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考略卷四

译考察这篇文字同古本比较，前后有改动窜改，文意不同，字体也有讹误。张力臣辨析得最为详细。上面的“皇山樵”下面原有“逸少”二字，这是因为《润州图经》认为它是王右军所书，所以后来增入的。这种传说流传已久，应当不是从《玉烟堂》开始的。大概前人没有按照原石上的字位来核对，所以补入的字有多有少。例如序文中“仙家”下面增添一个“有”字，直接接到“立石”二字，便比原石少六七字；“浮邱着经”下面又多添出八字，都与原石的字位不相合。至于文字的错讹，更是其余的问题了。以上铭文共有五个本子，字句各不相同，如今一并列在前面，以备参考。邵本、张本虽然缺少一些字数，但还没有打乱原石上的字位。铭文共二十句，后面两个本子只有十八句。以上《瘗鹤铭》题署说：“华阳真逸撰写。”它刻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好事者等到水落时摹拓流传，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传说“鹤的寿命不知道有多少年，仅此而已”，世人因为它难以得到，尤其把它视为奇物。只有我所得的六百多字，独自算是多的。考察《润州图经》认为是王羲之所书，字体也很奇特，但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却像颜鲁公，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如今不敢就此认定是顾况所作。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的，怀疑前后有不同的人使用过这个名号。【《集古录》集本】以上铭文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好事者等到水落时摹拓流传，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传说鹤的寿命，至于有多少年就不知道了。世人因为它难以得到，尤其把它视为奇物。只有我所得到的，独自像这样多。《润州图经》认为是王羲之所书，字体也奇特放纵，但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却像颜鲁公。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有人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这是他所撰写的铭文。【《集古录》真迹】考察这通碑的原文，从头到尾不足二百字，文忠却说所得有六百多字，大概是传写时的错误。当时所得的只是六十多字，所以《东观余论》认为印书的人把“十”误作了“百”。文忠认为“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真迹本说铭文是他所作。如今考察《广川书跋》说：“我在崖石上又得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刻在铭文之后。”这样看来，铭文刻成在顾况时代之后，是可以知道的，这就是定论。即使《欧阳集》本也自行改作“真迹云”，不敢贸然认定是顾况。屺瞻说：“皮袭美有一首顾道士为亡弟子请求作铭的诗，说：‘大椿枯死以后才新作记，仙鹤死去以后才开始有铭。’这正是引用《瘗鹤铭》的故事。如果它是近来才由逋翁写出，难道肯拿它来同《庄子》相对吗？” 王右军曾经戏作龙爪书，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我看《瘗鹤铭》，笔势仿佛飞动，难道是他遗留下来的笔法吗？欧阳公认为鲁公书写《宋文贞碑》时，得到了《瘗鹤铭》的笔法。详细观察它的用笔，确实像公所说的那样。【黄山谷题】我曾经戏评书法说：“小字没有比写成痴冻蝇更差的，胜过《遗教经》的，是《乐毅论》；大字没有超过《瘗鹤铭》的。随着别人筹划，终究只是后人的东西；自成一家，才算真正逼真。不过即使专门写小楷，也不能摆脱规矩。”客人说：“你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冻蝇，却说别人写的是冻蝇？”我无法回答他。这才知道书法虽然像棋、蹴鞠等技艺一样，如果没有获得不可传授的妙处，就不容易达到精工。【《山谷题乐毅论后》】不久前我看见京口断崖中的《瘗鹤铭》大字，右军书法的高妙之处，简直无法形容。由此看来，《遗教经》确实不是右军的笔画。假如断定《瘗鹤铭》是右军所书，实在会使人不再怀疑。像欧、薛、颜、柳几位公的书法，最为端正刚劲，但也只达到仿佛《瘗鹤铭》的程度。只有鲁公的《宋开府碑》，瘦劲而健朗、清峻而有法度，可以列在二者之间。【《山谷书遗教经后》】看山谷三篇跋文推崇《瘗鹤铭》的程度，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他简直直接认为是右军所书，毫不怀疑。《朱方》《鹤铭》《陶贞白书》刻在焦山下面的石头上，石质坚顽，难以镌刻，而且又被水冲蚀，所以字没有锋芒，好像是用挖掘般的笔法写成的；昧于书法的人却跟着模仿它，实在很可笑。【《东观余论》】考察《瘗鹤铭》确定为陶弘景所书的说法，出自黄秘书。可是《苕溪渔隐丛话》说：“《东观余论》是黄伯思所作。他在给陶华阳的书信中说：‘隐居的书法本来就超出流俗。’他在华阳得到许、杨、颜三人的真迹，其中颜真迹最多，便学习它，所以书法萧洒而雅淡，像他的为人。伯思这篇跋文如此称赞弘景，所以把《瘗鹤铭》认为近似他的书法。”只是我起初曾见过弘景的书法，不敢贸然认为这种说法正确。由此看来，沈存中本来就怀疑不是弘景所书。以上《瘗鹤铭》，资政邵公亢曾到焦山下面的残缺石壁处考订编次其文字，像下面所列；不能知道的地方便空缺，所以还大致可以读。可是铭文首尾似乎大体可以看见，即使文字完整，也不过就是这一百多字罢了。而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说：“好事者往往只能得到几个字，只有我所得六百多字，独自算是多的。”大概刻印书籍的人传抄讹误，把“十”误作“百”；当时得到的应当是六十多字，所以说比几家本子多。这篇铭文相传是王右军所书，所以苏舜钦子美诗说：“山阴看不见换鹅经，京口新近传来《瘗鹤铭》。”文忠认为不像王羲之的法书，却像颜鲁公，又怀疑是顾况，因为两人有相同的道号；又怀疑是王瓒。我如今仔细考定它的文章格调和字法，十分像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的书法；如今称“真逸”，难道是他的别号吗？而且他所著《真诰》，只说“己卯岁”，不写年号名称，其他著作也如此。现在这篇铭文写“壬辰岁”“甲午岁”，也不写年号名称，这又可以作为证据。壬辰年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年是天监十三年。考察陶隐居天监七年向东游历海岳，暂住会稽，至永嘉十一年才回到茅山；天监十四年乙未年，他的弟子周子良仙去，他为之作传，因此天监十一年、十三年正是在华阳。铭文后面又有“丹杨尉”“山阴宰”等几个字，以及唐代王瓒的诗，字形笔画也很像《瘗鹤铭》，但笔势稍弱，应当是仿效陶弘景的书法，所以题刻在石头旁边。有人因此误以为铭文就是王瓒所书。王逸少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年，五十九岁时在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去世；那么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年，逸少才三十二岁，直到永和七年辛亥年四十九岁时才离开会稽而闲居，不应在三十二岁时就自称“真逸”。况且他未做朝官以及闲居时，并不在华阳。由此考察，这篇铭文绝不是右军所书。这就清楚了。【《东观余论》跋，邵资政考订编次】

译考察《西清诗话》说：陶隐居《外传》：“隐居号华阳真人，晚年号华阳真逸。”那么“真逸”本来就是隐居的别号。刘昌诗《芦浦笔记》说：“考察铭文引用雷门鼓的故事，据《临海记》：从前有鹤早晨飞进会稽雷门的鼓中，于是鼓声传到洛阳。孙恩砍破鼓，鹤才飞走。孙恩起兵攻打会稽，杀死王逸少的儿子凝之，这大概是在安帝隆安三年。砍鼓一定是在这个时候，难道还会有王羲之，谁肯贸然拿这件事作引证呢？既然如此，它不是晋人的文章，不辨自明。”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或许差不多是正确的。我又说：“焦山《瘗鹤铭》，民间传说是王逸少所书，不对。有一本小书中记载说是‘陶隐居所书’，这或许比较接近事实。不过这座山上有唐代王瓒的一首诗，刻字和笔画完全像这篇铭文，不知道是王瓒所书，还是王瓒学习铭文中的字来书写这首诗。”刘无言说：“我曾亲自到那里观看，怀疑就是王瓒所书。”下面又有文字说：“上皇山樵人，逸少书，不是王逸少。大概唐代有这个人，也号逸少。”【《东观余论》与刘无言论书】考察刘无言怀疑是王瓒所书，而黄长睿驳斥他，这是正确的。但说这篇铭文确定是六朝人所书，即使逸少与右军使用同一个名号，也绝不可能是唐人；这一点又是错误的。山阴看不见换鹅经，京口如今流传【一作“新传”，一作“今存”】《瘗鹤铭》。萧洒的集仙来到这里作记，风流的太守为它建亭。两篇玉蕊上的尘土刚刚洗净，四种字体如银钩般，苔藓还保持青色。我长久临池学习却毫无所得，希望观看遗留下来的笔法，畅快地排遣沉郁。【苏子美《宝墨亭诗》】集本原题说：“丹阳子高在焦山下面得到王逸少的《瘗鹤铭》，以及梁、唐诸贤的四块石刻，共同建造一座亭子，以‘宝墨’命名。集贤伯镇为它作记。远道来求诗，于是作这首长诗寄给他。”考察这里是直接把《瘗鹤铭》认作右军所书。另一本把“今传”误传成“空传集仙作记”，把“谪仙作郡”误作“风流太守”，把“藓尚青”误作“迹尚新”。师父把《瘗鹤铭辨》给我看，现在便把我所得的右军书《陀罗尼经》送给他。郡志所说的两件墨宝，就是这件帖在郡治中的本子，以及《华阳真逸书》。隐而复显，分离而又会合，于是古代润州的两件墨宝都聚集在焦山之下了。【赵溍题《僧如玉瘗鹤铭辨》后】考察这篇文字也把铭文认作右军所书。《镇江府志》说：“铭文所剩的断石，如今在焦山西南观音庵下面、靠近江边的崩塌山崖乱石之间。春夏水涨时，石头被淹没；秋冬水落时，才可以摹拓。崖上的那一块是翻刻本。” 如今焦山以及宝墨亭所保存的《瘗鹤铭》，大概全部都在这里了。凡是还能辨认文字句读的，以及点画仅存的，共有三十多字；而已经亡失的将近五十字。计算它完整时的文字，大概有九行，每行完整的通常是二十五字，首尾部分不算在内。熙宁三年春天，我同汾阳郭逢原公域、范阳范祎子厚，在焦山北面寻找它遗失的文字。偶然在乱石之间得到十二字【此处“留惟宁”十字完整，其余二字讹缺】。石头十分狭窄逼仄，躺在它下面才可以读到。因此从前的人没有见过它，世上也没有流传。后来又有“丹杨外仙”“江阴真宰”八字，以及“华阳真逸”“上皇山樵”，像是真仙侣的名号。现在把其中可以考察的文字按次序排列如下。其间缺失的文字虽然很多，像“华亭寥廓”之类，也还可以凭意思读出来。二月一日，南阳张壆子厚记。【张子厚跋，铭文列在前面】《瘗鹤铭》在润州焦山下面。起初刻在崖石上，时间久了崩裂摧毁，被翻倒的石头压住并掩埋，所以再也得不到全文。我曾奇怪唐人重视书法，而这篇铭文的字特别奇伟，理应受到世人赏爱，却最终没有流传于人间。从张怀瓘、张爱宾、徐浩评论书法，完备地记载古今字法，也没有收录它。考察它的年代虽然无法知道，但这座山崩裂毁坏、石壁坍塌的时间无人知晓；既然这篇书法被压在下面，就知道它刻成已久，只是隐没在石头之间，自古也许有人不知道它。然而它的刻画有幸直到今天还保存完好。欧阳文忠公依据旧记认为不是王羲之所书，又怀疑“顾况”以“华阳真逸”为号，并认为这篇书法像颜太师。沈存中直接说是顾况所书；顾况究竟会不会书写不得而知，而碑上题写篆额的人是上皇山樵，那么说是顾况所书，大概无从据此得到。过去邵兴宗考订编次其文字，缺四十二字，另有六字不完整，还有六字不知道次序。后来张壆亲自努力搜求，在两座山之间摹拓，缺字三十五个，不完整的七个，又另外得到十二字，同邵兴宗所得不同。过去刁景纯在金山经庋中得到唐人在经文后书写的《瘗鹤铭》文字，用来校对邵兴宗、张子厚的本子，其中字迹错杂、次序错乱的地方很多，应该直接拿给他们看。只是“将进宁”一句无法考究，如今一并排列并说明次序，后来的人可以据此考察。文忠《集古录》说得到六百字，如今拿石刻来校对，共有十行，每行二十五字，怎么会达到六百字？怀疑是书籍传刻时的错误。我在崖上又得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刻在铭文之后，那么可以知道铭文的刻成不在顾况时代。难道《集古录》又把这首诗一并归到铭文名下了吗？【《广川书跋》张子厚铭后】黄伯思学士把《瘗鹤铭》给我看，世人说是晋代右军将军王逸少所书，欧阳公怀疑“华阳居士”是唐代顾况的道号。然而逸少和逋翁的书法都可以见到，并不像这篇铭文。我曾考订编排它的年代：羲之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年，到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成帝咸和九年太岁在甲午时，逸少三十二岁，直到四十八岁辛亥年才离开会稽；那时他从未到过朱方，华阳又不是他的郡邑封地，不能用它作为称号。顾况死于贞元末年，元和七年是壬辰，九年是甲午，他确实来不及。向上推算，壬辰年是天宝十一载，顾况当时还很幼小；他的“华阳子”称号大概都在贞元以后，这些都与此铭不相合。

译从前陶弘景曾因居住在华阳观，所以自号“华阳隐居贞白”。平时著书，不使用年号，只用甲子纪年。如今铭文中写“壬辰岁”，又写山阴“甲午岁”在朱方，壬辰年是天监十一年，甲午年是天监十三年。隐居在天监七年游历海岳，住在会稽，后来到永嘉，至天监十年回到茅山；天监十二年，他的弟子周子良仙去，贞白为他作传；这样看来，天监十一年正在华阳，这一点可以知道。有人说：茅山碑前面的一行字是贞白亲自所书，同今铭差别很大，因此不能说是陶隐居所书。然而“华阳真逸”只是撰写铭文的人；至于书写的人，则是上皇山樵。四个人各自以自己的名号相区别，本来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怀疑都是隐居不仕的君子。但这篇书法刻在江边岩石上，极难摹拓；又因石头崩塌压在上面，别人无法到达，风雨霜雪也侵蚀不到，所以字画直到今天仍然完整。有人怀疑梁代的书法流传六百年，不应还像刚刻在石头上一样。我寻求铭文后面的王瓒书法，发现从贞观到今天也没有讹缺。贞观距离梁代不远，可以考察而知。【《广川书跋》黄学士铭后】考察《东观余论》，它直接认为是陶弘景所书；而《广川》则认为撰写铭文的人是弘景，书写的人却是上皇山樵，本来就不是出于一个人。以上《瘗鹤铭》题署“华阳真逸撰”，不能详知他究竟是哪一代人。欧阳公《集古录》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我遍查《唐史》和顾况文集，都没有这个道号。只有顾况撰写《湖州刺史厅记》时自称“华阳山人”，不知道欧阳公依据的是什么。【《金石录》】焦山《瘗鹤铭》没有署姓氏，只称“华阳真逸”。世人因此认为是羲之所书，即使前辈名贤也没有不同意见。唯独章子厚丞相不以为然。由于石刻在崖下水中，不到隆冬水落时不能到达那里。它旁边又有兵司参军王瓒所题的几十个小字，与《瘗鹤铭》的字形笔画相同。虽然没有可以考察的年月，但官职称谓是唐人的，那么章丞相可以说是明察了。【蔡佑《杂记》】考察《广川书跋》说王瓒是贞观年间人，这里又说他是兵司参军，于是还得到了他的官职名称。江水起初并不结冰，今年寒意来得又迟。各种花木暂且还没有凋谢，接近腊月仍穿着夹衣。带着酒正合我的情怀，兴致来时趣味渐渐减弱。两条船并在大河上，轮流饮酒面对落日。两片青石的棱角，在水波之间无所依凭。三山怎么能够到达，想要到那里却被风吹引回来。沧海的壮观景象很多，心胸和眼界暂时开阔。何况可以穷尽一整天一整夜，乘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墨庄漫录》载王瓒诗】考察《大石山人瘗鹤铭考》所载王瓒诗，只存四句。宋代尤文简公说：“《瘗鹤铭》旁有一小碑，写道：‘徒步不知远，夕阳犹未回。好花随意发，流水逐人来。’没有署名和刻石年月。碑旁又有一块小石刻诗，写道：‘江外水不冻，今年寒苦迟。三山在何处，欲到引风归。’题署说：‘丹杨掾王瓒作。’【《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冻，冲际无因依’】宋代曾旼《润州类集》把《瘗鹤铭》、蔡邕《焦光赞》、江淹《焦山集》和王瓒诗列为山中的四绝。我在淳熙己酉年任丹杨郡文学，闲暇时游焦山，访察这处石刻。起初在佛搨前看见一块断石，正是铭文开头二十多个字。有个僧人说：“这是往年山崖间因震动坠落下来的。”我不相信，但还是划船再次前往察看。山崖间还剩下“兹山之下”二十多个字，水中的石片也倾倒着。船夫说：“这块断碑在水落时也可以摹搨。”现在于是向州将、龙图阁直学士张子颜请求，派士卒把它拖出水来，原来是甲午岁以下的二十多个字。偶然有一个士卒说：“这块石头下面压着一小块石头，好像也隐约有这样的刻画。”于是把它一并取出。它的文字与佛搨所见的相同，拿来相互校对，只缺少二字，但笔力却完全不同。于是才知道先前所见的是被僧人欺骗了。因而摹拓了数本，送给故旧。近来观看陶隐居的各种刻石，反复详细辨认，才知道这篇铭文确实是陶隐居所书。前辈称说此事的人很多，只有长睿的说法说对了。【马子严题】按：宋淳熙年间，这块石头已经派士卒拖出过一次，但不知道放在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沉没到江中去了。《瘗鹤铭》在今镇江府大江中的焦山后面岩石下，冬月水落时，铺席仰面躺卧，才可以摹印。绍兴年间有人访求旧本，有使者经过，命工匠凿取它；石头坚硬沉重，无法取走，只得到十多个字。又因为太重不能携带，只带走一两个字，丢弃了其余部分。如今所谓通判东防本就是这个。【《云麓漫抄》】这一条是屺瞻所采录的，说的是这块碑残缺的起因。我认为，这块碑第一次毁于雷击，第二次毁于人；那些被带走的部分已经无法追踪，而所谓通判东防本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难道不可惜吗！右边是《瘗鹤铭》，刻在镇江焦山下的顽石上，潮水退落后才可以摹拓。相传是晋代王右军所书，只有宋代黄长睿《东观余论》说是陶隐居所书，这一说很正确，绝不是王右军所书。又有人怀疑“华阳”是顾况的道号，又有人怀疑是王瓒所书，这些说法都不对。黄长睿字长孺，号云林子，是邵武人。又有董逌《书防》第六卷，记载南阳张壆子厚所记之事，现把其中可以考证的内容按次序列出。董逌又亲自写在后面说：“我在山崖上又得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刻好，列在铭文之后，那么这篇铭文的刻成并非顾况时代，便可以知道了。”董逌字彦远，号广川，是东平人。又有本朝郑杓《衍极》第二卷论述《瘗鹤铭》，刘有定解释说：“《润州图经》认为是王羲之所书，有人说是华阳真逸，华阳真逸是顾况的号。”蔡君谟说：“《瘗鹤铭》的文字不是逸少的字。”东汉末年善于书法的人很多，只有隶书最为兴盛；到了晋、魏分立之时，南北书风有了差异，钟繇、王羲之的楷法为世人所推崇。元魏年间完全学习隶法，隋朝平定陈国以后，中原地区多把楷书和隶书相互参用。《瘗鹤铭》的文字具有楷书、隶书的笔意，应当是隋代的书迹。曹士冕说：“焦山《瘗鹤铭》的笔法精妙，是书法家中的冠冕；前辈只羡慕它的字，却不知道书写它的人。”

译最后，云林子把“华阳真逸”认作陶弘景，又拿句曲所刻的陶隐居《朱阳馆帖》相互校勘，众人的疑惑这才完全消解。他的鉴赏可以说很精到。我根据自己的考察：有一本在“山樵”下面有“书”字，在“真宰”下面有“立石”二字；有一本把“我传尔铭”写作“出于上真”，把“尔其藏灵作纪”写成“尔”。岁辰一处，张壆本作“丹杨外仙”，邵□本作“丹杨仙尉”，又有写作“丹杨外仙尉”的。并且中间的词句也有许多先后不同之处，还要等到划船经过扬子江时，亲自摹印，来考察其中一二处的得失，才可以。【《辍耕录》】按：郑杓字子经，是罗源人。泰定年间，被征召任南安儒学教谕，著有《衍极》五篇。《衍极》记载了三篇内容。此书从仓颉直到□古，凡是古人的籀书、篆书，用来穷究书法变化的，都在论述之列。曹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是南宋人，有《法帖谱系》。刘有定是莆田人。按：张力臣《瘗鹤铭辨》说：“再次考察陶南村《辍耕录》一书，也有不同之处。各种句子的末尾，又说：‘还要等到划船经过扬子江，亲自摹印，来考察它的得失。’可见南村也只是悬揣之辞；在元代时此事已经没有确定的标准，难怪近来众说纷纭了。” 《瘗鹤铭》，我往年游焦山后面的山崖，水落时得到它，但只有几个字。而这本帖却有一百多个字，大概是取旧本刻在壮观亭的本子；刻工精细，很没有失去原来的意趣，值得玩味。它的书法光耀古今，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人所写。《润州图经》说是王右军所书，到了苏子瞻、黄鲁直，也都确实认为不是王右军就写不出来。欧阳永叔怀疑是顾况所书，却尤其没有根据。黄长睿说是陶隐居所书，又说就是丹杨尉王瓒所书；王瓒腕力弱，不能写成这样。陶隐居虽然比较相像，但归根到底也只是没有根据的断定。我不懂书法，私下认为这篇铭文古朴拙重、奇峭峻拔，雄伟而飞逸，确实是书法家中的雄杰；但其间结体有些疏慢，好像手腕跟不上笔势，恐怕王右军不会写成这样。至于笔锋秃钝、笔尖显露，并没有完全显出它原来的本质，也是由于石质坚硬和水蚀剥落的缘故。可是黄鲁直极力推崇它，又极其喜爱它，难道不是像捧心的邻家女子那样吗？焦山《瘗鹤铭》，有人认为是陶隐居所书，有人认为是顾况所书，有人说就是王瓒的笔迹。只有苏长公、黄太史认为不是王右军就写不出来，而苕溪渔隐辨析了他们的错误，似乎更有根据。我收藏的旧拓《瘗鹤铭》帖，只缺二十多个字，大概是郡守摹刻在壮观亭的本子；虽然结体法度更加严密，却稍稍失去了天然意趣。叶伯寅曾经跟随他的舅父周六观游焦山，在水中探寻刻石，长久地摩挲它，却来不及摹拓，常常为此惆怅。去年秋天得到袁尚之的本子，只有十六个字，加以装裱，请我在后面题写。六观是博学雅正的君子，清谈在当时首屈一指，不幸早逝，伯寅思念他尤其深切。难道不是把对舅父的思念寄托在朱方的变化上吗？【《弇州山人稿》二条】检阅《东坡集》，没有看到称说《瘗鹤铭》的地方。这里说子瞻、鲁直确实认为不是王右军就写不出来，难道是把子美误作子瞻了吗？右边是梁代陶弘景用正书写的《瘗鹤铭》，刻在京口焦山西南山麓，下临江水。我在弘治甲子年曾经游焦山，问僧人铭文在哪里，僧人说已经崩裂坠入江中，即使水落也再看不见了。我相信了他的话，把这些话记在《游山记》中。正德丁丑年冬天，我再次来到京口，钱逸人德孚告诉我，他曾经记得它所在的地方。我既惊喜，又暗自笑自己从前被僧人欺骗，于是和德孚以及乡贡士俞贞明渡江登山，踏雪寻找，果然在石壁下面找到了。能够读出的只有二十个字，于是摹拓带回。离铭文还有几十步时，山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陆放翁的题字说：“踏雪观看《瘗鹤铭》，才知道前人喜爱奇景，已经先于我了。”铭文虽然残缺，却把全文录下；喜爱奇异的人，大概可以和我同享这份快意了。【《金薤琳琅》】踏雪观看《瘗鹤铭》，可以说是一段佳话。只是没有能够看到放翁的题字，令人惆怅罢了。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陆务观与何德器、张仲玉、韩无咎游焦山，踏雪观看《瘗鹤铭》，在上方寺置酒。烽火还没有熄灭，远望烟霭之间有迎风的桅樯和战舰，大家感慨万分，尽情醉酒。傍晚时分泛舟，从甘露寺返回。《瘗鹤铭》，我亲自到焦山摹拓它，得到的只有这些。残缺的玉璋和断裂的玉玦，应当以真实为贵，难道在于数量多吗？淳熙元年九月一日，蜀州重装。【陆放翁二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九月〕 《瘗鹤铭》为世人所称誉，并不在《兰亭序》之下，只是它偏僻地处荒寂之地，山僧害怕摹拓，便欺骗说已经崩裂坠入江中。世间流传的本子既少，即使京口士大夫往来山中，也把僧人的话当作可信。我老师南濠先生家中收藏的碑刻，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曾经抄录碑文，全都加以题评，编成《金薤琳琅》，共有几十卷，唯独没有得到这篇铭文，作为遗憾。近来我乘船到京口，冒雪渡江，果然在山石下面找到了它，亲自摹拓带回；从此这篇铭文又在人间流传，僧人也无法再隐瞒了。从前姜白石有《兰亭考》，俞寿老有《兰亭续考》，元庆冒昧取用他们的义例，搜集古今的评论辨析，编成一书，命名为《瘗鹤铭考》。天下后世，难道没有和我有同样爱好的人吗？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苏顾元庆谨慎书写。【《大石山人铭考》】周吉父《金陵杂事》说：大石山人作《瘗鹤铭考》，还少引用一项证据。《李石续博物志》说：陶隐居的书法自有奇妙之处，世间流传的《画板帖》和焦山下的《瘗鹤铭》，都是他的遗迹。大石山人为什么不引用这条？《瘗鹤铭》由华阳真逸撰写，用正书书写，如今在丹徒县焦山下，刻在山崖石上。

译《辍耕录》说：必须等潮水退落后才可以摹拓，所以很少有人能传下它的全文。欧阳文忠公根据旧记所称王羲之书，认为不是王羲之所书；又怀疑顾况的号是华阳真逸，而这篇书法像颜太师的书体；沈存中则确实认为是顾况所书。黄长睿《东观余论》说，陶弘景曾居住在华阳，所以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著书不使用建元纪年，只用甲子纪年。如今这篇铭文写着壬辰、甲午，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梁天监十三年。陶弘景在天监七年游历海岳，住在会稽；到永嘉十年返回茅山，十二年其弟子周子良去世，陶弘景为他作传，由此可知天监十一年时他正在华阳。董逌《书防》记载南阳张壆所记的话说：《瘗鹤铭》如今保存于焦山，凡是文章句读还可辨认以及点画仅存的，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字；所亡失的将近五十字。按照完整的文字计算，大约是九行；每一行完整的有二十五字，但开头和结尾不在此数内。熙宁三年春天，我到焦山北面寻找它遗失的文字，偶然在乱石之间得到十二个字。石头非常狭窄，只有仰卧在下面才能读到，所以从前的人没有看见，世上也没有流传。后来又有“丹杨外仙”“江阴真宰”八个字，和“华阳真逸”“上皇山樵”相似，似乎都是仙侣的称号。我又在山崖上得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刻在铭文之后，由此可知铭文不可能是顾况所作。如今考察这篇铭文的字体，与《旧馆坛碑》完全相同，它是隐居所书无疑。我的朋友淮阴张弨，在丁未年十月探访山下幽僻之处，又得到七个字，说：“‘惟宁’的上面有‘厥土’二字；‘华亭’的上面有‘爽垲势掩’四字。”在它右边题名“征”字的下面，有一个“君”字，这些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金石文字记》】按：“厥土”二字和“爽垲势掩”四字，是张力臣发现的；而“征君”的“君”字，则《丹徒县志》记载，宋咸淳年间保存的本子中已经有了。“厥土”等六字，因为在倒伏石头的下面，难以摹拓取出，所以从前的人都没有见到。如今看沧洲摹本，真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一样清晰。“厥”字下面的两点使用了一个反笔，尤其明显，确实是宝物。《瘗鹤铭》刻在焦山西麓，正当江流冲击之处，汹涌的波涛不断冲蚀它的下面。想来当年轰然崩裂时，正值雷雨之夜，世俗因此传说是雷轰击了石头。这块石头常常没入江中，只有冬日水落时才能看见。丁未年十月望日后三天经过这里，我先观看重刻的两块石头，接着到壮观亭旧址；向右俯视，只见碎石杂乱成堆，便提起衣服下去寻找，看见一块石头仰面躺在前面，另一块倒伏在后面。文字在石头下面，离泥沙只有一尺，躺在地上仰头观看，才看见字迹。又有一块石头侧立在那里，剥蚀得很厉害，保存的字数各不相同。我命仆人分别摹拓一张纸。当时太阳将落，风冷，不能久站，于是乘一叶小帆船回到寄居的银山兰若。点灯仔细查看，仍未能详尽辨识。第二天又前往摹拓；倒伏石头的下面，仰身摹拓很困难，仆人又要用双手，不能同时料理摹拓器具。我于是捡取旁边的落叶，借地亲自仰卧来帮助他，墨水反而落在脸上，也顾不得了。等到划船回来，我在石缝间周旋已经三天；手脚不得安宁，衣服鞋子都磨破了，才得到四张纸，拼合它的裂痕，详细考察文字，全部清清楚楚可以看见，所缺少的没有多少。这篇刻石是直接照着手写文字刻在石上的，所以字的方向自左向右；字的大小、疏密也不一致。谨按：原石现存的文字，上面并列六行，下面并列三行，这就是当时原文的位置。虽然其中有一段残缺，难以追寻，但大体可以计算它的行列方位。又考察两种重刻本，说是以海昌陈氏玉烟堂帖中的本子为底本。我私下认为，重摹山中书迹的本子，没有不是先寻求山中旧迹，却反而依据转摹本凭意增删的。难道是因为水干时没能访求原石，或者辗转委托、承袭讹误，不肯像我这样亲自承担劳苦，所以不得不辨明这些问题吗？于是节录《东观余论》《广川书防》中最切要的话，可以知道它不是王逸少所书，也不是顾况、陶弘景所书。凡是我想说的，古人早已先说过了，远胜于我喋喋不休。【张力臣《铭辨》】按：力臣所见的石头，一块仰卧，一块倒伏，另一块侧立在旁边。如今抄录下来，仿佛亲自置身江岸，周旋在石头旁边，一同进行椎拓；当盛暑挥汗淋漓时，忽然又像江岸清风拂面一样。张弨按：两部书的论述次序出于宋熙宁年间，文字的完整和残缺也都有次序，应当取作标准。两书前面列出的原文不免有遗漏，如今以我摹拓所得为准：先在侧立石上得到八个字，在仰卧石上得到三十个字，在倒伏石下原来保存有二十三个字，其中还不完整，缺二字；后来又在“惟宁”上得到“厥土”二字，在“华亭”上得到“爽垲势掩”四字，在右边题名“征”字上得到“岳”字，在“征”字下得到“君”字。这八个字明明现存，连同前面的六十九字，为什么几百年前的诸位竟然都没有见到呢？据子厚说，石头非常狭窄，仰卧在下面才能读到；即使张弨当日和仆人仰卧摹拓时，也十分苦于字迹模糊漫漶。把拓片粘贴在墙上，反复仔细审察、熟思推究了许多日夜，才得到这八个字，因为不敢把古人的遗迹同过眼烟云一样看待。从前我曾经遍访天下精于鉴定的人，东吴顾亭林先生所著《金石文字记》中说：“淮阴张弨审定后又得到八个字，可以说连毫发都没有遗漏。”如今想要论定它的全部形势，只根据原石上下现存的定位就可以推测其余部分，而最难安置的尤其是中间亡失的一段。据《广川书防》说，每行完整的字大体是二十五字，这就是句读的限定数。每行除去上下现存的若干字，又根据各本流传的文字填写拼合，恰好安置在原来的位置，不敢移动；其中没有证据、不敢妄自加入的，只缺十字。【金山唐人书本中保存的文字，如“去莘”“西竹法里”“山阴”等，都可以组成句子，也不轻易引用。】比前后各本又单独多出许多字，然而不像寻常碑版那样清楚易读，所以如果没有图就不能 看清，如果没有注释就不能详悉；特意依照原来的格式，把完整、残缺、断裂的形状列在左边。【张力臣《书东观余论、广川书防后》】

译按：力臣的图最有功劳；原石的大小、断裂的纹痕，都使千年以后观看的人仿佛清楚地看在眼前。鋐如今依照他的原图，把石头的大小和现存的文字全都绘在一图中，又把他拼合的文字另分为一图。字迹不足的地方，仍然保留空缺，列在篇首，以便打开书卷就能看到。鋐又在力臣遗留下来的唐人书本中，把“山阴”二字补入“爽垲”之上，把“西竹法里”补入“厥土”之上，以拼成全文，并推算原石的丈尺，另绘一图，也附在卷首。只要有可取之处，就不敢遗漏一个字。如今本山的横刻、直刻两种重刻本，都完全依照《玉烟堂帖》本，前后改窜各不相同，与原石的行次位置也不相合，字体又多有讹误，也一并列在这里，以备校勘。原来标题中的“瘗”字，如今刻本讹写作“▯”字；下面的“序”字，讹写作“并序”。原来题名一行的正文“华阳真逸譔”、 “上皇山樵书”共十字，如今刻本前面只有“华阳真逸撰”五字；“逸”字又有讹写，“防”字讹作“撰”，于是又在铭文末尾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书”，讹增“人逸少”三字。序文第一行的“上于字”，如今刻作“扵”。序文第二行的刻本中，“奚”字下面少了“余仙鹤”三字。序文第一行，原文“仙家”以下是“无字”，下阙有三字“是我字”，“我”字以下又有一字残缺不全，才接着是“故立石字”。如今的刻本把“仙家下”误刻成“有”，直接接“立石字”，应当少了七个字。铭文第一行，原石上部还存有“相此”等六字，下部存有“华表”等五字，中间缺了十四字，应当是“浮邱着经”以下的半句。又，“余欲无言”难道也是这样吗？为什么“眀雷门去鼔”三句以下，正好就接上“华表”一句呢？如今的刻本作“廼徴前事，出于上真”，“余欲无言”以下作“纪尔岁辰”，多出一句八字，占去了“雷门”二句的位置，与原石不合。这样一来，下一行只有“髣髴”所在的位置也不合了。又有文字讹误：“雷”误作“▯鼓”，“譌”误作“皷表”，“譌”误作“表留”，“譌”误作“留形”，“譌”误作“声义”，“譌”误作“我”。铭文第二行上部只存“髣髴”等六字，下部存“厥土”等六字，中间缺了十三字，应当是“微防”一句；又有“尔将何之”一句，以及“解化”以下的半句，另外还缺一字，接着就是“厥土惟宁矣”。如今的刻本把“解化”接在“惟宁”前作为一句，竟然错杂删去了两句八字，与原来的位置相差很远。何况原石“惟宁”上面还存有“厥土”二字，大概是没有察看。又把“荡”误作“漡”。铭文第三行上部存“洪流”等五字，下部存“爽垲”等八字，中间缺了十一字，应当是“重扃”一句；又在“左取曹国，右割荆门”以下缺了二字，这二字是“爽垲”上面的半句。如今的刻本在“重扃”以下作“右割荆门”，没有刻“华亭”；察看原石，“华亭”上面现存“势掩”二字，为什么改作“未下”？“势掩”上面又存有“爽垲”二字，为什么改作“荆门”？由此可见，各句都有讹误。右边题名第一行，原文【夆】字只存上半部，偏在右下方，应是“岳徴君”三字；如今的刻本误作“夆山徴士”，“岳”误作“山”，“君”误作“士”。题名第二行，“丹”字误刻成了残缺字。题名第三行，原文“江隂真宰”四字，如今的刻本在下面增加了“立石”二字，右边都是可以逐一指出、清楚看见的地方，我不敢妄加评论；想来是因为重新摹刻时，没有计算各字的位置，牵强拼合以求补足罢了。再考察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版本，也有几句不同：书中说“乃徴前事，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蔵灵”，又作“义，唯髣髴”。“歴下华亭奚集真侣”，董文敏于是依照它来刻石。《辍耕录》又说：“以我考察，有一本在‘山樵’下面有‘书’字，在‘真宰’下面有‘立石’二字；另一本‘我传尔铭’作‘出于上真’，‘尔其蔵灵’作‘纪尔岁辰’。”陈氏《玉烟堂帖》所依据的正是这个本子，如今重刻了两种。又有一本是依据《玉烟堂帖》的。另外，广东黎尧石以及严氏也有翻刻的残本，我没有见过完整本子；然而这些刻本刻于别处，或有增减，无法考查。比如金山唐人书的本子，已经自行与原本不同了。只有刻在本山的本子，后人还会相信它是真的。有的可能是原石逐渐沦亡，有的可能是怕费力而不精心搜考，这样终究不能看到原来的面目。它造成的危害，哪一种更严重呢？有识之士应当辨明这一点。【以上五条，是张力臣辨析《玉烟堂帖》本讹误的话。】《玉烟堂》刻本，就是世间流传的本子。文字列在前面。“奚夺”以下少了“余仙鹤”三字。现在按照原石的空间位置来看，“奚夺”以下也可能容不下三字，所以图中只添入了“鹤”字。凡是天地间的神异之物，隐现本来就各有时机；而能够尽力珍藏它们，难道不在于有合适的人吗？岐阳的石鼓、岱山和峄山的篆刻，在过去沉没磨灭之时，也未尝不是倒伏在烟雾、荒草和霜雪之间；一旦有爱好古物的人珍视并聚集它们，即使有的难免残缺，人们终究不敢用讹误错乱的文字去搀杂它们。陆放翁说：“残璋断玦，以真实为贵，难道在于多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弨对于《瘗鹤铭》的做法，已经把五种本子全部列在前面，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差异了。然而释文虽然详细，原文却没有显明，恐怕不能同石鼓、篆刻一样在天地间光彩显赫，实在可惜！推究其根本，仍应以重新树立原石为主，请让我说明其次序。重新树立的方法，应该先取一块仰面石、一块侧立石，移放到宝墨亭上。至于那块倒伏的石头，虽然很大，本来就是过去曾经树立过的；如果把它扶起来立在江边，那是最令人痛快的事。否则，等到冬天水枯时，挖开沙土，留出可以容身的地方，再另磨一块石头，按照原来的位置和次序，仿效宋人补刻、重新摹刻而精心勒石，也是一件快事。再不然，暂且把仰面的一块石头取起来，一天就可以完成，最为简便。从来遗留下来的墨迹，即使只有几个字，也可以流传到永久，何况这块石头现存三十字，已经获得首尾的大概了呢？

译如果确实能使这块石头先得到保全无恙，再慢慢谋划重摹三十九字和不完整的二字，以及宋人补写的序文三十四字，合计一十三字，放在同一处，那么神物就能恢复旧日的样子：一方面可以纠正前人的讹误，另一方面可以使后人确信并遵从。尽力珍藏它，这是我对博雅君子的期望。我从丁未年开始，到甲戌年为止，将近三十年；这期间遍游五岳，校勘各种刻书，所以忙碌无暇，常常想着分别按照原石的形状和大小，在家园中摹刻四幅。岁月流逝，忽然到了七十岁，唉，我也老了，正苦于形神衰惫、老病交相侵扰，实在无可奈何。因此想到这些年来殷勤细致地访求，也很费苦心，便赶紧重刻这个本子，又强忍疾病双钩摹写了几张，留待有识者；暂且把它作为玩赏之物，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至于石头将来果真能够重新树立，放出光怪、吐出虹霓，他日若有能够望气的人，一定会远远知道神物所在的地方。【张力臣关于想要重新树立原石的论述】按：从丁未年起，张力臣先生想要重新树立原石，直到今天几十年间，没有人替他办成这件事。然而沧洲太守却把它从沙石中抬了出来，不能说没有人与他有同样的爱好。力臣又想重新摹刻四幅，他的志向十分勤勉。我现在想亲手摹写它的文字，以完成力臣的志愿，但磨石尚未完成，还在设法筹措刻版的费用。将来如果能够完成，也一定是件快事，只是恐怕腕力衰弱，不能仿佛古人，万一如此罢了。“立石真侣”中，有“丹杨外仙尉”。考察郡名，唐代称“丹阳”。司马迁《年表》中写作“杨”字从木旁；《祭侄帖》中颜鲁公的官爵写法也是这样。如今这里的“仙尉”，究竟是晋代的还是唐代的？正等待考辨。朱长文《帖考》记载说：“梁普通四年，陶弘景书。”【《玉烟堂》翻刻本跋】按：丹阳古时称云阳县，唐天宝初年才改称丹阳，不能同晋、汉时期相提并论。汉代丹杨郡治所在宛陵，晋代丹杨郡治所在秣陵，因为山中多赤柳而得名，所以古本中的“丹杨”都写作木旁。又按：壬辰年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年是天监十三年。即使把这篇铭文认定为弘景所书，也应当系于天监年间，不知长文依据什么说是普通四年。沧洲太守把《瘗鹤铭》从江中捞出后，将拓本送给我。我于是仔细观察了许多天，沉思默想，知道它用笔有萧洒的妙处；至于笔锋磨损、笔毫秃败，确实是水流冲刷、石头剥蚀造成的，不能把这些当作古人书法的秘妙。至于书写者和撰文者的姓氏，本来就没有可考的根据；它既不是王羲之所书，也不是陶弘景所书，即使“华阳真逸”和“华阳隐居”恰好同用一个道号，也只能悬拟为弘景所撰的文章，不应直接确定为弘景所书。书写者本来署名“上皇山樵”，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姓名呢？当时的道流也都各自使用不同的别号，如“真宰”“仙尉”“征君”，就是铭辞所说的“真侣”。诸位都崇尚高世、仰慕道术，隐匿踪迹、逃避名声，又怎么可以强行指认他们是谁呢？而且它的字体夹杂篆书和隶书，六代都是这样；即使以南北为界，其书法也未必不是彼此流传，怎么能断定平陈以后南方才开始有这种结体呢？各家的议论纷纷杂陈，我都不敢深信。钩摹之余，我仍采集旧闻，并在后面各记下几句话。有人讥笑我说：“东观已经有成书，广川也有许多相关说法，这部书即使不写也可以。”我说：“自古文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兰亭》引起的争论，少说也有几十家、上百家，又何必嫌我言辞烦琐呢？” 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把它看作价值千金的珍宝；这也是我的《鹤铭》破扫帚，希望好古之士或许能够来看看它。康熙甲午年六月望日，退谷汪士鋐记。【以上凡是没有注明某人、某书的，都是汪太史考订的。】焦山西南面叫作瘗鹤岩，如今已沉没在山麓的乱石中；壮观亭的左边叫作羲之岩。宋代僧人了元的诗说：“朱方瘗鹤，右军奇，入石三分，记岁时，龙跃蛇奔。”这座岩石下面，寻常的雷雨恐怕就会使它飞驰而去。【《京口三山志》】这篇刻石被世人视为珍奇宝物，经过一千多年直到今天，却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也没有真正的见解。大多数人认为是右军所书的，认为是隐居所书的反而不是。因为晋、梁两代的字形还很古朴，而仔细欣赏它又都是唐人的笔意，显然不是这两位公所书。说它具有右军书法的奇妙之处可以；既然有右军书法的奇妙之处，又何必一定是右军所书？既然不是右军所书，毫无疑问就是唐代中晚期的人所写的。只是他刻石时，随着石面的高低，有时仰面刻，有时平立刻，都是悬腕投笔，所以姿态千变万化，不可轻率观视。山中幽深僻静，又一定是自己刻镂，因此下笔的精神，各种风貌都显露出来。何况经过江水冲洗，石理真正像锥子在沙中行走一样，更增添了它的奇异。欧阳修《集古录》说：“独得六百余字。”现在考察它的首尾，我所得不到一百字，但大意已经可以贯通了。哪里会有六百字呢？而且不说这六百字究竟是什么说法，看来欧阳修没有见到真本。苏轼有诗，王安石有记述，近来董宗伯也有补写，潘氏有《江上山志》，这些都因为没有亲见而作；唯独我有幸让家中小阮替我搜集记录，哪敢拿它夸耀，只把它当作山居中的光彩罢了。【《墨林快事》】石刻文字流传到今天，有些很难一下子读懂。《天发神谶碑》断裂成三块，《瘗鹤铭》裂成四块，又失去了中部，因此释文与原文不相符合。读古书的人保留疑问是可以的，移动、改易、增益原文却不可以。从前我在白下得到祥符周雪客的《神谶碑考》，已经作序并把它传布了。淮阴张力臣趁江水退入河道，进入焦山山麓，借着落叶仰头读《瘗鹤铭》的铭辞，把四块石头集中起来绘成联图，并用宋人补刻的字排列次序，丝毫不乱，而且考证为顾逋翁所书。顾逋翁的旧宅虽然在海盐横山，但他在句曲学道，后来便迁居这里。他的文集中有《谢王郎中见赠琴鹤诗》，鹤大概是出于他本性的喜好，因此为它埋葬并作铭，实在是有道理的。自从顾处士的图本出现，足以平息众说纷纭了。力臣名弨，精通书法，曾为顾处士炎武书写《广韵》和《音学五书》，亲手摹写家中收藏的鼎彝款识；可惜他不经营生产，死后这些东西全部散失，连传刻的枣木版也都归了闽人，实在可叹。【《▯书亭集》】

译以上是补录的三条。按：汪氏编书中记载顾元庆《瘗鹤铭考》的一条，大概是写在所收录的辨论文字之后。它所收录的大致就是汪氏编书所收的内容；我补录《三山志》一条，是顾氏收录而汪氏没有记载的。沧洲先生把铭石从江中捞出后，拓得七十七字，比欧阳公所得的更多，今天的人能得到这样的拓本，是多么幸运啊！我此前得到一本，有仲经曹君的题跋，知道是倦圃先生的藏本，共三十六字。前面的两幅又有十一字，仲经题跋说：“这十一字是我亲自到焦山拓得的，石头虽然剥蚀，但字形幸好还完整，特意用来补少司农藏本的缺字。”这册前后拓得的仅有四十七字，比今天的拓本还少三十字；而原本的三十六字，笔法尤其显得遒劲健朗，似乎胜过它。石头因为水流侵蚀，时间越久，字画就越衰颓；这篇帖的锋芒却还没有损失，不知是拓于哪一年？可以说是至宝了。【光暎识】《金石文考略》第四卷。《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考略》。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考略》第五卷。嘉兴李光暎撰。后魏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右边是《后魏孝文吊比干文》，它的开头已经残缺，只能辨认出“元载”二字。下面说：“岁御次乎阉茂，望舒防于星纪，十有四日，日惟甲申。”按《尔雅》说：“岁星运行到戌年，称为阉茂。”郑康成注《月令》“仲冬”说：“日月会合于星纪。”《后魏书》记载，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日经过比干墓，亲自撰写吊文，立碑刻下。这一年是甲戌年，这些说法都相合。他并没有改元，却称“元载”，是因为孝文帝在这一年迁都洛阳，大概是按照迁都之年来说的。【《金石录》】现在碑在汲县以北十五里的比干墓上。《魏书·刘芳传》说：“高祖迁都洛阳，途中经过朝歌，看见殷比干墓，悲伤感慨，写文章来凭吊他。刘芳为文章作注解，上表呈进，就是这篇文章。” 这块碑上的字有很多特殊写法，例如把“蔑”写作“薎”，把“蔽”写作“▯”，把“菊”写作“葬”，把“实”写作“▯”，把“箕子”写作“萁子”，把“往”写作“住”，把“厥”写作“▯”，把“邅”写作“亶”，把“颠”写作“▯”，把“辛”写作“亲”，把“因”写作“囙”，把“桴”写作“□”，把“翺”写作“▯”，把“曵”写作“电”，把“芙蓉”写作“▯”，把“容葩”写作“▯”，把“漂揺”写作“▯”，把“防虑”写作“▯”，把“螭”写作“蠄”，把“裔”写作“▯”，把“带”写作“□”，把“防”写作“▯”，把“雏”写作“▯”，把“浏”写作“溜”，把“俯”写作“府”，把“阖”写作“▯”，把“驺虞”写作“□▯”，把“随”写作“▯”，把“辔”写作“辔”，把“吸”写作“歙”，把“闚”写作“▯”，把“睇”写作“▯”，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颜氏《家训》说：“晋、宋以来，擅长书法的人很多，所以当时的社会风气互相染习崇尚，现存的典籍篇帙和楷书字形大体可观，但也不免有俗字，并不算很大的损害。到了梁天监年间，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大同末年，讹误衰替逐渐滋生。萧子云改易字形，邵陵王很推行伪字，像把‘前’的上部写成草字头、把‘能’的偏旁写成长字旁之类。朝廷内外一齐把它们当作楷式，结果画虎不成，造成许多损坏。”从此以后，坟籍几乎无法看懂。北朝经历动乱之后，书迹鄙陋，又任意专擅地创造字形，粗陋笨拙远甚于江南，于是把“百念”写作“忧”，把“言”反写作“变”，把“不用”写作“罢”，把“追来”写作“归”，把“更生”写作“苏”，把“先人”写作“老”，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遍布经传。如今考察这块碑，便知道异体字的兴起本来就是当时的风气，孝文帝时代已经如此，并不是等到动乱之后才出现。江式上表说：“皇魏承接百王末世，世代更替、风气迁变，文字改变，篆书形体错乱，隶书字体失真，俗学陋习又加上虚浮巧饰；谈论辨析的人还凭自己的意图解释，使当时的人受到迷惑，难以整理改正。”《后周书·赵文深传》说：“太祖认为隶书错误，命赵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人依照《说文》和《字林》刊定六体，成书一万余字。”世间文字的不同以及人心爱好的差异，没有比魏、齐、周、隋时期更严重的了；异体字没有比这块碑更多的，杂体书法没有超过李仲璇的。后来君子很快察觉到其中的错误，从唐代国子监设置书学博士，建立《说文》《石经》《字林》的学习制度开始，又有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张参撰《五经文字》，唐玄度撰《九经字样》，天下文字才逐渐归于统一。然而这块碑出自一千年前，却与孔壁文字、兰台典籍一样被层层包裹、珍藏起来，难道不是很可笑吗？虽然如此，如果这块碑不流传下来，那么唐人订正字形的功劳就无法在千年之后显现了。把它保存下来用以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文字取舍的道理，如此而已。【《金石文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