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续笔卷十

译深入钻研经史以扩充其本源，沉浸于汉魏文学以增厚其质地，涵泳于六朝唐宋诗文以丰润其华美。又说：“诗歌贵在确立格调而忌讳五种俗气，一是俗体，二是俗意，三是俗句，四是俗字，五是俗韵。”等等。声木谨按：茂才的论述非常卓越，可惜袁简斋明府没有看到这番议论。明府的诗作中，俗意和俗韵尤其多见，未能达到这种境界。

译方宗诚论《论语》

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诚《柏堂集外编》中有《复胡伯良书》，谈论作文的方法，非常简明，节录如下，文中说：“文章并非只有一个标准，大体上以有根本、有用处为贵，而其义理法度，则应在古代大家的文章中寻求。文辞应当质朴而不可粗俗，义理应当端正而不可迂腐，叙述事情应当详明而不可繁冗，记载事情应当简古而不可晦涩拙劣，这些都是应当留意的。”等等。又有回复某人的信说：“修饰言辞以确立诚信。君子对于他人，诋毁不可以，赞誉也不可以。在此确立一句话，千百世之后，都相信我的话不虚假，然后才是不朽之言。”等等。声木谨按：儒者立言，虽然不能达到如此境界，但存心不能不如此。孝子不欺骗他的亲人，何况是其他人呢！

撰述命名立异

词曲命名，有以新颖纤巧著称的，尚属常见之事，若是诗文集，则更加罕见。如唐代陆龟蒙命名其诗文集为《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南宋邓牧命名其诗文集为《伯牙琴》一卷、《附录》一卷，元代杨维祯命名其赋集为《丽则遗音》四卷，明代崔铣命名其诗文集为《洹词》十二卷，任环命名其诗文集为《山海漫谈》三卷、《附录》二卷，娄坚命名其文集为《学古绪言》二十五卷，本朝颜元命名其文集为《习斋记余》若干卷，徐倬《道贵堂类稿》中有名为《耄余残渖》的，上卷为诗，下卷为文，钱国珍命名其文集为《寄庐杂记》若干卷，李象鹍命名其文集、公牍等类为《棣怀堂随笔》若干卷，戴豪命名其诗文集为《赘言录》八卷、《附录》一卷，李士棻命名其诗集为《诗半》若干卷，自谓古代少现代多，所以命名为半。也有命名集子而实际上并非集子的，如宋代曾巩《隆平集》二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宋代陈埴《木钟集》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本朝陈瑚撰《顽潭诗话》二卷，许丙椿撰《斆园诗谈》八卷、《续编》二卷，实为诗集，却命名为《诗话》。吴文溥撰《南野堂笔记》十二卷，实为诗话，却命名为《笔记》。都属于有心标新立异，毫无意义，不值得效法。

雁来红种类

我们家乡秋天，只有雁来红一种，用来点缀秋光。据《习苦斋画絮》说，有雁来黄，是异种。近来听说有雁来绿的，颜色如翡翠，又胜过黄色。日后求得此种，应当补画之云云。以天下之大，奇花异草何止有限，并非《群芳谱》所能全部记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书灯

我从十一岁到二十八岁，在书房读晚书，每晚一盏青灯。先父文庄公严禁点蜡烛，并说从古至今，只有书灯而没有书烛，如果想要点蜡烛才念书，终身必定不能念出书来。这件事虽小，却极为关乎读书与不读书的关系。后来声木以先父文庄公的教诲，验证于他人，果然如此，才开始相信先父文庄公当日严禁是有原因的。

甲子各省教会势力

甲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基督教徒称之为耶稣圣诞日，上海各教会发出传单，其中说：“基督教自公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即南宋庆元四年，中国政府允许各国传教后，现在中国的天主教有主教五十人，神父及女教士一千三百人，基督教有教士一万八千人，受圣餐教徒三十五万人，受洗礼教徒七十万人，新旧大小教会八千八百八十六所，教会小学五千九百二十八所，教会小学生十六万零九百九十一人，教会中学九百六十二所，教会中学生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九人，教会高等以上学校三十八所，教会高等以上学生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人，教会医院三百二十六所，施医地点三百四十四所，教会看护学校一百零六所，看护学生一千三百八十人，青年会三十八所，会员五万八千八百十二人，学校青年会一百八十三所，会员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人，教会出版物甚多，但以《时兆月报》、《通问报》为最大。”等等。据教会自己所说，现在耶稣教会，在中国势力仍不小。

无名氏诗句

山东省城金波门，宋代曾南丰祠、张勤果公曜专祠，都在那里。有□□□□□□《济南纪事诗》中有云：“寿世文章胜功业，崇祠还欲傍南丰。”大足为文人吐气，意味颇耐人思索。

金农等字

钱塘金冬心□□农、泾县包慎伯明府世臣，字体皆太诡异，堕入恶道，虽各有所本，终非所宜。金习《谷郎》、《爨宝子》及《中岳庙》等碑，

译包世专习唐代武则天所书的《升仙太子碑》。他在《艺舟双楫》一书中，论及书法的言论颇为高妙，但他实际的书法水平却远不及他的理论，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无法用里程来衡量。他亲自书写、并监督他人刻成的《小倦游阁法帖》全石，虽然偶尔有损缺的字，但尚未残缺不全，目前存放在扬州江西富商萧怡丰家中，长久以来没有拓本流传。光绪某年，合肥蒯礼卿观察光典与萧怡丰家相识，曾借拓一百份，如今也不知流落到何处了。

译曾国藩论《论语》

曾文正公在《致吴南屏书》中曾说：“我曾说过，古文之道无所不可用，只是不适宜用来阐述道理罢了。”等等。吴挚甫京卿在《致马通伯学部书》中也说：“文章不适宜谈论道理，这是前代贤哲的精微言论，您最不相信这句话，但究其谈论道理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写得精巧。”等等。声木谨按：桐城派文家虽然喜欢谈论宋儒的学问，但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于义理，所以能够独立于千古。桐城派的各位前辈以文学传授弟子，几乎遍布天下，我另外撰写了《桐城文学渊源考》十三卷、《引用书目》一卷、《名氏目录》一卷、《撰述考》四卷详细论述，而传承他们义理的人却没有。道光、咸丰年间，方植之明经东树亲眼见到汉学流行，其声势非常炽盛，毅然想要复兴宋学，传授门徒，以此来与之抗衡，并撰写《汉学商兑》若干卷来攻击它。最终他的文章传下来成为戴存庄孝廉钧衡、方存之京卿宗诚，天下人还知道他们。他的理学传下来成为苏厚子征君惇元、文锺甫茂才汉光，乡间地方，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高下之分明显了。

陈夔龙诗句

贵阳陈小石制府夔龙《咏怀》诗中有说：“一琴一鹤是寻常事，清献当年徒有虚名。”等等。他生平非常以清廉自负，也被当时的人所称道，而诗中的语意，也有其本源。宋刘章说：“臣是书生，没有其他长处，只是节俭自持。晏婴一件狐皮裘，三十年不更换，人们认为难，臣认为易。”见于某处，所以以清廉自负的人，从宋代就已经这样了。

曾国藩论吴汝纶

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吴先生尺牍》中有说：“我在冀州任职时，有三起盗案，超过期限没有抓获，内心实在惭愧。前任冀州李鉴堂中丞秉衡善于捕盗。”等等。自己直言不讳，确实是别人难以做到的。我在济南谋生时，听到王古愚孝廉振垚说，曾听曾文正公当时评论幕府中的人才，提到京卿，有“只适宜读书作文，短于政事，才质不适宜做官”的话。了解人就是明智，曾文正公的话，见解深远啊。

明邵宝《学史》

明代人的撰述迂腐荒谬，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比如邵宝撰写《学史》十三卷，他用十二卷象征十二月，多出一卷象征闰月，每卷或者三十条，或者二十九条，来象征月份的大小，并且取日格一物的意义。《四库提要》中，说这实在没有必要这样，确实是卓越的见解。古今撰述何止千万，哪有像这样拘泥不通达的呢。至于这本书的好坏，暂且不讨论。

魏茂林撰述

魏笛生观察茂林是哪里人，哪年进士，官任直隶永定河道。向来只见到他的《骈雅训纂》十六卷、《识语》一卷，注释非常广博洽通，曾经怀疑他的撰述决不止这些。后来读钱塘戴文节公熙《习苦斋古文》，其中有《房师魏笛生先生七十寿序》，说观察所撰写的，还有《易贯》六卷、《别雅辑证》四十卷、《覃雅》若干卷、《礼因》一卷、《文法一揆》六卷、《广腋》若干卷、《天部类腋》四卷、《国朝四十七科同馆诗赋题解》十四卷、《天部二十九闻》若干卷、《重校袁文笺补》四卷、《帐中编略》若干卷，这本书自秦汉六朝以来经史子集诸大部书荟萃贯通，搜罗剔抉，丹黄甲乙，几十年最终没有成书，大概是类书。又有《类海探源》若干卷，内分二十九门，这是少作，也是类书等等。根据戴文节公所述，确实观察见闻宏富，撰述等身，可惜大多没有刊行。我所见到的，仅有《骈雅训纂》、《别雅辑证》、《国朝四十七科同馆诗赋题解》三种。后两种虽然刊行，没有见到别人著录。

皇舆表

《钦定皇舆表》十六卷，卷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十一、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各分上下二卷，实际二十五卷，内府刊本。原装二十四本，四布函。康熙四十三年，礼部尚书喇沙里奉敕编辑。这本书原本表格体例，清晰易览，考证详明，确实不是私家撰述所可比拟的。只有一个弊端，全书中空白太多，徒占篇幅，如果改为直行，可以节省四分之三。书仅六本，取携既方便，价值也低廉，可惜没有人改制它。如果能得到稍懂撰述体例的人，就可以从事，尚且不难。

谐声别部

南昌喻端士编辑新城王文简公士祯《皇华纪闻》、《陇蜀余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六种中论诗的语句，分志趣、风雅、感概、考证、评论、汇编六门，每门一卷，《汇编》分上下二卷，乾

译隆庆己酉年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刻本。有一本名为《谐声别部》，有一本名为《分类诗话》。这两本书由同一人所辑录，同时刊行，但序文和例言在两书中一字不差，却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及更改书名之事，这真是令人无法理解。王文简公当时为了避世宗宪皇帝的庙讳，将以前刻书者所用的名字都改为了“士正”，读者往往将“正”字读作去声，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汉书·律历志》中“子为天正”、《王莽传》中“人民正营不安”里的“正”字，都读作“征”音。用“正”字代替原名，正是取其读音相同罢了，否则，为什么要用“正”字来替代呢？自从奉旨改名为“士祯”之后，更加显现出王言如纶的威严了。

译史澄诗句

番禺史穆堂宫允澄，撰写了《趋庭琐语》八卷、《退思轩试帖》二卷、《诗存》一卷，光绪乙酉年，由继园自行刊印，附在其父春林□□善长《味根山房全集》之后。他的《诗存》仅有七言绝句一百首，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作为起句，逐一叙述自己的生平，即是自述诗，却又别开生面，文人狡黠，所以无奇不有。然而这种诗，老年人把它当作游戏是可以的，决不会有佳作，更难流传后世、影响深远。

黄任诗注本

永福黄莘田明府任凭借诗名震动一世，后人颇有仿效他的体制，撰写了《香草笺》一卷、《秋江诗集》六卷。《秋江诗集》又名《香草斋诗集》。《香草笺》有云窗主人作注，分为三卷，《补遗》一卷，后面附有明府的女儿黄淑畹、外孙女林羣玉的《绮窗余事》一卷，嘉庆己巳年，宝章堂原刊袖珍本。又有寄闻轩注的《香草笺偶笺》二卷，甲寅年，福州宏文阁石印袖珍本。陈应魁注有《香草斋诗注》六卷，嘉庆甲戌年，永阳戆窝原刊写字本。王元麟注有《秋江诗集》六卷，道光癸卯年，东山家塾原刊本。明府的孙婿叶梦苓字景西，号松根，侯官人，乾隆壬午年举人，担任凤山县教谕，又有《香草斋诗注》□卷。声木搜求多年，始终未能见到。后来看到□□□□□言，说梦苓和他的次子殿材字绍能，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匪人林爽文作乱时，父子都被抓获，骂贼而死等等，这不仅是博闻之士，其忠烈更可与日月争辉。明府的诗，笺注的版本多达五家，也可以看出其脍炙人口，留垂天壤了。

溆浦三贤诗文钞

向师棣字伯常，溆浦人，诸生。同治三年，进入曾文正公幕府，负责支给事务，出入数百万，没有丝毫紊乱。曾文正公非常器重他，委任他代理上元县知县，他没有就任。后来忽然患上奇疾，曾文正公虽然军务繁忙，每天必定多次探望他。等到他去世，曾文正公挽联说：“与舒严并称溆浦三贤，同蹶妙年千里足；念吴楚尚有高堂二老，可怜孝子九原心。”等等。溆浦三贤的说法，在曾文正公当时，不过是偶尔的一句话，后人竟然把它当作典要。□□朱□□光恒，编辑了《溆浦三贤诗文钞》十三卷，□□□□□□楚善书局刊本。所谓的三贤，就是舒焘《绿猗轩诗文钞》六卷，严咸《受葊诗文钞》五卷，向师棣《涵古楼诗文钞》二卷。舒焘字伯鲁，山东登莱青道舒梦龄的长子。严咸字秋农，通政使严正基的儿子。三人都年少，以才学闻名于一时，也都英年早逝。所以曾文正公这样说，大概是深深为他们惋惜吧。

庐州江防同知衙署

粤匪尚未显露叛乱迹象以前，百姓富足，士大夫提倡风雅，争相修筑园亭，作为宴饮游乐的场所。衙署中尤其常见，虽然官职小如郡丞，也有自得其乐的地方。根据东乡吴兰雪刺史嵩梁《香苏山馆诗集》自注说：“我们郡的江防同知驻扎在无为州，署中有梅花一百二十棵，南楼可以眺望九华诸山。”等等。这是当时送薛画水司马赴任无为州而作的，令人有缅怀太平盛世的感慨。

春雨堂丛书

北宋黄庭坚刊印文集，集后附有其父黄庶《伐檀集》二卷，长久以来为名教所不容。《四库提要》极为诋斥，将其析出别录于前，最为妥当。没想到后来刊印文集，仍有遵循这种做法的人。同治元年二月，宝应朱百臻畐卿、百和炳卿、百禄宜卿兄弟刊印其父铨甫□□士端《春雨堂丛书》七种。他们的高祖朱之玑怀堂，撰写《枣花书屋诗集》一卷，附在其父《吉金乐石山房诗集》之后，而且并未列入目录。他们的祖父朱毓楷幼则，撰写《读书解义》一卷、《附》一卷，列入目录第四种，在其父撰述三种之后，又在《吉金乐[石]山房文集》之前。这种不伦不类的编置刊本，不知所取何义。朱百臻等刊于同治元年，不应该不知道黄庭坚附刊其父《伐檀集》于集后的错误而仍然沿袭，实在不可理解，或许也是未曾阅读《四库提要》的过错吧。

生香花蕴合集

海宁俞俨字生香，撰写诗集二十四卷。娶妻乌程徐静安，字花蕴，撰写诗集四卷。妻子嫁给生香十四年去世，生香合刊其夫妇诗，命名其集为《生香花蕴合集》，道光丁亥年刊本，也是集部别开生面的作品。虽然说是钟情于情，然而对于古今撰述体裁全然没有见识，所以有此等奇异命名，真是乡野士人的极致了。

姚莹行述

姚慕庭明府浚昌，撰写其父石甫廉访莹的行述，多达

译万余言，专讲居官政绩，对文学一概置之不论，极为荒谬。他人若无文学可记，只谈事功尚可。若廉访的文学，未必没有可记的价值，行述中却无一字提及。明府深知撰述体例，不知为何如此，实在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