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攷畧卷九

译《延陵季子庙记》萧定撰文，张从申书写，大历十四年立。丹阳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镇，距镇九里是吴季子庙，庙中有孔子题写的十字篆书碑，以及润州刺史萧定修建庙宇的记文；大理司直、吴郡人张从申书写并记下此事。重刻篆书碑的年月，两碑大概是同时建立的。欧阳修不喜欢张从申的书法，只记录了他的三块碑，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块。过去有人评论张从申的书法可以与李北海抗衡；现在看这些遗刻，挺拔劲健有余，却缺少俊逸之气，恐怕还不足以与李北海并列【《金石文字记补遗》】《嵩山少林寺碑》裴漼撰写并书丹。开元十六年。《唐嵩岳少林寺碑》，由吏部尚书裴漼撰写并书丹。少林寺在河南登封县少室山麓，距嵩岳二十里。嵩岳又称太室，因此有少室之名；这座寺院称为嵩岳寺，是以尊称统称而已。我在正德癸酉年间，曾经常游览嵩岳，访察少室，留宿寺中。看见殿后有一座立雪堂，传说达摩的弟子慧可想要继承他的佛法，站在深及腰部的积雪中，不知这里是否就是当时的地方。寺右上山三里有达摩洞，洞中有一块石头，传说达摩面壁九年，身形在石上宛然可见，石上所刻之事十分奇异。达摩是佛教从西方传来的初祖，慧可可称为二祖；碑中虽然提及他们，却没有记载这两件事。寺中又有唐太宗与僧人往来教令的石刻，大概是太宗还在秦王位时，寺僧擒获王世充并献给朝廷，所以太宗赐书褒美。但碑文说是僧人擒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归来，与教令中的记载不同，因此我特意记下，以说明古人的文字也不免有这样的缺误。不过，如果不是我亲自经历过，就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情况了。【《金薤琳琅》】裴懿公裴漼书写的《少林寺碑》，建于开元十六年。它同样在嵩山，《金石录》为什么没有收录呢？裴漼年轻时以文章书法著称，号称“霹雳手”，但平素并不以八分书闻名。这篇碑文辞句极为【防拖】，难以阅读；书法却相当秀美劲健，颇多妩媚姿态，难道不是时代风气造成的吗？传记没有记载他的品阶和封爵；这篇文字称他为银青光禄大夫、正平县子，也可以补充传记的缺漏。【《弇州山人稿》】碑首有太宗皇帝御书的七个大字，分书部分出自开元皇帝中刻的文字。太宗征讨王世充时，曾移文给寺主以及军民，所谓御书就是这篇檄文。但其中只有“世民”二字用枯笔草书填写，其余都是正书，不像文皇帝的书体；开元皇帝却把它当作御书赐给寺院作为匾额，这是为什么呢？下方则是裴懿公裴漼撰述寺院始末并亲自书写。裴漼以文章著称，号称“霹雳手”，却不以书法闻名；这篇文章远不如他的书法，书法秀美劲健，其中得意之处，渐渐可以与伯施相提并论了。【《石墨镌华》】唐代碑刻遇到帝王尊号，通常要空出三字。这块碑记载宇文周的事情，写“明皇帝”“皇上”时空出三字，写“隋高祖”时在“祖”字上方空出三字；但前面写“周武帝”却不空缺，大概是僧侣中不通晓古今的人所造成的。碑中所有“王”字都被凿去了。考察《金史》记载：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的等级，命令设置机构追取现存和已经亡佚的告身；公私文书中只要有王爵字样，都限期毁掉或涂抹，即使坟墓碑志也一并挖出毁掉。由此可知，前代封爵的碑刻，凡有“王”字的，大多在这时被毁坏倒弃；而这块碑因为佛教之力独自保存下来，其中“王宫”“夏王”“王言”“育王”等字，也还是被一同凿去了。完颜氏不通文义，却肆意施行暴政，真令人叹息不已。【二条《金石文字记》】赠池州刺史冯公碑。八分书，崔尚撰写，郭谦光书写，开元十一年。现今在咸阳县。碑文说：“公讳仁□，字太玄，长乐人，是冯文王的后裔。仁字下面缺一字。”【《金石文字记》】这人应当是道士冯道力，父亲名仁□，字太玄。道力和刘承祖占卜，认为玄宗应当承受天命，于是暗中表达忠诚。开元年间，朝廷授予道力银青光禄大夫、冀国公，又授予他的父亲朝散大夫、持节池州诸军事、池州刺史。开元十一年五月去世，十一月壬申葬于咸阳北原，碑建在今天长陵西面。碑文说：“意得玄珠，谋参黄石，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大概指的是玄宗承受天命的事情。书写者是国子监丞郭谦光。郭谦光还曾书写韦维碑，见于郑樵《金石略》、朱长文《古碑考》，可见他的书法也颇有声望。这块碑用分隶书写，本来就是名家手笔，可惜剥蚀严重，已经无法辨识。【《石墨镌华》】这块碑在县城东四十里、汉长陵西面下一里多的野外，字体是八分书，剥落超过一半，保存下来的部分全都值得欣赏。碑的近下半部埋在土中，向北望去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已经无法辨认墓在哪里。我拂去苔藓，辨认字形，读出的内容如上；郭监丞当时是著名的书家。他还用分书书写了唐太子右庶子韦维碑，《古碑考》记载该碑在京兆，我从前一直没有搜寻到；如今见到这块碑，也稍稍感到安慰，因此一并记下。【《金石遗文》】碧落碑。

译篆书。韩王元嘉的四个儿子为母亲房太妃立碑，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这就是咸亨元年。咸亨元年今在绛州，有咸通十一年郑承规所作的释文。但篆文中有许多难以通晓的地方，翻刻本又有很多错误。例如“淮舘仪僊”，释“僊”为“山贪”；“逮余漏释”，释“逮”为“建”；“注仪邻以同焕”，释“同”为“洞”；“直书心事”，释“书”为“言”；“敂心感慕”，释“敂”为“叨”，这些都错了。“敂”是古代“叩”字，见于《周礼》。宋代谢灵运《山居赋》中的“卷敂舷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用的就是这个字。这块碑把“粤若稽古”写作“乩托”字，作“侂”。宋代韩侂胄的“侂”字，本来就出自这里。【三条《金石文字记》】《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因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在尊像背后，所以世代相传称为《碧落碑》。据李璿之说，是陈惟玉书写的；李汉则认为是黄公譔书写的，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洛中纪异》说：碑文写成而尚未刻时，有两个道士请求刻写，关门三天，听不见人的声音；人们觉得奇怪，撞破门进去，只见两只白鸽飞走了，而篆文已经完整地刻成。这种说法尤其怪异，世人大多不相信。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就是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又说“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考察《唐书》，韩王元嘉有儿子训、谊、譔，却没有“谌”，另有幼子讷。元嘉在则天垂拱四年被杀，距总章三年十八年后才有儿子讷，这并不奇怪；但不应没有“谌”，大概是史官遗漏了。【《集古录》】《碧落篆》说：李肇得到观中石刻的记载，认为是陈惟玉所书，字体奇特古朴，运笔精妙绝伦，不像世间所学的篆书；但陈惟玉在唐代并没有书法名声，不应仅凭一块碑就达到古人绝妙的境界。李阳冰平时从不轻易称许别人的书法，却极其喜爱这块碑的书法，曾在碑下睡卧数日，不忍离去。段成式说碑中有“碧落”二字，所以以此命名。李肇说碑在碧落观，所以得名；李汉说碑文最后有“碧落”二字，所以得名。我到绛州龙兴宫考察有关记载，知道这里原来是碧落观；又因为篆文像是尚未写完，末尾并不是“碧落”二字，所以李肇的说法是对的。他所说的“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欧阳修认为是高宗总章三年；但按唐代历法考察，实际上是咸亨元年，把它说成总章年是错误的。绛州碧落碑原本把篆文刻在天尊像背后，州官不愿用捶击石像的方法摹刻，于是另摹一块石头，并把原来的石像封存起来。如今世上所得到的碧落碑，都是摹本。虽然其横、直、圆、方等字形都有典型可考，但神韵已经失去了很多。段成式说樊宗师撰写碑志，命陈惟玉把碑立在太行山上；这说法险怪难以考知，难道是他没有求得事实根据便随意戏说吗？世人常说这些字没有考据古法，甚至把【▯】当作“邻”。如今古文中的“邻”字正是这样，便可知道后世不认识古字却妄加议论的人，实在令人叹息。【二条《广川书跋》】这块唐代《碧落碑》用大篆书写，文字则是唐宗室黄公譔撰述的。有人说是陈惟玉书写，有人说是黄公譔亲自书写，都无法确知。李肇、李汉都说李阳冰见到这块碑后，徘徊数日不肯离去。又说阳冰自恨书法不如它，曾用槌子击毁碑文，今天的残缺处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说法恐怕不是真的。阳冰曾经自述书法，说自史籀之后直到我本人，对于其他人的书法大概从未有所推许。唐人当时很少见到大篆，所以才妄加称誉罢了。实际上，它的笔法远远比不上阳冰。【《金石录》】段成式说这块碑有“碧落”二字，所以以此命名；李肇说这里是碧落观，所以得名；李汉说碑文最后有“碧落”二字，所以得名；欧阳修说宫中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在尊像背后，因此称为碧落碑。董逌考察它所在的地方，原名碧落观，后来改为龙兴宫，因此认为李肇的说法正确。碑文书体杂出颉籀、钟鼎、款识诸体；有人认为是陈惟玉书写，有人认为是李譔、李讙书写，都无法辨别。《洛中纪异录》又说，刺史李谌为追荐母亲房太妃，造像完成后，有两个道士来请求书写碑文，关门三天才打开，两个道士已经化作白鸽飞去，而篆文完整地出现在像背上。这种说法尤其荒诞；但李阳冰观看它七日而不忍离去，学习它十二年仍未能成功，其精妙达到这种程度，哪里容易理解呢？又有一种说法，认为阳冰毁去了其中最好的几个字后离开，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篆文原本刻在尊像背后，州官认为不便摹拓，便另行刻石置于庙中；今天流传的都是真本的摹本。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禩，龙集敦牂。”欧阳修认为是高宗总章三年，董逌认为是咸亨元年。考察历法，总章三年三月才开始改称咸亨。释文：郑承规书写，立于咸通年间。书法方正整齐，很有欧阳询、虞世南遗留下来的意趣。【二条《石墨镌华》】绛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岁，韩王元嘉的儿子训等人为他们的母亲房氏，在龙兴宫塑造碧落天尊像，并把碑文刻在像背上，所以称为碧落碑。但不知道是什么人书写。根据李旋之《玉京宫记》，认为是陈惟玉；李汉《黄公记》认为是李训的弟弟李譔，实在无法确定。翠岩龚圣予又认为是宗室李瓘，难道他有所考证吗？吴叡、张天雨把【缺】读作“喧”、读作“曜”，不应当以释文中的“邻”字为正确。俞希卢辨析“叨”应作“叩”，也是大家，但释文又错了。这篇文字杂出钟鼎、篆、籀等各种字体，也真是艰深难懂啊！从水从人，《说文》中读音为“乃历反”，“溺”则读音为“奴吊反”。释文如今借“防”作“弱”，恐怕也不是本字的意义；其他可疑之处还很多。我考订礼制方面的冗杂问题，尚未有空涉及这些，姑且记在后面，等待博雅君子来订正。【宋銮坡】《碧落碑》石刻拓本，是吾子行收藏的；他自己说，首行五字和第十五叶一行的缺字是亲手补写的。如今看他的补字，不是子行不能写成这样。只是跋语说把籀文归入小篆是精妙绝伦，恐怕未必如此。周伯琦认为它杂出各种字体，这一点说得对；大概它的妙处在于笔意而不在于字体。此帖几经传递，到了刑部陈明之手里。我曾经见过这块刻石，后来很久没有再见到，亲手临摹了两本，却都被好事者取走。几个月后，偶然翻检旧藏又找到了它，首行仍然存在，但其中却缺了三十多个字，难道是摹拓的先后不同，版本之间各有差异吗？古代刻本逐渐残缺，这本本来就值得珍藏；再加上子行的篆书、伯琦的隶书、杨宗道的楷书以及宋濂的题跋，都是不可多得的。陈明之应当永远珍藏它。【《怀麓堂集》】骑都尉薛良佐塔铭。

译正书。再从兄钧撰写，弟良史书写。天宝三载，文言年仅二十八岁，死于乡里住宅，葬在终南山施陀林善知识墓旁，以这种官职身份下葬。因为是僧人。【《金石文字记》】中岳永泰寺碑。行书。“沙门靖彰撰”，荀望书写。“天宝十一载”。现今在嵩山永泰寺。【《金石文字记》】任城县桥亭记。八分书，游芳撰写，王子言书写。开元二十六年。现今在济宁州儒学泮池上。【《金石文字记》】这种书法在唐代隶书中显得古朴典雅，文章极其华美，值得诵读。右边是《任城县桥亭记》，唐开元二十六年任城尉游芳撰写。王子言的隶书虽然出自唐人，却古意苍然；后世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很少。我家收藏的唐代隶书，只有《纪信碑》和这块碑两通而已。【《苍润轩帖跋》】景教流行中国碑。正书，僧人景净撰写，吕秀岩书写。建中二年太簇月。现今在西安府城外金胜寺。【《金石文字记》】《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书法秀美飘逸而遒劲，是唐代石刻中最好的作品。此前我没有见过，己亥年秋天，王文含从秦地寄给我。我不知道碑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保存得这样完整。【《销夏记》】华岳精亨碑。这是开元皇帝派苏颋到华山祈雨，得到应验后所立的碑。作者是主簿咸廙，书写者是御史刘升。刘升见于《金石略》的只有两块碑，这一块却被遗漏了。如今看它的隶书古朴遒逸，具有汉人的遗意。五代以来，想求得这样一种笔法已经不可得了。【《石墨镌华》】现今在华阴县西岳庙中，碑文刻在后周天和二年颂碑的背面。宣义郎、行华州华阴县主簿咸廙撰写，殿中侍御史刘升书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华州刺史、上柱国李休光题写碑额。碑的右侧有颜鲁公的大字题名，时间是乾元元年十月。左侧有贾竦谒华岳庙诗，作于元和元年十月并亲自书写。太和六年四月，侄男宣义郎、行华州参军琡重修。碑的下方也有唐人题名；这块碑前后空白处被宋人掺入了很多题名。幸好正文都是八分书，题名有的用隶书，有的用行书，彼此并不混淆。庙中的古碑在嘉靖末年因地震多有毁坏，唐碑只有这一通和《述圣颂》两通保存下来。古碑背面大多没有刻字，所以后周的碑，唐人得以在背面刻写。看这块碑，可以同时看到周人的质朴和唐人的谦约。考察起来，这人是华阴县主簿咸廙；《新唐书·赵冬曦传》中有大理评事咸廙业，也是开元年间的人，恐怕就是同一个人。【二条《金石文字记》】孔温裕修庙碑。孔温裕是孔子的第三十九代孙，能够用自己的俸禄上奏请求修缮孔庙，实在应当加以嘉奖。碑文由贾防编撰，内容简略，称不上佳作。书写者没有留下姓名，但也有颜清臣、柳诚悬的遗意，不是恶劣的书法。【《石墨镌华》】这是咸通年间，孔子第三十九代孙温裕镇守郓、曹、濮三州时，用自己的钱财修缮孔庙的记文。原来的奏章和诏敕也一并刻在一块石头上。没有留下书写者姓名，只保存了编撰者贾防；他的字保留着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遗法。也许是编撰者亲自书写的，但无法知道。贾防以乡贡进士身份代理巡官，竟然评论汤、武、桓、文的德行功业，并把孔子推尊在他们之上。虽然这些话是在事情已经确定之后才议论的，但也具有南宫适、宰我那样的见识。即使不因石刻文字而被收录，这篇文章也可以独立流传后世。何况字迹又古朴典雅，值得记录，本来就应当与孔庙一同长久保存。况且唐代尊崇圣人、温裕尊敬祖先，这两件事都可以传给后世。因此我撮录其全文，使人有所考察。【《墨林快事》】遗教经。右边是唐代《遗教经》。宋代初年，人们广泛传说它是王右军所书，欧阳修考辨后认为不是。我们家收藏金石刻本二千卷，唯独这部经是最古老的藏品，大概是先父做进士时收藏的。【《金石录》】欧阳永叔认为这是唐代抄经人的作品；黄鲁直说，这种书法在楷书法度中稍稍不如《乐毅论》。如今世人不知道《乐毅论》已经遭火焚毁，另一本又为薛崇彻收藏，后来亡失在五溪。那些拓本都是临摹得好的部分，也就和抄经人的作品没有区别了。不过，这部经的书法能使疏阔处显得紧密、紧密处显得疏朗，自有古人的书法意趣。它得到名家推重，确实是有原因的。我曾得到《佛戒经》，那块碑是比丘道秀书写的，书法与这部经相同；大概是募集众人缘资共同刻写的，由此可知这部经也是道秀书写的。道秀是德宗时人，他的书法应当写于建中三年壬戌。大概欧阳修、黄鲁直没有见到碑的背面，所以才有那样的评论。【《广川书跋》】太尉李光颜碑。正书，李程编撰，郭防书写。开成五年。现今在榆次县。【《金石文字记》】李光颜、李光进都凭功劳名盖天下，当时人用“大夫”“小大夫”来区别他们。兄弟之间孝顺和睦，旧史已有记载。但碑文称李光颜平定吴元济后，军队回师，请求朝廷将他的兄长安葬；这是史传中没有记载的。【《曝书亭集》】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采师伦正书，会昌六年。现今在京师悯忠寺。这是佛寺恢复之后的碑文。【《金石文字记》】以上是采师伦所撰《重藏舍利塔记》，碑在京师悯忠寺。寺建于唐文宗太和六年，文中说舍利过去藏在智泉寺。智泉寺开始营建于元魏时期幽州刺史尉苌命，因此又称尉使君寺。考《北史》，尉苌命是太安狄那人；“苌”应作“长”，他曾参与齐神武帝起兵，击败尔朱兆。碑中所说的“节制司空清河张公”，就是张仲武。当武宗下诏毁灭佛寺时，把寺院分为三等，幽州等地列为上等，准许留下僧人二十名。不久又下诏，规定各道原可留二十名僧人的寺院减半，因此碑文说：“敕令封境八州之内，每寺留一所，僧人限十名。”到这一年宣宗即位，才解除这项禁令。在此以前，智泉寺已经被毁，于是把舍利迁归悯忠寺。张仲武在幽州时，多次击破回鹘，郑畋说他在太和年间的功劳居第一。正值毁寺那一年，五台山的僧人多逃奔幽州，张仲武封存两把刀交给居庸关守将，说：“有游方僧人进入境内，就杀掉他。”等到宣宗增设僧寺，碑文却称司空张仲武坚定地护持佛门、诚心修敬，难道真是这样吗？前后的态度不相一致，大概是因为张仲武是功名之士，他的好恶应当会随时势而改变。师伦并没有以善于书法闻名，但还保存着王知敬、薛稷的遗意，也能稍稍抵御流俗【《曝书亭集》】

译《悯忠寺葬舍利记》舍利塔第一次在太和八年被焚毁，第二次在中和二年被烧尽。到这时，僧人又把舍利郑重地安葬在悯忠寺观音像前。南叙述记、知常所书的碑中所说的“陇西令公大王”，就是李匡威。李匡威想把舍利迁到阁内，于是上朝拜奏章，请求打开封土，得到诏令准许后才实行。当时尊崇、重视佛法和佛宝到了这种程度【《金石文字记补遗》】这是唐景福元年僧人复严把舍利安葬在悯忠寺观音像前的碑。南叙述记、知常所书的碑说：“陇西令公大王，就是李匡威。这一年，李克用、王处存联合军队攻打王镕，李匡威出兵救援。朝廷下诏调解，河东以及镇、定、幽四镇的碑文都称：他想把舍利迁到阁内，陈述理由，请求打开封土，皇上准许了他。大概李匡威当时正倚仗燕蓟的精锐部队，有雄视天下的意图，所以提出请求便没有不被准许的。碑文夸张地陈述打开封缄时舍利放出光芒、异香浓烈；外面用石函封闭，里面用金函密封。他尊奉佛教到了极点。到了第二年，李匡威又出兵救王镕，他的弟弟李匡俦占据军府，自称留后。李匡威进退无路，王镕迎接他到镇州馆舍，他登上城西的大悲浮图，回头远望而流泪。不久却因图谋王镕而被杀。那么，奉事佛教果真能得到福报吗？舍利塔第一次在太和八年被焚毁，第二次在中和二年被烧尽。如今李匡威所建的阁已经没有遗迹可考，只有这块碑还保存着。已经把佛像的脚弄倒了，叫工匠把它拖出来，刻写后收藏在箱笥中【《曝书亭集》】《国子学石经》现在在西安府儒学。碑末有一行年月，十行题名，写道：“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惟丁亥。”任官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晦书写上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玢书写上石；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原缺四字】书写上石。任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校勘并负责看书上石；任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并负责看书上石；任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覆核确定字体；任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唐玄度，任校勘官并专门负责总校定经书、检校刊刻上石；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臣杨敬之，都是总检校官，官阶为银青。” 光禄大夫【原缺十字】、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监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臣覃。考《旧唐书》，开成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请由起居舍人、集贤殿学士周墀，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兵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等共同校勘《经典释文》；又说命率更令韩泉担任详定石经官。《新唐书》也列出周墀等四人，但碑上并没有记载。 《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开成二年，宰臣兼判国子祭酒郑覃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当时皇上喜好文章，郑覃用经义启发引导他，稍稍抑制文学之士，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依照汉代蔡邕的做法刊刻碑石，列置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由诸儒校正讹误。皇上又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重新校正字体，但又违背了师法。因此石经立成几十年后，名儒都不去观看，认为它杂乱累赘。这是旧史的评论。我起初读到这里，心中怀疑；后来又见《新唐书》没有贬斥的话，以为石壁九经虽然比不上古人，难道竟然还不如寺碑墓碣吗？等得到石经原本并详细校对，才知道经文中的错误不止一处，刘昫的话并不是无根据的【两条见《金石文字记》】《金石文字记》列举了石经中的错误：某字误作某字，以及脱字、多字；有些地方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有的先写错后改正；有的标题在八分书与正书之间有差异；有旁注、续添；有先脱落后在注中补上的；还有说明把“二十字、三十字”写成“卄、卅”是不对的。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原书中。到了明代，我又全部阅览了一遍，很惊讶当时的校勘竟然如此粗疏。又有些地方写的是避讳开国皇帝而不迁的宗庙，避讳七庙而不避讳迁庙；“成城”的“城”字缺笔，由此可知是朱梁补刻的。这些都足以消除后人的疑惑【光暎识】

译《长安县丞萧思亮墓志》正书，颜惟贞撰写，景云二年，近来出土于西安府城南神和原【《金石文字记》】《净域寺法藏禅师塔铭》正书，田休光撰写，开元四年，现藏在西安府南山【《金石文字记》】《卫州共城县百门陂碑》行书，辛怡谏撰文，张元琮记述，孙去烦书写。长安四年，现藏在辉县【《金石文字记》】《比丘尼法琬碑》正书，僧承远撰写，刘钦旦书写。景龙三年，现藏在西安府城外贾里村【《金石文字记》】《兖公颂碑》正书，张之宏撰写，包文该书写。天宝元年，现藏在曲阜县孔子庙中。《旧唐书·礼仪志》说：“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追赠颜子渊为兖公，闵子骞为费侯，冉伯牛为郓侯，冉仲弓为薛侯，冉子有为徐侯，仲子路为卫侯，宰子我为齐侯，端木子贡为黎侯，言子游为吴侯，卜子夏为魏侯。又追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都为伯【《金石文字记》】兖公就是颜回，字子渊。碑上避唐高祖的名讳，写作“子泉”。都督李庭诲命县令张之宏撰写颂文，包文该用正书书写，笔势劲健而有法度。只是石质不好，字迹多有剥蚀【《石墨镌华》】《楚金禅师碑》正书，沙门飞锡撰写，吴通微书写，附有奉敕追谥名号记。贞元二十一年，现位于颜鲁公《多宝塔碑》背面【《金石文字记》】吴通微任学士时，擅长行书、草书，但有人讥评他的书法接近吏书。这块碑的书法清秀圆润、婉转飘逸，虽然钩挑和波磔稍有减弱，却也略有晋人的丰神气度，观赏者应当自己体会【《石墨镌华》】考《贾氏谈录》说，吴通微任学士时，擅长行书、草书，但书体接近吏书，中州士大夫都仿效学习，称为院体。这块碑清秀圆润有余，遒劲不足，不就是所谓的院本体吗？如果能得到颜真卿少许钩挑波磔的笔意，便可以脱离这种弊病。夏日炎热，偶然写下这些话【《弇州山人稿》】我曾见山谷老人写字，笔画拖沓。他大概自以为前无古人，别人也推许他能自出机杼，以致后世仰慕他的人日益趋向恶劣的书写。等看到吴通微的书法，才知道古代早已有这种路数；只是山谷天资高，不从一家入手，所以不至于成为奴书。如今比较二人的书法，都是以自得为奇；吴通微是在法度之中自得，不合古法的地方少，黄山谷是在法度之外自得，不合古法的地方多，于是吴通微失在俗，黄山谷得在雅。豪杰固然不能舍弃雅而趋就俗人，学书者也不能贪求雅而废弃法度。不过僧人文辞本来就不好，僧人所作之事也没有什么奇特，吴通微甘愿为他执笔，若是黄山谷就不会这样了【《墨林快事》】书法学问兴盛，没有超过李唐的。如今虽然纸张破烂、墨迹漫漶，但收藏者得到其中一个字，仍如凤毛麟角，并不嫌少。《多宝佛塔碑》是鲁公的书法，天下到处都有；而吴通微这件刻石却只见到这一块，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想见当时书法兴盛的程度了。所以世人有句话说：“收藏贵在丰富，鉴赏应当精审；这两点，我如今都在印翁夫子身上见到了。”【《苍润轩帖跋》】《实际寺碑》《实际寺主怀恽碑》没有署撰文、书写者的姓名。看碑中有“弟子思庄敬仰清美的风范，刻写这块黑色美石”这样的话，可知此碑是怀恽的弟子撰写的。碑中称怀恽能够诵读般若神咒，经历高宗、武后两朝，可以说是僧侣中的杰出人物。然而他年老时竟患恶疾而死，朝廷又追赠他“隆阐法师”的称号。那么，他的佛法究竟在哪里呢【《金薤琳琅》】这块碑的行书源自《圣教序》，后来逐渐写得婉媚缠绕，很缺少晋人的瘦劲萧疏之趣。碑是为怀恽所立，都元敬说：“没有署撰文、书写者姓名。”碑中有“弟子思庄敬仰清美的风范，刻写这块黑色美石”之语，那么此碑是怀恽的弟子撰写的，不知是否如此。王元美却说：“僧人怀恽撰写并书写此碑，也颇能写出他们本门的言语，笔法尤其圆熟，有《圣教序》的遗意。”如今碑中把怀恽的生死叙述得很详细，明白写着“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迁，春秋六十有二”。神龙元年奉敕追赠隆阐大法师，天宝二年立碑；又有“弟子思庄”等语。若如王元美所说，难道是怀恽死后化为鬼来撰文书写吗？大概是碑首被后人妄加“怀恽及书”四字，文章义理本来就不相连；王元美怀疑“及”字上本应有“撰”字，于是误解了。王元美学问博大，世所罕有，似乎没有见过都元敬的《金薤琳琅》，又似乎没有把这块碑读完。然而他说怀恽很能写出本门的言语，又好像连碑文也是他所撰取的。这样的大人物竟写出梦呓般的话，为什么呢【《石墨镌华》】怀恽死后才得到追赠的名号，却在生前亲自书写了这种可笑的事情。不过这块碑出土较晚，没有得到人们赏识，因此也没有人谈论它。如今详细考察它的笔法，发现极好，于是把它表彰出来。因为这样，人们渐渐知道有这件书法作品，但对它的怀疑也更加严重了。人们不知道这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作品。唐初王羲之的书法大量流传，真正的作品也很多。怀恽平日必定临摹学习过不少王羲之的作品，并留存下来。到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了他，他的门人了解老师平素的心意，既不忍心使老师的遗迹湮没，又担心别人刻石的书法不能符合老师的高雅志趣，所以收集这些作品刻了下来。如今认为怀恽的书法本来很好，如果从中寻求会稽遗法，那么它更接近后人珍藏的真迹，而不应排在《藏序》之下【《墨林快事》】现在在西安府学，碑题为：“唐实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并序。”下面写着：“怀恽及书”，实在无法解释。碑文中有“弟子大温寺主思庄敬仰清美的风范，刻写这块黑色美石”，怀疑就是思庄所书【两条见《金石文字记》】《唐安寺尼明空墓志》王鋋撰写，太和八年。《再建福田寺三门记》

译杨知新撰述，李少鸿书写。《道因禅师碑》王元美说：“评论者认为，兰台的书法比他的父亲瘦弱怯薄，但险峻超过父亲。这块碑像病中的维摩诘，又像清寒的士人，虽然不富于欢乐，但眉宇之间有风霜之气，值得看重。我认为兰台本来学习父亲的书法，只是略微改变为险峻的笔势，时常兼有隶书、八分书的笔意，这正是南北朝书法流风的余韵。李仲璇的孔庙碑、赵文渊所书的华岳碑，都可以再拿来对看【《石墨镌华》】偏锋在古代本来没有这种写法。小王可以说是这种笔法的开端，但其精神和筋力仍然在笔画之中。过去没有完全凭借笔画的正面、背面两边，以棱角锋芒显示奇异的；有这种做法，是从大欧阳询开始的。不过也只是借助八分书的余势，稍稍出现一两笔而已。小欧阳询却把这种笔法全部用在主笔上，峭厉激昂，几乎失去了古人的冲和浑朴之意，开创了恶劣书法的端绪。到了宋人，几乎笔笔都是偏锋；即使像苏轼学习颜真卿那样，并非不厚重，但大体也只是在笔画两边显示奇异。王羲之以来的笔法被轻视，已经到了尽头【《墨林快事》】欧阳通的正书，比欧阳询的书法流丽有余，但严整恭谨不足。杜甫诗说：“书法贵在瘦劲，才能通达神韵。”如今拿这块碑同《化度寺碑》《醴泉碑》等相比，已经显得痴肥了。不过学习者如果不是专门追求欧阳询的笔迹，那么也正如执斧柄砍伐树木，取法并不遥远【《苍润轩帖跋》】《范阳郡新建文宣王庙碑》行书，韦稔撰写，张澹书写。贞元五年，现藏在涿州【《金石文字记》】《同州澄城县郑公德政碑》行书，【原缺】撰写，郑云达书写。贞元十四年，现藏在本县。碑文大多剥蚀漫漶，只说郑公字敖，是郑州荥阳人，但不知道他的姓名【《金石文字记》】《寂照和尚碑》这块碑在咸阳西面的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路过时发现了它，把情况告诉当地人，于是立在道路旁边。后来王咸阳把它迁到咸阳城中的寺里，因为碑上有“安国寺”三个字，便把那座寺改名为安国寺。考碑文，是段成式撰写、僧人无可书写的。段成式的文章笔力自有奇特之处，这篇文章用佛教语言写成，尤其奇特。无可是贾岛的堂弟，有诗集流传于世；他的书法出自柳公权，却只是仿效者。子秀名梣，是太史康德涵的儿子【《石墨镌华》】无可的书法本来是当时流行的风格，由石经中多采用这种笔法便可知道这一点。不过这块碑的书法源自二欧，兼有河东一派的风采，清秀遒劲、圆润锋利，确实可以凭一时的技艺独树一帜，超过各位书僧【《墨林快事》】《少林寺厨库记》正书，顾少连撰写，崔溉书写。贞元十四年，现藏在寺中【《金石文字记》】《钜鹿县时▯墓志》行书，刘通明撰写，贞元二十一年。碑文说：“葬在蓟县燕夏乡海王村南面的原野，最近从土中出土，字迹拙朴而率意【《金石文字记》】《颜师古制颂》四言诗十章，每章八句，有序。《某府君墓铭》贞观元年。《供养记》景龙元年。《大智禅师碑》八分书，史惟则书写，开元卄四年。这块碑是唐代史侍御史惟则所书。窦臮在赋中称赞史惟则的书法古今折衷，大小随势变化，声望和价值极高而不衰落。他运笔极像《泰山铭》，但比它更加缜密，可知开元皇帝的润色影响由此而来。大智禅师是北宗中杰出的人物，严挺之的文章也颇能写出本门风格，这两者都可以保存下来【《弇州山人稿》】史惟则擅长分书、隶书，窦臮称赞他的书法能折衷古今、随大小而变化，如同因地势高而能眺望远方，俯视山川陆地而无不看见。如今观看这块碑，确实可以说是开元年间分书的第一流。严挺之的文章也华美端正，值得观赏。大智禅师见于《唐方技传》，传记说他在开元二十年去世，碑文却说是开元二十四年【《石墨镌华》】《金石文考略》卷九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考略》〉

译钦定四库全书 《金石文考略》卷十 嘉兴李光暎撰写 《御史台精舍碑》八分书，崔湜撰文，梁升卿书写；题为“开元十一年御史台精舍记”。崔湜撰文，梁升卿书写。读这篇文章，可知崔湜对于佛教可以说是虔诚信奉。《唐书·列传》说：“桓彦范等掌握国政时，武三思害怕他们，便让崔湜暗中侦察他们的奸谋。后来武三思的恩宠日益隆盛，崔湜反而把桓彦范等人的谋划告诉了他，于是劝武三思赶快杀掉桓彦范等人，以断绝人们的希望，并趁机推荐他的外兄周利正去陷害桓彦范等人。”又说：“崔湜被贬为襄州刺史，因谯王一事按罪应当处死，依靠刘幽球、张说营救和防护才得以免死。后来宰相把刘幽球陷害到岭表，又暗示周利正杀掉他，但没有成功。崔湜又联合太平公主驱逐张说。他其余那些倾诈邪恶、阴险狠毒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记载。”世人说佛教徒能够用祸福来恐吓小人，使他们不作恶；如今看来，这也不过是空话罢了。拿这篇碑记中的话来验证崔湜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了。因此把它录在这里。碑首题名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小字写得颇为精美可爱。治平元年三月九日书写。【《集古录》】这是梁升卿追写崔湜的文章。崔湜的人品很污秽，世人都鄙视他，而升卿还追写他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唐代特别崇重佞佛之风吗？崔湜在御史台建立精舍，正好迎合了当时的风尚吗？不过，梁升卿的分隶书名震一时，东封朝觐碑也为史册所称道；如今看这块碑，他的名声确实不是虚传。碑阴题有侍御史并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监察御史的姓名，共六百多人，排列参差不齐。写分书的有五六人，其余都是正书，书法全都有法度。【《石墨镌华》】这是唐中书令崔湜任殿中侍御史时撰写的文章，大概是在他入相以后由后人追写的。分书体势严整端正，正是盛唐的本色。【《墨林快事》】这篇书法与《夷齐碑》的结体相似，是唐人隶书中值得观赏的作品。【《苍润轩帖跋》】唐代自贞观年间起，李干祐任御史大夫，另设台狱，将应当审讯的囚犯就近拘押。后来逐渐形成制度：侍御史分东西推问，监察御史纠察审视刑狱，各自拘禁所属囚犯。到了武后时期，来俊臣、侯思正都任御史，除了制狱以外，御史台的狱门也常常关满囚犯。崔隐甫总管御史台事务，向朝廷进言，于是将其挖去。随后在旁边排列建造精舍，用佛教经典为他们忏悔。崔湜撰文，梁升卿以八分书写成，于开元十一年刻在石上。碑阴排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内供奉等职衔的题名，只有卢怀慎、崔湜、陆景初三人的姓名也是升卿用分书写的。自卢怀慎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一百二十二人，是侍御史；自崔湜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一百八十四人，是殿中侍御史；自陆景初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三百四十七人，是监察御史。碑额的空处又刻有天宝元载以后侍御史知杂、侍御史、监察御史共五十人的姓名，但碑的左右两面没有拓到。中间有薛偘偘一人，两字重复，碑上共出现三次；这种情况在唐代仅此一例。梁升卿从监察御史历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又升任太子右庶子。【《曝书亭集》】现在碑在西安府儒学。碑阴题名中，上格题为“侍御史，并内供奉”，列有卢怀慎等人的姓名；中格题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列有崔湜等人的姓名；下格题为“监察御史”，下面有一个“并”字，但以下残缺不全，列有陆景初等人的姓名。卢怀慎、崔湜、陆景初三人的姓名都用八分书写成，大概是梁升卿的笔迹；其余则用正书，是后人续写的。碑额空处，前后都有刻字：前面刻“监察御史及姓名”，后面刻“知杂侍御史及姓名”。其中有“自天宝元载以后”七字。考察可知，天宝三年才开始改年称“载”，不应说“元载”，恐怕是后来追刻的。【《金石文字记》】《凉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郭知运有两块碑，一块是张说撰文，另一块是苏颋撰写。郭知运的传记记载他有两个儿子，名叫英杰、英乂；可是苏颋、张说二人所作碑文中记载他的儿子有四人，名叫英杰、英奇、英协、英彦，却没有英乂。欧阳公对此感到疑惑，认为英奇等三人在唐代并不显达，史家有所遗漏，也许确实有这几个人。郭英乂曾任西川节度使，事迹非常显著，史官不应把他的世系弄错；而且苏、张二公作铭时距郭知运去世不远，也不应遗漏他的子孙。我考察《代宗实录》说，英乂是知运的小儿子；元载所作英乂墓碑也说，他是“陇右节度使知运公之皇考”。这样看来，英乂是知运之子无疑。又考察英乂碑说，公在天宝二载开始出仕，大概知运在开元九年去世，第二年立碑；碑中所记载的诸子都是已经有名位的人，英乂年幼还未出仕，所以没有记载罢了。我又曾得到徐浩所作的英杰碑，碑上说：“把孝心转移来尽忠，父子两代出了四位将领，同时名闻当代，同胞兄弟共有十人。”这样看来，知运的儿子在碑传中遗漏的还很多，并不只是这三个人而已。《德宗实录》中又记载郭英干，说他是英乂的弟弟。【《金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