤他妻子黎氏致死一案。此案陆超凡因不务正业，被他母亲锁禁在房中，与妻子黎氏同房分床而睡，该犯屡次要她过床同寝未能如愿，后来黎氏送茶给他喝，该犯顺手把她拉住求欢，把她按倒在床上，黎氏挣扎想要起身，该犯用膝盖跪伤她的脐腹致死。该省认为这是因求欢不成与争斗而杀人，从轻拟判绞刑，声明听候部里议定。查陆超凡因求欢不成而用膝盖跪死妻子，确实与斗杀没有两样，例文中并没有"因求欢起衅便可从轻"的明文规定，该司驳回该省的陈述，确实妥当，应当照办。

嘉庆十七年说帖：杀妻之案不能援引丁乞三仔案，四川总督上题：李达程戳死他妻子杭氏一案。臣等查明，十五岁以下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援引丁乞三仔案请求减轻处理的条例，是指平常人斗殴而言。死者确实是倚仗年长逞凶，该犯年幼力弱不能抵挡,仓促间抵御致死,与丁乞三仔案的情节相符，才可以援引请求。至于丈夫与妻子有对等的名分之义，论名分则丈夫是妻子的纲纪，妻子属于卑幼，所以殴打妻子未造成折伤的，依律可以不予论罪。造成折伤以上、殴打尚未致死的，也必须妻子自己告发才予以受理。丈夫犯罪至死罪的，无论是殴死还是故杀，一概拟判绞监候。律文本来就把这种情况与平常人的斗殴区别开，如果以对等名分的至亲关系而与平常人斗殴相提并论，在情理上实在不合。用卑幼的名分而加以"倚仗年长欺侮"的说法，在言辞上也说不通。此案已死的杭氏，不肯背煤这件事本是小事，就算被扭住辫子按住，也不能说是逞凶。该犯拿刀连戳致死，本来就与丁乞三仔案的情节不同。即便放在平常人斗殴中，也不应当轻率援引请求，何况这是殴打妻子致死，从来没有因为死者年长四岁以上就请求减为流刑的案例。该省援引丁乞三仔的条例，属于错误，应当交由该司更正。

嘉庆十九年说帖：母亲只是让儿子责打妻子，却连续殴打致妻子死亡。山东司查明：此案孔玉成因他母亲田氏嘱咐他妻子孙氏挑水，孙氏没有立即前去挑水，田氏斥责她懒惰，孙氏不服气顶嘴，田氏令孔玉成责打孙氏，孙氏逃跑，田氏喝令孔玉成好好管教追打。孔玉成追到村外，因孙氏辱骂，捡起石头连续殴打，打伤孙氏耳轮连耳窍及耳根发际致死。查明田氏因孙氏顶撞违逆，令孔玉成责打，属于理应管教。孔玉成既然是因为孙氏逃跑，何不干脆追回来依法责打，却因孙

译氏辱骂，就捡起石头连续殴打孙氏致命多处受伤身亡。这样看来，田氏因儿媳顶撞，只是叫儿子管教责打，并无不当，自然不能把田氏定为主使为首、反而宽宥孔玉成殴妻致死之罪。该巡抚将田氏按"不合理殴打子孙媳妇致死"论罪拟判满徒，孔玉成依"因威力被主使而下手之人"减等条例拟判流刑，属于错误，应当交由该司驳回，令其依例改判。

嘉庆五年说帖：尊长只是让人训责，儿子却连续殴打妻子致死。山西司查明：律文规定：因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致死的，以主使的人为首犯，动手的人为从犯，等等。这是因为威力主使重在"威力"二字，必须是那个人确实有令人畏惧之处，被主使的人本来没有殴人之心，是迫于不敢不服从的形势，所以才把主使的人定为首犯，动手的人定为从犯，这样是为了惩治豪强、整肃法纪。此案许添明因侄媳许陈氏打破瓦盆，斥责她的不是，陈氏不服顶嘴，经婆婆杨氏喝止阻拦。等到陈氏的丈夫许复赶集回家，许添明告诉他事情原委，嘱咐他管教。陈氏听到后在房中撒泼叫骂，许添明气愤，主使许复生殴打她。许复生进房关上门，用拳头打伤陈氏额头、左眼眶。陈氏想开房门,许复生在陈氏身后用手抓住她的脖颈,拉拽以致指甲掐划伤陈氏咽喉。陈氏拉住门闩不放，许复生又用拳头连续殴打她的脊背。陈氏顺手拿起门旁的帘板，转身扑打，许复生夺过帘板，打伤陈氏左右手背。陈氏哭骂,许复生把她按倒趴在地上,用帘板戳伤陈氏脑后。陈氏更加放肆辱骂，许复生又用鞋底打伤她左右腰眼，并磕伤左额角、垫伤右膝。又经许添明喝止住手，陈氏过了一会儿就死了。详细审核案情，许添明因陈氏不服顶嘴，又撒泼叫骂，嘱咐许复生殴打，原本是出于管教的用意，这本来就与倚仗威力主使殴打的情形不同。许复生对于泼骂尊长的妻子，正应当按理训责，用不着叔叔主使，说明动手的人已经不能说他本来没有殴人之心。等到许复生关门肆意殴打的时候，许添明在门外，并不在场目击，也没有听到出言逼迫殴打，有什么威力可畏惧的呢?而许复生反而连续殴打陈氏多处受伤，尤其与迫于威力不敢不从的情形截然不同。况且许复生殴打自己的妻子，如果真是迫于叔叔之命勉强动手，他殴打的情形必定不会如此凶狠。而且许添明起初虽然嘱咐殴打，随即又在门外喝止，他并没有倚仗威力主使的心思，就更加明显了。而该巡抚仅仅凭许添明"令侄殴打"这一句话，就依主使为首的条例论罪，反而把连续殴打多处致伤的许复生，仅仅按动手从犯之罪论处，实在是轻重颠倒，应当令其重新审讯另行拟判。此后据遵照驳回改判，应如所题：许复生应当依丈夫殴打妻子致死律，拟判绞监候。许添明因侄媳陈氏打破瓦盆，事属小事，不好好开导劝说，就叫侄子许复生连续殴打致死，实在不合法度。许添明应当按"不应重"律，杖打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

嘉庆十年题案，照准驳案新编录有：已有妻子又娶妻，殴死后娶之妻。陕西巡抚咨文：何玩月儿砍死后娶的妻子周氏应当怎样定罪，请示一案。查律文规定：已有妻子又另娶的，杖打九十，后娶的妻子离异归宗。又例文规定：嫁娶违律应当离异的，与其丈夫有犯罪行为的，如果是先通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明知情形而买休，即使有媒人婚书，都依平常人论罪。如果只是同姓通婚以及尊卑良贱通婚，或服丧期间嫁娶，或已有妻子又另娶，即使依律应当离异，有犯罪行为

译的仍按服制定罪，等等。推究律文本意，已有妻子又另娶的应当离异，这是礼经所说的"无二嫡"之义。只是这种情形乡野愚民容易触犯，在例禁上固然应当判定离异，但他们是以礼法婚娶，在名分上是已经确定的，与苟合买休等不应当有夫妻名分的情形不同。这也与把妻子当作妾、尊卑失序、依律应当更正的情形有所区别。如果与她的丈夫及丈夫的亲属互相有杀伤犯罪行为，向来有尊卑服制关系的，仍然按服制之罪论处，这是在严格遵守例禁的同时，仍然寓含确定名分之意，本来就有成例可循。此案何玩月儿砍死后娶的妻子周氏，按律固然应当判定离异，但该氏既然是良家女子，明媒正娶，又有财礼婚书，依律应当按服制定罪，自然应当把该犯仍按丈夫殴打妻子致死之罪论处。至于该巡抚所引礼部咨文所说"礼法无二嫡"，如果有独生子承祀两房，只应当娶妻一人，其余置办侧室以广布后嗣，例文并不禁止，不能两房都算作娶妻，等等，这正是刑律所记载的"已有妻子又娶妻的应当杖打九十，后娶的离异归宗"之意。如果有杀伤犯罪行为，仍应当按刑律依服制定罪的条文办理，两条例文本来并不相悖，应当令该巡抚就此把何玩月儿依律具题。

嘉庆十三年说帖，成案录后：嘉庆二十二年奉天巡抚上题：吴兴戳伤他妻子王氏致死一案。此案吴兴因妻子傅氏没有儿子，凭媒人聘娶王氏为妻，王氏与王正通奸，该犯事后纵容，后来该犯因向王正索要柴米资助未能如愿，令王氏拒绝，王氏不听从反而顶撞辱骂，该犯顿起杀心，用刀把王氏戳伤致死。查明王氏是吴兴后娶的妻子，如有犯罪行为应当仍按服制定罪，将吴兴按平常纵容通奸后又因索诈未遂杀死奸妇的情形，仍依殴妻致死律定罪，丈夫殴妻致死，故意杀死也是绞刑，依律拟判绞监候，奸夫王正仍依纵奸律拟判杖打九十，等因结案。

两房各自娶妻，后娶之妻作妾论：山东巡抚咨文：独生子承祧两房，两房各自娶妻，后娶之妻若有犯罪行为，应当如何办理，请示部里批覆一案。查律文规定：已有妻子又娶妻的，杖打九十，后娶的妻子离异归宗。又例文规定：嫁娶违律应当离异的，与其丈夫及丈夫亲属有犯罪行为的，如果是先通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明知情形而买休，即使有媒人婚书，都依平常人论罪。如果只是同姓以及尊卑良贱通婚，或服丧期间嫁娶，或已有妻子又另娶，或把妻子嫁卖给他人娶用的，果真是不知情、确实是明媒正娶的，即使依律应当离异，有犯罪行为的仍按服制定罪，等等。又查礼部于嘉庆十九年，据河南学政咨文：宝丰县附生余万全的父亲余笃生承继两房各自娶妻，长房是他初娶张氏，续娶王氏，生下儿子万全。二房是他初娶雷氏，没有生育，纳妾杜氏，生下儿子万德，各自承继其宗嗣。因雷氏病故，万德以嫡母身份服丧，万全应当如何称呼名分、如何依礼服丧等因咨请部里指示。经礼部认为余笃生在长房已经娶了嫡妻张氏，续娶的王氏，只应当算作纳妾，不应当算作娶妻，雷氏的名分称呼已经混淆在嫡庶之间，雷氏已经去世，丧服怎能滥列入斩衰齐衰之列?万德作为二房承祀，既然已经呈报丁忧，还可以比照慈母的服例服丧三年，万全不必服丧。至于余笃生两个妻子并娶，嫡庶混淆，属于错误做法，但已经去世，应当不必再议，等因咨覆在案。查"已有妻子又娶妻，与其丈夫及丈夫亲属有犯罪行为，仍按服制定罪"的条例，是指丈夫并未承祧两房、后娶之妻依律应当离异的情形而言。如果是承祧两房各自娶妻，企图生孙延续宗嗣，这是愚民不懂得嫡庶礼法，与已有妻子又另娶

译的情形不同。只应当区分先后而端正名分，不便依律以离异的条文处理。参照礼部议覆河南省余笃生一案，那么后娶的妇人应当算作妾是很明显的。既然按妾论处，如果与丈夫及丈夫亲属有犯罪行为，自然应当以妾的身份论罪。此案彭高氏为丈夫的侄子彭文汉聘娶郑氏为妻，企图让郑氏生子承祧。查明彭文汉先前经他父亲彭自立为他娶妻郑氏，等到郑氏去世后续娶王氏，说明彭文汉已经有嫡妻，彭高氏后来娶的郑氏虽然是因彭文汉承祧两房、企图生孙延续宗嗣的用意，并非可以比作已有妻子又另娶的情形，不便判定离异。而一个丈夫只应当有一个正妻，绝没有两个妇人并称为妻的道理，自然应当照礼部所议，把后娶的妇人作为妾论处。该司拘泥于"已有妻子又另娶"，仍按服制定罪，把彭自立按杀死子妇律定罪，似乎不妥当。至于该司所说彭文汉的嫡妻郑氏之子与后娶的郑氏如果有犯罪行为，能否比照八母中的慈母、养母来办理这一点。查郑氏如果能算作彭文汉的妻子，才可以算作她儿子的母亲。如今郑氏既然被列为妾，与先娶的郑氏就有了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对父亲的妾有犯罪行为，律文有明文规定，怎能比照慈母来办理呢?此外，与家长正妻及亲属有犯罪行为的，都有律例可以遵循办理，自然不会有矛盾。又该司所说嫁作次妻的女子，主婚都是由父母做主，本来不是女子自愿，如果一律依律判定离异，是因为父母主婚的失误，却使这个女子不能从一而终，情理上实在可怜这一点。查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护怜惜自己女儿的，在明知对方已有妻子却仍然许配的，这种事情很少见。至于承祧两房的人，愚民大多误以为两房所娶都算嫡妻，所以才把女儿许配给他，议定礼法首先要端正名分，不便让嫡庶混淆，而王法本来就是顺应人情的，原本不必判令离异，如有犯罪行为应当以妾论处，情理和法律都能兼顾得当。所有彭自立一案，应当就照礼部议覆河南学政的案例，依殴死子妾律论罪。

道光三年说帖：殴伤患有不孝行为、有确凿证据的妻子，因风感染身亡，直隶总督上题：冯鼠戳伤他妻子易氏致死一案。查例文规定：斗殴的案子，原来殴打的是当时的致命部位，但伤势较轻，因风感染在十日以外身死的，请求改判流刑，等等。丈夫殴打妻子因风感染身死的，自然应当一体请求减为流刑。至于殴死妻子拟判绞刑、在秋审时可矜恤的犯人，如果死者是有确凿证据的不孝之妻，按定例照免死减等人犯，再减一等。这样说来，殴死有确凿证据的不孝妻子而拟判绞监候的，尚且能减等拟判徒刑。那么殴伤有确凿证据的不孝妻子，因风感染身死，而本罪已经能够免死减等的，也应当再减一等。如果仍照本例拟判流刑，那么反而不如拟判绞监候的人还能得到从轻处理，揣度情理似乎不够公平。虽然随案减等与秋审可矜减等略有不符，但殴死不孝有据之妻这一点是相同的。此案冯鼠因妻子易氏不肯为他母亲冯李氏煎药，一时气愤把易氏的顶心戳伤致命，伤深只有二分，并没有伤到骨头，已经结痂。后来易氏把伤痂抓落，导致伤口进风溃烂，过了十二天后身亡。该省将冯鼠依"原殴致命处伤势轻微、十日之外因风身死"的条例请求减判流刑，并就是否可以照秋审可矜的条例，在免死减等的罪上再减一等一事，听候部里议定。查明易氏不为病中的婆婆煎药，属于不孝，检阅原题内容，据邻居证人冯立堂、

译死者父亲易万杰以及婆婆冯李氏等人的供词证明属实，死者是有确凿证据的不孝之妻，即使该犯依律拟判绞监候，秋审可矜条例也可以减二等拟判徒刑。如今该犯本罪已经应当减等拟判流刑，自然应当再减一等，拟判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以此彰显情理与法律的公平。

道光四年说帖：殴伤妻子在余限内因风感染身死，四川总督咨文：林文幅殴伤他妻子赖氏，在正限之外、余限之内因风感染身死。查明殴妻致死与平常人斗杀拟判绞刑相同，应当依"平常人斗殴用他物伤人、在正限外余限内因风感染身死"的条例拟判徒刑。

嘉庆二十五年案例：丈夫谋杀妻子，伤而未死，直隶总督咨文：高洪良因与杨黄氏通奸，谋划勒死自己妻子，伤而未死。查明妻子对于丈夫，她的名分与子孙对于祖父母、父母同样重要，应当比照尊长谋杀卑幼、依故杀之法、伤而未死减一等的律条，依丈夫殴妻致死、故意杀死也是绞刑的律条上再减一等，拟判满流。该犯与妻子恩义已经断绝，而且审明他妻子情愿离异，应当不准许收赎。

道光元年案例：向童养的妻子图谋奸淫、抠破阴户致死，陕西司查明：律文规定：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死的也是绞刑，等等。此案先前该巡抚上报，焦灵娃趁着酒醉，向童养尚未成婚的妻子张氏图谋奸淫，张氏不肯，该犯用手抠她的阴户，张氏往前挣扎，没想到该犯酒后手指用力过猛，导致把张氏的阴户拉穿通到肛门，张氏倒地流血不止，气息渐渐微弱，快要昏死过去。该犯心里慌乱，担心张氏身死，害怕获罪，起意假装上吊来掩饰罪行。于是拿捆柴的皮条挽成活套，把张氏挂在房顶的横木上，装作是她自缢身亡。该巡抚将焦灵娃依丈夫殴妻致死律拟判绞刑，等因具题。臣等认为焦灵娃既然已经把张氏的阴户拉穿通到肛门，如果真是无心造成的伤害，当张氏昏迷的时候，自然应当赶紧设法救治，怎么会去装作自缢来加速她的死亡呢?况且咽喉的勒痕只有深入一分，颜色只是紫红，说明她被勒的时候，气息还没有断绝，难保不是因为图谋奸淫未能得逞而恼羞成怒下狠手拉扯，然后假装自缢来立即结果她的性命。驳回该巡抚重新审讯查明确切情形、妥善拟判。此后据该巡抚上疏称，审明该犯焦灵娃确实是因为图谋奸淫，用手指抠张氏的阴户，希望她顺从，没想到张氏往前挣扎，该犯用力过猛，导致把她的阴户拉穿通到肛门，张氏昏迷倒地。该犯一时心慌不知所措，无法救治，料想她伤重必死，害怕获罪而假装上吊，并没有逞凶起衅的别的情节。只是勒痕深入一分，颜色只是紫红，说明张氏昏迷的时候，虽然明知必死，但气息终究还没有断绝，这就与故意致死妻子性命没有两样。将该犯照故杀妻律拟判绞刑，等因具题。臣等查明，故杀的案子，必须查明当时是否有意致人于死，才可以依律定罪，不能凭无心致死的供词而定为故杀之罪。如今焦灵娃拉死他的妻子，假装自缢，先前该巡抚把该犯依殴妻致死律拟判绞刑，经臣部认为他拉伤后又假装自缢，伤痕深重，难保不是有心致死，驳回令其重新审讯定罪。如今该巡抚既然已经审明该犯确实是因为害怕获罪而假装上吊，并没有别的情节，又把该犯改依故杀妻律拟判绞刑，这是凭无心致死的供词而定为故杀之罪，罪名虽然没有出入，但供词与审断实在不相符，臣部不便草率照准，应当令该巡抚再次提审该犯，查明是否有心致死，详细审

译核案情，依律妥善拟判具题，到时再议。

道光十二年说帖：挟私嫌污蔑儿媳，致使她被丈夫殴死，陕西司：此案刘汉义殴伤他妻子张氏致死，应当如所题，刘汉义应当依丈夫殴妻致死律拟判绞监候。该总督上疏称，贾廷杰因酗酒胡乱吵闹，挟私刘栋喝止阻拦的嫌隙，起意捏造他儿媳张氏与张九如有奸情，编造歌谣，在戏场上歌唱污蔑，以致张氏被丈夫责打管教殴伤致死。这与被诬陷的人愤激自杀的情形有所不同。例文中没有专门治罪的条文，自然应当比照相近条例定罪拟判。贾廷杰应当比照"捏造奸情赃物款迹、编造歌谣、挟仇污蔑，致被诬陷的人愤激自尽"、照诬告致死拟判绞刑的条例上减一等，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等语。此案贾廷杰因为酗酒被刘栋喝止阻拦，就挟私捏造他儿媳张氏与张九如有奸情，编造歌谣，当众歌唱污蔑，以致张氏被丈夫责打管教殴伤而死。虽然张氏之死是由于她丈夫的殴打责罚，但殴死的根由，终究是因该犯挟私污蔑所致。而且因该犯捏造的一句谎言，导致人家夫妇一死一抵命，情节尤其可恶，况且用奸情赃物之事玷污他人名节，按例已经应当拟判充军，而污蔑致死人命的案子，怎能定罪反而更轻。该总督将贾廷杰比照"捏造奸情赃物款迹、编造歌谣、挟仇污蔑，致被诬陷之人愤激自尽"的条例，减等拟判流刑，实在是轻纵，应当令其详细核查例文含义，重新妥善拟判具题。

道光九年说帖：起因于管教，似乎与后两个案子稍有不同。误信奸徒捏造奸情而杀死无辜的妻子，四川总督上题：刘正鼎因杨芳会诬指他妻子王氏与刘德祥通奸，戳死王氏，把污蔑酿成命案的杨芳会以及愤激杀妻的本夫刘正鼎一概拟判绞监候一案。查明杨芳会因为怀恨王氏不肯借钱给他的嫌隙，就向她丈夫刘正鼎捏造奸情，企图泄愤，以致王氏无辜被杀，比起因被诬陷而自杀的情形，其情节尤其惨烈，拟判绞刑抵命，确实妥当。至于刘正鼎一听说他妻子与刘德祥通奸的话，当即前去寻找刘德祥没有找到，随即向王氏查问，她不承认，该犯用刀砍伤王氏的胳膊、肩胛，又因王氏拉住他拼命，一时愤激连戳致死，说明刘正鼎杀死他的妻子，确实是因为误信了奸情、出于义愤，而王氏之死，终究是因杨芳会污蔑所致。既然已经把罪责归于起因之人，判杨芳会以污蔑致死之罪，又把愤激杀妻的刘正鼎与寻常故意杀妻的人一样拟判绞监候，不仅情节较轻而判罚过重，而且是一命抵两命，实在与律义不符。只是例文中并没有专门规定应当从轻减等的条文，而王氏终究没有犯奸，又不便把刘正鼎径直照"得知奸情后杀死奸妇"的条例拟判徒刑，详查各司也没有办过这类成案。臣等仔细斟酌，刘正鼎一犯似乎应当在故杀妻子绞刑的罪名上减一等，拟判满流，这样就不至于一命抵两命，情理与法律也比较公平。奉谕：权衡情理定罪，拟判满流还觉得过重，命令再查徒刑。

译罪例援引酌定等，遵旨再详加参核：王氏虽然并未犯奸，但刘正鼎杀妻实因听信诬告奸情所致，律例中只有"本夫闻奸数日后杀死奸妇拟徒"一条似可援引比附。但王氏之死是由于杨芳会诬捏奸情所致，如今若将本夫刘正鼎照杀奸律定罪，这又是给该氏加上了奸妇的名声，于情理上似有不妥。臣等悉心商酌，应将刘正鼎在杀妻绞罪之上酌量减刑改判流刑，仍援引赦免累减改判为满徒。乾隆五十五年说帖3641

译被人怂恿逼迫妻子卖淫，将妻子殴打致死，提督咨送案：丁十听从陈王氏的怂恿，屡次逼迫妻子得氏卖淫，夫妻情义已经断绝，又因得氏不从，加以殴打折磨，以致因伤身死，将丁十按照常人斗殴杀人律判处绞监候。陈王氏与丁十商量，劝说得氏卖淫，捏造得氏与胡二父子通奸，企图借此要挟控制，应按照以奸情赃物污人名节的条例判处充军，实发驻防为奴。得氏年方十七，被逼迫卖淫而不从，坚守节操，遭到毒打以致身亡，贞节可嘉，附带请求予以旌表。

嘉庆二十五年湖广司现审案：怀疑妻子并非处女，逼其承认乱伦而休弃妻子，提督咨送：德常太因娶妻哲尔德氏，见其原本红色（落红）颜色淡，怀疑其非处女，逼令承认与兄妹通奸，又用刀扎妻兄英林，逼吓其承认通奸，将妻子休回。如果英林确实与胞妹哲尔德氏通奸，二人都应判处斩立决，只是这属未经查实之事。被告发到官府，不便以诬告罪论处；若照以奸情赃物污人名节的律例来究办，终究是因怀疑而挑起事端，应将德常太按照以奸情赃物污人名节判处充军的条例上减一等，判处徒刑。

道光三年湖广司现审案：捏造妻子与人通奸进行讹诈，致使妻子自尽，陕西巡抚题奏：薛述海因向无服族兄薛述印讹索银两未遂，起意诬陷其通奸，将薛述印与其妻周氏一并捆绑，致使周氏气愤自尽。该犯污蔑人妻，与污蔑平常人不同，应照捏造奸情污蔑他人致被诬之人自尽律，比照绞刑量减一等，判处流刑。

道光二年案：丈夫殴死妻子，狡辩不认，妻尸两次遭开棺检验。东抚奏：丁锡绶殴伤其妻张氏，在保辜期限之外身死一案。此案丁锡绶用木棒殴伤其妻张氏致死，已在保辜他物伤正限、余限之外，按本殴伤法应予不予追究。但他身为官员，竟在醉酒之后屡次殴打责罚妻子，实属任性乖张。等到妻子受伤身死，尸亲告到官府时，他狡辩不肯吐露实情，以致妻尸两次遭到开棺检验。查开棺检验尸身，其洗剔清理之惨状，比毁坏尸体尤为严重，应比照残毁死尸自尽科断。丈夫对于妻子服属期亲，依照常人残毁死尸满流罪之上，按服制递减四等，罪应判杖七十、徒一年半。如今该巡抚仅将该员革职，实不足以彰显公平适当。丁锡绶应比照毁坏卑幼死尸律，按期亲减四等，判处杖七十、徒一年半。

嘉庆十六年说帖：迫于婆婆之命，帮同按住而致丈夫成笃疾，直隶总督咨送：史卢氏因义子史幅贵屡次偷窃家中衣物，并偷取寺庙内木头，斥责他却不服气，还顶撞她，她一时气忿难忍，起意将其两眼揉瞎，逼令儿媳史王氏帮同将他按住。应以史卢氏为主犯，将史卢氏依照非理殴打过继养子致成笃疾律，判处杖九十，收赎。史王氏听从命令帮同按住，导致史幅贵不能动弹，被史卢氏揉瞎双眼，她是迫于婆婆之命而勉强下手，应照为从犯、妻子殴打丈夫致成笃疾应绞之罪上减一等，判处流刑，收赎。

嘉庆二十年案：被丈夫逼迫卖淫，拒奸而误杀丈夫性命，福建司查律文规定：「妻子殴打丈夫致死者判斩立决」等语。此案林王氏因何景星向她调戏欲奸，气忿之下拾柴投掷殴打何景星，何景星闪避，不料她丈夫林阿梅恰巧走到，被误掷击中左额角等处，因而身亡。名分攸关，本应依律定罪，应如该镇道等所奏，林王氏依照妻子殴死丈夫者斩立决

译律，判处斩立决。但查以往妻子误杀丈夫的案件，本部一向都是依律判处斩立决，然后奏请皇上改为斩监候。此案该氏用柴投掷殴打何景星，误伤其夫林阿梅致死，事出意外，并非有心冒犯，理应酌情从宽。况且林阿梅贪图钱财，毫无廉耻，竟想让该氏与何景星通奸，夫妻情义已经断绝。该氏坚守正节，不肯受污，用柴投向图谋奸淫她的罪人何景星，欲将其打死，不料误伤林阿梅致其身亡，比起一般与人斗殴而误杀丈夫性命的案件，情节尤其值得怜悯。条例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治罪办法，但衡情酌理，林王氏与林阿梅夫妻情义既已断绝，是否可以照一般因斗殴而误杀旁人的律例，判处绞监候，秋审时缓决一次之后，再予减等，恭候皇上裁定。至于何景星因图谋奸淫林王氏而致使该氏误杀丈夫，这是一命抵一命，害人一死，如果仅按棍徒律判处充军，还嫌太轻纵，应改发新疆为奴，以示惩戒警诫。

道光十二年说帖：被丈夫屡次殴打逼迫卖淫，将丈夫殴死，贵州司查律文规定：「妻子殴打丈夫致死者判斩」等语。此案王阿菊因其夫罗小么贫苦难以度日，让该氏卖淫，该氏不肯答应，罗小么便时常打骂她，她无奈才答应，罗小么就让安阿二与她通奸留宿。后来罗小么与安阿二因钱财争吵，将安阿二赶走，罗小么因没有吃食用度，又想另找奸夫，再次令该氏卖淫，该氏不答应，罗小么辱骂她，她出言顶撞，罗小么拿起棍棒扑打她，该氏怕被打伤，顺手拿起装有滚水的沙锅泼去，想让他退避，不料泼伤罗小么的胸膛等处，致其身亡。该巡抚将该氏依律判处斩立决，并声明该氏是因丈夫又逼她卖淫，她不肯，二人争执殴打而致其死，比起谋杀纵容自己的丈夫来罪行较轻，可否酌情减等等语。臣等审核此情节，认为死者逼迫妻子卖淫，无耻至极，该氏被殴打后用滚水泼吓，正好泼伤致其身死，尚非无故行凶冒犯，但死者是她的丈夫，名分攸关，仍应按律定罪，应如该巡抚所题，王阿菊依照妻子殴打丈夫致死者判斩律，判处斩立决。

道光九年说帖：杀死不孝的丈夫，斩立决改为监候，广东巡抚题奏：姚氏致伤其夫范日清身死一案。缘由范日清买了三块豆腐干放在家中，随后到邻村饮酒。当天下午，范日清的父亲范彩荣缺少饭菜，让儿媳姚氏煮食（豆腐干）。傍晚范日清回家取豆腐干，姚氏回答说已经为公公煮了，范日清说想拿来下酒，怒骂姚氏假献殷勤，追赶殴打她，因醉酒失足跌倒，被桌角碰伤左眉，随即站起来用拳头打伤姚氏左眼眶，又拾起扁担打伤姚氏左肩甲。姚氏想逃走躲避，范日清举起扁担又向她打去，姚氏情急之下随手用擂茶木槌一举格挡，击中范日清额颅，他倒地又跌伤左臀，因而毙命。将姚氏拟处斩立决具题上奏。刑部审查认为，范日清因妻子将豆腐干为其父煮食，反而迁怒于妻子叫骂追打，姚氏被他连续殴打，情急之下用木槌回格，导致其死亡，虽与无故冒犯不同，但名分攸关，仍应按律拟处斩立决等语。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旨：姚氏格挡打伤其夫范日清致其身死，刑部因名分攸关，将姚氏拟处斩决，固然是按律定拟，但细阅案情，范日清买了豆腐干放在家中，前往邻村饮酒，恰逢其父缺少饭菜，由其妻姚氏为公公煮食，范日清回家询问得知后，怒骂姚氏假献殷勤，于是拾起扁担殴打她，可见范日清

译不顾养父，反而因此责骂妻子，已经犯了不孝之罪。姚氏本无不当之处，因其夫连续殴打，情急之下随手用擂茶木槌一举格挡，致使范日清倒地跌伤而亡，与无故冒犯的情形不同，而范日清之死是自作自受，姚氏着从宽改判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

通行本内规定：妻子殴死丈夫、情节较轻的案件，只须在奏疏内声明。贵州巡抚题奏冉符氏殴伤其夫冉章元致死一案。查妻子殴死丈夫、情节较轻的案件，向来仍照本律判处斩立决，其中情节确实值得怜悯的，只在奏稿末尾声明并非有心冒犯之处。查上年七月浙江省题奏邢叶氏殴死其夫邢招仁一案，审核其情节尚非有心冒犯，本部已在奏稿末尾声明具题，奉旨交九卿定拟具奏，钦此。当时经过会议具题，奉旨将该氏改为斩监候，题准在案。此案冉符氏之夫冉章元佃种族人冉庚山地，后来冉庚向冉符氏调戏，冉符氏不依，叫骂起来，并告知冉章元，冉章元当即想要告官究办，冉庚请求免究，出钱赔礼。冉章元得钱后就此作罢，冉庚随后又想自己耕种那块山地，想让冉章元退佃，冉章元便让冉符氏借调戏一事到冉庚家吵闹拼命，以此要挟，仍旧得以佃种那块山地。冉符氏认为调戏她的事情已经以对方出钱赔礼了结，此事关乎颜面，不肯前往，冉章元斥骂她，拾起锄头向她打去，冉符氏将锄头夺过来，冉章元又拾起柴块打伤她的右臂膊，冉符氏被打情急之下，用锄背格挡，打伤冉章元右腮颊，致其身死。查冉符氏先被丈夫用锄头打，该氏将锄头夺过，又被拾柴打伤，该氏被打情急之下格挡而致其死亡，审核情节尚非有心冒犯，与邢叶氏一案情节相同，也应在奏稿末尾声明并非有心冒犯字样，以求处理一致。

道光二年说帖：回击致死图谋奸淫童养媳的丈夫，盛京刑部题奏：王高氏因其夫王某屡次向童养媳小英图谋奸淫，被该氏阻止斥责，后来王某又向小英剥拉贴身衣裤，小英喊叫，该氏听闻上前拉阻，被王某拾棒殴打，该氏将棒夺过，王某用头向她撞去，她连续打了几下，致伤王某囟门等处，因而身亡。将王高氏拟处斩立决，声明可以原谅的情节，九卿议奏改为斩监候。

嘉庆二十三年奉天司案：因丈夫求欢，伸腿用力过猛，误杀丈夫性命，东抚题奏：李二泮与妻子李王氏一向和睦，这天晚上李二泮出外闲逛，李王氏因困乏，又因右膝下患疮疼痛，先将房门虚掩，和衣横卧，随即熟睡。二更时分李二泮进房，屋内没有灯光，走到炕前，用手摸李王氏下体，李王氏在睡梦中猛然惊醒，怀疑是别人，用脚踢伤了李二泮的小腹，一面喝问，李二泮答应了，并拉她的两条腿求欢，李王氏因被拉扯，疮处疼痛难忍，两脚猛然伸直，误踢伤李二泮小腹，他倒地身亡。将李王氏拟处斩立决，声明情节，九卿议奏改为斩监候。

嘉庆二十五年案：逼死及殴死妻妾奴婢共七条人命，江苏巡抚题奏：裴秉若先后娶妻五人，元配陈氏，继妻张氏、卢氏、汪氏、汪氏。乾隆八年，裴秉若将陈氏骂逼上吊自尽。九年，将张氏用刀伤了嘴唇，她自行跳水淹死。十三年，卢氏因与该犯不和，上吊自尽。只有第四位继妻汪氏病故，第五位继妻汪氏现在还活着，但也曾被殴打。该犯先后娶妾四人：李氏、王氏、黎氏、顾氏。十五年因李氏不善持家，用

译鞭棍打伤，过了一日身死，用芦席卷裹，让工人赵有庆、家人裴咸抬去埋在乱葬岗内。十六年将王氏殴打后，她逃回娘家。二十五年因黎氏做菜不好，先用鞭棍殴打，后来用烧红的火叉烙烫她的下体，致其身死，让裴晚、裴崇把她抬埋在屋后地里。只有顾氏尚存活。该犯平日常因顾氏房事不能遂其欲望，就在酒后用小刀割她背上的肉，每年三两次，习以为常。十八年冬天，因顾氏做菜不好，用刀割她的右耳轮，又因不听说话，用刀割她背上的肉，炙烤下酒，又用火叉烙烫她的手腕。二十五年该犯从城中回来，叫顾氏一同就寝，怪她来迟，该犯用绳子绷开顾氏的手脚，用烧红的火叉烙她的下体，婢女曾氏拉劝，也被烙伤腮颊。查验顾氏、曾氏各处伤痕都相符。另外该犯于二十六年正月内打死使女婢子，二月内又打死仆人随子，都用蒲包装裹，让裴晚、裴崇抬埋在乱葬坑内，以致尸首无存，无法检验。以上种种情节，是因为该犯住宅深邃，家人无事不得擅自进入，邻居等居住地较远，听闻不详细，不敢轻易上报，后经府县访查获得线索才抓获罪犯。审讯后，将裴秉若比照杀死缌麻、小功服卑幼一家非死罪二人的条例判处绞立决具题上奏。查裴秉若淫乱凶恶残忍，全然不顾法纪，将妻妾仆婢肆意殴打逼迫，先后致死七条人命，更对其妾顾氏用刀割火烙，年年如此，甚至割她的背肉炙烤下酒，用非刑虐待，尤其惨毒。这种残暴之徒，淫乱凶恶不法，实在超出常理之外，仅判处绞刑，实在觉得法轻情重。如果驳回令其改判，又难免拖延时日，反而使凶徒借此苟延残喘，应将裴秉若改照光棍例判处斩立决，迅速正法，以快人心而昭示炯戒。赵有庆等都是工仆听从主人命令抬埋尸体，均应免于追究。

乾隆二十七年题准案：杀死妻父，情节近似谋杀，驳回令其严加审理，吉林将军咨送：吴起发砍死妻父张俊一案。查律文规定：「殴打妻子的父母致死者判斩监候。」又规定：「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经杀死的都判斩」等语。此案吴起发因聘定张俊之女张氏为妻，就在妻父母家与张氏成婚同居，后来见妻父家来往人员复杂，妻子举止轻佻，便搬出另住。张氏因搬出后回娘家不便，渐渐与丈夫不和，张俊也时常接女儿回家居住。后来张俊又接女儿回家帮忙做活，约定日期送回却逾期未送。吴起发因妻子未回，就到张俊家去叫唤妻子，张氏不肯立即回去，张俊夫妇又帮着女儿与他口角，吴起发因为回家路远，便在张俊家住宿。他想起妻父张俊等屡次接留妻子住在娘家，必定另有隐情，便起意用刀向妻父等人吓砍，让他们有所警惕，把女儿送回，以后不再唤接，他就可以安静过日子。吴起发听着张俊等人都已睡熟，就从炕上下来拿起菜刀，走到张俊头前，故意发出咳嗽声，张俊没有察觉。吴起发就用刀朝他肩甲砍去，不料心急失手，砍伤了张俊的咽喉。张俊之妻张李氏惊醒起来喊叫，吴起发又吓砍张李氏左腮颊、左胳膊，并砍伤自己妻子张氏的左胳膊。张俊随即身死，张李氏等人的伤都已痊愈。该将军将吴起发依照殴打妻父致死者的律例判处斩监候等语。查吴起发起初与妻父张俊同住，后来因为他家来往人员复杂，妻子举止轻佻，才搬出另住。张俊又将女儿接回，该犯前去接却不被允许，与之口角，因为回家路远，就在他家住宿。

译他想起张俊屡次留妻子住在娘家，必定另有隐情，便起意用刀向妻父等人吓砍，让他们有所警惕，随即拿刀砍伤张俊咽喉致死，并将岳母张李氏及自己妻子都砍伤了。详细审核案情，该犯是因为去接妻子，妻父张俊不让她一同回去，才起了口角，何不次日再理论，却在深夜趁他们睡熟，用刀砍向咽喉要害，立刻致命。如果说是无心致死，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而该将军因为该犯供称先咳嗽了一声，张俊并未惊醒，随后该犯朝张俊肩上砍去，没想到失手砍在他咽喉上等供词，就仓促以无心致死定案。该将军以该犯砍杀张俊之前先发出咳嗽声，似乎不是谋杀，但怎知不是该犯担心张俊尚未睡熟，故意咳嗽以窥探他的动静，再行下手呢？不然为何会在暗中吓砍，一下手就砍中咽喉要害，谋杀的迹象更加明显。其中是否还有别的隐情，正应该严加追究，不应任由罪犯狡辩，把蓄意谋杀的案件，草率地以无心斗杀的条例定罪，情节既然自相矛盾，罪名也事关重大，应请驳回令其再次覆审，以求水落石出。

道光七年奉天司说帖：因妻母将妻子改嫁，故意杀死妻母，广西巡抚题奏：叶茂因妻母吴廖氏将其妻子改嫁，故意杀死吴廖氏，并误杀周亚大一案。此案叶茂娶吴廖氏的女儿吴氏为妻，后来该犯随侍父母回原籍，妻子吴氏寄住在娘家，吴廖氏夫妻因家贫难以维持生计，商量将吴氏私下改嫁给周木正做女婿，生下儿子周亚大。后来该犯得知此事，前往争闹，顺手用禾枪戳伤妻父吴松光的右腿。吴廖氏抱着周亚大，带着吴氏逃跑，该犯持枪追赶，戳伤吴廖氏的手肘手腕，吴廖氏跌倒，怀中抱着的幼孩周亚大滚落溪中淹死。吴廖氏爬起来拼命反抗，该犯气忿之下顿起杀心，用枪连续戳刺吴廖氏的右腿等处，致其死亡。查吴廖氏趁女婿回原籍之机，就与丈夫商量把女儿吴氏另嫁给周木正为妻，实属恩义已绝，应当以平常人对待。吴廖氏与丈夫吴松光将女儿改嫁，依律有应得之罪，该犯将吴廖氏杀死，就属于擅自杀死罪人，擅杀罪名兼包括谋杀故杀，仍应按斗杀论处。该犯因戳打导致吴廖氏跌倒，使其怀抱的幼孩周亚大滚落溪中淹死，也只应依照因斗殴而误杀旁人律，判处绞监候。该省将该犯叶茂依照故杀律判处，似乎不够妥当，应请交司驳回令其另行判决。

道光四年说帖：因妻母教唆妻子卖淫，将妻母杀死，直隶总督题奏：赵帼义因妻母马毕氏教唆其妻赵马氏卖淫，将马毕氏扎伤致死一案。此案已死的马毕氏趁女婿赵帼义外出，教唆女儿赵马氏卖淫，后来赵帼义回家查出奸情，将妻子殴打责罚。马毕氏得知后，趁机将赵马氏接回，让她又与奸夫奸宿，并且携刀揪住赵帼义，逼他写下休书。恩义既已断绝，应以平常人论处。查马毕氏教唆赵马氏卖淫，又持刀行凶，实属罪人，赵帼义夺刀将她扎伤致死，本应依照擅杀罪人律科断。该总督将该犯依斗杀律判处绞刑，终究不够妥当，应请将赵帼义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杀，以斗杀论」律，判处绞监候。

嘉庆二十年说帖：因妻母纵容妻子改嫁，将妻母烧死，山东司查律文规定：「殴打妻子的父母致死者判斩监候」等语。至于殴死妻母而与服制有关的案件，如妻母纵容女儿犯奸，或主婚让女儿改嫁，确实有恩义断绝的情状，应以平常人斗殴论处。若无上述情事，仍应依服制本罪科断。此案李小生

译因父亲在别县做工，前往探望，临行时以回家日期不定的话向妻子李孙氏嘱咐。李孙氏因丈夫不能照顾她，想自寻生路，后来赶集时途中遇到母亲孙李氏和邻居刘彬，把前情诉说了一遍。孙李氏就央求刘彬替女儿找工作，刘彬说与其做工不如改嫁，孙李氏没有回答，刘彬自己先走开了。李孙氏又向母亲商量，孙李氏以自己无力照顾女儿、任凭女儿自主的话回答后便散去了。后来刘彬起意拐卖，找李大观商量得到同意，用改嫁的话诱骗李孙氏。李孙氏想起母亲让她自主，也就答应了，刘彬便将李孙氏连同儿子李小显卖给刘景玉做妻子。李小生回家不见妻儿，听说是孙李氏托人领走的，怀疑孙李氏将妻子嫁卖，向她查问，她不承认，就带着孙李氏出外寻找，没有找到，走到空地又追问，孙李氏仍不承认，李小生气忿之下起意羞辱她，就把孙李氏按倒，用绳子将她两手反绑在背后，用火煤烧伤她的右胯等处，过了十四天她因此身亡。该省将李小生依照殴死妻母律判处斩监候，孙李氏则依照父母教唆子孙犯奸、事后因发觉被人殴死、将犯奸子孙判流的条例从重实发驻防为奴，不准收赎等语具题上奏。查已死的孙李氏，如果仅仅是央求刘彬代女儿找工作，并未让她改嫁，这与实际嫁卖女儿、恩义已断绝的情形不同，该犯李小生将该氏烧伤致死，本应仍按服制定罪。但详细审核案情，当孙李氏央求刘彬代女儿找工作时，刘彬说与其做工不如改嫁，孙李氏若非已经心里同意，为何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后来李孙氏向母亲孙李氏商量，为何孙李氏就回答说任凭她自主？究竟李孙氏是向母亲商量找工作，还是商量改嫁，孙李氏所说的任凭她自主，是让她自行改嫁，还是只让她自行找工作，该省没有详细审讯说明。后来刘彬起意拐卖，用改嫁诱骗李孙氏，李孙氏想起母亲让她自主的话，就答应嫁卖。如果不是孙李氏母女先前已经商定同意改嫁，刘彬又怎敢随后就贸然诱嫁呢？再说该犯李小生供称，听说孙李氏托人把妻子领走，怀疑她被嫁卖，可见该犯所听闻的自有确凿依据，他的怀疑并非无缘无故。如果孙李氏确实商同女儿改嫁，那与该犯本来就恩义已断绝，应以平常人论处，该犯就应依照擅杀罪人律，判处绞监候。至于李孙氏被诱骗改嫁，并非本人犯下邪淫之罪，如果审讯明确她确实是听从母亲的话，那么她自有被诱拐卖的专门条例，也不便草率照父母教唆子孙犯奸而被人殴死的条例，判以实发驻防，这样就与定例不相符合。驳回令其严加审讯确切情节，妥善判决。后来经该省审理明确，李孙氏供称：刘彬向她说不如改嫁，她向孙李氏商量，孙李氏说无力照顾她，如果想改嫁可以自己作主，她便与孙李氏商定改嫁。她之前因为母亲死于非命，心中怨恨，所以没有把母亲商定改嫁的缘由供出来。供明当日刘彬向她母亲说与其做工不如改嫁，她母亲并未回答一事，与刘彬的供词也相符。孙李氏当时已经心里同意，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孙李氏商同将已嫁的女儿改嫁，实属有罪之人，与女婿李小生恩义已断绝，应以平常人论处。将李小生遵照驳回改依擅杀罪人律，判处绞监候等语，具题上呈到部，奉命交馆详细审核。查孙李氏当刘彬诱令她女儿改嫁时，该氏并未回答，原奏题内所说的已经心里同意之处，本不足

译以作为嫁卖的证据。现经该省覆审，李孙氏供明曾向母亲孙李氏商量改嫁，母亲便以无力照顾、若想改嫁可自行作主的话回答。审核这一情节，孙李氏在刘彬诱令女儿改嫁时，既不能以大义禁止阻拦在先，等到女儿向她商量改嫁时，又以自行作主的话怂恿在后，可见她是明知情况而商同已嫁的女儿改嫁，与女婿李小生恩义已断绝，实属罪人。该省将李小生遵照驳回改依擅杀罪人律定罪，情节罪名尚属妥当，似可照准。

嘉庆二十四年说帖：孙李氏改依被诱例判处徒刑，参照成案，妻父将妻子改嫁而被女婿殴死。陕西总督题奏：常二虎扎伤妻父李诚芳致死一案。查律文规定：「女婿与妻父母如果确有恩义断绝的情状，允许互相告发，各按平常人论处。」注文说：恩义断绝的情状，是指如女婿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女儿改嫁，或将女婿赶逐出外、另招新婿之类。此案常二虎因妻父李诚芳嫌他贫穷难以度日，将女儿李氏接回另嫁，代她写婚书，逼令该犯在婚书上按手印，该犯不答应，李诚芳用棍棒打他，该犯情急之下用刀扎伤了李诚芳，致其身死。查李诚芳逼迫女婿、将女儿改嫁，翁婿情义已经断绝，应依平常人论处。该犯常二虎将他扎伤致死，就属于擅杀有罪之人，核实与赵帼义、李小生等案情事相同，应依照擅杀罪科断。该省将该犯依斗杀律判处绞刑，罪名虽无出入，但引用律条终究不够妥当，应将常二虎改依「擅杀，以斗杀论」律，判处绞监候。

道光五年说帖：女婿与外人合谋杀害妻父，广东司查律文规定：「谋杀缌麻尊长者判斩立决」，这一律条只是就本宗和外姻两方面而言，如果是故意杀害外姻缌麻尊长，按律罪止判斩监候。此案已死的农第，是何所的妻父，服属外姻缌麻，何所起意将其谋害致死，企图嫁祸他人，本应按谋杀本律判处斩决。该巡抚将何所判处斩监候，属于错误，应予更正。其从犯加功之何里罗与农第是平常人关系，应以平常人论处，该巡抚照从而加功律判处绞监候，应予照准。

嘉庆十一年说帖：殴死未婚妻的母亲，陕西巡抚题奏：解法殴伤未婚妻母汪高氏致死一案。查妻亲服图内记载，为妻子父母服缌麻，是专指已经成婚而言，因为女子必须成为儿媳之后才为公婆服三年斩衰之丧，女婿也必须亲迎成婚之后才为妻子父母服三月缌麻之丧。未婚的媳妇对公婆尚且没有三年之服，那么未婚的女婿对妻父母也没有三月之丧。此案解法因聘定汪正海的女儿凤女为妻，定下婚期准备迎娶，汪正海因家贫索要额外聘礼，解法前往汪正海家，恰逢汪正海外出，就向他妻子高氏说之前已经送了财礼，不应再勒索要钱，高氏说没钱，明天就带女儿回原籍。解法担心她赖婚，想把凤女拉回去，高氏斥骂他，解法用棍棒打伤她的脑后，致其身死。该省认为律例中并没有殴死未婚妻母该如何治罪的明文规定，只是服图内记载女子在室及已经许配人家的，为父母服三年斩衰之丧，出嫁后则降为期年之服，对公婆才开始服三年之丧，那么女婿对妻子父母，如果尚未成婚，也不能照已成婚的情形而服缌麻之丧，将解法依照常人斗殴律判处绞监候，应请照准。

道光六年说帖：殴伤妻子的继母致死，东抚题奏：帅三爱扎伤妻子吴氏的继母吴黄氏致死一案。此案

译帅三爱因其母帅王氏与吴氏的伯母吴黄氏口角争闹，被吴黄氏用剪刀戳伤，帅王氏不甘心，上吊身亡。帅三爱痛心母亲死于非命，想要回击泄愤，携带刀子前往叫骂，吴氏的继母吴黄氏出来喝骂，帅三爱便与她争吵起来，吴黄氏扑上去打他，帅三爱用刀扎伤吴黄氏的左胯等处，致其死亡。查殴死妻母，律例应判斩监候，殴死妻子的继母致死，并没有明确规定该如何办理，只是查亲属相奸律的注文说：奸淫妻子的亲生母亲，比照与母亲的姊妹（通奸）论处。注文既然明确指明是妻子的亲生母亲，那么妻子的继母自然不能与亲生母亲同等看待。既然奸罪都有分别，那么殴杀之罪自然也难以同样判处斩监候。如今帅三爱扎死妻子的继母，该省将帅三爱仍依照常人斗杀律判处绞监候，也算是酌情妥当办理，似应照准。

嘉庆六年说帖：踢伤已改嫁的妻母，酌情减刑，提督咨送：薛明太将张赵氏误踢致伤。查张赵氏是薛明太之妻张氏的亲生母亲，即薛明太的妻母，但张赵氏已经改嫁，不便就照殴打妻子父母的本律科断，将薛明太依照「殴打妻子父母，判杖六十徒一年」的律条上量减一等，判处杖一百。

道光二年江苏司现审案：妻母与女婿都属无耻，不便以平常人论处，河南巡抚题奏：方黄氏谋毒女婿袁士发致死一案。查尊长谋杀、故杀卑幼的案件，必须是死者并无恩义断绝的情状，而尊长纯粹逞一时忿怒惨杀，实在没有尊卑亲属之情，才能以恩义已绝，比照平常人谋杀故杀论处。此案方黄氏是已死的袁士发的妻母，服属缌麻，袁士发先前让妻子方氏卖淫，该氏因希望能跟着过好日子，明知情况而纵容，并且帮同照应。后来袁士发因本地不能赚钱，想把妻子带到湖北去嫁卖，图谋多得身价钱。该氏担心自己无所依靠，心中忿恨着急，起意将他毒死。可见方氏卖淫本是死者先前指使的，该氏只是事后知情，与那些不知情就纵容女儿卖淫、进而谋毒女婿的妻母不同，两方都属无耻，不便单单认定该氏为恩义已绝，就此不再考虑尊卑名分。查考十三年山西省赵谳佐因贪财纵容孙女与外甥孙七小子通奸，后来因孙七小子命令他的孙女卖淫，他气忿之下将其故意杀死一案。查舅舅对于外甥，与妻母对于女婿，同属一样的尊卑名分，那一案中死者奸淫表侄女，与此案中死者纵容妻子卖淫相同，那一案是舅舅纵容后故意杀死犯奸的外甥，与此案妻母纵容女儿卖淫、进而谋杀起意让她卖淫的女婿，情罪也相同。赵谳佐一犯，仍是依照故杀外姻卑幼律判处绞监候，并未以平常人故杀论处。如今该巡抚将方黄氏照平常人谋杀律判处斩监候，实在不够妥当，应请驳回令其依律改判。

嘉庆二十年说帖：谋杀有病的女婿，没有恩义断绝的情状，不便以平常人论处，云南巡抚题奏：杜赵氏谋杀女婿杨埘一案。查律文规定：尊长谋杀卑幼，已经杀死的依照故杀法办理。又规定：本宗外姻尊长殴打卑幼致死者判绞监候，故杀也判绞……

译此案杜赵氏丈夫已死且没有儿子，靠女婿杨埘过日子。后来杨埘患了瘫痪病症，是由杜赵氏借贷来供养他。杨埘病中性情急躁，稍不如意，就辱骂该氏母女。该氏心怀怨恨。后来杨埘要吃午饭，因该氏做饭稍慢，杨埘就把碗摔碎，说等病好了一定把该氏赶出去。该氏愤恨之下起意要将杨埘害死，趁其女儿杜氏外出借贷之机，就用剩下的疮药拌入粥内，递给杨埘吃下，毒发身亡。该巡抚以杜赵氏挟嫌谋毒其女婿杨埘致死、恩义已绝为由，依照凡人谋杀造意律拟判斩监候等情具题上报。查考岳母杀女婿之案，如果确有放纵女儿通奸、因女婿碍眼而谋杀灭口，或图谋财利而杀婿改嫁女儿等情事，自然应当以恩义已绝、按照凡人之间的谋杀论罪。若没有上述情节，只是因挟嫌怀恨而起衅端，那么自有谋杀卑幼的专条,不能因为一经谋杀就等同凡人论处，以致尊长谋杀卑幼之律几乎成为多余的条文。如今该氏在其女婿患病之时，起初借贷供养，后来又服侍汤药，并无恩义断绝的情状，只是因其女婿忘恩负义、肆意辱骂，屡次出言不逊，加之担心他病好后自己会被赶出、无所依靠，这才起意谋毒，属于寻常的谋杀卑幼案件，自应仍按本律依故杀之法论罪，罪止于绞刑。可是该巡抚率意声称恩义已绝，径直依照凡人谋杀律拟判斩监候，实属错误，此案关系斩、绞出入，不便草率批复，应再加查核。查死者杨埘年仅十八岁，他娶妻，想必时日不久，如今检查供词揭报，有杨埘养活该氏多年的情节，编号6741。

译拟判徒罪，因双亲年老准予留养(89)被发遣的官员罪犯，双亲年老经奏明，准许留养(89)

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妇女犯罪，分别实际发配监禁的年限(90)妇女两次犯逼迫诱骗卖奸罪，酌量监禁(94)

徒流人犯又犯罪：第二次犯窃盗罪，从重拟判徒刑；脱逃后又再犯窃盗(94)逃脱的徒犯又犯窃盗，赃物未满贯的，不必刺字(95)只要是因窃盗被拟判徒罪后又再犯的，就应当拟判流罪(96)行窃拒捕拟判徒罪，与因窃盗拟判徒罪同样处理(96)杖罪加等拟判徒罪的窃贼，逃亡后又再犯窃盗(97)因窃盗拟判徒罪、脱逃后再犯，涉及亲属相盗(97)亲属相盗，拟判徒罪后又再犯窃盗，按次数计罪(98)命案减为徒罪两次，脱逃后又犯窃盗(98)亲属相盗，拟判徒罪后又两次犯窃盗(98)因窃盗拟判徒罪，在配所脱逃，后又抢夺赃物超过贯数(99)逃脱的徒犯又犯徒罪，属于自首的，与前罪一并计算(99)普通遣犯故意杀害幼孩，仍拟判斩监候(100)徒犯在配所致成废疾，又再犯窃盗，准许赎免后犯之罪(100)逃脱的流犯又犯窃盗，应视其原犯案情定罪(101)免予并罚后，第三次犯罪拟判发遣，脱逃后又犯窃盗(102)大赦以后又犯窃盗，拟判流罪，在逃后又犯窃盗，赃物超过贯数(103)逃脱的流犯又犯窃盗，拟判军罪，不必重新刺写犯罪事由(103)遣犯教唆引诱他人，遣犯在配所行窃(104)免死的盗犯，普通遣犯行窃(104)遣犯在配所犯窃盗罪，又再犯盗牛宰杀(105)民人偷窃蒙古人财物，拟判发遣，在配所又再犯窃盗(

译105)积惯匪徒拟判军罪，在配所脱逃，单独犯窃盗六次(105)积惯匪徒加等治罪，仍发配烟瘴之地，又再滋事(106)积惯匪徒拟判军罪，解送配所途中脱逃，又再犯窃盗(106)拟判军罪的贼犯，援引赦令减为徒罪，在逃后又犯窃盗(107)拟判流罪后又犯窃盗，改发极边之地，脱逃后又犯窃盗(108)黑龙江旗人发配驻防，再次犯罪的销除旗档(109)军犯在监禁期间，停止发遣后又再犯罪，讹诈得赃(109)流犯在配所后又犯徒罪，应当施以拘役(109)民人拟判发遣，在配所不安分守己，加判枷号(110)

《刑案汇览》卷四(112)

老幼废疾收赎：年幼杀人与条例案情不完全相符，究竟情有可原(112)死者近于打闹嬉戏，并无逞凶欺侮情节(113)死者轻薄侮辱凶犯之母，并无实际欺凌情状(113)属于寻常争斗，既无危急情形，也非欺凌(114)理直气壮上前拉扯，并未真正殴打，不算逞凶(115)死者先前追赶殴打，因恐惧而放水，并非理亏(115)被尊长欺侮，死者是双目失明之人，不宜声请留养(116)被尊长欺侮，死亡在期限之外，不宜连带减刑(116)事端起于嬉戏，恃长欺幼，准许声请留养(117)死者虽是老人妇女，但恃长欺凌在先，准予减刑(117)事端起于索讨欠款，被人拉扯恐吓刺戳，恰巧致死，准予减刑(118)六岁孩童致人死命，九岁儿童题请免罪(118)七岁误杀，幼孩致使父亲愁急而自尽(119)八十岁老人犯该判

译斩绞之罪，均准许收赎(119)八十岁老人犯谋杀罪，脱逃三年后被抓获(120)年纪虽七十，但心智思虑未衰，不准收赎(120)年老窃贼，收赎过一次的，不准再次收赎(120)手折残疾者准许收赎，聋哑之人不准收赎(121)笃疾收赎后，若又医治痊愈，仍准予释放(121)年幼时犯罪，减为流罪时已成年，仍准许收赎(122)因缘坐获罪的妇女，误被发配到配所致成残废的，免予改判(123)缘坐获罪的人犯，年幼与否以犯罪当时为准(123)

按年龄定罪的案件，不扣除具体出生年月日(124)官员犯罪年逾七十的，不准收赎(126)官员犯罪致成废疾、笃疾的，题请收赎(127)官员犯罪致成笃疾，遇赦应令具奏(127)军台废员致成笃疾，不宜准许其收赎(128)年老不准收赎，随即又成笃疾的，不再论究(129)

犯罪时尚未年老患病：犯罪时未老，起解时年纪已届七十(130)六十七岁时犯罪，起解时年纪已七十(131)

给没赃物：用于埋葬的银两，若并无尸亲的，不必着令追缴(131)因欠租被殴打身死的，租谷依律不必征收(132)被革职的武弁侵吞入官的各项赃物，分别核实办理(132)已故官员未赔的盗赃，照数给还失主，请求豁免(133)

犯罪自首：污言辱骂致人自尽、斗殴杀人等案，无从援引自首减免(133)弟弟闻讯被拿获后投案自首，供出兄长藏匿的地方(134)被拐者自首，供述不实不尽的，仍应治罪(135)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