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第七
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译如果不能了解实情，那么在外交交涉之际，就会错失良机、耽误大事，这种情况太多了。大致说来，商贾市井之间，英文的使用较多；公文、条约方面，法文的使用较多。至于各种重要的西学书籍，日本都已经翻译了，我们取道东洋，省力且见效快，那么日文的使用就较多。
只是翻译之学有深浅之分：那些只能应付市井应酬言语，略识账目文字的人，不入等级；能够理解浅显的公文、书信，能够识别名物的人，属于下等；能够翻译专门学问的书籍（比如所习的是天文、矿学，就只能力译天文、矿学的书），非所习者不能翻译，属于中等；能够翻译各门学问的书籍，以及重要公文、律法深意的人，属于上等。
下等需要三年，中等需要五年，上等需要十年。我们既然不能等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了才去使用，况且译学虽然精深，但其志趣才识本来也难以预料；又未列入仕宦行列，这仍然与救时之急务无关。
因此，只有多翻译西国有用的书籍，来教导不习西文的人。凡是当权的达官显贵、腹省的寒门士子、深通中学的老儒、略通汉文的工商人士，无论老少，都能拿来阅读，采纳并实行。
翻译书籍的方法有三：一、各省多设立译书局；二、出使大臣访求该国的要书并选译；三、上海有实力的书商、好事的文人，广泛翻译西书出售，销路必然广阔，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
（这可以作为贫寒士人谋生的计策，而暗中具有开物成务的功效，其利益与石印科举应试书籍相当，其功德比刻印善书还要超过。只是字体须略微大些，如果像石印书那样密行细字，那么年老事繁的人就不能多读，也就不能多销。今日急欲开发新知的人，首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都在中年以上，而且事务繁杂闲暇少，怎么能挑灯细读？翻译洋报的人也是如此。）
王充的话说：“知古不知今，叫做陆沉；知今不知古，叫做聋瞽。”我请求改说：知外不知中，叫做失心；知中不知外，叫做聋瞽。
如果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别人胜过我们而我们不信，别人谋划我们而我们听不到，别人规劝我们而我们不接受，别人吞并我们而我们不知道，别人残害我们而我们看不见，这不是聋瞽又是什么呢？
学习西文的人，见效慢而用途广，是为少年未仕之人考虑的；翻译西书的人，功效近而见效快，是为中年已仕之人考虑的。如果学习东洋文，翻译东洋书，那就更快了。
所以，跟随洋师不如通晓洋文，翻译西书不如翻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
译阅读报刊第六
李翰称赞《通典》的好处说：“不出家门，就能知晓天下大事；很少经历世事，就能了解社会变迁；未曾参与政事，就能通达民间疾苦。”［原文中“民”字作“人”，是为了避唐代皇帝名讳］这番话，大概是为当今中国和外国的各种报刊说的。我再加两句说：少结交朋友，却能获得切磋琢磨的机会。外国的报馆林立，一个国家多达一万多家。有官方报纸，有民间报纸。官报宣扬国家的政见，民报传达民间的情况。凡是国家政治的得失、各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工艺商业的兴衰、军械战船的多寡、学术上的新理论新法则，都具备其中。因此，一个国家内部就像一家人，五大洲的人就像面对面交谈。中国自从林则徐公总督广东时，才开始求得外国的新闻纸来阅读，于是知道了洋人的情况，此后再也没有人继承这种做法。上海的报馆从同治年间开始有，只是所载大多是市井间琐碎庸俗的事情，对外国报纸的采录非常简略，也没有重要的言论。上海道台每月翻译出西方国家的近事，呈报给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然而都是两个月以前的事，触犯时忌的就删去不写，所以有和没有差不多。乙未年（1895年）以后，有志之士和文人创办报馆，广泛翻译外国报纸，参以广博的议论，始于上海，流传到各省，内政、外事、学术都有涉及，虽然论说的纯正驳杂不一，但足以开阔见闻、增长志气，洗除贪图安逸的毒害，破除像摸钥匙孔那样盲目无知的言论，于是那些见识狭隘的人、山野的农夫，才知道有神州大地；那些拘泥于旧例的官吏、沉迷于空谈的儒生，才知道有当前的时局，不能说不这是有志于四方事业的男子学问上的一个助力。当今外患日益紧迫，事变日益增多，军国大计、执政者谨慎严密，不敢公开宣布，然而各国洋报早已传播到五大洲，不仅中国的政事，连同东西洋各国的爱憎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写在纸面上，互相攻击揭发，互相驳斥辩论，无法深深隐藏，使我们得以兼听而预先防备，这也是天下的最大便利。然而我认为报刊对人和国家的益处，广博见闻是次要的，知道弊病才是最重要的。从前齐桓公不知道自己有病而死，秦国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灭亡。大概一个国家的利害安危，本国的人被习俗蒙蔽，一定不能全部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敢全部说出来，只有出自邻国，又出自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能直言无忌。我国君臣上下如果能阅览这些报刊而触动内心，受惊惧而改变做法，难道不是中国的福气吗？近来阅读洋报的人，看到它诋毁中国不留余地，把中国比作醉汉，比作朽木，议论分裂、议论争先，这类情况没有不愤怒的，我说这有什么值得愤怒的呢？勤奋攻击我们缺点的，是诸葛亮所寻求的；讳疾忌医导致丧命的，是周子所痛心的。古人说士人有诤友，现在虽说国家有诤邻，不也可以吗？
变法第七
变法，是朝廷的事情，为什么跟士人百姓谈论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法的变与不变，操持在国家的大权，而实际上成于士人百姓的心志议论。试看曾国藩任侍郎时，曾经上疏指出翰林院考小楷、诗赋的弊端［文集卷一］，等到他成功做宰相以后，如果极力坚持这个提议，应当可以成就近三十年馆阁的人才，然而没有听说，为什么呢？大乱已经平定，恐怕被当时的贤者所诟病。李鸿章曾经开设同文馆，刊印公法、格致各类书籍，依次推行，应当可以得到无数出使绝远国家的、识时务的人才，然而那些拘谨自好的人互相告诫不进入同文馆，不考总理衙门章京，京城官员讲习新学的寂然无声，为什么呢？被迂腐浅陋的儒生谬说所胁迫。凭着勋臣元老，名望道德权重，尚且不免被习非胜是的言论所干扰，而看不到成效，这也是可痛惜的。又如左宗棠在福建创设船政，在甘肃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葆桢完成船政，设立学堂，与北洋合议设立招商局，丁宝桢在山东、四川都设立制造洋枪枪弹局，这些都是当世所谓廉正守道的名臣，然而所经营的都是这类事情，那时都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的时候，可惜时论多加挑剔，继任者又无见识，有的废弃搁置，有的减削，没有能发扬光大的人，其效果于是不能广泛。不可改变的是伦理纲纪，不是法制；是圣人之道，不是器械；是心术，不是工艺。请从经书中征引，穷困就要变化，变化通达尽得利益，变化通达顺应时势，损益的道理与时偕行，这是《易经》的含义。器物不求旧只求新，这是《尚书》的含义。学问在四夷，这是《春秋》传的含义。五帝不沿袭音乐，三王不袭用礼仪，礼仪以时为大，这是《礼记》的含义。温习旧知识从而知道新事物，［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书说：“儒林之官应当都通晓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晓古今，具备温故知新的含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察前代的典章，参酌当时的得失。”这是汉、唐旧说都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个人中一定有我的老师，选择好的而跟随，这是《论语》的含义。适时措施适宜，这是《中庸》的含义。不耻于不如别人，哪里会有不如别人的人，这是《孟子》的含义。请从史书中征引，封建制变为郡县制，辟举制变为科举制，府兵制变为召募制，
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译车战变为步兵骑兵，租庸调变为两税法，归余法变为活闰法，篆书籀文变为隶书楷书，竹简帛书变为雕版印刷，笾豆变为陶器，粟米布匹变为银钱，哪一样是夏商周三代的旧制呢？历代变法最著名的有四件事：赵武灵王变法练习骑射，赵国边境因此安宁；北魏孝文帝变法崇尚文明，魏国因此治理得好。这是变法而取得成功的。［如果赵武灵王因宠幸奸佞而不能善终，魏国因子孙不肖而不能长久，这与变法本身无关］商鞅变法，废除孝悌仁义，秦国先强大后迅速灭亡；王安石变法，专门致力于剥削百姓，宋朝因此导致动乱。这是变法而失败的。商鞅、王安石的失败在于残酷剥削百姓，并不是不可以变法，而是所变的法不对。［西方之法以减轻刑罚、养育百姓两件事为首要任务］请从本朝来征引：关外使用骑射，讨伐三藩使用南怀仁的大炮，乾隆中期科举考试的表判改为五策，岁贡之外增加优贡、拔贡，嘉庆以后在绿营之外创设招募勇丁，咸丰军兴以后在关税之外抽取厘金，同治以后在长江设立水师，新疆、吉林改设郡县，变动的地方很多了。就像轮船、电线刚创设的时候，非议纷纷兴起，这时候如果想要废除它们，难道没有捋起袖子争辩的人吗？现在排斥变法的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拘泥古法的迂腐儒生，拘泥古法的弊端容易知道。一类是苟且安适的俗吏，因为变法必定要费心思，必定要筹集费用，必定要选拔人才，必定要承担事务，其余昏庸懒惰、偷安徇私、取巧的私心，都有不便，所以借书生拘泥古法的言论来掩饰他们狡猾官吏苟且安适的智谋，这是他们的隐情。至于问他们关于中国学术治理的情况，则都是废弛欺骗掩饰而毫无作为，所谓守旧，难道值得相信吗？又有一类是苛求的议论者，近年仿行西法而没有效果的确实也有，然而其原因有四点：一是人顾念私利，所以只为自身谋划而没有进步，制造各局、出洋各员就是这样。这是人的毛病，不是法的毛病。二是爱惜经费，所以捉襟见肘而不能精良，船政就是这样。这是当时的毛病，不是法的毛病。三是朝廷没有定论，所以刚做就停止而没有成效，学生出洋、京官游历就是这样。这是浮言的毛病，不是法的毛病。四是有器械没有人，没学工匠就购买机器，没学舰将就购买战舰，海军、各制造局就是这样。这是先后失序的毛病，不是法的毛病。于是局外游谈的人，不推究根源在于国策不定、用人不精、责任不专、经费不充、讲求不力，反而吹毛求疵要求见效，比起见到弹丸就要求烤鸮鸟、见到鸡蛋就要求报晓，大概更严重了。学堂刚建成就要求它出人才，矿山没开采就要求它获利，事情没有固定的标准，人没有坚定的志向，事情紧急则无事不举，事情缓和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挖，哪有成功呢？虽然如此，我曾以儒者的议论来折衷它了，吕伯恭说：“卤莽灭裂的学问或作或辍，不能改变不美的本质。”这是变法而没有诚意的药方。曾子固说：“孔、孟两位先生也将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所遭遇的变化而制定当世的法度，使不违背先王的意旨罢了，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可不统一。”这是变法而违背道的药方。按照吕伯恭的说法则变法而有功，按照曾子固的说法则变法而无弊。所谓道的根本是三纲四维，如果连这些也抛弃了，法还没实行大乱就发生了，如果守住这些不丢失，即使孔、孟再生，难道有议论变法不对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