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三宋欧阳守道撰记

译州学三贤祠堂记 庐陵郡学里很早就有唐代颜文忠公的祠堂。如今太守金华倪侯普又把建中年间的宰相姜公、本朝的余襄公附祀进去，称为三贤祠。颜公在大历年间任别驾，姜公在永贞年间任刺史，余公在庆历年间任知州事。庐陵号称文献之邦，大概自欧阳文忠公以下，都可算是本乡的先贤，按照旧例，学校祠堂应当把有道德的人合祀，这正合于瞽宗祭祀的意义。颜公是京兆人，姜公是日南人，余公是曲江人。他们在我郡做官，为什么本郡还要祭祀他们呢？汉代蜀地祭祀文翁，南阳、九江祭祀召父，就是这种先例。而三位贤人的高尚风操和重大节义，理应予以表彰，用来劝勉贤者，这对于教化的关系就更大了。《学记》说：“三王祭祀河川，先祭河源，后祭大海；有的是源头，有的是下游，这叫做致力于根本。”郡守相当于古代诸侯，别驾相当于古代的命卿，他们都是天子派来承接政教、宣扬教化的人。虽然三位君子都是因贬谪而来到这里，但这里确实是教化产生的地方；当地有了贤人，境内士人本来就会以他们为准则、作榜样，这难道不可以称为源头吗？庐陵过去隶属豫章，太守如同东汉的仲举，既然已经以名节成为天下人的师表，那么他所治理的地方理应有闻风而起的人，这种影响已经很久远了。三国、六朝时守护庐陵的官员，姓名都可以考查，但他们的风采政绩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唐代中期颜公开始屈尊来到这里，却没有统辖一方的权力。姜公以旧宰相的身份前来，而新旧史书记载不同，大概没有人能详细考证到底是否真的来过。只有余公留任一个月便离去，大概百姓从他的恩泽中得到的利益也很浅。然而三人的高尚风操和重大节义，都是当时一向流传的；那么，即使只是有一天亲自接受他们教诲的人，以及没有见过他们而心怀仰慕的人，也应该都能使后世之人终身难忘。颜公来到这里时，和诗人、文士唱和酬答，以此为乐，世间流传着他的《庐陵集》十卷。如今溪山深处仍有公亲手题写的姓名，刻在石上，仿佛新刻的一样。这大概是被贬客人放浪山水、自求适意的常态；而他奋力抵抗禄山、折服元载的刚劲气概，也一定能够从他的容貌和言辞神色之间看出来。姜公未必果真到这里任职；即使来了，也不过是从一个刺史起步，街巷小民哪里能全部知道他？但他曾预见朱泚必定反叛，也曾劝谏唐安公主厚葬之事；然而他为国提出忠诚的谋议，触犯了君主不可测的怒火，天下士人没有不谈论、听闻此事的。余公是本郡附近的人，记载他做官时常询问平民的疾苦，痛恨苛刻剥削百姓的酷吏，往往践行他表谢文中的话并努力施行；这就是求得良牧和粮草之人的职责。余公值得敬重，并不在这些事情上。他在馆职任内营救忠贤，在谏官任内排斥奸邪和宠幸之臣，这些都是前日的事情；他又不是拿这些来夸耀自己、要求别人效法。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归来是正确的。士人有人跋涉千里，渡江越岭前来追随他，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感动的吗？这三位贤人的功业，存在于朝廷内外。我们庐陵人追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认为至今仍有君子的恩泽保存着。君子本来不必靠自己立身事君的事迹来教化他人，而人的常性和爱好美德，自会在无言之中受到激发。如今在家居处时穿着宽衣，出仕时穿着缙绅之服，人人都知道以先贤自期，这就可以推知这种风气的来源了。倪侯是先皇帝亲自提拔的御史。除论议谏诤之外，他还秘密侍奉经筵；他所陈说的，以及凡是想说却没有说完的话，我当时忝居同朝，有幸私下听到过。离开国都三年后，倪侯奉诏做我们州的长官，我闲居乡里时，常常从容侍候他，他的心意没有一刻不在教化上。他说：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都寄托在士人身上；士人人品的高低，也决定着世道的轻重。志士仁人如果自任以天下之事，就必须自我修养；那些带着书游学的人，都应当安居静处，深入思考这些道理。士人也一向知道倪侯，因而信任归向他，众口一心。三贤祠建成后，倪侯嘱托我写记。唉，这是多么盛大的心愿啊！我恭敬地答应下来，并且十分重视这件事，等到倪侯将要离任时，才得以写成，嘱托权知州事孙洙刻在石上。三位贤人都是我们州的师表，倪侯又加以表彰，使那些在堂下拜谒的人都能心有所感。退下来后又瞻仰本乡先贤的像，先后相承一直到今天，源流和支派都可以看见了。先圣曾有训言，说知道后来的人不会像从前那样。倪侯如今再次入朝，任秘书少监兼侍讲，我和几位同道又将从倪侯身上观察这种传承。姜公任刺史，是在受到重用却不得志之后；余公晚年奔走四方，最终以功业著称；只有颜公再次入朝后，忠诚信实、正直的议论不减当年，并且始终坚持一节，落逆贼之胆、夺逆贼之气，这大概尤其光明伟大。君子所不愿意的，是时代短暂、相隔久远；我希望倪侯将来成为国家的元老。古代有文臣武臣一心不二、保卫治理王室、以端正的使命承受上帝命令的人，颜公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用他来祝愿倪侯。诗说：“人们喜爱我，把周遍的道路指示给我。”又说：“没有一句话不以同类回答，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报答。”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日，欧阳守道记。

译吉州吉水县贡士庄记 士大夫出仕而奉行王事，有应当做却来不及做的，有可以做却不能做的。有没有做那些本来不必做的事的人呢？上面没有命令我，下面也没有期望我。做起来困难，不做本来就没有过错。像这样却还急切地去做，事情没有做成时，惭愧得好像我的职分没有尽到；已经做成后，又惭愧得好像我的义务没有完成。这又何必呢？别人说不必做，我却看见它不能不做。唉，世间怎么能没有这样的人？然而这种人也实在少见。每隔三年，朝廷下诏举行科举取士，有司评定士人的文章，把他们的姓名上报，称为乡贡。这些人要到行在，远的要走几千里，近的也有一千里、几百里。旅途中的饭食费用并不供给。能够上路并奉诏应试的人，不知道我已经把他的名字上报了；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奇怪啊，所谓贡士，就是既上报姓名，实际也要随之而来。士人不能同其他贡物相比，请把他们比作金玉。贡金，金子到了；贡玉，玉也到了；如果没有充满朝廷庭院，就不算进贡。为什么士人的名字已经上报，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来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认为上面用俸禄利益诱导士人，而士人确实可以用俸禄利益诱导。我上报了他的姓名，在他看来已经是荣耀了；他将自行前来，即使有人不能来，我又何必忧虑他不能自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既不自谋也不前来，那么科举对他来说还有什么轻重可言？拿这种心态去对待别人，便等于自有一套科举标准，百世之后终究不会有真正自重的士人。士人不自重，会说：“我作为举子的习气就是这样，本来就应当去做，或者会被人厌弃鄙薄。”然而据我观察庐陵各郡县，那些喜好修养而不显露自己、坚定自守的人，即使城郭街巷中常有，山林田野之间也并不少见。只是他们对别人无所求，又不肯故意显得与众不同，所以人们没有了解他们罢了。听到科举诏令便出来，献上自己的才艺，君臣之义是不能废弃的。有司既然认为可以贡举，他们还要并日节省饮食、换衣出行，出发的人才开始上路。如今要筹钱帮助别人出行的人，才羡慕我作为贡士的荣耀，却不知道我服役奔波的艰苦。这样看来，还不如不贡举，尚且足以保全自己平日的操守。汉代举荐通晓经术、熟悉世务的人，县里按次供给粮食，并让他们与计吏一同赴京。如今虽然没有这种制度，但县中如果有贤能的县令，那么对于那些不能走出本县境内的士人，也应该稍稍动心帮助他们。吉水是郡中较大的属邑之一，应诏应试的士人住在八邑中的约有十二三人，入选的也一样多。从前由进士成为大臣的人，诚斋先生杨文节公是第一人，而杨公本来就是贫寒士人。他一生保持夷齐那样的操守，在做举子时已经显现出来，故老相传的事迹，至今还可以约略看出他参加贡举却无钱前行的情状。他安步而行，晚些吃饭，幸而终于能够到达。等到做官赴任时，仍然如此，舍弃那些奢费之物。百年之后，如果后来的士人有人受到他的感化，不能前行时，倘若有不多的田地房屋，就卖掉它们；没有就停止。车马、仆役、租赁的费用，以及柴薪、桂玉等开销，一概不因此牵累别人。山川还是从前的山川，本来就应该孕育出这样的秀异士人；何况前辈的风流遗范还没有远去呢？如今三山陈君升之任这个县的县令，说：“生长在诚斋先生的故乡，人人都可以期望具有诚斋的操守。然而士人不肯向别人求取资助，这是可以的；我听任他们自行决定来或止步，却不可以。”他治理政务两年，对下不忍苛刻压榨百姓，对上又不敢缺少版曹规定的经常赋税，剩余力量仍能置办田地、建立庄舍，积存租税收入，换成钱串收藏起来。每三年发放一次，并按等级平均输送。君子说：“这项举措，陈君对待士人厚重，侍奉上级恭敬，难道只是把财物作为礼物吗？”陈君不认为士人一旦参加贡举就都会急切地自行前来，而认为其中或许有人不能前行，只是不把这种情况告诉别人；这正是完全按照诚斋先生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所谓厚待。那又为什么说是恭敬侍奉上级呢？陈君把庄舍命名为“贡士”，难道只是把这样一点东西赐给士人吗？他所看重的是这些被贡举的士人，我替我们的君主敬重他们；敬意就在贡士这件事上。贡士能够到达，然后我的事情才算完成。庄舍建成，正好赶上发放资助的年份。士人感念陈君，于是请我作记，说：“庄舍有了记文就能长久，而且担心后来的主管者或许会因为一时的急需而把它移作其他用途。”我说：“不会这样。陈君已经在前面厚待士人，后来谁忍心薄待他们？何况这是为贡士设置的，它是否保存，上关系到我国贡举制度。上面希望士人能够前来，下面却反而夺走他们赖此前来的资费吗？其中还有陈君捐出的俸禄，本是陈君用来惠及士人的，谁应当把它拿走呢？既不厚待又不恭敬，这是大大的不对。后来的君子，我看必定会因陈君的作为而增加扩充它，哪里用得着替他们忧虑呢？”庄舍的田租有四百石多一点，因此写下这篇记。咸淳三年腊月吉日，欧阳守道记。

译善庆堂记 赵君觉夫在余干的私人宅第中建造善庆堂，如今礼部侍郎西涧叶公亲自题写了匾额，觉夫命我为它作记。我想，觉夫的先世积累善行、遗留福庆，深厚而久远，哪里能同普通百姓之家那一点善行也足以遗留给子孙的情况相提并论？我的见闻浅陋狭窄，不足以发扬其万分之一，所以推辞而不敢写。但觉夫坚持请求，于是终于没有推辞。觉夫名必道，是福国陈公所称笃行赵君的曾孙。笃行公的德行已经达到极高境界，我曾有幸得到朱文公先生为他所作的记述，恭敬诵读时，常常惊惧得起身站立，想象他的德行仪容而希望恭敬拜见他。自从有史籍记载以来，我所见德行像笃行公这样的人，大概没有第二个。而大丞相福国忠定王正是他的儿子。绍兴、庆元年间，他们使宋朝如同周代周公、召公的子孙世世代代与国家共同享受安乐；上天福佑善人的道理，难道不是昭然明白吗？有人说：“这就是觉夫先世善行福庆的由来吗？”我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诗经》不是说过：‘勤勉不倦的文王，美好的声誉永不止息。陈列赐予周侯，文王的子孙。’文王的子孙，本宗和支庶延续百世。我恭敬地想，太祖、太宗的圣德神功与上天相配，无穷无尽；本宗成为天子，支庶成为诸侯，从百世直到千载，哪里会有穷尽呢？” 汉恭宪王是太宗的长子，传到第七世才生笃行公，第八世生大丞相，到如今才十世。善庆的源头，譬如黄河，即使世代相传说它发源于昆仑山，仍然无法穷尽；何况谁能知道它上升、下降、流通，最终与上天相接的情形呢？然而我曾冒昧议论过，源头虽只有一个，却也有疏浚并引导它的人，并不是所有源流都如此。能够做到这样，传国久长就一定特别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不断修养他的德行。”作这首诗的人，难道只是对成王以后本宗的子孙说的吗？支庶都是文王的子孙，因此修养德行、延长国命、各自保全家国，都应当战战兢兢，不可忽视。春秋时期列国的兴废存亡，如今都可以看见了。我太祖、太宗的支庶，从笃行公到今天，上天对这个家族的福佑格外隆盛，难道是上天偏爱它吗？大概是因为深思其积累善行的开始，专心一意地践行修养，所以得到这样的报答，自然与众不同。我观察觉夫，官秩低、俸禄薄，住宅狭窄简陋；侍奉亲人来到庐陵，早晚只想着亲人的身体是否舒适。他任法曹属官，听他说话，没有一次不是依循仁恕的。每逢年成艰难歉收，觉夫同我谈到这些事，脸色总是不舒畅；这虽然不是他的职务，他却有恻隐之心。觉夫留在这里三年，我不能经常见到他；等他将要回去时，他才屈尊同我结交，我于是了解到他的一面。像这样两方面的表现，大概就是如同前人的善庆，也就是所谓疏浚并引导源流的人吧？或者，我最终还是感动于笃行公的一生，因为他各种德行的总汇，朱文公所记载的，都是从孝行之外发展出来的。过去读《中庸》，看到所说上天生育万物，必定依据它们的资质而加以厚待，这段话连在舜孝的一章中，仿佛是在说：上天对舜，使他的宗庙享有祭祀，使他的子孙得到保全，大概舜就是因此得到这些福报的。舜和文王的德行是相同的。我已经为觉夫诵读文王的诗，说明思念祖先、修养德行这件事，即使支庶也都应当自我勉励；又引用《中庸》的这一章，大概是因为笃行公庇护后人的做法，正与其中的道理相合。今天相对于从前，就是后来相对于今天；如果世世代代都能像祖先一样，那么善庆就会更加广大而久远。这些话或许可以写在觉夫善庆堂的墙壁上。庐陵欧阳守道记。四益斋记 我乡里的李君孟仁，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四益”，请我作记。没有益处的话不要听，没有益处的事不要做，没有益处的文章不要看，没有益处的朋友不要亲近。这是南轩先生张宣公用来教诲他的弟弟尚书公的话。去掉四种无益，得到四种有益，名称就是取自这里。我反复诵读宣公的箴言三遍，告诉他说：“箴言已经说尽了，我还要说什么来作记呢？”不过我从小多病，有位老人告诉我，为什么不采用养生的方法？我就向他请教，他的话没有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我心里颇不以为然。我平日所服的药物，老人看了都不置可否；而我饮食很杂，稻米蔬菜之外，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取来吃。有一天吃水果稍微过量，老人惊愕地说：“吃这个难道有益吗？”我说：“即使没有益处，难道还会有损害吗？”老人叹道：“你多病正是这个缘故。没有益处就是有损害，哪里有既无益又无损的事？人的胃气日夜运行，消化食物的精华，用来形成营卫，所以胃是最劳累的。然而正因为食物对营卫有益，胃的劳累才有价值。如今你只取适合口味的东西，使胃白白劳累，即使是珍贵的水果、新鲜的菜肴，同泥土炭石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全部停止，让胃得到休息，按时进食普通饭食呢？胃尽到自己的职能，身体各部分就安宁了。”我惊惧而恭敬地接受了他的话，因而领悟道：“古人说无益的事能够造成伤害，却没有说有损害的事也能伤害有益之物。人人都躲避有损害的伤害，却未必躲避无益的伤害。有损害的伤害容易看见，无益的伤害却难以察觉。有损害的伤害如同有毒的东西，自古以来人们都明确说：‘吃了它会伤害某个脏器，引发某种疾病’，所以人们不吃。前面所说的无益之害正是如此，我的疾病难道只有身体皮肤受到影响吗？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无益的话不要听，不必一定是会招致责难、招来祸患的话才不听；无益的事不要做，不必一定是违反道义、败坏道德的事才不做；无益的文章不要看，不必一定是惑乱世道、欺诬百姓的文章才不看；无益的朋友不要亲近，不必一定是引导邪恶、帮助作恶的朋友才不亲近。所谓无益，就是凡是不足以成为有无、无关紧要的东西。宣公的箴言真严厉啊！孟仁的志向真果断啊！你不要再用这些话告诉我了。话虽如此，四条箴言中所说‘无益的文章不要看’，是指别人写的文章。我想再在这右边附上一句话：‘无益的文章不要写’，是指自己写的文章。古人的文章流传到今天，经历百世，只因为有益，所以能够长存。如今人们竞相写诗文、夸耀四六文，敏捷的人既然因为爱好它而不能自我止息，迟钝的人也抽丝般穷尽整日心力来求取文辞的妍丽；这些人明明知道它没有益处，却甘心去做。从前防斋袁公也曾告诫他所亲厚的人说：‘不要把精神浪费在艰涩浅陋、见闻狭窄的文章上；应当为此停笔。’爱惜保养精神，把它用在应当学习的事情上，这正是及时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的原因。宝祐二十年二月六日，防斋欧阳某记。

译定轩记 我的朋友浏阳胡君景富把他的读书处题名为“定轩”，来信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有人说：“真果断啊！景富怎么突然就以‘定’自居了呢？”我说：“所谓定，就是心思向外驰骋到此为止，专心向内从此开始。这是景富见识到的道理。他也许还会说：‘安居得太匆忙，那么终身将茫然无所适从，往哪里去呢？’《大学》说：‘知道应当停在哪里，然后才能坚定；坚定之后才能心静；心静之后才能安宁；安宁之后才能思虑；思虑之后才能有所得。’由定到得，并不是一步就能到达。然而有了定，就可以专心了。况且你没有见过选择宅基地的人吗？在还没有占卜确定时，想往左边建，就想着右边也许合适；想往前面建，就想着后面也许合适。观察选择尚未决定，心中正处于疑惑，即使想营造，又怎么营造呢？一旦占卜确定，心志不再有两个方向，即使有两种意见，也不能动摇他。在这里选择工匠，在这里选取材料，在这里规划规模，在这里建成房屋，并在这里安顿自身、养育子孙。他的决断，就在占卜确定的那一刻。选择工匠、材料，规划规模、建成房屋，在占卜之后正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么所谓定，难道是说自以为已经适意，便从此不再用心了吗？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人，刚开始学习时，不可能很快看见真切的道理。颜子天资仅次于圣人，尚且说：“越仰望它越觉得高，越钻研它越觉得坚；看它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在这个时候，几乎无所措手。程颐、张载、朱熹三位先生的学力，从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上接孔孟了。然而他们曾广泛涉猎诸家，出入于老氏、佛教之间，过去没有谁能避免，何况其他人呢？颜子得到孔子以博学文献来教导、以礼来约束，后来才真正看见自己所立的卓然境地。程子求道的志向，茫然了十年，然后回头从六经中求取，才得到它。张子见到二程之后，才自信地说：“我的道理自足了。”朱子见到李延平之后，才归于平实而有所领悟，觉得自己前一天的说法都不对。这就是先师诸老知道应当止步而有所确定的时候。景富不妨观察先师诸老确定之后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依循这条道路一直到达‘得’，才可以说真正有所得。世上有资质禀赋超过常人的人，唯独对道理没有见解，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不能确定，于是几乎陷入迷误；也有人早早遇到师友，略有见闻，方向虽然确定了，却不能尽心去做应做的事情，归根到底同样一无所得。所以说：“定不是最终的事业，只要知道最终事业不可能离开定，并且急切努力求得完成它，就可以了。”我和景富通过文章相识已有十多年；去年我来到岳麓，才有了交游的契机。他大概是个聪敏的人。每次写信来，我都担心他的进步会像河水正向前涌来一样，没有什么不日益增长。因此他把书轩命名为“定轩”。我知道他安静地居处在这里，仿佛打算终身如此，丝毫没有向外驰求的迹象，而更加努力地进入知道止处并不断前进的境界；这样一来，谁能阻挡他有所成就呢？没有确定时，担心外界范围太广；确定之后，又担心内在见识狭窄。我的前面不是说过选择宅基地的人吗？宅基地已经选定了，于是可以在这里建草门蓬屋，也可以在这里筑成百堵高墙；其实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居处。景富选择了这条道路。庐陵欧阳某记。石砻庙碑 石砻庙在庐陵郡东面十里处，不知道创建于哪个朝代。如今皇帝因郡中士人说神灵有显异的事实，刚刚赐给庙额“孚应”。相传神姓刘，名煐，和石勲、石材共同建庙，彼此像兄弟一样，是后汉长沙王的后代，但没有可考的依据。三座庙相距一二十里，都依石建屋，而石砻尤其奇特险峻，适宜作为神灵的宅居。然而我认为，这位神灵又何必知道自己的姓名氏族呢？自古相传那些栖居岩穴、隐遁山谷的士人，虽然不屑于被世间任用，但他们的功利自然能够施及万物，人和神是一样的。藐姑射山有神，畏垒山有老氏的役使，灾疫不发生而年谷屡屡丰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石中蕴藏美玉，水中潜藏明珠，山川的光彩和秀美尚且不能容许被遮掩，何况有德之人的居处呢？有德之人本来推辞名声，名声却追随他而来，并不是他的本心。石砻庙祭祀神灵已经多年，远近百姓登山而来请求祈祷，神灵既然已经回应他们，他们便相互推求神的姓名，请求朝廷赐予庙号，把这当作荣耀。有了庙号之后，日后便可以反复请求加封君、公、侯、王等尊号，而朝廷也不吝惜答应。神居住在石砻而承受上天的宠荣，难道就是这样吗？据我观察石砻一带，山谷相连，大概从芙蓉峰蜿蜒而下，向上迎接大江。起初这里还没有成为石砻时，土和石各占一半；到了这里便全是石头，棱角突兀，气势怒张，像龙又像虎，但晶莹洁净、坚硬细密，大都值得喜爱把玩。世上好事的人，只把太湖石分甲乙等级，捡到菱溪的一两块石头，就惊叹为奇异珍宝；这里却是山中堆积、树林般耸立，不必聚集便到处都有。山势陡峭险峻的地方有瀑布像斗一样倾泻，因此居民相距极远，砍柴放牧也无利可图。即使它不被神灵占有，也必定会有隐居君子来此居住。按道理推求，这位神灵或许就是这类隐士；否则就是这座山的骨脉坚实雄壮、气势宏大，又有某种力量发扬神灵的灵异，彼此相互为用，所以神灵应当如此灵验。景定元年春，我留在山下一个多月，认识了当地人王君国英、王君严，他们侍奉这位神灵极其虔诚。由于神庙的庙号已经更新却还没有碑，于是他们来请我作文；我便说明神之所以成为神的缘故，又作诗来酬答乡里有祈求的人。从前是谁居住在这座山中？如果不是人，便是神；神灵不显现，便无从知道。神灵有恩泽施及百姓，百姓已经在庙中祭祀，又向朝廷请求。天子发布命令，神的德行极其显明。山石高大坚实，是幽居之地中最好的所在。它怎么能够施及万物，使万物得到依赖呢？我听说至人退处自守、无所作为，功业遍及天下，而万物并不知道。譬如空旷山谷，声音传来便有回响，回响从哪里产生，声音又被谁容纳？施及万物本来无心，又何况承受神的名号呢？不是我去回应它们，而是它们有情感，谁能描摹神的容貌？穿着天子赐予的命服作为装饰，哪里知道神已经超然于外、挥斥八极？它潜藏的时候，卷曲的石头就可以作为宫室；倏忽之间变化形状，乘云驾风。我不知道神灵从前究竟是哪一位氏族的人；看它选择居处的样子，像一位隐居君子。抵御灾害、捍卫祸患，百姓便感念它的恩德。千古以来的石砻，人们把它当作土地神和谷神来祭祀。《巽斋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巽斋文集》卷十四，宋欧阳守道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