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考略卷一

译祝融峰重刻的禹碑有两本，隶书释文也颇有不同。大体上多是凭意旨推测，并不一定都能识读。考察韩昌黎的歌说：“蝌蚪般的文字盘曲，薤叶倒披；鸾鸟飘飞，凤凰停泊；龙螭盘拿，这就是文字。”它的形势确实如此。等到读盛弘之《荆州记》和刘禹锡《寄吕衡州诗》，可知此碑流传已经很久，不应把它看作蜉蝣之足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铭辞虽然古老，却不合圣人经典，极像汲冢《周书》《穆天子传》中的语言。难道是三代末期的好事者借大禹之名刻在石上的吗？然而周宣王石鼓文也类似这样。似乎还有更难以理解的地方，我径直认为它的文字胜过秦以前的文字，却写成了西京以后人的语句。而杨用修所说的“龙画傍分，螺书匾刻”，远远超过其他文字。峄山、琅琊的刻石，也只能把它留作各种刻石之冠【《弇州山人稿》】周武王铜盘铭 这篇文字原来是延祐年间摹刻《汝帖》、刻在石上的；文辞简约深远，虽然不是原物，也仍然值得珍重【《石墨镌华》】如今在汲县以北十里的比干墓上。《卫辉府志》说：周武王封护比干墓，铜盘铭碑的石头残缺断裂，字画已经失真。万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新摹刻《汝帖》，立石于墓前。薛尚功《钟鼎款识》说：唐开元年间，偃师县农人在耕地时得到这件铜盘，篆文非常奇特古朴，其释文说：“左林右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宝。”又有版本作“前冈后道”，“藏”作“灵”，又作“宁”；“兹”作“于”，“宝”作“保”。如今考察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政和年间，朝廷寻求三代的鼎彝器物，程唐任陕西提▯茶马，李朝孺任陕西转运使，派人在凤翔府挖掘商代比干墓，得到一只直径二尺多的铜盘，盘中有十六字款识；又得到四十三片玉片，长约三寸，上端圆而尖，下端宽而方，厚半指，玉色明亮晶莹。把铜盘献给朝廷，玉片留在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说：前代忠贤的墓，怎么能挖掘？于是停止此事。李朝孺把铜盘带出，玉片长久留在秦州库中。近年王庶任秦州知州时，把玉片取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三枚〕 祁宽居住在那里，曾经见过这些东西，便把情况告诉我。既然如此，这块碑是从凤翔得到的，而不是从偃师得到的；至于它究竟是哪一代的遗物，也无法知道。而且比干这位圣人绝没有葬在凤翔的道理。现在姑且以疑传疑，保存此说，等待后来的考察【《金石文字记》】唐开元年间，偃师的农民从地下挖得它，文字非常奇异古朴，共计十六字【《天下金石志》】周代在篆书、隶书之前，而这篇文字中前后出现的“口道世之是宝”等字，都带有篆书、隶书的笔意，显然是后人妄作的。何况说是封墓用的铜盘，那么这四句话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它流传得很远，一定是汉代以来的人认为比干的仁德非常伟大、封护比干墓的事情非常美善，应该得到后世的敬仰，于是替它加以点缀。若把它当作三代的典籍，实在非常不像；若把它看作汉晋时代的遗物，也仍然足够古老。何况这是两河地区的旧事，更应当首先表彰【《墨林快事》】周宣王石鼓文 关于石鼓，有人说是成王时的，有人说是宣王时的。但它的文辞有些像《车攻》《甫田》诗的辞句，恐怕是宣王时的，尚不能确定。《左传》说周成王在岐阳举行搜猎；韩退之《石鼓歌》则说“宣王所谓宣王愤起挥天戈，搜于岐阳骋雄俊”，就是这个意思。韦应物《石鼓歌》则说“文王所谓周文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何炜煌”，就是这个意思。唐代苏氏《载纪》说：“石鼓文称为周宣王的猎碣，共有十鼓。”苏东坡《石鼓诗》也说：“回忆当年周宣王歌咏鸿雁，方叔、召虎接连受到赐予圭璧和卣。”不知道韦应物诗中所说的“周文”依据在哪里？欧阳永叔说：“前代流传的古远奇怪之事，大多是空虚的传说而难以相信；何况传记没有记载，不知道韦、韩二位先生根据什么有这种说法。”【《韵语阳秋》】金定国传说：石鼓自唐代以来就没有定论。定国根据字画考察，认为是宇文周制作的，并写了一万多字加以辨论。明代杨用修最为喜好古物，也认为不是这样。如今石鼓在京师中国太学的门旁。《鼓文》内容出入于《雅》《颂》，书法质朴淳厚，应当出自周宣王时史籀的手笔；都玄敬、杨用修、王元美等人的辨论已经很详细。我借得一本，虽然磨损剥蚀得特别严重，确实是三代的遗物。古人有人认为是秦代之物，已经不对；又有人认为是宇文周之物，就更加可笑。欧阳公最以博古著称，却也怀疑它，于是使后人有了讥刺驳斥的把柄，简直无地自容。如今石鼓仍在太学门内，我又从李典籍那里找到这一本，漫漶程度比我借来的那本更严重，而保护它的人也没有，真可惜【《石墨镌华》】陈仓石鼓，从来就被认为是周宣王的遗物，退之这样的鸿儒也不再加以判定，后人自然不再有所怀疑。考察它的文章，详看它的字形，必定不是姬氏的石鼓，这是无疑的。古人崇尚质朴，秦代以前还很少见把石头作为长久保存的器物。何况只是一次打猎，怎么会纷纷制作几十块这样的石鼓，散布在田野中呢？孔子这位大圣人把《车攻》《吉日》记录在《诗经》中，这篇数百上千字的华美文字，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到石鼓？汉武帝喜好古物、崇尚文治，简直如饥似渴；石鼓又离京城很近，却没有一个人记录并献上它，这是为什么？唐太宗自以为书法圣明，不惜用官职和赏赐收集遗迹，石鼓也没有进入宫廷等待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吗？这一定是宇文周的遗物。当时处处仿效姬周，甚至把皇帝也压低称作天王。这些人一定是远远听到了《车攻》的声势，依照它撰写石鼓文，想以此接续周代。有人说“公认为‘天’字像‘宇’字”，当时公正摄政，气度高亢；唐初还看得明白，所以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后来才逐渐荒谬地视为古物。文中有很多篆籀古文，总之只是好奇求异，未必就是存心伪造宣王之作。然而它的形制也有可取之处，字迹又雅正驯厚，这正是韩退之等人喜爱它、替它抬高身价的原因【《墨林快事》】

译三代流传到今天的文字，只有周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以及商周鼎彝上的款识；至于《吉日癸巳》，也不过是“吉日癸巳”几个字罢了。商周的款识又不容易多见，然而其中严整端正、婉转圆润、姿态端庄而又旁逸，以及锋利如钩的，只有石鼓文。可惜石鼓文年代久远，文字剥蚀，到唐代才显现出来，于是后来产生了纷纷的疑议。欧阳文忠说，这种书体不是史籀不能写成；但他怀疑它从周宣王到宋代相隔一千九百多年，按道理难以保存下来。这种说法不对。石刻容易漫漶，是因为摹拓它的人太多。如今石鼓被弃置在荒草泥土之中，始终没有移动，到唐代才被发现，所以能够像当初一样完整。何况石质坚硬顽固，难道是用来制作碓硙的吗？这是第一个不足怀疑的理由。郑渔仲说这是秦篆，因为其中把“殹”当作“也”，这种写法见于秦斤；把“丞”写作“防”，这种写法见于秦权。石鼓文中有“嗣王”，也有“天子”；“天子”可以称帝，也可以称王。秦国从惠文王开始称王，始皇开始称帝，因此他认为石鼓文作于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我考察《易》《书》的经文，其中没有“也”字，由此可知古人转而使用“殹”“防”二字，正是从“山”取义，表示奉承、防护、高峻之意。《六月》是歌咏周宣王的诗，其中说：“王出征，以辅佐天子。”《吉日》是周宣王田猎的诗，其中说“天子之所”，又说“以燕天子”。《祈父》是讽刺周宣王的诗，其中说“我是君王的爪牙”。这是第二个不足怀疑的理由。温彦威出使三京，认为石鼓文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作，大概是根据史书“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的话而说的，尤其荒谬妄诞。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只要能够书写的人，如斯氷、瑗、邕等，都名传后世，难道后周时有书法这样高超的人，却反而没有留下姓名吗？何况石鼓诗的文辞严整古雅，更不是当时人所能达到的；而且苏朂、韦应物、韩愈诸公距离后周并不远，不应当如此错误地称说。此为第三个不足怀疑的理由。所以我断然认为，这是周宣王田猎的诗，也是史籀所书。【赵古则《石鼓文跋》】石鼓文的宋代拓本，明洪武年间藏在余姚儒者赵古则那里，后来归于我家。关于石鼓，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赵氏跋文说，温彦威出使三秦，认为石鼓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作，并断定这种说法荒谬。我考察姚氏《残语》说，所谓“彦威使三秦”，出自伪刘词臣马定国，但这也不对。金代元好问编《中州诗》，马定国小传说，他仕于金，官翰林学士，考察石鼓的字画，断定它是宇文周时所造，并写文章辨析此事，文字多达一万余言。元代天台人刘仁本作《石鼓论》，以马定国的说法为依据，断定石鼓不是史籀所书；这两人的谬误，本来不必多说。赵氏跋文又说，苏朂、韦应物、韩愈诸公距离后周不远，不应当如此错误地称说，却把他们的话当作可信。我看韦应物、韩愈，距离后周似乎很遥远。苏朂在贞观年间任吏部侍郎，相对于后周来说确实不远。又考察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也都把石鼓文看作史籀所书。李嗣真是高宗时人，张怀瓘在开元年间已老；那么称石鼓为籀书的说法，起于苏氏，继承于李、张，而韩愈只是直接据此而言罢了。郑夹漈说，石鼓到唐代才在岐阳出土，郑余庆把它取来安置在凤翔孔庙，后来丢失了一鼓。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寻得一鼓，十面石鼓才又齐全。王顺伯说，五代战乱时，石鼓又散失了，司马池重新用车运到府学，其中一鼓已经丢失，向传师搜寻访求，才补足了它。两种说法大体相同。我近来见到向传师的跋文，说其中第十鼓与其他石鼓的文字也不相像，于是向乡里访查，果然找到一鼓；虽然字已有半数残缺，但检验它的书体，确实得到了原来的笔迹，于是把它调换安置进去，石鼓的数目才齐全。由此才知道，第十鼓此前大概曾有伪造的替代品，到向传师时，真正的石鼓才重新归位。这些情况都是王、郑二人没有涉及的，难道是他们不曾见到向传师的跋文吗？郑氏又说，大观年间石鼓被置于辟雍，后来又取入保和殿；经过靖康之变，不知是否迁移。王氏则说，大观年间石鼓归于京师，诏令用金填嵌石鼓文字。靖康末年，保和殿的珍宝器物被运往北方，有人传说途中在济河遇风，把石鼓丢入河心，后来不知存亡。后来王子充题记此事，说金人攻入汴京，剔取石鼓中的金子后把石鼓丢弃了。到了元代，石鼓才被运到京师，置于国学庙门之下。我考察胡世将《资古录》说：崇宁年间，蔡京建造辟雍，把十面石鼓放在讲堂后面；辟雍废弃后，迁入宫禁之中。那么，把石鼓置于辟雍的是蔡氏，所谓“禁中”就是保和殿。王氏、郑氏不知道石鼓后来迁移到哪里、是存是亡，大概是因为当时北方不属于宋朝，而两人又都是南方人，所以才这样说。等看到虞伯生的记载，他说：金人得到汴梁的石鼓后也向北迁移，暂时放在王宣抚的住宅中；后来住宅改作大兴府学。虞伯生任成均助教时，向当时的宰相进言，才得以把石鼓安置在国学大成门内。这样看来，石鼓沉入济河和被金人丢弃的说法都不可信，不知王、郑二人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说法的。石鼓现在在北京国子监，也就是元代的旧址。我任礼部官员时，曾命工匠摹拓石鼓，文字大多已经漫漶，比宋代拓本只剩下十分之二三罢了。【《金薤琳琅》二条】石鼓文在太学，潘迪作有音训，共四百九十四字。我从李文正先生那里得到唐人拓本，共七百零二字，大概是全文。我曾经把它刻在木板上传布。然而都元敬《金薤篇》、刘梅国《广文选》所收的，仍然是残缺的四百九十四字本，大概也没有见过这个本子。石鼓文，韦应物认为是周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韩退之、苏子瞻也都认为如此；后来有人认为是后周宇文氏时所刻，这样一来就对它产生怀疑，把它看得很低了。我考察，周宣王时代距离上古还不远，当时使用的都是科斗文、籀文。现在看《说文》所记载的籀文，与今天的石鼓文不同，而石鼓文类似小篆，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看孔子篆写比干墓和吴季札墓的文字，尚且还是科斗文，那么周宣王时怎么会有小篆呢？又考察《南史》：襄阳人挖掘古墓，得到玉镜、竹简和古书，江淹根据科斗文字推断，知道它们是周宣王时的遗物；由此可知，周宣王时使用的是科斗书。巩丰说，岐地原是周地，周平王东迁时把它赐给秦襄公。从此岐地归属秦国，秦人喜好田猎，那么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否在秦献公以前、秦襄公以后呢？土地是秦地，字体也是秦字，那么它是秦国的遗物就可以知道了。这个说法有道理，我非常相信它。

译把这些说法写下来，以等待有见识的人来判断。【《升庵外集》二条】石鼓籀文虽然与大篆略有不同，但与钟鼎款识相距不远，确实是三代的遗物。然而各家有的仍然怀疑它，马守卿甚至说是宇文周所刻，实在是乡野无知之人的说法。十面石鼓过去缺少一面，皇祐年间才寻得。欧阳永叔最早见到它，保存下来的只有四百六十五字。薛尚功则说，因年代久远，石鼓几乎剥蚀殆尽；如今《款识》所载，是从前人刻在石上的文字中得到的，与欧阳永叔所见相比只多两个字。胡世将《资古绍志录》说，他所见的是先世收藏的本子，在《集古录》以前，只多出九个字。到潘迪作音训时，只剩下三百八十六字。杨用修说，他从李宾之那里得到唐人拓本，多达七百零二字，又说曾见过苏东坡的本子，这使人十分疑惑。我考察第三鼓，潘氏音训有“▯众既简”一句，《古文苑》脱去“▯”字，但保留“众”字；杨用修不采用它，改换成“六师”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马”，其中“六辔口骜”一句，“骜”字上脱一字；《古文苑》本把“骜”写作重文，杨用修也不采用，反而改成“六辔沃若”。第五鼓，“霝雨”上面，《古文苑》有“▯▯”二字，薛氏、施氏本则有“天”字；杨用修也不采用，增入“我来自东”四字。《车攻》写的是在东方田猎，所以说“驾车前往东方”；东方有甫草。假如岐阳在镐京以西，怎么能说“我来自东方”呢？至于第六鼓，因为民间把它凹下的地方当作臼来使用，鼓面上的文字已经漫漶不清；以其他石鼓来验证，每行多的有七字，少的有六字，而这一鼓每行只有四字，上面还缺少二三字。杨用修每行增添一字，勉强把它凑成文句。又如第七鼓，杨用修增添了“徒御啴啴”“防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与小雅同文”等语，却不知道石鼓文每行字数有固定数目，不能随意增添。尤其有一处更为奇怪，石鼓中有一个□字，郭氏说恐怕是“防”字；古书中又有“大白泽”的说法，杨用修于是把“恶兽白泽”写入正文，实在太欺骗人了。考察李宾之《石鼓歌》中说：“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盈握，拾残补缺能防何，以一涓埃禆海岳。”既然欧阳、薛、胡诸家所见都只有四百多个字，如果李宾之的本子有七百多个字，那么所谓拾取残文、补足缺字已经很多了，李宾之不应当这样说。苏子瞻的诗说：“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傍推▯画，时得一二遗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苏子由唱和的诗中说：“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皴剥，因风雨字形漫漶，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杨用修的本子既然得自李宾之所传，而李宾之又得自苏子瞻；苏子瞻能够见到全文，苏子由也能够纵览全本。苏子瞻、苏子由又不应当这样说。杜子美的诗说：“陈仓石鼓久已讹。”韦苏州的诗说：“风雨缺讹苔藓▯。”韩吏部的歌又说：“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还说：“年深岂免有缺画？”可见石鼓在唐代已经没有全文，所以韩吏部看到张生的纸本，才认为它难得。吴立夫的诗也说：“岐右石鼓天下观，骆驼载归石尽烂。”唐、宋、元人都没有见过完整的石鼓文，唯独杨用修说自己见到了全文，这一点陆文裕也不敢相信。由石鼓文推及杨用修其他方面的考证，我也不能不有所怀疑。难怪陈晦伯已经作有一部订正杨用修的书了。【《曝书亭集》】周宣王石鼓文在国子监庙门之内，形状像鼓，共有十面，大概记载的是周宣王田猎的事情，是史籀的笔迹。各家纷纭的说法都不足采信。石鼓原来在陈仓的荒野中，韩昌黎任博士时，曾向祭酒请求把它运到太学，没有得到同意。郑余庆把它迁到凤翔孔庙，经过五代战乱，终于散失。宋代司马池任凤翔知府，又把它运到府学，但廊庑中已经少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搜寻补齐。大观二年，石鼓运回汴京，诏令用金填嵌其文字。起初运到辟雍，后来移到保和殿。金人攻破汴京，把它运到燕地，放在王宣抚家中，后来又移到大兴府学。元代皇庆年间，迁置到文庙门内，文字已经漫漶，无法辨读。潘迪《音训》记载三百八十六字，薛尚功帖本记载四百五十一字。现在只剩三百二十五字，数量虽少于薛帖，但笔势劲健质朴而又富有逸趣，自有上古风格；薛氏刻本已经远远比不上它了。残缺的美玉断裂的璧玉，最终还是应当把真的看作珍宝。元至元己卯年，国子司业潘迪在石鼓旁刻下《音训》，他的自跋大略说：“潘迪从做诸生时起，往来于石鼓旁边，每次抚摸观赏，都舍不得离开。如今才过三十多年，从前保存的文字，现在已经磨灭，连几个字也无法辨认。再过千百年以后，今天保存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样呢？我间或取郑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等几家的说法，考订石鼓文字的音义训释，刻在石上，使学习籀篆的人有所考察。” 我家有宋代摹拓的薛氏石鼓文，薛氏自跋说：“右边所收的是岐阳十面石鼓，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年代久远，石鼓几乎剥落殆尽。前人曾把其中能够辨认的文字刻在石上，并按甲乙排列次序。虽然不能组成完整文辞，但古代的典范仍然存在。姑且刻录在这里，与喜好古物的人共同观赏。”薛氏帖本，我由于旧日机缘得到它，内部刻工极其精美，恐怕后人连这个本子也没有机会看到了。

译石鼓文，杨升庵《慎金石古文》记载了它的全文，说是从李文正家得到的唐人拓本。我读到后惊叹不已，已经把它收录在《京师古石考》中。然而陆文裕严肃地说，石鼓经过王顺伯、郑渔仲这样博学的人搜寻访求，已经没有遗漏，却都只保存残缺的文字。欧阳公《集古录》才有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所录也只多出九个字。孙巨源从佛龛中得到唐人记录的古文，才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称按照甲秀堂的谱图，随着石鼓形状补足缺字，排列钱文以求成章成句，又参照薛尚功等人的著作，也只得到四百三十多个字。不知近来凭什么得到这十首完整无缺的诗？如果杨用修所说的来源果真存在，确有根据，那当然是千古以来令人快慰的一件事；如果只是拼凑补缀出来以求奇异，当然不如保留缺疑。可是细读这十首诗，古雅的情致翩翩而出，恐怕不是杨用修所能办到的。但杨用修说是从李文正家得到的，而李文正的《怀麓堂稿》却完全没有提到此事，这是为什么呢？【《销夏记》四条】石鼓文的辞句既深厚典雅，出入于《雅》《颂》之间，书法又淳朴质实，是史籀的遗迹。说它是周宣王田猎的文字，是有根据的。欧阳公偶然凭主观臆见产生怀疑，竟受到书法家和诸位学士的贬斥攻击，几乎无处容身。如果认为孔子没有删定它，所以它就不可信，那是不对的。《诗经》中本来就有孔子没有完全见到的篇章。石鼓如今还在太学，而人们却不知道保护它，难道这也就是所谓舍弃周鼎而把康瓠当作宝物吗？【《弇州山人稿》】右边这篇石鼓文，是周宣王的田猎刻石。确定为史籀所书，没有疑问。三代流传于世的石刻，只有坛山、吉日、癸巳以及岐阳这篇刻石罢了。石鼓共有十面，因为石头本身天然粗略具有鼓形，所以把文字刻在石鼓旁边。石质坚硬顽固，类似如今人们用来制作碓硙的石头。最初分散在陈仓荒野中，韩吏部任博士时，曾向祭酒请求把它运到太学，没有得到同意。郑余庆首先把它迁到凤翔孔子庙。经过五代战乱，又再次散失。宋代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把它重新运到府学门廊之下，但少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搜寻访求，才把它补齐。大观年间，石鼓运到京师，诏令用金填嵌文字，以表示珍贵，也杜绝摹拓造成的损害。起初运到辟雍，后来移入保和殿。金人进入汴京，剔取其中的金子后把石鼓丢弃。元朝定都燕地，于是把石鼓运到京师，放在国学庙门下面，至今还保存着。【《金石文》】孔子为比干墓所题的字。这篇书迹，程邈、李斯都没有写过，却说是孔子亲笔书写的。洪适《隶释》和汉代《隶字源》已经辨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然而考虑到比干忠贞刚烈，而孔子又是他的同族后裔，姑且荒诞地相信它，也足以替忠臣吐一口气了。【《石墨镌华》】《水经注》说：比干墓前有石碑铭文，题作隶书，写着“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的只有这些；如今石碑已经从中间折断，不知道是谁刻记的。《隶续》说：只剩下“殷比干墓”四个字，比《水经注》所记少了三个字；笔画清劲有力，是东都威灵时期的人所书。像欧阳修、赵明诚那样的碑刻收藏家都没有见过它。石公弼跋文说：世间传说是孔子所书，但隶书始于秦代，必定不可能是孔子所书。字画刚劲古朴，应当是汉人所写。【顾南原《隶辩碑考》】秦代李斯《峄山碑》。右边这篇秦代《峄山刻石》，是郑文宝从徐铉那里得到的摹本，刻石安置在长安，这就是此本。封潢《闻见记载》记载这块碑说：“后魏太武帝登山时，派人把这块碑推倒了。”然而历代仍不断摹拓，把它作为楷模，地方百姓疲于供应官府的要求，便在碑下堆积柴薪，后来因野火将它烧毁，因此残缺得不堪摹写，但前来求取摹本的人仍络绎不绝。县宰取旧文重新刻在石碑上，安置于县衙。如今民间所见的峄山碑，都是新刻的本子；但杜甫诗却径直说是用枣木传刻的，难道另有别本吗？按《史记·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登上邹地的峄山，立石，并同鲁地诸儒生商议刻石歌颂秦德；可是这篇颂诗却没有记载。其他始皇登临名山所刻的石碑共六处，《史记》都完整记载了它们的文字，唯独遗漏了这篇，为什么呢？不过，这篇文章的文辞简约古朴，不是秦人不能写成。秦代文字流传到今天的很少，此文虽然只是辗转摹拓流传下来的遗存，但也自然十分珍贵。【《金石录》】《金石文考略》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考略》卷二 嘉兴李光暎撰写 鲁孝王刻石 八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