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波别志卷二

译这一年，密州诸城县百姓巨氏，一百零五岁；登州黄县百姓姜文贵，一百零一岁；润州金坛县百姓景皓，一百零二岁；台州黄岩县百姓叶成，一百零三岁；洪州南昌县百姓斐文，一百岁；宣州宁国县百姓洪嵩，一百零一岁；抚州临川县百姓何彧，一百零七岁；合州日照县百姓李知全，一百零二岁。各州长官分别将他们的名字上报朝廷，皇帝下诏任命他们全部担任本州的助教。在这个时候，必定没有虚报年龄、伪造户籍以侥幸获取恩宠荣耀的人。近年来屡次举行庆典，恩泽遍及全国，尤其重视高龄老人，观察风俗的纯朴美好，确实有很多长寿老人，不亚于庆历年间全盛时期。然而超过百岁的人也很少听说，难道是深山穷谷中隐居避世的老者、隐藏行迹而不能自行申报，并且担心官府文书往来审核查验，反而导致骚动，不如安静生活来得快乐。至于丝帛的赏赐，不知道要用去多少倍的财力？丝帛虽然得到了，却耗费实际财物，只换取虚名，也不是人情愿意做的。阻塞皇上的恩泽而不能传达，州县长官应当承担责任。

译大相国寺旧有六十余院，有的只有几间房屋，屋檐廊庑相连，各自设有厨房和防火设施。常担心发生火灾，于是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设两个禅院、两个律院。自从经历战乱覆灭后，不知现在还存在几座寺院。我出使边境时，往返经过寺门，远远望见佛塔高耸，有人指着说：“这是旧日的景德院。”我匆匆拉着缰绳，径直经过。所能看到的，只是房屋宏伟华丽罢了，实在没有空闲去指点询问具体处所。绍兴初年，老人们闲坐时，必定谈论京城的风物，并且喜欢唱曹元宠的词。什么时候能回到京城去？听那十首小词，感慨的人甚至流下眼泪。五六十年后，再没有人提起，大概是老辈人一天天去世，说起来令人不胜悲叹。

吕荥阳公吕原明曾著《岁时杂纪》，汴京从正月初一到除夕的节令、市场上售卖的物品、人家崇尚的事情，记载得毫无遗漏。后来又得到浚仪人孟元老的《梦华录》，其中叙述郊祀、朝会、上元节、教池等事最为详细，可以互相考证。虽然不够完备，但《梦华录》语言通俗，缺乏文采，不能生动地展现其事。观看这两本书，可以想象太平时期风俗的繁盛富庶。我小时候听人说京城人家日常供应的膳食，如果不了解下箸的滋味，不取自市场就不能满足。自从渡江以来，有时有人想念京城菜肴，命令模仿制作，终究不如人意。现在临安市场上售卖的节令物品，都沿用东都遗留的风俗名色，自从某时起一天天趋向苟且简略，是为了容易售卖的缘故。士大夫在马上披着凉衫，妇女走在大街上，用方形紫色罗帕遮蔽半身，俗称为“盖头”，大概是唐代帷帽的制度。笼饼、蒸饼之类，吃时必定剥去外皮，都是为北方风沙尘土而设。凡是贵人出行，一二十人拿着镀金水罐子在前开道，沿途洒水，都人称之为“水路”。江南街道都用砖砌成，起初没有尘土飞扬，与北方不同。

教池最初叫教池，因为泰陵（宋真宗）服药久未康复，俗语忌讳说病，于是改名为上池。每年元宵过后，京城人就开始准备上池游春的盛况，唯恐辜负春色。到了二月末，宜秋门下张贴黄榜说：“三月一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开放金明池，允许士人百姓游行。”御史台不得弹劾。等到南渡后，老辈人客居临安，泛舟西湖怀旧，都作诗说：“曾见宜秋辇路门，大书黄榜许游行。汉家宽大风流在，老去西湖乐太平。”我过去见人每每举出这首诗，因此记录在这里，以补充《梦华录》的遗漏。

韩信平定赵国后，高祖从成皋渡河，早晨自称汉使，直接进入韩信的军营，韩信还没起床，高祖就在他卧室夺走他的印符兵权，召集诸将更换部署。韩信起床后大为惊恐，私下认为大将军的辕门应该有很多兵卫，怎么能让使者直接进入卧室？左右前后没有一个士兵，谁也没有盘问，难道不担心匕首突然袭击吗？祸患产生于疏忽大意啊？周亚夫驻军细柳，文帝想慰劳军队，官吏士兵披甲持满弓，天子先驱到达，不能进入；皇上到达也不能进入，于是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难道可以侵犯吗？”称赞了很久。韩信、周亚夫都是汉朝名将。周亚夫中坚整肃从容，平时防御严肃，即使是天子到达，也执军礼相见；韩信与之相差甚远。

侍中、太子太师、退休的张耆，字元弼，开封人。十一岁时，在章圣（宋真宗）藩邸任职，福气和富贵具备，寿命也达到七十五岁。儿子二十四人，女儿三十一人。第八子张得一，任贝州知州，王则造反，不能死节，又为王则制定礼仪制度，被处死。他的父亲也因此郁郁而终。一个儿子不肖，就败坏了家声。生儿子，哪里用得着多呢？

寇准、丁谓在朝堂上的始末，世人有定论。起初，丁谓被逐出京师，人们说：“想要天下安宁，应当拔掉眼中钉；想要天下好，不如召回寇老。”等到丁谓被贬到荒远之地，天圣五年祭祀南郊，朝廷内外以为丁谓会复职。御史中丞陈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说：“扰乱常道肆意叛逆，将领必定被诛杀；邪道怀藏奸诈，杀了也不赦免。所以周朝朝廷的斧钺，不偏私管叔、蔡叔的兄弟；汉朝法网不纲纪，于是导致王莽、曹丕的篡夺。安危的忧虑，怎么可以忽视呢？”雷州司户参军丁谓，从前从书生考中科第，凭借险恶奸佞，窃据公卿高位，贿赂财物充满私室，威权请托盛行于朝堂。先帝升天，他首先承受顾命，圣君继承大统，何不竭尽公忠？却暗中蓄谋奸计，企图窥视神器，援引巫师的妖术，借厌魅之术迷惑宫闱，改变神寝的龙冈，希望消除王气。依靠祖宗垂佑，社稷降灵，凶邪迅速显露，典法已经申明。汉臣获罪，应当执行盘水之诛，侯君集被烹杀，哪里顾念凌烟阁的画像？国家最终宽宏大度，特别屈从深仁，只执行剥夺爵位的文书，才显示贬谪荒远的责罚。岁月不久，罪恶性更加明显，朝廷内外对此痛愤犹积。现在举行禋柴之礼，特别推行涣汗之恩，凡是得罪的人，都有洗刷瑕疵的希望。必定担心丁谓暗中输送珍宝财物，私下结交权要，还在荒远之地苟延残喘，希望量移善地。李德裕只因朋党不能生还，卢多逊曲意侍奉王藩，更没有牵复，恳请不再赦免。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陈琰从台察升任中书，当时抨击弹劾很多人，本传只完整记载这一章，历数其罪，毫不宽贷。霜凝白简，与唐代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疏无异。丁谓后来再贬朱崖海

译濵这个地方，旧时有一座相公亭，地名便因这座亭子而得名，商船每次停泊都在亭下。我的堂叔其乂担任郡守时，就在废弃的旧址上重新修建，于是恢复了旧日的景象，并且成为藩属国商人游览聚集的地方。

译元丰年间，皇帝下诏中书省说：“我赞赏周朝根据事务设立官职，根据爵位规定俸禄，无论大小详略，都有条理秩序。分派职事统领下属，因而万事治理有序。借鉴夏商两代，制度完备且隆重。到了末世，道德随时代下降，因袭变革混杂驳杂，没有什么可取法的。只有宇文氏建立周朝时，广泛咨询重臣，依据古制创立新法，其义理值得称道。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蒙恩德，难道我们的官政还愧对前代传闻吗？现在将推究根本，确立制作的源头。如果考察祖述、宪章的意义，斟酌损益，顺应时宜。使得台省寺监的官员，真正掌管职事，那些只领空名的人，全部罢免，改授阶官，并据此制定俸禄。凡是恩数待遇，都依照旧章。这样不仅朝廷可以循名责实、考正万事，而且让卿大夫临官任职，知道所承担的责任，而不失去宠禄的实质，难道不是好事吗？凡是应当执行的事项，中书省逐条具奏上报。”当时是元丰三年八月。此前也有人说：“国家承袭五代的弊端，官职失去其职责，所以官、职、差遣分为三类。现在的官职，用来确定俸禄收入，而不亲自处理职事。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都必须降下敕书允许他们赴院供职，才称为谏官。其他官职都是如此。”于是便改革了官制。

熙宁年间，广西经略司上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进贡银香狮子一只，马七匹，印信上刻着“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朝廷用文辞敕书答复他，除了赏赐外，又把南丹州刺史的印信赐给他，同时下诏销毁他原来的印信。

当初生养百姓，上天自有造化，百世的老师，确立做人的道理，有常理有伦理，垂范后世建立教化，于是集大成，千古遵循，于是严正这学问，于是新建这宫室。瞻仰那德行容貌，谁不尊崇？这是宣和年间皇帝御制的《文宣赞》。大概是因宰相王黼奏请而听从了他。绍兴年间皇帝幸临太学，也作赞说：“伟大啊文宣圣，斯文在此，帝王的楷模，古今的老师，志向在春秋，道义由忠恕，贤于尧舜，声誉如日月。”当时载雍，收敛这武功，肃穆昭示盛大的仪礼，海内于是尊崇。后来又亲自作七十二子赞，尊崇儒学提倡文治，神妙的藻辞高妙，遵循前代功业而彰显钦崇的实质。

崇宁年间，委派成都转运使何常制造戏龙罗二千匹，绣旗五百面。何常上疏说：“旗帜是军国的装饰，怎敢不奉诏？戏龙罗只有君主可以穿，不可以赏赐群臣。假使圣上每天穿一匹，一年不过三百六十匹，现在却制造二千匹，恐怕耗费工巧，请求减去四分之三。”皇帝下诏奖赏慰谕，因此被皇上所知。何常是京兆人，字子麟，官至显谟阁待制。

降太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张孚为雅州庐山县都监，是因为他用札子奏事获罪。旧例，在外只有前两府，在京只有两大省，才允许用札子奏事。其他官员都上表状。一个巡检使臣，敢用札子直达御前，本来就已经令人骇异。在当时，通进司又怎敢传奏？今昔法制宽严不同，这却是宝元、庆历年间的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简，字叔广，杭州临安人。性格温和平易，喜欢宾客，擅长导引服饵。年老后，脸色红润。晚年便在城北修建园庐，自号武林居士。资正殿学士孙沔任太守时，在他居住的坊巷榜书“德寿”，因此以此命名他所居的桥，现在俗称为侍郎桥的就是它。郎简的朋友郎晔，字晦之，也是杭州人。有人说杭州没有其他郎姓，应当与侍郎同属谱系。晦之说：“我家是平民，岂可妄自攀附华贵门第。”有见识的人赞许他。晦之曾注释三苏的文章及陆宣公的奏议，投进朝廷未得答复。他的用心也很勤勉了。因多次科举得官，未沾润一日俸禄，而去世实在可哀。晦之早年跟随张子韶无垢学习，事迹已记载在第七卷。

左谏议大夫安焘上呈诸司敕式。神宗告诉安焘说：“设在此而预先应对彼的到来，叫格；设在此而使效法，叫式。禁止未然之事叫令，治理已然之事叫敕。修书的人懂得这些，有典有则，留给子孙。现在的格式令敕，就是典刑。如果其书完备，政府总领，有关部门遵守，这就无事可忧了。”

国家上世陵寝都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也称柳林庄，尚有宗室居住在那里。

熙宁年间，洛州平恩县指使王奎请求解官持父丧，允许了，同时下诏兵部，从今以后有像王奎这样请求的，应当立即听许，这是深深嘉奖他。现在小使臣固然有允许持服的规定，然而往往贪恋俸禄不去，如果说因食贫而出不得已，但大使臣难道都富有吗？虽然平日谈论仁义，识礼法，高自标榜，以儒者自居，也不能稍异于流辈。有人说除去现任职军籍，应当从事金革之事，其余何不更制，使从风化之厚，这可以吗？古代只有六玺，到唐才开始名为宝，增加数量到八。本朝所用：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三曰天子之宝，四曰天子信宝，五曰天子行宝，六曰皇帝之宝，七曰皇帝信宝，八曰皇帝行宝。政和七年增加定命宝，以九宝为称，契合乾元用九之义，仍以定命宝为首。定命宝只用于封禅，皇帝之宝用于答复邻国书信，天子之宝用于答复外夷书信，天子行宝用于封册，天子信宝举大兵则用

译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国史中。接受定命宝时，诏书说：“在异域获得完整的玉材，在平民中得到精妙的工匠。”绍圣年间获得神宝，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周围四寸，上面盘绕着蛟龙，李斯用虫书和鱼书书写。〇也在朝臣中每人赐给一本。煇在上饶时，曾经在郑顾道侍郎家中见过它。曾祖担任侍讲时也参与了赐宝，但在战乱之后已经不存在了。

译归州西门的蜀江叱滩，俗称为人鲊瓮。四五块大石横截江道，夏秋季节行船多遭其害。如果等到水落时开凿滩石，或许能稍微避免翻船溺亡之祸。拆船湾的诗家曾以此作为对句。

崇宁年间，户部尚书虞策说：“中都的经费，每年六百万，与天下上供的数额相当。再用祖宗时的情况来考察，皇祐年间总收入三千九百万，而经费占三分之一；治平年间总收入四千四百余万，而经费占五分之一；熙宁年间总收入五千六百余万，而经费全部花光。如今各路一个月的需用，都急切地临时筹措。希望节省浮滥的费用，以宽裕用度。”等等。淳熙年间，也有人说：“户部经常的支出，一年所收入的，仅仅足够相当，没有多余。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及起解延误，不过是借南库的钱来应急罢了。”他的说法很详尽。崇宁年间的数额，我从实录中得到；淳熙年间的数额，有户部郎官杨颉当时的札子在。从崇宁到绍兴再到今天，掌管财政的人应当也能计算防备盈虚，却没有见到这样做。

庆历年间，右谏议大夫鱼周询任安陆知州，一天园夫看见大蛇垂在栏杆上，立即观看，原来是鱼周询假寐的样子。同时，博州军人赵宗，夜里睡觉时曾有龙从口鼻中出入，本路帅臣担心他迷惑众人，请求让他出家为僧，让他住在京师，不得出入，朝廷听从了。

米元章《画史》记载唐人帖用磓熟纸，并且引用韩退之用生纸录文为不敏。生纸应当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说，那是有丧服者所用的毛头纸，既然涉及不祥，怎么可以用来写录文书？又恐怕别有意义。

熙宁五年，诏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料七百缗，作为集会的费用。进士诸科旧按甲次高低，摊派钱款，贫穷的人有时向人借贷，造成浮滥的费用。至此开始赐予，遂成为惯例。现在又不足，以造小录为名，各有摊派。

层檀，是南海旁边的国家。国城距离海二千里，海道须趁顺风，一百六十天左右，昼夜航行，经过勿巡、古林、三佛齐国，才到达广州。国主名亚美罗亚眉兰，传国五百年，十世了。春秋温暖，贵人穿好越布头服。土产花锦、白叠布，不穿绫罗绢帛。出入乘坐象马，官员有月俸，其法律轻罪杖责，重者死刑。有稻、麦、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驼、马、鱼、犀、象、薰陆、沉水香、血竭、没药、蓬砂、阿魏、苏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枣、沙华三酒。交易用官铸钱，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加一分，禁止私铸。人的语音如大食国。本朝承平日，外国朝贡，每隔几年必有。史筞只记载某国贡方物而已，如封域、风俗都略去。特别在层檀所记载如此。

元丰年间，高丽国王以书信致亲王二府，诏令土物令受，而不答复，只以书信谢恩。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进呈，送御书院以精纸写付使人回。因其好文识礼仪，故朝廷赐予恩遇，悉在诸国之右。林代答诸书体式轻重，皆未之见，故家当有得之者。向见洪练塘言，只用宰执通亲王书启之式。

汉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间，八万九千六百卷。本朝庆历年间，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尔后于总目外，日益搜补校正，皆为善本。顾求书之诏屡下，天下所藏未能悉上册府。唐杜宝当贞观间，撰《大业杂记》，备着隋臣，凡上一帙，必加赏赉。秘书省增置百二十员，善书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历代为盛。然在当时已多散逸，况又阅数百载之后耶？

政和四年，诏置道阶，自六字先生至鉴仪，凡二十六等，崇奉道教，其权舆此欤？

容斋随笔记风俗偷薄，士大夫之儇浮者于尺牍间益出新奇。及云昔曾吉甫秘监与人书不作札子，且以字呼。一时馆职欲从笃厚以变旧习，竟落落难合。辉记用札子不呼字，矫伪成风，方得五十年。若官称僭冒，称谓庶官知州曰判府，知县曰判县。判府尚为极品，典藩设判县何说焉？倘以判为重，则知枢密院与同知枢密院改为判院、同判可乎？旧说有以简问疾云：“不知台额上尊疖子稍减尊痛否？”较今谄妄不诚之语，亦何以异？三馆可称学士，崇宁以前州县官无称学士者。渡江后苟有一官皆可称也。近世京朝官曰太中，选人曰中太，凡可献谄取媚，虽至极品亦不以为过，反以学士为轻而置之下。至县尉曰仙尉，盖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弃官去九江，传以为仙，夫岂仕宦美事？今之人顾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称县尉则慊然为慢我。皆习俗使然。〇陵稽古制作，诏

译设置礼制局，研讨古今制度的沿革，绘制图样呈报上来，以革除千古以来的陋习，确立一代的典章制度。于是搜集夏、商、周三代的鼎、簠、簋、盘、匜、爵、豆等器物，共五百多件，将其绘制成图。古代器物大多出土于坟墓之中，历经千百年，其形制也有渊源传承，后世怎能伪造？宣和、政和年间搜访极为详尽，中间经历靖康之乱，器物离散亡失，沦落在人间的又能有多少？煇曾经在毗陵翟忠惠家中见到一只鼎，主人指着说这是商周之物，对照《宣和博古图》的形制，并无差错。在座有位客人说：“如果这真是三代的盥洗器、匜、罍、鼎，确实应该珍藏保密。”即使是真正的礼制器物，在当今也不易得到。又有假冒礼制器物来炫耀迷惑喜好奇珍的人，十件中常有七八件是假的。大概不是认为这只鼎是真的，借此来讽刺罢了。

译安化郡王仲爰曾经收藏一只古铜盂，有人问他，王说：“这是汉代的盂。”有人说：“盂是近世才有的，古代不曾有。”王说：“淳于髠手持一只猪蹄、一盂酒，列御寇的书里有‘太阳刚出来时像盘盂’的说法，汉代的田蚡学习《盘盂》等书，东方朔射覆时将守宫放在盂下，您难道没有想过吗？”在座的人都赞叹佩服。太平时期，公族子弟读书大多以贤良著称，而且喜好古雅博学，就有像这样的人。

赵州的〇虀自古以来就很有名，〇以小为贵，味道甘甜且脆。汉朝使者到来时，用定盆盛放在各位门前，任人取食。煇北征时也得以品尝，还带回几枚回家。家仆李太，一向负责制作酱料，因此学到了渍〇的方法。北方客人赞赏其味道逼真，李太年老辞别后，靠此维持生计。绍兴辛巳年，皇帝驾临江上，途经无锡，小黄门进入市场，偶然买到〇虀进献御膳。后来多次宣索，也曾传唤李太到北内。御防主管派人询问他的籍贯，起初以为他是河北人，后来知道他不是河北人，于是厚加慰劳后遣送回去。不然的话，他难道会留下充当〇虀役吗？

绍兴年间，江东缺任漕运使，隶属并任命两名判官，官职相同，都有出身，都未曾到任所任职。公文往来先列官衔，长官有出身的人被质问，官吏惶恐不安。既然按照法令甲，随即进行改正。起初不知道文武官员不相统摄，而官职相同的，其排序按职；职相同的按服色；服色相同的按资历；资历相同的按改官；改官的按出身。

神宗以忠武军节度使颍王身份继承皇位，下诏将忠武军升为颖昌府。当时监许田镇税的吴处厚献颂，以记载此事。神宗褒奖嘉许，立即命令提拔任用。首台王禹玉认为应当进入馆阁，次相蔡持正阻止。又吴处厚素来与蔡持正交游，后来由王禹玉推荐担任神宗山陵司属官，得知通利军。通利军因北方使者经过，惯例借给紫色章服。不久改任汉阳，向蔡持正请求依旧借给紫色章服。蔡持正当面指责说：“您如果能做真正的刺史，何必借用呢？”这两件事叠加，吴处厚深深怨恨，于是酿成笺诗之祸。当时，各位公卿弹劾与营救的奏章纷纷上交，都记载在元祐实录中。蔡持正在五首诗中辩白，引用甑山公的事例尤其痛苦，最终未能免罪。议论者说如果吴处厚果然用前两件事报复私怨，则得罪天下，后世更加不可逃避【这两件事先人亲耳听白公芗邻所说】绍圣年间追贬吴处厚的诏书说：“敕朝请郎吴处厚，向来以不逞之心，怀苟得之计，排挤陷害劳苦旧臣，贬死于遥远边陲，败坏家族误导朝廷，凶恶极大，自身逃避显戮，死后仍有余辜。应当削去官资，改为散秩，以明确告讦的警戒，以显示刑宪的公平。可追贬为歙州别驾。”

王荆公为钱公辅的母亲夫人撰写墓志，钱公辅请求修改，荆公回信说家庙以现在标准衡量，恐怕您未能建立。获得甲科通判，通判的〇有池台竹林的美景，何足以作为太夫人的荣耀？这固然如此。至于说诸孙也不足以列入，哪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呢？”荆公的文章，确实自有意义，后学怎能窥测？然而荆公所撰写的墓志，列举其一于虞部郎中赠卫尉少卿李公济，却书写孙子二十一人，曾孙十五人。这难道都是从事文学有可称道者吗？大概荆公立言好已胜，或者被人驳斥，则坚持更加坚定。吕申公说：“介甫没有其他，只是执拗。”这话不仅为新法而设【临川荆公集志公辅母蒋夫人末尾说：“孙子七个都年幼。”难道是从其所请，或者后来增入吗？煇在故家得到汴都所刻荆公集，没有“七孙皆幼”四字，而且以宰室墓志列为一卷。现在临川本没有】

王荆公退居钟山，深切以吕吉甫为恨。吕吉甫除母丧时，荆公弟弟和甫执政，吕吉甫心里非常忌惮，于是经过金陵以启与荆公。和的启说：“合乃相从，岂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难以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〇卿者，叨〇一臂之援，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〇弯弓之泣，非踈辗足之辞，亦已而溢言皆达，茀气并生，既莫知其所终。前不虞于有敌，而门墙责善，虽移两解之书，殿陛对〇，亲奉再和之诏，固其愿也。方且图之，重罹苫块之忧，遂稽竿牍之献。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懽；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随教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过之嫌。仰揆髙明，夫何旧恶之念？恭惟观文特进相公，知徳之奥，达命之情，亲踈冥于所同，憎爱融于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慈，桑榆之〇，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俟惟命之从。”荆公巽言谢之。其书曰：“与公同心，以至异意，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预焉，则公何尤于我？趋时便事，吾不知其説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

译壮烈之士正进取，身处圣明之世，而安石我衰病微弱，将终老于山林。取舍道路不同，那么互相慰藉以湿，不如彼此相忘更为妥当。”召命可能在早晚之间，只希望按时好好吃饭，珍重自己。煇五十年前，在建康，荆公的门人吴长吉说：“先生得到这封信，反复翻阅，读到‘殿陛对〇，亲奉再和之诏’时，对客人说：‘他如果不提诏书防备，又从哪里再互通音信？不然，这也不必回复。’又说：‘终究是防备着写的文字，大概是不因为极厌恶而掩盖他的长处。’荆公的品德醇厚如此。”

译清波别志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清波别志卷三

宋 周煇 撰

神宗有一天对辅政大臣说：“梁从政从河州回来，说黄河水极其清澈，不能与中国（指中原地区）的黄河相比。以前书上所说的‘黄河水浅可以徒步渡过’，大概不是虚妄之词。然而黄河的源头并未见到其出处，《禹贡》只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直到龙门，并没有说疏导黄河是从积石山发源的，由此可知出自积石山的，只是黄河的下游罢了。”王安石等人说：“查考《西域传》，黄河有两个源头，汇合注入蒲昌海，那里的水停滞积聚，冬夏不增不减，人们都认为是潜行于地中，向南流出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陛下所考证的《禹贡》中‘导河’一词不说明其来源，这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达到的境界。”

国家的黄河堤防，没有一年不发生决口泛滥，皇上日夜忧虑，耗尽财力人力，随着溃口进行修补堵塞，仅仅求得一时的安宁。元丰年间，议论的人想要恢复大禹时代的旧河道。神宗说：“山陵与谷地相互变迁，即使是神禹再世，也不能拘泥于旧河道。因为水向下流，是它的本性。现在只是以州县为障碍，阻塞水势，导致水不能顺其本性，这是治水的事务，而不是治水的道理。如果用道理来看，水未曾成为祸患。而州县成为水的祸害，这话意义重大！也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班固的史书多用古字，因为西汉距离古代不远。东汉的史书则都不使用。颜师古注释班固的史书，遇到古字就注解说：“某读作某某，是古代的某字”，大概是担心学者们不了解。现在的读书人写一二十字的简帖，必定随时查阅原本模仿笔画，跟随俗体、追求简便，改变偏旁的，十个人中有七八个。既然不是平时习惯的，何必勉强？有人劝别人穿深衣，回答说：“我是现代人，只应该穿现代的衣服”，这是最正确的言论。

我小时候听老人说，京城街道宽阔，东西两边的人家有的到老也不互相往来。等到我出使边境，亲眼看见才相信。并且说每当皇帝出行，骑兵和战马拥塞驰道，京城百姓只能在御盖下望见一点身影。绍圣年间，赭袍在约栏之内，尤其更加严肃，几乎不允许士人百姓观看。只有每年暮春，皇上亲自骑马到池边，禁卫稍微放宽繁琐严密的规定，不像今天近距离瞻看法驾，距离不过咫尺。在此之前，宋庠曾经启奏说：“当日车驾出行，只有前面有驾头，后面有拥伞扇。侍从以及各衙门官员，下到仆役，都混杂在道路中间行走。步辇之后，只用亲事官一百多人拿着挝来殿后，称为禁卫。各班的精锐骑兵与皇帝的车驾相距较远，而士人百姓观看的人大多跟随扈从的人，在道路两旁奔跑，喧哗呼叫不被禁止。所经过的地方有酒肆市楼，都在外面遮蔽。士民凭借高处向下看，巡逻的官吏和街使曾经不呵斥制止，威令松弛废弃，习以为常。况且黄帝以神功威德，还假借师兵作为营卫，大概是为了防备细微之处、抵御变故。汉魏以来，有大驾、法驾、小驾的仪制。到了唐代，又分设殿中诸卫、黄麾等仪仗，名目次序各有安排。本朝继承五代荒残的弊端，事情从简略，每次皇帝出游，几乎如同藩镇，而完全去掉戈矛旗帜的制度，不是所说的旄头清道、后行谨慎的样子。希望专门委任博学之士，检寻前代仪注及卤簿令，在三驾诸仗内参定向来皇帝出入的名件，而严格设立仪卫的禁令。下达两制与太常礼院详细审定，而约略按照小驾的制度，增加清道马军旗旄等物，另外作为常行的禁卫等等。”当时虽然没有实行，这里谨慎地记载下来，以显示太平全盛之日皇帝出行仪物的盛况。

承平时期，每年运输江淮米粮到京城，才三百五十万斛。到了发运使李溥，才增加到六百万斛，于是确立为定额。李溥确实是才吏，然而两次因为贪污败坏官声，难道只是用他的才能，不再责备他的廉洁端正吗？

临安小民几十上百成群，最近因为去江口接江鱼，潮退看见一个异物立在波中，黑色有毛，有牙，有角，有鼻，有耳，骨头软似乎不能携带，大约重三四十斤，各自用所持的棍棒击打它，就死了，有人称为海狗，抬入城，到处展示。一个贵人听说后，询问其形状，说这是腽肭脐，急忙追回它，属于暑月不能留下，埋葬了。接着验证本草图经，形状与海狗完全不同，海是天地间巨大的物体，其中秘密怪异没有什么没有的，只是称为异兽就可以了。我以前在鄱阳湖得到一条鱼，也非常大，像鲤鱼但不是鲤鱼，鳞片的颜色也不同，船夫们烹煮食用，肉肋骨而腥，中间有人头发，食用的人都病了几天，终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宣和末年，太常博士李子奇奏道：“国家自从太祖受命，统一天下，定都于汴京。神宗稽古有作为，焕然一新。陛下继承先帝遗志，百美具备，京城的盛况，没有比得上今天的，理应记载在简册上。如所谓的《长安志》，编纂为一书，名为《汴都志》，以照耀万世。”大概是这样。于是诏令辅臣郑居中提领修纂，李子奇及秘书丞一錞为编修官。我家有宋次道的《长安志》，后来得到《东京记》，也是宋所著，记事止于皇祐二年。当时不应该没见到这本书，难道因为它的疏略，想要增修它？先父在淮东帅幕任职，与郑居中的侄子道卿为同僚，闲暇时谈及《汴都志》。道卿说：“先叔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