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科举第八

译改革科举制度第八

朱子曾经称引当时论者的话说：朝廷如果想要恢复中原，必须废除三十年的科举考试。朱子认为这话说得极好。这话真是令人痛心啊！中国的官员出自科举，虽然也有其他途径，但那些获得美官、掌握重权的人，必定是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从明朝到现在，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五百多年，文辞浮华而实际衰败，法令久行而弊端丛生，主考官为了图方便而隐藏自己的拙劣，考生因循守旧以求侥幸，于是出现了三场考试实际上只考一场这样的弊端。［钱晓征语］他们所理解的是高头讲章中的道理，所阅读的是书坊选编的程墨文章，对于本经的含义、先儒的学说，一概没有什么了解。近几十年来，文体日益轻浮浅薄，不仅不通晓古今，不切合经世济民的实际，连所谓时文的法度、文笔也都丧失了。如今时局日新月异，而参加科举的人拘泥昏昧得更加厉害，傲慢地说：我所学的是孔孟的精微道理，尧舜的治国法则。遇到讲求时务经济的人，尤其轻视排斥他们，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短处，所以人才更加匮乏，没有能为国家扶危救难抵御外侮的人。于是朝廷下诏设立学堂来造就通晓时务的人才，又开设特科来搜罗他们。然而学堂虽然设立，却没有晋升的阶梯，人们不乐意去做，那些来读书的必定是出身贫寒、资质平庸低下、不能写时文的人。那些世家大族的俊才仍然志在科举，即使有特科的设立，但二十年才举行一次，时间过于遥远，难道能坐着等待吗？于是仍然去写八股文、诗赋、小楷，救时的人才从哪里能得到呢？况且齐国穿紫衣败坏紫色，晋国拖着草鞋，赵文王喜好剑术而士人死于相斗，越王勾践喜好勇武而士人死于焚舟，这都是因为士人顺从上级的喜好。两汉的经学，实际上是禄利之路驱使的，如果乡试、会试仍然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然以小楷长短来衡量优劣，名位取舍只在于此，那么即使每天召集国人来告诫他们，告诉他们祸患将至没有几天了，劝诫他们要识时务，寻求通才、挽救危局，而朝廷和民间的昏昧依然如故，空疏也依然如故了。所以救时必定要从变法开始，变法必定要从改革科举开始。有人说：如果改革科举、废除时文，那么人们不读五经四书可以吗？于是有人提出学校贡举的私议说：改革科举，不是废除四书文，而是不专门重视时文，不讲究诗赋、小楷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今天的科举制度，应该保留其大体而斟酌修改。过去欧阳修担任谏院知事时，厌恶当时举人鄙陋恶劣、剽窃盗用、完全不懂事的弊端，曾经上疏请求改为三场分试，随场淘汰的方法，每场都有去留，头场策论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他的主要意思是：鄙陋恶劣乖张荒诞的人，逐渐先被淘汰，人数少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完全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可以进身。他的说法很切合今天的情况。欧阳公想用策论来补救诗赋，就像今天想用中西经济来补救时文一样。现在应该略微师法他的意思，拟将今天三场的先后顺序互换，而又层层递进选拔，大致像府县考覆试的方法。第一场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这是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的，头场取八百名；中额四十名的，头场取四百名，大致是中额的十倍。就先行发榜一次，不取的罢归，取的才准试第二场。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门问五洲各国的政治、专门技艺，政治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技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这是西学经济。那些虽然通晓西法但支离狂怪、明显违背圣教的人斥退不取，中额八十名的，二场取二百四十名，中额四十名的，取一百二十名，大致是中额的三倍。再发榜一次，不取的罢归，取的才准试第三场。第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止纤巧，合校三场均优秀的才中式发榜如额，这样则取入二场的，必定是博涉古今、明习内政的人。然而恐怕他们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校他们，取入三场的，必定是通达时务研求新学的人。然而又恐怕他们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校他们，三场可观而中式的，必定是宗法圣贤、见理纯正的人。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没有迂阔昏昧庸陋之才，也没有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比起偏重首场所多得多了。而且分场发榜，落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也容易，寒士没有久羁之苦，誊录没有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没有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就像府县试都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是更显四书五经之尊吗？只是科举必定以生员为基础，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都可以类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也照岁考例改为经

译文章，以避免荒废经学的弊端。童生考试的一切规定都照搬生员，只是将正场第二篇的四书文改为经文罢了。因为生员和童生的考试旧制，正与今天所拟定的科举方法相类似。二十年来，经古科场早已将算学列为其中一门，这是尤其不费力气就能理顺的事情。有人质疑说：主持考试的人不能全都精通新学，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应试者难，考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的中外政学、艺学书籍不下二十种，考场中按规定允许调阅书籍，依据书籍来考核校阅，有什么难的呢？至于外省的主考官和学政，大多年富力强，诏令既然下达，用三年的时间讲求时务，自然足以衡量文章、考量人才而绰绰有余。乡试、会试之外，只有殿试由皇帝亲临策问，典礼极为隆重，自然不可废除，但可以据此作为授予官职等级的依据，朝考似乎可以省去。等到进士及第之后，无论是翰林院还是各部官员，所有任职者，都应以讲求政治为主。凡是考试文艺、小楷之类的事情，坚决应当停止免除，只应当考核他们的职业表现来决定升迁或罢黜，那么已经做官的人才就不会因为雕虫小技而困顿至老死了。有人质疑说：本朝的名臣出自科举的很多，怎么见得时文没有益处呢？不知道如果选拔途径局限于一途，那么英雄豪杰就不能不归入这一网罗，这是人才也能写时文，而不是时文足以选拔人才。况且各位名臣的学识阅历，大多是在及第做官之后才开始大有长进的。那么，中年以前将神智精力消耗在应付科举的人就不少了。假如主持考试的人不专门以八股文、诗赋作为取舍标准，所得到的栋梁之臣、捍卫国家的将士难道不会更多吗？我私下认为，议论者的说法，意在救时应世且事情容易推行，实际上是秉承皇帝特设岁举、讲求经世济民的旨意而加以推阐，因此保留这些说法在此，并将朱熹论述科举弊端以及欧阳修论述三场考试以逐渐去留的奏疏节录在下面，可知七八百年前的贤人君子，担忧国势和人才不振、痛恨官员选举没有方策，他们的谋虑本来就是这样，希望当今的士大夫能有所警醒和借鉴。

译《东塾读书记》引用朱熹关于科举的论述

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朱熹论述得非常多，他的言论也极其痛切，现在在此略举几条：《衡州石鼓书院记》说：“当今学校科举的教育，其危害多得说不完，不能认为这是偶然发生而不去挽救。”《学校贡举私议》说：“名义上是研习经书，实际上是经学的贼寇；号称是写文章，实际上是文字的妖孽。考官出题，又多为新奇古怪，以求出乎考生意料之外，该断开的反而连接，该连接的反而断开，成为经学贼寇中的贼寇，文字妖孽中的妖孽。”又说：“怪诞荒谬毫无根据，恰好足以败坏求学者的心志，因此人才一天天衰退，风俗一天天淡薄。”《语类》说：“现在人的文章全无骨气，自然是当时风尚如此，只是人们不知学习，全无根本，被人带动，争相效仿。就像如今做件东西，一个人做起来，另一个人跟着学，不到一个早晨就传遍天下，本来应当处理的事情全不处理，真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科举应试文章）的弊端已经到了极点，一天天趋向柔弱，一天天趋向小巧，将士人的志气都消磨殆尽。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刚废除时，学舍中有无限好人才，像胡邦衡之类是什么样有气魄，写出的文章是多么豪壮，当时也自有不少人。等到绍兴年间渡江之初，也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写的文章极粗犷，更没有委曲柔弱的姿态，所以也能涵养气度。只看如今是多少衰败之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虑的，不是说秀才写文章不好，这件事关系世道变迁极大。”［同上］问：当今科举的弊端，假使有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这制度该如何？答：“还需要兼用其他科目来选拔人才。”［同上］问：当今的学校，除了麻沙版的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曾过问。答：“怪他们不得，上面用来教导的不过如此。然而上面的人曾不思考，时文这一项，学子自然着急，何必还要你教？你设立学校，正好教他们处理本分的事业。”［同上］这也是朱熹想要挽救当时风气弊端的方法，如果朱熹看到当今科举的时文，不知会认为怎么样呢。

节录欧阳修论更改贡举事件的奏章［庆历四年］：

我认为贡举的制度，沿用已久，按理应当变更。必须先知晓改革弊端的缘由，才能收到变法的好处，知道先前以诗赋为举子弊端的缘由，就应当重视策论。［欧阳修当时不专重诗赋，意思与今天不专重时文相同］知道通考纷繁多是主考官的弊端，就应当随场次而去除，然后才能使求学的人不能滥竽充数，考官不至于疲劳。请求放宽日期限制，先以策论考试并考核，选择那些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略而不答所问的、误引事迹的、虽能成文但理识乖张荒诞的、杂犯旧规不符合格式的，这七类人先去除。估计两千人可去除五六百人，将留下的人依次以论来考试，又如前法考核，又可去除二三百人，留下而试诗赋的，不过一千人了。在一千人中选拔五百人，少而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考核精当就尽善尽美了。即使考核不精，也应当不至于太滥，因为那些节录抄袭剽窃的人都已经先经策论去除了。等到诗赋考试时，都是已经经过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于乖张荒诞的人。即使诗赋不工巧，也可以中选。这样，可以使年幼新学，完全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进身。

农工商学第九

石田千里，称为无地；愚民百万，称为无民。［《韩诗外传》语］不讲究农、工、商的学问，那么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究无法解除土地充满人口过多的讥讽了。劝农的要求是什么？曰讲化学。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都属于农业。人口繁多，百物昂贵，仅种五谷，利薄不足以供养，所以过去的农民患懒惰，现在的农民患笨拙。懒惰则人有遗力，所遗的是一二；笨拙则地有遗利，所遗的是七八。想要尽地利，必须从讲化学开始。《周礼》草人掌管土壤变化的方法，实为农家古义。养护土壤肥力，辨别谷种，储备肥料，保留水泽，引入阳光，无一不需要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加倍收获，这就又兼有机器之学。西方人说一亩之地，种植最优的利益可养三人，如果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也可称为至富了。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理解，机器非农家所能置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察其乡之物产，报告给学堂，学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中有声望的、富室多田的试办以为倡导，行之有效，民众自然跟随。［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昔者英国忌惮茶叶仰给于中国，印度锡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