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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巽斋文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巽斋文集》二十七卷，是宋代欧阳守道所撰。欧阳守道字公权，原名巽，字迂父，吉州人。嘉祐元年考中进士，授任雩都主簿，调任赣州司户，入朝任秘书省正字，屡次升迁为秘书郎，后来罢职归乡。咸淳三年，因少傅吕文德推荐，添差任建昌军通判，升任著作佐郎，兼任崇政殿说书，又兼权都官郎中，最终任著作郎。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本书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其中如《复刘学士书》，辨析李习之把“守其中”解释为“慎独”，并非《中庸》本来的义理；《答丁教授书》，辨析刘景云关于“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的说法，是本于王安石《字说》，并非六书的本义。诸如此类，他的议论都有根基，并不是苟且地树立异同。史书称欧阳守道幼年丧父而贫困，没有老师，靠自己努力求学；不到三十岁，便很快成为乡郡中以德行为人所尊崇的儒者。他大概是奋然崛起、自立自成，并非依靠门第和他人援引而来，所以见解都出于自己的心得。史书又称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首先聘请欧阳守道为诸生讲学。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请他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后来江万里任国子祭酒，又推荐欧阳守道充任史馆检阅。江万里是以身殉节的忠臣，吴子良得到叶适的传授。从他在林下偶尔谈论的内容看，他对文章关键处有精妙的解释；观察他所推崇和主持的学说，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志趣和气质相近。《吉州人文纪略》又称文天祥、刘辰翁都是欧阳守道的门人，那么欧阳守道的学问成就也就更加可以知晓了。既然如此，读这部文集的人，当然不能把它同各家语录一类看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巽斋文集》卷一　宋欧阳守道撰　书 《通荆溪吴运使书》【戊申年，此时荆溪任江西漕运使】我闭门困居，常常对当世的事情深有感触。天地一定有所凭借才能建立，人类一定有所凭借才能生存。天地赖以建立的，是人；人类赖以生存的，是圣贤。圣贤之所以能养育人类、建立天地，凭借的是人心中悠久存在的义理。这个世道似乎很少有人替天下大势作长远周密的打算，那么这样下去最终将到什么地步呢？淳于髡说过：“如今天下沉溺了。”他确实曾试探孟子的话，但还知道天下正在沉溺。整个时代已经形成彼此沉溺的趋势，人们却仍把它看成平地上的安稳，随波逐流而没有人寻求回头。像淳于髡那样能够知道天下沉溺的人，也很少。执事认为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我只恨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足以把已经沉溺的人救出来；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栖身在一小块尚未沉溺的地方。我环顾四周那些尚未沉溺的人，急切地大声呼喊，使他们知道水势浸漫将要逼近，战战兢兢不要失足。可是听到的人不体谅我，反而说我已经惊扰众人了。唉！假如这些人全都沉溺，我又将和谁一同生存呢？既然如此，我大声疾呼，使他们知道水势浸漫将要逼近、战战兢兢不要失足，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大声疾呼而自己却不肯相信，我不过是深深地为自己悲哀罢了。我深思当世的事情，实在不知道它将以什么结果告终。在义理极为彰明的时代，即使编户齐民，也可以使他们各自具有士君子的品行。过去所谓风俗淳厚专一、国运长久，并不是空泛无据的话。按照如今的道路继续走，不改变如今的风俗，连十年的打算也不值得做。只为维持岁月，侥幸不至于败坏混乱；在这样的时代立身，难道能不恐惧吗？汉人说过：“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人们因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反而认为本来就该如此。”孟子说：“我也想端正人心。”这件事实在不容易同流俗之人谈论。如今用来维系世道纲纪的是什么人呢？观察官府，却没有看见高级官员能够培养小官的才干、激励他们的操守。士人一旦入仕，就习惯于写一种无用的文章；孔门所说的巧言，孟子所说的用言语讨好人，凡有权势的地方，即使是盗跖、庄蹻，也不愁没有说辞来赞誉他们。人们说：“除了这种办法，就没有办法取得上位者的知遇。”然而，如果确实有人凭借这种途径而达到富贵显达，那么上位者选取人才也就只看这种东西了。从前的人入仕，放下诗书而学习法律；如今的人入仕，脱离科举业而学习四六文。为什么一代比一代下降得厉害呢？况且士人得到一个官职，将要承受别人把家国天下托付给他的责任，应当学习的东西何其多，却反而把精力耗费在这种事情上。又不衡量那个人是否值得依靠，一概把他同伊尹、周公相比；如果不幸把他比作不值得信任的人，又凭什么自我防范呢？大体说来，如今的人做官一两年，举止便圆熟老练，说话低声委婉，再也没有山野之人的生疏质朴之气。所谓培养自己的刚大之气、轻视贫贱、傲视威武，这些做法已经难以实行。君子的修养，固然决不计较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然而要特立独行，也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学习法令的人把官吏当老师，这是秦人的说法。推究如今选士做官，官吏之道仍同士人的学业分为两途。所有官府文书，曾经向年老而狡黠的人请教改正，上下都认为稳妥。假如有人拘守书生旧学，稍微提出自己的意见，责难就会接踵而来，有时还会遭到侮辱和讥笑。因此书生常常得到迂阔的名声，先王之道也就成为当世所抛弃的东西。如今那些得意扬扬、当时人认为可以任事的人，大抵都是熟悉官府文书的人。所谓书生，幸而没有被排斥，也会被区别对待，说：“这是学馆里的才子。”士人带着学问在当今社会求仕，究竟有什么用呢？如今所谓做官而取得上位者知遇的途径，无非说是政事和文章。文章就是前面所说的，政事就是后面所说的。再往上说，卿相也由此选拔。其中难道还会有王佐之才、经世济民的事业吗？观察学校，却没有看见师友之间亲近往来、共同趋向善道。来到其中求学的人，只把学校看作取得饮食供给的地方罢了。教书的人也不说是在教学，而是拿着供给饮食的凭证招揽士人说：“我能决定你们的升降进退。”一天，士人们穿着儒服聚集来听讲，讲的人讲得腐朽，听的人听得疲倦，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忽然间便散去了，只把这当作旧例而认为不可废止。另一天，又拿所谓通过考试决定去留、促进学业来招揽人；那么真正受到知遇的是谁？请求增益学问而有所闻见的又是谁？教书的人把末节当成根本了。士人也不爱惜自己。今天穿布衣的士人，明天就是穿官服的士大夫。没有人在贫困居家、只能吃一箪饭一豆羹时，脸上显出贪求之色，而将来却能成为清白之吏，替天子牧养百姓。没有人在亲友交游之间，一有机会便夺取财物、经营求取而自己炫耀的姿态，天天表现给师儒看，而将来却能安于天命和义理，难进而易退。没有人在乡里居住时不顾细节品行、不用礼义廉耻约束自己，而将来处在百姓之上时，却能用理义教化下属，把自己不具备的过失归咎于别人。没有人做士人时虚度白日，捆起书籍不读，游谈毫无根基，而将来却可以参与重大决策，凭借他的见识来决定可否、作为依据。将来国家难道还能另外找到一等士人来选用吗？人才不能争相奋进，也就可以看见了。如此又怎能有豪杰特立之士，在动荡流行的风气之后崛起？能够见识宏大、承担重任，可以把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生死托付给他。观察闾巷田野，至于比这更低下的情形，也可以由此推知。自古即使有圣贤的君主、慈惠的师长，也一定不能使风化很快达到编户齐民。因而【缺字】

译至于学校的事情，我从前私下曾经有志于此，如今又有幸奉命来承教，并且将亲眼见到君子的余光，只可惜我没有能力先行前往。我有母亲，已经八十一岁，身体和气力日渐衰弱，疾病不能按时痊愈。以前我从不敢违背母亲膝下，却到远处寄居在别人的门下；辛丑年参加选调而得到缺职，到甲辰年三月仍拖延到现在，大概也只是把名字写入仕籍，并不是真的能得到俸禄。想到母亲，饭量不过一匙，即使再有三釜，也不是年老多病的人所能尽情享用的；那么我又何必为了自己的微小进步，使母亲劳顿颠沛呢？任官期限如果到了，情势也不允许我前往。昨天古心江先生将要出任漕运使，也曾招我寄居在所谓双桂堂的地方，半个月后我告辞归去，过了十多天才获准，当时非常后悔轻率地远游。如今母亲年纪更大，更不是从前可比；遥望崇台，那里是“一苇可航”便能到达的地方，却仿佛在天上，那么我又怎敢到所谓西涧停留十天一个月呢？先生的礼意值得拜谢，却不能接受；先生的道德值得仰望，却不能亲近，这就是我的身份所决定的。伏望先生天资清明，才质卓异，学问渊源深厚，修养深厚，大概继承了伊洛诸君子传续道统的一脉，也有范司马、二文正公忧虑时局的盛大胸怀。这不仅使凡是士人都知道应当以您为宗主和归依，也使匹夫匹妇都知道当权者中有和乐平易的君子为他们作父母。去年崇台所实行的一两项重大政务，扩大皇上的恩泽、使民间疾苦得到缓解，实在不是如今一般君子的寻常见识所能做到的；而您讲论义理、流传下来的文章，对大体小体的教诲真切恳切，听到的人都为之动心，我也是从郡史君那里得到它们，伏案阅读的。君子只致力于长远和重大的事情，像我这样迂愚的人不能随世俗进退；当世像先生这样的人，我能够自附于您的门下，已经是幸运了。然而我不能亲自前来，又有更深的原因。虽然不能前来，但像先生这样的人，不可以因为我疏远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我想要抒发感慨、激励彼此，反复探究事情的最终根源，共同讨论事理的极点，除了您，我还能向谁说呢？因此我把这些议论列写出来，希望您公务之余浏览一遍，或许这些话也能使您有所触动。天地运行的规律、盛衰变化的命运，如果不在别人身上而在先生身上，那么您一定会有办法处置它。我过去记述监丞祠，只是一时写成的文章，偶因学校有事，抄写后呈上，并不是有意求取知遇；不久便防备您的笔墨奖掖过分，粗陋的文章实在不值得多劳您过目，但也知道先生诱导扶持后进、收取他们一点长处的用心。从今以后，我怎敢不努力？除了书册之外没有别的作为，我本来将终身尽力于此；希望其中或许有一句话接近道理，只求您最终施恩，幸而教诲我。我私居已久，早想写一封短信向您通报姓名，却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借着邮递，恭敬地把内心的话告诉您。引颈遥望高远崇大的您，精神仿佛飞越而去。内心依恋乡里的情意极其深切，不能尽述。《答荆溪吴运使聘书》【癸丑年，此时荆溪任湖南漕运使】我又承蒙专使赐下亲笔信和公牒咨目各一通，并给我路费官防钱一千缗，让我前往使台禀报商议，充任岳麓书院山长。书信措辞谦下，礼意优厚，我恭敬接受而惶恐不安，不知该怎样回答；内心反复思量，过了好几天才敢依照您的命令前往使台禀报。至于山长的职责，正如峯先生所说，是继承古人的事业，成为后来人的先觉；其中自我承担的责任和对后学的期望都很重大。我这个晚进小生，默默无闻，不应冒昧承担此职，马上因此自取羞辱。我听说，极其真诚的心意感动万物，即使没有感情的东西也会被它感动，更何况是人呢？先生以尊贵身份屈尊对待卑贱之人，真诚已经充分显现。我虽是木石，也被先生感动了。一个素未接识的后进，偶然知道他的情况，便不忘在心，六年如一日；下位者不求上位者，而上位者主动求取下位者，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这种心意难道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吗？凡此都是为了体察天心、建立公道、尽自己的本分，起初并不是把它看作对某个人的恩赐。假如先生由此在世上得到重用，掌握一代人物进退的权力，那么应当把内外百官都看作上天授予的职位，拥有合适的人便同他们共同治理。看待天下人物，凡是聪明才智稍微超过常人的，都是上天留给世间所仰赖的人才，而我应当使他们发挥才干，为那些事业效力。这样就会日夜惶恐急切，把每天失去人才当作忧患，哪里还会等待别人来求取自己，把名位爵禄看作都由自己发出呢？近世常常忧虑人才浅陋，却不知道怀抱才能而隐遁于世的人到处都有。上位者想等他们自己进身；他们本来就不是主动进身的人，于是上位者明知有才却明白地舍弃他们。这样的人不可得到，便只任用那些主动求取自己的人。那些人的气节本已卑下，而上位者的势位又十分尊贵；挟持这种尊贵的势位来面对他们，那么卑下而主动上前的人，哪里还能成为国士呢？天子的职位和职责，全被看成使人富贵、使人贫贱的工具。还从来没有人因下位者主动求上位者而感到惊骇，也没有人因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受到触动。人才浅陋，本来就应当如此；但人们只看见亲自接触到的人才浅陋，却不知道那些从未浅陋的人本来就在耳目之外。《易》说：“用杞柳包裹瓜果，含藏文采，天上降下它。”《诗》说：“有曲折高大的山冈，飘风从南方吹来。”用杞柳包瓜，就会有天降之物；有曲折的山冈，飘风就会从南方吹来。君主尚且如此，何况从宰相以下直到所有居于人上者呢？先生的道德文章卓然成为当世受人仰望的士人，假如有人向先生求取人才，恐怕正如苏公告诫富公所说，是没有空隙可以进入的那样。而且先生自视谦抑，仿佛一无所有；对于《缁衣》《干旄》所歌咏的礼贤爱善之意，在当世诸公中表现得最为显著。我不知道先生施予他人的这种行为，是否唯独让我得到。我对于先生，并没有介绍引荐在先，也没有游说相助，甚至没有偶然相逢【缺字】

译这几个地方的情形，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即使在偏僻隐蔽之处，有耳朵的人也听到，有眼睛的人也看见。譬如至宝藏在地下，夜光仍能照耀天空，真奇异啊！这就是大势所在。在偏僻隐蔽之处，大势还容易辨认；在州县，更容易辨认；在朝廷，尤其容易辨认。然而也有糊里糊涂而不能辨认它的人。因为无人辨认，大势一旦离去，也就没有人能够挽回。今天天下的大势，执事亲身经历的和我思虑所达到的，大概也能看见了。荆益仍然是荆益，江淮仍然是江淮。人们所谓的大势，并不是我所谓的大势。我所谓的大势，是指关系到社稷安危、百姓休戚的形势；有它就重大，没有它就轻微；有它则中外归心，没有它则人心失望。这才叫大势罢了。如今也只能防范处置而已。虽然如此，我不愿意说；但即使不说，也不必等我来说。只有贤人君子，既能替天下国家爱惜人才，也能替天下国家爱惜自身。因为大势在人身上，重要性就在那个人身上；大势在自己身上，重要性就在自己身上。他的心胸公正地面向天下，不因进退、任用或弃置而改变。这就叫以天下的重任自我承担。伏望执事承受上天所赐的奇异之气，又有世代传承的美德，屡次经历要职，无论任职何处都很适宜。然而凭借二三十年的声望，却一直徘徊从容，经世济民的大才始终没有完全施展。我不才，实在认为天下的大势一定有所寄托。如果我不过是能够辨认大势所在而趋向依附，那并没有什么奇异；再过一年又比一年变化，我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却不知道善后防范应当怎样做。但想到平生的知己，偶尔有些心事想当面说一说，往往相隔千里，又能同谁谈论呢？公正的舆论本来有归向，善类本来有主持者，内外众人翘首期盼的希望，如今应当归属于谁呢？我怀着敬仰之情，便把珍爱大势的说法向您禀告，执事认为如何？此时恭敬地等待您抄写或回复，以表达我的心意。代人致书内翰 我近来承蒙您光荣地接受新的恩宠，升任直禁林，我私下依恋乡里的情意更加欣喜雀跃。以执事经世济民的才能和事业，不应长久处在代天子立言的职位；我现在特别为您感到高兴，正是因为这关系到斯文。古人说文章同时代的高下相应，我很不认为是这样；时代的高下，实在是由文章造成的。自古即使是很不足称道的时代，也一定有以文章自任的人；这个人不得志也就罢了，一旦得志，他的文章显著地使众人听闻、使群情振奋，那么时事也应当重新有可观之处。春秋时的郑国，本来不应有子产那样的文章，但子产的文章足以振兴郑国；唐朝中期，本来不应有陆宣公那样的文章，但陆宣公的文章足以使唐朝显得尊重。两人的辞令、诏诰，直到今天读来仍然富有生气。文章能够提升或降低时代的风气，道理就在这里。假如处在安定太平、无事可忧的时代，而掌管斯文的人委靡不振、不肯奋进，那么气象就会衰败，国家也会随之衰败。如今的文章，有学校中的文章，有整个朝廷的议论，有士大夫的文章；而所谓翰苑之文，是天子的文章。天子温厚，文章就有德；天子严肃，文章就有威；以义理启发人心，以气势张大国势。所谓伟大的王者之言，一经发出天下便响应，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文章。学校士人和满朝士大夫的文章，他们所学和所见大概人人不同，不能整齐划一，所以文章的高下不完全关系到世道。只有天子的文章，人们会根据一个字决定服从还是违抗，国家会根据一句话判断轻重；而天子文章所崇尚的文体，一经发布告示，天下也会一致受到感化。代天子立言的人选，怎么可以轻易交付呢？我没有什么才能，私下曾妄论当今世道，认为一定要得到深厚雄浑、光明俊伟的人才，写出深厚雄浑、光明俊伟的文章，以助成国家深厚雄浑、光明俊伟的气象。我私下认为，执事承受上天所赐的异禀，是斯文归属之人；从岷山、峨眉一带奋发而起，在要职道路上翱翔已经多年，深受皇上知遇，任用为执掌大权的日子已经太晚了。只是诏令文书的重大职责，非宗师巨匠不能托付，所以执事处在这个位置，上位者对于斯文的眷顾极其深厚，这种恩惠也使有识之士互相庆贺；何况像我这样过去曾在您门下趋承的人，更蒙受特殊顾念，并不落后于别人。玉堂之舍在别人看来是荣耀，对执事而言却是耽搁；如今我正为文体感到庆幸，正为国体感到庆幸，暂时无暇计较其他。因镇守藩地而受阻，无法当面庆贺，不知近来台候如何，伏望您体察上意的眷顾，精心调养起居。匆忙写上这些，不能尽述。

译代人致书淮东赵枢密 伏听说您奉诏入朝觐见，正位枢府，宗社幸甚，中外幸甚。我听说，古语说：“军事难以凭空推测。”自从掌管军务的重任专门交给文臣以来，其中有人从基层屡次升迁，却没有担任过藩镇将帅；军队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和采取的措施，往往违背实际而不便实行。外地将帅难以禀承，有时甚至因此坐失军机。祖宗时代，有时因某人长期劳苦于方面，使内外成为一体，事情顺利而多能成功。每个人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而军事是重大事务，又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士大夫以不谈军事为耻，认为处在艰难多事的时代做官，如果对军事有所不知，世人便会认为是不适用的人才，所以一开口议论，仿佛平素熟悉军事似的：“某地地势险要或平易，某军坚强或脆弱，某事应当紧急办理，某事可以缓办。”身在军中的人往往讥笑他们，但听他们说话的人有时反而被他们说服。把他们说的话拿来实行，外地就会认为他们不可共事；否则相信并任用他们，把他们放到并非所长的位置上，动辄就会以失败告终。他们本来以不懂军事为耻，却不知道强作懂军事才是更大的耻辱。天下只有通才不是常有的；眼睛没有看过战阵，脚步没有到过边塞，却说自己懂军事，不是夸大就是欺骗。他们凭借夸大和欺骗为自己谋求进身，而国家却承受实际的祸害。因此朝中的官员只要有关系军事的事务，如果不是真正懂军事的人，间或也不可任用；何况枢密重地，天下兵权全都归于此处，它关系安危，极其重大。若不是真正有明察见识、精于谋略而有远大计划、熟悉方面事务、老于世故的人，不应处在这个职位。伏望阁下承受上天所赐的奇气，是国家的重臣，忠心赤诚上通神明，威名震动朔漠。自从犍为发生不义之事，各地震动扰乱，唯独东淮屹然坚固；田野开垦，百姓富足安康，歌舞嬉游的人听到敌骑到来，脸色也丝毫不改变。没多久，偏师一出，便把敌人全部歼灭，剩下的敌军只得呻吟着逃回，连抬脚也不敢走原来的道路。天子认为阁下长期劳苦在外，而且东淮依靠您才得以安定，不如把您安置在身边，使军务都出自您的掌握；如此我国便有了长城，从东海直到西蜀。诏令发布于朝廷，朝野都相互庆贺。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书生，从前未曾向您通报姓名，执事一听到亲自任命的消息，我内心便踊跃欢喜，立即奉上这封短笺表示祝贺。我所庆贺的是国家，而不是阁下出任东淮主帅。东淮的重要性在阁下，如今将来无论何处，都有阁下的重要性。从前东淮虽然允许您专断处理事务，但国家的议论大意一定不能完全同阁下相合，所以有些事情受到拘束而不能施行。如今西府大臣可以自行作出国策；从前不能做的事情，如今应当无往而不可为。就事情的体制说，现在的事情大而从前小；就权力说，现在容易而从前困难。阁下在西府的地位，自然与别人不同。无论内外，只要能谈论时局，就知道当代有阁下这样的人，早已如此；只是因为阁下以前不在这里，所以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只要阁下一日在此，天下就会改变看法、改变听闻。过去的边防谋略和军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能使人满意的，如今应当大大使人满意；过去外侮内讧，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而窥伺不止的，如今应当受到严厉惩罚。或者我也私下推想阁下的心情，一定也会因终于可以把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尽数做成而感到痛快；建立中兴的卓越功勋，满足全国的重大期望，就在如今翻手之间。我的一点心意之所以愿意专门祝贺，正是为此。坐下来回想往事，还没有看见良策。上天大概是因为祖宗积累深厚，所以没有让这个敌人得到它最大的欲望。如果一定要说制定宏大的筹划，使三边安宁，完全达到阁下治理东淮的程度，那最终将会怎样呢？宰相以都督身份回到宰相职位，枢府以大帅身份还朝，难道只是我国全国上下为这一次任命感到痛快吗？很明显，天子意向专在边事；那么听到风声的人，早已经心破胆裂了。我私下认为，有属于我们国家的时机，也有属于阁下的时机，天幸屡次降临。属于我国的时机，是能够做成从前不能做的事情；属于阁下的时机，是说起这些事情来，便要把时间看得像流水一样迅速，不能不怀着深切的忧时之心，冒昧把这些话略微告诉您。开始庆贺的话，其他不敢详述，只请阁下明察。

译代人致书吴尚书 我自从到达庐陵那天起，就想写信给您；只是公务堆积，因循拖延了几年，实在十分惭愧。想到执事归来闲居故乡山林，也已经很久了；久而未能起用，难道当今任用人才的大患也在于因循吗？我曾妄论当今的事情，认为不是没有经历实践的人所能担当的；熟悉历练的人，能力自然不同。近年来舆论专门感叹人才难得，而屡经试用、往往得到验证的人，却常常让他们处在闲散安逸的位置，这种情形实在难以理解。况且人才并不难发现，只向一个人求取，常常不足；向天下求取，常常有余。如今道路上的普通人稍微能够谈论世事的，都知道说：“某人在某处，足以担当某种任用；某地的某件事，必须由某人处理。”所谓十个人的众议，没有不公平而悦服的。却不知道众人所指认的人，每每并不偶然；为什么唯独会这样呢？难道公论虽然存在，而某个人能不能得到任用，终究是天意吗？想使天下太平，有快有慢，所以如此吗？我对于执事，并不是因为私下怀念知己而感伤时事，只是独自安坐深思，认为近世对人才大抵是难以求取，却又轻易遗弃。在数十上百人中得到一个人才，这一个人一定远远超过那数十上百人。不久却把他安置到闲散安逸之地，于是又要从数十上百人中另求一个人，却再也找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等到找到他，又不足以深深满足天下共同的期望。天下共同的期望不在如今所选取的人身上，恰恰在过去被置而不用的人身上。既然如此，任用人才还可以说有一定的公论吗？想要不再有感叹人才难得，可以做到吗？我身在外任，本不应超越职分来思虑此事；但这并不是我为一两个知己而对时事遗憾，大体情形确实如此。执事虽然暂时退居，却正适合承担经纶天下的重任，最终还是应当把它交给您。这种弊病不消除，就不能指望人才得到任用；这也是身在其中的人所能彻底知道的。我在这里两年，幸而没有别的祸患；但本州凋敝到了极点，只能勉强逃脱吏责，不能有所作为来偿还平生的志愿。去年冬天以来，我屡次请求解除职务，却没有得到答应的诏令，幸而也渐渐将由别人接替了。我过去在胶庠读书，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做；等到身在官班，逐渐知道各种牵制的情形，但还认为如果亲自去做，或许可以着手办理。自从任此官以来，焦灼煎熬，百般困苦；向下不能减轻百姓沉重的困厄，向上又屡次受到各部门的煎迫。修补破损、弥补漏洞，把一天当一年过，心中耿耿于怀的事情一两件也不能实现；于是更加知道，当世人才中像执事这样遇到事情便能办理的人，长久闲居在家，实在值得深深惋惜。这正是公论所以信服您、向往您而不肯把您置之不问的原因。伏望您为了朝廷更加厚重地保养自己，只是没有机会侍奉相见，面对信纸不胜惆怅。《巽斋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巽斋文集》卷二　宋欧阳守道撰　书

译代人致贺游参政出任外守的信 我拜了两拜。近来听说您暂时放下朝廷大政，出任外藩的长官。海内士人个个叹息，认为当今世道事变日益繁多，人才日益难得。自分曹列司以下，可以不必论说；至于器量见识在众人之上，心性德望遍及天下，议论和气节在朝廷，老成可以支撑王国，刚正可以作为百官表率，像明公这样的人，反而不能稍安于职位，今天请求退职，明天请求退休，不达到自己的志愿就不停止。对明公自身来说固然实现了愿望，对天下又怎样呢？我愚昧，实在非常替当世惋惜，不只是那些私下议论、暗自叹息的人所说的那样。虽然如此，明公难道会因退职休息的意愿稍微动于心中，便突然对当世漠不关心吗？君子的作为，众人本来不能理解。自古圣贤得到君主任用而推行道义，难道一定要说只有把一代人的事情全聚集到自己身上，才足以使天下获福吗？只要能够使天下获福，即使自身退居，仍然是在造福天下。掌握要职的途径，是名利聚集的地方；从一命之官以上，只要有可攫取获得的，人们便争先恐后。这种风气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长此不改，便会尊贵进用而轻贱退处，喜欢做官而因罢职生气。国家的名器、爵禄，大体足以供给士大夫追求富贵利达的心愿，而它的流弊更有不可言说的地方。君子的进退，是众人的观瞻；大臣的进退，是卿大夫和百官的观瞻。上面的恩宠如此殷勤，人心的归向和期望都集中在明公身上。您翩然离去，在士大夫、百官和众人之上树立一个进退的标准，使人知道要有分寸，知道要有节操，知道应当珍重自身，这样风俗的弊病或许可以稍稍挽救。这种行为未尝不是替天下谋福。自古没有士大夫知道防范、节操、珍重自身，而天下却不可治理的；也没有防范和节操不能建立、士大夫轻贱自身、苟且求取、忘记羞耻、贪图进用而没有满足，而天下却可以治理的。请同明公静观当今的情形：难道是勇于退处的人太多，国家没有人来任事吗？其实是贪图进取的人太多，国家的事务反而越来越显出没有可任用的人。若确实怀有承担国事的心，我有什么厌恶他进取的呢？可惜有人拿贪图进取的心来危害天下。一个人的心如此，国家就有受到伤害的地方，下面就有受到伤害的人；十个人如此，百个人如此，受害者更可以想见。一命之上的官员如果都这样想，国家就有受害之处，百姓就有受害之人；等到他们进一步成为大官、掌握重权，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如今世上所谓“怎样使我的家获利，怎样使我自身获利”的人，肩并肩站立，流弊更怎么说得尽呢？挽救今天的弊病，挽救这种习气是第一要务；其他事情，只能随着时势临时支撑、出力修补，居于其次。明公在进用时承担国家大事，退处时端正人心；想来您请求退职、请求退休，正是为了这个地方。假如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还有人不能深知其中原因，那就不对了。明公认为今天是什么时代，难道反而把勇于退处看作高尚吗？皇上的恩宠如此深厚，您却如此勇于退处，那些做官不得志、留恋俸禄的人就应当感到羞耻。人心的归向如此，您却如此勇于退处，留下并不以职位为重，离去也不以职位为轻，那些以求仕进来肥厚自己的人就应当感到羞耻。明公并不是把这件事当作高尚之举，但人们却把它看得高尚；这一行动难道只是徒然吗？我不过是微末的后辈，出入您的门下，接受教诲已经很久。我的见识浅近，不足以从管中窥见您的盛德。私下认为，天下的重任非明公不能承担；如前面所说，天下的弊病也非明公不能挽救。所以对于今天的退处，我不从知几论，也不从保身论，而只是推究明公的心意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唉！我一点微薄的心意，本来就是明公早已认可的。我守着极其迂阔的学问，没有适应时势的才能，明知自身不能同职位相称，却仍然处在这里。考察自己的内心，幸而富贵利达的念头没有先行进入，因此我的进退从来不敢同私心谋划。我这样微不足道的身躯，本不值得一提，但懂得从何处珍重自己，却已经很久了。如今又因明公的出仕和退处而深有感触。写下胸中所知道的这些，告诉您，不计较是否详尽；将来还希望您有所教诲。伏望明公一心为王室，提出宏大的谋略、传达明白的诏告；即使身在藩地近处，也固然不会因离开国都而自我疏远。所希望的是，您体察皇上的眷顾和人心所归，妥善调养睡眠起居，为天下更加爱惜自己。我不胜仰望祈祝之至。

译代人致贺杜立斋除授同签书枢密院事的信 我得到进奏院的报告，明公在八月恭敬接受明白的诏命，入列西府，实在幸运，实在痛快。我赶紧依照当时的文体写成骈偶之语表示祝贺，写完后却自己惭愧地说：“这难道是用来施于明公的吗？”当世有明公这样的人，难道应当等到今天才大用吗？如今得到大用已经太晚了。应当向天下祝贺，而不应只向明公祝贺。然而明公清正自修的高尚节操，既不是我所完全了解的，也不是我所不了解的。天下人祝贺您，应当有一番言辞，那么也应当把它进呈给您。我听说，西府号称“本兵”，实际上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参与。正因为有这样的称号，所以居于此位的人关系到夷夏各方的观察和听闻，尤其重大而不可轻视。古代君子承担重任，有人不动声色，远方却已经畏惧他。国家没有发生变故，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大概是平日积累深厚的结果。天下只有公论不会湮灭，即使异族也有相同的认识。司马文正公虽然没有在熙宁年间拜任枢密副使，但后来入朝为相，辽人彼此谈论而震恐。那个瘦弱得衣服都不能承受的老人，难道只是因为单于看见他的相貌便退却吗？是他平日积累的东西足以使人心服。国家积累贤才，贤才积累声望，声望积累于岁月。君子居家而积累国家对他的期望，在国内而积累远方绝域对他的期望，所以有时虽不用他，一旦任用，内外便一致响应。所以说：“以天下的重任自我承担。”所谓自我承担，难道只是遇到事情时才主持那件事吗？平常闲居时，一次出仕一次退处，一次沉默一次发言，一次舍弃一次取用，都体现了这种自我承担的心意。因此，即使还没有任用这个贤人，凡是认为他贤能的人，对他的贤能也都没有不同意见。这样的人，不必再观察其他方面，仅凭他足以使公议心悦诚服、以此报效国家，就已经够了。明公对于当世，正是这样。我替天下祝贺的，就是这一点；此外还有一番话。如今世上，如果不大用明公，那么明公一旦得到大用，便会使我们的君主得到几个明公。只有天下的贤者中有一两个人成为众贤的主持者，气势才能聚合；而所谓成为他们主持者的人，也确实会以得到贤者为乐。从爱惜明公的人看来，直认为当世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人；从明公自己的心意看，难道会说“我凭一个人的身体来报效国家”吗？善类期待明公的今天，已经很久了。在法从之臣中讨论政事，不如在皇帝座前秘密商议。从今以后，共同办理国事的人往往也会有像自己这样的人，难道不足以大大满足我的心愿吗？我这点愚见，起初泛泛地替天下祝贺，中间特意替天下的贤者祝贺，因明公能够成为贤者的主持者而祝贺，最终便完全是替明公祝贺。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思考当世的事情，已经很熟悉了。扶助衰弱、弥补漏洞，实在并不容易。我不逐一细论，只说其中最重大的。一种说法认为，公论一定要大大彰明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将来挽救弊病的根据，未必同如今所看见的相同，所以公议即使有所违拗，也还可以说明。观察如今的形势，如果不是君子交错列于内外百官之中，实在看不出有成功的可能。有明公在这里，天下就没有忧患了。明公的心事，天下都知道；而我似乎知道得尤其深，所以乐意反复称述，始终不感厌倦。伏望明公刚直之气、清美之质，得自天地的奇异禀赋；坚贞确守的操行、勇往直前的节操，根源于最正的学问。您作为朝廷士绅的表率，明白洞察国家大事，身体承载美好的声誉，众人听闻已久。诏令一经颁布，内外都受到鼓舞。我过去在朝班末位，曾经得到您的知遇；如今因郡中官印尚未解除，无法亲自到台阶前，陈述万分之一的心意，遥望宫阙，实在使我内心劳苦。至于我替善类表示庆贺的心意，本来不必等亲自见到明公以后才说出来。只请明公明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代人致书李守【上书萧晦斋，续写《后汉书》】我，是庐陵的一个鄙陋之人。庐陵的史学，自从欧阳先生执掌记述唐朝和五代的史笔，以《春秋》的大义，匡正末世之事，于是所作的两部书卓然超出班固、范晔之上，君子认为这是《春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有一位先祖晦斋，名某，生在欧阳公之后一百年，遍读各史，读到陈寿的书，慨然叹道：“曹操死去将近千年了，难道还能够成为地下的幸运鬼吗？”于是取汉昭烈帝父子四十二年的事迹，搜集整理散佚缺漏，撰成《续后汉书》。这样一来，曹操及其子孙欺凌天下的罪行，以及一时被陈寿偏袒的地方，全都在一天之内用正直的史笔加以诛斥了。大概先祖晦斋的心志，在扶持纲常、讨伐乱臣贼子方面，并不在诸葛忠武侯之下；他在大义上诛讨曹操，却不能亲自著书，于是只得借此书以万世的大义诛讨他。书写成后，正要进献给天子，不幸抱着未酬的志愿去世，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大概《春秋》以后，记述汉昭烈帝父子以及唐、五代的史家，都出自庐陵；而五代的史书因为欧阳先生得以适逢时机、推行自己的道义，所以大大显扬于天下。《续后汉书》却因为先祖晦斋隐藏才华、不求显耀，便长期收藏在私人家中。书籍的遭遇有幸与不幸，就是这样。我生在欧阳先生的乡里，又有晦斋作为祖先，本应竭力振作自己，希望万一能够在世上有所建树。凡是当世的王公大人，有可以把这部书的意义告诉他们的，我便恭敬地奉上先人的手泽，请求他们，使它能够和欧阳先生的书一同流传。又不幸我年老衰惫，重重困于贫困，王公大人又相距遥远，自己的姓名无法传达，那么这部书能否流传，也就未可确定。半夜思量此事，先祖能够在千年之后体会忠武侯的心志，我却不能在近在两世之内继承先祖的志愿。万一遗留下来的书稿保存不住，散失坠落，临死也无法在地下见到先人，因此我打开箱箧收藏的书，在躺着或起身面对它的时候，只要一读，便抚摸着它哭泣说：“天啊，这种道义还没有泯灭！我祖先的心志如此明白，难道只有上天没有察见它吗！”显隐自有时机，我也只能谨慎守护，等待时机罢了。实在没有想到，近来欧阳簿把这件事告诉了您，蒙受您慈爱的关怀，索取了副本。我私下听说，您在闲暇处理政务之余，时常翻阅，已经有意刻板刊印，使它流传。我家住处离郡治稍远，大概我出来到欧阳簿家等候您的成命，已经有一个月了；请求谒见又不敢再三打扰。谨把我这点愿望托欧阳簿转告您。

译我小时候曾侍奉先祖，曾听到他谈论著书的宗旨，说：“《春秋》的法则是：失去国家的君主，在世时就直书其名；国君死后，才称作某国某侯某卒。如今却在他活着时直书其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为国家而死，虽活着也如同死了。国家，是先君的国家；应当替先君守住它。守不住，就应当接着以死相守。那汉献帝，本是天下共同尊奉的君主，却有一天把帝位让给魏，甘心如此。就在他奉上玉玺绶带、归于曹丕这个罪孽之人的那一天，他虽未死，也已经等同于死了。《春秋》一年之中不立两个君主，却也不使一年空缺君主。建安庚子年冬天，汉天子的位子被曹丕篡夺。第二年四月，昭烈帝才在汉中开始称尊号，这样已经空缺了一年。因此，我们的书把昭烈帝的年代向上接续建安末年，作为正统，并不因献帝还活着而疑惑，因为献帝本来就是大义所断绝的人。年轻人，你要记住这些。昭烈帝的君臣没有研习过《春秋》，却有暗合《春秋》之处。《春秋》是为万世作训的，固然有合乎大义而经文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创设变通之事，以权宜来处理，这正是与它相合的地方。当先祖写成此书时，《朱文公通鉴纲目》还没有问世。近来得到朱文公的书，读到其中以章武接续建安，炎兴二年记载魏山阳公去世，好像是说献帝到这时，不过是魏的山阳公罢了。《纲目》大概早在曹丕篡位的那一年，就已经把献帝的正统断绝了。这次我是遵奉先祖的遗言来呈献此书，并且把这件事同欧阳簿反复讨论，冒昧把先祖书中没有明说的意思一并请先生裁正。我还有一句深切的话要告诉先生：先祖去世而遗书尚在，是贤太守的幸运。您惠及这个郡，却不知道这个郡积弊到了极点，即使有卓越的才干，也会困于治理资源不足，哪里还有空闲同读书士人商讨这部书的事呢？中间只有驾部郑公曾取先祖的书进呈朝廷，得到百部抄本，后来列入秘省。辛卯年火灾，这部书必定不再存在。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家藏本，而我又有幸没有死，抱着所收藏的书稿，又遇见先生来到这里；这个凋敝困病的郡，在您的治理下能够施展才干，您还用余力整饬学校、祭祀先贤，凡是为这部书创造条件的事情，无不做到极致。如此说来，这部书的光明显扬，实在决定于今天，这是毫无疑问的。前些日子欧阳簿把先生的意思告诉我说：“前任官员治理郡政不肖，随意刊印书籍，恐怕会成为郡府无穷的费用；但也不能因为怕噎着就停止吃饭。”我听了这话，不胜庆幸和愿望。刊印书籍当然不能随意；如果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世道人心，难道能因为惯例而废弃吗？如今世上没有先祖的书，却有陈寿的书，读书人不知道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六十二年，却说“汉朝以后有三国”，“汉朝的贼臣竟称皇帝”，“高帝的子孙称作蜀主”，这不正是世道人心教育上的大缺失吗？这岂不是在教后世认为乱臣贼子也可以如此行事吗？先生的学问，是承自朱文公的。我的先祖还不知道世上有文公的书，却先得到了与文公相同的见解。文公写《纲目》，总共是为一千七百年的世事变化而作，而写到昭烈帝父子时才有三卷。我愚昧地认为，建安以后、炎兴以前，终究不可以没有先祖这部正史。冒昧再次向您陈说，请您深切体察先祖的心意。他之所以竭尽精力做这件事，本来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世上显现。这样昏暗而不显，已经很久了。如今如果赶快赐给它主持刊行的人，并为它表彰宣扬，那么这部书虽然出自先祖之笔，实际上也是出自先生之力。将来如果因缘际会，能和班固、范晔的史书一同不朽，那么死去的人在九泉之下也会增添气概了。我不胜迫切地表达这番企望，恭敬地等待您严肃的命令；冒犯您的威严尊贵，不寒冷也战栗不止。

译代人致谢解试书 我以应试士子的文章，辱居乡贡末等，出来致谢。太守应当有一种所谓四六文、今世所谓“启”的文章，作为礼物呈给您。我本来有志向的人都以写这种文章为羞，却又不得不写，因为舍弃它便没有办法自我推荐。即使有圣贤的学问、经世济民的才能，想要有一天得到任用，也是不可能的。如今的法令，大体上使天下人都写时文，谁能够违背它呢？我实在对此有很大的不得已。四六文，即今世所谓的“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文章和历史足以自我娱乐，粗茶淡饭足以供给自己。早晚来往的，都是住在蓬蒿间的士人，我只选择志向相同的人，以义理相互熏陶；不知道世间王公贵人的门庭，奔走伺候应当使用什么礼数，那么所谓的“启”，就不是我所能用得上的。我又何必学习这种文体呢？况且这种文章在自我叙述时，往往使用困厄穷苦、卑微低贱、无聊可怜的话语；偶尔反过来，又会极力自我夸耀，再也没有退让谦逊之意，以求博得对方的知遇。至于称颂主人的盛德，则一定要用尽谄媚之辞，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后希望得到一次顾盼青睐。如今世上少有特立独行、不阿谀奉承的人，又怎么知道不是这种文体严重败坏了他们的良心呢？所以，在时文之下，这种文章又是下下之作。凭它中举、得第，再凭它做官，靠这种东西来求取别人怜悯自己的人，一生都不会自重，实在可悲。况且世上如果没有贤人君子，也就罢了；既然有贤人君子，他们对于别人向自己献媚，本来就会望见便逃避。至于我自身的进退出处，自有义理和命运的安排。《论语》说巧言的人很少有仁德，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过分巧饰的言辞，来败坏自己的良心呢？我能否中举、得第，得第后能否做官，都无法知道。然而从今天起，我应当断绝巧言，安守义理和命运。我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初的心愿：平日求学时有一个初心，一旦出仕也有一个初心。最初没有不善的，人人都知道要学习颜子的学问，人人都知道要立志遵循伊尹的志向。可是后来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为，意向所趋却不如颜子、伊尹，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义理疏远了，也不是见识昏暗了；辨析古今人物品格，谁贤谁不肖，并不是没有是非标准。然而之所以做那一件而不做这一件，是因为环境一改变，内心也随之转移。只有初心难以守持，能够守住初心，才可以在世上大有作为。先生的初心，我也得以窥见一些了。先生出入朝廷内外，在这期间已有好几年，那么今天又怎能看不到您的初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人〕 我所看到的先生今天的心志，正是人人初心中所值得向往的。由今天反过来推究您当初的心志，先生和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能够守住自己的初心罢了。《易经》有《履》卦初九爻辞说：“保持质朴本色而行走，没有灾祸。”《象传》说：“保持质朴本色而前行，是独自实行自己的愿望。”伊川先生认为，人正在开始进取的时候，只应安守本来状态而前行；如果富贵之心和行道之心混杂在其中，就会失去自己所应当追求的愿望。我这个愚昧不肖的人私下认为，一个卑微士人如今有了自我进取的阶梯，正处在初九所说的时刻。今天确立这种心志，今后的作为能否不辱自身而继承前贤，端在今天。然而今日立定心志容易，今后贯彻心志困难；从初九的质朴践履积累到上九的审视所行、考察吉凶，然后在天地之间才可以无所遗憾。士人立身就应如此，这就是所谓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国家设置科举来等待天下士人；士人尚未应举时，教育培养、造就成人，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其中仍有一些人在取得进身之路以后，公然背离我们的道义，最后也无法挽救。如今这个郡不幸，前贤的典范已经相距很远，义与利的界限也渐渐不清。朝廷中有名望的人来这里任职，我们这一党人都将把他看作趋向的榜样。然而像先生这样内心光明、表里如一的人，近来却也没有几个。至于鼓动利欲的场所，开创苟且卑贱的道路，消磨淳和之气，破坏政事，使社会变得刻薄，让后生小子纷纷跟随，认为这本来就是如此，那么这种遗留给本郡士人习气的痼疾，最终就不容易治愈了。这也是有志之士和仁人所忧虑的。先生对于我，应当怎样教导呢？我不敢认为中一次举、得一次第就足以了结此身，而先生治理这个郡，难道也会认为一次劝导士人应试的劳作，就足以使庐陵士人感到幸运吗？我在初次参见之时冒昧表达这番私愿，先生不鄙弃我，把全文看完，也一定会有感慨触动心弦之处。这些话正是可以对先生说、却不容易对别人说的。请先生裁量。

译代人请求担任教官书 我读《易经》读到《艮》卦上九说：“敦厚地止于止境，吉祥。”艮就是止；处在止的终点，卦达到极点就要变化，却仍然止住，他自处的态度就十分厚重了。圣人在解释卦象时，特别以“厚终”来称许它。如今那些不该行动却行动、不该说话却说话，轻率妄动、自取悔咎的人，本来不值得一提。不是自己的地位就不行动，不是适当的时机就不说话；由于看重自身所负的责任，反而不能果断进取，世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然而并不是因为看不到可欲之物而止住，而是看见可欲之物便行动，在最初停止，却不能在最终停止。所以，安静太久的人必然更加躁动，恬淡到极点的人必然竞逐得更加坚决。这就是“厚终”之所以困难；若不能坚持到最后，就无法显出厚重达到极点。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向来安处于恬淡宁静。恬淡转为竞逐、宁静转为躁动，难道只是因为顾念义理而不敢这样做吗？还是因为竞逐和躁动本来就不是愚钝天性所能做到的，所以才自处如此？自从先生主持分考以来，幸蒙您明察鉴别，虽然我屡次以微薄文章承蒙知遇，却从未按照学舍升降的常规轻率地有所请求。如今先生任期届满，将要赴朝，虽然我没有因此得到一级一阶的升迁，但过去在文章之间接受您的教诲，所得实在很多。而且我接受教诲的心和先生造就人才的心，本来都不在这小小的升迁之中。不过，恬淡宁静是人自己所采取的处世态度，而进退、行动和停止，实际上由时势决定。《易经》上九的敦厚止守终于止住了，而继《艮》卦之后的是《渐》卦，并不是《艮》卦希望渐进；到了应当渐进的时候，当然也不妨害止守之义。圣人排列卦序说：“万物不可以永远停止。”先儒也说：“山所生长的东西以及它所返回的方向，都是前进。”近来先生把我列在首位，我私下认为其中已有渐进的迹象。《渐》就是渐渐前进而不过分；称为“渐”，是因为前进有次序而不越级。只有次序不越级，才不妨害《艮》卦的止守；否则，安静太久的人会更加躁动，恬淡到极点的人会竞逐得更加果决，前些日子所自守的一切就都错了。我这点私意认为，先生在这里任职三年，我作为诸生屡次承蒙知遇，那么从诸生提升为一个小职务，正是次序不越级。《易经》所说的就是渐进。三年来我从未有所请求，倘若可以的话，这或许是渐进的开始吧？况且《渐》卦的卦象说：“山上有树木，树木的长高有所凭借。”先生是后学所尊奉的人，正如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大道值得遵行。我虽然没有直插山谷、昂首凌霄的资质，但受到善良教诲的涵养，多少有了生长的意趣，也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无用的樗树。先生如果再加以栽培，使我从此枝条伸展、畅茂成长，最终大有成就，那么一枝一干稍稍有益于世人使用，也都是先生造就的。《渐》卦的彖辞说：“前进而得到相应的地位，前往就会有功。”也请把从今以后前进的道路作为先生的终局，希望先生也最终不断使我进步。

译代人致书给执政大臣 近来我恭敬地接到省中公文，得知将让我负责江右漕运，兼领洪都，破格从郎省升调，并以阁职加以荣耀。我不敢辞受这样的恩命，因为这不是我所安心承当的，已经在当天具奏了。天子的诏令如汗出而不可收，我不敢固执请求辞免；深思圣主特别选拔的恩典，以及宰相曲意成全的栽培，哪里是我微薄的力量所能称谢报答的呢？不过我平素的一点愿望，是两年来在庐陵施行并有幸略见成效的事情，因此在接受任命之初，恭敬地写信向您陈述。我是一个书生，没有其他长处，只听说古代所谓忠厚朴实、不事华饰的官吏，日计不足而年计有余，内心非常仰慕。而观察近世士大夫以才干著称、以风采闻名的情形，往往与此不同。我自以为未必与这类人的见解相合，只依赖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能够深切体察我的心意。因此郡中事务将近任满，就把一道的事务交给我，转而承担漕运、按察的职责。事务责任既然加重，理应改变做法；但我仍守着迂拙的见解，停留在原来的看法上。难道我不愿意以才干、风采来表现自己吗？认真去做也并不困难。只是我认为，君子的才干，不以苛刻急迫、追求速成来制造奇功；君子的风采，不以刻薄严酷、暴烈残酷来取得能干的名声。即使没有能干的名声，上下各方面的费用和制度也不会不足，大小事务彼此安定，所属官吏也不会不清正。这样来治理一道，便是这一道的福分。否则，没有才干而平庸谬误固然不行；不平庸谬误，却苛刻急迫、追求速成，就更加不行。没有风采而软弱无能固然不行；不软弱无能，却刻薄严酷、暴烈残忍，就尤其不行。世人所谓才干，我确实听说过。有一旦承担财赋的责任，就把兴利自居，名目很新，计算很细。上面的人难道真会认为这样可以作为可信的政绩吗？一项所谓利益的兴办，增加收入的数目必定很多；顺着增加收入来计算，似乎应当一天比一天富、一年比一年富。然而在增加收入以前，百姓已经如此煎熬；增加收入以后，煎熬又更加严重。结果是一天比一天贫困，一年比一年贫困。所兴办的利益究竟要归于谁？这样做所谓才干，也只能说是对他自己的家庭有才干罢了。权力掌握在手，什么事情不能做？每天只拿最弱小的百姓来鞭打敲击，什么财赋不能办成？这根本不必等到有大才干的人才能做到；毒害民众的生命，摧残国家的根本，正是最大的不才。有些人还以能够发挥作用而感到痛快。像这种人担任职事，不过一两年，流毒却常常五年、十年仍不能停止。后来的人纵然有怜悯而拯救百姓的心，百姓的病痛已经严重到无法复苏，席卷捆载而归的财物也不可能再追回。天下之所以越来越困苦而无法医治，正是被误认才干的说法败坏了。至于所谓风采，又有什么困难呢？一道有几个州，一个州有几个县，时常击打、惩处几个人来振作自己的职权，假如有不幸的人碰上了，宁可多打一些来树立威名；即使伤害了无辜，也不顾惜。这样一来，世人便会一致把他看作强干的官吏。其中又有任凭喜怒、专门发泄怨愤的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小吏在他的威势之下，惴惴不安好几天，只盼着自己能够离开；他们未必因为职业没有做好而获罪，却常常害怕因为逢迎不到位而受责；未必因为不得民心而招致怨恨，却常常害怕因为游走拜谒而被诬为造谤。至于那些行为不善、罪状明显的人，反而能够逃脱，不被记入文书。不是屈从于权势要人，就是回避私情，公论怎么还能得到彰明？人才怎么还能希望得到成就？况且我曾听说：不教诲便加以杀罚，叫作虐；不加告诫便坐等事情成为事实，叫作暴。幸而身为所属地区的长官，就应当谨慎修身、率先垂范，使属吏像侍奉父兄一样侍奉长官，有所羞耻而不做坏事。即使没有什么需要查办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不幸有人不接受教诲，自投罗网，最终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罢免一个人可以使千万人得福。这当然不能一概采取宽大态度。否则，也必须替世道人心保存公论，替我们的君主爱惜人才。按察所属官吏，只应当使人畏惧国家的法令，难道希望他们畏惧自己吗？如今最严重的，甚至有趁人不备，在谈笑相接之间突然下达按察文书，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遭祸，这多么诡诈啊！他如果确实有罪，自然应当当众宣布罪状而罢黜他，做到至公至正，便可以使人心服，又何必使用这种做法？这就是误认风采的说法，也是当今世人所赞同而不认为错误的做法。天下的事势已经到了极点，民众的生命和人才正需要用心爱惜，而这两种说法实际上在败坏它们，恐怕并不是国家的福分。我怀着这些话想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深怕被不了解我的人指责。他们听到这些话，既会认为我平庸谬误，又会认为我软弱无能；这样难道可以称作部使者的职责吗？他们不知道世道经不起决裂败坏，却一定要说才具，一定要说风采，误导人的地方太多了，正是造成决裂的最大原因。我说这些话，是有自己可以相信的根据的。我任守土之职两年，征收赋税时要求额外办集的事情，本来没有；至于上供、和粜、各司所需的应副以及本州的支用，也没有见到其他方面有所亏损。属下官员的品行本来就不整齐，我曾查办过两个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对于普通人的性情，可以教化，不如先用自身来规范他们。从我到任直到现在，我暗中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受到惩戒后悔过自新的；像这两个人一样，由贪婪转为收敛。今后负责转运、按察，我一定不会让职事废弛、费用缺乏。属下官吏安然任事，又难道一定要采用如今所谓的才干、所谓的风采吗？我从幼年读书直到后来做官，以古代圣贤的心意为根本，参照世事治乱盛衰的原因，再反过来要求自己，得到“平实”二字，认为大概可以一生奉行。才干并不是坏名目，只要内心平实，就不会苛刻急迫、追求速成，而赋税收入仍可以达到规定数额。风采也是美名，只要内心平实，就不会刻薄苛核、严酷暴烈，而按察之事仍可以得到真实情况。我不自量力地认为，如果人人都有这种心，就可以凝聚人心，可以长久保全天命，帮助成就国家无疆的福分。也只有宰相在得君行道的时节、量才授任的时候，主持这种主张，使我也能安守平素的做法，不再迁就其他说法而自行改变，那就是莫大的幸运了。有了人，才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有财物；有了财物，才有用度。请在这里为国家培植根本：自己有的，然后才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的，然后才责备别人没有。

译请在这里为官吏树立标准，不只是说自己能够做到、知道道理，而是希望真正实行起来。从前周人称颂召伯说：“我们挑担子，我们用车，我们有牛。”这是说召伯完成了转运粮饷的功绩；而他又滋养民力，使物资有所出产，这一点见于诗的首章：“茂盛的黍苗啊，阴云降雨滋润着它。”汉代魏相任扬州刺史时，贬退了许多太守、县令，被称为有威严；丙吉却反而请求任用谨慎持重的人。这并不是劝他不要弹劾人，而是说“谨慎持重”有很深的意义。我才能低下，不敢希望赶得上前人，但如今担任这两项职务，还是冒昧把内心的话全部告诉宰相。宰相请明察；如果确实能让我安守平素的做法，我当然也愿意有所表现，必定竭尽全力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巽斋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三，宋欧阳守道撰，书 与王轩书 我是庐陵的后辈，文学才能远在人下；年长以后，自己知道胸中一无所长，不足以在世上立足。乡里有位益友教我读孟子的书，他说：“你的志向，我知道你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你的资质，我担心柔弱会胜过刚强。读这部书可以使自己扩大，可以获得勇气；学习正是用来改变气质的，你不要忽视。”我恭敬地佩服他的训诫，从事这项学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凭我的愚钝资质，不能明白贯通每一章每一句，然而每天自我省察、遵循道理，私下觉得见识和志趣颇有些进步。直到如今，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宠辱之事。在大廷上对策，我不自量力，便谈及言路的是非，竟没有考虑试卷是否经过考官的阅览。拜受恩命回家，过了十天便感到疲倦；想到等待选任，又认为侍奉双亲稍有乐趣，便不能继续求取功名。若不是朋友们彼此策励、从旁劝勉，我到现在仍只是一个没有官职的进士。这大概就是愚笨性情所安适的样子。我曾经自认为，世间志趣相同、彼此求取的朋友，实在不容易得到；前辈的典范，是我愿意亲近的人，但他们未必屑于同我交往；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而我也厌恶他们。将来出仕同世人交往，实在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实在没有想到，在等待任次的时候，竟见到当世有盛名、被称为有气骨的正字先生，来这里担任通守，又充任所谓鹭洲书堂的生徒宾客。既然有幸与您相遇，本来应当早晨前来拜谒，晚上请求受教；但我却迟疑了两个月，没有立即登门。开始是心存疑虑而离开，后来又承蒙您再三恳切劝谕，我才勉强接受教诲，开始到书堂就列，却仍然不敢安心。难道是正字先生没有得到我内心相同的认同吗？实在是我对正字先生教学的道理还有没有明白之处。既然奉命到书堂就列，却更加不敢安心，所以谨慎地整理这些话，用来探察正字先生是否能够谅解我。正字先生如果谅解我，那么从今以后接受教诲，哪里会有止境？否则，我这点愚昧既然内心不安，难道还能委曲求全、表面柔顺，进来只会唯唯应诺，出去默默无言，苟且求得饮食供给吗？这是我平日所鄙视的，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古人有话说：“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直言；即使身居君主、宰相的尊位，也能让卑官贱职的人，甚至樵夫，把所见告诉自己，是因为他有能够接受尽情直言的资质。”正字先生对于君主、宰相尚且没有什么隐讳回避，我对于正字先生，难道还会害怕获罪吗？我有话想告诉正字先生：您本是当世贤者，却不幸留下了轻视士人的迹象。士人本来不容易轻视，轻视士人也不容易使他们天天来到面前；如果他们都只是庸俗之人，我固然可以轻视他们，然而圣贤待人的气象还应当…… 如果不是这样，又何况他们未必全都是那样的人呢？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看到有德之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万物的来去尚且有所选择。多么美啊，水势浩荡！我不能渡过，这大概是命运吧。孔子在这里发出感叹，不过是为同类感到悲伤罢了。如今书堂虽然很小，请允许我用大的道理来比喻它：书堂就是天下，提督就是宰相，其中从您以下，就是百官各司。宰相掌握国家权柄，只要在位一天，就应该完全知道百官各司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贤者还是不肖者，便应当在一天之内决定任用或罢黜他们。岩穴中的士人，难道还肯再次出仕而自贱其身吗？一个人的取舍进退，如果和天下人的禄位待遇相同，那么书堂中人的去留，就同后来仕途上的进退相同；正字先生决定他们去留，就同宰相决定用人进退相同。我听圣门中的话说：“按照礼节进用人，按照礼节退用人。”像我这样的人不足以得到正字先生的任用，也就罢了；请问正字先生到这里后，又把讲书彭君、学录康君看作什么样的人呢？假使两位老先生没有可取之处，那么从前的江史君也是有识见的人，本来不应当屈驾来聘请他们，也不应当称道他们。他对他们的评价，见于书院的石刻，也见于请求赐额的奏牍。人的好恶不应当因为一个人而决定。即使说江史君的看法不对，也不应当解释为本郡士人心悦诚服的人多，而不服的人少；那么两位先生也必定有值得尊敬之处。讲书彭君，性情正直，能够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这是他的长处；学录康君，熟悉近世各位贤人的言行，并且笃实地遵守礼法。这两位先生，即使对于我这点愚见，也不能完全认同；但他们一向是我平素敬重的人。后生小子未经师友和执事教导，学习文章却喜欢轻视前辈，往往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这里是教化风俗的地方，本来就应当使他们尊敬长上，略存前贤典范，这件事关系重大，实在不能看轻。如今如果向他们显示没有什么人值得尊敬，那么将来乡里风俗还怎能希望保有善良呢？正字先生固然眼光高于四海，难道担任本郡通守，主持本郡教化，就不能替本郡后辈考虑吗？两位先生离去，如同遣使吏胥勒令他们离职罢了，哪里有按照礼节退人的意思呢？这是我不能不怀疑的一点。直学吴君，气度开阔，语言刚正；同他相处几年，从未见过他有一天表现出软弱圆熟的姿态。他喜欢修身，近于矫正世俗，这一点或许有；至于回避邪曲、倾侧不正，不选择对象便同人交往，我相信他终身都不会这样。他性情嫉恶如仇，同人多有抵牾，招来责怪、得到诽谤，也确实有自身招致的原因。然而这样的人品，也可以说是很难得到的。我虽然是晚辈末学，不敢妄议他的为人；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事情不改变操守，或许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名义上在国学学习，但住在家中的日子一向很多。此前书堂能够扶植发展，依靠了他的力量。如果说在国学学习的人不应当再有这个书院，那么像我们这些人就是滥列仕籍、妄享仕进的人了。未必那样做不可以而这个却可以；如今吴君从未见识过正字先生的风采，正字先生却仓促地把他遣去，这是我不能不怀疑的第二点。诸生之中贤者和不肖者混杂，然而贤者也稍稍多于不贤者。因为他们混杂，便说全都不应当留存，那么不肖者只怕将来仍有引荐而得以前进，贤者一见风声旨意，便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前些日子的混试，许多以自我推销为羞的人不肯参加，认为即使中选，又怎敢冒昧地处在这座书堂中呢？我并不是说正字先生一切更新的做法都是错误，其中确实有可鄙可薄的人，除去他们本来合宜。只是恐怕毁掉枭鸟巢穴时凤凰也不再聚集，何必不分凤凰与枭鸟而一并驱逐呢？这是我不能不怀疑的第三点。我对于正字先生，敬重您立朝敢于进言，敬重您轻视官爵，敬重您身负世间声望；只是我本人也出生在庐陵。

译我居住在这个乡里，愿意替本乡的风俗教化考虑，实在不愿将来后生小子说，长上偶尔折辱人是可以轻视的；也不愿把本来可以同他一起成为善类的人，和一两个不肖者不加区别。因此我私下奇怪正字先生有轻视士人的迹象，便冒昧不顾罪责而直说了。子夏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进谏，没有取得信任，便会被认为是在毁谤自己。”如今正字先生不鄙弃我，反而让我进言，那就已经相信我了。既然是进谏而不是毁谤，也已经很明白了。正字先生见识高明，又以敢于进言闻名天下，您不怪罪我，也可以确定了。否则，如果仍然责怪我，那就是因为自己敢于进言却责罚别人敢于进言，把进谏当作毁谤；那么我就回家暂且读我的《孟子》，在沉浸玩味之后，再慢慢取出其他书，选择那些能够调和我的意气、使它恢复平和的书来读。到那时我不再触犯别人，再回到书堂，也还不算晚。正字先生认为我可以还是不可以，进用我还是退斥我呢？颜子是我的老师，黔娄是我的朋友，后山是同我居处的人，靖节是同我考察学问的人；他们安贫而不苟且求取粮食，这一向就是我的志愿。愿正字先生重新考虑我是否可取，而慎重考虑我的进退。至于我这个受您教化的百姓，竟敢把狂直之言献给通守，那么郑国的乡校尚且可以议论执政，何况如今是一个有道的时代呢？请明公裁断。辞谢鹭洲按月赠送钱物的书【应倅】我恭敬地承蒙您的慈爱关怀，因为我在鹭洲书院充任宾客，您赐给我钱和纸，名为“月送”。我仰承并体认您的深厚心意，感激哪里有止境！安坐在家中，每月得到万钱；我家本来极其贫困，难道会没有利益和依赖吗？只是此前所以再三请求免除，并不是没有缘故。如今不敢怕烦扰亵渎，特此再次说明。我对这座书院的建立，敬重得很，仰慕得很；暂且不谈前任太守惠及本郡士人的初心，只要一看御笔昭然揭示在上，凡是本地出生的人，欣喜庆幸的心情应当怎样呢？讲明义理，端正人心，按理说几年之内一定会有很值得观瞻的成效。众多求学的士子，难道会没有人才吗？何况前辈长者中，先前也有愿意游学其中、作为后进领袖的人。只可恨一两年来，士人的心思被困在小小的得失场中；一两个长辈已经把他们引开，而其中钱财多少、升降得失的细微差别，也足以使有些人因此动摇。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深深责备的，但风气已经一天天趋于浅薄。如果只把志向放在获取上，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外间那些明辨是非、知道羞耻、愿意凭所学向师友求正的善士，轻视书院而不肯前来，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的人正认为一次给予、一次剥夺，就可以决定士子的高下；有良知的人本来就害怕别人议论，说自己也是为了这点钱财多少才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正人〕 近来的情形是，自从我接受命令以来，深深体会到您的深厚心意，不能始终回避；而我这点私心，还希望借着进入书院以后，稍稍同其中一两个知心人商量研讨，共同归于正确，以免辜负书院创办的本意。然而内心的事情在我自己，谁能知道呢？或许私下有人议论说：“这个月又可以得到多少俸钱了。”即使一再辞谢，未必不是心里想要，只是姑且备具礼数罢了。唉，悲哀啊！难道我也是这种人的一类吗？我的心意，只是认为这所书院是我们乡里的书院，应当扶持这种美好的意旨，使它不致失坠；这是生长在本郡的人不能推脱的责任。难道可以把书院看成污秽，远远离开它以显示清高吗？武谕曾在本郡任职，奉召回朝时便离开了这里，却仍然留意教育，把士人没有见闻当作自己的忧虑。为什么生长在本郡的人，反而把书院看作会玷污自己的地方呢？我辞谢到第二次还不敢接受，第三次大概是认为与其辞谢，不如低头接受，以为这是在中途顺从。然而仍不能免除有些人的私下议论，为什么呢？他们看到近年士人的习气只是追求利益，也看到我的平素操行还没有得到人们信任，于是只是在寻求可以使人相信我的方式罢了。况且我刚接受命令时，曾告诉您说：“如果实在不得已，请让我只接受名义而辞掉实际钱财。”您心中大概已经答应了；如今钱币很快送到，这是要让我连实际钱财也一并接受，那么我前些日子的辞谢就成了欺骗。如果说书院把它作为俸禄，那么不可以接受；如果说把它作为每月赠送的钱物，并且用文状送来，就可以说是礼数隆重。不能因为称作俸禄便辞谢、不接受；有文状送来便接受，这就是向上位者有所求取了。起初公文把这些钱称为“朱墨之费”，大概是因为要检查课册。既然又因旧日情谊而有嫌疑，就应当竭力辞去这个责任。检查课册的事没有听说我参与，朱墨之费却照旧送来。那位君子啊，不白吃饭啊！恐怕有人会吟诵这句话来责问我，而我无从回答。以上几层心事藏在我心中，实在没有一项是可以安然接受的。昨天我告诉传达命令的人说：“请把这些钱送回府中，容我具文辞谢。”恭敬地希望您深切体察我的心意，特别准许我的请求。我确实有时到书院去的心愿，只要不要因为这笔钱使人产生疑议和讥刺，那么我前往书院，面对众人的指责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这样所得的收获就多了，远远胜过得到这笔钱。如果像我这样不肖的人尚且能够辞掉书院的钱，那么凡是游学书院的人，果真都会不计较利益的得失。外间那些善良而知道自我珍重的人，也就可以前来了。像前一种做法，没有一件可取；像后一种做法，则有好几件可取，所以我决定一定辞谢，并希望一定得到允许。惟愿您深切体察我的心意，特别准许我的请求。接连烦扰崇高严肃的您，我不胜战栗，等待您的命令到来。

译致书给萧宰 恭敬地听说天子有诏命，任命您为庐陵的长官。我是庐陵人。前任县令曾认为学校事务十分重要，不嫌我庸陋，引荐我来协助您办理学校事务。这次本应使用如今所谓的四六文来向您通报姓名；但我半生学习文章，向来喜爱庄重质直的文风，不敢把四六文视为理所当然。还没有见到君子，便贸然称道您的盛德，便近于谄媚了。只是想到辞谢又不可以停止，既然有幸参与学校事务，却没有言辞来向您自荐，您将把我看作什么人呢？以后即使您不嫌弃我，仍把我安置在公堂任职，而心里并不真正信任我，那也不过是勉强容纳罢了。事物不能苟且求合，所以《周易》贲卦承接在此之后。因此我恭敬地写下这些说法，请您选择采用。我听说，有人民，有社稷，就一定要设立学校，这是朝廷的美好制度，也是三代流传下来的意旨。学校的意义很重大，但有人却把它看成徒具形式的文饰；这难道不是把它看成告朔时供奉的那只活羊吗？所以他们宁愿在防范狱讼、审理诉讼这些末节上疲惫奔忙，对于风俗教化厚薄的根本，却不加考虑。愚昧的百姓相互抢夺、偷窃、欺诈、抵拒，以致触犯刑法；不友爱、不和睦、不敬兄长、不孝父母的事情，每天都告到公堂。做官的人抓住他们鞭打、杀戮，脸上没有怜悯之色，容貌也不感到惭愧。甚至有些名义上称为士人的人，口中诵读孔氏的书，身体却实行战国、亡秦史传中所讳言的那种风俗。做官的人也说，士人的品行不美，已经很久了。天下到处都是这样，如今只凭一个州、一个县，哪里能够立即把教化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呢？人们都抱持这种说法，没有人肯扶助维持，那么相互沉沦而败坏下去，将来凭什么挽救呢？风俗教化是有根源的，士人诵诗读书，通晓古今，明白义理，是上层教化首先施及的人。士人的风气既然醇厚，熏陶浸润，便会逐渐影响普通百姓。即使只有十户人家聚居，也一定有一个人是士人。街巷中的人，一定会以他的行为为观察对象；看见他的善行，便会对自己的不善感到惭愧。即使有冥顽无知、毫无羞耻、不可教化的人，也一定有良心尚未泯灭、天理油然而生的时候。假使这两类人数量大致相当，那么我们的百姓也已经有一半向善了。何况人的心同具一个天理，蒙蔽可以使它明白，迷失可以使它复归，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民，有社稷，就不能使士人不知道学习，学校的重要性大概就在这里。然而自近代以来，虽在学校里养育士人，实际上却不用学校来教育士人。除了口腹身体之外，只要文章技艺没有荒废，就算幸运了。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理不去实行，有了不善不加改正，谁来警戒防范他们呢？舜尚且成为天下人的法则，可以流传后世；我却至今还免不了只是个乡里人，谁会以此为耻呢？士人如果这样做士人，那么百姓还以什么为准则呢？以文献著称的邦国，变成鄙陋的风俗；诗书教化的恩泽，转而流入市井习气，日益迁移，月月改变，天下就要彻底败坏了。唉，这正是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说的事。有志之士得到百里之地而做县宰，就应当把教化作为第一件事，把风俗教化的好坏看作自己的责任。县邑如果没有学校，尚且应当由自己创立，何况原来就有学校呢？怎么能把它看成徒具形式的文饰？庐陵作为县，自宋朝兴起不久，就有显达人物出自这个故乡，直到今天仍有良好风俗，士人尤其众多。学校的兴建，自绍兴以来已有一百多年了。其间贤能的县令中，慨然有志于此的人，还可以一个个数出来。后来稍稍丧失了最初的用意，士人各自领取廪食回去，堂、序、斋、牖中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近年刚开始革除弊端陋习，才稍微有了读书声。永嘉谢公尤其加意于此，每十天有考课，每月有讲论。当时我回到本地，谢公确实招请我来。愚昧的我不自量力，也常常把自己一点浅见告诉同道。还没有过多久谢公就离任了，继任者并非不沿袭前规，只是县中事务繁忙，有时无暇顾及，考课还只做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二，讲论则更加稀少。我尸位素餐地处在其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感到内心惭愧。您这次到任，诸位学生都伸长脖子等待您的教诲。如此一来，子路所说“等到三年，就可以使人懂得方向”，子游所说“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使唤”，都在您一念之间。您若把学校看得重要，那么在您倡导激励之下，应当会有自行奋发、脱颖而出的人。尊崇德性、寻找失散的本心，是学习用功本来就有的目标；而眼前最切近、最容易把握的道理，只在于明辨义利。如今来到学校的人，只是相互谋求利益罢了。到公堂求进，只争夺能得到的职位。士人不看重自身，升合米、丝毫小利都一定要争个明白。做官的人也不把学校看得重要，任由这种悠缓的末流习气发展下去，这还成什么样子呢？一个衰败困苦的县邑，确实不容易治理；文书事务和期限考核纷纷堆到面前，确实不容易处理；学校廪饩匮乏、供养士人难以接续，也确实不容易充实扩展。只是要尊崇重视学校，专心肯把它当作一件实事，而不把它当作一篇空文，这就要在位者深切思考。即使处在焦灼困苦之中，也要常常使这种实在的心意在其中流行。教诲学生，必须涉及义理和文艺以外的内容；还要间或考察他们操行中可取的地方，逐渐推荐提升他们。对善行加以教导，做不到时就劝勉；用这种方式影响士人，最终再用这种方式教化百姓。这也是有仁德的君子取得职位后所乐意去做的事。我年近四十，正当强仕之年，却没有听闻什么道术，滥竽充数得到一个官职，又挂念年迈的双亲，对仕途尤其冷淡，于是闭门读书。有几位朋友寄居在私塾中，早晚同他们讲论学问，不敢背离圣贤之道。虽然没有丝毫长处，却明白善道；使自身诚实、侍奉父母、诚信对待朋友，都不敢不努力。我曾认为，士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如果不能领悟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就已经是乾坤父母的不孝子了。如果不谨慎修养自身，把不善不义的行为做给街巷百姓看，那么在天地之间凭什么容身呢？所以我每每暗自立下志向。前任县令把我推荐到公堂，也往往是因为这一点。又想到自己尸位素餐得太厉害，对学校没有一点益处，便把所见所想写出来告诉您。至于所谓共同主持学校事务，不过是沿袭这个学校长期以来的旧例，专等候补官员来担任，而我实在不是合适的人。您到任以后，倘若不废除这个旧例，就应当另行选择德望足以使学生信服的人，请他来宾礼相待、主持此席；我是什么人呢？写信开始时，不敢立即谈到此事，只专等您到任以后，再另外陈述诚恳之意。恭敬地希望您幸而明察。《复刘士立书》（刘士立又字成季）

译我读书本来就心思粗疏迟钝，又遭逢祸患灾难，精神确实大为耗损，荒废疏懒更加严重，但仍然害怕辱没父母的生养，不敢不学习，时时取出旧日所学温习。尊兄学业日益进步，哪里是我敢于企望的呢？来信谆谆反复地教诲我，朋友之中像成季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我恭敬地佩服您的深厚情意，毫不厌倦。不过，我对于兄长的学说还有没有领会之处，怎么敢不一一叩问请教呢？兄长的意思本来是希望我早日得到安顿，必定不会因为我愚钝、难以镌刻领会、领悟得不快，就突然厌弃我。可是《中庸》首章所说的“慎其独”，《大学》首章所说的“致知在格物”，兄长以新的见解取代旧的见解，自称今天所悟已经卓然契合先圣的本心，而儒学先辈都没有知道它。兄长坚持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哪里敢说不同的话？如果仍然取用儒学先辈的说法，反复铺陈阐释，来同兄长所谓的新见解抗辩，这本来就是兄长决意舍弃的东西，当然不会被采纳。虽然如此，我既然还不能领会，又怎么能苟且认为自己同意呢？《中庸》一书从“天命之谓性”到“君子慎其独”，才十几句话，却把本体指示得亲切明白，教人再没有剩余的含蕴；从这里以下，不过是反复发明它罢了。孔子在川水边说：“逝去的就像这样啊，不分昼夜。” 这就是无极、太极的奥妙，也称为“诚”：流行显现，充满周遍，没有间断。它不可用言语形状来描述；等到万物生生不息、变化生成，人与万物都得到它而产生，而人最充分地得到这种诚，天道就完全存在于我自身了。这个不可描述的东西，怎么能够给它描述形状呢？大概只能说，它就是没有间断的东西，也就是“逝者如斯”的含义。用没有间断的心去契合没有间断的理，在此心没有间断的时候，就是此理没有间断的地方；心外没有理，理外没有心。安然实行、顺利实行、勉强实行，达到的境界是相同的。否则，理本来没有间断，而心自身却有间断；心虽然有间断，理终究没有间断。用刀把水划开，使它成为两段，难道会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圣贤指出这个道理给人看，教人谨慎对待独处之时。慎独，就是使心没有间断；时间久了便会纯熟。篇中所谓博厚、高明、悠久之类，是说这个理；所谓用它来实行而归于一之类，是说这个心。天之所以成为天，就是这个理；文之所以成为文，就是这个心。圣人能够自然而然地达到一、达到纯，不必由慎独进入；但慎独最终也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这说的是什么呢？博厚、高明、悠久，就是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凭兄长的明察，难道还不能对此洞然明白吗？而您今天的说法，却认为“独”就是这个道理。心的端正、专一、没有二念的名称，是说此心存在而尚未发出时，无思无为，不偏不倚，这叫作“中”，叫作“一”，叫作“独”。我实在不能明白李习之所说“慎其独，就是守其中”。兄长说这句话同您的观点相合。《中庸》说：道不可以片刻离开。李习之解释说：心不可以片刻发动，一发动就远离了道，不是道了。这就是兄长所说“不慎独便离去了”的意思。我却不明白习之这句话。况且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未发之中不可能没有发出，发出而合乎节度就称为和。现在说心不可以片刻发动，却又说变化没有一定形态，始终没有离开不动；变化没有一定形态，却始终没有离开不动，那么说心不须臾发动还可以，说心不能发动就不可以，因为发动就是情感表现。只守住不发的中，而禁止它发出，可以吗？先儒对此只说：这是俨然若有所思的时候，并没有禁止它发出。李习之说心不可以片刻发动，所以把慎独说成守中，进而认为此心一发动便有被看见、被听见的迹象，离复归于道就远了。这类说法，佛经中屡屡出现，但《中庸》原文恐怕不是这个意思。程子在“不愧屋漏”和“慎独”之间加了一个“与”字，大概是语势自然如此。兄长却因为这一个字，便把二者判为两件事，说慎独不是不愧屋漏、自得其心。兄长的说法庄重地思考起来，过去读《中庸》时心中略有所得的地方，到这里全都成了错误。我不知道沿用前面的解释有什么不可以，却为什么一定要茫然呆坐、无思无虑地把它当作守中呢？又不知道兄长把“独”指作“一”、指作“中”，另有什么根据呢？独立、独居、独言、独宿、独学之类，都是说一个人没有同自己相对为伴的人。各部经书中从来没有把“独”字解释为心体。果真是心体的字面意义，程子为什么不明白爽快地说出来，却只在“不愧屋漏”下面加一个“与”字，使后学产生疑惑呢？《中庸》末章从“自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以下，所引诗句“潜虽伏矣，亦孔之昭”“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等，难道都不能算作慎独吗？开头说天命叫作性，教人慎独；结尾说潜伏之处也极其显明、独处屋漏之下尚且不惭愧，最后又归结到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中庸》首尾的意脉圆满完备、贯通一致，没有哪一部书能像它这样。至于《大学》也有“慎其独”的话，属于“诚意”一章；上下文以自欺为戒，说小人在独处闲居时做不善之事，见到别人时就掩盖自己的不善而显露善行，这样是没有益处的。独处的“独”字尤其清楚。兄长对此难道也要把慎独解释为守中吗？我浅陋，不敢同兄长竭力争辩。兄长确实是在教导我，我难道不承认您的诚心吗？但是兄长竟至于指责朱文公不懂字义，恐怕就过分了。关于“格物”的说法，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详细说过：心中没有一物，却具备万物的道理；理聚集在心中而散布于万物，对散在万物中的理加以穷究，积累得多了，自然会有豁然贯通、融会的地方，这就是一以贯之，也就是由下学而上达。把“物”解释为外物，有什么可嫌疑的呢？兄长一定说不是这样，认为这个“物”只是本源处的一个浑然之物，是“不二之物”，并引用几个“物”字来证明物不是外物。可是万物哪一样不是从无极、太极中产生的呢？如果不曾从本源处穷究这一物，那么就是说一切即事即物的学习都可以排除在外。无极而太极产生阴阳，万事万物由此产生，这是由隐而显；推究万事万物，都可以认识太极的本来面目，这是由显而隐。

译兄长把这个“物”只看作本源处的一个物，那么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可以排除在外；万事万物都可以排除在外，隐和显就分成两端了。程子所说“今天穷究一件事，明天又穷究一件事，时间久了就会豁然贯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这里往后，读书穷理、就具体事物求学的教导，恐怕都可以废弃了。在还没有形成两仪四象的时候，太极尚且不可得而命名，又哪里有所谓一个物呢？兄长的《下学记》说：“天，就是命；性，就是道；这是形而上的。身体、心、意，以及耳目口鼻和四肢，这是形而下的。”修身、正心、诚意都属于下学，而身体的根本叫作心，心的根本叫作意，意的根本叫作知，知就是性，性也就是有物了。人如果能够穷究本心中固有的这个物，就能认识天而达到认识天命，这就是下学上达、一贯的宗旨。圣人所谓下学，正是先从日常生活中同事物接触的地方开始；学习到竭尽心力、认识本性便能知天，这是反本穷源的极致，哪里是初学者可以一下子谈到的呢？现在把穷究本心固有之物当作知天至命的根本，又把修身、正心、诚意这些下学指作格本心固有之物的根本；如果真按这种说法，那么《大学》原文就应当说：“想要格物，先要致知；想要致知，先要诚意；想要诚意，先要正心；想要正心，先要修身。” 这样句句、节节都应当倒过来看，而不应当说：“想要修身先要正心，想要正心先要诚意，想要诚意先要致知，而致知就在格物。”兄长的学问已经很高明了，为什么一旦完全抛弃“走远路要从近处起步，登高处要从低处起步”的见解，反而说出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话呢？兄长刚开始学习时，本来也是由近及远、由低及高。如今学习了几年，得到所谓高远的境界，便撤掉梯阶、截断道路，告诉别人说：“一开始就可以到达远处，一开始就可以登上高处，不必经过那些阶段次序。”这样可以吗？兄长的学说，大概多是陆象山、慈湖的意思。兄长是不承认自己学习象山、慈湖呢，还是认为自己已经同他们相合了？晦翁的学说，兄长往往认为不对。当时我们反复讲论辩诘，彼此仍不能心服。如今我不自量自己荒疏浅陋，拿井蛙之见来回答海若，明知不可为却不敢停止，是因为兄长怀着爱护我、教导我的心意如此深厚，我不能随便接受而不作答。兄长不是其他那些泛泛的求学者可比的，观察义理如此丰富，用功如此深到，著作堆满家中，简直把启发后学当作自己的责任。我私下料想，兄长肯屑意教诲的人很少；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兄长却屈尊收纳，认为彼此志趣相同，所以我心中有些地方不能安定。像兄长这样的学问，如果又隐默不说，苟且附和，那么兄长固然厚待我，我却是轻慢兄长了。除我以外，还有谁肯把自己心中未能安定的地方答复兄长呢？兄长知道还会有谁吗？因此我把所见全部写出，希望归结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说我说得不对，还请再赐教；另外纸上所教诲我的话，我尤其感激。从前有个陈绛的人，在福州因贪赃污秽而声名狼藉，事情一直传到皇帝耳中。王沂公任宰相，也相信了这件事；只有吕许公认为不是这样。有一天，王沂公派出一名御史，作为本路的澧使，前去查究此事；他凭一个衙校替人防守、进献荔枝者的证词，认定先前听说的全是真的。说陈绛贪赃达到一百多万，上下都毫无疑问了。陈绛心中不服，于是兴起制狱审案。后来才知道那些事情全都不真实。沂公虽然德行厚重，却也有轻信的过失；许公的心事，世人说比不上沂公，但在这件事上却体现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君子看重不轻易把罪名加给别人，不敢欺骗上天；还请兄长再详细思量。如今所谓君子、所谓小人，百年之后评论确定时，怎么知道不会互换位置呢？这一点本来应当详细回答。写这封信已经有两三千字了，所以对那件事略说几句。即便如此，我仍感激兄长从旁匡正救助我的心意，不敢忘记。《巽斋文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第四卷，宋代欧阳守道撰写的书信 《与刘后村书》我守道同您拜别已经四年了，却没有拜读一封书信；但我的心意所向，没有一天不在书信上。世人把这种情形看作尊敬仰慕，平常的话很难使人相信。不过我听说有人用手指凌空书写佛经，不用一张纸、一支笔，而平生积写的经文将近数千卷。他的精诚达到这种程度，大地降下大雨也会被它感动而不沾湿。东坡先生认为这是真实而不是虚幻。我对于先生，正如写经的人对于佛，先生难道不会鉴察我的精诚吗？方山长在一个月前告诉我归期，可这封信直到临行前几刻才能写成，写出来也已经多余了。感怀思念到了极点，言语仍觉得浅薄。山长来时，恰好寄来您赐赠的壬戌送行诗；最近又听说竹溪先生夜坐时思念我，联写了两韵诗。先生对于后辈实在情意深厚。回想从前，我因狂妄而触犯罪责，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只是惋惜在昭庆寺中向您拜饮饯行酒，而小侍史用一张纸告诉我长令似所遭遇的事情，后来又得到您写在椠牍上的信，说明事情曲折，这才知道给您带来牵累是有缘由的，而先生从此也接连上疏请求退休。即使先帝与君臣之间有这样的契合，您浩然归隐的志向最终也没有因此停留。先生想离去二十年的心愿，到这时才实现，其欣慰畅快可以想见。然而究竟是谁使一位宗师巨匠忽然在极细微处动了归去的念头呢？我同先生分别回到这里已经第三年了，您还这样长寿康宁。当时没有人上疏挽留孔戣，诸位公卿为先生谋划，实际上只是更加重视替先帝谋划，反而轻视替先生谋划。最近看到《高文续集》，您没有亲自作序并引用缉熙宸翰，而是把皇帝宠赐的行扇面御诗置于卷首，使人感伤不已。去年有鼎湖之变，今年夏天又有桥山之变，遥想那些随侍法从的旧臣，感情深厚如父子，比“枯葵泣霜”的诗句还要深。新君继承圣统，访问政事，只把年高德劭的成人当作责任所托；而先生却在山中采芝，今后凭什么追念从前的知遇来报答新君呢？竹溪离后村有多远？看了夜坐诗句，想来两位老人时时会聚，不只是像赵康靖有意去拜访欧阳公那样；遗憾我这个晚辈不能到他们之间趋步随侍。山长归去，使人产生想同他同行前往的念头；只是我一生局促牵缠，哪里能像季膺把二陆送上船那样呢？我今年五十八岁，精气极其衰弱，再也没有出门求进的丝毫心思。自从离开国都后，没有把一字寄到朝班诸公之间；古心在建宁时还同我通问。自从他任福州、袁州的帅臣回来以后，渐渐地连我的名字也不再提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想起我。我颇听说先生闲暇时还在别人面前提到我这个不肖之人，并不稍加搁置，有时还写信把我告诉别人；这虽然是爱护我，却不是我的愿望。苏子美

译《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守道恭敬地想到阁下德行盛大，礼数恭敬而又谦逊。《易经》九二爻说以尊贵身份屈居卑下之人之下，正如屯卦初九。过去您亲自屈尊来到我的住处，俯临陋巷。阁下的意思，一定是认为我受访于城郭，或许了解百姓的疾苦、明白民间实情，可以随时供您咨询访问，来对仁政稍有补益，并不只是因为我记诵文章而姑且同我交往。后来我一两次进见阁下，您一定命我稍等众客退去，然后特意请我到便坐。您虚心自谦、尽力礼贤下士，没有谁像阁下这样用心；而我却有幸得到这样的礼遇，也没有谁能超过我。只是我的见识短浅，还没有经过实际检验。百姓的疾苦虽接触于眼前，实际情况却昏暗于心中，所以久久没有说什么。如今百姓的粮食问题最为紧急，救济它的办法，一天耽误，就会多一天的祸患。请允许我为阁下分条陈说，请阁下选择采用。恭敬地听说郡府因为米价暴涨而采取措施，禁止约束米价上涨；是谁提出这种办法来误导阁下呢？这正是在催促米价涨得更厉害。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米粮没有来路，涨价并不是最忧虑的事。上游到城里，近的不过八十里，远的也只有一百几十里，怎么应当把它看作外路其他州郡一样呢？如今听说那里采用禁止粮食外运的办法，却施行在城郭百姓身上，而城郭百姓全靠那里的米。那里的米运不过来，百姓靠什么活命？况且在我们管辖的范围内，八十里、一百几十里以外的米都不许流通，那么我们自己从城边地区取得粮食的数量还能有多少？我私下听说各县严格约束本境，尚未治米商的罪，先治船夫、搬运人的罪。船夫害怕获罪，不敢承运。我向水边的人询问，他们说米船往往过了很久还不到；偶尔到达的，也不是各县的米，而是城郭附近人家拿出来出售的米，数量很少。牙人和铺户以及前途守等争先抢购，像抢夺一样，彼此只分到三五石至十石，转眼就卖光了，没有一家铺户能买到二三十石。这样还想使价格不涨，办得到吗？况且我们州城附近的地方，难道只是百姓人口稠密而已吗？粮仓在这里，接受各地输纳的粮食还没有完。上游的米若能顺流运到下游，我听说有人请求苗船通行；估计办理此事、使用船只也有费用，所以中下等税户中本应把米交纳到州仓的，米也不运来，只把钱附带交给在城中承揽的人，让他们到这里自行买米再输送。这样计划，便是我们城郭附近的米，不仅供应本地百姓食用尚且不足，还要供应外县苗斛入仓。这个祸害不除，怎么妥善处理后事？如今入春已经几天，景象就如此；从现在到夏秋交替之时，米哪里只是昂贵，恐怕会贵到没有米。那些县难道能始终不顾恤我们吗？如今如果发出榜文告牒，劝谕各县放行米粮，使其流通，并责令牙人前往各县招引买米的人；如果有米船经过口岸，竟然遇到拦阻，就请米主和牙人到州府陈诉，那么十天之内，即使不禁止米价，它也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办法。市井间常说，凡物的价格，听说便宜就会变贵，听说昂贵就会变便宜。人们听到庐陵米贵的消息这样传开，那些有米的人，难道不愿趁此机会争相赶来吗？只要船运流通，来买米的人聚集，米价就会降低。这正是不禁止米价，而采用前代贤能守臣救济荒年的办法。对于卖米的人，只应诱导他们来，不可恐吓他们使其藏匿。如果他们装米而来，滋事之徒同他们争吵，又以涨价犯禁告发他们，那么涨价所得的钱还不够支付诉讼费用。人想到这一点，哪里还肯来？铺户贩米，本来就是为了获利。他们本是流动的小商贩，起初并非家中自有米；米的来源，实际上是富家掌握价格，铺户听从他们。如今却发布禁令说：“你们铺户出售的价格，每升不得超过若干。” 所谓若干，又因为铺户而牵连治牙人的罪。铺户如果恳求富家，原本以若干价格买到米，怎么能让富家不赚一文钱的利润，转而按官府规定的价格卖给别人呢？如果价格不断上涨，铺户怎么肯亏本出售，来服从官府的禁令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只是富家害怕惹事而不肯出米，铺户也会缩手，甚至停业关闭，这不是灵活可行的办法。所以说：“不要担心价格昂贵，而要担心米粮不来。”其次还有劝分一种办法。如今郡中实行的办法，是连续多年劝富家分售粮食，其中弊端很多，不可不察。所谓劝分，是等官府下令、规定开场日期后才分售粮食。过去仓使徐侯主持郡政时，冬月米贵，我曾禀告徐使君，请他张榜劝告富家，一方面听任方便，及时自行出售，只要民间有地方可以买米，不必等候官府劝分。当时富家听从了，米便自行流出。后来郡中遇到荒年，无不实行劝分，却没有一次收到好效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城郭富家存粮多少不一，未必人人都有余粮。难道城郭如此，乡都不也是这样吗？至于余粮很多的人暂且不论，只说那些名义上称作富家、但粮食并不太多的人。他们一旦因为劝分长期成为定例，于是不再提前私自卖粮，只谨慎地把粮食封存起来，等待官府某一天的命令。因为如果不等候命令就先自行私卖，日后便不足以应付官府的责问；私卖后粮食耗尽，日后无法奉命出卖，还会随之获罪。他们只有这些粮食，势必不得不封存起来，等待通常的命令。这些富家同铺户一起出售粮食时，小民每天到富家买一斗一升，既足以削弱铺户独自出售、抬高价格的势头；铺户附近又有这类可以依靠的富家，如果船米偶然不到，也可以转而向他们买粮，足以暂时供应铺面。到了劝分定例之后，富家既然把粮食储存起来准备应付官命，那么在官府开场以前，铺户和小民去敲他们的门，他们就不再答应。小民只有从铺户那里取米，铺户只有从船运来的米中取米，那么米价上涨，难道不是由这种做法催促到这个地步的吗？所以我曾为此说：“二月以后，富家出米出售，是官府明白地劝他们分售；正月以前，富家不私自出售，也是官府暗中刺激他们封存。”每十天中，小民有三天得到低价买米的好处，这是官府一旦施利于民，造成他们粮食便宜；每十天中，小民有七天承受高价买米的痛苦，也正是官府逐渐造成的，使他们粮食昂贵。天下的利害常常相反而又相互产生，难道只是拘泥于一种说法就能解释清楚吗？

译去年冬天我本来想早点谈论这些，只是想到小民只知道劝分是在体恤自己，哪里知道这种办法正是在冥冥之中暗暗抑制米价呢？传闻容易讹误，恐怕他们会说我只是替富家铺路，所以就不再说了。如今恭敬地听说郡府实行劝分，已经看见事情的端绪，开场之日也不远了；我只希望在劝分过程中尽力找出其中的弊端并加以革除。应当革除的弊端，如果不知道它将怎样发生，只要说明往年的弊端，也就可以推知了。各户田产有多少，办事能力有高低；所谓各厢劝分的纠首，一定是办事能力和户产超过众人的人。吏员常常同纠首暗中勾结，多把分摊数额抛给纠首以下那些被纠举的家庭，使被纠举之家无从辩说，于是认定数额的人多，而纠首的责任就轻了。然而被纠举之家争着说分摊数额多、别人少，没有完全无话可说的；他们提出理由请求裁减，往往又被怀疑为一定要先嘱托吏员才会办理。于是裁减要交给吏员一笔请托费用；在出售前一天呈上样米确定价格，完全听凭官府裁判，价格随着样米的标准而高低，也未必全是吏员造成的。不过去年曾有把很好的白占米，官府定为每升八钱的情况。小民得到白占米，比得到白稻还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却为什么要这样裁定呢？即使是上等丰收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价格；如今正值饥荒歉收，只要富家出米出售、价格平稳，小民有地方可以买到就够了，何必限定为一种晚稻，而这样轻视白占米呢？人们心中疑惑，认为这也是由于请托吏员、听信吏员意见造成的。于是确定价格要交请托吏员的费用；到出售时，又有所谓发下槩量的人，又有所谓防止冲撞粜场的吏员。发下槩量的人整天供人侍奉，吃饱喝醉，对他们优厚犒劳仍不能满足欲望。所谓撞场吏，意气轩昂，同富家抗礼；稍微可以欺凌的，又对他们欺压凌辱。行贿道谢之间，只要稍微违逆他的心意，他就诱使几个平民以升合计量不足为理由控告，罪罚立即到来。升合计量不足，确实应当治罪；然而为了增长吏员的威势，使卖粮之家战战兢兢，这难道是所谓安定富户、抚恤贫民而做到公平的办法吗？又有的富家住在城内，要他们运米去补充城外零星出售的粮食；住在东边一角的，要他们运米去补充西边一角零星出售的粮食。米不是轻便易携的东西，搬运还要花费若干，其中难道可以没有区分安排吗？应当调运，使各自供应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大体上，富家一轮卖完粮食后，还要从早到晚张罗筹措，才敢暗自庆幸，认为自己免除了灾祸。如果竟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说是劝导富家分粮呢？我曾深思天下的事情，应当平心静气地处理。官府空虚，既然不能自己尽力供养贫民，就应当使富家有乐意奉献给官府的心，不可使贫民流露出憎视富家的样子。阁下所说人人各有心，心各有其理；那些人难道全都因为富有而不仁吗？劝勉奖励富家做好事本来是好事，但要常常使贫富相安，这样贫者有依靠，富者没有怨恨。城郭百姓尤其应当把富民作为根本。以大的情形类推小的情形，就像前代都邑所在地，甚至迁徙四方富民来充实它。富民多，常平仓米运到这里的也多，荒年便不是忧患了。不幸另有意外灾祸，也有可以依靠的人，这才是保全城池社稷的上策。十多年来，城郭富家往往迁走，把他们逼到这种地步，原因不止一个，而劝分不善也是其中之一。几年以后，如果让他们接连全部逃走，那么小民还依靠什么呢？万一不幸发生意外灾患，官府怎么能同一城贫弱百姓相保呢？这也是治理百姓的人不得不思考的事，不只是为眼前说的。第二件是盗贼。太平年景尚且不能保证完全没有盗贼，何况饥荒歉收之时？如今所说的，不只是考虑穿墙入室的小偷小盗；大的危害有三种：死者有盗掘坟墓的祸害，生者有贩卖人口的祸害。而从去年以来，城郭乡村又群起抢掠米粮、钱财、物品，逃脱惩罚而漏网；还应当为后来仿效这种行为的人加以防虑。所谓盗掘坟墓，近年来屡屡出现。从前城内某氏、城外某氏等人家，都遭受过这种祸害；凿砖、砍棺，惨酷的情状被报告到官府，官府却把它当作寻常案件，被害之家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办到底。尤其是五六年前，某县某氏家所遭受的祸害最为严重，死者的身首被砍断，狼藉遍地。本州已经结案解送上级宪司，而宪司悠闲拖延，被害者反而长期受困。盗贼最终借赦免而从轻判决，愚民习惯看到这种结果，盗掘坟墓的风气于是出现了，成为今天所有而过去没有的现象。一年之间，听说有三起；传闻还不确切，请说我亲眼见到的事：近城百姓中，有人白天安葬，夜里坟墓就被挖开；三天以后，那家人前去祭视，只见死者口中所含的米饭还遗留在草中，心中怀疑而回来，于是带着先前抬棺送葬的人一同前往打开查看，只见死者俯卧着，身上一丝不挂。这样长久下去，今后人家安葬死者，谁能自保？按照法律，挖开坟墓而见到尸体，罪应处绞刑；之所以定这样重的罪，是因为死者受害同生者受害不同，生者受害还能抵抗敌人、到官府告发，死者却只能任人如此，怎么办呢？如果不是官府施行严厉的法律，那么坟墓即使挖得再深、藏得再严，又有什么值得依靠的呢？这些年来，官府见到民间关于坟墓的诉讼很多，有的说是侵犯坟地，有的说是盗伐墓木；诉讼者或许有把事情说得过分而不完全真实的，但官府即使遇到真实的盗掘坟墓之事，也轻视它，往往以为是诬告欺骗，使孝子慈孙只能忍气吞声、饮恨在心，让凶残的盗贼得意妄为；国家漏下的恩泽，竟堵塞沉积到这种地步。所谓贩卖活人，行踪隐秘得厉害，他们每天在田野间活动，而这种事情从未真正到达官府，因而无人禁止。这些盗贼在乡邻眼中大概是良民，早晚都在家中，即使出门也不肯超过一夜，所以有人遭受他们的祸害，却没有人怀疑他们。他们诱骗、掠取人家的妇女儿童时，半天或超过一时辰，事情就已经办完了；人们见他们平常在家，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把人转送到了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结成党羽，分布勾连在三四十里之间，各有固定藏匿地点，如同驿站传递一样：甲把人转送给乙，乙再转送给丙；被掠来的人藏在乙处不过一夜，丙就把他接走，再由丙转送下去，没人知道最终送到了哪里。人的性命被当作猪、狗、牛、羊一样转卖，最后所得的钱少的才一贯、一百文；却使人的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因此这里田野间的小民常有人口失踪，而邻郡向北上方深僻之处，佣人、奴婢、妾侍往往很多。吉州人不是经过父母和丈夫同意、也不是正常雇卖而得到的，他们到老死也不能回来；这还只是其中能够活下来的人。

译最严重的是，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踪迹，也没有主名可以申诉；而且受害者一定是极其贫困的小民，早晚都无法供给生活，他们的妻子儿女又可以用一顿饱饭诱骗。极贫的小民遭遇这种没有主名可以申诉的事情，只能把它交给无可奈何，实在令人痛心。然而这伙人作恶已经很久，乡里人没有不知道其影响的，只是在事情发生时，不能立即指出确切对象，所以众人也就放过了他们。等到事情传说清楚，日期已经久远，即使知道，也无法立即追究了。这些人有的完全不耕种、没有产业，有的略微耕种、拥有产业，但计算一年的收入没有多少，却很容易弄到钱；他们嗜酒、逞强、好斗，在乡里称雄。像这类人，隅、保、邻、曲等基层组织难道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吗？只是这种行迹很难立即查明，而有时又牵涉虚假，如果错抓平民便有罪；即使事情属实而处罚逃脱，后来又会遭到报复。人们害怕这些后果，所以都把它置之不问罢了。粮食艰难的年头，这种事很多。为羊驱逐狼、为鸡驱逐狸猫，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至于所谓去年城内外远近各处成群抢掠米粮、钱财、物品的事，我所居住的陋巷，正是阁下乘坐千乘之车曾经来访的地方。前面二三十家之外，有稍微富裕的人家居住。六月中旬的一天，抢掠这户人家的人有几百，挤满街巷，抢走他家的仓粮，连同其他物品一起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这时我正在长沙，家人惊慌恐惧，写信催我回来，因为这种变乱过去从未有过，今后的祸患也不知将发展到什么地步。不久又接到螺山外墓山的消息：守墓人家也遭到劫掠，全家财物被抢尽，从此小米、麦子、苎丝、麻、锅、釜、牛、狗之类一扫而空。男子奔逃躲避，老弱则被盗贼揪住捆绑，逼他们说出藏匿的财物；这些盗贼大多是乡里彼此相识的人，而且往日多有亲近交往。城北出门三里，是我亲友居住的地方。群盗刚经过他家，幸而没有遭害；盗贼离门已有一段时间又返回，把在别处抢得的东西拿到他家墙外休息、分配，喧闹的人声不知有几十、几百人。后来听说，盗贼也是附近的人。这时盗贼同时在各处出现，大约有十多处，人们怀疑他们似乎有预定的数目。城郭之内尚且如此，偏远僻静之处就可以想见了。后来官府捕获惩治盗贼，受害的弱小百姓到县里申诉却不能得到处理，最终也无可奈何。事情发生在赦免以前，便不再追问。只是如今又与去年一样发生盗贼，他们既已习惯知道这样可以漏网逃罪，哪里还会有悔改之心？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今日实在不能拖延。何况这些所谓盗贼，起初并不是平日屡次犯罪的惯犯，往往是平民，本来有职业、有正常行止的人。火势猛烈，人们远远看见便害怕，所以被火烧死的人少；水势柔弱，人们轻视它、戏弄它，所以溺死的人多。平民一旦做起盗贼来，大概是由于官府的政令可以被轻视、玩弄所造成的。大体说来，近年来州县之间，百姓民间的诉讼，很少有简便、直接而迅速办结的，反而把这种做法说成严厉周密，不能说是宽缓。更糟的是，受害人家有时反而因为诉讼拖延而陷于困顿，所以善良怯弱的人心里知道申诉困难，便忍耐着不去申诉。如今即使允许他们忍着不申诉，官府难道就不为这样养成大盗而忧虑吗？以上三类盗贼，处理方法各不相同，我不敢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逐条列出。阁下是知道的，只希望您在一天之内，常常用心思和耳目周遍察看四境，多次巡视，并且各自通过访问听闻，预先施行约束。对于那些受害而不能申诉的人，官府访察得知后，也应自行处理施行。像黄霸治理颍川那样，秘密察访所及，甚至邮亭中的细小事情都能听见看见，那么奸邪便无处容身了。近来的官员治理政务，忧虑的是访察的渠道太狭窄，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官府既不轻易相信民间传言，而与官府接触的官员士大夫又不愿冒犯“越位”的戒条，因此上面的人再没有出人意料的施政，来震动愚昧无知者的耳目。大奸大恶的巢穴近在眼前，上面却不知道。希望阁下洞察幽隐，超越寻常，使住在简陋屋舍中的百姓常常像面对黄堂亲自询问一样，那么境内百姓就大为幸运了。第三件事是疫病。昨天郡府以冬月疫气流行为由，举行祈禳的典礼，民间很受感动，都说使君身居清静安逸之中，却想到病人的呻吟，真是一位仁慈的侯长。近来正月十五，又看见建醮的祝词，字字恳切，都是切实替百姓请命的意思。有人为我诵读这些祝词，我内心肃然震动。阁下忧念百姓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依我所见，除了祈禳之外，恐怕还须大力纠正相信妖邪的风俗。大概疫气在南方最为严重，因为温暖多而寒冷少，发生疾病本来就适宜。发生疫病的年份，即使北方也会有。如今江乡专门把这种说法奉为神秘之事，民间却独独把染病看作最深的忌讳。我过去读欧阳文忠公文集，其中有为梅圣俞所作的墓志，既当面称说他的贤德，又明白写出他是因疫病而死，并且说圣俞患病时，前来登门问候的公卿大夫堵塞道路。这样看来，中原的风俗难道曾经把是否染疫同善恶联系起来，染疫人家也仍有朝廷贵臣一同登门探问吗？哪里有什么所谓避忌？大概不正之气，谁遇上谁就会生病，本来不会选择什么人。本地的风俗是：一家人都患了这种病，如果有一人在外躲避不回来，反而能够免病；回来后被传染，就会患病。躲在外面不回来以求免病，用心是不善的，为什么最终反而免病？不顾传染而回来救助亲人，用心已经是善的，为什么最终反而患病？从这里就可以自己思考了。气息相接就会患病，气息不相接就不会患病。疫病同水旱灾害一样，都叫作天灾。水旱灾害所侵袭的地方，难道能够选择谁应该遭水灾、谁应该遭旱灾、谁应该不遭水旱吗？疫气造成的灾害，不是一家一人单凭祈祷就能驱除的。大概这件事关系重大，而造成它的根源也是各种恶劣因素聚集所形成的。阁下治理千里土地和百姓，各种祈禳同祈求晴天、祈求下雨本来完全相同，这正是所谓有防患于民之心。民间家家迷惑于巫鬼之说，是绝不可以允许的。假使巫鬼对人无害，那么相信它的人不过是愚昧，何必深究？只是它不仅会助长病势，严重危害人，所以前代仁贤的官吏没有敢不教导百姓不要迷信，而且还竭力禁止、严厉惩罚它。本地巫鬼的风俗，一遇有人患病，连洗脸漱口、穿戴衣帽、洗涤污秽都严加禁止。白天不许开门，夜里不许点灯，务必使病人像被幽禁一样听凭神意。

译推究它的本意，大概是想让污秽恶气熏蒸，以防止污浊昏暗之气更加严重。又早晚向病人祝祷告白，用奇怪的名称和号令恐吓他们，使病情从一个症状、一个征候开始，无不各有神鬼来主管。病人的气息正微弱，身体正虚怯，却这样重重恐吓；还断绝亲戚往来，亲友来问候，即使带来医药也不得自由使用，务必让病人求卜求祷于神；神卜指定用什么医药，不许用什么药，就不能违背。切脉、观察面色、判断寒热等有根据的诊治不相信，反而相信偶然俯仰所得的杯珓，有时把药物一概屏弃，只叩拜神灵求水来服。这样一来，病人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民间人家一遇到这种病，死亡的人接连不断，而所谓祈祷酬神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即使幸免于死，也已经空空荡荡成为穷人了。我之所以把这些情形全部说出，实在希望阁下深知民众所受的祸害已经到了这种极点，像西门豹听说巫婆给地方父老带来的祸害一样。阁下去年秋天开始主持一方政务，不知是否也有人以神庙中惩罚人的事情来告发？十四五年以来，神枷、神杖到处盛行，巫师掌握的权力超过官府。一座庙里，戴着枷锁送来的，动辄有几千人；重的装作死刑犯，头套囚笼、身系铃铛，由他们家中的子弟亲戚拥着拖着送到庙里，听候释放，有的还接受所谓神杖后回来。这是什么样的风俗呢？做子弟、亲戚的，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拥着拖着自己的父兄骨肉吗？百姓患病固然可怜，百姓的风俗尤其令人痛心。启发开导愚昧迷信，使他们有一天豁然明白，本来就是郡侯教化百姓的职责。至于市集稠密的地方，或许可以用一种办法减少疾病。现在沟渠不通，是造成疾病的一个来源。乙未、丙申年间，三山林侯任郡守时，最留意这件事；疏通、挖浚、引导水流之后，百姓多年没有疫病。后来豫章李侯、于潜徐侯任郡守时，我每年都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两位侯所实行的没有林侯那样普遍，但患病的人也少了。徐侯以后，郡政不再顾及此事，造成的祸患也已经看得见了。沟渠不通，到处都是污秽恶臭，家家潮湿；人的血气接触这些东西，就会使气机壅塞不行，疾病于是产生。如今通衢大道上尚且没有洁净的地方，偏僻街巷更使人捂住鼻子快步走过，这样怎么能不生病？本州地势本来低洼潮湿，只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地势爽朗高燥的地方也变成污湿低下之地，这就是病气，哪里还需要另外有什么东西促成它？如今若趁此时整治，正值春天，应命厢所告示居民，清除、整顿、冲洗污秽；有砖石遮蔽的地方，也命令暂时施工，像鱼鳞一样依次进行，合力办理，各自背负搬运，放置到城外空旷之地，使积水流通，那么郁积盘结的恶气也就消散了。只是这件事虽然不难，也担心会流于徒具文书形式。李、徐二位使君当时所做的已经不够实在，厢所奉行起来又会松懈怠慢，民间还多愚昧昏暗，他们宁愿等到生病后相信巫术，也不肯事先考虑祸患。因此应当严格限定期限，督促他们复查核验。《巽斋文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五，宋代欧阳守道撰写的书信。

译回信给包宏斋。守道去年秋天拜收您的书信，实在非常荣幸。书信已经上达，不敢再冒昧打扰。虽然希望听到您的一句话，却只能徒然仰慕感叹。每次见到乡里的士人朋友乘小船向东而下，总要说：“我要去拜谒宏斋先生。”我心中非常惭愧。我有愿意事奉君子的心，先生有奖掖后学的心；船行向前，不过三四天，我却反而这样自行放弃，这正是我对那些能够前往的人感到惭愧的地方。虽然如此，先生除了德行功业之外，立言已经传遍天下，并不必亲自拜见您的座席之后才听闻。过去善于求学的人，对内从自己的心中求取，对外以古今圣贤的言论作验证，两方面从来没有不相合、没有不得到印证的。近世学者标榜门户，于是有把曾经见过先生和前辈作为声望标志的。这样做虽不足称道，却还知道以求学为名。还有比这更加卑下的，我也只是白白使先生这样的长者费心应答，增加感慨，实在不忍再说。那么，关门独坐，身边的书籍中古今圣贤都在这里，先生也就在这里。我没有曾经拜见过的，只是您温润明净的德行容貌，难道就没有不可想见之处吗？因此我又释然了。如今特意防备专使来送您的亲笔信，您以尊贵身份屈身对待卑贱者，以贤者身份屈身对待不肖者，以前辈大德身份屈身对待后生小子，这种盛大的德行实在不能再增加了。我如今得到这三种最尊贵的礼遇，将用什么来称颂您呢？过去我从荆溪先生那里得到过这样的礼遇，却没有办法报答荆溪先生。如今先生又这样对我，从今以后若没有师长保护、如同面对父母一样的心情，我应当怎样战战兢兢地自持呢？您封缄赐下的讲义篇章，从前我本来已经传抄过，几乎得到其中一半。如今这部大全中，先生的一句话将传告千古，我却从您亲自传授中得到它；我曾私下奇怪自己这一生从造物者那里得到的东西，怀疑他似乎偏爱我，让我得以从事这篇文章。至于德行成就、道术尊崇，像先生这样为一世所宗仰的人，竟又使我得以通过机缘置身受教者之列，这也一定有冥冥中的助力，不是偶然的。每想到这一点，我没有一次不害怕岁月迅速流逝，感慨志向和事业还没有建立。您所教示的“人品高尚，学术就高尚”的说法，我曾经在心中暗自体会过。先儒说人品因学术而高尚，意思似乎着重在劝人变化气质；至于本来就有高下等级，那是天性。学问好比雕琢玉石使它成为器物，说不雕琢就不能成器是可以的；但玉石本身已有品级，上等玉经雕琢成为上等器物，次等玉经雕琢成为次等器物，这是天性所定，不是人为所造成。孔氏门下，成就德行、通达才艺，接受问答以及私下受教，如同艾草遇到及时雨而受到滋润，谁不是由于孔子的极大造就呢？然而颜回就是颜回，曾参就是曾参，子路就是子路，子贡就是子贡；那些尚未成就的人，固然不知道最终会怎样，但已经成就的人，总的说来也各自达到自己本等所能达到的极限。广泛施恩给百姓而能救济大众，即使尧、舜对此恐怕也还会感到困难。拿它同圣门的教化相比，成为颜回、曾参那样的人有几个，成为子路、子贡那样的人又有几个？孔子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困难。人的品格低下，乃至愚昧不肖，修明道术、建立教化，都是为有智慧和无智慧、贤能和不肖之人而设置的。圣人的心意虽然无穷，但愚昧不肖的人接受圣人教诲，能够做到的也不过是免于作恶、陷入罪过，这也正是圣人的大造化。人的品格局限在低下状态既然如此，那么幸而禀性稍稍清明的人，面对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又应当怎样敬重呢？圣贤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普通人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于您来信中感叹士人卑陋，我私下认为不只是人品，还有习气。大体说来，士人位列四民之上，而古代的士人从农民中出身，农民的气习淳朴善良；后来的士人则杂出于工商等不同阶层。再往下，还有出身于吏胥和游末之人的。名义上是士人，气习却是士而兼工、士而兼商、士而兼异类、士而兼吏胥、士而兼游末。人品既然卑陋而不可改变，气习又受熏染而不能洗涤，充斥于人世间，还称他们为众多士人，那么又凭什么要求这些人的学术呢？然而如果士人的名义足以误导世人，真正的士人和真正的学术将渐渐湮没，而先儒的言语竟流传在这些人的唇舌之间，那么他们卑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本来不是我应当说的话，只因先生谈到人品，所以我就以自己的浅见再说几句，不知是否正确。前些日子我的事情，幸蒙先生行使抑制邪恶、褒扬善人的职责，我哪里敢当所谓善人？只是我喜好仁德却不好学，其弊病就是愚昧，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蒙您接纳。直到今天没有怨恨和后悔，是因为我实行了自己的本心。本心像阳春发生一样直达自然；有时遭到践踏摧折，也无可奈何，但生长者不能自己停止，除非连根一起死去，才不会再生。起初我窃取科第，也暗自有志向，只是忧患之后，志气已经损耗消磨了。加上人情世态如此，也无可作为。从此即使只是怀疑自己会招来祸患，像前些日子那样纷纷扰扰，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去年冬天宪使来信催促我任职，态度非常厚重，令人感激。我答复说事情在省部，正在等候他们按原有案卷处理；万一到任以后，因畏惧大学生而有人提出可以指责我的言语，到那时进退将怎么办？我起初是因为自己超过任职年龄，恐怕妨碍下一次的政令；既然部使者如此盛情，也应当再容我稍候。如果省部不把我当作有罪之人，那么我洁净的身份才敢说没有辱没官府。宪使于是替我写了一份申报省部的状文，说得很完备；听说他的文书离开那里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人追赶催促，恐怕最终会坠入茫然无着的境地，也只能听凭天意罢了。从前朋友有人对我说，这份文书必须经宰执诸公过目，其中的事情不能明白指拟，大家相对叹息。我告诉他说：“如果命中注定不能做官，即使韩、富、杜、范在政府中，也无可奈何；如果命中注定应当做官，自然不会有这么多龃龉，怎么能把冰炭放在心中呢？”因此我的心极其安定。当年正当壮年而没有做官，如今已经五十岁，今后还能前进多少？我估量自己愚直的性情能够随俗俯仰，人为爵禄的尊贵，确定是没有分的；只把自己当作从未登科来处置，而在余下的年岁里读书、求取自己的完善，不辜负父母师友的期望，难道不足以使自己尊贵吗？如今也不敢立即采取“艮其限，列其夤”的看法，姑且再等候结果。承蒙您来信垂问，我恭敬地陈述内心情形。我的前信曾谈到世事变化，您便教导我尧舜的事业；这又使我的胸襟大为开阔。人生竭尽气力，也能做成多少事情，而尧舜的事业仍是偶然得到机会才去做；

译像我这样微小的人，却想凭借一点微薄成就来流传不朽，也实在可怜。我在岳麓侍奉荆溪先生时，曾蒙赐阅他所作的文章。乡里有吴建公兄，也得到过许多稿本并从中获益。近来得到他的印刷本，谨慎地把一套呈送给您。先生像荆溪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应该不多见。想来您面对这部文集，又会触动对荆溪先生亡故的悲痛。文集中有几篇提到我的卑贱姓名，本来很难拿出来，似乎近于借此自我叙述；但先生既然已经误以为了解我，也就可以不必嫌疑。其中一篇是您为我所作《夷齐辨》的跋，我因此连同这篇辨文一起呈上。老师的意思狂放而文辞浮华，如果蒙您指教，我将非常荣幸。上书给吴荆溪，请求改塑先圣像。守道不敢回避，关于崇奉庄严之事总要有所申述。昨天我读《南轩先生张宣公集》所收《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说先圣像从阙里仿制到殿中，并绘列七十子像。近来进入书院读石刻，才发现这几句话已经删去，没有刻载，心中几乎对此感到疑惑。等进入大殿瞻仰，才知道所谓从阙里仿制先圣像的说法并不正确。大概写记之初，塑像还没有完成，也许有人把从阙里仿制像的事告诉先生，所以先生高兴地写入记中；等塑像完成后，先生认为这说法不对，于是删去而没有刊刻。距离圣人时代久远，塑像没有可考的根据。孔子去世后，子孙家庙本来没有今天这种绘制的圣像；后世远裔又怎么能知道它的样子？即使书院向阙里求取，也难以完全相信，何况本来没有求取，只是有人轻率地凭自己的意思迁就，竟使先圣之宫采用异教的塑像，实在令人叹息。虽然祭祀的事情重大，不应轻率议论，但疑惑既然如此严重，就不得不说。口部的容态应当收止，如今的像却张着下颌；手部的容态必须恭敬，如今的像却左手向下倚凭，右手高高举起，十指全部伸展。它作出倚着几案讲说的姿态，像道教徒奉事自己的师父；两足盘曲、脚掌向前翻覆，又像释氏所谓的趺坐。如果阙里的先圣像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是子孙自己诬蔑祖先，难道不是奇怪吗？至于七十子的塑像，服饰颜色尤其鄙俗：青、黄、紫、绿各种颜色都有，只求彼此不同，不出现重复，却不顾古人本来没有这样的服饰。他们所系的带子都很短，形状像幅帛，不像垂下的绅带。有的向前走，有的回头顾望，有的指着书，有的并肩好像在交谈，有的合掌好像在笑，有的凝立着捻胡须，有的伸臂牵着佩巾，有的像在拖拄手杖，有的像在举扇，有的手执书卷凝视，有的一人拖着书卷，众人共同观看。容貌举止不庄重，对古人实在是极大的诬蔑。这是哪一种书院修复呢？既然出于南轩先生的主张、忠肃刘公的经营，怎么竟使我们圣门师生的塑像粗陋到这种地步？那么，南轩先生后来修改记文并刊刻时，大概是对此大为不满了，并不是今天的后学敢于轻率议论的。我的在殿宇间徘徊，抬头仰视，低头思考，恰逢堂长来到，便说道：“这件事早就应该商议改正了，只是关于它的传闻有来由。当时是周奭、允升所做的。允升是湘乡人，同南轩先生有交游往来的友好关系，郡府敬重礼遇他，建立殿宇、设置塑像，实际上由他主持其事。此人以豪迈雄伟、崇尚意气闻名，出自他手的东西很多，没有人敢于议论。先圣塑像起初并不是专门制作的，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老子的宫观让人搬来所谓天尊像，有人问其中的缘故。允升回答说：‘谁说这不是我们的夫子？’他任意这样做，所以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绘制七十子像，又增加了一层错误。长老们传述的就是这样，南轩先生记文中有删改，也就可以理解了。”守道同山长、教授商议，想写成劄子上报，而刘堂长霖拿出书院讲书、李长舍震元公的劄子，内容彼此吻合。这样看来，并不只是我的劄子表达了内心的不安，本地士人很久以来也有许多人共同知道它不对。希望都运判府、安抚使以心传承往圣之学，承接先儒传统，书院教养之事无论大小都加以办理。何况这是礼制，是用来让后学瞻仰的，而八十多年沿袭下来的错误，至今还耽搁着没有改正。我私下认为，这件事只是阁下还没有来得及知道；知道以后，一定不会只因为我而同山长、堂长、舍长共同请求。按照晦庵先生朱文公的考证，关于跪坐的说法，是从成都学宫汉代以前的旧制中得到的，可以作为依据。白鹿洞书院的塑像不合古制，先生还命诸生把他的说法写在庙门上，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晦庵对不合古制的白鹿洞塑像尚且不满意，就如同南轩对不合古制的岳麓塑像不满意一样。两座书院都是由两位先生建成的，但塑像都不符合他们的心意：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后来的人身上，一个删去记文而不刊刻。那么后人加以改正，本来正是他们过去恳切的愿望。希望阁下慈爱地详细斟酌，下令书院集体商议，择日改塑先圣像以及七十子像。原来的先圣塑像过于高大，七十子像过于矮小，很不相称，都像释教、道教所制作的样子。如今希望大小适中，稍微同今人的形貌相近，或许可以表现出先圣弟子们舒展和顺、温文恭谨、和乐刚直的气象，使求学者能够亲眼看见、用心体会，不再感到奇怪迷惑，同时也借此解除南轩先生留下的遗憾，难道不是很正确吗？如果蒙您采纳这篇意见，我非常荣幸，后学也非常荣幸。

译写给林竹溪的信。守道与您分别四年，竟不能写一封信拜问。去年乡郡教授隆兴胡子山送来您的来信，并颁赐三篇制诰文章以及《考工记》《老子》《列子解义》，我一一拜领。后进侍奉先进的时间短，先进教导后进的心意却深，我感激而惭愧至极。江、闽相隔遥远，不能及时致谢。近来私下听说您奉温诏起用，将要主持湖南事务，高兴得不能入睡。先生在朝廷中的声望如此重要，朝廷每日都需要您参与谋议、进言纳谏，不能在别人之后，这才是光明荣耀之举。我所高兴的是，长沙距我庐陵的居所才六百里，而且岳麓又是我旧日游历之地，颇有故旧；假如您早晨入朝，我晚上出发，不到十天就可以拜见您了。我翘首企盼等待，本来事情应当如此进行，却竟然受到阻滞。人生相逢或容易或困难，似乎自有定数。我年过半百，不能出仕，即使列身朝廷也没有多少时候；如今被斥退而未归，所以我还没有失去什么。然而这一次出仕也有足以自慰的地方：过去我从诸位老先生那里听到声名，读到文章而仰慕他们，自以为终身没有机会见面。如今因这次出仕而机缘聚合，先认识后村先生已经非常幸运，不久又认识竹溪先生，哪里只是这次出仕没有白费，简直是这一生都没有虚度。而且两位先生又降低身份、屈尊年长德高的地位，来接引我这个后进；过去以为可以仰望却不能接近的人，如今竟这样温和地亲近我、厚待我。我虽然略读过书、粗略学过文章，却从未抄录一字来请求什么，两位先生却各自把大部头的著作赠给我，大概是把我看作我们这一类人，向我敞开心胸、倾注肺腑，画一说明来教导我。这一次出仕，上天难道有意成就我，所以特意这样厚待我吗？《庄子》我读了多年，但因为文辞和旨意多奇特深奥，思索而不得其解时就放下，因此不能精熟。得到《解义》以后，就像有老师坐在旁边听我诵读，遇到稍微艰难的地方，不等我发问便自行告诉我；这部书的疑难就没有了，《老子》《列子》本来就可以类推贯通了。两部解义又同时到来，这是多么幸运中的幸运啊！要知道读三位作者著作的方法，也要知道应当用三位作者自身的思想来读，不必先用儒者的正统说法压制并非难它，这是近世诸儒没有达到的地方。皇帝的亲笔批语写在文集卷首，天子的言语极为斟酌，这三部书真是万世难遇的机缘。解义中有时引用文轩、乐轩、网山的细微旨意，说明学术渊源所在，值得敬仰；还应竭力向皇上请求，为他们褒扬表彰，亲自代替皇帝传达诏言以流传后世。这样清正的风范、高尚的情谊，难道只会使闽中以他们为师友的人受到震动吗？《巽斋文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六，宋代欧阳守道撰写的书信。

译上书给徐守。我同您的门墙关系并不十分亲近，但知道阁下很有心意地引导后进，对我尤其关怀。八月间收到您赐下的书信，您想把我引荐到讲学者的行列，情意实在恳切。我有一点心里话想说，又害怕阁下认为我越出了自己的职位；想到如果始终不说，便郁积在胸中，无法吐纳，所以冒昧直说。我读《汉书·班固传》一类书，在陶朱、猗顿之间看到子贡的姓名，不由得长声叹息，不知班固当时存的是什么心。班固听到孔子的话，认为子贡没有接受天命，却去经营货殖，于是进一步把话说得很严重：“子贡向仲尼学习，退学后到卫国做官，散发储藏、贩卖财货，在曹、鲁之间凭借自己的富饶，驾着四马车、连着许多骑从，往来于诸侯之国。”照这话推论，子贡所作所为离盗跖也没有多远了。子贡学成后出仕，究竟想做什么？出仕是为了致富，一旦到了这一步，这该是良心丧失到了什么地步，又成为圣门多么大的羞耻啊！子贡的明悟仅次于颜子，孔子对他的不满，偏偏同颜子屡屡处于贫困相对照，大概是可惜他不能忘情于贫富之间，不如颜子置之不顾、超然自得。说子贡不如颜子是可以的，说子贡流变成盗跖，难道可以吗？由此看来，世上想要把人的罪过说得严重的人，本来就会一概把人比作盗跖，为什么呢？按照班固的话，即使子贡也成了盗跖。这是同一个子贡，孔子根据亲眼所见而这样责备他，班固根据听闻却那样诋毁他。假使《论语》没有流传，而班固的书独自流行于世，那么百世以后人们将怎样评价子贡呢？接近利益的人容易被污蔑，事情隐微的人难以辨明；君子责备一个人，一定要全面考察他的实际行为，深入追究他的内心。有人内心并非如此，行为表面却似乎如此；是非的真实情形，实在不应由众人的议论来决定。从前李侯任郡守时，很注意郡中的财政。郡里正处于长期困顿的极点，李侯想办法振兴它，核查欺瞒隐匿，革除多余费用，谨慎地掌管官司和储存，使账迹清楚，确实有近于贪利而容易引起猜疑的地方。当时世人把苟且因循、坐视衰败当作当然，李侯却在这种时候独自把精明用在职务上，自认为终有一天一定能修复郡政，却不知道旁边已经有人暗自议论了。只看他的行为表面，难道能没有留意贫富得失的弊病吗？然而不能把他同营求私利的人相提并论。初春，李侯因贪赃罪被弹劾免职。轻信传言的人纷纷喧嚷，说李侯从公家和私人那里搜刮了不知几千万；即使平日一向相信他没有别的企图的人，到这时也奇怪李侯竟会欺诈。李侯一生的名声因此彻底败坏，罪状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他被流窜、甚至死去，又有谁会为他悲伤呢？可是近来众人的议论渐渐不同了。有人说：“唉，李侯不是那种人。”有人说：“我从现在的使君那里知道了真相。”现在的使君周遍查看府库财物的虚实，也知道前任受了诬陷。追问这些话从哪里传来，过了很久仍没有查到。一天，刘茂中对众人说：“这些话本来就是现在的使君说过的，而且他也为此感到悲伤。”唉，谁说世上没有能够了解人心的君子呢？李侯不是贪官，前些日子全国的人难道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为什么忍心诬陷他？因为李侯有足以招致诬陷的地方。当今做官的人想要免遭罪责，就必须低头屈心；对富民，必须暗中结交以求取声誉；对经过的官员，必须同流合污；对于志趣不同的同僚，这三件事李侯都做不到，却说“我只相信自己，只要直往前行、内心反省而没有愧疚就够了”。祸患降临时，哪里能逃脱？汉代延寿起初任东郡太守，因为把官钱一千万散发出去而受到御史审查；内史拾遗，出入公府，具有萧望之的风范，听说他举发职务之事没有其他用意。延寿当时在冯翊，不能平心静气，慢慢等待事情澄清，反而逮捕、拷问望之的旧属以相抗衡。于是望之的愤怒开始激烈起来，所派御史迎合他的意思，最终使延寿获罪而死。前面所说官钱是否存在，御史起初并没有查到实情就回去。世人都知道延寿是含冤的，却不知道以下级抗拒上级，本来就是人情所不能容忍的。李侯的过失，大概又有近似这种情况的地方。圣明的君主在上，李侯幸而没有遭到延寿那样的祸患。阁下在人前谈论此事，也替李侯申说冤屈。本州百姓把阁下的一句话当作可信，于是明白过去相信传言是错误的。李侯的恶名从此可以洗清，这是阁下主持公道、德行盛大的表现。处在今天的世道，顺着众人的议论加罪于人容易，坚持独见为人洗脱罪名困难。危险的道路险峻，言语不如沉默，而阁下谈到李侯的事情毫无顾忌回避，这说明当今世上还有古人一样的人。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话要说。庐陵衰败困苦到了极点，不幸还保留着富州的名声。百姓不幸，十家有九家空虚；公家却还以为那里有储蓄。士大夫不幸，清白奉公，却有人仍怀疑他们搜刮财物。偶尔有人请求减免租税，也被扣住而不能下达。每年买粮的数额，大多是其他州的两倍。各部门征取的钱财，一点也不宽免。如今李侯又背负这个名声离任，那就好像本州果真有充足的积蓄，可以供掌握兵权者无止境地满足欲望。先前是本州连累李侯，将来李侯的恶名又会加重本州的负担。若要支撑岁月，杜撰空虚的情形，最终上下都不会相信。三尺童子随意诋毁郡政，众人听了便喧哗，即使清廉如子路、伯夷，也无法自我申明。这对守令来说，就是永远受诽谤而没有终止的时候，对此又有什么好处呢？况且阁下之所以能够知道李侯不是贪官，难道是因为李侯封闭府库等着让您查看，里面的积蓄件件都完好无损吗？只是因为此前郡中的财政已经长期空虚，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取得，所以才知道如此。我的一点愚见是，阁下在李侯之后任职，亲眼看见他受诬的情状，恐怕有应当向朝廷申明的地方；这样可以打破世人一向深重的诬蔑，堵塞后人受诽谤的根源，不仅能洗清李侯的恶名，也能使上面的人清楚看见本州不可治理的实际情况，或许能够为后来者借用准绳。李侯两年的政务，已经竭尽勤劳；他积聚心力、筹措思虑，哪一刻曾为自己的私家打算？人当然不能全都知道，但还有鬼神在，怎么可以欺骗呢？一个竭力从事职务的人一旦遭到这样的祸患，将来还凭什么劝勉人尽力任事？希望阁下深思这一点。有人说：阁下不能说。朝廷正在追查李侯的赃物，以惩罚一人、警戒百官，倘若您说一句话，便是替李侯辩解而违背朝廷已经颁下的命令，势必获罪。唉！

译说这种话的人，等于认为公道在当今世上绝不可能实行。君子对待别人，如果知道对方无罪，从来没有吝惜自己的力量而不去救助的。不知道对方无罪，本来不能指望这个人救助；既然知道了，又吝惜力量，只怕牵累自己，那么天下的无罪之人不死，又凭什么可能呢？前史所记载的，大败坏、大混乱的时代，无辜受诬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一时的正人君子冒着万死去为他们争辩，又哪里会人人都被牵累、一起遭祸呢？当今世道同那些时代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这样战战兢兢呢？况且天下的事情还未可知，又怎么知道李侯的事情，上面的人不会有一天忽然醒悟呢？君子只遵循自己内心义理所安，而其他人却只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假使阁下害怕这些，那么即使面对茂中的话，也会反复考虑而不轻易发言。我知道阁下刚正明察，决不会计较这些，所以说出这番狂妄的话，留给您选择采用。再次上书给徐守。昨天我恭敬地听说阁下的教谕，因境内旱灾归罪于自己，辞让并回避守土的职责。朝廷的命令还没有下达，您暂且又在云腾庙办理祈祷之事。唐代郡守吴侯的神灵，诚心悲悯忧民，忧愁都显现在脸上。千里百姓如果能够免于饿死，实在是阁下使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私下想来，阁下因旱灾责备自己，难道不是认为守臣对百姓和土地有深切而隐微的思虑，政事的好坏本来就同造物者相互沟通、没有间隔吗？吴侯的神灵离世成仙已经很久了，地方发生灾旱，仍然悲悯百姓而为之呼吁，难道不是因为他生前守护土地，对百姓留下了恩爱吗？如今他接受上帝的命令，仍然主管下界土地，难道还不能以福泽惠及境内吗？由此推论，那么我们这些主管百姓的官吏，实在处在赫赫天命的监察之下。吴侯的神灵是一种精神，阁下的心也是一种精神。上天确实监察主管百姓者的内心，那么生在这片土地上、治理这些百姓的人，也应当知道百姓有官吏主管，日夜不可忘记。上天使这片土地连年遭受灾害，愚昧的百姓中，谁能说自己没有罪？或者他们也曾在心中暗自思量过吗？近年来，百姓没有官吏治理，已经严重到极点。神灵和正直的人都反对这种情况，阴险邪恶的鬼神却帮助它。对于赫赫天命始终监察的事情，百姓反而忘记恩德、怀抱怨恨，用丑恶的言辞巧妙诋毁，上无尊长了。仍有鬼神积聚怨戾而造成灾害，以此惩罚罪过。罪过实际惩罚了百姓，又加重了治理者隐伏的忧虑。没有哪一种神灵不被举荐，以替百姓请命。神灵回应了祈求雨水的勤苦，却不能胜过这些百姓所遭受的祸患。云还没有聚集便又散去，雨刚下起来便突然停止。凡是吃这片土地所产粮食的人，没有反躬自咎、战栗不安、无暇自处的，却轻率地说祈雨只是州府的常事。唉，灾祥的道理幽深难明，我私下害怕这些百姓一天比一天陷入罪过，而丰收之年、安乐岁月无法期待。从前宗丞李侯治理本州时，整顿修理衰败的政务，就像经营自己的私家；抚恤救济困苦饥饿的人，就像哺育自己的孩子。难道没有严厉威势施加给那些强悍狡猾的人吗？百姓也无不说这是应该的。至于他用心公正、听理政务勤勉、约束自身严格，那么在这以前民间自有公论，从来没有人完全非难他。他临将离任时，亲自写祝文告知庙祀，说：“即使得罪上官，我也敢断定自己没有得罪君父；即使得罪豪强百姓，我也敢断定自己没有得罪上天。”假使李侯心中有所惭愧，我这个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样的话不容易说出。他们那些愚民懂得什么，竟制造诬蔑和诋毁？说有赃款百万，究竟是谁欺骗君主？轻率地说他接受贿赂，审讯后发现并不属实，却一人倡导、千人附和，一个早晨便传遍全国。从前一个普通妇人含冤，便造成三年枯旱；冤屈发生在百姓的守护者身上，难道是小事吗？当李侯到任时，他叹息忧愁之间本来就足以感动鬼神；鬼神因此转变雨旸，难道在他无罪离去后就把他忘了吗？两年之间，他竭尽心思和手足之力从事政务，即使政事不能尽善尽美，谁能说他对我们的百姓一点恩惠也没有？在暧昧疑似之间，很容易招来诽谤，一旦有一天真相明白也就罢了，怎么至于把没有的说成有，完全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如今愚昧的百姓，定成李侯的罪名，既不以人为惭愧，也不畏惧上天。嘉谷的生长本来是为了养育善良百姓，百姓没有善良的心，神灵也会因此不顾他们。神与人的道理有不同也有相同，喜好善良、憎恶邪恶，是它们相同的地方。罪过由一个人造成，惩罚却扩大到众人，恶气形成后就是如此，神灵又能选择什么呢？按照人的道理，惩罚只应止于其本人，这已经算是不同了。自古以来祈求止旱、申理冤狱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断案公正而降雨，正是因为冤情得到申理。假使李侯今天作为一名编户百姓被告发，和那个诬陷他的人一起在官府，那么到了申理冤狱的时候，是非曲直也一定会分明。那个诬陷者得志，庆幸快意、歌舞欢庆；从前让李侯丧气而无处申诉，茫茫的造化，谁能责问它呢？等待上天裁定，没人知道期限；我痛惜年成艰难，感念仁厚的侯长为旱灾忧闵，揣测万分之一的情理，再次吐露这些狂妄愚昧的话。伏望阁下：从前已经把这件事向尚书省申报，成命尚未颁下，还在等待审查核实。如今举行祈祷，似乎可以把它附在查理冤屈、平反狱讼的举措中，发表不同于寻常的意见，在茫昧之中探求上天的心意，把那些文书依据一一研究清楚，把那些罗织的罪名一一平反，使郁结的冤情得到昭雪，使幽暗的冤枉明白显现。如果先前的请求得到答复，现在权力在手，便可据此复命，事情的名义和道理都很正当。万一朝廷的命令仍被阻隔，或者虽已下达却还没有立即送到，那么我就是为了申理冤屈而自行设法，也可以先等待上天回心转意，日后再奏请，不愁没有说辞。上天感应的实际情形，或许这件事多少能有所帮助。我实在承蒙您先前的知遇，侯某的话看似出于私情，实际用意却很公正；而且我想到如今那些被当作神明、接受祈祷的人，往往都是前代的太守。因此我认为，太守实际上是上天替民众所设的牧民之官，理应受到敬重侍奉；如果他并没有对百姓做过什么严重伤害，就不应让他长久背负深重的诬陷，以违逆上天的心意。我冒昧陈述这些话，是出于激切之情，惶恐战栗，无以自安，只等待命令到来。贺呉荆溪被召书【甲寅十二月】我恭敬地读到邸报，得知冬至日天子召先生回朝，心中鼓舞踊跃。想来圣上的心意，确实是受到剥复之际的感触，所以急忙召见先生，并不只是因为先生久居外地，例行一番礼数。从来召命有超出常规的，但所召的人往往只是寻常之人，长期在外，不过借此给他一些光荣宠遇罢了。若是像范、欧阳、司马、吕诸位贤人那样的人，一经召回，皇上对他寄予深厚希望，臣下也会有许多建言和作为。为什么呢？关键在于贤人是否得到任用，而不在于是否被召。召来却把他安置在不当任用的位置上，就等于没有召来；人也不过维持平素的声望罢了。世道日益污浊，从宰相以下，人人都眼巴巴地把自己的任用或罢免、疏远或亲近放在心上，那么端正君主、安定国家的责任究竟可以寄托给谁呢？先生在岳麓时，曾经为湘地士人讲说《易经》小畜、大畜两卦的意义。小畜是止住乾，巽是构成此卦的主爻，在六四；大畜是止住乾，艮是构成此卦的主爻，在上九。虽然这是先生自己的见解，不合先儒之说，但我私下认为，《易》的本意似乎确实由此而出。为什么呢？巽的柔顺运行、顺势而入，不如艮的坚固凝重；这本来就是卦名分为大小的缘由。然而两卦又有居位与不居位的不同：六四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巽又属阴柔，即使稍有匡正救助，也只是臣下常规的作为；

译上九并不受职位的限制，而艮又属阳刚，所以能够激发君主敬重之心，在这里表现得最充分。因此小畜六四爻辞说：“有诚信，伤害消除，警惕离去，没有灾祸。”如果不是对君主极其诚信，就不能免于受伤，不能免于恐惧，也不能免于灾祸；唐代的魏郑公、陆宣公诸位贤人，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大畜上九爻辞说：“何其通达如天上的道路，亨通。”《象传》说：“何其通达如天上的道路，就是大道得以广泛施行。”一个人若能使君主尊崇德行、喜好义理，完全放下心来听从诏令，那么大道得以施行，哪里还会有曲折周旋、回翔迟疑、从容不决的情形呢？阿衡对于汤王和太甲，就是这样；孟子也曾经以此自期。有人当时依据程传“‘大畜’蓄积到了极点就会散开”的话来问我，我回答说：“这个义理在两卦的《象辞》中，本来就有根据，并不是我凭空臆说。”小畜卦说“亨通，乌云密布却不下雨，从我方西郊而来”，这是自下而求上、自阴而求阳，不等待什么而自行进取。大畜卦说“刚爻在上而尊尚贤能”，能够止住刚健，是大的正道；这句话专指上九而言。“尊尚贤能”也专指上九，我从大有卦上九得到了证明。先前我曾把这个义理写成一篇文章，书院似乎曾经呈上，不知先生是否看过、认为如何；如今再次抄录呈上，也借此深深表达我个人的期望。先生任畿漕时，供应各种物资，如果不能免除这些负担，便宁愿得罪当时的宰相而离职；后来任湘漕，又不因先前获罪的经历而有所顾忌，对心中想要蠲免的事项，一定竭力请求，直到得到圣旨才罢休。对于邸第送来的书信，您敢于不拆封阅读；对于权势地位显赫之人替人求取荐举，您敢于完全不参与。您在外地十多年，江州离京畿很远，湖州又离江州很远。后来出仕的后进，越过先生而登上台阁的，已经有多少人了。然而这样看来，先生已经不因任用或罢免、疏远或亲近而扰乱自己的心了。能够使我的君主产生敬意，已经很久了。如今这次召命，四方都侧耳倾听，期待您把美好的谋略和主张入朝告知皇上。今日使者的旌节已经出发，先生虽然还没有上路，想来一定在积聚诚意、竭尽思虑，等待有一天把一切倾吐出来；这颗心本已如同在皇帝的座前。门下诸生不敢以私情相问，但心中实在拳拳不忘。自古以来，君主中还没有像当今皇上这样讲明性理之学、具有如此美德的。朝廷上的臣子谈论经义和理学，动辄援引濂洛之学，每有奏疏，都称先师。这样已经三十年了。我听说，孟子告诫滕世子，开始便讲性善，谈话一定称说尧舜；最后却说：“滕国只有五十里，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行善的国家。”如果药不能使人昏眩，那么他的病就不能痊愈。然而这样看来，所谓“性善”，把它推到极致，本来就是要使君主成为尧舜，从而医治国病、拯救民生；一切都由此而出。所以孟子对于小小的滕国，实在抱有深切期望，哪里只是像回答告子、公都子那样而已呢？如今我们的君主深知性善，朝廷上的臣子大概也在接续阐发，并不是像孟子面对原本不懂的人那样创立新说。然而孟子对于区区滕国，尚且说它可以成为善国。如今疆域广大达到千万里，皇上临朝已久，经历世事也更加成熟，行为义理没有过失，恩德还在增加，可是国脉民命一年比一年危险，一天比一天困顿。难道诸公没有以大有作为的事业来期望我们的君主吗？只顾修补眼前的裂缝、填塞眼前的漏洞还没有完，进一步追究病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译《尚书》说：“成王敬畏辅相。” 孟子谈到列国贤君时说：“对于子思，我把他当作老师；对于颜般，我把他当作朋友；王顺、长息，是侍奉我的人。”能够使君主把臣下当作老师和朋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臣子侍奉君主，难道都只能成为王顺、长息那样的人吗？如果都成为王顺、长息，恐怕正是因为所追求的并不是侍奉君主、安定社稷之道，甚至上至天民、大人，对当世也就完全失望了吧？唉，这件事本来取决于平素所树立的品格；平素不能胜过常人，本来就没有资格期望有作为。现在姑且只谈财用一事：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未听说有哪个国家急急忙忙追逐利益，把财物搜刮到连锱铢都不放过，却能使国家长久存在。减损上层、增益下层，汉、唐的中等君主有时还能够做到；若说我们的君主不能做到，就是在陷害自己的君主。上下彼此争夺利益而国家陷入危险，是孟子深为忌讳的。《大学》说：“使国家富足而专门致力于财用的人，必定从小人开始。”那些以小人之道为善、却让他们治理国家的人，灾祸就会一齐到来；即使有贤善之人，也无可奈何。如果触犯了这一点，那么援引濂洛、称说先师，都只是空谈。濂洛的先师并没有用空谈遗留给后人，也不是教人谋求自身。上至聪明的诸公，都不能把宫女几千人不可裁减、马厩里的马几万匹不可削减，当作对待当今国事的办法。如今百姓已经穷困到了骨头，经历兵戈、饥荒、疫病之后，户口不知道减少了多少。难道没有人把四方百姓实际的人口数报告给皇上吗？我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为岳麓的朋友们讲《论语》最后一篇的第一章，认为孔子说尧舜执守中道的命运，最终直到天下四海困穷，天禄永远终止。大概三位圣人执守中道的主旨，归宿就在这里。孔子引用古语，不像今人那样旁征博引，只举出十六个字。讲完后，朋友们互相告诉说：“先生听到这里最受激发的地方，常常为此点头赞许。”唉，世上从没有亲自遇到有道君主，却眼看百姓在下面陷于困穷而不忧虑的道理。先生忧虑时局的一片深心，虽然身在远方，饮食起居之间也从未忘记。如今如果让先生回朝，完成奏陈国事的职责，把皇上的四聪四目用于此事有所寄托，因此我深深替先生感到庆幸。希望将来国史记载先生回朝的日子时，写明您的言论打动了皇上的心，从此大有改变和作为，使人们因此更加知道我们的君主果然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若能如此，便会追悔前日诸公顺从君意、没有及时匡正救助或有所欠缺，也会深深惋惜先生这次召命来得太晚。我侍奉先生不过两年，却已经知道先生对待士人的心意格外深厚。自从听说有召命以来，我每天都想写信祝贺；如今已经迟了，便随即写下这番仰望期盼的心意，确实就是如此。山甫补官一事，我虽有爱护之心，却无力相助。启程赴任在什么时候？估计一定会经过清江、丰城之间，我专门在那里等候。即将分别，伏在纸上寄托思念，感情奔涌，实在难以自禁，一如从前的深情。贺呉荆溪再被召书【乙夘九月】我自从在宜春拜别先生，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闭门独坐，几乎荒废了人事。只是时时向东抬头远望，在天台云气迷蒙之间，想象先生乐于古道、忧虑今世，在那山下长啸高歌。心中耿耿不灭的一点丹心，仿佛也在追随先生。五畆花竹，难道真的足以满足司马端明的独乐吗？考亭到了岁末还在细细注释《离骚》，前后六十年，文公先生的心意仍然像在一天之内。七八月间，时局的关键忽然一转，我私下估计先生又要出行、又要被召了。后来果然如此，众人都认为这次召命一到，先生一定会出仕。我说：还不一定，应当慢慢观察。朝廷知道贤人应当召用，却不能保证贤人一定听从自己；能够使贤人一定听从自己的，难道不是因为自身在进退出处方面都尽善尽美吗？唐宪宗想任用李绛，就先替他罢黜吐突承璀；后来又想让承璀回来，就先罢免李绛。虽然这表现出任用贤人、迷惑于佞臣，反复无常，但也说明李绛决不会与承璀并立。承璀被罢免后，李绛担任宰相；不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却想让一代贤相都顺从自己，恐怕将会遇到困难。这还不是全部：帝王宗祖敬畏宰相的风气，是皇上聪明才智所知道的。不幸的是，旧宰相自己轻损了声望，没有办法培养皇上这种敬相之心；等到他离去时，却像奴隶遭到斥逐一样。若继任者能因此砥砺难进的节操，那么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前辈记载钱宣靖回答太宗的话，说某人其实并没有哭泣，又用自己的勇于退隐来感动、启发君心，他的考虑非常深远。假如皇上不敬畏宰相，损害了盛大的德行，那么前任宰相的过失哪里说得尽呢？后来者又不赶快加以挽救，尤其是在旧宰相再次遭受屡次贵重礼遇之时，更可以借机进言规劝。宰相就是辅相天下之人；天下是君主的天下，而宰相辅佐一代君主的情形却如此，皇上本来就应当警惕自省，更新宏图，难道竟可以成为尧舜之君，却只像汉代那样，一遇天地变异、四方有事，就只归罪于三公吗？不把这些道理告诉皇上，却在一两个月内四处发出弓旌征召，以为这样就足以警动人的耳目。即使诸位贤人同时入朝，交错列于近臣之中，他们难道真能得到我们的君主尊崇德行、喜好道义，并终于有所作为吗？大臣一天天被轻视，便是君主最大的病患。哪有早晨还在朝廷上接受“都俞”的赞许，晚上就遭到呵斥，却还可以称为大臣的呢？即使这个人本身不值得称道，也应当替千百世保存大臣地位的体统。前任宰相已经如此，八月以后的事情也实在可惜！我奉命向君子承受教诲已经有些日子了，料想先生一定不会认为八月以后的事情是对的；既然不认为对，那么入朝的车驾也就还不能确定。这件事关系非常重大，先寄希望于宰相；宰相做不到，便寄希望于当世的一切贤人。当世贤人中，善于培养我们君主尊崇德行、喜好道义之心的，大概只有先生平素所积蓄的德望。只恨我身处偏僻遥远之地，不能亲自观摩先生一番出仕或退处的盛大节操、辞受之间的中道，也不能听到您忧国爱民的高论，只好面向东方端正行礼，写信请问。您的举止作息，我自以为仿佛亲眼看见，或许也能与您的深心相契。秋深将寒，不知台候如何？伏望更加保重尊贵的身体，以慰藉天下人的心情。我侍奉先生还不到一周年，伏在纸上书写，思念依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答丁教授

译王尉的使者带着您珍贵的帖子来到，感激和欣慰实在无法言说。又承蒙您赐教，关于您令亲刘兄景云所说“恕”的一段，辨析佛教徒所说的道理与我们儒家不同，我恭敬拜读，整肃衣襟，所得的教益实在太大了。只是您所录示的《如心堂记》和诗，竟认为出自我的鄙作，这在此前我从未听说。您令亲托人求作文章，究竟是从哪里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呢？长沙离这里很远，往来途中冒名假托的人，大概不足为怪。庐陵几十里以内出现这种情形，也已经见过多次了。他们如果能从中获利，就无所不至，本来也没有办法。所能依靠的，只是像您这样了解我平素为人、辨明是非的人还在，那么还可以免受大错的讥诮；但像您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也只有长叹而已。至于《记》和诗之类，不值得一提；只是有一件事想请教：说“中心”为忠，说“如心”为恕，根据文字建立义理，本来无可指责。况且这已经是儒先形成的说法，后学哪里敢发表异议？不过，讲学明理而从字形字义上求取意义，字说并不是一概都可以这样求取。古人说六书是造字的根本，那么文字本来就有六种体例。六体之中，第三种叫“象意”，如“止戈为武”之类；第五种叫“转注”，如“因老为考”之类。如今所谓“忠”“恕”二字，似乎属于转注，而不是象意。心在中间就是“忠”，再加上一个“口”，怎么就成了“患”呢？心如其所应然就是“恕”；如果也是“如”、也是“如”，那么心怎么会成为“惹”？而心又怎么会成为“恧”呢？这类说法在义理上并不通，恐怕不能因为其中一两个字勉强说得通，就迁就着为它解释。因此说它不是象意。心上加“中”成为“忠”，就像加“兹”成为“慈”、加“禺”成为“愚”、加“秋”成为“愁”、加“戚”成为“慼”一样，都是以本字为声。加“如”成为“恕”，就像加“台”成为“怠”、加“奴”成为“怒”、加“圭”成为“恚”、加“已”成为“忌”一样，都是从本声转入旁声。因此说它似乎属于转注。如今对于转注的体例，偏要用象意来解释，那么可以替它找说辞的地方就太多了；可以找说辞的地方确实太多了。只是难道不想想那些无法替它找说辞的地方最终会穷困吗？而且古今事体不同，秦代以来的隶书已经不是古代的篆书了。王荆公费尽心力作这种解释，也不能不在蔡氏儿子几岁时的诘问面前稍稍屈服，何况是讲学穷理，却反而追问字画是否能够凑合呢？说“元”就是“仁”可以，说古代的“仁”就是“元”字；说“干”就是“天”可以，说古代的“天”就是“干”字。这些都是大儒明确指出过的，但后学最终也不敢贸然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地方还有讲不通的地方，换一种说法就容易陷入困窘。实行恕道，应当着眼于它的义理，而不应着眼于它的字形。“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先圣的教训明白如日月，此外没有什么可疑的，却还要等待“如心”二字的字形解释。您赐教一百多字，道理明白、义旨精确，在姻亲之间，我已经得到一位老师和朋友了。我冒昧直率地提出管见，认为不如再告诉您令亲，只把这座堂命名为“恕”，不要作拆字解释。我自己所采用的看法，愚拙就是这样。即使亲自承受您令亲索取记文或诗作，我也将这样答复，不敢动笔，何况能写出像抄录本中那样的话呢？此外，所谓《一团和气诗》，我也从未听说过这个题目，不知好事之人为什么肯替我代笔。我向来不会作诗，又见濂洛诸位君子喜欢谈论气象，今人几乎都拿来作匾额题榜；每当有人拿来告诉我，我总是茫然不能回答。近来有人索取《草亭铭》，这种话一脉相承，几乎接近从草木中寻找道理，我私下非常不取，于是告诉他爱护万物、仁爱百姓、亲爱亲族，并从亲亲之情由近及远推扩的道理，冒昧抄录下来请您指教，读来觉得如何？大致说来，那种从草木中寻找道理、忽然有所领悟而入道的见解，是我所不能顺从的，所以用“行苇”等话来落实它。假如要他作《一团和气赋》，那么“温和而严肃，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仁义礼智根植于内心”，他的生命光彩纯粹地显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施布于四肢，四肢不用说话别人也能明白；这种气象固然可以说明，但“一团和气”却还不能描摹，这就是所谓的“团”。您从数百里之外寄信来谈论文章，所以我很乐意向您请益。私下听说您将要前往玉融任官，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面向您的风采，实在惆怅。您令亲的先人上舍府尉，我在京城时曾与他有过一天的交往；可惜到潭州时没能来得及认识他的贤嗣，烦请代我向您令亲致谢。回信写得这样详细，烦劳接续成篇，实在惭愧。《巽斋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七，宋欧阳守道撰序 《送倪秘监序》咸淳戊辰年春天，天子催促亲自召见秘书监倪公，让他从吉州回来侍讲经筵。送行的人都有诗作，只有我没有。我到江亭举杯为倪公祝酒说：“自古经筵多有名儒，最盛的时候在元祐年间；但他们往往不曾办理民政。您做天子牧养小民的官已经多年了。先前外郡四方发生水灾、旱灾、盗贼之事，想向皇上报告却不能报告的，如今在讲经之余都可以说了。”李文靖曾有忧虑君主年少的心情；如今我们的天子在东宫培养德行已经多年，知道天下的事情。然而明主具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忧虑深远的士人反而会替他担心。大概人只要有所不知道，一旦知道了就会警惕戒备；如果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有时反而会没有什么可玩味警戒的。古人说可以向明主进忠言，但要使这种话说得恰当也很难。如今最大的祸患在于民力已经耗尽。民力耗尽而上面不知道体恤，过错在上面；现在却不是这样，皇上并非不体恤，而是无法体恤，那么过错究竟在哪里呢？下面百姓的情况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不能下流。这就像人的身体，腰腹之间有大量积滞堵塞沉积，纵然能够饮食，却不能把饮食化为血气，使其周流于四肢百骸；所饮所食，反而只足以增加腰腹间的积滞堵塞罢了。身体有这种病，饮食就成了积滞堵塞的资助；国家有这种病，赋税征敛就成了积滞堵塞的资助。想来病还没有痊愈，善药和良医一时还不能突然得到，也必须先知道这是病，并因此忧虑。怎么能没有忧虑的人呢？家人亲戚彼此熟视无睹，反而把体内积滞堵塞显露在外的情形，看成身体肥大充盈，却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蛊病。告诉那个人说：“您正患蛊病。”那个人一定会忌讳。一个人若没有忌讳，尚且可以医治；他是否忌讳，取决于他自己。爱护他的人一定会告诉他。如今天子与小民接触，已经不能像建国初年那样了。每逢皇帝出行，京城男女都穿着盛装、梳妆打扮，在道路两旁焚香拜迎，气象一派熙和太平。吕文穆公曾说：“出了都城不到十里，饿死的人就满路都是，不能让皇帝乘车经过。”某个地方聚集了数万人，便说它富足繁盛。田间乡里的艰难，担任部使者、郡太守的人才知道。您曾经做过部使者、郡太守，又来劝讲，即使没有《无逸》之书、《七月》之诗，也还不算说得深切。您一定会把这些话向皇上深刻陈说。请允许我把这些作为送您出行的话。

译《送刘云昭序》刘云昭，是浙江会稽山阴人。二十年前，云昭的父亲宾王担任江西县官，任期届满后寄居在庐陵的大户人家，死后不能回乡安葬，所以云昭长期客居此地。今年科举隆兴年间，防府考试时，游学之士前往应试而取中。宾王的文章有楚辞、汉赋的韵度，清丽可爱。他既然没有俸禄，云昭孤独漂泊，还能不舍弃诗书、辗转改做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在几百人中考取科举，又更加困难。宾王死时，哪里能料到他的儿子会有今天呢？云昭的文章足以考取一第，却没有条件施行。假使他是我们乡里的土著居民，尚且有贡庄、续食的办法；可是乡贡之路远在会稽，我们乡里人又很少与他交往。即使是从前父亲寄居的那户人家，纵然略微相助，又哪里能完全供应一千八百里往返的费用呢？云昭来拜访我，神色仿佛对我的一番话有所期待。万物都有所寄托，唯独云昭无所依靠。凭云昭的名与字，即使遇到陶靖节，也只能徒然悲慨罢了。我又怎么能替云昭增加什么呢？虽然如此，世上本来有轻视万镒黄金而喜爱一个士人的人，只是要看这个人是否足以当得起所给予的资助。国家选拔贤才并无固定范围，浙东人像云昭这样被江西举荐，既没有防身的资财，所遭遇的困顿又这样严重，实在是被命运扰乱了。难道天意将要成全他吗？这一次举步出发，前面自有修长的道路。云昭，你要努力；在人贫贱时，把恩惠施加给没有用处的地方，才一定会得到知人之鉴的称许。如今空着双手姑且出门，应该会有慨然相助的人。我写下这些话留给云昭。东南方向的道路上有一座高峻陡峭、仿佛倚靠着天空的山，名叫文山；山中的主人有一篇文字格外出众，曾对人说：“一定要得到千金，我才展开来看；那也胜过衰翁这张纸百倍。” 咸淳丁夘十月十七日庚午，巽斋欧阳某作序。《送梁主簿序》梁君一清初次调任官职，得到临武县主簿一职，将要上任前来告别，对我说：“我从前在父兄身边时，曾见过本乡的老师、名儒，父兄延请来的有好几位，他们后来都相继成名离去，只有我学习如何参加吏员考试。那些人在我家时，本来不曾讲到官吏事务；如今想向他们请教，却没有可以请教的人了。唯独先生在家中闲居，我曾经仰望先生的容貌，却遗憾当年没有列在先生门下执经受业。请问做官吏应当怎样做？”我告诉他说：“世上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然后才出嫁的女子。世间被称为廉洁公平、循良善治、有政事才干的官吏，起初都从小官做起；他们做小官时，难道人人都有老师教导吗？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求取，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这十四个字，是初学做官吏的根本。主簿的本职虽然专在簿籍、升降、户口、勾稽、税赋等事务上，但县官人数不多，既然辅佐长官，县里的事情大多都要参与知悉。事情都是民事，只需每件事都诚心实意地去办理罢了。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说：“我还没有明白。”你居住在乡里，乡里小民的祸福，什么时候不进入你的耳目？至于田产税的推割不能按时办理，输纳、销注不谨慎，重重催逼、公开索取，县吏乡胥在下面出没作弄，而有官职的君子却全不察觉；拿着写在文书末尾的批字、承符的人一到，便把鸡犬搜刮一空，拘押牵累百姓，使他们十天一个月都不能脱身，百姓号哭申诉也像没有听见一样。明知今年刚刚完结，明年又会照旧，严重的甚至不等到家破人亡、本人逃走便不会停止。你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这种事，难道还少吗？这种弊端虽然不全由主簿造成，难道主簿唯独可以不承担责任吗？”这还只是说本职事务。又比如县邑因为事务繁多，把事情分派给属官；属官既然接受委任，诉讼文书送到面前，能够专断裁决的有十分之四五。百姓不幸发生诉讼，是希望有官职的君子主持曲直之公道；可是理曲的人最终得逞，理直的人最终受屈，严重时百姓的生死悬在小官吏的刀笔之下，一次错误终究会酿成大冤。你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这种事，又难道少吗？你虽然今天才开始做官吏，我私下想，你平日对这些事早已感到悲悯、对恶行感到愤恨了。别人受害与自己受害是一样的，异乡人受害与乡里亲戚骨肉受害也是一样的。平日所悲悯、所憎恶的事情，到了今天，只怕别人从我这里受到这种伤害，也只怕我把这种伤害加给别人，所以每件事都尽心去做。这样做而不能使自己归入廉洁公平、循良善治、有政事才干的官吏之列，我不相信；这样做而不能被廉洁公平、循良善治的官吏所知遇，我也不相信。临武是堂下桂阳一带的属邑，从汉代到现在有很多贤能的太守。前代遗留下来的事迹有传记可考，可以作为师法。那里百姓淳朴，有古代遗风，但听说大多贫困微薄，少有大户人家。你虽然只是一个县的佐官，也应当深深想到这一点。初次做官吏便有贤能的名声，将来哪里还担心仕途不能进步呢？如今如果养成做大官者那样的操守，根基坚实牢固，即使达到数仞之高也是可以的。《诗经》说：“自己为自己求得更多福气。”咸淳二年秋八月二十七日，庐陵欧阳某作序。

译《送王保义序》从前汉代王仲卿获罪而死，妻子儿女被迁徙到合浦。后来主持国政的人为他申明冤屈，准许他的家属迁居许地并返回太山；原来的太山太守替他们尽力赎回田宅。王仲卿的家属还没有回去时，已经成了富人。大概是因为合浦出产珍珠，亲手采取得到数百万财产。如今保义郎王君，难道是他的后代吗？为什么他因父亲获罪被迁徙十多年，虽然冤屈已经昭雪，却仍然贫困到不能振作自己呢？据他亲自说，他父亲名显，文登宝庆丙戌年进士及第，官做到监左藏库，后来因伪造银子的事情获罪，被拘留在平江；妻子儿女得以随行，田宅全被没收入官。这一年冤案得到昭雪，但左藏库的官职已经不在了。王君原本凭借祖上的恩泽得到武官爵位，如今虽已叙复，却不能参与铨注任官，只能侍奉他的母亲到四方奔走。幸好父亲的旧友中有怜悯他的人，偶然身居当路，便让他代理官职以勉强取得一点俸禄；然而又苦于命运多舛，往往坐席还未暖便离去了。近来他到庐山，带着古心江先生的书信来拜访我。我读信后怅然若失，想替他谋求一条出路，却没有办法。王君也知道我想替他谋求出路却无能为力，并不是我能够替他谋路却故意不体恤。相留数日后告别离去，我于是问他所居的乡里；原来他是旧括苍人，而父亲最初在天台城中置家。他获罪时年纪尚幼，如今已经不再记得天台了。于是我告诉他说：“您为什么不沿途慢慢回去呢？” 《易经》说：“在外面受伤的人，一定会返回家中。”《诗经·黄鸟》说：“这个国家的人不肯善待我。”又说返回、归去，回到我的邦族。您的宗族虽然不是原来的旧族，但如今天台有一位名闻当世的大贤，我曾在江湖间侍奉过他。我看他所到之处，总是救济贫困、拯救困苦，做百姓的父母官。您如果回去，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怎么知道这位先生不会怜悯您、替您谋求出路呢？”您先人的获罪之事，我不能知道详细情形，只能根据您所说的大致如此。我尚且不敢轻信，所以也不想现在把这位先生的姓氏名号告诉您。您如果果真在天台置家，就应当回去；到时自然会知道，而这位先生也一定熟知您家祸事的始末。我写下这篇序呈给您，希望万一能够遇到机会。我不敢预先断定他一定会知道，只是这位先生不忍看人受苦的仁心，大概在各处都可以看见。宝祐四年五月十五日，庐陵欧阳某作序。《刘大临序》永丰刘氏的孩子刘棨到郡城跟随我学习，于是住在我屋子的左边，与我做了三年邻居。他的字是大临，我认为取这个字的意义没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只是一直没有空为他说明。如今他因本县推排田产赋税而回来，临别又请教说：“先生有什么话教导棨？”刘棨办完事情再次回来，须要几十天；如今希望得到一些教诲，作为这几十天来请教此事的结果。我告诉他说：“大临，你这几十天正好可以从田产赋税的推排中学习，为什么要放下这个而另问别的呢？况且你家有固定的产业，每年的收入和缴纳官府的赋税，全都由干仆背着箱笼送到我门下，只说读书罢了；难道读书就可以把家中的一切事务都置之不理吗？如今你的年纪已经大了，学习管理家事，将来考取进士便可以做官，怎么知道你不会有在四方任职的差事呢？如果有人了解、任用你，你将怎么办？田产赋税，是民事中最大的事情。如今奉州府檄令，在你乡里的乡都推排田产赋税的人，也是你的老师，哪件事不是学习？老师哪里能够一一指教？假如你有志于此，那么田间地头关于等级、丈尺之类的事务，正是你的心思和眼目应当用到的地方。我看如今那些收税人家的子弟只知道享用粮食，安逸居家时，本来不足以承当祖先的事业；偶然出来承担人事，又茫然不知所措。像这样可怜又可笑的人，哪里数得过来？你不要以为今天辞别我回去，收拾起诗书便不会每天有所增益；应当想到，像这样了解推排之事，正是一大收获。你家世代拥有田产，想来赋税都是古代定额，没有多少欺隐、漏落的弊端；如果确实有这些问题，从今天起能够把公家和私人的界限弄清楚，就是做一个良民的幸运。官府如果有命令，应当恭敬听从，不要把它看作是在为难自己。不过你从未经历过人事，这次回去把自己家的事情办完就可以了，不要插手别人的事。如果插手别人的事，那么自己能力做不到，必定会造成过失，务必谨慎，务必谨慎。” 欧阳某书

译《送黄信叔序》新昌黄信叔和我相处了几个月，我每天同他谈论；我能说，信叔能听，信叔能问，我能回答，彼此很有启发。他将要回去，又请求说：“希望能听到一些教诲。”我于是茫然，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他；信叔已经吩咐仆人捆扎行李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诫他，他又停留了两天等待；我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于是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告诉你吗？是我从前有所知晓，如今迷惑了吗？是我从前能够说话，如今变哑了吗？”我是因为惊异于你的问题，所以慎重对待这番告诫；因为慎重对待，最终反而无话可说。虽然如此，你把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这件事仔细思考，应该比得到一番现成的告诫更有益。前些日子从容交谈的内容，都是就着具体的事情和事物来说，所以整天谈也不会穷尽。今天没有具体事情可依凭，却想特意说些从未说过的话，希望满足你有所收获后再回去的愿望。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孟子说：“这里有这样一个人，入朝则孝顺父母，出外则敬爱兄长，守持先王之道，以等待后世求学的人；这就是伊尹。他居住在田野之间，以尧舜之道为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圣贤所说的道就是这样：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知晓、都能做到，从未听说还有另一种所谓的道，可以由一两个人特别相互传授，并据此独自标榜为一家之学。前些日子，邻县有某氏的儿子来我这里坐谈，刚坐定便谈论理学，出入于儒家先贤的语录，涉及的竟有几十家。我没有回应，只慢慢对他说：“假如你出生在濂溪周子之前，那将怎么办？”如果出生在濂溪周子之前，世上根本没有语录；那么像周子这样的人从哪里得到学问呢？难道靠口头传授、耳朵听受吗？二程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生都不多谈周子的言语，而是学习周子所学习的东西，最终与周子高度契合。周子之所以成为周子，程子之所以成为程子，正是这样。如今你生在有语录的时代，一开口便以语录为依据，岂只是不能成为先儒，甚至连你自己也不能成为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连你的身心都不是你自己所有的了。若是这样，我将把它称为“巫觋之学”。巫觋假托神灵同人说话，究竟是神灵在说话，还是假托神灵说话？等到他的神气苏醒，再问他，他便说：“我不知道刚才说了些什么。”所以，身心是我的身心，确实知道、确实行事、确实得到、确实运用；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托付给别人，或者被别人假托来讲话。自唐代以上，比如晋代、汉代，士人的学问虽然各有弊病，但他们做学问时也各自尽用心思，还没有达到把自己的言语和耳闻一概委托给别人的地步。如今书坊里的书很容易买到，有几百个铜钱就可以得到若干家的语录；拿来一看，编排得整整齐齐，想谈性，谈性的有千万条；想谈仁，谈仁的也有千万条。而且世风日益浅薄，机警聪慧、善于投机的孩子到处不断出现，穿上学子的衣服，只读过几页四书的书，就相逢谈论太极了。连先圣删定的《诗》《书》，也已经有人放置一旁不读，更不用说其他书了；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人，把一箪饭、一豆羹放到眼前便显露出贪婪的脸色，可以；乞讨坟墓祭祀的残余食物回来，也不以妻妾为羞，可以；为了财货杀人越货，也可以。唉，这难道不是不被世俗同化的一大灾难吗？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又说：“文章学问方面，我还可以和常人一样；至于亲身实行君子之道，我还没有得到。”我天资愚钝，不能进入学问而又不能做到为己、躬行，也私下以此为耻。幽居少事的时候，我常常自我反省平生的罪过和悔恨；过去的事情不能追回，只庆幸眼前没有过错，那么在合上书沉思之间，也能从言语文字之外窥见天地圣贤的心意。如果能收拾余生，稍微不愧于三代南亩中的百姓，那就非常幸运了。学问的境界，我不敢谈。信叔不远四五百里，从桑麻田间来跟随我，坐卧在一间屋子里，书卷放在身旁；他同舍中人所说的，只是寄食在我家厨房，吃藜羹、糙米饭，有时到了太阳西斜还没有饭吃，彼此却都安然处之。破屋漏雨，正逢半年多雨，席子和坐具都被水汽沾湿，信叔却没有一点厌烦的脸色；这种心意难道是有所企图吗？他的母亲命令他回去，他便送给我诗，依依不舍，不忍立即分别，我也因此黯然神伤。唉，你回去吧！有我们孔子的书在；依我看来，你既然已经有意为自己而学习、亲身实行，就在这些书上更加用心吧。这样将会唯恐每天的时间还不够，又何必把那些另外听到、知道的东西看得高于自己的实践呢？姑且把我们交谈过的话写下来送给你；其中偶然谈到世俗化之类的话，唉，是说到了别人的过错。然而我们这一类人不能彼此沉溺其中，所以私下告诉你这些，希望你不要拿给别人看。

译《赠邓山人序》古人制定祭祀礼制，起初一定有深知鬼神情状的人；否则，为什么要把鬼神所喜欢的东西献给它们，要在它们所在的地方祭祀它们？古人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在者。”其中偶尔有超出侍奉生者、侍奉存在者范围的做法，不能完全用生者的嗜好和居处来推知，这难道是因为心中另有意图吗？宗庙中举行衅祭，以及在祊门求神之类，就是这样。邓慧观到别人家，往往能够看见别人家的先灵。我想验证这件事是真是假，有一天便试着和他一同前往，走了七八家，没有一家他看不见。他能说出亡者中男子的排行和品行、妇人的姓氏，以及他们的容貌、衣冠、言谈笑貌和对后代的教诫；听到这些，没有人不感到惊异。至于教诫的话，大多是劝善禁恶之辞；人隐藏细微的恶行，他也能指明实情，清楚告诉对方，责备其不可使恶行滋长，以免招致造物者的谴责、妨碍断绝宗族祭祀，因此没有人不悚然警惧。我问慧观为什么能这样，传授的是什么术法。他说：“哪里有什么术法？别人看不见而我独能看见，我自己正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人们勉强他前往，他也很不高兴；给他钱，有时他还推辞不收，自称在家以耕田为业，并不靠这件事获利。我又问，这种能力可以传给子孙吗？他茫然地说：“我凭什么说出办法来传给他们呢？”唉！我看慧观十分朴实，说话笨拙迟钝，文字也没有完全通晓。参照《汉书》中所说的“百姓齐肃聪明，精气专一，神灵或许会降临”，圣人制定祭祀礼制，就使设置坛位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而慧观竟能这样，难道外表朴实正是内心明达的原因吗？吕雉、田蚡临死时，都有人能看见鬼，见到赵王如意、窦婴、灌夫拘执他们不放，这和《左传》记载的申生之事相同；但那些人是受鬼所屈服，不能和慧观相比。石勒时有个僧人图澄，能在手掌中看见鬼神，慧观或许有些像他。他取名慧观，难道是佛门中人吗？这些都不是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话值得听，使人凛然想到鬼神的恩德，浩浩荡荡，仿佛就在上方，仿佛就在左右。这样一来，人一念有所发动，便会戒慎恐惧而不敢放纵，可以说对人有帮助而对世间没有害处了。他回去时，我写下这篇序送给他。《赠福上人序》福上人拿《竹房吟》诗卷给我看，问我说：“我同士大夫交游，他们多说僧人的诗应当脱去蔬笋气，您认为怎么样？”我说：“这是我家六一翁提出的评论。不过，那只是针对惠勤一个人说的。惠勤住在孤山、西湖，后来远游京师，时间久了，他的风味本来就应当如此；也不能说所有僧人的诗都应当这样。诗各自依循本色才好，如今若让山林中的高士勉强谈论富贵，岂只是做不到，他本来也不愿意。若让穿绫罗的子弟写穷淡之语，即使说得出来，也只是料想而已。蔬笋气正是僧诗的本味，为什么一定要脱去呢？而且不只是僧诗，我们这些人正担心自己没有蔬笋气；如果有蔬笋气，那是多么清洁啊！屈原《离骚》中的兰，陶渊明诗中的菊，读起来简直就是兰菊的气息，也都是从各自的嗜好中发出的。《绝顶新秋》一章，是僧家诗中的绝唱。福上人既然摘取‘竹房’二字作为自己的号，我读卷中《山宿》《溪宿》等诗，便恍惚如同亲身经历其中；只是上人能够说出的，我却说不出来。假使上人终于得到翠微深稳之处，安坐一室，完全停止尘世因缘中的应酬之作，那么他的高尚品格和幽雅韵味，岂只是杰出于四五百年来的吟诗僧人之中？向上追溯到佛祖，也当另有可观之处了。” 宝祐五年二月六日，庐陵欧阳某书。《刘山立论稿序》月涧刘山立，年少时就享有文名，参加三次科举之后才中第，当时三十七岁；赴任不久便去世，可以说长期困顿于科场了。如果按照他的年寿和仕宦时间计算，本来还很长；他的事业终于没有来得及看见，只有平生遗稿留在这里。他的论说是这样的：刘君的精明敏锐超过常人，却总是看轻自己。他和古潭、湖伯两位朋友，有一天共同讲说《大学》首章，觉得其中有小小的滞碍，两人一同责难说：“年纪如今这样了，学业还没有进步，怎么办？”分别半个多月后再次聚坐，刚刚坐定，就提起前面的话，脸色都像遇到了极大的失落。白鹭洲刚开始修筑精舍，古心江先生说，已经中第而尚未做官的人何不都来；刘君虚心收敛容色，远道袖着书前来，又像二十岁左右的少年在讲堂下行拜礼，只怕不能有所听闻。我当时也在其中，每逢竹林间月色明亮，彼此交谈常常超过半夜而不能入睡。当时精舍的器具还没有备齐，有时整天索要一杯水也得不到，大家却都安然处之。刘君到了约定的期限前来，情绪很是怅惘，对我说：“科举使我劳累太久了；人生能够在山林中自由徜徉，把满腹书籍储藏在心中，也就足够了，还要追求其他什么呢？”唉，刘君的志向既然如此，抚摸着这些遗稿，怎能不为他深深悲叹？刘君比我大七岁，在他的名声兴起时，我每次读他的文章，都不知道他有哪些朋友。后来刘君屈尊和我交友，看到他亲自抑制、贬低自己，这才知道刘君值得敬重，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他的儿子翔龙，以及同族的几个弟弟，都跟随我交游；翔龙前年在漕闱中被荐举，他的为人或许很像刘君。他对于遗稿知道应当收拾整理，这一编之外，日后所得还会有十多倍。这本来是做儿子的责任，但我每次见到这些，感慨总是很多。唉，山立真是幸运啊！山立名讳南甫，家在吉水永昌乡，听说这个乡里有许多人是他的门徒。

译《赠了敬序》往年我在岳麓山中主持十多处碑刻，寻找其中年代较早的，找到一块是李北海在开元年间为僧寺撰写的，另一块记载国初刚刚建立书院的事，却忘了撰写者的姓名。碑文说，书院原是寺院的土地；有两位僧人，一位名叫智璿，另一位姓名不详。他们想到唐末五代时湖南编户的风俗教化衰败，习俗凶暴恶劣，便希望见到儒者之道，于是割出土地、建造房屋来安置士人，凡是筹划经营的事情，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当时经籍缺少，又派遣弟子到京师购买，背回来给士人。士人有房屋可以居住，有书籍可以阅读。后来版图收入职方，书院便沿袭下来，逐渐扩建至今。我读到这里，很赞赏两位僧人的用心；和我一同读的人却嘲笑我，似乎认为这块碑不值得保存。唉！自白鹿洞等书院以来，经过近世各位大贤的主持扶植，必定要追溯它最初是谁居住、出于什么时代的意图。后来虽有继述之人，但创始者的善举不能埋没。像智璿和另一位僧人这样的人生在那个时代，同时有权势和力量超过他们二人的，不知有多少；那些人没有做这件事，而这两位僧人做了，难道不是非常值得嘉奖吗？只因为他们是僧人，如今便把他们置之不论，这难道不是不能称为公允吗？我州万安县有一座僧寺在韶山，寺中有位名叫了敬的僧人。前太守于潜徐公静观先生写了“云壑”两个大字送给他，他的弟子称他为云壑上人。本县的名士赖子平、刘元芳和上人是方外朋友，上人为他们在寺院空地上修筑读书堂，来求我题写堂匾，不远二三百里而来，停留十多天也不感到厌倦。这难道是寻常僧人向人求取文字所能相比的吗？可惜我不能写大字，无法把岳麓的故事送给他。上人有诗拿来请我评议，其中关于心性的话，多是先儒语录中的话。这样看来，他修筑读书堂的意图本来就有所寄托了。《赠郭元吉序》郑季咸善于给人相面，在十天之内，被季咸看过的人全都逃走了。为什么一定要逃避季咸呢？他说：“某人要死了，某人要死了。”被郭元吉看过的人也逃走了。郭君精通《易》，不幸屡次占验准确；但那些逃走的人也很可笑。古人说：“我已经知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只是不知道死和生相比怎么样。”范文子祈求死亡，哭悼嗣祖，因为把他的死看作福分。吴中的高士甚至想求死而不能，死亡本来就是困难的。那些逃走的人究竟能躲到哪里去？小人死后处在幽暗惨苦之中，自己却不知道。我吟道：“相防不遄，何待？”君子从上天那里听闻了道，顺应天命等待，心志不二；关于死亡，他自己早已明白了。为什么还要用这件事来吓唬他？管辂曾经遗憾自己不能长寿，景纯临死前占卦而得知寿终。替别人占卜的人不能替自己占卜，我将要梦见豫卦，也就到此为止吧。元吉听到我的话，变了脸色，起身离开。我拍掌说：“季咸已经逃走了。” 《送陈驻泊序》。如今的医生不知道古代有《难经》《素问》，十个人中有八九个如此；对于阴阳五行的道理，大概都懵然无知了。他们所用的药方不过几十种，药物也不过几十种，看到药箱里有什么，就颠倒错乱地使用。幸好求医者没有因此丧命，行医者若命中注定能够通达医道，竟也可能这样治好病人，病人便随声附和地称道他。那些因受误治而夭折的人不计其数，医生却说：“医生有什么罪？那是他的寿命已经尽了。”医生既然自己宽恕自己，别人也就无法责怪他。我曾见过一个人去求医，医生来了却不肯施治。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那个人未必擅长医术，而我善于相面。我看见他的脸上有杀气，不敢把性命交到他手里。”唉！医生不懂脉象，不懂药方，却想靠侥幸治好人的病，这就像一个手里不拿刀的屠夫伯。私下想来，世上有志于救活人的人，倘若肯行医，必定会多读古书；而多读书的人，必定是隐居山林之士。我不敢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城市市井之间。安福人陈济庵行医，近来在诸位名公之间多有人称赞他。前年我亲眼见他医治庐陵县令，那人的病有好几种，看起来似乎无法医治。陈君说：“不必被表面现象迷惑，我只医治其中一种罢了。”其中一种病好了，其他几种也相互牵连着全都好了。我也拿自己的病去问他，陈君说：“你的病证颇像县令的病，不过你难道要针对一种病证用一种药吗？” “如果这样，我就不能医治。我也只医治其中一种罢了。”过了一会儿，药力发作，正常的脉象恢复了。该治疗的固然治好了，未曾直接治疗的也随之痊愈，自然有同时全都痊愈的道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心里认为他说得对，等到疗效显现，果然如此。陈君用药并不完全拘守古方，有时减损，有时增益，只凭自己的判断取舍；但他告诉别人说：“古方没有不好的，然而每个人各有一种病，所受的感邪不同，病情有的久、有的近，传变反复也各不相同。即使古代的名医在这里，也一定会随着时势病情加以处置，怎么能用治甲病的方法来治乙病呢？”这话很有道理。此前我曾把他推荐给一位故友，那人平安无恙，便随意酬谢接待他，并没有特别看重他。后来听说他的族中有一位妇人病危将死，已经要入殓了，便派人请陈君前去察看。陈君说：“有一部脉象还在跳动，她还没有死。”给她灌下一服药，她便苏醒过来，家人大喜，准备送厚礼答谢他。陈君说：“还不行，她可以活几个月，但必须买齐药物配制，及时赶紧救治。稍有迟缓，原来的病就会再次发作，那时便没有办法了。”配制药物时没有完全按照陈君所说，她只活了六十天。我的那位故友告诉我，认为陈君真是神医。咸淳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庐陵面墙翁欧阳某书。《巽斋文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八，宋代欧阳守道撰写的序。

译《清溪刘武忠公诗集序》。一百年来，中原世代仕宦的旧家族中，家长迁居在外地的很多。我一向喜爱四方的文献，近来虽然隐居在南岳山脚下，但那些品德美好的人和杰出士人不嫌弃我，也接连前来。刚刚坐定，我就一定恭敬地询问他们的先世，想象那些高大的树木所在之处，动辄生出对《黍离》的悠远感慨。往往还没有应酬完，便接着悲叹起来。唉，我的心情尚且如此，那么寄居在外的人们的子孙之心，难道会与我相去很远吗？寄居在刘阳县的，有一位称作刘两府的人，说的就是绍兴年间的功臣武忠公。武忠公是秦州人，他的玄孙刘坦拿神道碑和武忠公的《清溪诗集》给我看。神道碑由洪景卢撰写，三十年前我已经读过章茂献所作的武忠公传了。碑文和传记详略略有不同，但大体都是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诗集，我直到今天才见到。大概武忠公生逢不幸，奸臣秦桧掌权，他的才能和志向受到压抑，未能充分施展。顺昌之战中，他的功勋声名极为显赫；然而在武忠公看来，那还不过是微末小事罢了。后来他终于收敛锋芒、隐晦自保，功臣竟沦落到只能在诗酒之间自娱的地步，也实在令人悲哀。诗集中有《读郭汾阳传四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其余二百多首诗，有的可爱在幽静淡泊、闲适高雅，具有尘世之外的情趣；把叱咤风云、驾驭云雷的勇气写成吟咏，把防御风月的归隐之意写入诗中，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武忠公一生的兵法。在两军陈兵之间决定战机，力量敌不过对方时，宁可让敌人轻视自己。顺昌之战时，他派人冒充太平边帅的儿子去欺骗敌人，这正是武忠公取得胜利的第一步谋略。后来不幸又要把这一计策施用于秦桧。我吞并仇敌的气势，不能让兀术知道，也不能让秦桧知道。兀术知道了，敌人就会加强防备；秦桧知道了，自身就会陷入危险。必须把这两个人都蒙骗住，然后才能成功。秦桧正为武忠公容易对付而高兴，却不知道自己正好落入了他的计谋之中。这就是英雄之所以高出常人许多的地方吗？秦桧和国相，竟让开国元勋、久经战阵的老将把兀术当作自己来对待。国事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什么呢？百年之后，我才读到这部诗集，因而抽泣感叹。武忠公啊，如果您在天有灵，不要说世上没有了解您这番心意的人。《陈舜民诗集序》。天宝以后，诗人喜欢写愁苦羁旅寄居之诗，我家六一翁把这一现象载入《五行志》，认为这是妖异之兆。《五行志》记载灾异祥瑞的事情很多，诗歌也有关系吗？太平时代的声音安宁而快乐，这是因为政治和谐；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这是因为政治乖乱；亡国的声音悲哀而深思，这是因为百姓困苦。气运所感，写诗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竟会如此。陈舜民擅长作诗，既精工而且作品丰富。精工的不一定丰富，丰富的不一定精工，陈君两者兼有。我遗憾不能把他的诗全部读到，也遗憾不能把他的诗全部了解。向人询问，凡是懂诗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舜民的诗平易自然，自得其趣。”唉，这也就是所谓太平时代安宁快乐的声音了。我难道只是替舜民高兴吗？圣明时代世世相承的恩泽，浸润深厚而浓郁，普通百姓吃饱饭后安闲嬉游，而才华出众又秀美的人才成群出现，写作诗文。前代诗人有时隔很久才出现一个，凭一句、一联或一篇文章著称；而如今以诗歌闻名的人，往往都精深周到。他们得意自许时，又何止是家家都如苏、梅，人人都如黄、陈呢？与唐代天宝以后的诗人相比，气象又怎么样呢？像舜民的诗这样平易自然而自得，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这样的时代。诗之所以成为诗，既可以用来观察作者所处的时代，也可以用来预知将来；我对舜民感到非常庆幸，正是这个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从前邵先生字尧夫，自己编集他的诗，题名为《击壤》。如果没有五圣以来百年太平盛世的隆盛局面，就不会有这部诗集。诗人称先生字尧夫，而诗集名为《击壤》，他曾有“先生全道总无遗”这样的诗句。尧夫已经不在了，那么舜民的诗应当用什么来命名呢？《送谭道士归湘西序》。我想同道士谭君讲论《大学》，旁人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唉，我可以讲，谭君也可以听。谭君从前学习孔子、孟子的学说，后来离开它而转向老子、庄子的学说。他转向老庄时，却又看不起老庄门徒那种做法，于是将要回归孔孟之道。从他尚未归返这一点来说，应当把他称作背叛者。虽然如此，李陵晚年假如不是亲手沿着辫发，说“我已经改换服装，不能再受辱了”，那么陇西各族的人，难道最终会以他为耻吗？谭君中途离开孔孟而转向老庄，他的内心还是可以谅解的。《大学》说：“知道应该止步的地方，然后才能心志坚定；心志坚定，然后才能镇静；镇静，然后才能安定；安定，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收获。”前些日子他大概是不知道应当止步罢了。如果知道止步之处，到了孔孟之道便会止步。谭君还要到哪里去呢？只是因为不知道应当止步，所以认为广居、正位、大道之外还另有境界，于是走出去继续寻求。这种情形即使前辈中也有人不能避免，但最终都会成为背离正道的人。如今我能够坐享谭君走到今天的成果，他确实可以和我们同道了。既然已经走出去寻求过，却发现外面并没有什么，那么归返之心就会纯一，不再向外驰逐，也就能达到静、安、虑、得的境界。谭君虽然年老，仍然可以有所期待。如今那些做老庄门徒的人，又不能称为真正的老庄之徒，难怪谭君看不起他们。谭君游历四方，认识了许多前辈，如今回到长沙，寄居在城中的寿星观，便多次渡江到岳麓书院来拜访我。他对我说：“我喜欢读书，但自从做了道士，连一个童仆也没有力量养活，所以书也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随住随借来读罢了。如今我老了，势必不能再寄居于各位先生那里，只有往来书院，在听讲论道的闲暇读书，也足以自得其乐了。”可是他多次渡江，实在辛苦，希望我替他想个办法。我说：“我哪里能替您谋划？您为什么不去告诉漕帅荆溪先生呢？”书院的左边有万寿道宫。书院新近开辟了一条小路，直通苍莨谷，因为道宫就在谷上。于是给这条小路旁的亭子取名为“归儒”，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您如果在这座道宫中终老，并且与这个名字相应，不再理会其他事情，只思考‘归儒’这个名称，也足以实现您的志向了。道家与儒家分裂了两千年，如今将要合流；合流一定要从这条小路开始。宝祐甲寅年夏六月既望，庐陵欧阳守道作序。

译《进士家状籍序》。乙已年秋八月十五日，我和朋友步行到郡贡院赏月。到了东门，只见天空辽阔，月亮高悬，夜色如同白昼。风从西边吹来，古树摇撼作响。我们一起席地而坐，感念往昔，谈说着带着干粮等待天明的事情；提起笔来奋力应战，仍然有一番壮心。我回头对我的僮仆说：“回去取酒来，我要在这里痛饮至醉。”明年的今夜，这里就将成为别人应试的战场了。酒送来后，我们喝了几杯，月亮正当中天，谯楼已经敲了三更。向几十步之外望去，有一个人，像是带着文书而来。问他是谁，他不回答。过去相传贡院有神，常常显现怪异之物。我正心中悸动，那带文书的人走到面前作揖，指着我的酒瓶说：“能和我共同饮用吗？”于是斟酒给他喝；他又指着贡院门说：“哪里没有月亮，为什么偏偏在这里饮酒？”我更加心惊，他便给我看所带的文书，说：“这是明年进士家状题名籍，选定了吉日良辰，请您为我书写开头。我已经带着笔在这里了。”我索取笔，问他说：“可以听听您的姓名吗？”他说：“我就是刘宝臣。前一年题名籍的开头，是您亲自写的。今年中选的人很多，希望依照旧例办理。”我这才释然一笑，说：“和您分别很久，我竟没有认出您；您差点吓到我了！” “还是说，我起初把您误认为鬼神；您既然是这本名籍的主管，想来一定很有灵验。”我取来大酒杯斟满，举杯戏祝刘宝臣说：“愿您神灵般地辅佐文人的盟会，这本名籍将收录天下人的英才；这本名籍选得人才，您也会因此荣耀。您效力于此，帮助他们成就功名。”那人向刘宝臣致谢说：“用美酒肥牲来酬谢您。”宝臣举杯说：“岂敢不饮下这杯酒，以响应您的祝愿。”于是大家大笑着离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云萍录序》安城萧正伯拿《云萍录》来请求我作序，我告诉他说：“云和浮萍，是用来指人暂时聚集、忽然离散的。您行走四方，和谁交游、同住？这部录中所题写的，是谁的姓名？王公大人不能用云和浮萍来比拟。处在他们的时代，在几十年之内，他们自己如果没有大的升降，即使调任升迁不止，也会随着调任升迁而有固定居处。您若不想见他们就罢了，若想见他们，前往拜访即可；难道还希望日后在南北东西与他们再次相逢吗？既然如此，王公大人的姓名不必记在这里。记在这里的，一定是那些铺开荆条坐下、倾盖交谈的人，也就是布衣之士；他们没有被当世充分了解，其中却有许多有才德的人。您有幸认识他们，就应当谨慎记下他们的姓名，以观察他们日后将取得怎样的成就。不过，难道也没有隐去姓名而不告诉您的，如史传中所说的‘某处丈人’‘某处老父’‘某处耕者、钓者、樵者、负者’吗？您将怎样记录他们呢？”唉，我非常希望您能多见到这样的人。《赠周生序》我的家乡有一个替儒者制作冠帽的人，名叫周生。他画了杨诚斋和东山父子的画像，每天向他们礼拜。古心江先生来做郡守，并没有私下施惠给周生；先生离任十多年后，周生每次谈到他，便肃然拱手起立。我多次见到这种情形，他从来没有对先生傲慢地蹲坐着说话。康敬斋安葬时，实际是我写下他的事迹，告诉古心，请求他作墓志铭。周生得到铭文读后，感到非常欣慰。在敬斋墓地，他面对我作揖弯腰，久久不能停止。周生这个人，难道不是百姓所秉持的常性、喜爱美德的人吗？观察他所喜爱的，就能知道他所厌恶的。他所厌恶的事情，周生本来不说；然而那些人不在周生所喜爱的人的行列中，这种不说反而是深刻的批评。周生制作冠帽来供给日常生活，没有追求额外的盈余。他内心闲静而不紊乱，所以好恶没有私心。推究他的取舍，就有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善便在内心自我反省的意味。后来周生请求我作诗，我写了《君子正冠》三章送给他。诗说：“君子端正冠帽，使你的耳朵聪敏啊；你的耳朵如果不聪敏，就会颠倒别人的善恶，这对戴冠的人是耻辱啊。君子端正冠帽，使你的眼睛明亮啊；你的眼睛如果不明亮，就会颠倒别人的邪正，这对戴冠的人是羞辱啊。君子端正冠帽，使你的言语公正啊；你的言语如果不公正，就会颠倒别人的贤能和不肖，这对戴冠的人是丑事啊。” 周生居住的地方离我家五里，他有时来拜访我一次。我不容易从周生那里得到这样的情谊，所以又写下这些话。唉，我甚至害怕周生对我的喜爱不能长久，那么我对这件事的谨慎战兢也就太过分了。《送欧阳山人序》为亲人选择墓地安葬，是子孙的大事；儒者和术士所说的话，有的也不能完全相信。近世只有朱文公独自遵从这些说法。至于江西从事这种术数的人很多，便又上奏朝廷。奏疏对于宁亲焘之后到来的事，情意十分恳切。若在安葬亲人的时候妄图求取富贵，这究竟是什么心思？然而假使能使亲人的遗体得到安宁，使子孙绵延久远，那么不只是生者有这样的心愿，死者也有这样的心愿。既然要尽到生者的心愿、体察死者的心愿，尚且担心有所错误，又怎么能忽视呢？我的同姓宾乡，家在同邑宣溪，大概专心从事此业；闲暇时来访我，和我周遍察看先人坟茔，事情办完后说：“即使您家的子孙贫贱无能，胜不过今天，只要每年春秋备办一樽酒、两簋祭品，扫墓后返回，那么世世代代也还有人。”我谢他说：“能这样就足够了。”分别后，我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送行。

译《送刘雷震入太学序》我行走到东冈时，朋友兄长刘成季对我说：“监补榜已经到了，同姓中的复可如今又可以凭雷震的名字中选了。复可要赴试，经过我这里后再出发。如今听说他已经中选，喜悦可想而知。”复可还没有回来，我便留在成季家三天。今天经过复可的叔祖叔秀那里，才听说复可已经在我郡城中了。我和侄子演如不能再等待了。复可先前在我的书斋里住了很久，如今将要进入天子的学校，我喜爱他，怎能不把这些话告诉我呢？十多岁时，他在父兄身边接受教育，就知道汉代董仲舒所说太学是贤士汇聚的关隘。心里以为太学所培养的，一定都是天下的贤士；后来又非常向往，看到唐代何蕃正色斥责六馆的士人。何蕃只有一个，而像何蕃以外那样的人却很多，这使人替那些穿宽袖儒服的士人感到泄气。既然如此，我朝的学校果真和汉唐的学校不同吗？唐代的情况是那样，董仲舒所说的汉代太学，也只是当时的说法，并没有相应的地方和人物。这千百年间，人们对于太学的期望，本来很轻的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因此我对我朝太学的期望尤其迫切。然而三百年间，从太学中出来的士人，又怎么能用一句话断定呢？这说明太学不能造就天下所有士人；士人能够有所成就，必定要先自我珍爱、自我成就才行。从前我有几位故旧在太学中，他们对我说：“在斋舍中读书的空闲时间非常少。”我惊讶地问原因，他们说：“难道不在斋舍读书吗？只是希望而已。四方距离京师远的有数千里，庐陵不算太远，也有一千七百里。每次往返耗费的时间，大约就是两个月。到了京师而留在那里，有应试的费用，每天有拜谒、报谒的费用，每天又有游宴的费用。应试的事情每天都受老师催逼，拜谒、报谒和游宴的事情每天都受朋友催促。除去这三种耗费时间的事情，能够澄心静念亲近书卷的日子没有多少。然而不能亲近我们圣人的书，却不得不亲近所谓时文之学的情况，通常十成中有七八成。这难道是我们愿意学习的吗？却又不能停止。”我听到这番话而为他们悲哀。如今复可年纪还很轻，读书没有停止的时候；但在复可那里，情况就像吃饭刚刚举起勺子一样，日常精力被那些事情夺去，能不忧虑吗？不过这全在个人。应试是不能停止的；除此之外，关门安坐，只亲近圣人的书，又有谁能夺走他的时间呢？上天赋予人才能，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忍心只把它用在小事上，是自己残害自己。太学培养士人的办法如今固然不如古代，但推究国家当初设立太学的本意，难道只是让我们取得声名、得到官爵而已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违背国家当初设立太学的本意，就不只是自己残害自己而已，还将使国家最终失去可以依靠来培养士人的地方；那罪过该有多大呢？唉，我为复可年少便进入太学而喜爱他，又担心复可万一这样做，使自己不能最终完成他仰慕、向往实学的初心。偶然留宿叔秀的小书斋，案上有砚、墨、笔、纸，所以写下这些话寄给才甫兄弟，等复可回来后把它送给他，用来表示我一点爱护帮助之心。《送卜葬者覃生归宁都序》程子说：“亲人有病，却把他交给庸医，是不慈爱、不孝顺。做子女的不能不知道医术；亲人去世后，选择墓地安葬尤其重要，难道可以把这件事交给庸碌的卜葬者吗？”朱子说，古人安葬都由卜筮决定；如今人们不懂卜法，只能依从习俗，请术士选择。我认为术士的技艺有粗疏精密之分；选择墓地而术士技艺粗疏，就和请庸医一样。医生不都是庸医，不能因为一个庸医便说天下没有医生。做子女的应当懂医，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略微通晓诊察和治疗，大体不至于被庸医误害，这是第一层；行医的人并不只有一个，平日和他们交往认识，并且根据自己的见闻衡量他们医术的高下，这是第二层。不幸亲人去世而要安葬，所使用的术士也应当如此。古人把亲人附着于棺木时，必定诚心相信，不留下悔恨；何况安葬的地方，怎么可以容许后悔呢？亲人活着时使其身体安宁，亲人死后使其遗体安宁，选择医生和选择卜葬者，求取安宁的道理是一样的。唉！做子女的在亲人平安时，应当真诚对待这件事；一旦忌讳说不幸发生变化，亲友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杂乱地来到面前，却未必能知道应当任用谁。对外受到推荐者主张的迷惑，对内又迫于日期制度的限制，而所谓地理之术又不是自己平素讲求的，这样想不出差错，难道容易吗？覃云甫精通这种术数，后来受到林先生、李侯的敬重爱护。我和云甫一天也没有交情，幸而能够请他来使我亲人的墓葬安妥，是李侯派他来的。李侯的学问无所不通，云甫受到李侯的知遇，那么他所凭借的本领便可想而知。云甫并不是借李侯来抬高自己，而我也不是只凭李侯一句话就相信他；听他的议论，观察他的指画，觉得合乎人情，又感到他为我的事情尽心尽力。他将要离去时，我写下这篇序送给他。唉！我正在服丧期间，难道敢作文吗？不过也是想告诉那些不幸遭遇亲丧的人，使他们知道我的云甫是可以信任的，并且更加认真地思考古人“必诚必信”的说法罢了。淳祐己酉年。

译《李氏赋编序》国家用科举来选取士人，不从事科举功业的士人，我见得很少。如果做了士人，就应当学习该学的东西，每天勤勉不懈直到终身。如今却把这种勤勉用在科举功业上，对于自身和内心，对天下的学问没有所得；对于国家，也没有用处。然而士人不敢不做，是形势驱使他们这样。过去我也曾从事这些事，没有一次不暗自嘲笑自己。以我的心推知别人的心，知道凡是做这件事的人都有同样的毛病。何况词赋作为一种技艺，比其他文章更难精通。荒废一两个月不练习，日后构思起来就很艰苦。别人已经中选的文章，如果不时常取来阅读，就无法熟悉。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需要经常阅读、经常练习，等待有一天参加考试。幸而被有关部门选中，便可以凭一句话、一个字取得当时的声名，享受俸禄利益。如今选拔人才，本来就往往取决于一句话、一个字。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士人凭借这种教育使自己进于圣人之道，国家也凭此得到辅佐君王的人才。如今八岁便学习声律对偶，十五岁便探问科场得失。唉！科举的危害，千百年来很难轻易议论改革。士人不能通过科举，那么所谓读书学习，又怎么能自行停止呢？李君编纂的《集贤赋》，确实是用来资助同业之人阅读、学习的帮助。这部编选始于今年，向上追溯到端平甲午年，此后都按年月依次排列。凡是省、监、郡、邑学校选取的作品，都收录在其中。魁首文章录下全文，其余文章则按各韵、各对，选择其中优秀的部分；李君所费的功夫已经非常勤苦了。同业士人得到它，足以省去抄录的劳苦，并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另作他用。欧阳文忠公曾说：士人学习圣人之学，目标长远而宏大，所用功夫很多，那么声律的精细便有些无暇顾及。必须有专心用力的人，把它像梳理头发、整理丝线一样处理，虽然细碎而且繁多，条理却不乱，使学习的人有所取法，并能腾出时间来做他该做的事情。这话说得好啊！欧阳公所说的是声律，李君所编的是声律文章。因此我私下取用他的说法，为李君的编集作序。《吴叔椿诗集序》近世文章崇尚古代，而诗却崇尚当今；所谓古诗，不过是学习汉、魏、晋、宋的体制，其余都是唐体，更有甚者专门以晚唐为宗，没有人把删去前代诗歌当作作诗的方法。孟子直接说王道的功业消失，诗也就亡了；如今竟然主张这种做法，究竟还算不算诗呢？我的资质迟钝，又不能耐心勤学，看世人用于文章的功夫，我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于诗，连十分之一的功夫也没有。诗人不知有几千几百，我竟不能背诵其中一篇。案头有诗集，难道不展开玩味吗？然而我把诗当文章看，把文章当诗看，从来没有使用诗家的方法。寻求他们所谓锤炼字句的办法，只是任由心意闲适舒畅，叫儿童中善于抑扬音节的人，杂取《国风》《雅》《颂》中的歌辞相互唱和。在这个时候，胸襟悠然，有一种无法命名的快乐；和世上所谓诗人苦苦思索得到诗句之后才感到快乐相比，我不愿交换。既然如此，我虽然不作诗，却本来享有诗的最高滋味。譬如金石、丝竹、簧管等雅乐和郑声，都是人们共同使用的乐器。我只像箕筐、鼓槌、土鼓一样，不但不喜欢郑声，连雅乐也不曾懂得欣赏。然而箕筐、鼓槌、土鼓，难道是胸中没有音乐的人所能参与的吗？吴君叔椿的诗，也是我案头展开玩味的东西。叔椿留意于此，能够掌握诗家的方法，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然而高兴时作赋，忧愁时作赋，凡是有所作为而作赋，也都各自出于性情所受到的感发，何必说这是汉、魏、晋、宋体，那是唐体呢？我认识叔椿，却来不及和他深入交往；听说叔椿在家中和乡里的一两件事，大体上为人厚道。今年有一位十分推重他父亲贤德的人，把这些事情详尽地告诉我。叔椿的厚道，本来是有来由的。厚道，正是诗教。世人作诗有时刻薄深险，但也往往像他的为人；一个人如果厚道，即使不作如今所谓的诗，诗的根本也已经具备了。叔椿去世后，他的儿子某人收集他的旧稿，得到若干首，收藏起来并嘱托我作序。唉，我本来不是评论诗的人，却冒昧这样叙述了他的用意。唉，某人，你难道不会把我的话拿给诗家看吗？宝祐乙夘年五月丙申朔日，庐陵欧阳某作序。《巽斋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九，宋欧阳守道撰序

译《送王槐城序》国用分教，借用古洪姻亲吴家的船前往。吴家的船是在峡中建造的，大概是用来送太守回任的。国用登上船，我为他送行。国用看着所携带的器具，连船所能容纳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后悔说：“我为什么要借这条船？我只是沿江行走五百里罢了，却要花六十千钱支付篙师和桨手的费用。又担心船太轻，反而会因此遇险，于是拿各种沉重而滞留的物品填满船，然后才敢出发。”我对他说：“您只知道借船吗？官位也是借来的。物品由船承载，就如同志向凭借官位施行。世上的王公大人，志向不足而官位有余的，比您借船而船中空虚的情况多几倍，却从不回头看看自己的才能，不能与官位所能容纳的十分之一相称。您的空船费用，由您自己承担，所以您后悔；他们官位的空耗，由国家承担，由百姓承担，他们难道会后悔吗？他们又难道担心自己与官位不相称、反而因而招致危险吗？”所以我私下认为：道德和才智能够造福天下，然后才可以不缺少公卿宰相的官位；恩泽足以遍及郡县，然后才可以不缺少郡守、县宰的官位。借用那些官职，来施行我的志向，不可以借用不相称的东西。像您这样，借船已经算奢侈，借官却已经算俭省了。凭您的才能，中科已经十四年了，却还两次担任郡博士。郡博士名义上虽然尊贵，职掌却不过是考课诸生；对于治理千里地方、推行政教的大事，完全没有参与。然而正因为您借用这个官位还算俭省，所以旁观者替您感到委屈，而您自己却没有惭愧。希望您能够由借船这件事推而广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作为，不要使日后出现官位空置，也不要像今天支付篙师桨手那样，以无谓的费用拖累国家和百姓；使官位与人相称而不招致危险。即使贵到人臣爵位的极点，也可以像本来就拥有它一样安然，又有谁会因为徒然借用官位而责罪您呢？不过，还有一番话可以进献给您：船是用来装载物品的，既然登上陆地，即使它能容纳万斛，我也不再顾惜它了。世上哪里有爱惜船只而不忍舍弃的人呢？官位是用来施行志向的；志向既然已经施行，就应当舍弃官位离去，古代贤人都是如此。后世却有得到官位便不肯放弃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得劳逸。能容纳万斛的船，虽然安稳，但我是因为要行船渡江才使用它；它和我在平地上住一间四堵墙的小屋相比，哪一个更安稳呢？贵到人臣爵位的官位，虽然尊贵，但我是因为要施行志向才借用它；它和我不愿处在官位之外、追求更高的境界相比，哪一个更尊贵呢？士人有德行、有成就而达到目标，想得到官位，就像想得到一条船一样。坐船劳累，舍弃船就安逸了。既然如此，那么将来有幸志向得以施行、身居显贵之后，难道还值得长久留恋这里吗？唉！您现在正做郡学博士，而我却已经说到这些，也可以说是早作打算了。送赵仕可序 我的朋友赵仕可任宜春狱掾，每隔十天半月一定有书信寄给我。他在推鞫、判拟之间，案件审结后，就把案卷副本同书信一起送来，说：“我对职分上的事情已经尽心了，只求不辜负从前所听闻的道理，但至今还没有做到。”我读了他的信，看到仕可没有辜负宜春狱掾的职责；经过仕可之手办理的案件，大概可以少有冤屈了吧？仕可的父亲在世时，常常施药救人；有人患杖疮，他的药一到，疼痛就止住了。他家住处靠近县城，凡是皮肤破裂、流血的人，每天都扶持拖拽着来到他家门口。仕可考中进士后，许多人都说这是他父亲积下阴德的报应。我作诗送仕可和新昌尉，开头就举出这件事告诉他说：“你的父亲怜悯别人，有这样的善心；如今你做官，难道一顿鞭打也可以轻易使用吗？”仕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番话并照着做。如今他任狱掾，能够凭忠诚恳切取得囚犯的实情；至于那些奸诈欺骗的人，他的聪明才智也足以察觉。我非常爱护仕可，吉州、袁州之间有人来往时，我没有一次不询问并请他们告诉我仕可的作为，得到的回答没有不同。袁州人知道仕可跟随我学习，仕可对袁州人没有怨恨，我心里也稍稍得到安慰了。然而仕可虽然是宗室子弟，却从读书人起步，家境贫寒而又没有援助，家里连一升一合的田产也没有；做官所得的俸禄，刚好够支出，任期届满回去，依然还是原来的贫穷。算起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到现在将近十四年了，他不能不希望稍稍得到升迁，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所以他来信时常向我诉说脱离选调的困难，而且颇为寄望于我这个衰老无用的人，认为我曾经在朝廷任职，朝廷中的诸位老臣以及外任的州牧侯伯，有些或许同我有旧交，可以替他吹嘘声誉、推荐送达，求他们说一句话，转达他的姓名和一生的志向事业。唉！仕可对我的请求实在太疏远了。以我这种生硬倔强的性情，假如当初不是侥幸遇到机会、蒙受特恩而改任官秩，那么即使只以一阶初品的官位终老，我也可以接受。曾经连自己的身世都不能谋划的人，难道还能委婉周旋，为朋友寻求荐举吗？况且我哪里只是不能做这件事，简直是非常以此为耻。自己所感到羞耻的事，也希望替朋友爱惜这种羞耻。官职可以不改变，但俯仰求人、投靠求荐的事却不能做。国家制定选拔人才的法令，必须接受荐举以后才能改官，是为了使人努力履行职务、勤勉办理事务；求荐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荐举状一定要等到求取之后才能得到，那也就不值得珍视了。因此我用这些话严厉拒绝仕可，却更加努力地勉励他。仕可的弟弟良可告诉我说：“先生的训诫确实是正理，只是如今求荐的人到处都是，前辈文集里替人写求荐书的也很多，世人都不认为这是罪过。先生如果认为我哥哥的才能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他岂但不应改官，即使现在这个狱掾也不应当做。我哥哥的廉洁、勤勉、明察、宽恕，先生是知道的。假使他稍稍得到提升，把如今救济百姓、施惠万物的心愿付诸行动，又将有所作为，您难道忍心不借一句话的帮助把他拔擢出来吗？否则，难道您还担心我哥哥会改变操守、辜负所学，从而使荐举他的人蒙受羞辱吗？如今我哥哥让我来请您，若能得到一封书信，告知刑部文郎中就好了。刑部曾经知道我哥哥，而狱官正是刑部所属；如果这封信也不给我，我们兄弟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无言以对。虽然如此，我不能写这封信的原因，也确实不能勉强改变。我于是把这些话编次起来，交给仕可，让他借此写信请求荐举。仕可是可以荐举的，这件事在文君那里，并不算僭越。不能荐举却硬要荐举，他是不肯做的；可以荐举却不荐举，他又于心不忍。其余的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也许文君正要荐举官员，还要等到日后吧。我本来欠文君一封信已经隔了一年，是因为我是获罪被放逐的人，不敢带着书信进入国都罢了。

译送钟焕甫序 永新的钟君焕甫来访告别，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拜见宏斋先生。”大概是听说先生教人，使人自己发现本心；先生把这些道理讲说得非常详尽，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端正。拜见先生以后，看到了先生的光明，却没有办法由此发出我心中的光明。我对先生的期望很大。”我惊讶地说：“光明就在你自身，你却想观看先生的光明来启发自己；那么先生的光明，你难道没有承受吗？”启发在先生，承受在你；这样说来，承受的人才是主体。你在承受光明时所看到的，正是你自己最虚、最灵、最光明的本心。太虚之中，悬挂着显现光明的日月，没有比它们更大的了。先儒说月亮本来没有光，是承受太阳的光。我曾私下思考过这件事：既然说能够承受，那么光明的本质本来就在月亮中。把镜子放在阳光下，阳光照射它，镜子映出的光影就充满房间；假如换成别的铜器，阳光本来就不能进入其中。这样说来，光明的本质本来就在镜子里，何况月亮呢？先生教导人，不能把光明直接给予别人，只能指示人们都具有光明。这就不只是把求学者看作承受光明的月亮，而是说每个人都是高悬空中的赫赫太阳。这哪里只是先生如此，自古圣贤对待求学者所说的、所给予的，都完全是求学者自身本来具有的，并不需要我替他们假借分毫。不过，你正要去拜见先生，我却说这些话；你如果误以为我的话是说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那就错了。不是这样的。如今你一定要去；去了以后，要亲自接近先生的光明，并把它反观到自己的内心，说：‘先生是人，我也是人。我的光明为什么不能同先生一样呢？’然后回来，把先生的书全部取来读，探寻先生教人如何除去外在的遮蔽而看见完整本体。光明确实在你自身；如果能这样做，就是以先生最完整的光明作为准则来要求自己。自己的光明只要有一分一毫赶不上先生，就说明仍有遮蔽它的东西，一分一毫也没有除去。你认为先生的光明怎么样呢？先生如今是天下的老成之人，平生的大节晶莹，没有一点瑕疵；德行、功业、文章足以灿然照耀后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易》的《晋》卦说：‘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叫作晋。君子因此自己昭明美德。’美德不由自己昭明，又有谁替他昭明呢？至于《升》卦说：‘利于拜见大人，向南行吉利。’你此行，就是所谓‘利见大人’。‘利见于南’，南方是离卦光明之地。你的名字从‘日’从‘丙’，自己昭明美德而向南行吉利，这些意义都具备了。所以我两次引用卦象中的话来为你送行。赠朱月窗序 吉水朱月窗使用《白顾书》谈论命理，与寻常术士完全不同。我听说过许多命理之术，这一种却从未听闻。不知《白顾书》是什么人写的？既然对五行的幽深隐微探究到如此程度，为什么没有把它传给别人？又不知月窗为什么独自得到此书？月窗初次进入文山时，盘之中主人替他校订此书并作序，寄给我说：‘这本书应当在《太乙统纪》之上。《太乙统纪》虽然精妙，但一定得到这种方法才会灵活运用。’我很惊异，把月窗留了一个多月，拿我所记得的贤愚、贵贱、贫富、寿夭等命例一百几十个，混杂着让他试断。月窗低头默默思考，片刻之间便加以权衡剖析，好像都亲自熟见过这些人一样，判断不准确的很少。谈论命理达到这种程度，真应当列在各种学说之首。只是月窗还没有走出郡境，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所以我也得以把他留在这里。如果盘之中主人的序一旦刊行，月窗的声名必将迅速兴起，我想再同他畅谈也不可能了。他的学说大致认为：生旺、禄马、官、福、财、贵等，有时不取为吉；空亡、战克、刑害、鬼劫等，也有时可以发挥作用。虚的可以成为实，实的可以成为虚；有的可以成为无，无的可以成为有；有来有往，有防有聚，有分有合；脱离旧有常法之后，变化才会出现。大概从一个奇数、一个偶数交错而成为八卦，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包罗天地万物的道理。命理用十干、十二支配合年、月、日、时，也与此相同，其数达到一百三万六千八百。这一百三万六千八百种组合，在一百三十个周期中，便有一百二十六年各自形成一种造化，而没有一种完全相同。虽然阴阳的运行每天都在更新，但大的数目也就在这里了。如果再按照时辰的初、中、末来计算，就会是这个数目的三倍。只是人出生时没有谁能够把时辰的初、中、末都记得十分清楚，所以也容许有不能完全应验的地方，并不是这种术数不能包罗。如今的人看见生旺、禄马、官、福、财、贵，就说是吉，却不知道吉中有防患；看见空亡、战克、刑害、鬼劫，就说是凶，却不知道凶中也有吉，这是一种执着拘泥的看法。如果在千万千百种变化中，连一两种都不能得到，又怎么能够曲尽变化呢？月窗的学说就是这样，并不是月窗一个人独有，只是这本书是别人没有的。书如今被盘之中主人留着，我稍有空闲时应当去看看，借此快乐而忘忧，这也是一种助益。

译送孙伯寅序 淳祐辛丑十月十五日，我早早起身，有人敲我的门说：“富川孙某，希望来说明事情。”我连忙恭敬地请他进来，问他的字，他说：“伯寅。”他的面貌和声音都十分悲哀，我看见他的衣服是丧服，便问他。他说：“我不能养育子女，父母双亲去世了却不能安葬；弟弟和妹妹又相继去世，家里共有四场丧事。我不敢去死，是因为还有大事要办。日子已经拖得很久了，幸而有仁人怜悯我，希望有人能使他们安葬于墓穴之中。”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我慰问他之后，对他说：“您应当就近向富有而仁慈的人谋求帮助；贫穷的人没有能力施仁，您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有指望那些同我交情深厚的人，我将去向他们诉说，希望您替我说一句话。”我说：“您用诚意感动人，以仁心待人，诚与仁本来就是一回事。土石是无情之物，天地造物的力量又不可测。因为悲伤而哭泣，能够使城墙崩塌、石头裂开，使六月降霜，这就是诚意达到极点的表现。《礼记》说：‘在坟墓之间，还没有把悲哀施加给百姓，百姓却已经悲哀了。’《诗经》说：‘凡是百姓有丧事，便匍匐前去救助。’人本来同出于一源，只是被形体隔开，所以彼此的忧乐有时不能相通。等到遇到悲伤惨痛的事情，只要有所触动，眼睛来不及注视，耳朵来不及倾听，也会赶紧前去救助，顾不得跌倒。” 这难道单单是什么特殊的缘故吗？在这一时刻，形体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人与人隔开，大概所谓同出一源的本性，到这时最容易被认识。您用来感动人的诚意，究竟怎么样呢？难道人还有不能被感动的吗？谁不是人家的儿子？谁不是人家的兄弟呢？不过我还有一种说法。昨天我和朋友闲谈孟子所说的四端，我因而说：‘端，是从本性发出的第一念情感。情感出于本性，刚发出的第一念没有不善的；到了第二念，才有善与不善。’比如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开端。悲痛、怜悯、隐隐作痛，如今人们遇到值得悲哀的事，最初的念头都是这样；过一会儿稍有转移，渐渐看见那件事与自己没有关系的情状，就不再怜恤了。到这时，才开始有是否充实扩充的区别。所以所谓端，就是尚未发生转移的时候。您为什么不迎接、保持这最初的善端呢？我前面说的是您感动人的道理，后面说的是人回应您的道理。假使您完全保持这种极其悲哀的诚意，别人也会完全产生同样的哀怜诚意。您去吧，只需竭尽您用来感动他们的一切诚意罢了。”我的话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同出一源，是天性；刚刚发出的第一念，也就是天性。不要只依靠我的话，您应当依靠天性。送陈子究序 永丰陈子究来拜访我，拿出一大编文章，又把萧大山赠给他的话告诉我。大山说：‘清正是文章不断生发的源头。古人凭清正获得声名，也凭清正陷于贫穷。清贫带来的祸患小，清名带来的福泽大。只是担心子究被贫穷困厄，使文章不能不断生发、不能俊逸，所以我说这些话来振作子究的心志，消除他困顿穷苦、无所作为的神态。’大山爱护子究很深。我认为，普通人把外物的有无、丰厚和缺少看作贫富；但文章所说的贫富不是这样。天地生育万物没有穷尽，而人的禀赋却有限。从年俸万钟的高官以下，直到里巷中的农民、商人，贵贱各不相同。如果他使用的物品范围广大、取得的数量很多，世人就都认为他富有了。里巷农商的富有，是最末等的富有。俸禄万钟的人，我却没有看见他果真不贫穷。贫富为什么不同？只是有和无彼此对照罢了。老苏曾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天子的宰相，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能。’如今我一生所拥有的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难道还不足以高视一世吗？这本来就是我所说的富有。没有得到我这种富有的人，即使俸禄万钟，我仍把他看作贫穷。用这个标准看待他们，不是更优越吗？天地间至清的气，常常吝惜，不肯在千百亿万人中多给；能够得到它的，不过一两个人。更严重的情况是，隔绝许多世代也没有一个人得到它；幸运的是有一个人得到，那么天地所有的清气将几乎全都给予这个人，不留一点欠缺。上下四方的空间，古往今来的时间，有形有色、有象有数的一切，都将被他完全拥有：对外供他的耳目观览，对内激发他的心思，再把心中的余绪化为语言文章。天下后世金玉般的覆盖、文人的富有，就是这样形成的。因此，他拥有千百亿兆人所没有的东西，富有超过千百亿兆人；拥有许多世代所没有的东西，富有超过上下千百年。富有冠绝千百亿兆人，又跨越上下千百年；余下的芳香和遗留的韵味还将流传无穷，越传得远便越兴盛。这种富有，天地不轻易给予，本来就是应该的；又有谁能够承受得起呢？所以说：‘以文章多为富有，不是把使用物品广大、取得数量多叫作富有。’您的文章，属于清正之人的富有吗？还是属于世人所说的富有呢？难道您会因为没有得到一件千金之璧而不以为贵，却反而为没有得到一只瓦罐而忧戚吗？假如子究当天就得到俸禄万钟，资生和日用的器具、用不完的积蓄充满家中，却夺走胸中原有的东西，使明亮的心变得昏乱，使纯洁的心蒙上污浊，沉醉在富贵利达的场合中，把诗书道德的滋味消耗殆尽，我知道子究反而会更加忧戚。忧戚了！你我各有各的贫富。我的话说得对不对？子究日后把这些话一并告诉大山。拟解试防序 世人读到贾谊的《治安策》，都佩服它精熟周密。按世俗的说法，汉廷那些老臣，掌握着国家大事，却还不如贾谊。贾谊有新书流传于世，所以故相周益公认为，《治安策》中的内容往往就在那部新书里。大概他每遇一事就思考，各有安排，预先写成篇章段落。一天向君主陈告时，全部取用从前预先拟写的文章吗？我近来读了那些文章，相信确实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诏令举进士的年份，我乡各书斋拟写策论四处流传，其中有志于当世事务的人，也有些策论确实可以施行。谁说他们不是贾谊一流的人呢？士人如果无意于当世，即使身穿金紫官服、灿然接近天子的清光，遇到廷对时也许只是照应旧例、沿袭腐朽言语；在他们看来，拟写策论同内心毫无关系。可是拟策的人出身于穷僻山涧、残破墙壁之下，兄弟师友不能每天都享有温饱，却彼此相对便谈论：‘皇上的心意怎样？太子怎样？教化百姓的困难怎样？如何解除边疆的忧患？’一旦得到自己的见解，就细细写满纸张，广泛引用经史典故、古今格言，再用文采加以润色。唉！假如当世能够大大开放古代士人传达言论的道路，使这些话转而上达天听，未必没有益处。既然不能这样，那么就刊刻流布，传给一同参加科举、身处考场的士人，使得到这些学说的人都能拿来告诉有关官员。像这样参加科举，又怎么会辜负科举呢？假使能够在天子面前应对，难道不比照应旧例、沿袭腐朽言语来辜负国家的俸禄和官位更好吗？刘君南叟景丰所刊刻的《当今上策》，就是这样。南叟有刚劲的气概和议论，明辨是非，耻于软弱圆熟、与人雷同。这部编著有他自己写的，也有从同道之士那里采录的，大致可以由此看出。

译王廉翁诗集序 庐陵文风兴盛，却没有专门凭诗歌闻名的人；并不是诗歌不能成名，而是文章和诗歌兼备。只有庐陵先生王公民瞻专门以诗闻名。泸溪有文章，而专凭诗歌闻名，是因为送胡忠简贬谪新州的两篇诗。正是这些诗招来了祸患，三十年以后，名声却遍及天地；流传确实系于寄托之处如此。假如王公只是以一个茶丞的身份老死家中，世俗眼光轻视他的官职，也连带轻视他的诗，那么如今哪里还会有所谓泸溪先生呢？然而王公的诗，他家没有自行刊刻，刊刻它的是同乡士人刘伯深；刘伯深向泸溪询问诗歌，泸溪又胜过伯深。如今官湖王丈廉翁，官职只做到一尉，但他的诗名已经在人间流传三十年了。我不懂诗，不能评论；听懂诗的人评论王公的作品，说那不是今人的诗，而是古代名家的诗。可惜他没有遇到胡忠简那样的人，没有得到像泸溪一样的奇特机遇。如今他已经去世，又没有像刘氏这样适宜的人出力，那么一定要使它在残编散帙中流传下去，未必能够保全其流传。他的儿子玉成山立甫，服丧期满后，想到要把这件事托付给当世热心的君子。唉，象牙、犀角、珍珠、美玉即使不适用，终究不应让它们埋在泥土里。我曾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况且庐陵一百二十年的诗名又归到王氏，哪里知道今天的官湖不会成为从前的泸溪呢？山立暂且稍等。送术士罗师禹序 乡里有个罗师禹，因为谈论命理而受到古心江先生的知遇。然而我们州知道师禹的人，十个人中不过一两个。士大夫到我们州任官，有的知道师禹，却不能招致他；师禹自己也不随便向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求取声誉。今年二月，他到天牖拜访我，立即说：‘我希望拜见通守应侯、县令张侯已经很久了，如今两位侯爷都在这里任职。请您替我先说一句话引见。’我说：‘我负责防守百姓，你却想让我把书信送给通守、县令，替一个以命理术士身份荐举的人说话，这可以吗？况且两位侯爷有富贵的命，却没有富贵的心，你将用什么来打动他们？不过，请听我对你说：我谈论命理不如你。富贵是身外之物；从人的容貌神态观察，他所能容纳的富贵是有界限的，不能容纳就会泛滥。如今两位侯爷家中圭璋俎豆、钟鼎等礼器世代相传，进入玉堂、骑金马也就是近日的事了；但他们谦逊和善、平易近人，温厚得好像从来没有富贵过，那么他们所能容纳的富贵哪里还有限量呢？命理不是我所知道的；既然如此，只有贤者才适合富贵。上天本来就把富贵给予贤者，国家也用富贵来对待贤者；不归于贤者的富贵，又应当归给谁呢？两位侯爷没有富贵之心，未必愿意同你谈论命理。不过，我是因为他们贤能而看重他们，你是因为他们有富贵之命而看重他们，不能因为我的说法就废弃你的说法。’ 你去吧，师禹也去吧。” 《巽斋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宋欧阳守道撰序 送胡素行赴省序 庐陵郡向礼部推荐胡梦高素行，礼部已经得到人才了。士人本来就是要取得而任用的；假使都像我这样只是书呆子，又有什么用呢？汉代选取的是明白经术、通晓世务的人。我从前同您的先人古潭君交好，每次读书从来没有不谈到世间实际用途的；只是我没有古潭那样的才能，常常感叹这个人胸中本来有一部《水心外藁》，却还没有写成文字；可惜他只考中一次，最终没有得到任用，这个希望就在素行身上了。素行如今还是布衣，才名已经在诸位公卿之间。您一旦考中，知道您的那些人应当彼此庆贺，也才会相信古潭就是老苏一类的人。不过，请让我赠您一句话：才能要在遇到时机以后才显现，也要到临事之时才显现。您此行不过是凭诗、赋、论、策得到礼部的知遇罢了。天子正处于居丧期间，不能发言，没有时间亲自策问；您满腹经纶，却没有机会在大廷之上倾吐，又怎么向别人谈论呢？对于从前认识您、如今在朝廷或方面任职的人，本来不必让他们知道您在哪里考试。考试结束以后，静静坐在客舍里，断绝书信往来，休养精神，并且办完自己的事情回去。况且我现在正在准备参加礼部进士试，而缙绅先生和四方名士相互传说：‘素行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将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人。’这正是招来嫉妒的阶梯。凤凰在高冈鸣叫，周人以诗歌赞美它；周王西行狩猎而获得麒麟，《春秋》为此悲哀。凤凰是羽族之长，来自远离人的高冈，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离去时也没有人知道它到哪里去。它的鸣声可以听到，却不能接近。麒麟不能同凤凰相比，不能忽然来、忽然去，只能轻轻地从原野出来，混杂在公猪、小猪、狐狸、兔子之间。唉，没想到麒麟作为四灵之一，在这里却不能显现灵异。圣人受到这件事的感触而自我伤感，于是《春秋》的笔也停止了。您如今遇逢光明的时代，出来成为世间的祥瑞，做周代的凤凰，不做鲁国的麒麟，这就是我赠言的意思。不过，您要用什么话告诉留在这里的人呢？景定五年除夕后五日丙寅，欧阳某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