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第一
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译如果让那些像印度婆罗门一样的人来教导将领，他们就会躲藏在深山里，固守着残缺不全的旧法。那么华夏百姓就会像南洋的黑人奴隶一样，终身沦为他人的奴仆，想要避免鞭打辱骂都做不到。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
译当今时局，唯有激发忠君爱国之心、讲求国家富强，尊崇朝廷、保卫社稷，才是头等大事。执政者应以启发开导皇上心意、集思广益为己任；言官应以直言极谏为己任；地方长官应以充实粮食、加强军备为己任；将帅应以明辨耻辱、教导作战为己任；军民应以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为己任；士人应以通晓时务为己任。君臣同心，士农工商四民合力，那么孔子在洙水泗水间的教化传统、华夏神明后裔的文明传承，就有希望了。况且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这是保国，而孔子认为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赐；孟子坚守王道，等待后学，这是保教，却急切地担忧梁国的危亡，盼望齐宣王施行王道，谋求齐国百姓的安定。既然如此，那么除了保国之外，哪里还有所谓的保教、保种的方法呢？当今颇有忧国之士，有的仅以尊崇孔学作为保教的计策，有的仅以联合群体、动员民众作为保种的计策，而对于国、教、种安危与共的道理却忽视了。《左传》说：“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孟子说：“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侮辱他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护百姓的深厚程度，没有超过我们圣清王朝的。请列举事实：夏商周三代征收粟米、布缕、力役，盛唐征收租、庸、调三种赋税，最被称为善政，已经列举了很多名目。此后秦朝创立人头税，汉朝实行算缗之法，隋朝责令官吏增加户口，唐朝括取土户以代替逃亡者，唐朝及五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朝有手实法，金朝有推排民户物力的制度，这些都超出了常规的田赋、力役之外。明朝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丁税、粮税尚且分为两项，明末又有辽饷、剿饷、练饷。直到我朝康熙五十二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旨；雍正四年，确定丁银并入钱粮的制度；乾隆二十七年，停止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捐杂税，一朝免除。赋税出自田地，田地定额确定，凡是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住宅商铺、钱业银行，如果不是家有田产、运货行商的人，终身不向官府缴纳一文钱。
顺治元年，就将前明的三饷免除；康熙中期，又减免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免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免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免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免江南漕粮五十多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多石。初始制度已经宽厚，又不断减少，这叫做薄赋，是仁政第一。
前代赐予免除租税，不过是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遍免除天下钱粮八次、普遍免除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又普遍免除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灾害的减免缓征，没有一年没有，动辄数百万。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合计起来，已超过京垓以上。这叫做宽民，是仁政第二。
历代赈济抚恤，见于史传的为数有限，或者发现已有的粮仓，或者移民就食。宋朝河北的灾荒，富弼仅劝百姓拿出粟米十五万斛，加上官仓的粮食；曾巩仅请求赐钱五十万贯，借贷粟米一百万石。杭州的灾荒，苏轼仅请求度牒数百道。本朝凡是遇到灾荒，仁恩立刻施降，动辄巨万。就像光绪以来，赈济抚恤之举每年不断。丁丑、戊寅年间，晋、豫、陕、直四省的灾荒，赈款超过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动辄数百万或一百多万，自古罕见。以今天财政的匮乏、洋债的浩繁，却唯独对于赈济抚恤的款项虽多也不吝惜，甚至减少东宫的上供，发放少府的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广泛救济。这叫做救灾，是仁政第三。
前代国家大型工程和大役，都征发民夫自带干粮往返，官府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的工程且不论了，隋朝建造东都，明朝建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朝开凿子午谷、梁朝修筑淮堰、唐朝开凿广运渠、宋朝议论回河，民力因此困顿疲敝。本朝工役都给予雇佣报酬，就像河工一端，每年修缮费用常达数百万，有决口则达一千多万，都从国库支取。沿河居民，不仅没有拖累，反而因此得以赡养充足，这叫做惠工，是仁政第四。
前代官府购买民间物品，名叫和买、和籴，或者强行给予官价，或者干脆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百姓之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概不拖累百姓，苏杭织造、楚粤材木，都从国库支取购买，商民吏胥都有沾润。只听说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的，没听说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损的。子产叙述郑国商人的盟约说“不要强买，不要乞夺”，如今见到了，这叫做恤商，是仁政第五。
因地制宜进贡，唐尧虞舜时就是这样，汉朝的龙眼荔枝，唐朝的禽鸟，明朝的鲥鱼，都是极其微小的物品，却成为官民巨大的祸害，其他贵重的可想而知。本朝此义虽然存在，所贡并无珍奇，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类，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类，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