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猷录卷十六

译安南自宣宗时准许黎利受封为国王后，黎利死去，其子黎麟继位。正统年间，黎麟死去，其子黎浚继位。天顺年间，黎浚被篡位，其弟黎灏继位。弘治年间，黎灏死去，其子黎晖继位。黎晖死去，其子黎谊继位。正德年间，黎谊被篡位，国人请求让黎灏的庶子黎晭继位。正德十一年，黎晭逐渐失去政权，其臣陈暠作乱，杀死黎晭。首领莫登庸与其子莫方瀛，以及黎义昭、黎埛等人，共同推立黎晭的从子黎譓继位。黎譓是黎晭伯父的儿子，仍然率兵讨伐陈暠。陈暠逃走后死去，他的儿子陈升逃到谅山，后来占据了那里。从此安南的进贡使者不再通行。莫登庸倚仗拥立黎譓的功劳，逐渐专横。不久，他与阮时雍等谋划不轨。黎譓害怕遭到杀害，嘉靖元年七月，黎譓与他的臣子郑绥、李埛避居清华府，想率领国人讨伐莫登庸，但没有成功。莫登庸与阮时雍等人又拥立黎懬为国王，黎懬是黎譓的弟弟。大概因为莫登庸娶了黎懬的母亲为妻，所以胁迫拥立黎懬，事情都由莫登庸专断决定。这一年，朝廷派使臣颁布改元诏书，前往安南宣谕，到了龙州，因为陈升占据谅山、道路阻塞，又由于安南国内有内乱，诏使没有进入安南境内便返回。黎譓听说有诏使，从清华上书报告变乱，但没有送达。二年正月，黎懬死去，有人说是因为中鸩毒。莫登庸于是立他的儿子继承黎懬，名义上派使者入贡。使者到三年三月抵达关口，广西守臣查验安南国王的姓名，发现不对，认为他们是故意拒绝，便不予接纳。黎譓在清华府，三次派陪臣上表报告变乱，请求援助，但都因为莫登庸的军队阻拦而没有送达。六年五月，莫登庸于是自立为安南国王，僭越改元为明德。当时陈升在谅山，后来不知下落。谅山也被莫登庸占据，只有黎譓还占有清华、木州、马江、老挝等地。九年正月，莫登庸把帝位传给长子莫方瀛，僭称大号，改元大正，莫登庸自称伪太上皇帝。这年九月，黎譓死在清华，他的臣子黎垧、郑江等共同推立黎譓的儿子黎宁继位，上奏时称其为世孙；据说在安南境内有时也自称国王。朝廷原来赐给安南国王的王印，黎宁说没有遗失；莫登庸也有一方印，他送达中国的文书上，印文也相同，真伪无法辨别，其中一方是伪造仿刻的。此前，朝廷因为安南长久不来朝贡，又因为改元诏使没有到达，所以多次下令两广、云南守臣实地查勘，都没有得到关键情况。十年五月，两广守臣林富、仇鸾，云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辅，都大致了解莫登庸篡位的事情，便发文调查访察。适逢黎氏旧臣武文渊等人不服从莫登庸，莫登庸率众逃往云南，沐朝辅接纳了他们。十三年，黎宁又派陪臣郑惟憭入朝上奏。十五年，又派郑垣带着文书前往军门，前后都到达云南。他们详细陈述莫登庸篡位、杀君，以及黎宁迁居清华的始末。这一年，朝廷因为皇子出生，派使者颁诏向天下宣谕；由于安南的事情尚未平定，唯独暂停派遣前往安南的诏使。大学士夏言首先请求追究安南的罪责，皇帝说：“可以交给群臣议论。”于是朝廷议论纷纷，不能决定。礼部、兵部官员多说莫登庸杀害君主、僭越篡夺、阻挠叛逆，按朝贡法必须讨伐，请求命令将领出师。许多大臣说安南内部的事情尚未查清，不宜立即出兵，应当再三敕令边臣实地勘察并传达诏谕；如果莫登庸能够悔罪，就准许他投降归顺。只有户部侍郎唐胃以及各位守臣说：“帝王对待夷狄，应当用不加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安南发生内乱后，两广于是很少有边境警报，古代所说的夷狄相互攻伐，正是中国的利益，不必使中国疲敝来替黎氏报仇。”皇帝的意旨最终还是主张讨罪，也多次敕令边臣查勘上报。适逢两广、云南各守臣发文到安南，莫登庸先命安南谅山卫、长庆府分别开列报告国人推立莫登庸的原因，并替莫登庸请求投降；但没有莫登庸亲自上呈的表文，无法复核。各守臣再次发文催促，并且表示将要征讨。莫登庸父子于是派同党范正毅等人携带正式公文，到云南沐朝辅处，自行陈述说：“前国王黎晭被逆臣陈暠杀害，没有儿子。莫登庸与各位臣子、国人共同推立黎晭的弟弟黎譓。不久，黎譓被奸人杜温润、郑绥等诱骗迁往清华。莫登庸于是推立黎譓的弟弟黎懬，随后又从清华迎回黎譓。黎譓和黎懬都因病先后死去。黎氏没有其他子嗣。黎懬临死时与群臣商议，认为莫登庸父子对国家有功，便召莫登庸的儿子莫方瀛入内，把印章交给他，命他继承主持国事，于是被国人推立。”他们没有上表通贡，先是因为陈升占据谅山、道路阻塞，后来又正好遇到闭关的守臣不接纳。黎宁是乱臣沅淦的儿子，冒称黎姓，并不是黎譓的儿子。他们自行陈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事情都是诬妄，多是为自己掩饰。所谓郑绥诱骗黎譓迁往清华，其实是莫登庸作乱，黎譓为躲避祸患而出逃。所谓迎回黎譓，则与黎宁所陈述的黎譓死在清华相矛盾，迎回之事必然不存在。至于说黎懬病死时把印章交给莫登庸父子，实际上是劫夺；被鸩杀一事在情理上或许确有可能。沐朝辅于是把黎宁派来的使者郑惟憭、郑垧，以及莫方瀛派来的使者范正毅等人连同各自的表文、公文，先后派人伴送到京师。朝廷查明，莫登庸父子奸诈虚伪，而且虽然口称请求投降，言辞却并不诚恳服从，也不亲自束身归罪，于是决意积极讨伐他们。此前，朝廷派礼部尚书黄绾、翰林院学士张治前往宣读诏谕，但还没有进入安南境内就被召回。于是命咸宁侯仇鸾任总兵，兵部尚书毛伯温提督军务，前往讨伐。毛伯温等到达广西，征集两广、福建、湖广的狼兵、土官兵，又发布檄文命云南守臣另行集结军队，等待出师日期。又下令各司在临近边境的各郡县储备粮饷，商议把正规军分为三哨：广西平祥州为中哨，四万兵，由参政翁万达、副总兵张经监督；龙州罗回峒为左哨，一万四千兵，由副使郑宗、右参将李荣监督；思明府、思明州为右哨，一万四千兵，由副使许路、都指挥白法监督。把奇兵分为两哨：归顺州为一哨，一万四千兵，由参政张岳、都指挥张輗监督；广东钦州为一哨，一万四千兵，由副使陈嘉谋、参将高谊监督。又以乌雷山等地为海哨，一万四千兵，由副使涂捷、都指挥武鸾监督。中军则由都指挥董廷玉等率领五百人作为亲兵，总计军队一十二万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万人、一万四千人〕

译又议定云南另行集结的军队在莲花滩集合，分为三哨，每哨各有二万一千多人：中哨由副使鲍象贤、都指挥王绍等监督，督办粮饷的是布政使胡宗明；左哨由副使郑骝、都指挥方策监督，督办粮饷的是右参政朱方；右哨由副使张絅、都指挥冯立等监督，督办粮饷的是右参政程旦。全部由黔国公沐朝辅、都御史汪文盛等筹划办理。部署确定后，军队逐渐集结，朝廷迅速发布檄文晓谕安南各位臣民，说明朝廷兴灭继绝的道义，讨罪只针对莫登庸父子。凡有能率领郡县前来投降的，就把该郡县授给他。擒获或斩杀莫登庸父子前来投降的，赏赐二万金，并授予显贵官职。朝廷再三申告，又晓谕莫登庸父子，如果果真能束身归罪，登记交出全部土地和人民，献纳降款听从命令，也可以待之不死。毛伯温等驻军在边境附近，莫登庸听说后害怕，派使者到军门陈述请求，愿意出境投降，亲自听候处置，言辞相当卑下恳切。毛伯温等奉承制权宜处理，准许了他的请求，约定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前来投降。镇守大臣在镇南关附近修建幕府和将台，以等待时机。莫登庸的儿子莫方瀛已经死了，于是把他的孙子莫福海留在本国。到了这一天，莫登庸和侄子莫文明以及酋长阮如桂等四十多人进入关内，各自用尺许长的丝带系住脖子，到所设置的朝廷行宫，赤脚匍匐前进，叩头跪着呈上降表；又到军门，匍匐再拜，把国内土地、军队、百姓和官职的名册全部登记上报，听候处置。钦州所奏被侵占的四峒土地，愿意归属内地，仍请求每年颁给正朔，遵守使用过去所赐的印章，谨慎守护，等待重新确定制度。于是毛伯温等宣示朝廷的威严恩德，暂时命令他们回国听候命令。毛伯温便和各位镇守大臣联名上疏说：安南畏惧朝廷威势，约束自身前来认罪；黎宁自称是黎氏后代，但谱系不详，无从凭据，请求宽宥并接纳莫登庸，削去他原有的爵位，酌情授予新的官秩，并派人陪送莫文明和各位酋长到京城。朝廷再次交付廷议，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把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任命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阶从二品，子孙世袭；另赐银印，把过去僭越仿拟的制度削除改正。海阳、山南等十三路分别设置宣抚司，正官、副官的职务可以承袭或替换、黜免或升迁，都听从莫登庸统辖；隶属于广西布政使司，每年赐给《大统历》以奉行正朔，仍命令三年进贡一次。四峒被侵占的土地归还钦州管辖，国内钱粮和军队的数目不必上报。仍命令镇守大臣查勘访察黎宁，如果确实是黎氏后代，就把他所占据的四府土地授给他，使他承继宗祀；否则，便对莫文明、各夷族使者以及所派陪送人员分别加以赏赐。诏令下达时，莫登庸已经死了，毛伯温等又上疏，请把诏令授予他的孙子莫福海，朝廷同意了。于是嘉靖二十年六月，军队班师回朝；论功行赏，加封毛伯温为太子太保，蔡经升任右都御史，仇鸾、柳珣、沐朝辅以及辅臣、本兵和各位偏裨、镇守大臣，都分别晋升官秩并获得赏赐。后来莫福海不能安抚整合夷众，又被黎宁驱逐。如今黎氏仍占据安南国，莫氏逃居广东境内，朝廷也置之不问。史论说：四方夷族不来朝服，当然是王法所应当诛讨的。然而明成祖竭尽天下力量，三次犁庭扫穴，最终却不能给那里带来几十年的安定，那么其中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动用几十万军队，耗费数百万钱财，只换取一个说着侏离之语的使者，在朝廷宫阙前叩一次头；即使不能取胜，姑且不论，就是取胜了又有什么利益呢？这就是所谓贪图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何况那里远在炎热荒僻之地，万里之外，胜负本是兵家的常事；战事相连，祸患交结，变乱和事端一旦发生，唐玄宗讨伐南诏的战役，难道不是清楚的鉴戒吗？所以，夏言首先提出这项议议的功劳，不如唐胄弭兵息战的益处。考察当时的情势，吉囊在河套的侵扰还没有停息，转眼之间，虏寇又蹂躏山西境内；如果安南的战事不能解除，国家怎么支撑得住呢？假如把这股力量转去防备西北，轻重缓急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不过，当时争先出兵、处处显示强盛国势，仍足以看出国家力量尚可振作。可是近来倭寇侵入内地，数年奔走应战，竭尽东南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境，尚且还做不到，哪里还有余暇过问他们是否前来进贡呢？这又是考察时势变化的人不能不对此深深感慨的地方。○平定湖广、贵州的苗族

译湖广和贵州之间有座山叫蜡尔，又叫蜡尔。各部苗族居住在那里；苗族是古代三苗的遗种。山的东北面属于镇溪千户所，稍南属于筸子坪长官司，隶属湖广；山的西面属于铜仁府的铜仁、平头二长官司，隶属贵州。西北与四川酉阳相邻，但不属于那里；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宽一百二十里。苗族虽然分属两省、各有土地管辖，中间却彼此盘结、迁徙逃窜，实际上互相窝藏。可是各地土官彼此管辖，有户籍，略微缴纳赋税，这一点不同于广西的猺獞。属于镇溪的苗族，有一半与泸溪编入户籍的百姓杂居，所开垦耕种的多是泸溪的田地，供应猺役。嘉靖初年，苗族虽然时常小规模偷袭，却还没有反叛。有个筸子坪土官田兴爵，过去因犯罪被关在辰州监狱，各苗族因为他是当地的土地官，便搜集财物贿赂狱吏，设法使他逃脱，深深藏在苗寨中，拥立供奉他。田兴爵回来后，对苗族横加虐待，多方索取财物，又奸淫苗族的妻女，各苗族愤怒起来，驱逐了他，毁掉他的公署，于是反叛，叛乱每天互相蔓延牵连。镇溪苗族也反叛；贵州的铜仁、平头苗族则因土官软弱不能制服，而有关官吏又不能安抚救济其部属。大概铜仁原是土府，近来改由流官治理，所属各地都设为长官司。铜仁、平头有反叛而不缴纳税粮的苗民，官府以拖欠税粮责罚现有户籍的百姓，现有户籍的人更加多方逃亡，官府严厉督责，平头长官于是带着印信逃走。各部苗族全都骚动起来，反叛了。湖广、贵州的各位镇守大臣出兵讨伐，却不能平定，只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嘉靖庚子年，朝廷召万镗起复任职，授为提督副都御史，在辰州开设总督府，命他相机安抚或讨伐。万镗召集各路汉兵和土兵讨伐，不能取胜。有人说镇溪土指挥田应朝为各苗族所信服，足以处理这件事。万镗便任用他为巡捕指挥。镇溪原属流官管辖的辰州卫，有千户、百户五员，按惯例所用印信由卫指挥掌管；另有土官指挥二员、千户百户十员，是土目因功授予的，不列入正式官衔，也不享受俸禄；到任办事时，面见掌印的流官指挥，礼节如同属官。田应朝就是土指挥，年轻时曾是辰州府学生员，机巧狡黠而多智谋，善于用计诱导煽动各苗族，苗族大多信任他。往年永顺、保靖互相仇杀，都是田应朝暗中挑起祸乱，并从双方贿赂中获利；苗族的肆无忌惮，实在是由田应朝开启的。几年来，他经常挟持苗族来向官府要价。到这时取得巡捕职位后，更加大肆谋取奸利。督府和监司没有察觉，反而一味任用他。出兵征讨时，他包庇真正的贼寇，诱杀百姓，冒领功劳和赏赐；进行安抚时，则挟势索取大量财物，反复无常。苗族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恩惠利益，所以平乱长期不能成功。万镗召苗族首领前来相见，苗族说一定要先得到人质才肯出来。万镗命某千户进入苗寨作人质，苗族首领龙某前来相见，万镗把他捉住上报，诛杀了他。苗族杀掉了他们扣留的人质某千户，万镗于是厚重抚恤他的家属，又派两省各位监司带着所属土官亲自到贼寇巢穴招抚，用花红、牛和酒犒劳他们，供应鱼和盐，又按人口发给粮食。苗族首领龙许保被赐予冠带。当时湖广苗族因连年遭到讨伐，所以听从招抚；只有贵州苗族虽然稍稍收敛，却没有受到惩罚打击，内心实际上十分骄横。万镗于是班师。朝廷分别论功升赏，召万镗回朝任刑部尚书。不久，苗族首领龙许保、吴黑苗又猖獗作乱，焚烧劫掠州县，两省没有一天安宁。嘉靖戊申年，朝廷调两广总督侍郎张岳为右都御史，负责安抚和讨伐，仍在辰州开设总督府、驻扎军队。张岳到任后，召集两省官员商议，众人多说山林深密，屡次讨伐也没有功效；即使安抚他们，他们也不会听从，不如用军队驻守，使他们不能出来劫掠。没过多久，贼寇又攻陷印江县城。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张岳询问以往情况，知道安抚没有用处，长期驻守也不是办法，于是极力主张讨伐。湖广那些听从安抚的苗族，张岳命参政王崇仍按过去的办法安抚，王崇也很有安抚整治的办法，苗族于是没有再反叛。只有靠近贵州的几个村寨与贵州苗族龙许保等结党相连，十分猖獗。张岳于是大规模集结汉兵和土官兵，于嘉靖庚戌年九月进兵讨伐。总兵是沈希仪，领兵的是参将石邦宪等，监督军务的是贵州副使赵之屏、湖广参议张景贤。铜仁的防御部署，都是石邦宪先前筹划的。当时石邦宪因印江失守的事情被弹劾，诏令下达后应当解任听候审理。张岳逐条陈述石邦宪的功劳，上疏请求留下他。从九月进兵到十二月，多次击破苗族贼寇。张岳于是上疏报告：各哨所擒获、斩杀和俘获的将近二千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贼首五十多人；还擒获了龙许保的母亲、女儿、妻子和妾。官兵报告说龙许保已经被擒，只是还没有押送到；其余贼寇逃藏在山林中，因冻饿而死的几乎全部如此。他们的巢穴寨堡都已经焚毁，窖藏的米粮也烧毁、挖掘殆尽。张岳把这些情况全部作为捷报上报。龙许保实际上并没有被擒，于是撤回新调来的军队，只留下石邦宪等搜捕首要贼寇。嘉靖辛亥年二月，龙许保、吴黑苗又联合湖广境内依附贵州的叛苗，出兵劫掠思州府。有人说四川酉阳宣抚冉玄实际上暗中支持他们。思州城中的居民不过几十家，原来有瞿塘卫的践更卒驻守；当时听说苗寇已经平定，城防稍有松懈。知府李允简正在衙门巡视，百余名苗寇假称是瞿塘卫轮换戍守的士卒，突然进入城中，杀死官吏百姓一百多人，抢掠府库财物，抓走李允简以及经历、知事等官员。石邦宪等听到报告，急忙分派军队拦截他们的归路。各苗族害怕了，释放李允简等人，使他们得以逃脱返回；自己则从小路各自逃入山林。石邦宪等派出的军队埋伏在各条道路上拦击，擒获、斩杀了几十多人。张岳于是发檄文给永顺、保靖二宣慰司以及酉阳宣抚冉玄，命他们会合军队，讨伐湖广苗族中帮助叛乱的几个寨子。关于冉玄帮助劫掠思州的事情，张岳因为具体情形还不明朗，没有公开揭露他的罪行，只是严厉督责他。不久，各路军队擒杀湖广苗族首领几十人，其余党众又通过安抚平定。田应朝自从获得巡捕职位后，日益放纵横行，有关官吏渐渐不能制服他。他既挑起永顺、保靖的事端，又联合酉阳军队攻打平茶，残酷杀害无辜多人。等到官兵讨伐苗族时，他又多方阻挠。张岳到来后，发檄文叫他来相见，他不肯出来，反而用轻慢的话回应。

译张岳查明田应朝虽然诡诈，却不熟悉骑马射箭，没有武勇；他所依仗的是从叔田勉骁勇强悍，成为他的爪牙。张岳先用计擒获田勉，数说他的罪行，用杖刑把他打死在狱中。田应朝于是逃藏到苗寨，多次派人自陈罪状，张岳答应了他，命他出来立功赎罪。他长期不出来，张岳便革去他的巡捕职位，把此事交给镇溪所的各位千户办理。田应朝失去巡捕职位后，势力更加穷困。各土官大多仇恨嫉妒他，他的族人也不认为他有理。于是他托永顺宣慰司投奔到军门求见，张岳因为当时正在用兵，担心激起其他变乱，便杖责后释放他，命他随军征讨。等到苗寇被击破，又用计擒获并杖杀了他。当时各苗族大略已经平定，只有龙许保、吴黑苗没有擒获。张岳发檄文命石邦宪等悬赏搜捕他们。石邦宪等秘密派人进入苗寨，用贿赂使他们听从安抚。苗族的盘、吴老??、革吴旦逞等人窥伺龙许保，等到龙许保到龙田寨亲家处吊丧，便诱骗他到另一个寨子饮酒，等他醉后把他捆绑起来，预先派人报告石邦宪，让军队前去带走。张岳上疏报告后将他们诛杀。各位镇守大臣任辙等想就此停止用兵，张岳坚持不可，说吴黑苗没有诛杀，必定会成为日后的祸患。当时黑苗没有踪迹，询问后得知他因为官府搜捕紧急，才深深隐藏起来。张岳于是放缓命令，把扣押的亲属党羽全部释放，让他们离去，同时秘密督促各土官搜捕他。到了嘉靖壬子年八月，某土官查访得知他的藏身处，派士兵刘甫等直接进入寨中，袭击并斩杀了他，带着他的首级出来。其他苗族想夺去这份功劳，派人把首级抢走，用火烘干后藏起来，索要重赏。佥事龙于是发给赏赐，又命土官田兴邦督促索取，查验属实后才把首级送到军门。张岳这才把事情办完上报朝廷。朝廷召集众人议论，设置总督镇抚这个地方，留下张岳担任此职；过了几年，才有人接替他离任。史论说：各苗族所占不过是很小的一块地方罢了，却耗尽三省力量进行讨伐，十多年还不能彻底安定，难道真是因为用兵的困难果真如此吗？不是苗族难以攻克，而是众人的意见难以协调，事权难以确定。万镗开始时召集各路军队，也取得了一些斩获；看到给予犒赏的恩惠足以换取各蛮族一时安定，就认为可以保证没有忧患，立即班师离去，这是多么厌恶用兵的过错啊！张岳极力主张用兵，不受安抚、守备之说的迷惑，但暗中阻挠的力量很多，因循拖延不能决定，经过三年才取得一战的功劳；他起初免不了屡有败挫，也是因为平素缺乏预先确定的谋划，又不熟悉当地地利。然而张岳作为臣子任事的忠诚，大概可以称许。只是庚戌年十二月的奏疏报告大获全胜，说已经扫清巢穴、擒获首恶，而辛亥年二月贼寇又出动攻破思州，这谈何容易！后来他一定要擒获吴黑苗之后才停止用兵，难道也是从以前的事情中得到惩戒了吗？由此可知狄青没有轻信侬智高已死，是有见识的，确实是后世侍奉君主的人应当效法的。○追杀仇鸾

译仇鸾的祖父仇钺，起初任宁夏游击将军，袭击并擒获寘鐇，被封为咸宁伯。后来因讨平河北各路贼寇的功劳，晋封为侯。仇钺去世后，仇鸾承袭侯爵。仇鸾粗暴凶悍，人们见他敢于担当事务，便说他勇猛有谋略，可以任用。嘉靖初年，总兵出征安南没有成功，仇鸾留下镇守两广。后来改任镇守甘肃，因为弹劾都御史曾铣，曾铣获罪判处极刑，仇鸾也被罢职。嘉靖二十九年夏季六月，虏族首领俺答侵犯大同。侦察骑兵报告说虏军不过几十人，总兵官张达出兵攻击，虏军于是大举到来，张达战败而死。副总兵林春听说张达被围，带兵出援，也战败而死。虏军随即退去。事情上报后，朝廷把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逮捕到京城，施以廷杖，陈耀死在杖下，郭宗皋被流放。各部将领都被论罪判死，关入监狱。朝廷夺情起用尚书翁万达代替郭宗皋任总督；翁万达尚未到任，先让兵部侍郎苏佑代理此事，以赵锦为都御史代替陈耀任巡抚。起用废黜的咸宁侯仇鸾，加授宫保、总兵，镇守大同。八月，虏军又拥众来到仇鸾所镇守的地方。仇鸾私下派他的党羽时义，用重金贿赂俺答，让俺答另外侵犯宣府、蓟州，并约定不侵犯大同境内。虏军于是向东而去，知道宣府有防备，便侵犯蓟镇。蓟镇没有险要重关，山外就是虏境，所依靠的是朵颜三卫作为藩篱。三卫过去得到大宁的土地居住放牧，又每年从入贡中获利，所受贿赂颇多，因此替明军勇猛抵御，虏军不能越过三卫。侵犯蓟镇时，三卫逐渐离心，多与迤北的大虏结交，所以虏军从三卫境内进入侵犯；三卫又暗中给他们带路。有人说虏军向东去，实际上是仇鸾使他们这样做的；仇鸾于是装作上奏说侦察得知虏军向东行进，恐怕侵犯蓟镇、震动京师，请求带兵驻守居庸关以防意外。十四日，虏军果然侵犯蓟镇，攻打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竭尽全力抵御。十六日，虏军放开军队，从小路扒开边墙进入，明军不能抵御，于是溃败。蓟镇过去依靠三卫捍卫隔阻，所以这里的兵力比其他镇特别少而且弱。兵部发檄文命保定、河间、宣府的军队援救蓟州，但都没有赶到，所以虏军得以进入。当晚，虏军包围顺义；保定军驻守城中，顺义城得以保全。虏军长驱进入内地。十七日，消息传到京师，传言说虏军已经焚烧通州。虏军实际上没有逼近通州营，而是在通州以东二十里的孤山、汝口等处派兵抢掠；密云、怀柔、三河、昌平境内，城外各村落遭到屠杀劫掠，惨不忍睹。京师听到报告后，才开始商议防守御敌的办法，发檄召集各边将领勤王。十八日，仇鸾首先带大同军从居庸关赶到。十九日，都御史杨守谦带保定军赶到，大概是因为先前接到檄文而急驰前来。两镇军队到达后，人心稍微安定。从此，河间、宣府、大同、山西各将领先后带兵赶来勤王入卫，共有七镇军队，约五万多人。于是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别守卫都城九门和四隅；由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贵总督。又命城中居民以及从四方来响应的武举人、官生登上城墙排列守卫，各司官属都听从王邦瑞调遣任用。兵部尚书丁汝夔负责军务，兵部衙门中让杨守谦以兵部侍郎身份提督军务，驻营在城边守卫京师。就在军中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督各路勤王军队，分道抵御虏军。命锦衣卫都指挥陆炳负责督察。皇城各门都加强盘查侦察奸细，都御史商大节督率五城御史巡逻，以防内部变乱。京营军队不足五六万人，而且全是老弱、游荡懒惰之人，只得把京营各将领分派到城内外各条街巷驻营。京营士兵平时从未见过敌人，驱赶他们出战时，他们都哭泣着不敢前进。命都御史王仪带兵驻守通州，宽免被关在狱中的原边将徐仁、戴纶等人，让他们立功赎罪。城外和附近地区的百姓拥入城中，连续多日不断，许多人来到时已经浑身血污。事情发生得仓促，各项事务都没有准备好；勤王军队听到变故便急驰而来，没有携带干粮，诏令下达要供应犒劳军队的牛、酒等费用，却不知道从哪里筹措。户部文书往返办理，过了两三天，士兵才得到几张饼。打开粮仓发放粮食时，袋子、锅、甑等物也都没有可供取用，所以士兵饥饿疲惫。仇鸾的军队没有纪律，很是骄横放纵，常常进入村落，回来后把头发编成辫子，假称是虏军，抢劫百姓财物；被捕获的人有的又自称是辽阳军。虏军中称朵颜为“辽阳军”，不时听到虏军说是辽阳军实际上给他们带路来的，京城于是讹传说辽阳军反叛了。当时仇鸾正受宠任，所以擒获的大同军中那些杀人抢掠者，也不敢立即依法处置。奏疏上报后，皇帝说大同军首先前来援救，即使有违法行为也是出于饥饿疲劳，命令交给平虏大将军抚慰处置，但仇鸾却完全不加禁止。丁汝夔于是下令禁止捕捉大同军，有人捕来大同军，就反过来鞭打捕捉者，因此大同军更加肆无忌惮，百姓所受的苦难比虏军造成的还严重。民间已经讹传辽阳军反叛，又看到丁汝夔禁止捕捉和惩治杀人抢掠者，却不知道其中缘故，于是说丁汝夔是山东人，在辽阳军问题上包庇同乡。丁汝夔因此惊惶周章，担心丧失军队，命令各将领不要轻易与虏军交战；各将领逗留观望、不肯交战，都推说是丁汝夔禁止出兵。民间听说后更加把罪过归于丁汝夔，怨恨诽谤大起，街巷中到处都是愤怒辱骂。事情渐渐传入宫中，皇帝于是严厉责备丁汝夔和杨守谦。当时仇鸾声称率军抵御虏军，实际离城很远，根本没有见到虏军；杨守谦奉命防御京城，驻营在城外东北角，担心兵力少而不能抵敌，所以按兵不动。皇帝听说后，认为仇鸾远出抵御虏军，而杨守谦懦弱怯战、不肯出兵，因此连同丁汝夔一起多次责问。当时虏军侵犯陵寝，杀人抢掠直到城下，绕过西山而出；奸人也乘机作乱，人数很多，良乡以西直到保定都震动，村落百姓大多逃入城中。负责军务的大臣和各将领又都观望不战，侦察也不派得远，派出的人大多望见尘土就返回，因而连虏军人数多少、距离远近都不知道。仇鸾不督促各路进兵，仍派时义不时与虏军联络，答应开放马市，希望虏军抢够财物后退去。带走了。二十一日，虏军放回一名被掳的宦官，让他带着傲慢的书信来到城下，请求入贡。皇帝下诏让百官在宫阙下集议，众人都说不妥，便停止此议。当时国子司业赵贞吉独自直言，认为应当回报边帅周尚文的功劳，请求释放沈束，申明处理周尚文罪名时的是非，并请求任御史以辅佐军务。皇帝认为他勇于任事，加授左谕德兼监察御史，赐银五万两，命他到各营慰问将士。因商大节上言，皇帝下诏招募有特殊技艺和勇力的士兵，给双倍饷银，命商大节亲自统领，同时统领原属兵部的巡逻士卒，另编为一军。连续多日准备城上的守御器具，这才略有准备。二十二日下午，皇帝因大臣们连续请求临朝视事，便驾临奉天门，召见百官，下诏严厉责备群臣。

译二十四日，因为没有攻击虏军，把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下狱，命王邦瑞代理兵部事务，以都御史艾希淳代替并统领杨守谦的军队。兵部、户部堂属官都停职留任治事。因为守备不坚固，逮捕蓟镇都御史王汝孝；因为畏惧怯懦、不肯交战，逮捕通州都御史王仪。王仪到京后，被投入监狱，削去官籍。派去逮捕王汝孝的使者因道路阻塞没有到达，王汝孝后来又斩获虏军首级，最终因后来的功劳减免罪罚，改为谪戍。当时虏军渐渐退去，先带着辎重向北撤走，其余人仍分头在京城外抢掠，想向西夺取白羊口出境。仇鸾率各将领的军队尾随，虏军被白羊口守将扼守险要抵御，不能通过，便在关下逐渐丢弃牛羊和妇女，拥众向东南退回。到了昌平以北，突然与仇鸾军相遇；仇鸾没有料到虏军返回，仓促之间尚未列阵，虏骑践踏冲入明军，明军不能抵御，死伤一千多人。仇鸾几乎被虏军擒获，幸亏偏将戴纶、徐仁救免。虏军于是夺路向东，沿湖河川从古北口旧道出境，各将领不敢逼近，只是远远尾随，时常斩获落后的虏军数人。二十五日，京师稍微解除戒严，城外避难的百姓逐渐出来，返回原来的住所。二十六日，丁汝夔、杨守谦一同在市中被斩；曹汝夔仍被斩首示众，妻子处死后流放岭南，儿子谪戍辽阳。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卿沈良才因为审议丁汝夔等人的案件拖延，全都被逮捕拘押并处以廷杖，削去官秩，仍留任治事。刑科给事中张侃等依照惯例复核审议丁汝夔等人的案件，因为被认为阻挠拖延而遭逮捕拘押，张侃仍被削去官籍。赵贞吉奉命返回，诏书说他所携带的银两没有安排处理，便擅自返回；又追究他此前议论周尚文、沈束之事不当，以欺骗诳报、畏缩不前的罪名下狱，廷杖后贬往岭南。二十八日，虏军全部出境；虏军到了边境已经十分疲惫，又顾恋辎重，完全不能成军。各位将领因白羊口战败，士气不振，最终不敢逼近，只是尾随他们出境。九月，派户部侍郎骆颙前往各被虏军侵犯的郡县进行安抚，掩埋暴露的尸骨，招集救治伤员，赈济借贷百姓。仇鸾和各将领分别罢兵回镇，前后共取得虏军首级二百多颗。仇鸾自我弹劾追击虏军没有功劳，皇帝下诏嘉奖慰谕，加授太保。皇帝诏令王邦瑞大力整顿京营军务。京营废弛已久，卫卒多被各将领和宦官权贵之家役使，有些人已经死亡，却仍按空名册领取衣粮；充入军队的也都是老弱，不能胜任作战。此前户部郎中汪宗凯弹劾提督成国公朱希忠，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王邦瑞再次上奏此事，于是罢免朱希忠的提督职务，改由仇鸾担任，设置戎政府；开始制作印章，命王邦瑞协同处理事务，作为仇鸾的副职；革除内臣提督职务。仇鸾依仗宠遇，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更加骄横。开始追击虏军时，他胁迫各边将领和户部送入贿赂，数以万计；动辄以逗留、拖延为借口，所以行贿唯恐落后。王邦瑞奉诏整顿军务，上奏请求设置兵部主事二员、给事中和御史各一员；这些建议多违背仇鸾的心意。主事申旞坚持法度，不向仇鸾屈服，上奏揭露京营弊政，言语稍稍触及仇鸾，仇鸾大怒，秘密上疏，逮捕申旞施以杖刑，降职外调。仇鸾又说京营设置给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合适，这些职位全被罢除。改任苏佑为宣大总督，改召翁万达任兵部尚书；翁万达长期不到任，便以王邦瑞代任，以赵锦为兵部侍郎协理军政。命商大节统领兵部所招募的军队，筹划都城内外的防务；设置蓟辽总督，把蓟州、保定、辽东三镇隶属其下。改任孙禬为兵部侍郎，不久召何栋代替孙禬任职。设置驻守易州的经略都御史；因翁万达过期未到，降职授予此官。设置驻守昌平的都御史，召许宗鲁担任；连同此前设置的驻守通州都御史，合称三辅。不久这些职位全被罢除；贬兵部侍郎谢兰到南京，把职方郎中王尚学下狱审理，论罪减死，谪戍。罢免户部尚书李士翱，其他人分别罚俸，因为此前军饷没有办妥。仇鸾请求从大同召五百名士卒到京师，赐给住宅，训练京军，朝廷同意了。又派官员分路到京畿、河南、山东东部和西部招募民兵，每年聚集到京师进行团操，秋防结束后解散，按照践更卒的旧例办理。仇鸾上奏请求大举北征，于是派使者到各边镇，选取士兵交由京营将领训练，等待出师日期。这样一来，各边镇的精锐士卒都隶属于京营将领；边地有警报时，各边将领却不能调遣他们。驻扎在各边的京营将领又多有凌辱侵扰之事，而且不能承担边镇职责，边臣多次据此上言，朝廷没有答复。因群臣上言，皇帝下诏在京城南面修筑外城，但没有实现。后来过了几年，才修筑起来。冬季十一月，仇鸾率各镇军队出兵宣大，声称要捣毁虏军巢穴。经过几个月，只出兵到靠近边塞的地方一次，夜袭虏营，斩杀老弱数人。仇鸾自我弹劾，皇帝下诏不予追究。仇鸾又请求广泛集中军队和粮食，准备第二年大举北征；皇帝命户部派使者，把南京和各省储存的粮食物资全部搜括出来，同时督促追缴历年拖欠的赋税。当时仇鸾依仗宠爱，他上奏的疏文立即由宫中批示施行，不交给各部议论。王邦瑞上言：祖宗的制度是，凡是军政事务无不交给主管军务的兵部议论；王邦瑞又多次驳斥仇鸾的建议，仇鸾排挤他，于是王邦瑞被罢职还乡。仇鸾又上言，请准许虏军入贡，皇帝命各位大臣会议。仇鸾极力主张这个意见，于是决定第二年春天在宣大开设马市。虏军进贡一匹马，明朝用若干匹布帛偿付。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极力说明不应开设马市，并逐条列举仇鸾欺骗蒙蔽的罪行，于是杨继盛被下狱，降职到边远地区。恰逢史道在宣大主持开市，苏佑任宣大总督而主张战争，史道开设马市，宣大方面却主张和议，军民都不知道该听从谁。虏军获准入贡后，便带来许多瘦弱的马索取高价；而且大同的马市抢掠宣府，宣府的马市抢掠大同，甚至早晨交易、晚上抢掠，钱帛还没有运出边境，虏军就已到来，并把所得的瘦马也一并抢走。

译虏军每天驻扎在大同城外，询问他们时，他们总是以进贡和贸易为借口，将士不敢拒绝。大同三边的边墙和各营堡全都毁坏，士卒不再出外戍守，虏军长驱直达大同城下。史道上言：没有马的虏军，可以允许他们拿牛羊来市场交易，用粟米和麦子偿付。台谏官员交相上章弹劾，阻止此事。虏军又请求在辽东开设马市，当时许宗鲁任辽东巡抚，便移书兵部，反复陈述不可开市的情形，事情才被搁置。宣大边防大为溃败，人人都为此忧虑。仇鸾也担心祸及自己，台谏中又有人议论此事，仇鸾便秘密上疏，请求停止马市，召史道回京。诏令下达后，又有人提出开设马市，便论罪处死。然而宣大的边防已经废坏，终究无法恢复。嘉靖三十年，虏军获得马市的利益，在宣大、蓟镇也加强戒严，京师得以没有恐慌。仇鸾逐渐骄横跋扈，向各边将领索取贿赂没有满足，且常常与虏军私下勾结。仇鸾派出的时义与虏军俺答的义子脱脱结为兄弟，朝廷士大夫没有不知道仇鸾扰乱政事的，却没有人敢说。六月，仇鸾又以秋防部署派遣各将领，便征调商大节所部军队归自己统辖，同时发檄文命商大节防御京城四面。商大节认为自己已经列为九卿，不应受仇鸾节制，而且据理上奏说：巡捕军队过去不隶属京营，祖宗这样安排有深意，不应让仇鸾把它并入京营。他又弹劾仇鸾包藏祸心。仇鸾上疏排挤商大节。朝廷逮捕商大节，论罪判死，关在狱中。从此各部门官员都不敢表示意见，没有人再敢进言。嘉靖三十一年夏天，仇鸾大肆作威作福，声称将要进行秋防，出行到边地，请求兵部、户部、工部三部侍郎随行。兵部主管调遣，户部主管粮饷，工部主管器械。三位侍郎各自挑选属员，全都隶属于仇鸾的幕府。他制定的条款繁多严密，法令僭越仿拟，动不动就以军法相威胁。皇帝全都同意。于是人心惶惶，担心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六月，间谍报告虏军又侵犯蓟边。仇鸾应当出兵，却突然背上生疽。七月，边境军情紧急，仇鸾病情加重，上言说：“我将带病出兵，请免除入宫辞行。”皇帝同意了。但他最终不能出兵，又没有人敢提出更换大将。八月，兵部尚书赵锦说：“事情紧迫了。”于是上言说：“大将生病不能出兵，抵御虏军的印信在大将那里，各偏裨将领的命令无法施行，请暂时借用大将印信，由我率军出兵抵御虏军。”诏令下达说：“认为主管军务的兵部不能发出命令，收回平虏大将军的印绶上交朝廷，另派将领率兵抵御虏军。”于是赵锦当夜来到仇鸾府第，收回仇鸾的印绶，另推举总兵陈时为大将，佩带印信出兵。仇鸾听说自己的印绶被收走，大为愤怒，背疽因愤怒而更加严重，于是死去。当时皇帝已经心里知道仇鸾奸诈叛逆，只是还没有揭发；恰逢仇鸾亲信的时义、侯荣、姚、江等人都因功授为锦衣卫指挥等官，他们知道仇鸾一死，事情必然败露，于是在这月十一日逃往居庸关、巩华城等处，想反叛投降虏军，被关吏和巡逻者擒获。陆炳上疏报告，皇帝把他们下诏狱审讯。陆炳于是全部揭发仇鸾前后与虏军勾结、收受贿赂以及扰乱政事的各种情况。皇帝大怒，命各部门会同审讯。下诏公布仇鸾的罪恶，剖开棺材戮尸，斩下首级示众；他的妻子儿女以及时义、侯荣、姚、江等人全部斩首，抄没家产，把财物没收入官。仇鸾的所有党羽和恶徒都谪戍边地，下诏向天下公布。虏军听说仇鸾死了，也很快退去。诏令于是下达，凡是因仇鸾而晋升官秩的人，全都夺去官秩并论罪。赵锦也因为起初依附仇鸾，被谪戍。史论说：庚戌年虏军入侵的变故，是我亲眼看见的。造成这件事，大抵是人们习惯于宴饮安逸，官吏受制于文书法令，办事因推诿逃避而懈怠，军队习惯于懒散游荡。虏军已经进入古北口，士大夫还在沉溺于长夜饮酒。太平日久形成的弊病，大概到了极点。一听到警报，大小官员都震惊惶惑、手足无措。兵部只按空名册办事，却不知道需要什么；户部只守着仓库，却不知道怎样发放。军械必须经过请示才能发给，文书必须辗转传递才能通达。至于犒劳军队的费用、抵御虏军的器具，实在完全像儿戏一样。哪里有什么克敌制胜、应付变故的谋略呢？至于仇鸾，凭着平庸暴戾的资质，窃取了非同寻常的宠遇。抵御敌寇时束手无策，扰乱政事时却任意矫造命令、横行生事。皇帝当初以专门任用、责成办事的心意，希望他有舍身报答君主的功绩，却没有料到他竟负国到这种地步。大概从他捣毁虏军巢穴无功而返时，皇帝心里已经不能没有怀疑了。然而仍然只听信他说的话而无人违抗，也是希望驾驭他，盼望他能取得一次功劳作为回报。假如再让他多活一时片刻，必然免不了被押到市曹处死。当时有人怀疑仇鸾会反叛，我说：“仇鸾不会反叛；即使反叛，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不过是扑灭一头孤独的小猪、一只腐鼠罢了。”有人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历观古代奸臣反叛作逆的人，他们开始时都依仗宠爱和威势，建立大功来震慑人心，然后才可以胁迫别人服从。仇鸾总领各路军队，掌握专任一方的权柄，却不能稍稍遏制孤军深入的虏军，这种人怎么能够反叛呢？他骄横跋扈、令人不敢接近，不过是窃取一时的权力来肆意施毒罢了。”唉！仇鸾已经不值得责备了。假如国家有能够任事的臣子，朝廷何至于把大权交给狂妄的小人呢？国家养育士人二百年，到了紧急关头却一点也不能依靠，竟让奸邪之徒得以扰乱国家、冒犯法纪，群臣怎么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推官方重校正。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湖州府后学吴仕旦复核订正。附录：《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明代高岱撰写。高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景王府长史。这部书是高岱任刑部主事时所作，仿照《纪事本末》的体例。全书所记录的共有六十件事，每件以四字为题，前面叙事，后面评论。起于龙飞淮甸，终于追戮仇鸾，都是与用兵有关的事情。书前有自序说：“历代实录，秘而不可见。只有参照考订各位大臣的传记、志书和奏疏，才能略微得到要领。有空闲时便论述编次，记录下来编成一册。”以上内容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