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考畧卷二

译有高德裔的记载 这块石碑是金代高德裔修建孔庙时，在太子钓鱼池中挖到的。池在灵光殿遗址以南三十步。所谓太子，是景帝的儿子刘余，他受封于鲁，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太子。石上写着“五凤二年”，这是宣帝的年号；又写着“鲁三十四年”，高德裔认为这是鲁孝王在位时的纪年；还写着“六月四日”，成碑必定在当时修建时完成，也可能是在开凿池塘时刻下，以记载工程完成的日期。西汉石刻流传下来的极少，这些文字简约质朴、古雅浑厚，应当保存下来给后人看。【《石墨镌华》】“五凤二年”，是汉宣帝统治天下的年号纪年；“鲁三十四年”，是鲁孝王拥有鲁国的年数。上面书写天子的统一纪年，下面书写诸侯王自己的封国纪年，这是汉人的惯例。夏、商、周三代时，侯国的史官只写本国的年号，而不写天子的年号。《春秋》称“隐公元年”，是因为由鲁国人书写；《泰誓》称“十有三年”，是因为由周人书写。【《金石文字记》】从前欧阳修撰写《集古录》，没有得到西汉文字。刘原父出任秦中长官时，得到几件古铜器，把器上的款识寄给欧阳修，使他终于满足了愿望。大概碑文始于东汉，而西汉没有碑文。金代明昌年间，诏令在灵光殿遗址以南三十步修建孔庙，那里有太子钓鱼池，于是取池中的石头充作材料，得到一块石刻，上面写着：“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共十三字。考察可知，五凤是宣帝的年号，字形质朴古拙；这是西汉遗物，实在是绝无仅有。如果欧阳修当时见到它，岂不是会更加欣慰吗？【《销夏记》】右边是汉五凤二年砖一凷，嵌在曲阜孔子庙庭院前殿东壁上，用篆文书写成一行，记载烧制砖坯的年月。砖后有金代高德裔的题跋。西京陶工的制砖样式，保存到今天的只有这一件。东京则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宫卫令邯君千秋宅第的砖，也是篆书。其余洪氏所记载的，有永平八年砖一块，建初三年汝伯宁砖一块，建初七年曹叔文砖一块，元和三年谢君墓砖一块，永初元年景师砖一块；这些文字都是隶书。有的写“万岁舍大利善”，有的写“千万岁署舍子孙贵昌，未央大吉”，有的写“大吉阳宜侯王”。大概东京人崇尚谶纬，民间建造住宅和坟墓时，争相写作吉祥话，这同西京不相同了。【《曝书亭集》】荡阴令张迁碑 八分书，作于中平三年，碑如今在东平州儒学。右边是汉代荡阴令张君碑。碑文说：张君是陈留郡已吾县人，学习京氏《易》，年轻时担任县吏，后来被征召授予郎中，任命为谷城长，又调任荡阴令。碑后说，中平三年二月，故吏韦萌等人刻石立碑，大概是为纪念他离任后百姓的思念。碑字特别完整清楚可读，是汉碑中不容易得到的一种。考察东汉《地理志》，荡阴属于河内郡，就是今天彰德府的汤阴县；已吾属于陈留郡，就是今天开封府的夏邑县。这块碑我任职京师时，常在景太史伯时那里见到旧拓本，没有来得及抄录。近来从友人文征仲处得到一本，他按隶书释读说：东汉及魏代的碑，至今没有毁坏的十分只有一二；凡是欧阳修、赵明诚的著录中没有的，世上便不再存在。我的出生距宋代已有数百年，而这本碑却两次出现在欧、赵的著录中，实际上他们从未记载。连《隶释》和《隶续》也没有它的文字。《通志·金石略》所载碑目虽然很多，也没有涉及它。由此可知，古人的话未必都可信；天地之间保存的古物，固然不能一概说成不存在。【《金薤琳琅》】张迁的荡阴碑建立于中平十年。石碑完整无缺，书法方正整齐而典雅，这在汉代石碑中并不多见。考察《通志·金石略》，其中既没有碑目，《集古录》《金石录》以及《隶释》《隶续》也都没有记载，难道也是近代才出现的吗？近代人如秦中的赵涵和郭宗昌搜访旧碑，也没有找到它，这是什么原因？这块碑和樊巴郡碑都完整而精美，一旦见到前人从未见过的东西，天下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令人畅快呢？【《销夏记》】右边是荡阴令张迁碑，欧阳修、赵明诚都没有著录。只有《金薤琳琅》载有碑文，其中缺了五字。根据这块碑校订：‘征拜’下面应当是‘郎’字，‘烧平’下面应当是‘城’字，‘流化’下面应当是‘八’字。所谓‘八基’，是指子贱以下的八件事。又‘开’下面写作‘▯’字，应当是‘覂’，通作‘泛’。‘孔蔑’下面应当是‘二’字。这样便成为全文了。又《金薤琳琅》把‘张良善用’释作‘萧何’，但此碑是‘筹防’二字；把‘谷城长’释作‘蛰’，碑上是‘蚕’字；把‘晋阳佩’释作‘▯’，碑上是‘玮’字；把‘吏民颉’释作‘▯’，碑上是‘顽’字；把‘于是刻石’释作‘整’，碑上是‘竪’字。这是南濠先生偶然误释。又把‘存恤髙’释作‘年’字，把‘孔蔑’释作‘贰’字，但碑上都漫漶难以辨认，这是南濠先生根据意思推测的。‘子子孙孙’下面有一个字无法辨认，因而没有释出，这是南濠先生删去的地方。碑上写‘问禽狩’，应当是‘禽兽’；‘荒远既殡’应当是‘既賔’；‘爰既且于君’应当是‘既祖’；‘中謇于朝’应当是‘忠蹇’。‘▯沛棠树’应当是‘蔽芾’。这是古字相通的情况。【《金石评考》】《金石文字记》认为碑中把‘賔’误作‘殡’，把‘忠’误作‘中’，把‘暨’误作‘既且’，怀疑是后人摹刻的。考察把‘殡’写作‘賔’，见于《礼记·曾子问》；把‘中’写作‘忠’，与魏《吕君碑》相同，相关说明在第一卷‘东真’二韵中【按：第一卷说，《礼记·曾子问》‘反葬而后辞于殡’，郑氏注说：‘殡应当作賔，是声音相近造成的错误。辞于賔，是说告知将要下葬并确定启殡日期。’这块碑仍是沿用了《礼记》的错误。《书·仲虺之诰》‘建中于民’，释文说：‘中本来作忠，中、忠二字古代有时相通。’魏横海将军《吕君碑》又说：‘君以中勇显名’，州司也把‘中’作‘忠’。】唯独把‘既且’作‘暨’，实在无法解释；不过字形古拙，恐怕不是摹刻的。【顾南原《隶辨碑考》】右边是《荡隂张迁碑》，欧阳氏、赵氏、洪氏的著录都没有记载它，大概是后世才出土的。碑额的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极为飞动。碑铭中写“蔽芾棠树”，却作“为▯沛”。考察《尧母碑》《祝睦碑》《魏元丕碑》，它们书写“蔽”字大致相同，但“芾”写作“沛”，却是此碑独有的。碑阴列有钱从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邮一人、故吏三十二人。从前贤者说，东汉少有使用两个字姓名的人；此碑除范巨、范成、韦宣以外，从韦叔珍以下的人名全都是两个字，有的还写的是他们的字。不过，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所收本，碑阴不如这个版本完整美好。【《曝书亭集》】

译《金石文字记》认为，碑中把“賔”误作“殡”，把“忠”误作“中”，把“暨”误作“既且”，因而怀疑是后人摹刻的。考察把“殡”写作“賔”，见于《礼记·曾子问》；把“中”写作“忠”，与《魏吕君碑》相同，相关说明见第一卷“东真”二韵。【按：第一卷说，《礼记·曾子问》记载“反葬而后辞于殡”，郑氏注说：“‘殡’应当作‘賔’，这是声音相近造成的错误。‘辞于賔’，是说告知将要下葬，并通知启葬的日期。”此碑仍然是沿用了《礼记》的错误。《书·仲虺之诰》说“建中于民”，《释文》说：“‘中’本来作‘忠’；‘中’与‘忠’二字，古代有时可以通用。”又《魏横海将军吕君碑》说：“君以中勇显名，州司也把‘中’当作‘忠’。”】唯独把“既且”写作“暨”，实在无法解释；然而这些字的笔画古拙，恐怕并不是摹刻的结果。【顾南原《隶辨碑考》】执金吾丞武荣碑 八分书 《执金吾武荣碑》中，欧阳修说碑文残缺，看不到武荣去世、下葬的年月以及他的氏族出身。我家收藏的本子也残缺，同欧阳修所说一样。但《隶释》所载的文字，却往往仍然可以读出。例如说：‘君就是吴郡府卿的儿子，敦煌长史的二弟。’这就是他的氏族出身。不过碑文简短，没有记载去世和下葬的年月，只是欧阳修当时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罢了。【《金薤琳琅》】武荣碑长期被称为残缺剥落，《集古录》记载了它的名称，《金石录》却没有记载。然而石碑并不是全部磨灭了，碑文既简约质朴，字迹也同样如此，正是东京时期的风格，值得珍视。武荣的父亲吴郡丞武开明、兄长敦煌长史武班，都有碑刻载入《金石录》，为什么唯独遗漏了这块碑呢？【《销夏记》】武君荣碑在济宁州学仪门。汉代制度规定，执金吾一人，丞一人，每月三次巡行宫外，警戒和掌管非常时期的水火之事，秩禄六百石，有缇骑二百人，车舆、服饰和随从仪仗，光彩充满道路。光武帝曾感叹说：‘做官就应当做到执金吾。’而乐府古歌辞称：‘陛下三万岁，臣做到执金吾。’大概中兴以后，这个官职就不是经常设置了。武荣的生平始末，可惜碑文已经漫漶，年月无法考察，只剩下它残存的轮廓罢了。【《曝书亭集》】现在碑在济宁州儒学，已经残缺。娄机《汉隶字源》说：‘碑文说遭逢桓帝的大丧，因哀伤陨亡，应当是在灵帝时期。’王弘撰写说：‘碑额“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采用阴文而字面凸起，这是其他碑所没有的。’【《金石文字记》】孔宙碑 八分书，作于延熹七年，碑如今在曲阜县孔庙中。孔宙是孔融的父亲，也是孔子的第十九代孙。他在延熹六年去世，碑在延熹七年建成。但赵明诚、欧阳修、王世贞都说是延熹四年。孔宙字季将，隶书容易辨认，而欧阳修的《集古录》有一处写作‘秀持’，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郑樵《金石略》又记载有两块孔宙碑，更是错误。【《石墨镌华》】孔季将碑的字法古朴超逸，仍然保存着分书体，是汉代石碑中的佳作。王世贞却说文章和书法都不是上乘，鉴定之难真是太过如此了。【《销夏记》】右边是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宙是孔子的第十九代孙，也是孔融的父亲。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传，但碑文称他齐整圣明、通达道德、声誉美善；孔昭又称他治理泰山郡，在任只有几个月，百姓便都解下兵甲、服罪认错，可以说无愧于圣人之后。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通常记载它的碑目，却说不详在何处；又记载泰山太守孔宙碑，说在兖州，立于延熹六年。这样看来，汉代有两个孔宙，碑也有两块，这是多么荒谬啊！右边这块孔宙碑的背面不称‘碑阴’，而称‘门生故吏名’，这是汉碑中仅见的情况。前碑说故吏、门人登山采石，刻铭示众，那么这里所载的就是那些人。现在考察，孔宙的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隶释》说，汉代儒者开门收徒，亲自接受学业的称为‘弟子’，再由弟子辗转传授的称为‘门生’，未满冠礼的称为‘门童’，总称也叫‘门生’。过去任职的官府中，他的属官称为‘故吏’，在当地登记入籍的百姓称为‘故民’，既不是官吏也不是百姓的称为‘处士’，平素不在其管辖之地的称为‘义士’‘义民’。这些都是阅读汉碑的人应当知道的，而《隶释》一书在民间流传很少，所以把它记录下来。【《金薤琳琅》二条】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县孔子庙庭院中，是大中大夫孔融的父亲。裴松之注《魏志》时引用司马彪《续汉书》，也写作‘宙’。《韩勑碑》背面出现‘私钱数列郎中鲁孔宙季将’等字，也应当以碑文为依据。但《后汉书·融列传》写作‘伷’。考察可知：孔宙在灵帝熹平四年去世，而孔伷在献帝初平元年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孔伷籍贯本在陈留，字公绪，是另外一个人。我私下怀疑《范史》不应有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如此，或许是雕刻时被无知妄人为之改动，后来的学者便信以为真而不再怀疑。 【《曝书亭集》】碑额题作‘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个篆字排成一行。碑首第一行题作‘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隶释》说：凡是有碑额的汉碑，首行便直接进入正文；没有碑额的，有时在正文前题写碑名，如张、纳、樊、安等碑，也是很少见的。像这块碑一样，已经在上面篆刻碑额，正文开头又再次标明碑名，只有这一块。正文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末行铭辞下面空出十一字的位置刻年月。【顾南原《隶辨碑考》】我有谷口郑先生临摹这块碑的墨本，他的跋语说：‘字体宽舒，古朴刚劲，确实是东汉书法大家的作品。’【光暎识】史晨请求发放家谷祭祀孔庙碑 八分书，作于建宁二年，如今在曲阜县孔庙中。‘饮酒畔宫’是‘泮宫’的异体写法。益州太守高眹的《修周公礼殿记》也写作‘畔宫’。【《金石文字记》】这是史晨上奏尚书的奏章，大概汉代制度是郡国通过尚书把事情传达给天子，就像今天通政司办理的事务。史晨刚到任时，自己拿出俸钱供奉禋祀，可以说是懂得尊崇圣人。又有一块碑记载史晨的姓名，记载当时参加庙享、观看礼仪的人有九百零七人，又修治沟渠、设置水井以及安排守墓人，可以说是盛大的事情。【《石墨镌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七人〕 这块碑立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史晨的姓氏和名字见于后碑。这是他上奏尚书的奏章。大概当时的制度是，郡国不敢直接向朝廷报告，要通过尚书来传达。碑文说：‘到任后遇到秋季祭享，官府没有公家发给的酒和肉脯用于祭祀，只好自己拿出俸钱供奉禋祀。’由此可知，他是鲁国贤能的相。【《金薤琳琅》】我有郑谷口临摹前碑的墨本，他的跋语说：‘汉建宁二年，鲁相史晨祭享孔庙，有前碑、后碑两块。前碑叙述奏请之文，后碑陈述典礼的盛况，使邹鲁的学者能够看到前代修治礼制的美好。’【光暎识】史晨祭享孔庙后碑

译八分书 如今在孔庙中，碑后有武后天授二年马元贞的题名。【《金石文字记》】马元贞题名下面，还有杨景初、郭希元，另有杨君尚、欧阳智琮、李叔度。我的表兄菜畦沈先生曾临摹过这一本，极其精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墨迹。菜畦还为我临摹《孔林百石碑》、郃阳令《曹全碑》，以及汉隶书的《开元磨崖》《太山铭》，这些我都珍藏着。【光暎识】鲁相韩勑建造孔庙礼器碑 八分书，作于永寿二年，碑在曲阜县孔庙中。这块孔庙礼器碑建于永寿二年。碑体完整，缺损不多，书法中波磔、拂掠的笔法都保存着。流传到今天的汉碑未必都佳美，而以刚劲飘逸、具有古意的为上品。像这样的一块碑，实在屈指可数。【《销夏记》】这块碑的隶书同《卒史碑》没有两样，而且记事方法简约质朴，不是当今人所能做到的。元敬却因为其中杂用谶纬之说而轻视它，我私下并不赞同。【《石墨镌华》】这也是官吏和百姓为歌颂县令的德政而共同立的碑，因为碑中记载了孔氏、颜氏的族属，得以附属于孔氏，使后世世代奉祀孔子。为孔子所立的碑，反而大多散失了。石碑也有幸运和不幸吗？碑中文字意奇古，大概是当时有书法技艺的人所写。圣人或许因为欣赏他的技艺，便把他收列在门墙之中吗？如今那些加以抨击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思呢！汉代石碑本来就是这样，首尾完整的更少。每次拜观它，都不由得肃然起敬。【《墨林快事》】以上是汉代鲁相韩勑所立的《造孔庙礼器碑》。有人说碑文杂用了谶纬之说，不能完全通晓。我看东汉自光武帝凭赤伏符即位后，特别喜好图谶，臣下也仿效他，流弊逐渐扩大。到了汉末，这种说法尤其盛行，见于金石文字的，不只是这块碑。帝尧碑说：“尧游于玄河之上，有龙授给他图，尧于是接受天命。”《成阳灵台碑》说：“尧的母亲庆都游观河边，感受到赤龙交合，于是生下尧。”《鲁相史晨孔庙碑》说：“孔子是乾坤所挺生的，为汉代制作了经书。”这些说法都极其怪诞恍惚，完全不合经典。后来的君子认为汉儒竟然如此浅陋狭隘，却不知道这种风气的来由。孔子说：“在上位的人有所喜好，在下位的人一定会更加厉害地去做。”凭光武帝的明智，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唉！对于汉儒来说，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金薤琳琅》】阙里孔子庙庭中，有汉代鲁相韩勑、字叔节所立的两块碑：前碑记载制造礼器，后碑记载修缮庙宇、拜谒孔子墓。碑阴两侧都有题名。金陵郑簠、字汝器，考察这些题名刻痕的深浅，亲手拓下带回。这比普通工匠捶拓的本子精良百倍。因为我和他同样喜爱金石文字，他远道寄信给我，于是我把题名中参差不齐的部分整理齐整，装订成册。想来孔子去世以后，历代都有褒崇他的典礼；世间的王侯、大夫没有不具备宗谱族牒的，唯独圣人的后代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记录。后来，仙源宗子珍扈随宋室南渡；金源则另立支子为祖。嘉熙年间虽然仍然赐给文远爵位，但又授给他田地和宅舍，使他居住在三衢。宋朝灭亡后，这一支很快就湮没了。元人想恢复大宗，宗子却推辞不接受，能够做到以礼相让，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我所见到的明代嘉靖年间《孔门佥载》一书，是先圣孔子第六十一代孙、承德郎、鲁府审理正孔弘干所撰写的，其中有世表，有宗系图，但对于三衢这一支却弃置不录；如果要确定宗族世系、辨明昭穆次序，难道应当这样做吗？实在令人长叹。韩勑前后两碑的碑阴，记载孔氏后裔中有褒成、损建、寿、御史翊元、世东海、郎中防、定伯、豫州从事方、广平故从事树、君德、朝升、高守庙百石卒史恢、圣文、文学百石芝、德英、故督邮承伯、序、赖元、夏进、参军达、相史誧、仲助、术、子佑、赞元、宾曜、仲雅、遵、公孙旭、连寿、番安世、太尉掾凯、仲悌、处士征、子举、巡百、男宪、仲则、泛、汉光，共二十三人。后碑称碑是孔从事所立，大概就是方从事。我私下想到，圣人的后代中有贤能的子孙；如果重新修订《阙里志》《孔门佥载》，那么宗子、支子的流派，以及那些见于书籍、史册、碑碣的人，都应当完整记录。唯独不属于孔氏宗族的必须删去，不是圣人说的话也必须删削，这样或许才可以了。【《曝书亭集》】《淳于长夏承碑》八分书。建宁三年。《金石录》说：碑在洺州，元祐年间因治理河道，在堤坝土中发现，碑刻完整得像新的一样。我所收藏的拓本也没有剥落。这些字在隶书中夹杂篆书和八分书。洪丞相说它奇怪，确实十分奇怪。有人怀疑它是伪作，但笔意中有一股英气，决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元人王恽说是蔡中郎所书，恐怕未必。从碑上所刻的建宁三年看，蔡邕、字伯喈的书法，可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说法。汉碑如《郭有道碑》，是最著名的碑刻。如今假刻的《郭有道碑》实在令人厌恶，怎么能同《夏承碑》相提并论呢？【《销夏记》】这块碑的隶书释文说：字体奇怪，唐人或许就是以它为宗法。又引用梁代庾元威论书的话，载说隶书有十八种，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宋代郑侨《书衡》说：汉石经的各种刻本是隶体八分书，《夏承碑》是篆体八分书。不过这三家都没有说是谁所书。元代王文定公王恽跋此碑说：“蔡邕所书的《夏承碑》，如同夏代以金铸成的鼎，形制模样怪诞奇谲，虽然蛇神牛鬼杂乱出现，但衣冠礼乐已经在其中萌芽，这难道就是所谓气势压凌百代、笔阵堂堂吗？”我由此才知道它是蔡中郎的遗迹。碑如今在广平府学后面，碑上刻有“尚书”“蔡邕”“伯喈”以及“永乐七年”等字，都是庸俗妄人所添加的。然而我心中暗自对此有所怀疑。杨文贞公文集中也有这篇跋，说近年广平府百姓因治理河道发现此碑，广平大概就是古代的洺地。所谓“近年”，恐怕就是永乐七年。我以前在京师任官时，广平通判、山西人宋孟清对我说：府学后面有一块碑，字迹和这块碑相似。我更加怀疑了。江阴徐子扩是个喜好奇异事物的人，曾得到旧刻本，双钩摹取其字，近来把它送给我，和这块碑完全不同。此碑写作“勤绍”，旧刻写作“勤约”；而且旧刻中有四十五个字残缺，这块碑却独自完整，那么它是伪碑，难道还用等别人来说吗？这样，我从前的疑惑才豁然释解了。【《金薤琳琅》】

译都玄敬所引用的考证极其广博，大致认为这块碑自元代王文定公王恽确定为蔡邕所书，并说它气势压凌百代、笔阵堂堂。洪丞相《隶释》说这种字体奇怪，郑侨《书衡》说它兼有篆体八分书的特点；综合这些说法，便怀疑此碑不是真迹。又说江阴徐扩有旧刻本，缺字四十五个，而此碑独自完整，于是才相信它是伪作。我也找到一张拓本，既然不是汉刻，似乎不必再辩论；可是杨用修说它是仅存的汉刻，王元美也说它的隶法时时带有篆籀笔意，骨力气势通达，神采飞动，非蔡中郎不能写成，难道他们所见的是另一块碑吗？【《石墨镌华》】明嘉靖四年，知府唐曜重新刻立，如今在漳川书院。【《金石文字记》】以上是汉代淳于长《夏承仲兖碑》，如今在广平府。宋元祐年间，治理河堤时从土中发现。崇祯癸未年，我十五岁，随第六叔父子蕃观看同乡卜氏收藏的拓本，仍然是宋代拓本。如今被当地人摹刻，已经失去原碑的真实面貌了。【《曝书亭集》】我所收藏的一本《夏承碑》，缺少一百零四个字，不知道是原碑本来缺失，还是辗转流传中遗失的缘故。碑后没有“尚书蔡邕伯喈”和“永乐七年”等字，都玄敬说这些是庸俗妄人所添加的；幸好这一本没有遭受这种玷辱。根据都玄敬所说，旧刻本写作“勤约”，而这一本写作“勤绍”，所以又不敢立即确定它就是旧刻本。只是这一本的笔法把奇崛归于雅正，在圆转中含有劲力，古意浓厚，似乎不是后世所能摹拟的。王文定公赞誉它“如夏代以金铸鼎”，大概也不愧于这个称誉吧。【《光暎识》】《鲁相请置孔庙卒史碑》八分书。永兴元年。碑在曲阜孔庙中。汉代鲁相置孔庙卒史碑，如今在曲阜。这大概是鲁相乙瑛上书，请求设置一名百石卒史，掌管并主持守卫孔庙。司徒吴雄、司空赵戒把此事上报朝廷，诏令同意。大概是在元嘉三年三月以后。鲁相平补任职时，孔和向司空府上书，因此应当是永兴元年六月。考查《范史·桓帝纪》，元嘉只有二年。碑上说元嘉三年三月，大概是这一年五月才改元永兴，到十月吴雄、赵戒也都罢免了。【《金薤琳琅》】这块碑，都玄敬考证得很清楚。杨用修把碑文全部收入《金石古文》。但碑中“奏洛阳宫”以下，有“司徒公河南【缺四字】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缺二字】字意伯”。二十四个字中缺了六个字，而两位公卿的名字却没有涉及，这是为什么呢？碑后有刻文说：“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根据图本题记。按此碑建于永兴元年，当时钟繇、字元常，刚开始任黄门侍郎，距离永兴年间将近四十年，因此显然不是钟元常所书。不知道张稚圭依据的是什么图本？碑文叙事简约古朴，隶法刚劲飘逸，使人可以想见汉人的风采，实在不必附会为钟元常所书。碑中的赵戒，《范史》注文说他的字是志伯，如今碑上说是意伯。赵明诚说，怀疑这是为了避桓帝的名讳。“戒”字，袁宏又写作“诫”。【《石墨镌华》二条】这是汉元嘉、永兴年间孔子庙设置一名百石卒史、掌管祭器的碑。相传认为是钟元常所写的八分书；即使只看它古朴质实的石刻，也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然而详细考察它的笔意，和我所收藏的钟繇《道德经》书法完全同一格调。大概前者是楷书而保留八分法，后者是八分书而保留楷法；它们方正平和、通达流畅之处，没有不相互吻合的，确定是钟繇所书无疑。碑文开头数百字，笔画浑厚圆融，完全看不出起承转接的缝隙。末段笔锋锐利毕露，如群峰和乱水，无法遏制，变化无穷，神情流动而不滞涩。碑中所说郊庙祭祀的俎豆礼器，可以由此遥想其大概。学书的人若能以此为立足处，以《老子》书法作为桥梁，进入《宣示表》的门径，那么达到钟繇书法的深奥境界，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脱离这条路径而从季直、戎辂入手，就无法见到书法的法度形象了。这是学习书法者最应尊奉的宗祖，却有许多人视而不见，为什么呢？我谨为此纠正流传千古的谬误。【《墨林快事》】《孔庙卒史碑》的碑文既典雅简约质朴，书法又高古超逸，是汉代石碑中最不容易得到的一种。都元敬说此碑有残缺，我所收藏的拓本却完整，应当是在都元敬所见本的前后时期流传的。碑后所说“后汉钟太尉书”，只是后人附会罢了。【《销夏记》】我曾查阅洪丞相的《隶释》，看到这块碑列在第五位。但近世的都元敬、杨用修、徐献忠都把它列为第一。难道排在前面的那些碑已经零落而不可得了吗？这块碑在孔林中还没有损坏吗？“勉”字下面隐约凸起“是学”二字，大概意思是崇尚圣道、勉励学习技艺，文辞和义理都通畅，但人们往往把它缺略了。因此我恭敬地把它补出，并把这个说法记在这里。【《苍润轩帖跋》】皇上从奎文阁西侧偏门出来，阅览《永乐碑》《弘治碑》，向前到达同文门，观看门右边的汉碑。孔尚任奏道：“这是汉元嘉三年鲁相乙瑛开始设置卒史的碑，如今称作百户碑。” 皇上问：“为什么叫百户碑？”孔尚任奏道：“历代优待尊崇孔子的典制，在孔庙庭院中设置四种官职：典籍负责教习礼仪，司乐负责掌管乐舞，管勾负责管理屯田，百户负责守卫林庙，称为礼、乐、兵、农四司。”衍圣公孔毓圻奏道：“如今典籍、司乐、管勾都由朝廷选任，只有百户一职停止了……” ……由臣下发文委任，因为官制还不完整，恭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户〕 皇上特别施恩，一并选任设置。” 皇上命孔毓圻写具奏疏上请。这月…… 诏令恢复设置圣庙百户，与典籍、司乐、管勾一体办理，由有关部门咨请并题请授职。臣孔毓圻考察说：元嘉年间开始设置百石卒史，职掌是统领礼器。黄初年间的诏令则说：“命令鲁郡修缮兴建旧庙，设置百石卒史来守卫它。”大概按照汉代制度，俸禄秩级从二千石到百石，百石以下称为斗食。碑文写的是“百石”，不是“百户”，但它所掌管的职务，就是今天百户的职务。历代又让百姓负责洒扫和守卫，通常按百户而有差等。卒史最初设置时，从孔氏子弟中选任，后来则从儒生中选任。弘治十一年，规定从负责洒扫的人户中选择品德才能兼优者委任。他的职掌专门负责林庙户籍，训练他们学习武事，守卫林庙，掌管清扫、开关门户，收存掌管礼器。凡遇祭祀，就负责酿酒、饲养牲畜，焚燎、洗涤，陈设并省察祭器；到祭祀日期，充任监宰官，埋葬牲畜的血和毛。他的服饰如同各卫所的百户，俸禄与管勾相同，在免粮田中支给。大概本于汉魏的百石卒史，因为他管理洒扫的百户人家，所以也称作百户。我…… 皇上考察古制、验证今制，把他的名籍隶属于司马，重视他的职务……

译朝廷选任，责成他承担巡游、缉捕和干办之任；礼、乐、兵、农四司灿然并列，而祠官所需的一切事务没有不完备的。这样尊崇我们的孔夫子，百代以来没有谁能超过了。【《幸鲁盛典》二条】鲁相乙瑛因为孔子庙在阙里，褒成侯每年四时前来祭祀，事情办完就离开；庙中有礼器，却没有固定的人掌管，请求设置一名百石卒史，专门掌管并守卫庙宇。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空赵戒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诏令依从乙瑛的请求，选取年满四十岁、通晓一经的人，于是推举文学掾孔龢担任此职。考察《汉书·儒林传》，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臣瓒认为，卒史中秩级为百石的，刘昭注《汉书·百官志》引用应劭《汉官仪》说：“河南尹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传》又说补任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大概秩级有所不同，所以用石数的多少来区别。如今杜佑《通典》的版本，竟把“百石卒史”讹写成“百户吏卒”。我听说过去有给《战国策》作音义注释的人，把“鸡口”改成“鸡尸”，成为文献学界的笑柄；把“百石”说成“百户”，正和把“鸡口”改成“鸡尸”同类。【《曝书亭集》】如今碑在曲阜县中，后人在碑上刻写：“汉钟太尉书。”洪氏《隶释》说：“考察图经，称是钟繇所书。钟繇在太和四年去世，距离永兴年间已有七十八年，图经所说是不对的。”【《金石文字记》】《北海相景君碑》八分书。汉安二年。以上是汉代北海相景君铭。碑首题写：“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其余文字虽然往往还能辨读，但磨灭严重，大多已经不能成文。因此，景君的姓名、籍贯、官职门第都无法考证。可以看清的文字说：“汉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去世。”其中“城”字下面还有一字无法辨认，应当是“景”字。汉代功臣景丹被封为栎阳侯，爵位传给儿子景尚，景尚传给儿子景苞，景苞传给儿子景临，因没有后嗣而断绝。安帝永初年间，邓太后下诏封景苞的弟弟景遽为监亭侯，以延续景丹的后代。从此以后，史书不再记载，而景氏其他人也没有显达的。 “汉安”是顺帝的年号。景君死在顺帝时期，大概与景遽是同时代的人。碑铭有“不永麋寿”之语。我家所收藏的三代古器铭文中有“眉寿”一语，都是写作“麋”。大概古代字数简少，直到汉代仍然通用这种写法。【《集古录》】这块石碑有残缺，几乎不能成文。考察《集古录》，大概从欧阳永叔时代起就是这样了；而都玄敬抄录了全文，只缺三十个字，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都玄敬说：家中收藏的不完整汉碑，都是用洪丞相《隶释》补足的。这块碑也是这样吗？王元美说：它的隶法本来就古雅，但益州部应当称“刺史”，不应称“太守”；碑额称“铭”，文辞却是“诔”，也不太妥当。东京时期的作者往往如此。碑中把“眉寿”写成“麋寿”，欧阳公认为这是古字通用，确实正确。【《石墨镌华》】《景君碑》据《金石录》说在济州任城县，如今却在济宁州学，不知道是哪一年迁到这里的。关于此碑，《集古录》说文字磨灭，《金石录》却说这块碑最为完整，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拓本有先后吗？我所收藏的拓本正文已经磨灭，只有碑阴保存得稍好。它的书法方正整齐，带有八分书法的笔法。王元美称赞它“古雅”，并不是过誉。【《销夏记》】此碑《金石录》说在济州任城县，大概任氏在汉代就是任城人。我考察，济州就是今天的济宁州；如今碑却在州学，不知道哪一年迁置到这里。《通志·金石略》因为不知道它所在的地方，所以只说“未详”。姚江谢中舍谢大中近来经过济宁，拓印此碑送给我。我家从祖宗以来收藏碑刻颇多，加上我自己爱好收录，其中有十分之四五是靠朋友帮助得到的。这块碑就是这样。《景君碑》碑阴列有门下书佐及故吏等，其中有“脩行”，共十九人。赵氏说，《后汉书·百官志》注载：“河南尹的属官有循行一百三十人”；《晋书·百官志》也有“循行”，于是认为“循”和“脩”字形相近，遂造成讹误。我认为《景君碑》刻于汉代，而《后汉书》旧本都是从传抄记录而来，把“脩”写成“循”，只是传抄记录的错误罢了。赵氏不相信碑本而相信《汉书》，还引用《晋书》作证，却不知道《晋书》修成于唐代，其中也写作“循行”，大概仍然沿袭了《汉书》的错误。然也【二条《金薤琳琅》】简翁曾说：“碑有碑额，就像人身有头；装裱时不能舍弃。”如今看这部碑帖，才知道确实如此。不过洪氏题跋说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藏的只有这一通，这是为什么呢？古人说汉碑存世，就像凤凰的羽毛、麒麟的角一样稀少，不能因为残缺剥蚀就轻易舍弃；渊泉应当谨慎守护它【《苍润轩帖跋》】济宁州儒学孔子庙门内列有汉碑五通，形制各不相同，北海相景君碑是其中之一。地方志没有记载它是哪一年立的。我考察此事，元代天历年间，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诏巡历河南、北方，搜录金石刻三万余通，上呈朝廷；又把它们分类，编成副本二百卷，名为《文海英澜》。他在济宁得到汉刻九通；在泗水中郭啰洛纳又得到新寄来的一通，并作诗说：“在泗水中流寻找汉刻，在泰山绝顶得到秦碑。”查阅欧阳修、赵明诚的著录，这通碑原本在任城；它被移置到学校，必定是在天历年间。碑文漫漶不清，碑阴旁边右壁的工匠以无法捶拓为由推辞，我在南池停留三夜，强令他们拓印。题名中有督邮、督盗贼、议史、书佐、骑吏、吏行、义修行、午、小史、竖。碑中所说的“午”，《续汉书·百官志》没有记载，连赵氏也不知道。 《广韵》解释“丘”字时说，汉代复姓共有四十四个，并引用何承天《姓苑》说：“汉代有司隶校尉水丘岑。”而此碑有“修行水丘郃，营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因此“午，都昌台丘迁”这一姓氏，便在四十四姓之外，也足以作为奇闻异事的资料了【《曝书亭集》】《郃阳令曹全碑》八分书　中平二年

译万历初年，郃阳县旧城中掘出了这通碑。碑建于中平二年，碑文称曹全任戊部司马，征讨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战，谋略像泉水涌出，威势超过诸贲。和德反绑双手归降而死，军队凯旋。各国送来的礼物共二百多万，全部登记入官。考察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和德射杀其王，自立为王。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率领炖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领各国军队，会合三万人讨伐疏勒。攻打槙中城四十多天不能攻下，便撤兵离去。两种说法不相合，而且司马是曹宽，不是曹全，难道就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范史传写有误呢？即使是记功者夸大其辞，但“反缚归死”似乎也不是虚饰，这又是为什么呢？碑上又称光和七年，而史书中光和只有六年，大概是光和七年冬十一月才开始改元为中平。碑文隶书刚劲古朴，不比卒史韩勑等碑差，而且保存完好，没有一个字残缺损坏，实在是珍贵。过去我曾和友人谈到古碑，友人说：“我们这一辈幸而生在这个时代，还能见到汉晋人的书迹，只怕后世再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我说：“神奇之物的显现与隐没自有时日，难道不会有沉埋地下、等待后世人的东西吗？像《曹全碑》这样，欧阳修、赵明诚、都玄敬、杨用修诸位先生，哪里能够见到呢？”两人相视一笑【《石墨镌华》】《曹景完碑》在万历年间才从郃阳的土中出土。碑上只有一个“因”字残缺了一半，其余全都完好。而且字法刚劲秀美，飘逸的情致翩然，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是汉代碑刻中的至宝【《销夏记》】存留于世的汉碑，如今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寄身于孔庙的，偶尔还有一两通，但也有的已经残毁。世间事物不能长久存在，大概就是这样。不能想象它埋在土中，不和浮现在人们眼前的东西争一时的光耀，反而能够在千百年以后显露自身，汇聚起来成为众多幼稚作品中的长者；这样的，就是这块碑。从东汉末年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字迹却像新刻的一样，真是幸运。这通碑是我的老师叶龙潭少保访求出来的。当时他以侍御的身份被贬居为郃阳丞，于是这碑才得以见于世间。汉代距离古代很近，百姓对县令有如对元首般拥戴，当时的情形仍然可以想见；碑文作者的文字典雅质朴，没有一点虚情假意的赞誉，都令人神往。单看它的字，完全不刻意经营，仿佛只求把笔画写成；后世那些刻意求工的书法，反而比不上它。至于八分书的体制，也清楚可信。如今流传下来，后人便知道妄自作伪者是错误的。至于铭文用三个字组成一句，十分醇厚古雅，而且把两个“足”字连用，又说明表示手足的“足”和表示满足的“足”可以分别押韵【《墨林快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门人蒲城赵善昌送给我《曹全碑》。此碑在汉隶中保存得最为完好，书法圆润秀美。这通碑在万历年间出土于郃阳，距今时间不长，所以很少有磨损残缺。赵崡《石墨镌华》和于奕正《金石志》才开始收录它。都玄敬的《金薤琳琅》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它。碑尾署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带经堂》】万历年间，郃阳县百姓掘地得到汉代曹全碑，因为它出土最晚，所以字画完好。现今保存下来的汉碑，没有哪一通能超过它。根据碑文，曹全是隃麋侯相凤的孙子。凤曾上书陈述烧当的事情，因此得以授任金城西部都尉，屯驻龙耆。曹全又以戊部司马的身份讨伐疏勒，并平定郭家之乱，确实没有辱没他的祖父。当时人说：“重亲致欢，曹景完。”大概是说他孝友的性情，尤其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唉！如今做官的人，即使遭逢父母丧事，也一定要询问是不是亲生父母，反复递交文书才听任他离职。而曹全因为同胞弟弟去世服丧，便弃官回家；由此可以看出汉代风俗的淳厚，他们敦行孝友到了这种程度，难怪士君子顾惜清议、自我修养的人不在少数。曹全因禁网而隐居家巷七年，这件事可以补充《后汉书》中关于党锢诸人的缺漏。史书载疏勒王臣磐被叔父和得射杀，而碑文说和德杀父篡位；“德”与“得”字也不同。史书说讨伐疏勒时有戊己司马曹宽，却不说曹全。又说后来疏勒王之间互相杀害，朝廷也不能禁止；而碑文说和德反缚归来，死于司寇之手。大概范晔离汉代已有二百多年，传闻失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汉郃阳令曹君碑，明神宗初年才从渭水沙滩中出土，没有遭受火灾焚毁，字画完好。与天下所存的东汉诸碑大多剥落殆尽相比，爱好古物的人没有不搁笔兴叹的。这通碑一出现，东南地区才逐渐知道汉代书法的法度。癸丑年春夏交替之际，我在荒园中养病，白天漫长而空闲很多，随意临摹了一通，刻在灌木楼中。这年腊月，我拜访天寿山，遇见左羽先生，写下这些话请他指教。谷口小弟郑簠【《汝器先生临本书后》】《司隶校尉鲁峻碑》八分书　熹平二年 右边是《汉鲁峻碑》，碑文说：鲁君名峻，字仲严，是山阳昌邑人，监营谒者的孙子，修武令的儿子。他研治《鲁诗》《颜氏春秋》，被举荐为孝廉，授任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后来被司徒、司空府征召，又因考核成绩优异，被举为御史，历任东郡令、顿丘令，升任九江太守。授任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遭逢母亲丧事，自己请求改授议郎。服丧期满后复出，授任屯骑校尉。因病辞去官位。熹平元年去世。门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谥号为忠惠父。其余文字也大体完整，所以能够较为详细地知道他的升迁授官次序，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官制就是这样。只是碑文说他遭母丧时自己请求授任议郎，而他最后任职的是屯骑校尉；碑首却题作“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这两处的意义无法弄清。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集古录》】右边是汉代司隶校尉鲁峻碑。鲁峻碑说：“君名峻，字仲严。”郦道元《水经注》引用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北面的金乡山有汉代司隶校尉鲁恭的墓，墓前有石祠，四壁都是青石浮雕，自有文字以来的忠臣、孝子、贞妇，以及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形象，都刻在石上记载下来。如今墓和石室还存在，只是这通碑已被人用车运到任城县学。”我曾经得到石室中所刻的画像，和戴延之记载的相符合。又如其他地理书籍，《方舆志》《寰宇记》之类，都写作“峻”，只有《水经注》错误地传抄成“恭”【《金石录》】

译汉代司隶校尉鲁峻碑，《水经注》把“峻”写成了“恭”。赵氏说，《方舆志》《寰宇记》都写作“峻”，并辨明《水经注》的错误。我家旧藏这通碑，“峻”字清楚可辨；赵氏如果确实有他的拓本，为什么竟不知道，反而一定要用地理书来证明呢？欧阳修说鲁峻最后任屯骑校尉，而碑首题作司隶校尉，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隶释》说：汉人的碑志有时以其最看重的官职作碑额；司隶这一官职地位尊贵而职掌清要，不是各校尉所能相比，所以碑上这样题写。这个解释足以消除欧阳修的疑惑。郑夹漈又说此碑是蔡邕所书。考察徐浩《古迹记》，其中叙述蔡邕所书的碑只有三体石经、西岳碑、光和碑、殷华碑、冯敦碑数通；再考察其他字书，也没有听说蔡邕曾书写此碑，不知道郑氏依据什么这样说【《金薤琳琅》】右边是鲁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碑为隶书，碑额中间有穿孔。碑文十七行，原来在金乡山墓旁。赵德甫撰写《金石录》时，碑已经被运到任城县学，至今仍保存着。相传是蔡中郎所书，可惜碑文没有收入他的文集。碑石长久以来崩裂剥蚀，只能辨认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曝书亭集》】鲁峻后来任屯骑校尉，而碑额题作“司隶”，《隶释》说：“汉人书写碑文，有时以其所看重的官职作为碑额。”司隶权力尊重、品秩清贵，不是一般校尉所能相比，也如同冯绲舍弃廷尉而任用车骑将军一样。赵氏、洪氏都说《水经注》也记载了这通碑，只是错误地把峻写成恭。现在考察《水经注》所记载的其实是石壁上的画像，不是这通碑【顾南原《隶辩碑考》】《豫州从事尹宙碑》八分书　熹平四年 《尹宙碑》从土中较晚出土，文字还很完整，结体刚劲，仍保存着篆籀书体的遗意；这一拓本的纸墨全都很旧，看上去像百年前的东西，尤其完美。由太原傅山青主收藏，檇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写。康熙乙巳年秋八月【《曝书亭集》】《豫州从事尹宙碑》现藏在鄢陵县。碑上的“豫”字已经磨灭，因为尹宙是颍川人，从他属于本州这一点，也可以知道是豫州。《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有尹言多，生活在周景王时代。《汉书·酷吏传》载尹赏，字子心，是杨氏县人；他由右辅都尉升任执金吾，死在任上。如今碑文写“杨县”，考察可知，杨氏县属于钜鹿郡，按文意不应省去“氏”字。河东郡本来另有杨县，而且钜鹿的“鹿”字不应从金旁。“位不福德”中的“福”字，也是“副”字的讹误【二条《金石文字记》】右边这通碑是汉灵帝时所刻，前面没有碑题，后面也没有书写、撰文人的姓名，长一丈多，宽四尺左右，碑额中间有一个孔，直径三四寸，孔旁有篆书“从铭”二字；碑文是隶书，像蔡中郎的笔迹。近来在鄢陵地下得到，嘉靖十七年，鄢陵籍通政刘讱把它送给许吏部谷董生子元，子元又转送给我【《金石文》】顾南原《碑考》说，《金石文字记》记作《豫州从事尹宙碑》，并说：“‘豫’字磨灭，因为尹宙是颍川人，从属于本州这一点，可以知道是豫州。”如今这通碑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一个字磨灭，只有“仕郡历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昆阳令，州辟从事”这些文字，并没有“豫”字。也许亭林所见的拓本传拓不清，于是以为是磨灭了。考察《金石文字记》所载全文，其中“仕郡历主簿”以下二十个字非常清楚，难道会不知道没有“豫”字却这样说吗？应当是亭林所见的拓本，首行有“豫州”等标题文字，于是他说“豫”字磨灭了。我收藏的拓本没有标题，想来南原所见的拓本也是如此，所以他才把没有“豫”字作为疑问。南原又说：“碑额题有‘从铭’两个篆字。”《金石文》也说有篆书“从铭”二字，但我的拓本没有；《金石文字记》也没有说有这两个字。可见碑本不同就是这样【光暎识】《博陵太守孔彪碑》八分书　建宁四年　在曲阜县 考察孔彪是孔子的第十九代孙，做官做到河东太守，碑额却仍然写“博陵”，或许这通碑是博陵旧日百姓所立。每当我读到汉人碑阴，看到记载出钱人的姓名，有的就是他的门生和旧日百姓，并非他的子弟所置立。孔彪的名和字，在元上碑中仍然保存着。《集古录》说名和字已经磨灭看不见，难道是当时所见的拓本不如今天的本子吗？书法妩媚秀美，已经开启了钟元常书法的门径【《销夏记》】右边是《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考察碑文：孔彪字元上，是孔子的第十九代孙，和孔宙大概是同辈兄弟。他曾任尚书侍郎、治书御史，可以说地位显赫了。阙里志、世表、宗谱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如果没有这通碑，后世便再也不知道有孔彪了。右边是《孔彪碑》碑阴，故吏中出自博陵的共有十三人，所以碑额不称他后来所任的官职，而直接写博陵。洪氏认为，这是因为故吏感念他留下的甘棠之惠，痛惜其如夏屋般倾覆，于是共同立碑，便以本郡名称题在碑额上。这个说法或许有道理；但我看汉碑，也常常有题写前任官职的，似乎不必拘泥于这一点。《金石录》竟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不对的【二条《金薤琳琅》】右边是汉代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的石阙大多安置在孔子庙庭中，只有这通碑在树林里。欧阳修《集古录》只说：“孔君碑，可惜他的名字都没有了。”赵明诚认为，碑虽有残缺，名字仍然可以辨认。孔彪，字元上；用韩勑碑、史晨碑所列出钱人的姓名来相互证明，这一拓本过去曾在宛平孙侍郎家见过。后来碑文更加断裂破烂，但名和字的字形轮廓还保存着。弘治年间修订《阙里志》，把彪改成了震，都少卿穆于是说撰写志书的人遗漏了他。不知道“震”其实是“彪”字的错误。孙氏所藏汉隶约有三十多种，还有张表、衡方、夏承、王纯、侯成、戚伯著等碑，都是宋代拓本，如今全都散失了。看到这些，仿佛见到了旧日故人；它的笔法又极像郃阳令《曹全碑》。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碑石不完整的，字往往尤其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曝书亭集》】这通碑虽然剥落得很严重，但字中有挑法，是汉人书法中出色的一种【《苍润轩帖跋》】《溧阳长潘干校官碑》

译八分书　光和四年　有单禧题跋 右边是汉代溧阳长潘干校官碑，现藏在今天南畿溧水县学。大概溧水就是汉代的溧阳所在地。我最初得到这通碑时，不知道它还有释文。最近才得到，原来是元代至顺四年校官单禧所作并刻下的释文。单禧说，这通碑在宋代绍兴年间被县尉喻仲远从固城湖边得到，放置在官署中，因此能够免于毁弃，这是喻仲远的功劳。单禧又有题跋，说考订碑文与《隶释》不同的地方有二十七字，并且再次辨明《溧阳志》的错误，可以说对文字学很有功劳【《金薤琳琅》】绍兴十三年，溧水尉喻仲远在固城湖中得到汉碑。考验它，原来是汉灵帝光和四年，溧阳丞、尉、吏、掾为长官潘校官干元卓立。它出土较晚，所以还没有漫漶不清。碑文说“惠我犂蒸”；“犂”与“黎”通，“蒸”“犂”二字是倒置使用的。碑文说“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大概是把周公、太公比作潘干；这是把人物相提并论，却不是同类相称【《曝书亭集》】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说：范蔚宗《后汉书》记载：“永平十年闰月甲午，皇帝南巡狩，临幸南阳，祭祀章陵。太阳运行到最北的位置，又祭祀旧宅。礼仪完毕，召集校官弟子，演奏雅乐，奏《鹿鸣》。皇帝亲自吹奏埙篪，以乐声应和，来欢乐嘉宾。”由此可知，东汉时县中已经设有校官了。碑文末尾说：“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孙孙，俾尔炽昌。”宋代吴棫《韵补》引用这段文字时作“民人所瞻”，用来证明《诗经·桑柔》的“瞻”字可以读作“彰”。如今这块碑正写作“彰”字，不知才老依据什么改成了“瞻”字。单禧跋文说：“宋绍兴十一年，溧水尉喻仲远在固城湖边得到此碑，把它放置在官舍中。”才老当时这块碑还没有出土，或许是根据《类文录》改写的吧【《金石文字记》】《郎中郑固碑》八分书，延熹元年，现藏于济宁儒学。右边是汉代郎中郑固碑，碑中文字已经磨灭，他的家世、官职以及去世和安葬的年月，都无法考查。现在仅能看清的文字说：“君讳固，字伯坚，孝顺友爱在闺门中著称，高尚的德行在乡党中树立。起初跟从欧阳氏受业，后来担任郡中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又说：“以忠诚来保卫君上，以清廉来修养自身。”其余文字残缺，已经不能连成文章。又说：“延熹元年二月奉诏授官”，但没有看出授予的是什么官职。只有碑首题作：“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由此知道他的官职最高做到郎中。如今保存下来的汉代隶书刻石很少，只有我因为勤于搜集著录，所得特别多。然而这类碑大多残缺不全；大概正因为难得而令人欣喜，它们残存下来的部分尤其令人惋惜【《集古录》】右边是汉代郎中郑固碑。欧阳公说，碑文已经磨灭，郑固的家世、官职以及去世、安葬年月都无法考查。我家收藏的拓本磨灭得更加严重，大概是因为距离欧阳公的时代更远了。但《隶释》所载文字却完整无缺，其中说：“君蓍君之子，延熹元年四月卄四日遭命陨身，年四十二”，这样看来，他的门第和去世情况本来都可以考查。欧阳公的著录在《隶释》之前，却说成这样，实在无法理解【《金薤琳琅》】己酉年春天，我把船停泊在任城南池，步行进入州学，看见仪门旁排列着五通汉碑，左边两通，右边三通，郎中郑君固碑就是其中一通。碑文全部漫漶，无法辨认，我便舍弃它离去。第二年冬天，我同昆山顾宁人、嘉定陆翼王一起观看北平孙侍郎的藏本，文字中有“逡遁”二字。宁人说这是“逡巡”的异文，回去后引用《三礼注》来证明，并且广泛考察了《晏子春秋》作“巡遁”，《汉书》作“逡循”，《庄子》作“蹲循”，《灵枢经》《亢仓子》作“遵循”的情况。他又说，“逡遁”是“逡巡”的异文。我把这些写入《金石文字记》，并记下自己的考证：《集韵》把“逡遁”“浚”三字连在一起书写，三字都读七伦切，音义相同。《说文》解释□字说：“忽走忽停。”虽然“遁”字读徒困切，但它配上“辵”旁，应当读得像“足缩缩”，如同“循”字的“循”；把它作为通假字还可以，却不能说是异文。宁人作《音论》，可惜《集韵》已经失传，不知道这部书是否还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对于各书中的疑难之处，未能完全辨明【《曝书亭集》】《郭有道碑》这块碑在介休，我的同乡人王正已曾经做过介休县令。我从他家寻到一张拓本，原来是正已重刻的，深深遗憾没有得到原刻。近来有一位晋地人对我说，旧石曾有一个秀才非常喜爱，每次到碑下都抚摸观赏好几天。有一天夜里盗贼把碑抬走了，县令无可奈何，只得重新刻了一块石碑，以满足求取者的需要。后来重刻的碑又磨损剥落，王正已再次刻制。那个秀才所盗的石碑最终竟然没有运出，真是奇异【《石墨镌华》】介休县城东有征士郭林宗、宋子浚两通碑。宋冲被以“有道”之名征召为司徒，郭林宗被司徒征辟，又被太尉举荐，但因病推辞。碑文说：“将要踏寻洪崖的远古踪迹，继承巢父、许由的隐逸轨范；在尘世之外展翅翱翔，登上天路高高耸立。承受的天命不能融洽，享年四十三岁。建宁四年正月丁亥去世。”我们四方志趣相同的人，长久怀着悲痛，于是树碑表墓，铭记他的美好德行。陈留蔡伯喈、范阳卢子干、扶风马日防等人从远方赶来为朋友奔丧，服心丧一年的人，如韩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余门人穿着缌衰丧服的有上千人。这篇碑文是已故蔡伯喈撰写的。蔡伯喈对卢子干、马日防说：“我为天下人撰写碑文已经很多了，每一篇都觉得惭愧，只有郭有道这篇，面对它才没有惭色【《水经注》】《九疑山碑》八分书，蔡邕书写，有李袭之题字。碑在广西梧州府。汉代碑刻已经散亡，拓本也很少，至于两汉遗留下来的书法法则，更只能在梦中想见。金石古文中采用修容体、用来比附史传等书体的作品，以蔡邕《九疑碑铭》的分法最为严整，可以用来纠正后人的讹误。然而既然没有办法考证真伪，又凭什么加以区别呢？我收藏的宋版《汉隶分韵》所收各碑大致齐备，想按类别编出，每类编成一册，已经亡佚的就空缺不收，这实在很值得大观。后来这部书寄放在一位友人的宅邸中，被水浸湿，损失了十分之二三，于是只好停止这个计划，实在可惜【《石墨镌华》】《白石神君碑》八分书，光和六年。

译白石碑剥落得不算严重。光和四年，百姓盖高等人为无极山神到太常那里请求法食。到了光和六年，众多百姓援引成例，请求把白石山神列为神君。碑文说：“居九山之数叁，三条之壹。”这句话非常荒唐。《汉碑》右边的《白石神君碑》在无极县。立碑的人是常山相、南阳人冯巡，以及元氏县令、京兆人王翊。它与欧阳氏《集古录》所载的《无极山神庙碑》大略相同。碑文说神君能够招致云雨，把法术施给百姓，因此祭祀他，这样做似乎是适宜的。然而其中所说的盖高，结合《无极山神庙碑》来看，不过是常山一个妄称神异的男子罢了。此前光和四年，冯巡到三公神山求雨，神灵让盖高传话，说自己能够同封龙、无极二山一起兴云降雨；人们用白羊祭赛盖高等人，于是盖高等人便到太常请求法食。过了两年，冯巡等把神君的始末详细写出，上报尚书，请求依照无极山的成例办理，立即得到听许。大概当时巫风正盛，作为百姓的官长，本应在祸患萌发之前暗中禁止；可是冯巡、王翊却轻信巫师的话，动辄代为请命，这同碑文所说的“国家将亡，却听从神灵”有什么不同？碑阴还有务城神君、李女神、甎石神君、壁神君等名号，大概都是因白石神君而类推增列的名称。碑建于光和六年，这一年妖人张角起兵了【《曝书亭集》】汉人的分书隶体，本来就有写得不工整的，有的拙朴，有的怪异，但都具有古意。这块碑虽然布局整齐，却丝毫没有汉字的气息，笔势骨力完全同魏晋之间的碑刻相似。虽然有光和年号，也许只是后人利用旧文重新刻制的罢了【《隶释》】《金石文考略》卷二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考略》〉 钦定四库全书 《金石文考略》卷三 嘉兴李光暎撰写。《魏受禅碑》八分书，黄初元年。这通碑据传是司徒王朗撰文，梁鹄书写，太傅钟繇刻石，所以称为“三绝碑”。又有人说就是钟繇亲自书写的，也没有确实依据。但说它是钟繇书法的说法，出自颜鲁公，或许并非妄说。它的隶书法大体同《劝进碑》相同。王元美说：“凭太傅的腕力来书写，前后《出师表》刻在七尺美石上，难道不应当同日月相映照吗？”可是，这篇碑文所写的事情，正是天下士人指斥唾骂的；人们却珍爱玩赏，舍不得放手。谁说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呢【《石墨镌华》】这通碑我家有旧拓本，没有一个字断裂，上面有晋府图书印记，大概是宋代的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