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第五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
译宗经第五
周朝衰微的末期，大道分裂，诸子百家如蜂群般兴起，分为九流十家。因为他们意在偏颇取胜，所以分析事理尤其精微，抒发情感尤其显豁。其中关于事理的言论，往往足以补充经义的不足，应对世事的变迁，然而他们都有沽名钓誉、侥幸获利的心思，所以诡辩偏僻、放纵恣意，不合乎大道的也很多。就像皇子崇尚中道，田子崇尚平均，墨子崇尚兼爱，料子崇尚区别，王廖崇尚先发制人，兒良崇尚后发制人，这不过像扁鹊到了周地就给老人治病，到了秦地就给小孩治病，姑且迎合时势来推销自己罢了，难道是他们真正的本意吗？自从汉武帝开始排斥百家，一律以六艺的科目作为标准，现在如果想要通晓学术的流派，增加才智，纠正那些像聋哑瘸腿一样愚陋的儒生，未尝不可以兼读诸子，但应当以经义作为权衡来节制选取。刘向评论《晏子春秋》说：“文章值得观赏，义理值得效法，符合六经的宗旨。”这可以作为阅读诸子的标准。圣人的大道，宏大而广博，根据人才和时势，言论不是单一的，但总要归于中正。所以九流的精华，都是圣学所包容的；九流的弊病，都是圣学所排斥的。
诸子的驳杂，本来不用多说，这里列举那些对政治、事务危害最大，如果施行于今日必然造成实际祸患的。比如《老子》崇尚无为，就把礼制看作动乱的根源；主张守柔，就把刚强看作死亡的徒众；放任自然，就把有忠臣看作祸乱国家。《庄子》将尧和桀等同，贬低聪明智慧，认为凡人的灭亡不足以称为灭亡，楚国的存在不足以称为存在。《列子·扬朱》篇，只放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说施恩惠的人是百姓的仇敌，法律是百姓的父母，这本书混杂伪托最多，所以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的学说。《墨子》除了“兼爱”已经被孟子斥责外，其“非儒”“公孟”两篇最为狂妄强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是名家的清谈，虽然略有算学、力学、光学的道理，残缺得无法阅读，对实际应用没有帮助。《荀子》虽然名义上是儒家，但非议十二子，倡导性恶论，效法后王，删减《诗》《书》，一经传授，就成为世道、经籍的祸害。申不害专用权术，言论卑劣，行为鄙陋，教导君主不诚实。韩非使用申不害的权术，兼用商鞅的法律，残酷刻薄不讲道理，教导君主不信任人，不致力于德行。商鞅暴虐横行，完全废除孝悌仁义，不值得讨论。此外像《吕览》多保存古代事迹，大致接近儒家。《晏子》兼通儒墨，优缺点并存。《战国策》考察世变，形势上不能废弃。孙武、吴起、尉缭，是兵家的专门著作，尚不违背大道。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取之处不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子阴险狠毒可鄙，都不值得一看。又如《关尹子》多抄袭佛书，并有后世道书的语句；《文子》全袭《淮南子》，都是伪造之作。西汉儒家诸子，如贾谊、董仲舒、刘向，都是儒家的巨擘，《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经多有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只是董仲舒治《公羊传》，多墨守后师之说，几乎陷入大愚的指责，应当分别看待。《法言》只是文藻而已，《孔丛子》《家语》有很多精妙的言论，兼存孔门行事，虽然有附益，但都有根据，近人一概斥为王肃等人伪作，未免太苛刻。道家如《淮南子》，可资考古，偶尔有精妙的道理。大体上诸家的错误容易看见，学者或者喜爱其文采，或者截取其一义，如果不是天资乖张阴险，很少有事事效仿、实际施行的；唯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广，而开启后世君臣苟且偷安误国的风气，导致陋儒空疏废学的弊端，启发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的习气，其危害也最为巨大。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的中华的，是老氏的学问。所以学老子的人病痿痹，学其他诸子的人病发狂。董仲舒说：“校正早晚看北极星，校正嫌疑看圣人。”如果不折衷于圣经，就是早晚不分，而盲目行走不停，坠入泥潭，也必死无疑，不只是诸子如此。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深奥旨意和异说，有的因为篇简磨灭，有的出于后师误解。汉朝兴起之初，曲学阿世，以冀望设立学官，哀帝、平帝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
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译奸邪之徒，于是离奇古怪的言论越来越多。像文王受命、孔子称王这类说法，并非七十子门徒的观点，而是秦、汉时期经学家的说法，其中解说《公羊春秋》的人尤其严重。［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时期的儒者嗜好古奥、喜欢标新立异，极力阐发宣扬，这种风气日益放肆，其流波余韵，实在有不适合当今世道的地方，就像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代儒者关于《公羊》的说法成立，那就是孔子作《春秋》反而让乱臣贼子高兴了。我私下认为，各经中的义理如果有迂回曲折难以通达、分歧众多无法确定的，应当用《论语》、《孟子》来作为裁决的标准，《论》、《孟》文字简约而意义显明，又是群经的权衡标准。［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者喜欢用纬书、佛书来讲解经学，光绪以来，学者尤其喜欢研究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怕不是好学君子所能预料到的，所以发表这些议论来规劝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