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二十一宋欧阳守道撰防

译题朱文公与赵忠定公书帖 西汉盛世时，官吏被称为汉吏，是因为他们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奉行法令并不难，难的是既奉行法令又遵循事理。因为汉代法律中有时会有不近人情的地方，执行者要用事理来衡量它。本朝不能与汉朝相比，历代圣主忠厚仁慈，法律之外违背事理的地方大概很少。比如朱文公告诉赵忠定公的几件事，法律并不是没有规定：故意杀害子孙的，因而获罪；嫁娶有禁；葬礼超过制度有禁；夜间聚集、早晨解散也有禁，各自都有明确的禁令。赵忠定贤明，奉行法令已经有余，而遵循事理也包含在其中。朱文公仍然逐项列举出来告诫他，为什么呢？想来是因为此前主持一方军政的人坐视风俗衰败，把废弛法令当作宽厚，所以弊病日益严重；赵忠定的政令教化还没有立即取得信任。文公所告诫的，没有一个字超出法律，由此可以看出历代圣主立法的本心，就是所谓的事理。文公穷究事理的学问，落实并运用于政事，就都成为法律了。学习与做官不是两回事，事理与法令也不是两样东西。执法的官吏不懂学问，固然不值得称道；读书的士大夫不读法律，难道也可以吗？槎溪张朴夫拿这封帖给我看，我心中很有感触。题重刊《四书》后 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位弟子相继去世，大义也发生了偏差。以今天的情况衡量，士人如果没有见过朱子的《四书》，大概就不能称为士人。为什么孔子的遗言有的显明、有的隐晦，年代又如此久远，彼此相隔如此遥远呢？朱子在世时，把自己所学的道理进讲给皇帝；明君相继兴起，更加尊崇他的书，以此惠及万世。他所处的情况与孔里孔门的教化不同：孔门教化保存下来，却没有及时通达于当时；孔子去世后又遭遇战国、秦代的重重阻难，两人的遭遇本来就不同。我还曾经说过，东汉太学门的石经、后周国子监的九经板，虽然事情发生在衰乱末世，却对文化典籍功劳很大。假如前代早有这些东西，怎么会导致篇册残缺、竹简断裂，而各位儒者传授经典又那样辛劳呢？《四书》的摹本已经很多了，如今我庐陵的胡继宗又亲自校正并刻印，字迹非常精美。唉，怎么能在秦汉之间就得到这样的书呢！题吴畏斋家集 我的朋友防泉吴伯雨曾对我说：本朝建立任子法，可以说是优厚地对待士大夫。然而用固定的资格限制它，优厚之中反而有薄待。平庸的人做到某个官职，谁都可以任用子弟；有的几代都平庸，却不断任用子弟，甚至即使犯了罪也仍然如此。计算他们从先世到现在所得的俸禄，富厚得无边，大概连元勋盛德之家也比不上。而元勋盛德之家不幸在改朝换代之后，受恩泽的人做官偶然不显达，俸禄中途断绝，便成为平民；有的甚至流落困穷。国家难道忍心薄待这些人，反而厚待那些人吗？这就是受固定资格限制的弊病。应当设法变通：即使按资格可以任子，但如果世代相承而本来没有功勋德行，或者曾经有罪，就不要再任用其子弟。否则也应当为任用设置限制：父亲既按资格任用了儿子，儿子便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儿子；孙子只有在接受任用以后能够自我奋发、建立功业，才允许再次任用。如果家族世代有功勋德行，后来的人做官偶然不显达，俸禄中途断绝，朝廷应当经常查核举荐，任用他的后一代一人。世代享有俸禄的远近长短，一定要以功勋德行的轻重作为标准。那一边有所减少，这一边有所增加，入仕人数不过多，按功绩施恩恰到好处，那么使人有所劝勉和有所惩戒就都能实现了。如今看畏斋先生吴公的后代，俸禄已经中断，朝廷又任用了他们，这就很合乎人心。唉！假如这成为固定的法令，并且完全出于公道，那么它与泛泛地把卑微之人按照资格任用相比，岂不是相差很远吗？题醴陵李氏族谱 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却想向上考察自人类最初出现以来的世系，没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结果。李姓到了唐高祖时成为帝王姓氏。唐朝初年，懂得氏族学的儒臣考订古代资料，叙述氏族尊卑升降，非常详尽，但最终也不能考明国姓的出处。所以如果相信李姓出自李利的说法，就曾经尊奉老子为玄元皇帝；如果相信《易》理中关于李姓的说法，又尊奉皋陶为德明皇帝。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根据，都不能相信。又何况还有娄、刘之类的错误，把国姓赐给别人，有时已经赐出又重新收回。一个姓氏既然经常有帝王出自其中，那么考察上世，应该精确可靠。如今既不能做到，又自己制造混乱，那还怎么重新看见古代区别族类、分别支派的旧制呢？醴陵莱山李君万全把李氏族谱给我看。我读它开头，说李姓最早并不出自陇西，始祖为崇、玑二人；二人都是昙的儿子，而昙则是老子的后代，曾经做过秦国御史大夫。昙生了四个儿子，长子为崇，次子为玑；从战国到秦代，谱中只记载那些显赫的人，其中有赵国大将军李牧，李牧是玑的儿子。这样的考订也很费力。然而我仍然怀疑。御史大夫是秦统一天下以后才有的官制，而李牧的事迹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以前；按照这部族谱的世次考察，昙是李牧的祖父，李牧是孙子，孙子在六国尚存以前已经显贵，而祖父却在秦统一天下以后才做官，这是什么道理呢？又何况战国时期，李姓中著名的人物除了李牧以外还有很多：李理、李信、李齐，都见于赵国或魏国；还有一个从周朝洛阳客居秦国的人叫李斯。大体说来，他们所处的时代前后相距并不远，难道都能成为老子的后代吗？我曾经思考其中的缘故：自从唐朝取得天下，尊奉老子等人为天帝，所以希望李姓都出自老子这一支；但他们没有想到，汉代太史公曾为老子作传，记载他的世系直到汉景帝时，已经与老子的六七代孙交往过；那些人能够讲述老子的事情，又哪里有把老子说成天帝的道理？至于把老子的上祖归到皋陶，更加无法考证。春秋时期，皋陶的后代建立的国家见于记载，后来被楚国灭亡；国家衰微，姓氏也不显著，这与老子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部族谱的编写者一定是沿袭了唐代以来的考订说法；否则，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把老子作为祖先呢？所以说：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却想向上考察自人类最初出现以来的世系，没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结果。那么，作为莱山李氏的子孙，应当考察什么呢？我说：我看您家的世系，从您向上推到能够知道姓名、排行、生卒和葬地的祖先，已经有十六代。这十六代，是您家确实知道、可以确定而不会欺骗自己的部分。死去的人，应当谨慎办理丧事、追念远祖；活着的人，应当严肃举行宗庙祭祀、保护坟墓；亲爱亲族，使家族和睦，端正伦理，深厚恩义。姑且从这里断定，以后子子孙孙永远不废弃地传承下去，也就够了。从这十六代以前，已经无法再知道了，您还能怎么办呢？以上文字写于长沙城中的寓馆，当时除了笔墨以外没有可供查检的书籍；凭记忆追述史传，也不能保证没有错误。

译题《孔氏家传》孔公名宗旦，任邕州司户。他知道侬智高一定会反叛，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州守陈拱，亲自写信并当面请求，前后十多次。陈拱说：“司户疯了吗？”侬智高反叛后，南方数千万人死亡。陈拱投降贼人而死。孔公痛骂贼人，不肯投降，也被杀死。当初，陈拱对自己的估量以及对待孔公的态度，不过是把人分别为疯与不疯罢了。从今天看，所谓疯子反而与他一同获罪，而所谓不疯的人却遭受了灾祸。可悲啊！不知道世人所谓不疯的人，究竟是什么面目？想来他的神情气色，一定痴呆得几乎没有思考，睡得多、吃得饱，视力听力昏钝而身体肥胖。能够因为“疯”而受到这种人的责骂，世间哪里容易得到这样的人呢？然而前代像孔公这样的事情也很多。我想援引一两件写在孔公家传后面，每每叹息一番便作罢。邕州有个疯狂的司户，东京也曾有个疯狂的留守。疯狂的司户受到陈拱的责骂，疯狂的留守受到黄潜善的责骂。这样的“疯狂”，本来并不是坏病。宝祐甲寅年秋七月十九日，庐陵欧阳某在长沙城中的寓所，借着烛光写下这些话，送给孔公的孙子梦高。题吴建翁诗卷 唉！这是我同乡、令人敬畏的朋友吴建翁的诗，而诗中这些朱笔墨笔的批点，是荆溪先生的手笔。多么灿烂！多么分明！有月下的云影，烟霭间的山色，春江上的桃花浪，秋空中的雁阵。我庆幸你遇到了这样的际遇，你的诗日益昌盛，你的声名日益远扬。先生应当成为欧阳子、苏先生、苏子，以及秦、黄、陈、张诸人的继承者。唉！前代贤哲日渐远去，这种心意也沦亡了。大概世上的大人君王，常常能成为我们后辈的春阳；一遇到他们的生气，哪座山不苍翠，哪片树林不芳香？相反，有的人却成为天下美才的严霜；一遇到他们的杀气，哪棵树木不受伤，哪种草不枯黄？他们心胸的宽狭，就决定了生发之气或肃杀之气。他们中的大人物，关系到人才和世道，哪里只是谈论一项文章技艺呢！我将和你诵读《菁莪》诗，登上先生的堂上，慷慨尽情地谈论后元的绛侯、章武的葛洪、天宝的李泌、贞观的房玄龄。你说我的话过头了，那么或许能由此动心于来日，我们一起仰望天空，俯视八方。宝祐元年九月癸卯。

译《续后汉书》的序 晦斋先生萧季韶，名常，是我州的老儒。他撰写《续后汉书》，用来纠正陈寿《三国志》的错误。丞相、益国周文忠公为它作序。我从他的孙子梁孙那里读到此书，抄录一份收藏在家中。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史君、丰城李侯义山。李侯说：“《蜀传》说献帝被曹氏杀害，昭烈帝于是仓促称帝，实际上不是这样。”过了很久，他也知道献帝还活着。大号能够长久占据吗？我曾说，昭烈君臣对献帝的做法，难道不满吗？我回答说：“《春秋》的法则是，失国之君在世时直称其名，国君死后才称作某国某侯去世。如今在世便直称其名，是责备他没有为社稷而死；虽然活着，也等同于死了。国家是先君的国家，应当替先君守护；守护不了，就应当以死继之。那献帝作为天下共同的君主，一日之间让帝位归于魏而心甘情愿，那么就在他捧着玺绶归还给逆贼曹丕的那一天，他不死也已经等同死了。”《春秋》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君主，也不能空置一年而没有君主。建安庚子年冬天，汉天子的帝位被曹丕篡夺；第二年四月，昭烈帝才在汉中正式称帝，这样算来已经空缺数月了。既然如此，以昭烈帝的年号向上承接建安末年作为正统，对于献帝尚在世这件事，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萧氏的书法与朱公《通鉴纲目》相合。《纲目》在建兴十二年记载“魏山阳公卒”，意思是说献帝到此时只是魏的山阳公；魏有山阳公，汉便没有献帝了。萧氏撰书时，《通鉴纲目》还没有问世，这可以看出我们的心意相同。李侯于是想在郡斋刊刻此书，恰逢离职，最终没有办成。如今西昌陈君次公取出此书，在潭州州学刊刻。距离此书写成之年，大概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它能够不湮没于世间，难道不是幸运吗？陈君把传承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而梁孙力量微薄却笃志好学，保存祖先的手泽，以等待今天。晦斋先生因此不会亡佚了。梁孙让我写在书后，于是把先前答复李侯的话写在这里送给他。题写《姚雪篷答张子学问》《张子学与姚雪篷问答》一卷。甲寅年，张子学把它拿给我看。问答时是壬寅年，子学当时才二十三岁。提问精密，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其中关于正道的言论居多。雪篷先生一一为他剖析，都值得敬重啊。如今相隔十三年，子学又感到不足，难道还要向我请问吗？我没有雪篷先生那样的见识，向我请问也没有用。然而我平日用心求学的方法和子学不同。我观察天下的道理，常常从它明显呈现的地方入手。孔孟之学，就是明显呈现的道理。大禹治理黄河，以流入中国之处作为源头，后世说黄河出自昆仑，果然就说它出自昆仑。我也认为流入中国的地方，就是它从昆仑流出的地方。子学再仔细想一想。题写《怀芳小草》之后 苏子美居住在姑苏时，购买水石，建造了沧浪亭。他广泛浸润于六经之中，时常把自己的愤懑发泄在歌诗里。到了感情激越之处，往往惊人绝妙。他又喜欢写行草书，短篇文章和醉后墨迹，争相被人传抄。我家六一翁给他写墓志铭说：“可叹你内心有才华，却无从施展；文章显露出来，如星辰太阳般光辉。即使蒙尘而含恨，也不会显赫昭彰，却将永远流传。”我的朋友胡伯雨所建怀芳园亭的胜景，应当不减于沧浪亭；他的歌诗妙语仿佛天然生成，与苏子美相比，有苏子美的奇特伟岸，却没有他的悲伤哀怨。这四首词又得到我的同年刘泽民书写，二种美好合在一起，理当流传于世。然而两位先生都没有活到中寿，泽民尤其年轻，他遗留下来的墨迹将近散失，也无人收拾。如今懂得泽民书法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何况还敢希望它在天地间流传百年呢？伯雨的儿子胡亨赶紧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见到的人起初以为是古代法帖；看见姓名后，才共同为两位先生叹息。唉！我替伯雨向荆溪吴先生求墓志铭，先生答应了，把光明显发于幽暗之中，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些了，也可以令人悲伤啊。题写《北枝小稿》《诗经》说，吉士遇到时运兴盛的时期，就说：“梧桐已经生长，在那朝阳之地。”这是说他先得到和气。谭鸣玉以梅花的北枝作比，把它作为自己文稿的名称。读者认为鸣玉是生得较迟、遇时较晚，所以才这样说。我认为不是这样。万物的性情各有适宜之处，不必一概认为先得到和气就是快乐，像梅树的枝条，正适宜这样。生机存在于事物内部，含蓄着便成为滋润的液气，向外显现便成为英华。人们只喜爱它外在的显现，于是想穷究盛衰消长的道理，这样便浅露而容易，不如深沉而难以看透。同一棵梅树，南枝和北枝相距能有多少呢？古人把它们拿来比较寒暖，只能说对梅的认识浅薄。温暖，所以生机浅露；寒冷，所以生机深沉。暖气到来，花朵就像要凋谢了；东山所说的“正恐怕不能避免”，那么为什么要急于早开呢？何况梅花适宜瘦而不适宜肥，适宜疏而不适宜繁。即使完全向着温暖的一面，那么得到时运兴盛，也将同桃李争奇斗艳，反而失去它之所以成为梅的特点。鸣玉的诗文有仰慕高洁、轻视荣华显达的意思，把自己比作北枝，是很合适的。那么，难道不以“梧桐朝阳”来期望鸣玉吗？答道：从在上位的人急于发挥人才作用来说，梧桐适宜朝阳；从士人自我修养来说，成为梅就足够了。北枝有什么寒冷可言？宝祐甲寅年冬至。题写《萧氏顺安堂铭说》之后 萧君季清把他的堂屋题名为“顺安堂”，古绵文为它作铭，乡先生危恕斋为它作说。萧君把两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读后回答他说：文章用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乐天知命，以此达到顺安，必定要成为圣人吧？危先生谈论顺逆安危的道理和形势，是我所知道的。请允许我在后面赞叹几句。顺则安，不顺则危，本来如此。然而顺并不一定安，有时也会遇到危险；即使有时遇到危险，君子看待它也十分安然。不顺也不一定危险，有时反而安稳；即使有时安稳，君子看待它也十分危险。《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君子只顺从事理罢了。如果预先盘算它会不会使自己安稳，就会产生选择便利、追求利益的心。古人中也有相信自己而不迎合世俗、实行正道却被当时人指责、内心无愧却反而因此使自身遭遇危险的人。君子虽然明智，不会自己投入网罗、陷阱之中，但所遇的时势不相称，也没有办法。万不得已时，把安危置之度外，只一心顺从事理的归宿，也可以使心胸浩然。安危的分别，没有比生死更大的了。然而孔子告诫人不可求生而损害仁，孟子赞许舍弃生命而取得义。如果合乎仁义，那么生死都不值得计较，又何必考虑安与不安呢？

译所以，仁义是使人心安的道理，却不一定带来安稳。商汤、文王、周公、孔子，我没有见过他们常处于安稳之中。他们不常处于安稳之中，却仍然安然自得。人的欲望在于求安：起居饮食想求安，出仕、退处、言语、沉默也想求安。求安的心太重，那么凡是可以得到安稳的事情就没有不去做的。凡是可以得到安稳的事情都去做，那么即使涉及不顺理的事也可能去做。所以说，顺理不一定安稳，不顺理也不一定危险。君子看见事情合乎正理，即使不一定安稳，也要趋向它；看见事情不合乎正理，即使不一定危险，也要舍弃它。这样一来，我的内心安定，而不被眼前的现象迷惑。君子如果据此固有的道理而顺达地行事，就像水顺流而下，像树木顺势向上生长。先前遭遇的百般忧患和许多变故，如恕斋所感叹的那些事，不再停留在胸中；每天进入平和从容、舒展自得的境界，这就是所谓顺安，您已经享有它了。而我还进献这些话，也将私下附会于“无入而不自得”的疏解。您的意思如何？季清说：“请把它写下来。”于是我把它写在两位先生铭文和说文的后面。《巽斋文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二十二，宋欧阳守道撰。序 序吴荆溪《讲义》身处诸位老先生之后，心志却在诸位老先生之前；这样，诸位老先生所共同体认的理学就会从自己这里显现出来。近年的学者，以眼目废弃内心，说“我看见诸位老先生的说法就是这样”，这完全不是诸位老先生对后人的期望。我曾冒昧议论说，讲学穷理，就像根据历法推步天象；千年的历法都是一样的，整体相同，细节不同。正因为不能使细节相同，才由此能够使整体相同。尧时的历法本来就保存在历官那里，为什么不按它来使用呢？然而冬至这一天所在的位置，过了尧之后若干年便已经不同了，何况每过一年就每年不同呢？治理历法的人之所以年年推测，并不是为了使它不同于尧时的历法。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把千年以前的天象向上推算，就能与尧时历法完全相合；不这样做，就不能相合。千年的历法，归根到底都是用来推步天象的；天有恒常的法则，根据天象推步而能相合，那么尧时的历法相合这一点就明白了。这种道理，就好像生在尧的时代，能够制定尧时历法的人一样。讲学也是如此，所以说理义是人心共同认可的。荆溪先生的《讲义》，难道就是所谓亲自推测，从而向上与尧时历法相合的吗？我过去见识浅陋而且常有错误，多年来今年才在湘江之上侍奉受教；读完这部编著后，又对先生说：“关洛之学，朱文公用自己的心来裁断它；如今人们为什么不以朱文公研究关洛之学的方法来学习朱文公呢？” 这部编著所说的穿凿附会、两边都不可取，我这个后学在这里已经切实领会先生的心意了。退下之后，便把这些话附写在左边。题方山长《鄙能小稿》我在中书省任职时，连续几年主持太学公试，得到莆田方君善夫的文章，都把他列在前等。起初以为他只是精通科举应试的文章罢了。我寓居的屋舍和后村刘公相邻，方君拜见先生出来后一定来拜访我，间或把四六等文章给我看，往往体制端正、意思圆满，文辞精工、事实丰富。向先生询问后，先生对他非常赞许；我这才惭愧自己对方君了解得太浅。方君考中进士而我离开京城，方君应当来担任教授，主持我们郡白鹭洲的讲学；闲暇时来见我更加频繁，又让我看了近作几十篇，把旧作合成一集，题名为《鄙能》，其中有《岁寒三友》《召除辞谢》一类的文章。与旧日为《文房四友》所作、曾经先生品评过的文章相比，越写越奇妙。不知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又会怎样叹赏呢？唉，这些文章本来就有师友传承的渊源。后村先生曾居住在莆田，莆田的士人像方君一样出入他的门下，受到他的熏陶滋养，不知有多少。先生再次出任，掌管内制外制，方君也游学太学；无论在乡里还是在朝廷，都能在先生笔墨身边，受到深刻的感染。方君专心以文章自娱，大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将来追随前辈的脚步，除了方君还能有谁？我深深敬重他，也不禁自我惋惜。先生曾对我说：“我像你这个年纪时也留心文字，正与你相切合，这是在勉励你。” 先生大概是有意教导我的，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如今我与先生分别已经两年，看见方君寄给先生的致仕祝寿词说：“只希望有门生来为我编集作序，已经没有省吏催促我起草文词了。”先生亲自写信答谢方君说：“学问广博，文章丰富，笔精墨妙，以岁寒之交作为晚年景况的荣耀。”方君今年刚四十一岁，而先生已将近八十岁。一代文章宗师对待后辈如同对待自己，方君得到这样的依归，真如同欧阳修、苏轼门下的士人，文气怎么会不日益壮盛呢？我感慨之余，题写在这部文集的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