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第四

译设立学校第三

今年特科考试的诏书下达，士人的志气蓬勃兴起，磨砺振奋，然而六科科目中能当之无愧、上副圣心的人却很少见到。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时间不长，经费未集，兴办者不多。学堂尚未设立，平日没有培养，而在仓促之间求取人才，就像不种树木却指望得到大梁，不挖池塘却指望得到大鱼一样。游学外洋之举费用巨大，则人数不能很多，而且必须是有初步基础、道理已明、见识已定的人，才派遣出洋，这样见效快而没有弊端。因此，天下广泛设立学堂是不可不行的，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都应当有学校，京师、省会设立大学堂，道、府设立中学堂，州、县设立小学堂，中小学作为升入大学堂的预备。府、县中人文兴盛、物力充裕的，府能设立大学，县能设立中学，那就更好了。小学堂学习四书，通晓中国地理、中国历史的大略，以及算术、绘图、格致之粗浅内容。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并增加学习五经、《通鉴》、政治之学、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广博。有人说，天下的学堂以万计，国家哪里有那么多的财力来供给？回答说：先以书院改为学堂，学堂所习，都在诏书科目之内，这样书院就是学堂，哪里需要另设枝节呢？有人说，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其简陋，甚至没有，哪里足以供养师生、购买书籍仪器？回答说：一县可以将善堂的地、赛会演戏的款项改为学堂之用，一族可以将祠堂的费用改为学堂之用。然而数量也有限，怎么办？回答说：可以将佛道寺观改为学堂，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一百多个区域，大县几十个，小县十几个，都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都具备，这也是权宜而简易的策略。方今西方宗教日益炽盛，佛道二教日益衰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处于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也有其鬼不神的忧虑，若得儒风振起，中华安定，那么佛道二教也蒙受其保护了。大抵每一县的寺观取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留十分之三供僧道居住，改为学堂的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算其田产的价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受奖的，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资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都曾废天下僧寺，但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是私心；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是公心。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是西政；算绘矿医、声光化电，是西艺。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此言确实啊。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脩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

译对于奖赏，几年之后人们认识到它的好处，就可以让他们缴纳费用来充实经费，那么学校就会更加广泛，人才就会更多了。第一点，老师不要苛求。在最初设立的年份，绝对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优秀老师。近年来，西方学术的各种书籍在上海出版很多，分门别类，政治、技艺的要领，大体上已经详尽，高明的人士研究三个月，就可以教小学堂了；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中优秀出众的人就可以教中学堂了。大学堂在最初设立的年份，所造就的人才也比较浅薄，每个省寻访几个人，也还能得到。三年之后，新书大量出版，师范生越来越多，大学堂难道还担心没有老师吗？如果书院突然不能大量设立，那么有志之士应当自己建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有的习俗，凡是科举应试、楷书书法、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子戏，动不动就有集会，为什么唯独对于关系到个人身世安危的学问却迟缓呢？古人牧猪、喂马，尚且可以听讲通晓经义，难道一定要千间宽敞的房屋，装满两车书籍然后才算是求学吗？开始是两三个人，逐渐达到十人、百人，精诚所至，一定会有千里之外的人响应。从前原伯鲁因为不喜欢学习而灭亡，越王勾践因为十年的教训而兴盛，国家的兴盛与灭亡，也就在于士人罢了。

译学制第四

外国各国的学校制度，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其精深微妙，阐发古人未曾阐发的道理，做到今人做不到的事情，穷尽一生也无法穷尽，子孙后代也无法完全探究，这是没有限制的；公共之学所读有固定的书籍，所习有固定的事务，所知有固定的定理，每日功课有固定的进度，学业完成有固定的期限，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达到标准不停止，懒惰者不能独自减少（学业）。既达到标准就停止，勤奋者不必增加（学业），资质聪敏的编在同一班，资质迟钝的编在同一班，有间断迟误的附在后面一班，学生有相同的功课，师长有相同的教学，这是有限制的。没有事情不画图，没有课堂不计算，老师没有不讲的书，学生没有不懂的道理，老师用已经学过的书来教导则老师不劳累，学生用能理解的事情来学习则学生不痛苦，问他在哪所学堂，就知道他学习哪一门；问他在学堂几年，就知道他达到什么程度。文官武将官吏，士农工商百业，他们的学习全都相同。小学堂的书籍较浅，事务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备大体而细节较少。中学堂书籍较深，事务较多，如小学堂的地图则极简略，仅具备疆域山水的大势，再进一步则有府县详细的山水，再进一步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其余书籍仿照此类。方言则兼学各国，算学则讲授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依次涉及，其余事务仿照此类。大学堂又有所增加。小学、中学、大学又各自分为两三个等级，期满以后，考核其等级，给予执照。国家想要任用人才，就从学堂中选取，查验其学堂的凭证，就知道他适合担任什么官职而授予他，因此官员没有不学习的事务，士人没有无用的学问。其学堂所读的书籍则由教师编纂，学部审定，颁布于全国，数年之后如果应当增减订正，就随时修改。其学堂的费用都出自地方绅士富人的捐资筹集，而国家略微发放官款以补助，入学堂者只求成才，不求资助，每人每月须缴纳若干金钱，作为饮食和学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的费用，专门用于建堂聘请教师，购书制造器具之用，不用于学生的资助奖励。［也有义学，用来教育极贫困的子弟，学生出资很少，然而义学很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然已经出资，就必定想要有所收获然后回去，学成之后，做官、经商、做工各有生计，自然没有冻饿。这是以教育为养育的方法。因此一国之内常有小学数万所，中学数千所，大学百余所，因为费用不依赖官府，也不完全依赖绅士的缘故。其好处有三，出资来学就不懒惰，志向不在利益就没有争夺，官府不多费钱则学校广泛。苏东坡反对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定要耗费民力来建造宫室，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士。”像西方方法所做，就可以没有多费钱的担忧了。王安石后悔新法学校的错误曰：“本想改变学究为秀才，没想到改变秀才为学究。”像西方方法所做，就可以没有变为学究的祸患了。凡是东西洋各国设立学校的方法，任用人才的方法，小异而大同，我将把它作为学习的法式。

广译第五

十年来，各省学堂曾经聘请西人做教习，然而有两个弊端。师生言语不通，依赖翻译作为枢纽，译者学问大多浅陋，或者仅学习其语言而不能通晓其学问，传达失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其不懂的就凭意思删减修改，这是第一个弊端。即使译者好了，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个小时，所教不过一两件事，西人积习，往往故意迟缓，不尽其技艺，以延长其期限，所以有一加减法教一年的。即使老师不怕劳累，而一个西人的学问能有多少，一个西师的费用已经是巨款。因此学堂虽然建立，终究少有成才，朱熹所说的没有心得而所知有限，这是第二个弊端。前一个弊端学问不能精深，后一个弊端学问不能广博，至于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做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两个翻译者，其弊端也相同。曾经考察三代就讲究翻译之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记录别国方言，朱酺翻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如邵阳魏源于道光末年翻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的开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末年任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翻译西书数十种，这是中国了解西方学问的开始。追溯其先机远略，确实都是所谓的豪杰之士。如果能够精通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的，师生对语，不仅没有错误，而且容易启发。没有洋教习的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且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不动就被欺骗，贻害无底。我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因此虽然面谈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