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考略卷六

译楷书，褚遂良书写。右边是唐代房玄龄碑，碑文已经磨灭、断续，无法考究。只有他的名字还勉强保存；碑后题写“修国史河南公”，而姓名残缺的人，是褚遂良。考察《旧唐史》说：房玄龄名乔，字玄龄；而《新史》却说名玄龄，字乔。现在碑上所写与《新史》相合，只有《宰相世系表》又说玄龄字乔松，不知道根据什么。【《金石录》】碑文已经剥蚀，只剩六百多字。褚河南所写的楷书，结体方法与《圣教序》相同，值得珍藏。旧《唐书》说他讳乔、字玄龄，碑上却说讳玄龄、字乔，应当是以字行世，后来又把名当作字了。《新唐书》采用了碑文的说法。【《石墨镌华》】《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楷书，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贞观五年。这是欧阳率更的书法，所谓“直木曲铁”的笔法。仿佛身披铠甲、头戴胄盔，带有不可侵犯的神色；但还不能像端正戴冠、具有德行威仪那样。【《山谷集》】唐代贞观年间，善于书法的人以欧阳率更最为高明；而《邕禅师塔铭》又是他的作品中最好的。到了大德戊申年七月，中袖拿着它来拜访我，我便在后面题写了这些话。吴兴赵孟頫。我家收藏的欧阳率更书法流传于世的很多，《邕禅师塔铭》却是其中最好的。这件帖经过临摹镌刻，又是临摹镌刻本中最精美的。大概这是旧本。至元庚辰年二月丁亥日，欧阳玄题写。李宗道收藏。欧阳率更、姜白石认为它可以追踪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如今观看这块石刻，尚且令人惊叹绝妙，何况是真迹呢？由此可知姜白石的评论确实可信。这件《化度寺碑》大概是旧本收藏品，应当珍藏。至元六年岁次庚辰三月十六日，喀尔库库书写。【《三条郁逢庆书画题跋记》】长沙人欧阳信本的书法，在唐代的品评中列为妙品。郑渔仲《金石略》所记共有二十三种，而流传于南北各地的，只有《僧邕塔铭》和《醴泉铭》。这两种碑铭多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实在没有精妙的版本。我曾在越地见到胡文恭公收藏的《醴泉铭》，肥瘦适中，神采焕发，鉴赏者一定会认定是初刻本。如今观看这件塔铭，它的神韵气势绝对与那件相类，确实值得珍玩。不过塔铭尤其是欧阳信本得意之作，姜尧章说它胜过《醴泉》，逐渐进入神品，他真是懂得评论啊。元代各位大老在其中作品评的共有十三人，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姑且拾取余下的文辞，写在左边如此。【《宋銮坡》】赵子固认为欧阳率更的《化度寺碑》《醴泉铭》是楷书法则中的第一等。我虽然不敢完全这样说，但它确实是欧阳率更碑刻中的第一，而《化度寺碑》尤其精妙；其笔画紧密深厚，充分体现了结体、方笔、圆笔的妙处，只是残缺得尤其严重。过去我得到一本，只有二百多字；后来又得到一本，虽然剥蚀了，但能够读出的字几乎多了一倍。大概是前一百年刻的东西，但字的意态稍显舒缓散漫，不能像前一本那样精劲。难道是镌刻者的手艺稍差吗？因此把两本合在一起作了记号，等到明窗下仔细展开，再探究它们所以不同的原因。【《弇州山人稿》】我见到这件帖时，急忙想起先父憩庵府君曾称赞《化度寺帖》胜过《九成宫》，只是以前没有得到观看，一直以为遗憾。如今太师、英国公张廷勉拿出所收藏的旧卷帙，原来是驸马李子期家的旧物，碑铭文字大致完整。空缺处大多盖有印记，像文书家所说的“盖印”。卷帙后面有赵松雪、揭曼硕、巙子山等人的题识。只有谢端所说的“藏锋”、王沂所说的“神气深稳”，最为切合。周驰说：“石刻早已羽化。”那么这确实是二百年前的东西了。张公博学雅正，喜爱文章，尤其重视世代流传；他将永远珍藏它，绝不只是像李氏那样作一般的收藏标记。正德五年八月十日，长沙李东阳题识。【《怀麓堂集》】右边是欧阳率更书写的《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石刻本。王鲁斋先生自己说：小时候见哥哥用这个本子临摹学习，当时有二百四十多个字。哥哥去世后，鲁斋寻求补足全文，于是美丑自然显现出来。景定庚申年人日所作的跋语就是这样。到咸淳己巳年春天，又得到河南范谔在隆兴初年所作的跋尾：庆历初年，他的高王父开府公名雍奉使关右，经过南山佛寺，看见一块断石在台阶下面，察看后才知道是这块碑，赞叹认为是至宝。后来寺僧误以为石头里面有宝物，打破石头寻找却没有找到，便把它丢弃在寺后。开府公后来再次到来，发现石头不见了，询问僧人，僧人据实回答。公设法找到它时，已经断成三截，于是用几十匹缣换取带回，放在乡里的宅第、赐书阁下。靖康之乱时，各位叔父把它取出藏在井中。战乱之后，好事者把它取出，已经椎拓了几十本，于是又砸碎石碑，恐怕流散到浙右的本子都是这些拓本；因此把这个本子认定为范公家藏本。如今又过了一百三十年，鲁斋的六世孙文英仍像从前一样珍藏它。与现在西安府学的本子相比，清劲和文采相差悬殊。大体说来，书法有轻重的笔势，而近来摹刻的石本大多把字写得一体填凑，字内的筋脉全都不存在了。我同别人谈论书法，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如今看见这个本子，才知道古人自有真正的书法。【《春雨集》】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贞观五年十一月建立，就是这块碑。我早年从昆山沈大中那里得到这块碑，他说是黄应龙先生的旧物；因为它已经残断，我不太珍视。后来经过文氏停云馆，听说那里有宋代拓本，便请求观看。等到拿出来展示时，大体相差不远；我向来爱慕旧本，又亲手摹拓带回，但同样没有李百药的文字。由此知道这块碑从宋代起就已经不完整了，难道赵明诚所见的，是当时的善本吗？【《金石评考》】这是欧阳询得意的作品，没有收藏到旧拓本；这个本子却是经过重刻的，每一行缺少一半，中间还有删去、损坏而无法摹写的字，因此能够读出的很少，字也只保留了大致形态，使它峭拔独立的神韵单独变成了稳重绵密的风貌，失去的东西很多；但它萧疏冷淡的情趣还保存了二三分。古人著名的书法规范有时因此没有泯灭，不能把它看作残废的东西。【《墨林快事》】《墨林快事》说：这是欧阳询得意的作品，没有收藏到旧拓本；旧拓本本来就很难得到，而重刻碑本也确实值得珍藏。我妹夫陈荩家中有先世遗留下来的碑石，我借来拓印。除去缺失、后来补刻的部分，虽然碑文已经无法读通，但保存下来的字并不模糊，所谓峭拔独立的意味，也没有完全丧失。【光映识】《褒国公碑》

译右边是段志玄碑，根据《唐史》考察，其中有很多不相符合之处。碑上说公讳某、字志玄，而他的名字已经残缺；不过最初本来就没有记载他的名字。碑上说他是邹平人，史书说是临淄人。碑上说谥号为忠壮，史书说谥号为忠肃。旧史也写作忠壮，与碑相合。碑上又说他的画像绘在戢武阁，考察《唐史》和其他书籍关于功臣画像的记载，都说是在凌烟阁。起初我得到河间王元碑，上面说画像绘在戢武阁，我便以为凌烟阁原先名为戢武阁，后来才改名。如今得到这块碑，写法也相同，因此更加知道以前的说法没有错。这两块碑都是当时所立，不应当有误。两块碑都完整保存的只有一半，还没有能够详细考察。至于碑文的撰写者和书写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书法虽然方正整齐，却不免稍逊于崔安上碑、李药师碑；但楷书中间杂有一两笔分隶笔法，这是六代遗留下来的习惯。【《石墨镌华》】《祭酒孔颖达碑》楷书，于志宁撰文。右边是《孔颖达碑》，由于志宁撰文。碑文虽已磨灭，但还可以读。现在把能够看见的文字拿来与《唐书》列传对照，列传中缺少的内容，碑文也没有记载。孔颖达去世时的年龄，以及他奉诏与魏郑公共同修撰《隋书》的事，列传也没有记载。况且他的字也不同：列传说字仲达，碑上说字冲远。碑文字迹大多残缺，只有他的姓名特别完整，正好可以纠正列传的错误。不能因为冲远与仲达相近，就把它误作仲达；由此知道文字流传转写而失去真实面貌的情况，哪里数得尽呢？幸亏我因收集记录而得到的资料，也有不少能够用来纠正错误。由此知道我家收藏的东西，不只是供玩赏而已，它的益处难道不广泛吗？【《集古录》】右边是《孔颖达碑》，由许志宁撰文，世间传说是虞永兴书写。根据碑文说：孔颖达死于贞观二十一年，当时虞世南已经去世很久了。然而考察它的书法，大概是当时善于书法的人仿效虞世南的书法而写成的。【《金石录》】《孔祭酒碑》世间传说是虞永兴书写，其实不是。孔冲远去世时，已经是虞伯施去世后的十年，难道不是当时学习虞永兴书法的人写的吗？不过它的笔势刚劲妩媚，也自然值得珍视。【《东观余论》】这块碑由于志宁撰文，没有署书写者的姓名。它的书法完全学习虞永兴，但结体稍显疏松，绝不是中唐以后的人所能写成的。黄长睿也说：“世间传说是虞永兴书写，其实不是。”祭酒去世后十年，才有学习永兴书法的人写成此碑。碑的一半埋在土中，根据《集古录》早已说它磨灭，并摘录了它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列传”写“字仲达”，碑上写“字冲远”；碑上写他与魏郑公共同修撰《隋书》，而“列传”没有记载；“列传”又没有记载孔颖达去世时的年龄。如今碑上“字冲远”和修撰《隋书》的事仍像新刻的一样，年龄一项的字已经半数剥落，但还隐约可读。碑上说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这样看来，欧阳修所收藏的碑与今天的碑大致相同，几百年间难道没有剥蚀的灾害吗？而且昭陵的许多碑都已经无法辨读，唯独孔公碑还保存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孔公对六经有功，鬼神在保护他吧。【《石墨镌华》】《孔子庙堂之碑》楷书，虞世南撰文并书写，贞观四年。右边是《孔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文并书写。我小时候曾得到这块碑的拓本，用来学习书法，当时刻画完整完好。二十多年后，又得到这个本子，已经残缺成这样。因此感叹万物最终都会衰败，即使金石坚固，也不能永远保存。于是开始想收集记录前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并加以收藏。到现在大概十八年了，已经得到一千卷，可以说很丰富了。【《集古录》】虞永兴《孔子庙堂碑》的石刻在关中，我有两个本子，其中较好的一个送给了弟弟。碑文虽然残断，但剥蚀得不厉害，不过这是五代时的翻刻本。碑首有相王李旦所书的碑额，大概原来没有碑额，是武后时期增刻的。到了文宗朝，冯祭酒宝请求截去“周”字，唐史于是把这块碑误认为是武后时期所立。相王所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虞世南的书法列入妙品，评论者说它的德行风范接近贞白，又说它与欧阳率更齐名，而专擅一体的成就超过欧阳率更。它如同登层台而缓步，高高超脱于尘俗；又如选拔出来的善于行走者，很少有失误的言辞。只是流传后世的很少，常听见贾耽相公极力称赞虞世南的书法。他最后说：“《孔子庙堂碑》，只是青箱中的至宝罢了。”唉！在当时已经珍贵到这种程度，何况千年之后呢？它的残碑断墨，就像鲁灵光殿一样，但再经过摹拓镌刻，虽然典范形貌仅仅保存下来，风骨和锋芒却几乎所剩无几。想到唐代石碑，不禁感慨万分。【《弇州山人稿》】我曾记得在京师时见过虞世南的真迹，说是他把这篇文章的石刻本进呈给唐太宗，太宗特意赐给他王羲之的黄银印一颗。这样看来，虞世南的书法在当时受到珍重，确实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只是世人没有见过真迹，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金薤琳琅》】评论者说虞永兴的书法如登层台而缓步，高高超脱于尘俗；又如选拔出来的善于行走者，很少有失误的言辞。观看这块碑，果然不是虚言。贾耽相公说：“《孔子庙堂碑》，是青箱中的至宝。”如今这块碑已经经过五代翻刻，尚且如此，那么当时的原刻就可以想见了。但碑已经断裂剥蚀，存放在西安府学。我常到那里，看见碑旁有一片石头，拿起来察看，原来是碑的碎片，破裂成这样。恐怕后人再也看不到它了，这部书法作品怎能不令人感慨呢？【《石墨镌华》】

译荣咨道用二十万钱买下了没有删去“大周”二字的本子，就是这个本子；这次刻本是宋代重新镌刻的。虞永兴亲自从永禅师那里接受笔法诀窍，当时把石刻本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把右军王羲之的黄银印赐给他。如今谢表刻在《群玉堂帖》中，爱好书法的人把它合起来观看，就可以了解虞伯施的书法。【《苍润轩帖跋》】我临习这个帖，也是宋代拓本，但已经断折，接缝处大多错开一行，导致装裱的人前后无法相互对应，几乎不能阅读。到处寻找完整本子也始终找不到，后来仔细推究文义，才知道错误是由折断处造成的，每行不过丢失二三个字而已。想重新装裱，但纸墨已经腐败，无从下手。至于它锋棱峭拔、情致温文的特点，与近来的拓本相比，何止相差千万。于是重新整理它的装饰，并把大概情况记在这里。然而爱好古物的人，即使只有片言只字，玩赏它也可以有所收获；何况有数以千计的清晰文字，本来就是世间罕见的瑰宝。唐代一朝高尚地崇尚书法，大家遗留下来的作品，造物者也仿佛加以呵护；各种坚贞的石碑色泽如新，使有志之士不用走出书案，就能突然与古代贤哲相接触，这就是其中之一。北斗高悬当空，这些道理只有真正理解它的人才知道。【《墨林快事》】碑文题署说：“太子中书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诏撰写并书写。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写碑额。”相王，就是睿宗。 《旧唐书》记载：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上奏说：“文宣王庙碑是太宗时建立的，睿宗篆写碑额，增加了‘大周’二字，大概是武后时期所书。请凿去伪号，改从‘大唐’二字。”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大周”二字被削去，但相王的题署仍然保留下来。碑末说：“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王彦超重建。”这说明原碑已经毁失，现在的是重刻本。这通碑与《皇甫诞碑》都把“胥”写成了原文中的异体字；《广韵》中“胥”俗写作另一字。考察汉人碑刻，如《韩勑孔庙礼器碑》《桐柏淮源庙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张纳碑》《竹邑侯相张寿碑》《戚伯著碑》《金广延母徐氏碑》《殽阬祠碑阴》《杨震碑阴》，以及《魏公卿上尊号奏》和北齐《南阳寺碑》，早已都写作“胥”了。【汉人碑刻中也有写作另一异体字的，后周《华岳颂》也作另一异体字。】因此，李善注《枚乘七发》时，把“通厉骨母之场”改作“胥母之场”，其实是错误的。至于“婿”字，第一传写成“壻”，第二传写成另一字，第三传写成一缺损字，第四传写成“聟”，这些都是“胥”字的变体。【《诗经·有女同车释文》中“壻”音“细”，《字林》作另一异体字；《战国策》“韩且坐而胥亡乎”“王胥臣之反而行”都作“咠”；《书大传》“不爱人者及其胥余”作“咠”；《晋书·五行志》“沦咠于北”，音义说“咠”音息鱼反；《张骏传》记有黄龙出现在揖次的嘉泉，吕光《载纪》记迎大豫于揖次，音义说“揖”音子鱼反、“次”音恣；《汉书·地理志》记武威郡有揟次县。这些都是“胥”字的讹误。《汉仙人唐公房碑》中“婿”字写作“聟”，晋王羲之帖中有“女聟”二字。】碑中“幕”写作“莫”，“笑”写作“防”，“覆篑”写作“覆匮”，“荆”写作另一异体字，“歌”写作“哥”，这些字有的属于通假，有的是俗体；但把“及”写成“反”，则是重刻者的错误。【以上两条见《金石文字记》。】《庙堂碑》是虞永兴得意的作品。贞观四年，碑刻成后进呈墨本，太宗赐给他王逸少佩戴过的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当时车马聚集在碑下，拓碑用的毡子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所以不久碑就损坏了。到了五代，王彦超重新摹刻，只保存了碑的外部轮廓。如今看这个本子，珠圆玉润，神采照人，确实是千秋难得的至宝。唐代原拓本早已亡佚，恐怕世上不会再有第二本了。从前宋人荣咨道用三百万钱购买唐拓本，在当时已经很难得到这样的本子了。《金石录》说：“《庙堂碑》建于武德年间，题署却说‘相王旦书’，书写碑额的人大概本来没有题额，是武后时期增刻的。”到了文宗朝，冯审任祭酒时请求凿去“大周”二字，于是《唐史》便把这通碑定为武后时期所立。《金石史》说：“唐代书法以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但前人说：‘欧阳询像狂将军，深入敌阵时有时会失利；虞世南像行路之人，精心选择，很少有失言。’又说虞世南刚柔含蓄于内，欧阳询筋骨显露于外；君子深藏才器，以虞世南为优，本来是应当的。至于说欧阳询‘秀岭危峰，处处间出’，却不对。欧、虞固然可以并称，如今只存一通《庙堂碑》，又经过五代翻刻，风神尚且如此，若与初刻本相比，更不知会怎样了。”【以上两条见《销夏记》。】永兴《庙堂碑》的唐代原拓本已经不可能看到了。五代翻刻的碑也已经残缺漫漶。我收藏的一本还很完整，所谓虞世南书法刚柔含蓄于内，在其中仍未失真，确实是善本，极其珍贵。松壑顾先生早年从山左回来时，又赠给我一本，也很好，只是我没有询问它的来源。考察王司寇居易的《录》中一条记载：历城门人赵于京，在丰原任城武教谕，寄来该地的两通碑，仍然非常完整，大概世人很少知道，摹拓的人也少，所以保存得好。一通虞永兴《夫子庙堂碑》，不比王彦超翻刻的西安本差。【如此等等。】松壑赠我的本子，应当就是司寇所称赏的那一本。【光暎识。】《九成宫醴泉铭》楷书，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贞观六年。碑在麟游县。右边这通《九成宫醴泉铭》，由唐代秘书监魏征撰文，欧阳率更书写。九成宫就是隋代的仁寿宫。太宗在宫中避暑时，宫中缺水，他用手杖凿地，得到泉水，水味甘美，于是命名为“醴泉”。【《集古录》。】郑公这篇文章借隋氏宫殿的宏大华丽，归结到唐德的节俭朴素；虽然是颂扬，却含有讽谏，体制清楚明白，正是谏诤文书中的语言。渤海人书写郑公的文章，应当知道二者相合。 《书断》说欧阳率更的楷书源出王献之，森严挺拔，好像武库中的矛戟。虞永兴称赞他不挑剔纸张和笔具，都能写得称心如意。高丽也知道珍爱他的书法，曾派使者来请求。欧阳询的名声竟如此之大；但他的书法过于瘦削简省，古法已有小小变化。唯独《醴泉铭》在遒劲之中不失婉转润泽，尤其合于书法规范。这件帖本是我十年前得到的，文章已经残缺，字迹也模糊；与汴京刻本相比，它还像未央宫的瓦片，多少没有荡失古意。因此记下这些并收藏它。后来又得到一本，完整得多。觉得它的精意和古色仿佛流动映照在眼前。反复摩挲观赏了很久，觉得率更令欧阳询之于索靖，正如李阳冰之于《碧落碑》。甚至到了下马坐卧、玩味欣赏的程度，十多天也舍不得离开。从前有人说：“懂得它，就会喜爱它；我虽然不懂却喜爱它，喜爱之后又渐渐明白了。”至于不懂它究竟说的是什么。【三条见《弇州山人稿》。】

译《九成宫醴泉铭》，由唐秘书监魏征撰文，率更令欧阳询书写。考察《唐书》：贞观年间，改隋代仁寿宫为九成宫；永徽年间，又改为万年宫。宫在岐州，开皇十三年由杨素营建。魏征说，宫城之内本来没有水源。贞观六年四月，西城北面土地似乎有湿润之处，他用手杖引导，泉水随即涌出，于是命名为醴泉。考察《醴泉》一书，《尔雅》说：“甘露按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嘉美，称为醴泉。”甘露是雨水。但汉代、魏代的郡国以及唐代离宫，都说水从地下涌出，味道像甜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广川书跋》。】《九成宫醴泉铭》，题署为秘书省检校侍中、钜鹿郡公魏征撰，兼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写。九成宫就是隋代的仁寿宫。魏征撰写这篇铭文，也是希望太宗以隋朝为戒，从中可以看出魏征的志向。唐人说：“书法贵在瘦劲坚硬，才能通达神妙。瘦近于清寒，清寒则气势容易衰弱；硬则坚苦，坚苦则形势容易危险。”深山道人积聚精气、锻炼精神，污浊之气日渐消除，清虚之气日渐到来；虽然颇为清瘦，却内里冲和融洽，所以能够肌肤如冰雪，姿态柔美如处子。欧阳询书法之所以可贵，就在这里。【两条见《古今法书苑》所载虞集的话。】欧阳询的《皇甫君碑》遒劲，这通碑婉转润泽，确实是楷书第一。碑已经残缺，我曾见过一件旧拓本，后来被贵人带到浙中去了。我收藏的本子是二十年前得到的，近来又得到几张。其中有三十多个字被县令命石工凿去，因此我的本子就更加难得了。宋代赵子固说，率更令、化度寺、醴泉三碑是楷法第一；如今巍然独存的，只有醴泉碑。化度寺在朱雀街，如今那里禾黍茂盛，再也没有佛寺的遗迹。不知碑是什么时候亡佚的，每次到那里，都惆怅很久。【《石墨镌华》。】如今《九成宫醴泉铭》大多已经漫漶磨灭，牟利的人竟胡乱把它清洗。碑的形貌虽然还像从前，但蕴含的古雅意味已经大为损失。何况还有人把缺失的两个字擅自补刻上去，用拙劣的书法充数，更令人污秽作呕。

译古代遗迹的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收藏有一本旧拓本，除去原来缺失的两个字之外，每个字都完整美好得像新的一样，也是墨本中最为稀有的。【《墨林快事》。】右边这件《九成宫醴泉铭》，魏征撰文，欧阳询以楷书书写。此本作为合作者，旧拓本开头缺一百一十八字。嘉靖戊戌年八月初一重新装裱，用善本补足。与如今流传的本子校对，碑文越发残剥，而拓手、纸张、墨色都远远不及此本，确实应当珍藏。右边这通《九成宫醴泉铭》，其中写道：“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到九成宫避暑。这就是隋代的仁寿宫。”又写道：“到了四月甲申朔日，十六日丁亥，皇帝和中宫……”【下文略。】由此可见确实是四月无疑。《新唐书》写作三月，应当以碑文为准。欧阳文忠《集古录》常常用金石文字纠正史书的错误，到了这里却又彼此抵牾，这是为什么呢？【两条见《金石评考》。】贞观初年，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凭借辅佐帝王的才干挥毫作书，追踪媲美王羲之、王献之；其中谨严、瘦劲，欧阳询最为突出。流传散落在天地之间的作品不知有多少，唯独《化度寺记》《醴泉铭》最值得珍玩。学习它们的人往往失去它们的韵致，只看重端庄，就像木偶在活人中间一样，很少不沦为官府文牍的书写。错误的翻刻会误导人，人们也很少能辨认真迹。忽然看到这个本子，实在不容易得到；我反复看了几天，写下这些话把它归还。【《北涧集》。】长沙欧阳信本书写。在唐代评论中列为妙品，郑樵《金石略》记载共二十三种，《醴泉铭》列居其中。铭刻于贞观六年，从贞观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碑石剥蚀磨损已经很久，世间流传的完整本子多不是真迹。这个本子是毗陵胡秦公武平年间的旧藏，神韵生动，无疑是初刻本，可以珍藏。【《宋学士集》。】欧阳率更书写的作品，米海岳称赞其逼真到可以与王羲之内史的石刻相比，只有《醴泉铭》《化度寺》两碑特别精妙。《化度寺》已经缺失一半，《醴泉铭》中如今还能读到的文字，也都是后人重新摹写的。这个本子虽然有缺文，却是宋拓本中的佳品，仅次于真迹一等。董其昌在墨华阁观看后，因此题记。【《珊瑚网》。】我从前在王公惟俭家得到一本《醴泉铭》善本，只缺少几个字。后来在沧桑变故中竟然遗失了。丙戌年春天又得到这个本子，原来是旧日尚方的物品。虽然缺了二十多个字，但拓法非常精妙。从前人所说的“草丛中受惊的蛇”“云间迸发的闪电”“森然如武库中的戈矛”等神态，都完整地呈现在纸上，今人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书法。毡蜡确实是宋人的真本。率更令欧阳询的楷书大多带有隶书笔法，例如首行“宫”字左旁写作原文异体字，正锋一画就是隶体。近年的拓本竟然把这一笔写成另一偏旁，大大失去了书法家的精妙旨趣。这就是旧拓本珍贵的原因。【《销夏记》。】《万年宫铭》行书，高宗御制并亲自书写，永徽六年。万年宫就是九成宫，是改名后的称呼。高宗巡幸此宫后作铭并书写。其行草书比《英公碑》更加遒劲挺拔。【《石墨镌华》。】这是唐高宗的书法，笔势间自然活泼，没有故意矜持、勉强凑合的姿态，确实是很相称的作品。【《墨林快事》。】唐初帝王都留心书法学问。太宗每得到王羲之、王献之的法帖，就命令诸王临摹五百遍，然后另换一帖，所以他所写的字大多值得观赏。至于太宗的《晋祠铭》，看不出佳处，还不如《淳化帖》中的几种书法；高宗的《万年宫铭》笔意生动，具有晋人的遗韵，胜过他所书写的《李勣碑》。碑阴有五十多人的姓名，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等人都在其中。书写的姓名大小不一，然而都有法度。即使契苾、贺兰等人，书写也不草率。唐人重视书法学问，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两条见《销夏记》。】如今碑在麟游县。《旧唐书》记载：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把九成宫改为万年宫；干封二年二月辛丑，又把万年宫改回原名九成宫。《册府元龟》记载：永徽五年五月，下令把《万年宫铭》刻石立在永光门外，并命中书、门下两省以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和学士亲自书写姓名，刻在碑阴。 【《金石文字记》。】《虞公温彦博碑》楷书，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写，贞观十一年。右边这通《唐温彦博碑》，欧阳公《集古录》在《颜勤礼碑》之后说：“考察《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温彦博字大临，弟温大有字彦将。兄弟的名和字本应相互对应，但名为‘大’的字作‘彦’，名为‘彦’的字作‘大’，不应如此。大概唐代许多贤人的名和字都令人怀疑。封德彝说名伦，房玄龄说名乔，高士廉说名俭，颜师古说名籀。他们在唐代并没有避讳，不知道为什么反而以字行世。我考察颜之推《家训》说：‘古代人死后才避讳其名，字可以用来作为孙辈的名字。江南至今不避讳字；河北士人完全分辨不清，名也称作字，字本来还是字。’尚书王元景兄弟都以名著称，他们的父亲名云、字罗汉，兄弟也都避讳这个名字。其余情况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颜师古《匡谬正俗》又记载：‘有人问，为什么人们称字而不称名？’颜师古考察各种典故，认为称名才是正确的。大概当时风俗崇尚如此，原本没有什么义理。然而颜师古既然立论认为应当称名，却又以字行世，实在难以理解。”以上见《金石录》。率更令欧阳询书写的《温虞公碑》，是从卖书人那里买来的，已经残缺，无法再读。但它的字画精妙，并不比《醴泉铭》《化度寺》差。好比郭林宗，虽然品格清峻，却虚静温和、接近常人；欧阳询其他书法则不免像李元礼那样有凛凛松风之气。【《弇州山人稿》。】信本这通碑的字比《皇甫君碑》《九成宫》略小，但结体严整，并不低于那两碑。王元美说：“如郭林宗，品格清峻而又虚静温和。”近来有人考证，温彦博死于贞观十一年；当时信本欧阳询已经八十多岁，楷法仍然精妙如此。虞伯施曾说信本：“难道连纸笔也一起调和了，竟能调和老年与少年的状态吗？”可惜碑已经残缺，后世再也看不到完整面貌了。【《石墨镌华》。】

译这通碑毁坏已久，下半部大多漫漶，无法辨读。市井儿童把尚存的部分取去重刻，大约得到四百多个字。我初次见到时又惊又喜，求取完整本子三十多年也未能得到。后来得到一本，却是工匠已经把损坏的字截去的，也只剩五百多个字而已，我对此深感惋惜。最后才得到这张尚未装裱的纸，数一数有八百二十多个字，笔锋的锋芒和转折、书法的精神仍然存在。于是我亲自为它装裱，每行大约二十三、四个字，各自重新分行起首，终于使人一看就知道缺少的是什么文义，可以据此遥相推测并连接起来。即使有所缺失，也足以当作完整本子。想来它的字大体与《九成宫》相当，但这通碑更加潇洒雍容，玲珑秀润，无法用语言形容。率更令欧阳询的面貌，千古以来如同面对本人。由此可见，古刻确实不可企及，装裱也不可草率。因此叙述我求得它的艰难，给后人看。【《墨林快事》。】这通残碑已经亡失了一半，碑上的姓名都无法考查。 《唐书》记载，温彦博升任中书令，进爵为虞国公；任尚书右仆射时去世，追赠特进，谥号为恭。所谓“虞”指他的国号，“恭”指他的谥号，“温”指他的姓。碑上有高丽字样，就是史书所说他与高丽抗礼的事情。碑上说他对月氏没有功劳，就是史书所说他作战失败、陷没于突厥的事情。碑上说李纲受到礼遇，就是史书所说李纲惊叹他有卿相之才。这通碑是温彦博所无疑。【《金石评考》。】《太常卿薛收碑》楷书，于志宁撰文，永徽六年。如今昭陵陪葬者共有一百六十五人，现存的仅有十六通碑；碑记中记载了其中十五人，只有这通碑遗漏。先师所作的记录，必定是亲眼看过碑并且得到拓本的人所记，否则就会删去不录；由此可见他十分谨慎。碑只剩一百多个字，但碑额还完整。【《金石文字补遗》。】《薛收碑》的文字已经残缺，把还能读出的部分与《唐史》校对，没有什么明显异同。只是薛收的谥号为“懿”，史书没有记载罢了。又，薛收的儿子薛元超，据《唐史》和碑文都说名为元超；但杨炯《盈川集》所载为元超撰写的行状，却说名为振，字元超。大概唐初人常常以字作为名字。 【《金石录》。】这通碑已经残缺，只剩几十个字。碑额题作“太常卿汾阴献公”；据史书记载，永徽年间追赠太常卿，却没有记载谥号，可见史书散佚的内容很多。碑的书法也类似王知敬、赵模，但没有署撰文者姓名；据《金石录》，撰文者是于志宁。【《石墨镌华》。】《将军张阿难碑》碑的书法很像《李卫公碑》，但残缺磨灭得特别严重。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内侍、汶江县开国侯张阿难”，又说：“勇冠三军，扫定河汾”等话，难道没有夸大美化吗？唐初开国之时，宦官侍从竟被封为公侯，鱼朝恩、李辅国之类祸乱的征兆已经出现了。【《石墨镌华》。】《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楷书，张景毓撰文，欧阳询书写。《岑君德政碑》是唐代雍州录事参军张景毓所撰，张景毓字烛微。按碑文，岑君名桢，字德茂，是南阳人。他的祖父名文本，父亲名景倩，初任官时授为军职，后来又任蒲州司户参军；调任精补后，任衢州司仓参军，于是升任润州句容县令。这通碑是因为他离任而立的。此碑如今在县治第二道门外。今年秋天，我因参加考试前往句容，考试失意后，早晚游走于崇明寺，托当地居民[原文“▯”]拓印数通碑，带回保存。柳汧江君指给我看这通碑以及寺中倒在地上的石幢，说这是李北海所书。他又找出《书史[原文“防要”]》给我看，像句容隐士若江君这样的人，真是难得。那天刚出来不久，我与祝京兆往来谈到诗稿和宋刻《句容县志》。他自称远祖江宾王与朱文公同年，家中有当时的试录，只是当时在乡里，来不及取出。后来我因考试事务急着回来，直到昨天才寄到，于是得以摩挲墨本，恍惚间忆起往事，便记下这些。嘉靖戊午十月二十一日记。《苍润轩帖跋》：我收藏的岑君碑，是从同乡项氏那里得到的，碑尾有墨林先生题字说：“宋代[原文“▯”]欧阳率更正书。”明代丁丑年又在八月十八日重新装裱，共用了五十五张纸。墨林项元汴珍藏。按碑文看，明明是张景毓撰文、欧阳询书写；但《苍润轩》题跋却说：“唐业行寺主释翘微正书。”考察《金石录》，则说：“释翘征正书。”不同之处在于一作“征”、一作“微，而且都没有说是率更欧阳询所书。我私下认为，原碑确实是率更欧阳询所书，释翘公应当另写过一通碑。我没有见过释翘公所书的本子，只是奇怪，欧阳询所书的本子，难道前人多半都没有见过吗？《光暎识》《金石文考略》卷六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考略》》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考略》卷七 嘉兴李光暎撰 《晋祠铭》行书：“太宗御制并书。”贞观二十一年。唐朝取得天下后，太宗祭祀晋侯，并为此撰写铭文。晋侯是周代唐叔的后裔，也是称霸天下的人。高祖起兵时，曾在晋侯祠中祈祷，后来便以此碑作为报答和祭享。太宗亲自撰文，并亲自书写，完全取法《圣教序》和《兰亭》，笔势纵横而自然舒展。但石质不好，年代又久远，现存的锋芒笔意已经没有多少了。《石墨镌华》详细说来，衰微的周朝末世，周天子徒有虚名，诸侯凭武力争斗，吴、楚又在外部割据僭越。所幸齐、晋两位霸主开创霸业，才使世道延续到春秋末年并进入战国。然而齐桓公未能终其一世，晋文公的霸业延续了几代；何况晋国与周王室同姓亲近，土地又遮蔽北方疆域，那么周朝之所以没有灭亡，实在是晋国保全了它，俨然成就了一番中兴事业。可惜后来六卿瓜分晋国，其中大半是异姓，连同姓宗族也随之逐渐凋零。晋国对于天地间历史大势的关系，难道还浅薄吗？唐朝能够表彰其功绩于千古，难道不是确实合乎人心吗？可是如果只是因为高祖私人祈祷求助之事，便过分加以崇奉，难道这是神明后裔所愿意接受的吗？即使是皇帝亲自撰文、亲自书写，也不能因此增光。不过，这通碑自从我收藏它以后，我南北游历，却没有听说有人见过它；这样看来，它比高宗其他书迹更加难得，也正是值得珍重爱惜的东西。于是我把自己的私意附在这里，仍然抄录保存下来，等待能够评论古人的君子采录并加以发扬。《墨林快事》唐太宗曾从晋祠起兵，平定天下。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皇帝亲自撰写碑文，于是在叔虞祠东边刻石立碑。碑阴列有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的官衔和姓名。后人给它加盖亭子，庸劣的工匠把字画重新上石时刻得稍浅，于是又把字刻深了。皇帝曾亲自谈论书法的笔法，只求笔画有骨力；骨力具备以后，字的形势自然产生。没想到被庸工改凿后，骨力和形势全都丧失了。我曾五次到祠下，总要抚摸这通碑，观览古迹而引发感怀。我集取杜甫自称“少陵野老”的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写在亭柱上。富平人李因甫看见后赞赏其书写工巧，于是寄信给我，与我订交。他回去时，我拓了一本铭文赠给他，并在后面题写了这些话。《曝书亭集》晋祠在今天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离今天的太原县八里。今天的县城就是古晋阳的旧址，唐代曾是并州、北都，也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古人曾在这里建立庙宇，祭祀唐叔。考察《北齐书》，其中已经有它的名称。唐高祖起兵时，也曾在这里祈祷。《册府元龟》记载：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巡幸晋祠，树碑并撰写碑文，亲自书写在石上，至今还保存在祠中。大概过去的并州城很大，晋祠距离城池只有三四里，位于悬瓮山山麓，是晋水的发源地。后人在这里引水成池、建造亭子，又在水上架桥，林木遮蔽，足以成为一方胜景。祠庙背山向东，正面所对的是晋水之神；南面所对的是唐叔之神。后晋天福六年，封唐叔为兴安王，封台骀为昌宁公。宋代又封晋水为显灵昭济圣母，并把它塑成妇人形象。现在的人只称圣母，不再知道还有唐叔这位古代最早拥有土地的君主。《水经注》说：“从前智伯拦截晋水来灌溉晋阳，后人沿袭他的遗迹，蓄水成为池沼。池沼西边靠着山，临水有唐叔虞祠。水边有凉堂，在水上架起飞桥。” 《北史》记载，薛孝通曾和众人一同到晋祠，大家都屈膝行尽礼节，只有孝通拱手不拜，回头说道：“这里不过是诸侯的国土，离我们有什么遥远的？恭敬却不合礼节，恐怕会被神灵讥笑。”由此可见，当时祭祀的是唐叔，而不是水神。祠前莲花台上有四个铁人：一个造于绍圣四年，一个造于绍圣五年，均完好；一个造于弘治十一年，另一个没有年月，均已损坏。如今的工艺比不上古代。碑阴的字体不统一。上方右侧写着：司徒、太子太师、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臣瑀；特进、太子詹事兼左卫率、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上柱国、郧国公臣张亮；礼部尚书、上柱国、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驸马都尉、柱国、安德郡公臣杨师道；正议大夫、守中书令、太子左庶子兼摄吏部尚书、参军臣马周。共七行，都是当日书写者所题；其余都是宋人续题，错乱没有次序。空白处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参知政事杨宪的题字，却完全没有一个唐人的题字，因为对于御书之碑，不敢擅自刻写。其他碑上，唐人的题字本来就很多。《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新罗王真德派她的弟弟、国相伊赞于金春秋以及他的儿子文正来朝见。春秋请求到国学参观释奠礼并听讲论学，太宗于是赐给他自己撰写的《温汤》以及《晋祠碑》，又赐给他新撰的《晋书》。他们将要回国时，太宗命三品以上官员设宴为他们饯行。《三条金石文字记》《晋祠铭》在贞观年间立碑，记载年月的说法也有不同，但都一致说是太宗撰文并书写。只有《墨林快事》说是高宗所书，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光暎识》《慈德寺旧宅诗》这是唐太宗先后在旧宅所作的两首诗。后人因为题字是僧人惠鉴所书，便认为诗也是僧人所书，其实并不是这样。大概天圣年间已经刻在种世衡那里，必定有所依据。如今原来的拓本虽然已经不存在，但跋语明明说字画损坏，只是重新命令工匠刊刻树立，并没有说改换书法。因此书体仍然是原来的旧体，必定如此。即使还不能确定是太宗亲笔，但它修整得并不俗，绝不是恶劣的书写。太宗那种恳切深厚的仰慕追思之情，大致仍可从中看出，这本来就是考察古代的人应当急切想要见到的。唐代一朝书法的精妙，光彩压过千古，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如此。我特意考察并说明这件事，以便申明其中缘故，并不是传播讹误。《墨林快事》《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