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波别志卷一

译宰相和执政大臣离开朝廷，凡是他们所推荐任用的人才，全部随之被罢免。如今在用人、弃用、提拔、降黜方面，完全依据是非公道的原则，为后世留下长远的谋划，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奸邪的党羽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除，又哪里会妨害我们的治理呢？

译建隆初年开创基业时，全国养兵仅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各道十万余。让京师的兵力足以控制各道，就没有外患；让各道的兵力足以抵御京师，就没有内变。内外相互制约，没有轻重失衡的祸患，所以能够削平僭越伪政权，逐渐达到太平盛世。后世养兵日益增多，耗费日益扩大，耗尽民力，想要不困顿难吗？不仅战功业绩，都远远不及前代。从前没有宦官担任承受，庆历五年下诏任命入内供奉官康得用为河东经略司走马承受公事，是听从判并州夏竦的请求。熙宁年间下诏铸造各路走马承受朱记发给他们，收回原来发给奉使的印信。旧例，走马承受书写的官衔是“某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后来担任此职的人厌恶有所牵制，暗中在官衔内去掉了“都总管司”四字。崇宁初年也下诏各路走马承受只允许奏报公事，不得侵扰干预边防军政，违者以违制论处。追至政和宣和年间，一时权贵宠臣都由此进身，气焰嚣张，都总管反而趋奉承接都来不及。童贯担任承受，致使当三路兵钤向他行庭参之礼。

政和三年，南京鸿庆宫道士孟若虚上言，本宫每逢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斋设醮，请求设立节名。下诏以“开基”为名。此前也曾下诏说艺祖开启国运创业，顺应天意人心，即位之初，实为陈桥。那地方现在是传舍，不足以彰显显赫祖烈之意。应当在那地方建造道观，赐名“显烈”。听从京畿转运判官曾谠的请求，仍下诏李邴撰写记文。当时是大观元年。事情密切相关，议论者惋惜孟若虚不知道援引此事作为进言。

黎州，是汉代的沉黎郡。三面接壤边境，距离大河三百里。大河之外，邛部川蛮、青羌部落，都是唐代八诏的族帐。涉水不用船只，只捆扎蒲苇来渡河。梳着椎髻，冬夏披着毡子来遮体。既然开通与中原互市，其凶悍粗野实在难以羁縻。大河下游旧时按照雅州透入嘉陵江，石佛下后天产山险峻隔绝，于是不能通往汉地。《西南备边录》记载：艺祖平定蜀地后，议论者想凭借兵威收复越巂。皇上命取地图观看，亲自用玉斧划过大渡河说：“从此以外，朕不取。”就是现在的疆界。河畔旧有划玉亭，现在还在。绍熙辛亥年，毗陵人张谓守郡，谢到任表中有：“念玉斧所划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险。”说的就是这个。

八诏，是隋代永昌、姚州，听说有蒙舍诏、蒙巂诏、越折诏、浪穹诏、施浪诏、邆赕诏，又有傍矣川、罗识二族，通称八诏。后来二族被阁罗凤所灭，只剩下六诏。南方的夷人，只有南诏最大。夷语称王为诏，有人说当六诏都在岁时，有事于天子，各赐一诏，所以叫八诏。东南士大夫崇尚川墨，蒲大、韶恭州乐温人，女婿文子安，梁果渠州人，都是世代从事此业。这梁胶法精而价高，蒲粗而损。梁有大半出自蜀地，贪图其便宜，携带而来的都是蒲墨。虽然都叫川墨，但工艺不同。此外有幸垕，又居于蒲之下。家中无人煇，恶札初无所择，或得数片，只知道光亮黑色为贵，不能辨别精粗，被人取去，缺乏时又向人索取。不是干磨墨，墨磨人，何必储蓄这么多？士人有此癖好者，爱护防备甚至，梅雨月份，垂于腋下，行走时像环佩声。虽然说是贵重，陈久放置不用，终究成为弃物。今天试用梁墨，因此写下所闻。

巴蜀风物之盛，有人说夸大其词。东南士大夫从那里回来，都有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的说法。近来有询问蜀事于张子公、文定公者，也以此回答。然而海棠富饶，江浙没有。成都燕王宫、碧鸡坊尤其名声奇特。客人说：碧鸡王氏亭馆，先中间种植一株，接着增加到四隅。年久繁盛，蔓延如两三间屋，下瞰覆盖锦绣，为一城春游之冠。石湖范至能词：“碧鸡坊里花如屋，只为海棠也。”合来西蜀谓是也。煇早有剑南之兴，至今迟暮，岂容远行？只诵读诸公诗，恍若神游，浣花不知身犹远千万里也。天圣七年，虞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落职为司封员外郎、同判兴州，因为赋山水石诗独鄙恶的缘故。大概先诏中书评定其优劣，于是罢免他。当国家太平全盛之际，留意篇章，唐代也崇尚骚雅，如“春城飞花”“春日得衣”等句，都被褒奖。语不工者，只有“恶诗何用进之”的讥讽，未听说显置黜典如此。尔后学士大夫多以诗鸣，格律日益新奇，遂有激厉之效。乾道间，工部侍郎胡铨说：“隆兴之初，仰承圣训，令臣搜访诗人。臣已物色得数人，上曰：‘可具姓名来。’后竟未知所具姓名为谁。”寿皇圣帝大概也知道诗人对于雅颂，荐郊庙歌勋业，可补治世风化，所以下诏从臣罗致，想要其效焉。景祐间，贬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知饶州，敕榜朝堂，继贬馆阁校勘尹洙为崇信军节度掌书

译尹洙被贬为监郢州酒税。在此之前，尹洙曾上奏说：“朝廷的敕令榜文中提到范仲淹私自结党营私，胡乱推荐引荐他人。我曾认为此人正直诚信、不偏不倚，道义上兼具师友之情。自从他获罪后，朝中许多人都被罢免，我也应当连坐受罚。虽然皇恩浩荡宽恕，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内心自省，感到无颜面对。况且余靖向来与范仲淹情义疏远，尚且因为朋党之罪受罚，我不能苟且求免，请求降职贬黜以彰显法度。”因此有了这道贬谪的命令。后来，欧阳修又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如今士大夫们因为推荐人才而被贬黜，就喋喋不休地辩解说，自己的进用是皇帝亲自提拔的，凡是能够推脱开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谁肯像尹洙那样自我检举呢？仁宗一朝，人才之兴盛，像文正公（范仲淹）、文忠公（欧阳修）、师鲁（尹洙）都是第一流的。流人的名字载入史册，在国家史书中如日月星辰般光辉灿烂，起初并不借助于他人的称颂赞美。

译元符初年，后苑修造所奏称，宫内殿宇修缮使用金箔十六万余片。宋徽宗说：“用金箔来装饰土木，耗费毁坏后无法再取回，非常没有意义。”对于支取金箔的请求，宦官命令内侍省进行查办。又有一天，徽宗与辅臣谈及放生时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后苑旧例有钓鱼荷包，徽宗下令禁止，并且说：“我平生不曾食用蛤蜊、螃蟹之类。”并且因此书写了印刷版的放生文。近来士大夫逐渐知道以杀生为戒。在徽宗刚即位之初，崇尚节俭、爱惜生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就是这样。后来有人用“丰亨豫大”的说法蛊惑动摇皇帝的意志，以及任命五个大宦官分地扩建整治宫禁，土木工程奢华奢侈，浪费金银财宝，哪里能计算得尽。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何止是金箔所能比拟的。徽宗天资聪颖擅长游艺，向来精通天文测算，常把《乙巳占》放在身边，每天观测天象来自我警戒。晚年对亲近的侍从说：“我的运气极差，每天目睹时事的变故，终究没能自我反省，奸臣蒙蔽我的罪过，哪里能尽数惩罚！”

敷文阁待制陈公辅，在靖康、建炎年间两度担任谏官，曾经记载高防的话说：“我曾在蔡京手下做事，靖康年间任浙东总管副职，有一天他来拜见，讲述童贯的事情非常详细。起初，童贯想谋取燕山，估量大臣中没有可以商议的人，只有蔡京对朝廷事务不问可否，毅然敢做。当时蔡京正闲居在钱塘，太上皇对童贯没有安置之处感到愤怒，派遣郑久中出使大辽，童贯作为副使，于是奏称辽国人知道臣出入宫禁，亲近天子，必定会索取珍奇异物，太上皇在宫中亲自挑选几件给他，童贯献给辽主，辽主果然大喜，于是设酒席在密室，单独召童贯与两位夫人同席饮酒，童贯因此记下当时的言语，撰写《密室录》回来上奏，其中详细记载辽主极力称道蔡京的德行声望，说南朝不用蔡京，不能达到太平。太上皇看了沉默不语，第二天郑久中应对问话时说：‘您知道《密室录》吗？’郑久中上奏：‘臣没有参加宴会，实在不知道。’太上皇说：‘辽主称赞蔡京不绝于口。’郑久中只是应声而已。没过几天，下诏让蔡京再次拜相，蔡京上任后，童贯把所谋划的事情告诉蔡京，蔡京见天下已经空乏，边境没有防备，不敢答应。在此之前，童贯在辽中约定赵良嗣回国，把副使印信作为凭证，命令边境官员不得阻拦，赵良嗣到达后，童贯引荐他担任清闲职务，听从他的谋划，一方面派遣使者约见大金，等到金国使者到来，下诏让童贯延请使者以及赵良嗣到蔡京私宅，全部退下左右随从，只让陈公辅守门。只远远听到金国使者说：‘杖鼓须是两头打。’不久使者到来，蔡京犹豫不决，童贯恨蔡京在皇帝面前诋毁自己，蔡京惶恐派陈公辅去见童贯说：‘太师与相公相知至深，最近听说司空在皇帝面前不为主张，凡事如果有不合意的，请当面告知，不必产生猜疑。’童贯起身对陈公辅说：‘童贯是小内臣，蒙太师提携，如今官职至此，岂敢相忘，烦请转告太师不可轻信人言，于是造成嫌隙隔阂。’陈公辅退出，童贯叫他回来：‘再烦您问，太师在杭州静坐，今日到此，是谁的力量？’童贯所以报答太师的话也尽说了。陈公辅回来详细转述童贯的话，蔡京虽然知道童贯已经发怒，然而这件事实在不敢听从，只是忧虑恐惧而已。有一天两府官员都上朝，蔡京不进去，太上皇忽然说：‘有一件事想商量，北方究竟如何？’郑居中回答时机尚不可为，又看向我深深回答：‘臣与蔡京所见相同，也曾上奏知晓，恐怕这件事不可轻举妄动。’于是问白时中，他徘徊未答，而王黼却抢先上奏说：‘中国故地，长久陷于戎虏，今日上天辅佐陛下，成就此大功。如果不趁此时机，恐怕有后悔。’于是陈述数十言，历历可听。太上皇笑着说：‘众人都说不可，唯独你说可以，难以施行，暂且等到日后。’然而心意已经偏向王黼了。又过了几天，宫中设宴款待宰执，酒酣时有令泛舟。太上皇急忙用一张纸派童贯告知蔡京等人商议此事，如果可行就署名。蔡京等都错愕，让童贯详细上奏，容许仔细当面陈述难以署名。王安中说：‘我生长在北方，听说燕人思归之情迫切。现在如果举事，指挥可定，我也署名。’其余人都沉默。王黼拜相，仍赐玉带。于是罢免群臣，只与童贯、王黼、王安中等商议决定实行。况且当日之事，童贯实为造谋，然而没有王黼与王安中也没有缘由轻易做成。大概是童贯倡导，王黼促成，王安中赞助，这就是导致中国祸患的原因。天报非常明显，所以童贯、王黼首先被诛杀，然而王安中还保全了性命。议论的人感到奇怪。我看王安中在燕山一年多，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郭药师，脱身得以归来，完全知道反叛的迹象已经形成，却没有一句话，还推誉药师的功劳。燕民安靖，欺骗太上皇，希求再次被任用，罪恶之大，无与伦比。他没有被诛杀，大概也是有待于时机罢了。唉，蔡京、郑居中等六七位大臣，都深知不可为，如果能够合力死争，事情还尚可挽救。他们只是固守爱惜荣宠，坐视成败，难道不是真的祸害国家吗？以上都是陈公辅的话，我家所得《靖康建炎纪事》一书较多，唯独没有得到这个说法。一时传闻，难免怀疑不信。童贯、王黼、郑久中出使，私室特别礼遇，郑久中没有参与宴饮之际，童贯没有理由把机密之事告诉他。虽然童贯向来蓄意……”

译如果怀有异心且毫无顾忌，难道会有公然上奏朝廷，朝廷却不怀疑，并且采纳其言论的情况吗？《陈书》末尾说：“拣的话自称不虚假，我考察他的始末，大致似乎有些可信。”说拣持这种说法，意思似乎是在京城。然而在政和年间首先提出平定燕地的建议，招纳燕人李良嗣，李良嗣于是呈上《北庭录平燕书》，这又是谁主导的呢？蔡京晚年推行王黼的意图，结党营私，误国害民。当时有这样的谣谚：“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好世界。”由此可见人心所向。

译煇跟随友人〇庆长到都城，拜访画师叶徳明。叶徳明请求〇作诗，〇于是说起苏东坡曾经赠给传真妙善大师的诗，先说“平生惯冩龙鳯质”，接着有“尔来传写亦到我”的诗句。林子中见到这首诗，说这有失臣子的体统。有人说：“如果让李定、舒亶等人知道，恐怕又会掀起一桩新的公案。”然而林子中起草弹劾东坡的词章，诋毁他不遗余力，却唯独略去这件事，为什么呢？

燕山之役刚刚兴起，湖南提举常平柴钦言说：“燕山旧地，夺取它很容易，守住它却很难。臣钦想要任用旧将守卫我们的故疆，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展示威信。用轻装部队屯驻在新边境，那么边民就不敢窥伺。现在如果把金银财宝都放在那些空城中，万一祸起不测，陷入危地，北方的忧虑岂能说得尽！”皇上嘉奖他的说法，下诏任命他为计封员外郎。当时有个叫赵隆的人，是秦州人，屡次建立边功，被特别召到京城入宫应对。皇上慰劳他说：“铁山之战，是你的功劳。”童贯把燕云之事告诉他，赵隆极力诋毁说不可行。童贯说：“你如果领此任，应当会有不同。”赵隆拜谢回答说：“隆是武夫，怎敢贪图赏赐而败坏祖宗二百年的和好？将来如果祸端发生，即使万死也足以谢罪天下！”童贯知道不能强迫，于是作罢。不久，他们的话都应验了。谁说将帅〇贪功慕官爵，不顾安危，屈辱武威而引发疆场之祸呢？赵隆最终官至步军总管，死后，皇上命令近臣撰写神道碑，御笔题额曰“旌忠”。从柴钦言、赵隆二人所陈述的话来看，知道当时文武官员起初并不缺乏人才，虽然各自奖赏他们的忠诚，却置他们的言论于不顾，又有什么益处呢？起初，天下的职田没有月日的限制，赴任多以先后为争。水田限定在四月三十日，陆田限定在三月十日，因此制定为法令，这是听从翰林学士权开封府胥偃的请求。后来改为以月计算圭田来供养防务。凡是在职的人都应当以供养防务来责成，然而有供养的，没有供养的，所到的地方有无厚薄不同。不如通一路一州聚集起来平均供给。曾经有人讥讽建议者，皱着眉头担忧水旱，一心只在职田中，难道也是因为不均的缘故，在篇章中寄托讥诮吗？

《世説》记载：“州郡交接符节，宴集时，伶官到来，口号中有‘灾星去后，福星来’的诗句。”新政喜欢，问是谁作的，回答说：“是本州自来体例。”士大夫初任时，通亲旧书信，有‘积弊后，良费料理’的话，也成为定本。

致仕起复，免除追缴所得恩典，是韩公粹彦侍郎建议的。他是忠献次子仪公的弟弟。然而李唐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也是以尊重高蹈。选人致仕，请受通直郎，以荣耀其亲。元符年间，待制宝文阁乔执中建，明乔字希圣，高邮人。

皇祐年间，诏学士院，从今以后回答契丹的书信，仍旧称大宋、大契丹。起初，契丹贺乾元节的书信到来，去掉了国号，只称南朝、北朝。下两制、台諌议，认为自从讲和以来，国书有定式，不可轻易答应。其后书信到来，仍然称契丹如故。韩公综为馆伴契丹使，使者想要写信称北朝，而去掉契丹号。韩综讥讽说：“自古未有建国而无号。”他的议论于是堵塞。韩字师，文忠献公之子，曾经知制诰，说：“唐户部有符，开元四年，敕诸郡取紧厚纸，背皆书某州、某年及纸次第，长官管干同署印记，并送朝集使上户部。本部官掌纳，依次第用之，其贵重如此。”一云，在唐凡造此纸户，与免本身力役，故以蠲名。今出于永嘉，士大夫喜其有发越翰墨之功，争捐善价取之。一幅纸能为古今好尚，殆与澄心堂纸等。

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緍，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煇四十年前见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师实〇安济坊。坊元在众安桥，迁于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无提督，纵多生全，亦无以激劝。驻跸之地理宜优异，若举行旧制，推广仁政，以幸疾告之民，州县长吏其毋忽。

秦邸祀神之狱，世但知苏子美为杜祁公壻，欲并以倾之。时同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学士王洙以降，连坐逐去者凡十八人。众皆惜之。然其间有服惨未除，而与此妓乐防者，亦岂俱出于文致耶？

言事官旧有三杀之语，街里喝杀，朝里吓杀，家里饿杀。饿杀谓俸薄也。近又添二杀，论事不报闷杀，临了没结杀。

给事中冦瑊，临汝人。仕仁庙朝，少孤，鞠于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囘授，朝臣得囘封祖母，自瑊始。又着令：「不封赠父母，不许先封妻室。」立法防闲，至矣尽矣。爱人，爱及屋上乌；憎人，憎及

译储胥。扬雄《长杨赋》注：“用木桩和枪杆堆积起来作为储胥。”又说：“用木桩在外部围成栅栏，又用竹子作为外层的储胥。”又说：“储是积聚的意思，胥是须要的意思。”又说：“储胥，是藩篱的总称。”

译治病必定要询问药方，药贵在对症。我苦于下血之症十五年，大概是因为思虑过度损伤了心，饮酒过量，各种药都尝试过，有的暂时止血却又复发，有的多次服用也不见效。近来有人让我服用平胃散，说这方子是从绍兴的国医王继先那里得到的。方中主药厚朴有厚肠的作用，想用这浅近的方剂来治愈十五年的沉疴，固然可笑。然而每天喝一杯，确实没有反噬误事的危险，虽然不能保证断除病根，似乎也有近期的疗效。广泛寻求多方访求，白白耗费了先前的辛劳，道理就在近处却向远处寻求，说的就是这个吧？

旧制规定，臣下职事有小的遗漏缺失，只处以罚金，即使是大臣也不能免除。大家习以为常，听闻看见，都不以为耻。然而大臣不能受罚，受罚就不能留任。章惇因为不呈报蔡确母亲明氏的情况获罪，被宽恕后，章惇没有一句话，当天就登门谢罪，朝廷内外都嘲笑他。因为自古以来宰相不曾受过罚金之辱。崇宁初年，黄履任御史中丞，上奏疏说：“贾谊曾说，用礼遇对待他们，群臣自然欢喜；用廉耻约束他们，所以人们珍视节操品行。群臣尚且如此，何况大臣呢？所以罪过令人厌恶，罢黜他是可以的；可以宽恕，释放他是可以的。怎么能用罚金来羞辱他呢？”当时被认为是极正确的言论。近世如果经过勘验弹劾，备录案卷上报刑部，按照法律轻重处以罚金，这特别适用于小臣的常规制度。假如在熙宁初年，知谏院孙觉因为言事被贬降官职，坚决请求外放，并且有“去年有被罚金的御史，现在有被贬秩的谏官”的话。台谏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共同执政的大臣？怎么能遵循常规制度而听任赎罪呢？

许仲启既已为《别志》作序，并且说有所听闻的两件事，应该附在志中。郦道元《水经注》说：“钱塘湖本名明圣湖，自从南宋中兴，高宗在此巡狩，等到议定谥号，于是带上这两个字。”又绍兴府某宫旁边有上皇山，当初宣和年间内禅，称太上皇后，最终将弓剑藏在那里，几十年间连续三代倦于政事，传位给儿子，这难道都是先兆吗？又说埋藏某物的铭文说：“上皇山的樵夫，难道是这座稽山？还是名字偶然相同，而不是呢？”我也私下听说建炎年间皇帝巡幸到东南，御诗中有“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的句子，赐给守臣康允之。等到淳熙年间，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诗说：“向来怀夏禹，今祔越山青。”

五代刘岳的《书仪》用不宣不备来区分轻重，现在的书信尤其在此方面谨慎。《文选》杨修《答临淄王书》末尾说：“回复仓促，不能详尽完备。”这是将两者并提，大概是因为裁剪纸张不能周全细致，“意”字果然有轻重之分吗？三四十年前，占辞修敬以“顿首再拜”为重，现在如果不是上覆，就有“简慢”的嫌疑。要知道拜重于覆，又门状说：“谨只候。”“谨”就是“只”的意思，这都是当时所崇尚的，不容道理解释。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下属常常申报漏税，于是远方有人推荐士人，用包裹粮食放置货物，封盖伪造文书。我上奏杭州知府苏内翰，士人理屈词穷吐露实情，并且说：“现在天下重名，谁超过先生？沿途既然依赖，以免从此入京，意图通行无碍，没想到败露被捕。”东坡于是叫来笔吏让他更换封盖，用已衔至京师。竹干巷苏学士并且告诉他，于是舍弃弟子由。这真是无碍了，仍然资助他上路。士人喜出望外，倘若遇到俗吏苛刻，必定断治伪冒，没收他的货物，还有这种气度吗？

绍兴末年，我以前两府的身份帅于连寓。客甲以左奉议郎干官的身份，任期届满就任新职的途中，偶尔作哀扇工歌说：“某州竹扇名字显赫，织扇供官困于追捕。使君开府未满十旬，想要戴纶巾挥白羽。新模巧制旋转剪裁，百中无一符合程度。犀革雕刻柄出虫鱼，麝煤薰纸生烟雾。蕺山老姥羞于翰墨，汉宫佳人掩住纨素。衙内白取不知何名，帐下雄拿不知其数。供输不办鞭打频繁，一朝赴水将向谁诉。使君崇重全然不闻，呜呼何以安慰黎庶！”听说园家卖菜翁，又说江头打鱼户。号令急下必须无所，官不给钱限期紧迫，归来痛哭辞别妻儿。往昔投环挂在枯树，一双婉婉良家子。吏兵夺取名为顾，弟兄号叫邻里惊。两家吞声丧其妪，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群想号呼，杀人纵欲势位尊，贪残无道天所怒。某人蓄愤不敢言，君其拊马章台路。诗既出，当时正值更化，深惩告讦之弊。而且甲素来被我所知遇，一旦有暌兴讹致是，我固然没有用来发作。恰逢有诉甲前任贪墨事，于是设置监狱，狱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复而卒。议者谓此歌诗实用白氏《秦中吟》之体，工则工矣，恃才自贻废放于保身，何取焉。

我北征回程，在栾城道间，忽然传令前车稍作停留，于是群入道旁草舍，各吃豌豆大麦粥一杯，刚过午，行役疲乏，食之美大烹【往返只此一次，道间下车马】冯异以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为汉世祖母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此味，以饷客。绍圣初，苏文忠公自定武赴岭表，过汤阴市，亦得豌豆大麦粥。有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时珍，青斑照匕箸，脆响鸣

译牙龈。用美食款待旧日属吏，以风餐露宿伴随逐臣的诗句，大概也只是为了缓解一时的饥渴，所以在赋咏中特意加以夸饰。青斑脆响，才是真实的记录。

译米芾风度飘逸，自视如同晋宋时期的人物，然而行为不拘常法，因此得了“颠”的名声。他曾上书朝廷申诉，自称长期担任内外官职，受到大臣的知遇之恩，举荐他的人多达数百，都称赞他的吏治才能为首屈一指，却没有一个以“颠”来推荐他的。世人于是传开了《米老辩颠帖》。他又曾写信给西府蒋颖叔说：“米芾老了，请不必顾虑浮议，自我推荐说：襄阳米芾，才华介于苏轼、黄庭坚之间，自恃其才，不结党营私，如今老了，受困于资历限制，不幸一旦死去，就不能为皇帝的谋略增添光彩、为国家的法度增添文采。臣实在惋惜，希望英明的天子打破常规加以任用。”先生觉得如何？米芾惶恐。又传开了《米老自荐帖》。凭借这两篇帖子，我考察他这个人，“颠”的名声确实不是虚传。

政和年间，议论的人认为朝廷制定服饰章纹，是为了区分高低贵贱、辨别上下等级，那么服饰和章纹，其制度是相互依存的。如今监司、知州、通判都允许借穿官服，却不允许佩戴鱼袋，这是有服饰而无章纹，几乎与吏员没有区别。请求从今以后，借穿官服的臣僚都随服饰颜色佩戴鱼袋，并允许在官衔中注明。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工部尚书王诏。现在借穿官服的人都允许佩戴鱼袋，但只在官衔中注明借紫、借绯，这应当是沿袭了以前不允许佩戴鱼袋的制度。我周煇从前在番江，因为得到架阁库的旧纸，看见有在官衔中注明借绯鱼袋的，那是政和年间的档案。

西汉《地理志》记载古雍州地出产美玉，即《春秋左氏传》中允姓之戎居住在雍州，那里出产大玉，长的像狐狸，进入玉中首尾不见。数年前，我的族人从海外回来，说吉阳也出产甘瓜，像斗瓶那么大，十月才成熟，北方客人终究因为不是当季的东西不敢品尝。广南有七十二子，都是果实。用醋渍存以便远行，人多不认识。曾有《七十二子谱》流传于世，然而其中有的蕴藏蛇虺之毒不可食用，得到它难道可以不审慎吗？熙宁年间御史张商英说，近日掌管诰命的人多不得其人，如陈某、王某、许某，都是现在所谓的辞臣。然而某人的文章像款段马，虽然筋力劳累却不成步骤；某人的文章像村妇织布，虽然能成幅却终究不是锦绣；某人的文章像小孩吹埙，终日声音嘶哑却不合律吕。这三个人恐怕不足以发挥皇帝的谋略、号令四海，请求精心选择名臣，让他们掌管诏命。我曾听前辈说，辞臣代王发言，以得体简要为先，以便向天下播告，为国家增添光华。如果措辞荒疏拙劣，只应当以不称职的罪名治罪，不可以明确写出荒疏拙劣的话。况且外制官是经过考试后任用的，文章之外不取其他才能，如果起初选拔不精，那么诏令发出，也就难怪被时人诋毁讥讽了。

洪忠宣公洪皓北归，死在途中，灵柩运过岭，到达南安。张子韶张九成去致祭，当时还没听说秦桧丞相死了。祭文只说：“某年月日，具位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格式固然新奇，情感也悲伤凄怆。有人说张九成也曾起草辞章，凡是删改了几次，终究因为积威畏惧，也怕反而连累洪氏，而不敢发表。竟然送达空函，如果事先知道秦桧死了，难道能免其肆意言论极力诋毁吗？李观梦，荷州人，与兄长李觌早年都受到黄庭坚先生的赏识。曾做清江知县，当时欧阳修守母丧归来，太守请他作祭文说：“昔日孟子是亚圣，是母亲的教化。如今有像孟子一样的儿子，虽然死了有什么遗憾？尚飨。”太守以简略直率为惊讶，李观说：“不要深深惊讶。”不久欧阳修击节称赞他，于是极力延誉。张九成的文章，其体例难道不是这样吗？里巷间有迁居的人，邻里凑钱置办酒食去祝贺，名叫“暖屋”，这是古考室的意义。有人说“暖屋”是俗语。曾看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就知道“暖房”的话也有来历。

元稹有《行宫》一绝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洪迈说：语言少而意思足，有无穷之味。我周煇小时候也得到一首诗说：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数十重。天子不来僧又死，樵夫时倒一株松。这是张俞所作的，思致不减前作。

司马光在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知杭州，为转运使。江钧、张从华搜集罪状，降任虢州知州。属吏有盗窃官银器的，案件已定，为江钧掌管私事，拿出所费过半。又越州通判某人载私物犯税，是张从华的姻亲，各派人请求说：“希望怜悯赦免他们。”说司马光独自能忍，而最终不计较。难怪有儿子成为司马光啊。

我周煇在上饶，在乡士余公子的席上，因为论诗。余说：“近来有强彦文，格律很高，得唐人风制。”于是举他的《金陵道中》：“空有青山自龙虎，可能荒冢更衣冠。及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船中灯火，十年话；枕上江湖，万里心。客舍三杯酒，渔舟半夜灯。”等句，又举数联，现在不全部记得。强彦文曾做溧阳县丞，名字与乡曲都失传了。

仁宗朝，河阳县民张晋，一百五岁；定州新乐县民某则，一百三岁；棣州商河县民蒋宜，一百二岁；石州平夷县民高荣，一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