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攷畧卷八

译《集王右军书圣教序记》。这块碑是历代书法的典范，近来尤其受到重视，几乎没有一天不有人摹拓。可是其中的风骨锋芒已经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外形相似罢了。不过，它的笔法还隐约可以寻见。我曾见过旧拓本十多种，只有长安一位田生的本子最好。如今已经被按察佥事刘公余泽索取去了，其余的都比不上它。我收藏的本子，是二十年前的旧物，比现在的拓本还好，实在值得珍惜。【《石墨镌华》】《书苑》说：唐文皇撰成《圣教序》后，当时都城的僧人到弘福寺，怀仁汇集王右军的行书，把它刻在石上，经过多年才完成。王右军的真迹全都汇集在其中。现在看碑中的字，与王右军遗留下来的法帖中的字，细微之处都极其相像。《书苑》的说法确实可信。然而近世翰林侍书一类人，大多学习这块碑，学不到它的程度，完全没有高雅的韵味，于是把这种书法称作“院体”。唐代吴通微兄弟已经有这种称呼，所以现在士大夫中欣赏它的人极少。不过，学不到的人自己会流于庸俗，碑中字本来并不俗。不精通书法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一点。政和四年四月，长睿书。《圣教序》虽然是沙门怀仁汇集而成，但书法是从唐高宗内府借出王右军的行书摹写的，充分体现了八法的精妙，真是墨池中的龙象、兰亭的羽翼。我一生所见的拓本总共有几十上百种，没有超过这一种的。它在波、拂、钩、磔等笔画处与真迹没有两样，应当是唐代的拓本。去年嘉平月腊日得到这个本子，今年伏天之中又得到定武《兰亭》，因此自我欣赏、自我快意了很久。像我这样的穷困书生，余生竟有这么多幸运吗？《圣教序》没有断裂的本子，我往往能够得到，但大多被人求取而去，只留下其中较好的；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怀仁既然擅长书法，又从文皇那里借得真迹摹写出来，所以虽然不免把偏旁拼合在一起，却没有失去原作的意趣。其他汇集王右军书法的人，就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二条古今法书苑》载王世贞说】世人之所以重视收藏《圣教序》，并不是重视怀仁，而是因为其中有王右军的精神。王右军的精神寄托在石碑上，而怀仁因此可以成为世间的珍宝。那么，古代拓本中保存完整的那些，一笔一画都包含王右军遗留下来的意趣，以及怀仁日夜追忆、苦心思索后一次收集而成的成果，难道不是千古难得的珍品吗？学习这门道的人，应当以性命来奉持它。【《墨林快事》】怀仁的真迹在我家中，十二年多来我从未展开观看，今天却临摹石刻本。正如汉元帝杀死毛延寿一样。我常认为怀仁《圣教序》的书写有固定的路径，因此不太临摹仿写，想用虞永兴的笔法来写它，使它与碑刻形成的习气有所不同。这本册子也是这样做的一个例子，只是苦于不能完成。古人摹写书法使用硬黄纸，自己创作则使用绢素。这一卷的开头有宋徽宗用金字题写的“缥字”，与《内景经》用的是同一类黄素纸，由此可知它无疑是怀仁亲笔所写。《书苑》所说“杂取碑字，右军剧迹咸萃其中”，并不正确。黄长睿是书家董狐，也以《书苑》为依据，只可惜没有见到真迹，动不动就随着众人的说法转述罢了。这篇书法与陕碑相比，尤其显得姿态妩媚。唐代把它称作“小王书”；如果不是怀仁亲自书写，就不应当称作“小王”。我家有一块宋代舍利塔碑，上面说：“学习右军书法，汇集它成为习正。”我因此更加相信其中有佐证。【《四条容台集》】汇集王右军书法的《圣教序》《心经》，我前后看过几十种，只有这一旧拓本没有失去笔意，最为佳妙。这篇序是唐文皇为高宗记述所作的，现在把它置于佛经之首，大概是记叙僧人玄奘求法的事。玄奘起初在武德末年请求前往西方佛地取经，没有得到允许，于是私下跟随一个胡人商贾越过边境。不久胡商抛弃了他，他几乎死去，只身越过五座烽火台，拜见高昌王；高昌王又把他送达西突厥可汗那里。他经过十多个国家，抵达鸠摩，从胡僧戒贤学习大乘论和翻译经文的语言；又前往中天竺，在戒日王处讲说佛法，累计十八年。后来他带着两头大象驮运的经书、佛像回到凉州，皇帝听说后亲自下诏，派快马迎接他，命令他在夏阿兰若译经并流传于世，而父子相继为此作序记，大肆铺陈。唉！那位高宗固然如此，难道文皇的雄才大略和豪迈气概，竟然衰颓沮丧到这种地步了吗？大概是他志愿已经实现而无事可做，心意疲倦而又被感慨牵系；不寄托于长生，就寄托于因果，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玄奘既把这件事托付给文皇和怀仁，又托付给右军，以使自己的事业不朽；即使让达摩祖师看见，也只会不满地一笑罢了。王右军的真迹固然很多，但除了《禊帖》之外，不应当有行书的法度大小如此均匀整齐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梵字没有完备，个别字的伸展、收缩以及偏旁拼合，也是在所难免的。《圣教序》的书法是历代的典范，批评它的人只说它的结构没有独特的构造，偏旁多有假借；这大概是因为汇集书法本来就不得不这样。仲蔚说它出自文皇亲手，又经过于志宁等人润色，因而不免失真，这是不知道咸亨年间沙门怀仁摹集王右军书法并刻石，而《心经》末尾有于志宁等人润色题字的缘故。大概玄奘当时在洛阳总译西域带来的经藏，由于志宁等人负责这件事，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唐代宰相中有兼任译经润文使的，这就是他们的职务。唐代佛经的卷尾大都有诸位官员的姓名，这与书法有什么关系，仲蔚竟以此责怪它，见识浅陋到了这种地步吗！我展开册子看后，不禁失笑。【《弇州山人稿》二条】王弘撰说：序文中“金容掩色”以及《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中无色”等“色”字，符合草书写法；至于“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色声香味触法”等句中的“色”字，实际上是“包”字，汇集书法的人误把它当作“色”字了。看“天地苞乎阴阳”的“苞”字，下部文字作“抱”；“风云之润”的“抱”字，右边偏旁自然可见，只是从前没有人谈到这一点。【《金石文字记》】怀仁《圣教序》是汇集王右军书法而成的，宋人极力贬低它，称为“院体”；宫廷中的人用它来书写诏令，士大夫便不学习它。

译赵子固说：其中有些飘逸的笔意，不知道怀仁从什么地方取来，使人还没有学习其他书法，先学习这个，实在很可恶。子固精通书法学问，所以才这样说。到了近代却大不相同，人们把这篇法帖的未断本看作宝物收藏；收藏家不论是否学习，都争相购买一本来夸耀自己，其中秦地的士大夫尤其严重。有一位写作金石史的人说，《圣教序》与定武《兰亭》的差距相隔千里，简直可以令人喷饭。这真所谓夜郎王不知道汉朝有多大；也许他没有见过真正的定武本。兰亭是王右军第一等的妙迹，定武本是《兰亭》第一等的好本。不仅如此，宋代临摹的各种本子，无不各自具有一种风格。陆子渊所说的“原本既高，得到它的一枝半节，无不为善”，人能够学到一分，就能得到一分的力量，无不卓然成为大雅之作。唯独一学习《圣教序》，便全身沾染板滞庸俗；即使唐人吴通微这样号称能书的人，也受到这种影响，何况其他人呢？黄长睿说：“学习不能达到它的程度，自身便会流俗；碑中字本来并不俗。”可是碑中字并不俗，为什么一学习它就会流俗呢？学习《兰亭》的人有这种情况吗？长睿精通书法学问，这话说错了。我起初得到一本未断本，后来又在旧宫中得到这个本子，更加完整，字法纤毫毕具，大概是唐代拓本。秦地的王文含见到它，赞叹不已，舍不得放手。【《销夏记》】考察董其昌《容台别集》说：既然说《圣教序》是怀仁的书法，就应当说“僧怀仁奉诏书写”。既然如此，为什么题名为右军？如果说是奉诏汇集王右军书法，又不应当是怀仁亲自书写。董其昌说怀仁真迹在他家中，恐怕未必是真迹。即使是真迹，也应当是怀仁汇集书法之后另行书写的，怎么可以据此怀疑汇集书法的原本呢？沈文恪为他临写的《兰亭后序》作跋说：古人汇集字迹的工巧，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其他法帖很少见到，只有《圣教序》和这篇序是这样。董宗伯说怀仁是王右军的后裔，学习祖先的笔法，流传日久，于是把学习所得说成汇集所得，不知道有什么考据依据。这样看来，董其昌所说的怀仁真迹，沈文恪也没有把它作为根据。【光暎识】慈恩寺雁塔中，褚河南书写的《圣教序记》。褚河南学习王逸少的书法，却能够自成一家。可是他的字疏朗、瘦劲、精炼，又很像西汉书法，往往不比铜筒等文字逊色，所以不是后世书家所能赶上的。从前王逸少所传授的书法，有人说：骨多肉少的是筋书，肉多骨少的是墨猪；力量充足、筋力丰满的是圣书；没有力量、没有筋力的是病书。褚河南难道就是所谓“瘦硬通神”的书法吗？【《广川书跋》】这里把序和记分刻为两块碑，立在慈恩寺塔下，分别放在东西两龛中。风雨和儿童牧人都不能侵扰到它们，因此能够长久保存而不毁坏。书法遒劲有力，但用笔轻细。碑后题署永徽四年，书法似乎不如同州本。【《石墨镌华》】这是长安本。笔法老练苍劲，简洁遒劲，具有不可屈服的气势；但形态朴拙粗野，仿佛凭着贫贱而对人骄傲，值得敬重却不可亲狎。达到它的妙处，就可以向贵人作高傲的揖礼；学习而未达到程度，却会觉得粗直可憎。这大概就是喜欢甜美、厌恶苦涩的由来。【《墨林快事》】《三藏圣教序》世间流传有两个本子，我曾经评论它们，认为王氏书法如同千只狐狸聚成一件皮裘，痕迹全无；褚氏书法则如同孤蚕吐丝，文章的纹理都保存在其中。然而如今藏书之家，王右军的刻本很多，褚中书的拓本却只见到这一种。简翁的这一卷，纸张、墨色都精美，有原本的风貌，可以保存下来。【《苍润轩帖跋》】赵崡说：据张茂中《游城南记》说：“寺院几乎全部废毁，只有一座塔仍然庄严完整。”那么现在的寺院也不是唐代创建的，而塔自宋代熙宁年间遭火灾以后就不能登临了。万历甲辰年重新加以修饰，架设梯子后才得以登到塔顶；想寻找记载中所说的唐人墨迹，如孟郊、舒元舆等人的，都无法得到。塔下四门用石头作横框，横框上唐人所画的佛像精妙绝伦，却被游人刻写姓名而侵蚀，实在可恨。东西两龛中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记》还保存完好，但唐人的题名碑刻一块也没有存留。向僧人询问，他说：“塔前原来有碑亭，乙卯年发生地震，塔顶坠落，把碑亭压成数段，如今已经没有了。”【《金石文字记》】长安慈恩寺有褚河南书写的《圣教序记》，分为两块碑，嵌在雁塔门东西两侧，是保存最完整的。序文说：“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立。” 中书令臣褚遂良记录说：“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立。”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写。这是同州召回以后所写的。题作“臣”，是因为这是御制文章，不是奉诏书写的。【《销夏记》】

译《同州褚河南书圣教序记》。我过去收藏褚登善的《圣教序》，记得其书法婉转妩媚而刚劲飘逸，波挑等笔画处，虬曲强健如铁线，大概是善本。后来陕西省送来一纸，笔势轻弱得不值一提。有人认为是翻刻本，有人认为原有两种版本，但两者都各有可疑之处。旧藏本题称建于龙朔三年。考察褚遂良在永徽六年被贬为潭州刺史，显庆二年迁任桂州，未几又被贬至爱州，过了一年多便去世了，大概从未活到龙朔年间。难道是褚遂良曾经书写此文，到龙朔三年才摹拓上石吗？陕西省本则说是永徽四年中书令臣褚遂良书写。考察他的本传和《宰相表》，褚遂良在贞观末年任中书令，后来被罢免；永徽三年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四年升任尚书左仆射，恐怕这些说法都是后人附会增益的罢了【《弇州山人稿》】这是一块把《圣教序记》和书法并刻在一起的碑，在同州所见，笔势刚劲飘逸而又婉媚，波挑处虬曲强健如铁线。碑后题署龙朔三年，书法似乎胜过慈恩寺本。《圣教》二碑，王元美考察其年代和官品，认为题署姓名之处不合规制，怀疑都是后人附加的，确实如此。但王元美从未到过关中，所以不知道两碑所在之处。我又考察《玉海》说：太宗撰《圣教序》，高宗当时为太子，又撰述序记，并刻石置于慈恩寺浮图，永徽四年十月由褚遂良书写。这样看来大塔本似乎是真迹，而同州本反而胜过它，这是为什么呢【《石墨镌华》二条】？考察《旧唐书·褚遂良传》：永徽元年出任同州刺史，三年征召入朝授任吏部尚书，显庆三年在爱州去世。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已经去世五年了，恐怕是后人追刻的。王弘撰说：碑后有“ 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廨”十字，应当是后人补写的，其书法也很不像褚遂良【《金石文字记》】同州《河南所书圣教序记》与慈恩寺大小两本大略相同，但同州本多骨力，慈恩寺本多韵致，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同州本尤其有坠石惊雷般的气势。碑后说：龙朔三年癸亥六月二十三日建立。又说：“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廨。”考察褚公在永徽元年庚戌出任同州刺史，三年回朝，六年被贬潭州；显庆二年被贬爱州，三年戊午在贬所去世。到龙朔癸亥年时，已经去世六年了，大概不是他亲手书写并刻上石碑的。褚公去世后，同州人不胜对他的思念，又摹刻于官署，来确实记录此事。至于最初建立的年月，并没有考虑书写者是否还活着。两地字迹不同，是因为摹写者不同罢了【《销夏记》】这块碑题作龙朔三年，当时褚公已经去世五年，似乎很可疑。考察雁塔的两块碑都称“臣某”，而这块碑只直书姓名，不称“臣”。王弇州所说褚公曾经书写，后来有人摹勒上石，也未必没有这种可能。《销夏记》《金石文字记》都认为是追刻，确实如此。我在雁塔、同州两种刻本之外，又得到一本，年月与雁塔本相同，但字法不同。碑已经有断裂和剥蚀之处，不知道这块碑现在在哪里？各家评论者都没有提到它。《苍润轩帖跋》评论褚公真书《圣教序》之后，又有一条说：褚公的行书《圣教序碑》由怀仁建立，集右军书法时，大概是咸亨三年。这样看来，褚公的《圣教序》实际上有四种版本。又《金石录》记载有王行满正书《圣教序并记》，在显庆二年。我的确也收藏到一本【《光暎识》】王居士砖塔铭 上官灵芝撰文，敬容正书。显庆三年十月，最近从南山楩梓谷的土中出土【《金石文字记》】骑都尉李文墓志 碑文说：“公讳文，却没有说他的姓，大概是碑石断裂，缺失了一半罢了。”文休承在碑阴题写说：“李将军碑。”考察《唐书》以及《集古录》《金石录》的碑目，都没有姓名为李文的人。这个人没有可供记载的事迹，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天下碑刻缺失的很多，欧阳修、赵明诚也不可能全部收集，这种情况或许是有的。只是碑文又说：“夫人李氏。”礼制规定不娶同姓女子，那么李文似乎并不姓李。唐初功臣大多被赐姓，而碑文叙述官职门第时有“开国承祉”一语，难道不是先娶李氏，后来又被赐姓李吗？文休承素来以博学广闻著称，而且不轻率妄言，所以我因此产生疑问【《金石评考》】。同乡曹仲经喜好金石文字，亲手拓印同州李君碑给我看，纸墨精良。面对它使人眼前一亮，只是碑上没有详载书写者的姓氏。看它峻拔锋利、秀美飘逸的风格，若不是王知敬、殷仲容，不能达到这样的造诣。”至于这位李君，讳文，字纬。东汉以后，人的字一定用两个字称呼，单字为字的很少。唐书所载的有：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李众字师，李琇字琇，张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审字审，李恢字祚，李条字坚，窦思仁字恕，张义方字仪，除此之外就不多见了【《曝书亭集》】太宗文皇帝哀册

译正书　褚遂良撰文并书写 哀册由褚遂良撰写，本来应当也由他书写；但这件作品的字法太幼稚，即使是降格为之的河南褚遂良，也不至于如此。或许是后人临摹仿写的，无法知道；总之不能据此认定它果真是登善的正书【《墨林快事》】褚河南书写的《哀册》，刻在吴江史氏家中。我怀疑是米南宫临摹的，因为其中时常显露米老的笔法。又曾经多次看到褚遂良书写的《枯树赋》、儿宽赞真迹，书体都与此不同。而且小米在卷尾的跋语，大概确实是他晚年的语意，只是求售者把后面的文字剪掉，冒充褚遂良的名作来谋求高价罢了。看陈子畴跋中“惟南宫知之”以下几句话便可见【《金石评考》】。天台詹君国器嗜好古物，如同嗜好财利，近来在汴梁市中买到一卷褚登善编纂的《唐太宗哀册文》。此卷旧日曾收藏于相台岳珂倦翁家，卷后有北燕乔篑成的题字，断定为唐人书。詹君已经在卷左自行题识，又请我濂说几句话。我听说唐代的旧事，哀册是国家的大典，不是担任记载文辞、官至执掌钧衡的人，不敢撰写。褚登善自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己亥任中书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身体不适，四月己亥到翠微宫，五月己巳在含风殿驾崩，庚午奉大行皇帝的御马返回京师。当时，登善在中书省执掌政务，整理治理皇帝政事已经九个月，哀册必定交给他撰写，大概没有疑问。这一卷应当是奉命起草的第二稿，所以在“二十三年”下面缺了“岁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在“嗣皇帝”下面没有写“治”字；家传“缙云”下面缺少“高祖配天一人有庆”八字；“遡悲风于长”下面缺一个“术”字。不过这些只是缺文罢了。考察《大诏令》《萝图》《琬琰集》《文粹》《文苑》等书，其中的文字改动也各有同有异，大概无法全部列举。我私下考察正史、杂史，都说太宗在八月庚寅日下葬，与《大诏令》等书相同；庚寅是这一月的十八日。如今此卷却单独说是庚子，也就是这一月的二十八日，不知道为什么相差十天，是史书错了，还是稿本笔误？没有写嗣皇帝的名字，是因为害怕僭越，这个道理本来是对的。太宗去世已经写明是二十六日己巳，年月干支本来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却为什么留空不写？尤其令人无法理解。相隔七百多年，这件事不能凭臆测，不能仓促下结论。若论字画，应当是登善所书。登善早年师法虞世南，晚年进入王右军的门径，所以唐代擅长正书的人只有二十八人，而登善位居其中的第三、第四等。此卷笔意温润，像虞世南；结构布局则多取法王右军。世人只见登善有些作品与薛稷相似，便怀疑它，殊不知前代贤哲往往具有兼人之才，作字本来就不拘泥于一种体式。张颠擅长草书，但他的小楷极其端庄谨严、合乎法度，传承其学问的只有颜真卿做到了。考察登善的书法，应当从这一点来认识。篑成虽然号称能博览古迹，但他的话似乎不足以作为凭据。国器还应当永远珍藏它。翰林学士金华宋濂题【《潜溪集》】褚河南书写的《太宗哀册文》，过去从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那里得到。书家评论古代名贤遗迹，认为褚河南流传于世的佳作有三件：三龛碑、儿宽赞和这件帖。三龛碑没有见过，曾经见会稽邓宗经收藏的儿宽赞墨迹，实在精妙绝伦。这件帖也是当世罕见之物，我家收藏的各种法帖中，它应当居首【《东里续集》】晋宋时期的人以风度相互推重，所以他们的书法就像高雅之士和杰出人物一样，潇洒而含蓄，转折俯仰之间，仪容举止和姿态自然显现出超脱尘俗的意味。到了中唐，书法日渐衰落，法度严密而完备，但张扬挺拔、刚劲勃发的气势也已经显露出来了。唐初诸位贤者离古代还不远，所以仍然保有晋宋遗风。看褚公书写的哀册，哪里是后人所能仿佛的呢？古人作书，常常使意趣胜过法度；后世则常常法度胜过意趣。意趣难以辨识，而法度容易看出。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我一看就知道它的美。这件书法在八九年中我总共见过三次，直到今天才认识到它用意的精妙。正如有道德的君子，内在涵养深厚而外表淡泊；若不长期与他相处，就不足以了解他的内蕴【《逊志斋集》】儿宽赞 褚遂良的书法本来平和妍美，《圣教序记》便可以看出来。只是其中夹杂着纷披的老笔，人们便把它看成枯涩，错误地流传开来，实在令人惋惜。这篇赞用意细密贴切，运笔轻快灵活，而其中一种老成的意味更是无人能及。大概是褚书中最为合意的一件【《墨林快事》】枯树赋 晋代贤人之后，书法作品声名铿锵、成就卓著的，褚遂良的《枯树赋》是其中之一。它屡经翻摹，精神风采仍然如在。何况元美先生又把它交给良工制作，已经足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了。吴兴又给它配上图画，早已是画蛇添足。何况再接着临摹，岂不成了披虎皮吗？汇集成一卷，反而更加增添了褚河南书法的妍美。这件作品不必再加赞语，我只深深感念这篇赋能够遇到这样的遭际【《墨林快事》】《枯树赋》。故龙图阁寿春魏公家传说：“褚河南在卷末题识，只说贞观四年为燕国公书写，却没有写书写者的姓名。”考察徐浩《书品》说：“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承受恩宠、掌握权势，曾经获赐二王真迹二十轴，于是制成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的《枯树赋》作为屏脚。大张旗鼓地拿给群贤观看，薛稷、崔湜等人看见后，都废寝忘食地赞叹。”据此赋考验，褚河南书写无疑。然而既然曾用作屏风，如今的本子却是横卷，难道不是后来好事者重新装裱，以便封藏吗？还是褚河南书写此赋本来就另有别本？已经无法知道了。看它笔力刚劲妍美，很接近二王，不是褚河南不能写成这样。但学者多说燕公是于志宁。考察于志宁的曾祖于谨在北周任官并开国，封为燕国公；于志宁到贞观末年才开始承袭祖先的封爵，而此赋是在他受封以前，难道当时公卿中另有封为燕国公的人，只是史书失载了他的传记吗？或者于志宁承袭封爵的时间本来在此以前，而书传记载有误吗？又无法详考。我喜爱玩赏这件书法，因此在后面考察它的源流始末【《苏魏公集》】以上是《枯树赋》。世人都把寿春魏氏收藏的本子当作真迹，丹阳苏丞相为它作了辨识。墨帖既然收藏在魏氏家中，如今流传的苏丞相跋尾，也只是摹勒本。有的人甚至把雍直临摹的本子当作魏氏本，并把苏丞相的跋附在后面。我这一本是从女婿汶阳梁正那里得到的。梁正平素喜爱书画，而且自己也精于鉴赏。魏郑公曾说：“褚河南落笔刚劲有力，很得王逸少的体势。”根据这一点，此本全是《兰亭》的笔法，只是能看出这一点的人很少。开封丁禹锡、毗陵胡承之，把它刻在大野。晁无咎记【《鸡肋集》】

译景龙观钟铭 景龙观是中宗所建。景云二年，睿宗为它铸造了这口钟。用正书书写而稍稍兼有篆书、隶书笔意，奇特伟岸，值得观赏。这口钟如今在西安府城的钟楼【《墨林快事》】睿宗《景龙观钟铭》，用楷书书写而带有隶书、篆书笔意，但文弱得像个书生，可以看出其书法柔靡而缺乏振作。况且书法各有体式，不能混杂。像大小隶书，本来就是楷书。写楷书的人，也只是运用它的法则而不取其外形，所以才好。何况楷书怎么可以兼有篆书体势呢？看李仲璇的《孔庙碑》，忽而楷书，忽而分书，忽而篆书，令人笑掉大牙。睿宗大概只是沿袭了他的旧迹罢了【《销夏记》】景云观在修业坊。根据宋次道《长安志》所载钟铭，这是睿宗在景云二年撰文并书写的。字体与《顺陵碑》碑文略相似，仍有八分书遗意，间杂篆书笔法，姿态横逸，是妙品。自唐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当时的古迹，高台已经倾塌，曲池已经填平，残碑断碣只剩下千分之一，而睿宗的书法却独自留存至今而没有损坏。钟架也没有移动，也是世间少有的事情【《曝书亭集》】初唐人写字还保留着八分书的遗意，正书之中往往夹杂篆书体势。不论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甚至睿宗的书法也是如此。这就像初唐律诗略带古风，平仄并不完全协调顺畅。开元以后，书法日益兴盛，而古意于是消失，便认为篆书和楷书必然不能相通，分成两类。然而“蚩”字从“虫”，“岊”字从“巴”，“黎”字从“勿”，“薛”字从“▯”，“虚”字从“虍”，“鼎”字从“析”，“□益”字从“横”，“□”……这些今天通行的字，都是没有察觉它们本来属于篆书的例子。诗歌篇章和书法日益圆熟，于是俗笔也产生了，这也是世道盛衰升降的一个方面【《金石文字记》】菩萨戒本碑 高坚正书　大历十三年 太宗庙碑 孙九鼎撰文　天宝元年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行书　李邕撰文并书写　在蒲城 李北海的书法飘逸纵放，初见时并不使人敬重，但久看之后便会喜爱它。好像蒋子文，虽然相貌奇特强健又嗜酒，最终骨骸青异，竟成了神。吴兴学习他的书法，增添了妩媚相似之处，却仍未得到它的刚劲。这块《云麾将军碑》尤其著名，将军名叫李思训，画品列在神妙之间，但碑文完全没有提到他的画艺。难道古人把艺术当作忌讳，不肯明说吗【《弇州山人稿》】李北海的书法飘逸而刚劲。米元章说它屈曲强硬而生疏，似乎不太恰当。这块碑是他得意的作品，虽然剥蚀超过一半，但保存下来的部分仍然锋芒凛然。碑在蒲城，杨用修说它在正德年间已经断裂，刘远夫御史又说曾用铁条束缚它，还说已经亡佚。朱秉器又说良乡也有这块碑。蒲城这块是赵文敏临写的。如今蒲城碑还在，没有断裂，也没有用铁条束缚的事。而且蒲城是李思训的葬处，这块碑确实是北海真迹，不可能是赵文敏所能临出的。良乡本肥厚妩媚，无疑是赵文敏所书。杨、朱二位先生从未到过蒲城，而朱先生尤其是瞎说武断【《石墨镌华》】李北海的书法当时独步一时，李阳冰评价它为“书法中的仙人之手”。赵子昂精心勤奋地学习，于是在元代也独步一时。因此摹拓日益增多，以至于碑面剥落、字迹削损；后来俗工害怕它彻底湮灭，又重新修治，称为“洗碑”。碑刻原有的典雅法则从此荡然无存【《金石评考》】这块碑长期损坏，不仅字迹完整的越来越少，笔画也越来越宽，大概和李邕其他经过重拓的碑相似，完全不是李公原本瘦硬古拙的真实面貌了【《墨林快事》】。李思训碑是北海最精妙的遗迹，如今残损剥蚀得十分严重，我所收藏的本子只缺一两个字。宋代以前的拓本原是赵文敏的旧藏，题签也是他亲笔所写。北海有两块《云麾碑》，一块是李思训碑，一块是李秀碑；二人同姓，碑名又相同。李思训碑在陕西，李秀碑在良乡。《石墨镌华》认为是同一块碑，又把北海碑说成是赵文敏临写的，都是错误。良乡碑不知何时被运入都城，宛平县令掘地得到六个碑础，洗净查看，才知道是李秀碑，于是建立古墨斋收藏。后来又不知何时移到少京兆署中，只剩下两个碑础了【《销夏记》】云麾将军李秀碑　在良乡 以上是唐代李秀碑，李邕撰文并书写。碑在幽州。考察明皇在天宝三年改年号为载，而今碑在天宝元年正月建立，却称“元载”，这是为什么呢【《金石录》】《李秀碑》只存“二伯许”几个字，字迹漫漶，无法辨读。我曾在海上顾氏那里得到完整拓本，风神雄健秀逸非同寻常，于是取其意书写了这篇评论【董思白《书乐志论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李秀，字玄秀，范阳人，因功授云麾将军、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封辽西郡开国公，开元四年去世，葬于范阳福禄乡。这块碑是灵昌郡太守李邕撰文并书写的，由逸人太原郭卓然摹刻并题写碑额。李北海有两块《云麾碑》：一块是《李思训碑》，在蒲城；另一块就是此碑。二碑官职相同，姓氏也相同。赵子函是秦人，没有见过此碑；他所著《石墨镌华》竟把它们当作一块碑，又认为此碑是赵子昂临摹的，错了。此碑不知何时进入都城。万历初年，宛平县令李防在署中掘地，得到六块碑础，洗净察看，才知道是此碑，尚存一百八十多个字。碑首还存“唐故云”三字，于是把它砌在房屋墙壁之间，题名为“古墨斋”。后来移到少京兆署中，只剩两块碑础；其余四块相传在万历末年被王京兆惟俭带到了大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黎民表《古墨斋记》说：“良乡县有一块《云麾将军碑》，旧时放在官署中，不知什么时候被校官劈作柱础，碑的墨拓本于是从世上消失了。近来又修建学校房舍，另置了新的砥石，旧碑础便被推入瓦砾之中，路过的人都不看它。邵生正魁、董生凤元经过那里，便寻找它的踪迹，发现古碑础还在，形制如铁镜，字迹尚未磨灭。他们把这件事告诉宛平李侯于美，李侯叹息不已，写信给县令，用车把它运到都城。”如此等等。得到这篇记文，才知道此碑入都的缘由；在少京兆署中只剩两块碑础时，匪庵吴公【涵】任此官，想求取它却没有得到，后来忽然在蔓草之间发现，珍爱异常，便砌嵌在文信国祠的墙壁上。这是因为碑放在官署中，已经一失再失；若遇到像王某这样的好古之人，或许又会把它取走，不如保存于此祠中，才可以无忧。吴公有记文刻在石上【光暎识】《李北海千字文》碑首题为：“行书《千字文》。”末尾写道：“开元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陇西李邕书。”

译李北海这件书作确实与岳麓《云麾碑》相似，但较少显露筋骨，笔法严密而神态闲暇，姿态格外优美。赵松雪的《千字文》似乎是从此作脱胎而来。但总的说来，赵松雪自有自己的本色，不必与它相合，也不可能完全相合。此碑不知曾置于何处，如今是否存在已不可考。我看过的记载碑刻的各种书籍，没有一本提到此碑，那么此碑早已不存，是可以推断的了【光暎识】《少林寺戒坛铭》李北海行楷书 这件书作最初在《秀餐轩帖》中见到，似乎没有完全体现北海笔法的妙处。后来得到原碑拓本一套，上面有倦圃曹先生的鉴赏印；观看它的笔法妙处，几乎无所不具，难以形容。许灵长先生题跋说：“我见过北海数十种书迹，用笔各不相同，只有岳麓《云麾碑》与它相似。这一套拓本世间罕见，奇妙之处无穷。”难道这是先生晚年的笔迹吗？他每次撰写志铭传记，都亲手刻石。伏灵芝、黄仙鹤都是托名的传说。许先生本来就是旧日书家，善于鉴别，因为认为此碑笔法精妙，也相信是李邕亲手刻成的。他如此推重此碑。按《金薤琳琅》记载《戒坛碑》说：“三藏法师义净撰制，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立。”这些都与此碑拓本相同。唯独关于书写者，它说是南馆学生张杰，又注称缺字共九处，不像此碑拓本一个字也不缺，显然李、张各有一碑。只是两碑不应在同一月日立碑，这一点无法解释。王世贞《弇州续稿》说：“《少林戒坛铭》，开元三年为学生张杰所书。”当时张杰应当还年轻，而且没有以书法著名，但笔法却已经这样老成。又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全学习玄宗皇帝的书法，所以仍有瘦劲的意味。这一条和《金薤琳琅》都是为张杰碑作的跋，没有提到李邕碑，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嵩山志》说是“张杰书”，《天下金石志》说是“张杰八分书”，都只说张杰而不提李邕，难道是因为李邕碑他们都没有见过吗【光暎识】《岳麓寺碑》我的朋友俞仲蔚对我说，李北海的《岳麓寺碑》胜过《云麾碑》，我赶紧买到一件，只是还能勉强读出罢了。那些钩、磔、波、撇的笔画，虽然已经无法重新寻看，但它的神情奔放，天真烂漫，隐约留存在残纸断墨之间，仍足以使人倾倒。眉山人吴兴题写姓名，署名为前陈州刺史。考察李邕拜谒泰山回来后献上词赋，皇上很高兴。后来有人要揭发他的赃物，张说嫉恨他，便把他下狱判处死刑。许昌男子孔璋救了他，使他免死，贬为遵化县尉。这是他赴贬所途中所书。碑文颇为庸俗鄙陋；又从杜拾遗文集中看到他的一首诗，幼稚的语句几乎难以理解。他凭什么能负有干将、莫邪般的声名，著称于世呢？米元章评论他的书法像刚刚发财的小民，倔强、生疏，这话很不恰当。他的书法本来很好，只是稍显轻佻。李邕因纤巧的文章获得声名，又因虚名招致死亡，还因佳妙的书法受到非议，这些都是他没有料到的。因此附记于此【《弇州山人稿》】这块碑的笔势雄健，超过《云麾碑》；刻字也出自李邕亲手【《苍润轩帖跋》】关于此碑，俞仲蔚说它胜过《云麾碑》，王元美说即使只剩残纸断墨，也足以使眉山吴兴倾倒。我起初没有见过它，有一天游历长安，一个书商拿着一块碑来出售，我知道是北海的书迹，急忙展开一看，原来是《岳麓寺碑》。虽然字迹漫漶，但笔意还在，也不能说胜过《云麾碑》，只是大致相当。云麾碑下半部已经没有字，上半部保存的字却像新刻的一样。此碑虽然首尾都还能读出，但钩、磔、波、撇等笔画已无法再寻，应该是石质有坚有脆的缘故【《石墨镌华》】。《岳麓碑》虽然已经残剥，但锋芒仍然凌厉，仿佛不可一世。北海是奇特之人，所以所书就是这样。过去俞仲蔚说此碑胜过《云麾碑》，一定有所见地。北海的书法，宋初人并不十分看重，到苏轼、米芾时才稍稍沿袭他的笔法；又到了赵文敏，每次书写大字，都一心仿效他。北海的各块碑，都是亲手刻成的；所谓黄仙鹤、伏灵芝，都是没有其人而托名的。欧阳修说：“我起初非常不喜欢李邕的书法，到了很晚才喜欢它，好比交朋友，开始很难，那么一旦契合就一定长久。”以上全部记载见《销夏记》。《娑罗树碑》《娑罗树碑》是北海的笔迹，刚劲飘逸而不流于轻佻急躁，应当是合作书写的作品【《弇州山人稿》】北海得意的碑刻，现在有好几种，只有《云麾碑》保存了一半；《东林碑》《法华碑》《叶有道碑》都经过再次刻制，这一块也是淮上重刻的。这些碑中，《法华碑》有它的骨力，而此碑有它的风采，都足以在艺苑中称尊。大体说来，李邕的书法专靠力量取胜，每一笔每一画都像纯刚之玉，壮士不能使它弯曲，锋利的刀刃也不能刺入；一切奇特欹斜的姿态，以及一两处游戏笔墨，都是李邕偶然为之，原本并不自认为佳妙。后世的子云自有自己的眼光，难道会被它欺骗而仰慕它吗？何况还把它当作法式吗【《墨林快事》】现在重刻本在淮安府。张弨说：“碑末写着‘一归可门可门’，可门究竟是什么门？”考察《说文解字》，“谁何”的“何”字，本来单写作“可”；加人旁的“何”，则是“儋何”的“何”。《易》说“何校灭耳”，《诗经》说“何蓑何笠”，《尔雅》说“何鼓谓之牵牛”，都是这种写法。后来才借用它来写“谁何”的“何”，又把“儋何”写作“担荷”。字形逐字变得繁复，却忘记了它的本字。本文把“可”写作“何”，可见开元时期的文字还保存着古法【《金石文字记》】《北岳府君碑》行书，韦虚心撰文，陈怀志书写。开元九年立，现存于开阳县北岳庙中【《金石文字记》】陈怀志的这块碑，在李北海的《云麾碑》之下、《法华碑》之上，大概是因为它筋骨有余，而风度稍显生涩【《苍润轩帖跋》】《伯夷叔齐二公碑》八分书，梁升卿撰文并书写。开元十三年立，现存于蒲州首阳山二贞庙中。碑文写在碑的两面，碑侧有后唐同光元年护国军节度押衙丁约建立庙宇的题字【《金石文字记》】《道安禅师碑》行书，宋儋撰文并书写。开元十五年立，现存于嵩山防善寺废戒坛前，碑身从中间断裂。宋儋，字藏诸，广平人。品德高尚而不出仕。户部侍郎宇文融推荐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他的字体取法钟体，但侧锋欹斜、纵放不拘，字迹与名声并不相称。开元年间，科举考场中的后辈大多以他为师【《述书赋志》】宋儋的笔墨精劲，苏轼曾说：“这个人不懂得其中的狡狯，书法便不值得观赏。”像宋儋这样的书法绘画作品，是不能抛弃的【《黄山谷集》】

译右边是《道安禅师碑》，宋儋撰文并书写，位于戒坛寺西南。按地方志记载，傅梅说：《道安禅师碑》由广平宋儋撰文并书写，碑文尚可读，字迹刚劲多骨，风致超逸，超过李北海。碑末说“建塔僧破灶”以下损失一字，袁中郎认为是“神僧破灶堕”。我仔细辨认缺损处，下面从木，不像“堕”字，难道嵩山有两个都称为“破灶”的人吗？这件事很可疑。我认为这件书法虽然有风致，但用笔欹斜侧倾，远逊于北海。《书史》评论宋儋的书法像寒鸦栖在树上、平沙上奔跑的兔子，正是说它形似这些景象。至于《淳化阁帖》把宋儋的书法误列在秦代程邈之后，反而比这里的评价高得多。黄山谷也称宋儋的笔墨精劲，又称宋儋的书法姿态妩媚，尤其适合写在简牍上，只是可惜传世不多；那么他本来就是当时的名家。如今此碑已在万历年间被雷击断为两截，埋在土中，深达二尺多；后来掘地得到它，碑文已经十分模糊，无法阅读【叶井叔《嵩山石刻记》】《敬节法师塔铭》正书。开元十七年立，现存于西安杜永村【《金石文字记》】《李承嗣造佛像赞》正书。长安三年立【《金石文字记》】《中岳潘尊师碑》八分书，王适撰写，司马承祯书写。圣历二年立，现存于嵩山老君洞南。碑上题道：“弟子中岩道士□马□□书。”按《唐书·隐逸传》，司马承祯字子微，侍奉潘师正，传授辟谷、导引等术，无不精通。潘师正认为他非同寻常，说：“我得到陶隐居的正一法，传到你已是第四代了。”那么这块碑所称的“弟子”就是司马承祯。《广韵》说“防”也可以作“司”。老君洞就是唐代的逍遥谷。潘师正传记说他居住在逍遥谷，高宗下诏就在他的居所修建崇唐观，并营造奉天宫；又下令在逍遥谷直道上修建门，题名为“仙游门”和“寻真门”【《金石文字记》】《高延贵造佛像赞》正书。长安三年立【《金石文字记》】《王征君口授铭碑》正书。弟子绍宗甄录并书，垂拱二年立，现存于嵩山老君洞南。征君就是王玄宗【《金石文字记》】《金石文考略》卷八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考略》〉 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考略》卷九 嘉兴李光暎撰写 《明堂令于大猷碑》此碑只保存了大半，书法完全出自登善，峻拔遒健，可以传达其神采，但书写者的姓名终于无法考知，可惜。按《大猷志》：宁之孙、立政之子、志宁的玄孙，显达于肃宗、代宗朝。传记说休烈的父亲默成，任沛县令，早年去世。把这些合起来，正好是四代，但不知道默成是不是大猷的儿子。赵明诚有《默成碑》，如今已经无法见到了【《石墨镌华》】。现在此碑在三原县。碑上说：“圣历三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合葬于雍州三原县万寿乡的先茔。”但碑并不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大概是后来续刻的，所以书法中也没有使用武后制定的文字【《金石文字记》】《兴圣寺尼法澄碑》行书，开元十七年立，现存于西安马头空【《金石文字记》】《元氏令庞履温碑》八分书，邵混之撰文，蔡有邻书写。开元二十四年立，现存于元氏县西寺内。碑阴有宋代熙宁九年孟士龙迁移此碑的记文，由荥阳郑陶撰写【《金石文字记》】《淄川公李孝同碑》李孝同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儿子。正史只在李神通传末附带提到他的名字。碑也已经磨损剥蚀，能读出的文字才一半。其中写道：“太宗还是秦公时，孝同侍从在旁。孝同乘间隙启奏靖王说：‘秦公相貌目光非同寻常，功业又大，虽然不是太子，也一定会承受帝位。’靖王心里认为是这样，等等。”这一点也可以由此看出。撰文者的姓氏已经无法考知。书写者据赵明诚说是诸葛思祯，如今也已磨蚀不清。但其笔法虬曲强健，波、拂等笔画很像褚河南，值得珍藏【《石墨镌华》】《大照禅师碑》行书。李邕撰文并书写。天宝元年立。大照名叫普寂，是大通神秀的弟子，按传承算来是达摩第七代，这一派称为北宗。其门庭非常兴盛，就是所谓“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此碑本应在嵩岳寺，如今已经不存在。现存拓本是翻刻本，书法不及《云麾碑》，比《岳麓碑》稍逊，接近《娑罗树碑》【《金石文字记补遗》】杜子美称李北海的碑版光照四方。我行游天下，见到《东林碑》《岳麓碑》等，都是宋代以后重刻的。唯独《大照禅师碑》是唐代的硬黄双钩本，神采焕发，结构古雅。宋代尚且没有听说它的名声，何况能见到它的真迹呢？我最喜爱李邕的书法，晚年才有机会看到此碑，于是摹刻上石，公之于同好；即使称它为唐代拓本也可以【《容台续集》】金陵俞仲茅先生收藏李泰和所书《大照禅师碑》二千多字，是硬黄纸本，笔法精整清丽，具有欧阳询、虞世南的风味，与其他欹侧疏放、豪纵的书作大不相同。先生说：“这件书迹自唐代以来就被高丽收藏，因此绝没有宣和、政和等玺印，也没有‘群玉’‘秋壑’等印，以及苏轼、米芾等人的题跋。神宗末年，一个武官从平壤得到它，准备献给幕府；有人借机进言辽事必败，劝告他的母亲不要立即前往，后来果然如此。这卷书于是留在我这里，对方稍微索取一些金帛还不能满足他的心意，但始终没有人肯按高价接手，所以仍然是我的藏品。”世间流传的北海石刻本、《娑罗树碑》《云麾碑》，大多以纵逸取胜、以奇趣见长，与此作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古人的长处本来不能只用一条标准衡量。就像菩萨显现神通，分散进入各种境界，有眼力的人应当反复参悟，自会萧然有所领会【《六砚斋二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