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考略卷五

译后魏《太公望表》。汲县是古代朝歌的地方，相传是师尚父旧日居住之处。遗留下来的碑有一通表文，位于县治西南角；另一通表文在县治西南角。晋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师尚父的后裔卢无忌来任汲县县令，在县西北三十里的庙中刻石。北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由司农卿穆子容正书。【《曝书亭集》】《水经注》说：县城原来是汲郡的治所，城西北有石头夹着水流，飞流湍急，人们也称它为磻溪，说太公曾经在这里钓鱼。如今碑文说：“般溪之山，是神明灵气寄托的地方。”其中“般”就是“磻”的异体字。《水经注》又说：县中百姓、原会稽太守任宣，向县令崔瑗进言说：“太公出生在汲地，旧居至今还在。您与高国同宗，如今治理这个国家，应当端正自己的位置，以彰明尊奉祖先的义理。”于是便筑坛祭祀。又说：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庙。晋太康年间，范阳人卢无忌任汲县令，在泉上立碑。这块碑是卢无忌所立，“无”字写作“无”，并且自称是太公的后代。这样看来，崔、卢两姓都出自太公，他们后人的门第可以说很显赫了。碑表说：碑上所记年代为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去世，据说享年一百一十多岁。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尚书·顾命》称齐侯为吕伋，那么到成王末年，吕伋已经继承太公成为齐侯；因此说太公在康王时期去世，是不对的。开宝年间，诏令修缮前代帝王的祠庙，并以鬻熊配祀文王，以召公配祀武王，以周公、康叔配祀成王，以太公、毕公配祀康王。大概是因此碑而产生了错误。【《三条金石文字记》】后魏修建孔子庙碑 李仲璇任兖州都督时，修建孔庙并立碑，事情发生在兴和三年，史官对此有所称述。当时高欢与宇文泰正在关洛地区激烈争战，东魏又正值迁都之际，李仲璇竟能改建孔庙，崇尚文儒，实在贤能。此碑以正书为主，当时又夹杂篆书笔意，间或用分隶，字形奇异怪诞。考察古代书法，大篆、小篆都称为篆书；东汉各碑削减篆书笔法而有波磔之法的，称为隶书；用篆书笔法写隶书，称为八分，也称隶书。正书称为今隶，也称楷书。这样看来，这块碑究竟是篆书、八分，还是古今隶书呢？【《石墨镌华》】右为曲阜县修孔子庙碑，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书写，孝静帝兴和三年十二月刻石。碑在杏坛下，至今完好，正书中杂有大篆、小篆、八分和隶书。大概自太武帝始光年间起，最初造出一千多个新字，颁行远近，作为楷模，一时风气和文字都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江式《著作》所说的“世代更替、风气迁移，文字发生改变，俗学的鄙陋习气在当时炫惑世人”。过去我看太原风峪北齐高氏时期刻的石柱佛经，也大多类似，这同样是穿凿附会、失去法度。李仲璇，《魏书》中有传；他从兖州回来后，被授为将作大匠，死后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曝书亭集》】《魏书·李仲璇传》记载：授为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李仲璇因为孔子庙的墙壁颇多坍塌毁坏，于是加以修整改建，这就是这块碑所记的事情。碑文在同一行中兼有篆书、八分、隶书和草书，杂乱而没有条理，有人却认为很奇特。那么，作诗的人是否也应当一句用《离骚》的体式，一句用汉魏诗体，一句用《文选》的体式，一句用律诗，然后才算奇特呢？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引用《礼记》“梁木其摧”却写成“良木”，尤其错误。【《金石文字记》】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 张猛龙任鲁郡太守时，郡中人立碑颂扬他。碑文用正书书写，笔势虬劲有力，已经开创了欧阳询、虞世南书法的先声。碑额用正书写有十二个大字，尤其险峻劲健。这也是兰台体书法的源流之一。史册中没有张猛龙的记载；根据碑文，他名猛龙，字神□。《金石录》中又有《刘干碑》，刘干名干，字天。魏人的名字这样写，也很奇异。【《石墨镌华》】右为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建于正光三年。它能够列置在孔林中，是因为张猛龙当时有兴办学校的功劳。我对此很有感触。孔子的道理，如同日月一样，万物理应没有不受到照耀的。可是有些人却背离它而归向佛、老之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诛罚和奖赏，是治理世间的权力；圣人，是判定是非的根源。《春秋》之所以诛责乱臣贼子，已经达到了极点。天下人认为错误的常常多，认为正确的常常少，恐怕没有谁能逃脱圣人的诛责。唯独佛、老之学以不作任何是非判断的言论，畅谈清净寂灭的宗旨，迎合了一般人乐于听闻的心理。而圣人之道，正是乱世所厌恶的。元魏的风俗，尤其崇奉佛教，凿山作为洞窟，熔炼金属铸成佛像。九层佛塔、耗费万金的金汁，都竭尽民力来供奉。等到工程完成，没有不刻石勒铭来记载功德的。在这个时候，又怎么知道圣人之道呢？张猛龙是西平武公轨的八世孙。当初晋朝时，士人崇尚庄子、老子；只有武公在凉州，征召贵族子弟五百人，兴办学校，春秋两季举行乡射礼。而张猛龙能够遵循祖父的教诲，修习圣人之学，在全天下都不实行这种学说的时候，使讲习圣人之道的声音再次在孔子故里响起。唉，这件事值得流传。我留居大同时，探问拓跋氏旧都，观看那里开凿的佛寺，穹碑巨碣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而这块碑却在孔氏庭院中，历经千年而不毁。即使再经过千年，我也知道不会有人把它迁走。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唉，执政的君子可以由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曝书亭集》】汉、魏时期的碑大多用隶书书写，唯独这一块是楷书，但笔法古朴刚劲，极像钟太傅，不是后代书法所能赶上的。书写者的姓名已经无法考察。在高古的书法中，又有秀美洒逸的意味，是后来楷书的祖宗。碑虽已模糊，仔细玩味其中的神韵，仍然可以像从画沙痕迹中看出锥锋的锐利一样，辨知它的精妙。【《魏儒鱼防》】后魏《温泉颂》正书。现今在临潼县。北齐《磨崖报德碑》

译天保六年释仙书写。北齐《平定州磨崖碣》皇建三年。北齐《少林寺碑》用正书书写，现今在本寺大殿前。所刻佛像与相里寺碑的形制大致相同，但书法很差。“斋”字写作□。【《金石文字记》】北周豆卢恩碑 《史恩附兄宁传》说：“永恩，如今根据碑文看，大概是以字代名而通行的。碑上称他在保定二年追赠柱国大将军、涪陵郡公。史书称追赠少保、幽冀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谥号为敬。看来应当以碑文为准。碑在咸阳豆卢恩墓前。隶书由令尹王公家瑞寻得。我摹拓了一张，大多难以辨读；但王公所刻《金石遗文》还保存了一大半，大概是从碑下抄录的。【《石墨镌华》】右为周少保豆卢恩碑。康熙戊子年，我在稼堂潘氏书屋观看此碑。豆卢恩本是前燕支庶后裔，姓慕容氏；他与兄长同州刺史、封楚国公、追赠太保的豆卢宁先后建立功勋，碑文如此说。豆卢恩字永恩，《北史》《后周书》都缺载他的名，只写他的字永恩，附见于豆卢宁传中，实在可惜。碑的后半部分漫漶，无法读完。宇文氏建立国家后，采用苏绰、卢辩等人制定的礼制和谥法，不轻易把美谥授予人；即使是宗室藩王，也不隐讳其恶德。例如晋公宇文护谥为荡，齐王宇文宪谥为炀，卫王宇文直、毕王宇文贤谥为刺，赵王宇文招谥为僭，陈王宇文纯谥为惑，越王宇文盛谥为野，代王宇文达谥为奰，纪王宇文康谥为厉。然而豆卢兄弟有的改名为昭，有的改名为敬，实在是非常幸运。稼堂说：“您的话说得明白啊，何不把它写下来？”于是我就写下了。【《曝书亭集》】北周西岳华山神庙碑 八分书，万纽于瑾撰文，赵文渊书写。天和二年立碑，碑在华阴县西岳庙中。碑文由万纽于瑾撰写，赵文渊书写。考察万纽于瑾，他就是唐瑾，是受赐姓氏的人。史书称他撰写碑颂数十万字，这只是其中一篇，但文辞并没有什么超凡之处。史书称赵文渊书法高雅，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法，笔势值得观赏。宇文泰时期，命赵文渊与黎季明等人依据古法刊定六体文字；他曾到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梁主称赞他。又因题写匾额有功，增加封邑，授任郡守。后来即使出任外官，每当需要题写匾额，便又把他召回。窦众的赋说：“文渊、孝逸，独自仰慕前人的踪迹；至于师法子敬，仿佛想要登上龙门。有宋、齐书法的外貌，却没有孔稚珪那样的心胸。”这样看来，赵文渊的书法在当时本来就很有名。此碑为天和二年所造，正是他书写宫殿寝室等匾额之后。因此碑上称他为赵兴郡守。碑中文字略带隶书，间或兼用篆籀，正与李仲璇孔庙碑相同，也是褚遂良、玄奘《圣教序》、欧阳询兰台体、道因碑书法的源流。江陵景福寺碑不知是否还存在；这块碑却保存完好，没有一个字磨损脱落，实在是赵文渊的幸运。史书为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把赵文渊写作赵文深。【《石墨镌华》】右为周天和二年修建西岳碑，赵文渊用隶书书写。在南北分裂争战之时，仅从这篇文章和书法字迹，就足以看出当时的景象。这就是古人把金石刻文比作人的面貌的原因。然而这块碑很少被好事者收藏，简翁能够从深泉中搜得它，难道不应当慎重地示人吗？【《苍润轩帖跋》】碑上的官衔题名写道：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临淄县开国公万纽于瑾撰写此文。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县伯大夫、赵兴郡守、白石县开国男、南阳赵文渊，字德本，奉诏书写。我所见碑上列出撰文者和书写者姓名的，从此碑开始。碑的背面是唐代所刻《华岳精享昭应之碑》，左右两旁各有题名，另见于后文。万纽于瑾就是唐瑾。《后周书》本传说：“当时燕公于谨功勋高、声望重，朝廷内外都归附他。唐瑾向文帝说：‘唐瑾学问和品行都很好，希望让他与我同姓，结为兄弟，希望子孙承受他的余论，对端正子弟有所帮助。’文帝长久地感叹惊异，于是赐唐瑾姓万纽于氏。”又说：“因平定江陵的功劳，封为姑臧县子，后来进爵为公。但没有说到临淄公，是史书缺漏。”李昶、乐运的传记也都称“临淄公唐瑾”。又说：赵文深，字德本，年少时学习楷书、隶书，素来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值得观赏。当时碑刻、匾额的书写，只有赵文深和冀儁而已。太祖认为隶书有错误，命赵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人依据《说文》《字林》刊定六体，成书一万多字，流行于世。平定江陵以后，王褒入关，贵族和游士等一齐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远远抛弃。赵文深感到惭愧和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知道风尚很难扭转，也学习王褒的书法，但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受到讥讽，被说成是“学邯郸人走路”。至于碑刻、匾额，其他人仍然比不上他，王褒也常常推重他。宫殿楼阁的匾额，都是他的手迹。他历任的官职与此碑所载完全相同。碑上把“深”写作“渊”，是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又据《达奚武传》：达奚武在同州时【后周把华州改为同州】，正逢天旱，高祖命达奚武祭祀华岳。华岳神庙旧在山下，是通常祈祷的地方。达奚武对属官说：“我身居三公之位，却不能调和阴阳，以致正值农事兴盛的月份，长久没有甘雨。天子忧心，百姓惶恐，我所受托付既重，忧虑和责任实在深重，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在平常祭祀的地方，必须登上山峰表达诚意，探寻神灵深处。”华岳高峻，千仞峭壁直立，山路险绝，人迹很少能够通行。达奚武年过六十，只带着几个人攀藤援枝，才得以上山。于是叩头祈求，陈述百姓的诚恳愿望。傍晚无法返回，便在山上借茅屋住宿。梦见一个白衣人来握住达奚武的手说：“辛苦了，我很赞赏你。”达奚武于是惊醒，更加恭敬肃穆。到了早晨，云雾四处升起，不久下起大雨，远近都得到滋润。高祖听说后，发玺书慰劳达奚武，赐给杂彩绢一百匹。考察达奚武在保定三年出任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转任太傅；那么这块碑正是在他任州官时所立。【《四条金石文字记》】摄山栖霞寺碑

译此碑由江总撰文，韦霈书写【韦霈是隋文帝时期的人】。金陵六朝遗留下来的刻石，只有《始兴碑》《安成碑》还在花林田野中。这块碑虽然是在陈代所立，但原碑初次毁于会昌年间，后来又重新立碑，石碑又断裂。僧人契先再次依据古本摹写，所以如今立在殿廊下的就是这块碑。碑中说，明征君最初居住在这里，与度法师讲经，后来便舍弃住宅作为寺院。接着想建造无量寿佛像，尚未完成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仲璋继承此事。又说朗法师住在寺中，梁帝派十名僧人接受他的教法。又说萧眕隐居在这座山中，死后葬在法师旁边。又说楚国的靳尚神灵接受戒法，这就是如今山顶有庙的地方。但萧公的墓已经完全无法寻觅，遗留下来的刻石也更加剥蚀殆尽。这样看来，江总所说的“辞题翠琰，字勒银钩，贤于乐饵，过客宜留”，也有时会磨损剥落吗？【《苍润轩帖跋》】《栖霞寺碑》的碑文和铭文，由梁代尚书江总持撰写。到了宋代，沙门怀则才搜集王羲之的书法刻在石上，这也是《圣教序》所传的书法。字的结构极其婉转润泽，逼真相似，只是钩、捺之处没有掌握到原书运笔的妙处。江总持之所以称为“总持”，是因为佛弟子阿难为总持第一，所以这样称呼。祝京兆《游栖霞》诗所说的“宋刻梁文，江令字”，指的就是此碑。江总一生喜好谄媚，他谄媚佛教也是如此，落入了绮语的障碍之中，这算是什么功德呢？【《弇州山人稿》】正德丙子年，我因参加考试第一次到南畿。像清凉、牛首、灵谷、雨花台以及聚宝门外的各种名胜，我都游览过，唯独摄山还没有去过。嘉靖癸卯年，我结交了云浦盛君。盛君素来有隐居山林的志向，寄给我“栖霞”两个大字，字幅周围总共约五尺，精妙极了，但没有书写者的姓名，也许是蔡君谟的笔迹。甲子年，我偶然得到《栖霞寺碑》，原来是陈代韦霈所书，后来由宋代僧人怀则翻刻，字画完全仿照怀仁集王羲之的书体，篆额和题刻也是如此。云僧有朋在雨窗闲暇时亲手制成册页。这一年乙丑九月霜降后三日，谢湖老懒漫记于嘉趣堂。【《珊瑚网》】《栖霞寺江令碑》署名为“陈侍中、尚书令、宣惠将军、参掌选事、菩萨戒弟子江总持”。王阮亭尚书《游摄山记》称此碑书法光彩焕发，不减《圣教序》；又说江令名总，史书没有称他以字行世，而此碑署名“总持”，难道是后人重新书写时弄错了吗？我在康熙甲午年寓居栖霞寺数月，遍览各处石刻。寺僧对我说，江令碑自从王公称赞以后，拓印的人很多；由此可知名家鉴赏的推重作用确实很大。关于署名字样的疑问，自然应当按照存疑而不强作解释的原则处理。【《心斋笔记》】僧人智永《千字文》有项元汴的题记。又有《宝墨轩》本，附有徐渭、朱之蕃、李待问、曹溶、孙承泽、魏裔介、张陛等人的题跋。智永传承了其家族中逸少的书法技法，没有一笔不相合。这次刻本刻于大观年间，精美完善，值得珍藏。《南部新书》说，智永住在长安西明寺，写《千字文》八百本。只是“律召，调阳”才是真迹。大概草书的“召”字像“吕”字，所以俗本误写成“律吕”。“调阳”二字，徐散骑也误写成“吕”。用闰余来对“律召”，这才合乎它的意义。如今的版本正确地写作“召”字。【《石墨镌华》】智永的书法圆润刚劲而古雅，没有一笔失去法度，妙处就在于藏锋收敛姿态。我年轻时任尚书郎，曾在山阴董氏那里见过绢本真迹。精妙的墨色深入绢的肌理，浓郁得仿佛要飞动，真是神妙之物。他在世时，一个字就值五万钱，如今应当更不知价值如何了。【《弇州山人稿》】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藏在江南各寺，至今还有墨迹流传。宋代大观年间，薛氏把长安崔氏收藏的真迹刻在石上，精美极了。我所收藏的是当时的旧拓本，不必检验“律召”以及带有方纲摹写的字，就可以知道它的精妙。董其昌说：“智永是虞世南的老师，写永师体应当想到永兴的用笔，这样才不会笨拙；写永兴体应当想到永师的用笔，这样才不会板滞。” 智永《千字文》在宋代原本有善本，欧阳文忠所见的版本有后人擅自补写的字，于是删去了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谟还说没有能够全部删去，难道欧阳公没有见到善本吗？这样看来，薛氏的功劳就很大了。【《二条销夏记》】陈明府修孔子庙碑 陈明府名叔毅，字子严，是陈宣帝的儿子，任曲阜令，修缮孔子庙。仲孝俊撰写碑文，立下此碑。碑的书法也颇有汉魏时期八分、隶书的法度，但《集古录》《金薤琳琅》都没有收录，只有《金石录》记载了它。并且都元敬说隋代碑刻流传很少，自称爱好碑刻近三十年，只得到皇甫君龙碑、藏寺姚辩墓志、江夏砖塔记四种。皇甫碑是唐代刻本；由此看来，都元敬实际上只有三种。我所收藏的是四碑，再加上《常丑奴志》《李渊记》，共六种，其中没有皇甫碑和智永碑。怎么才能让都元敬从九泉之下复生，把这些给他看看呢？【《石墨镌华》】看这通碑，有五件值得称道的事。隋帝平定陈国，能够在内消除猜忌，在外打破形迹上的隔阂；帝子王孙，按照才干提拔任用，这是第一件。叔毅处在宫廷之中，虽然昏昧柔弱，却知道民众和社稷是什么，也不轻视小官，任职时尽心尽责，这是第二件。身处富贵华靡之中，却未曾求学，而能通晓宗奉孔氏之学，只是防止它流于〔文字有疑〕，使它能够与泮水、灵光一同长存，这是第三件。曲阜处在北方边疆，仍然知道尊崇隆盛；陈国灭亡后，其后裔依依思念故国，这是第四件。天下虽然已经平定，乱象却已经显露，于是知道他们浮泛地仰慕文字，使华美的铭文和精美的书法在翰林中光彩显扬，这是第五件。世人鄙视隋朝，认为它是闰位，把隋文帝看作平庸的君主，但他所安排建立的制度，明君治理天下或许也没有能超过的。因此，喜好古代事物的人，时常可以从中有所取法。八分书虽然略有情致，但醇厚雅正的风度已经丧失，在十七种字体中反而排在唐代各种八分书之下；保存它，只是为了备考一代的制度罢了【《墨林快事》】《安喜李使君碑》。奉天乡人挖掘得到这通碑，把它竖立在上官村庙前。我经过那里观看，〔原文“▯”字疑为“拓”等字，见问题记录〕两张隶书拓本，书法也很刚劲飘逸，而且碑保存得相当完整。李使君是凉武王的后代，祖父景超，任员外散骑侍郎；父亲通逸，任使持节东南道都督、狄道县开国子。叔父琰之，出任荆郡长官。李使君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卭州诸军事、卭州刺史，封安喜县公。皇〔原文如此，年号有缺〕十六年去世，十七年立碑，碑文都清清楚楚可以诵读，唯独缺少使君的名字。考察可知，使君与唐朝同宗，官位也不低，但《隋史》没有为他立传，于是便无法考证。使君的祖父、父亲和叔父，只有琰之见于《魏书》；由此可知，史官遗漏这类人物的情况，多得数不清【《石墨镌华》】

译《历代三宝记》。费长房撰，和尚满德立。《龙藏寺碑》。正书，张公礼撰。开皇六年立碑，碑在真定府龙兴寺。这通碑是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人张公礼撰写的，没有署书写者的姓名。字画刚劲有力，具有欧阳询、虞世南的体势。碑建于隋开皇六年，现今在镇州。碑文说：“太师、上柱国、大威公的世子，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府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僊，奉诏劝勉奖励州人一万人，共同建造这座寺院。”碑文称述孝僊说：“世代功业超过金日磾、张安世，器量见识胜过许氏、郭氏。”然而北齐、北周、隋朝各史都没有见到他父子的姓名，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这通隋代《龙藏寺碑》，由北齐张公礼撰写。寺院已经废弃，这通碑现在在常山府署门前。书法相当好，只是没有见到书写者的姓名罢了。碑在隋开皇六年建立，而张公礼仍然自称北齐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呢？【《二条集古录》】龙藏寺就是今天真定府的龙兴寺，碑还保存着。碑文书法刚劲有力，也是欧阳询、虞世南书法的源头。只是碑立于开皇六年，当时北齐灭亡已经很久，而张公礼还写自己的北齐官职，为什么呢？碑上又称造寺者为太师、上柱国、大威公的世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僊。史传遗漏了他的事迹，因此无法考证【《石墨镌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年〕 这通隋代《龙藏寺碑》由北齐张公礼撰写，却没有署书写者的姓名。《集古录》说寺已经废弃，碑在常山府署门前。常山就是今天的真定。我近来因出使经过那里，听说府治东面二里处的龙兴寺有一尊古铜佛，高七十二尺；覆盖它的楼阁，高一百三十尺。我和与太守同年的李君一同前往游览，在殿前看见一通古碑，碑座已经埋入土中，读碑后才知道是张公礼的文章。大概寺院隋代名为龙藏寺，欧阳公说寺已废、寺碑在常山府署，是因为他从未亲自到过那里，所以误写了【《金薤琳琅》】真定府治东面的龙兴寺，就是隋代龙藏寺的旧址。寺院创建于开皇六年，由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僊立石，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人张公礼撰文。恒州在北齐灭亡后归入北周，北周灭亡后又归入隋朝，而张公礼仍然书写北齐官职；君子不忘故国，从称写官名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相传宋太祖曾经临幸此地，寺院于乾德元年重建，“龙兴”的匾额就是由此改换的。然而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龙藏寺已经废弃，遗碑在常山府署门前；这样看来，嘉祐年间碑还在寺外。如今进门有一座殿，殿北有五层楼阁，面阔九楹，高十三丈，中间供奉观世音像，高七丈三尺，有四十二只手臂，当地人称它为大佛。寺碑也完整保存着，但终南山僧人释道宣撰写的《神州寺塔录》铺陈叙述佛像时，却没有提到它，这是为什么呢？至于隋代的碑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很少，把它装裱起来收藏，也就可以了【《曝书亭集》】这通碑是隋开皇六年由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僊所立，但碑末却说由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人张公礼撰写。北齐灭亡归于北周，北周灭亡归于隋，而他仍然写北齐官职，大概是君子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当时人也不认为这样做不对。碑中把“践阼”写作“践祚”，把“何人”写作“河人”，把“伽蓝”写作“伽蓝”，把“懐”写作“壊”，把“五台”写作“吾台”；其中有些地方义理无法贯通，怀疑是后人摹刻时的错误。宋代欧阳公《集古录》又说：“龙藏寺已经废弃，这通碑现在在常山府署门前。”这是嘉祐八年所写，而龙藏寺是在乾德元年建立的。按照《文忠集》记载的日期，碑当时还不在龙兴寺，至于它迁置到别处的原因，如今已经无法追问。只是碑上大书北齐官职，这一定不是后人添加的。我考察颜之推曾在北周、隋朝做官，而他撰写《颜氏家训》时仍称梁朝为本朝，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时南北分疆，兴亡交替，做臣子的虽然不能守持一节直到终身，但内心所归属的对象，在称写名号时表现出来，确实像这样鲜明而不可改变。那么今天的人比不上古人，难道只是书法鄙陋、文字讹误而已吗【《金石文字记》】隋人《龙藏寺碑》，书法方正整饬而有情致，是初唐诸家书法的先导，可以保存。至于碑立于开皇六年时，北齐已经灭亡很久，而张公礼仍然称写北齐官职，书写者不以此为忌讳，当时也不把它作为禁令，这仍然保留着古道，尤其值得记载【《销夏记》】《皇甫君碑》。楷书，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写。碑在西安府学。《金石录》说：“曾经得到皇甫诞的墓志，又得到这通碑，把它同《北史》《隋书》参照考证，用来纠正正史记载的错误。”又说：“碑文与墓志所记也有不同。墓志如今已经无法见到。碑在陕西西安府学，不很残缺破损，大概是欧阳询书法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金薤琳琅》】皇甫君名叫诞，死于隋朝，而碑是在唐朝建立的，因为他的儿子无逸显贵。碑文由于志宁撰写，欧阳询书写。王元美说，与欧阳询其他作品相比，这通碑尤其险峻劲健。这是欧阳询家学中“兰台”一派的源头；我认为它虽然劲健却不险怪，只是用笔峻利，因而一变晋人书法而已。它可以作为楷书法度中的神品。碑原来在鸣犊镇，现在在西安府学。戊子年，余君房任督学时建亭覆盖保护它。丙申年亭子倒塌，把碑压断为两截；碑原先已经剥落二十多个字，到这时又损失了五十多个字。我收藏的是碑未断时的〔“▯”字疑为“拓”字，见问题记录〕本，十分珍爱【《石墨镌华》】率更令欧阳询书写的《皇甫君碑》，与他的各种法帖相比，尤其险峻劲健。这是欧阳询家学中“兰台”一派的源头性石刻，现存于西安；虽然略有苔藓剥蚀，大体还可以诵读。皇甫君名叫诞，在隋朝任官，死于汉王谅之乱，按他的官职和身分来说并不低。后来因为儿子无逸在唐朝显贵，才得以立碑。唉！死者如果有知，难道能没有“麦秀”之叹吗【《弇州山人稿》】

译《九成宫醴泉铭》在书法家中早已是首屈一指的作品。如今石碑已经被清洗、改刻，反而不如这通皇甫明公碑；在欧阳询的作品中，它最为妍美温润。可惜剥落漫漶的地方很多，工匠不愿意把缺损处给人看，结果文章连同字迹都无法读了。我收藏了一张远处拓得、尚未装裱的纸本，亲手按照字行把它修补起来；破坏的地方保留下来，空白处就依据上下文承接起来，大体足以看出全碑的概貌。这块石碑还可以算是不完整作品中的完整之作。此碑立于隋代，是欧阳询年轻时所书，所以文章辞采流丽、神情舒展，与他晚年奉诏书写时拘谨自持的老笔不同。何况皇甫公是隋朝开国的元勋，却死于狂妄少年杨谅造成的大难，事迹足以敦厚人伦，文章也应当流传久远；它与只供一方奇观、供人一朝一夕娱乐的事物相去甚远。学习古人，又应当把完整的作品都读过，再分出高下【《墨林快事》】这两件作品是欧阳询书写的《醴泉铭》和《皇甫君碑》。欧阳询原本在隋末就以善书著称，入唐后为唐太宗书写《九成宫》，越发显得轻快自得。然而欧阳询也属于王羲之、王献之、魏碑一类的书家，所以皇甫诞凭借欧阳询的书法留名至今。欧阳询最终却以笔墨保存了名教纲常；如今把这两本合装在一函中，观赏者因书法而喜爱名教，也是可以的【《苍润轩》帖〔“防”字疑误〕】碑题写道：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碑。碑额署衔写道：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撰，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书。皇甫君于仁寿四年九月去世，但没有写立碑的年月。考察《旧唐书·于志宁传》：贞观三年，于志宁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唐太宗命贵臣在殿内设宴，奇怪看不到于志宁，有人奏报说：“诏令召三品以上官员，志宁不是三品，所以没有来。”太宗特地下令让他参加宴会，随即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后来多次进封为黎阳县公。由此可知，这通碑是在贞观初年建立的。碑不写年份，是因为不愿以隋臣的身分使用唐朝年号〔原文“防”字疑误，句意有疑〕。碑文中把“隋”写作“随”。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知敬《李卫公碑》、唐高宗《李英公碑》、武则天《顺陵碑》、于敬之《华阳观王先生碑》、裴漼《少陵寺碑》，都是这样。当时金石文字中，“隋”“随”二字通用。自从司马温公撰写《资治通鉴》以后，才一概使用“隋”字。而《水经注》说“涢水东南迳隋县西”，把“随”字写作“隋”，由此可知，这本来就是古人省略笔画的写法。说隋文帝开始去掉“辵”旁而写成“隋”，未必正确。杜氏《通典》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唐太宗居于春宫，总理国家政务，下令说：“按照礼制，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避讳其中一个字。如今各级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中，凡是‘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的，都不必避讳。”这通碑中有“世子”和“民部尚书”这些字【《三条金石文字记》】渤海公以险峻劲健的笔势改变王羲之的书体，所以碑石上的光彩照耀四方，字有大小而都合乎适宜。王羲之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小楷，《霜寒帖》稍微放大到《笔阵图》的程度，因此怀疑不是王羲之真迹。再传到《千字文》和《庙堂碑》，严格遵守规矩法度，稍微扩大字体、拓展气势，非欧阳询不能做到。我曾经评论欧阳询的书法，《化度寺碑》第一，《皇甫碑》与温恭公碑不相上下。临池学习多年，必定能领会其中的妙处。我一向不学习书法，却极其喜爱收藏历代金石；看了这件作品，更加深了自暴自弃的感叹【《清容居士集》】隋光禄大夫《皇甫君碑》，唐代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写。笔力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评论者说，虞世南得到晋人风格的飘逸，欧阳询得到晋人书法的规矩法度。看这通碑的振发、动荡，难道不是飘逸吗？这不就是所谓“不逾矩”吗？初学者以此碑为师来确立根基，然后再学习虞世南、智永、钟繇、王羲之，自有凭借和遵循，取得成功就不难了【《东里集》】皇甫君是隋朝人，而碑是在唐朝建立的。欧阳询书写，笔法中带有汉人的分书法意，是率更令欧阳询得意的作品。王元美说：“与其他碑相比，尤其险峻劲健。”这是欧阳询家学中“兰台”一派的源头，确实如此。兰台一派的书法道路，是因为碑中每一笔都带有批法，得自家学。《左光禄大夫姚辩墓志》。楷书，虞世基撰文；欧阳询书写；大业七年。这通《隋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墓志铭》，由虞世基撰写，欧阳询以楷书书写。墓志说：“姚辩精通边疆事务，多次建立大功，大概是一位老将。他的官位做到大将军，死后谥号恭公，爵位也很尊贵。然而《隋史》没有为他立传，如果不是率更令欧阳询书写这通墓志，后世就不会再知道有姚辩这个人。”古人坟墓上的文章之所以一定要托付给名家书写，难道会没有用意吗【《金薤琳琅》】《为儿子祈祷疾病疏》。这是唐高祖的文字。文中记载，郑州刺史李渊因为儿子世民眼睛患病，先到这座寺中求仙，承蒙仙人的恩德和力量，儿子的病得以减轻，于是恭敬地制作石碑和佛像一铺，愿将这份功德资助、增益弟子李渊，一心供养。文末署大业二年正月八日。考察当时唐太宗才九岁，而史书称唐高祖为谯州、陇州、岐州三州刺史，却不说是郑州；这件事也可以用来证明史书有所遗漏【《石墨镌华》】《金石文考略》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考略》卷六。嘉兴李光暎撰写。《豳州昭仁寺碑》。楷书，朱子奢撰写，贞观四年。这通《昭仁寺碑》在豳州，那里也是唐太宗与薛举交战的地方。唐朝自起兵以来同群雄交战的地方，都建立佛寺，说是为在战阵中阵亡的将士祈求福报。商汤、周武王击败夏桀、商纣，杀人当然也很多，但商、周两朝各自享有国运数百年，它们承受上天保佑，是因为心存大公，为百姓除害。唐朝建立寺院，表面上说是为战死者祈福，实际上不过是为杀人之罪自我赎罪罢了。它平定乱世、开创基业，本来有足以壮盛的功业，却拘泥于这种小事，难道不是浅陋吗！碑文由朱子奢撰写，却没有署书写者姓名；字画非常精工，这是我所抄录的。治平甲辰年秋分后一天书写【《集古录》】这通《昭仁寺碑》由唐代守谏议大夫、骑都尉朱子奢撰写。欧阳公喜爱它的字画非常精工，可惜没有书写者的姓名。《金石录》曾经著录它，也没有说是谁书写的。只有《通志·金石略》认为是虞世南书写。虞永兴流传于世的作品有《孔子庙堂碑》，但这通碑的风格不像；然而《金石略》既然说出自虞公，必定有所依据。昭仁寺在邠州以西八十里。正德癸酉年，我因出使经过邠州，得到一份〔原文“▯”字疑为“拓”字，见问题记录〕本，字画就像初刻时一样，确实值得珍藏。朱公是我的同乡前辈，《唐史》中有他的传记，但他的文章在人间很少保存，现今能见到的只有这一通【《金薤琳琅》】碑在长武县，由朱子奢撰写，没有书写者的姓氏。我看它的笔法，很像《庙堂碑》；《庙堂碑》丰润飘逸，这通碑稍显瘦劲。《庙堂碑》是五代时重新摹刻的，这通碑才是虞世南的真迹。欧阳公也没有说是谁书写，郑樵径直认为是虞世南。都元敬说必定有所依据，但曹明仲说：“这是欧阳通书写的，欧阳通的书法同道因诸碑很不相同。”考察《旧唐书》，贞观三年下诏：凡是自唐朝起义以来交战的地方，都为在战阵中捐躯者各建立一座寺院，并命虞世南、朱子奢等人撰写碑文。这就是击破薛举的地方。又据欧阳通本传，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徐氏教他父亲的书法；到仪凤年间才开始知名。贞观三年到仪凤元年共四十八年；《道因碑》书于龙朔三年，距贞观三年也有三十五年，因此这通碑不可能是欧阳通所书，显然可知。虞世南与朱子奢共事，这通碑是虞世南所书无疑。曹明仲又因为虞恭公碑在宜禄巡检司，虞恭公是温彦博，陪葬于昭陵，正好在醴泉；宜禄巡检司就是今天的长武县。曹明仲大概把昭仁寺碑误认为恭公碑了。况且恭公碑也是欧阳询所书，并非欧阳通。曹明仲的错误竟然如此；相信他这些话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眼力。我近来读欧阳修《集古录》中评论《昭仁寺碑》的文字，对此有所怀疑；但这通碑很久没有流传，我后来求得一张碑阴拓本，其中既有关于欧阳通的说法，又有蒋之奇等人的题名，于是心里更加想要考察一番，以此为快。后来才在一个旧家族那里得到四本残破的刻本，便以高价在都市出售。欧阳修贬斥唐太宗，害怕杀人会招来祸患，拿商汤、周武王作比，却完全没有考察史实。商汤、周武王从未失败过，怎么能说他们杀害了义军呢？唐太宗在仁杲那里失败，损失了很多人；后来他闭营养兵，等军队恢复之后，一鼓作气取胜，直接追击而没有交战，终于攻取了那里，并未大量杀害对方的人。他所建寺追荐的，专门是我方士兵，而对方的人也附带被祭祀，文中说得很明白。欧阳修一次也没有看过这篇碑文就仓促立论，实在可笑。至于责怪他把杀人当作遗憾，这是助长君主喜好杀人的心，而使先王怜恤死者的义理和典制都可以不用；这种危害延续到万世，哪里说得尽呢？之所以这样，只是被儒者迷惑，一心争着排斥佛教，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合乎事实。唐太宗的这一举动，正是孟子所说的“不嗜杀”和“先王不忍人之心”。【《墨林快事》】《昭仁寺碑》是朱子奢撰文的，未署撰书者姓名。郑樵《金石略》认为它是虞世南仔细书写的，笔意娟秀典雅；若不是欧阳询，不能达到这种水平。旧《唐书》记载，贞观三年下诏：自义军兴起以来凡交战之处，为战死者各建一寺，并命虞世南、朱子奢等人撰写碑文。这块碑立在豳州，就是击败薛举的地方。文章既是朱子奢所作，书法就是虞世南所写，更足以作为依据。【《销夏记》】《吕州普济寺碑》楷书，许敬宗撰，贞观二年。右边是《吕州普济寺碑》，立于贞观二年，由许敬宗撰文。吕州就是霍邑。高祖起义兵时，从太原起兵，在这里击败宋老生。义宁元年，才以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设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改称吕州。太宗十七年废除。【《集古录》】《临淄郡公房彦谦碑》八分书，李百药撰，贞观五年。房彦谦是房玄龄的父亲，隋代任司隶刺史，出任泾阳县令，死于任上，并不显赫；但《隋书》为他立传，写了两千多字，大概是修史时房玄龄正任宰相的缘故。房彦谦从曾祖以下三代都被封为壮武侯，《隋书》《唐书》和房玄龄碑所记都相同，只有这块碑写作“庄武”，不知道哪一个正确。这块碑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以八分书书写，现存于齐州章丘县境内，世间流传得很少。《房彦谦碑》碑阴详细记载了房彦谦归葬时所受恩典、礼仪和随葬物品的盛况。唐太宗对待房玄龄，可以说非常优厚了。大概礼遇优厚，是为了要求他报答。唐太宗可以说很善于任用人才。【《二条金石录》】房彦谦的高祖房法寿从宋归附魏，被封为壮武侯；他的子孙承袭爵位，魏、隋、唐三部史书都相同，只有碑文写作“庄武”。考察汉代胶东国有壮武县，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记载，壮武故城在莱县，即墨县以西六十里；后汉书地理志说，壮武原是夷国，《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纪国人攻打夷国。贾复传中说，他被封为胶东侯，食邑郁秩、壮武等六县；晋代张华也被封为壮武侯，字都写作“壮”，只有这块碑和《左传》杜预注写作“庄”。【《金石文字记》】《房梁公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