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宋欧阳守道撰序

译送张季德序 季德在丙辰年冬季十二月初一告别我，回高安去。我和他一同走到名屋山，望见科岭，夜里住在彭氏庵。起初，季德请我为他的书房取一个名字，希望得到我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却曾拿出《象山语录》让他阅读，季德有所省悟。这天夜里我便同他谈论说：‘舜居住在深山之中，同树木石头为伴，同鹿猪交游；他和深山里的野人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等到他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堤的江河一样，水势充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章我曾经讲过，认为舜真正获得力量的地方，应当是在深山之中；后来听见、看见而受到感发，不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番讲义是十年前写的，想来你一定见过。今晚再说：‘像决堤的江河一样，水势充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水流运行时，遇到土石便受到阻挡；如果借助人的力量开挖疏导，就必须把阻挡它的东西清除掉。阻挡物不除，水就会停在这里。水有大小，土石有多少；小水遇到大量土石，如果不是借助极大的人工力量，怎么能把它清除呢？如今江河决口，水势浩大，流到哪里就卷走哪里的土石。土石是有限的，水势却没有穷尽。从此只有江河，难道还会有土石能够阻挡吗？’ 假如水势很小，那么人的力量即使疲惫不堪，又能清除多少呢？这就是所谓水势充沛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概是水力自然胜过土石，并不是靠人的力量胜过土石。我的心中天理的力量本来就很大，各种障蔽都是外来的东西，哪里足以同它相抗？如果自己把自己看得弱小，疲惫不堪地同障蔽较量胜负，却不知道心中积蓄而尚未发出的力量，就是巨大的水源，不敢任意把它放出来，任凭它吞吐，却想每天耗尽畚箕铁锹的力量，先同洪水开通千万里，那只是徒劳得很。哪里知道这水一旦决开，土石自然会退避，哪里用得着这样做呢？’推究这种徒劳用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不敢相信自己，把土石看得过于强大，担心水势不足以胜过它。如果能够相信自己、安然处之而不把它当成困难，我送别季德没有别的话，只愿季德回过头来观察自己心中的天理究竟大还是不大；真正看见它的广大，我的事情就全了；看不见这种广大，即使忧恼一生，也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说完这一章，又谈到孔子‘志学’的一章，说：‘人们说孔子的学问，十五年中每十年进步一次。然而依我看，确实是十五年、十年一进，但他的进步难道是一步一步攀登的吗？说“立”，说“不惑”，说“知天命”，说“耳顺”，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句句字字都十分迅疾明朗。’ 还没有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仅仅说“耳顺”，就已经好像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还没有说到“耳顺”，仅仅说“知天命”，就已经好像达到“耳顺”了；还没有说到“知天命”，仅仅说“不惑”，就已经好像达到“知天命”了；还没有说到“不惑”，仅仅说“立”，就已经好像达到“不惑”了。如果没有后面一级，那么前面一级有什么不可呢？如今不从迅疾明朗处观察圣人，却把圣人只看成逐节逐级地开通，这一章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子夏、子游等人的学问，颜回、曾参不是这样，何况孔子呢？我又同季德说：‘我读书不妨错综牵合，即使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观察圣贤所说的道理，就像观察草木的生机；枝叶即使疏密不齐、稍有偏斜，也不妨碍它是天然生长的。园丁刻意安排，必定让一枝对着一枝、一片叶子对着一片叶子，乍看似乎很好，但生机本来不是这样的。’又同季德说：‘雷霆一震，白日一出，清风一吹，阳气通达、阴气消散，都在顷刻之间，天地豁然开朗。这哪里还需要等待呢？’这夜里谈得稍微多了一些，彼此都感到心情畅快。第二天把这些话写下，便用来赠别。某再拜说：‘像鸿毛遇到顺风那样轻快飞扬，像巨鱼放入大海深壑那样充沛自在。’ 这就是《象山语录》中所举王子渊那天晚上所说的意思，是纵情舒展、没有拘束阻碍的境界。对物欲放纵当然不可以；如果在天理之中得到纵情舒展，难道不是很快乐吗？请待补公据籍序 士人赴太学参加补试，考取后就好像比乡贡试更胜一筹。礼部考试一旦及第便可以做官，不必再说；没有及第的人，就要同进入太学的人相比较。从公试、私试以来，没有一天不是积累、进取的途径，其中本来就有区别。然而自从科举诏令下达，郡里在州中举行考试，起初的志愿本来都是希望通过乡贡考试，及第后做官。希望参加乡贡考试而考中次榜的人，地位被看得较轻；既然看得较轻，所以办理造访郡府、请求公据的事情，往往不十分积极。那时又正值新旧年交替，受其他事情牵制的人很多。有的人离郡很远，就必须过几天才能回来。等到取得公据，费用已经很重；况且士人不习惯同郡吏接触，郡吏容易利用他们的生疏来索取财物，因此每个人所花的费用都不相同。我曾见过士人拿着公据回去，计算费用竟达到万钱。省下这笔费用，用来作进京旅费和食费，难道不是很有帮助吗？士人本来有些重费也不计较；我所计较的，是寒士的困难。我是设身处地替他们考虑。李周乡大概也像我一样设身处地替他们考虑，亲手制作了一本名籍，请平时同乡里来往的人，让他们各自把考中次榜者的实姓实名、避讳姓名写在名籍上；估量请求公据的费用，作为带入郡中的费用，然后把各人的请求集中办理后带回来。通过周乡请求公据，可以节省很多。有的人说：郡里一定要求本人亲自领取，至于文状要用官府印记来防止伪冒，代为请求可以吗？’ 我说：如果人要造假，即使要求本人亲自领取，他也会造假。所谓官府印记，也可能是他伪造的，那将怎样辨别呢？如果他不造假，即使代为请求也不会有伪造。况且周乡的私人名籍中，所谓实写姓名，都是本人亲自书写的，那么已经有凭据了。上面的人对待士人，难道不也希望他们本心纯正诚实、自然不会造假吗？难道能说区区的关防手续足以革除伪造吗？况且我们庐陵的士人不肯造假。造假冒名请求，等到补发公据时，它的利害关系有多大呢？周乡索取名籍，援引这封书信，把它送给他们。巽斋欧阳某公权。

译省题诗序 寿翁来访，同我畅谈到省题诗。我感叹这种诗是幼年学习的人所从事的功课，可是书市刊刻的诗篇，有时夹杂轻薄子弟鄙陋的言语；口头传授的功课又不加删选，有时反而欣赏其中流丽的句子，让学生仿效学习。这样却要求他们养成庄重谨慎的习尚，是不可能的；这也算是最先戕害人家子弟的做法吧？寿公从箱子里拿出一帙诗，都是他自己写的。当场读了几首，例如以“花朝游赏”为题，结尾却说农事；以“月夜宴集”为题，结尾却说书灯。我合上诗卷对寿翁说：‘您的诗如果全都这样，那就是幼年学习的一大幸事。请留一两天，我打算全部读完。恰好有客人来了，最终没有读成。于是替他在卷首写了这些话，把诗卷还给他。’ 赠刘登龙 安成刘登龙以“弘毅”自我期许，说：“我把这两个字写在窗前几案上，早晚面对它们；如果有一点不弘大、不刚毅，就说我辜负了曾子的训诫，不配做士人。”请我赠他几句话。唉！您竟来向我求言，我拿什么来帮助您呢？我并不是不愿意弘大，只是思想常常局促狭小，趋向细小；我也不是不愿意刚毅，只是思想常常收敛退缩，趋向懦弱。局促狭小、趋向细小，不是弘大的毛病；收敛退缩、趋向懦弱，也不是刚毅的毛病。如果认为不这样才叫弘毅，那就不是所谓弘毅，而是放纵粗暴。您想学习曾子，就每天诵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这样才可以从事于所谓的弘毅。庐陵欧阳某书 送刘童子序 我往年承蒙恩典进入史馆，同僚中有年纪最大的一位，叫鄱阳张君；年纪最小的一位，叫四明王君。张君七十八岁，号称老儒；王君才二十二岁罢了。我曾对王君说：‘你们两人之间隔着我，我应当把你安排在张君之后；你们合起来正好是一百岁，是史馆中的奇事。’王君大约因为年幼时就能写文章而被授官，随即进入史馆读书，等到年龄合适再出仕，于是能够参与史事。方进史与张君同一天取得出身名籍，不久两人都做了通守。朝廷如此优待才俊。我们庐陵每年考中童子选的人，常常占四方的十分之二三，其中能写文章的也时常有。国家人才兴盛到童子中才智出众的人接连不断，大概是文教兴盛到了极点。二刘童子前年叔侄二人一同凭记诵考中，后来又都因为能写文章而受到选拔，其中一个还不到十岁。如今又凭文章参加考试，我知道他一定会在高等选取之列。临行时，乡里的先生长者都有赠言；童子的父亲与可不嫌弃我，也请我说一句话。我问童子：‘你将凭什么学业参加考试？’他说：‘通晓《诗经》的义理。’既然以诗经考试，我说：‘小孩子，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所能使人兴发感动、观察社会、合群相处、怨刺不平以及广博见识，这些还只是末节。’ 其中更大的作用，是近处用来侍奉父亲，远处用来侍奉君主。《诗经》三百篇中，只有忠和孝，难道只是用来帮助学习写文章而已吗？你的父亲带着你前往一千七百里外的京师，你的父亲本来就会早晚照看你。我又说：‘唉，我的小弟弟要出门远行，疼爱弟弟的心也更加深切了。谁说寸草般的心意，能够报答得了春天阳光的恩泽？’后来的诗也有古诗的意思。青青的莪草生长在那山谷之中；长养人才，就像微小的草木也能得到茂盛生长。这是圣明天子的恩赐。假使你没有生在圣明朝代、文明盛行的时代，前代厌弃经学、轻视儒生，本来就有满头白发却困守深山、得不到一点俸禄的人。是谁使你生下来十年，就立即能够凭文章显达呢？得到官职之后，又将用什么报答我们的君主？希望你秉持精纯的忠节，终身立身于圣明的朝廷。以前的正直之士由科举通达而显贵，他们起初立志就是这样。’这就是作为你老师的话。童子拱手说：‘谨慎地接受教诲。’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送胡童子序 胡君国宝的儿子胡囦，十岁，能够流畅地诵读五经，将进京参加童子举，来拜访我告别。国宝请我考考他。我已经老了，从前读过的东西大多忘了，只是随意举出一篇文章，胡囦便默诵成篇，毫不停顿。他退下后，我叫来我家的几个孩子，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年纪比他大，你们对于五经怎么样？你们也读过韩文公《训符》的诗吗？’两家的孩子年幼时聚在一起嬉戏，等长大以后，一个认真学习，一个不学习，便如龙与猪一样分明。如今你们每天嬉戏度日，却不知道专心读书的人已经像他这样，那么龙猪的区别不必等到将来就会出现。孩子们默然不语，只有一个独自笑着回答说：‘小子不敢不学习；但是照诗中所说，那么这也是一种嬉戏，他也是一种嬉戏，哪里有什么优劣可说呢？小的嬉戏，不过是将来得到印累累、绶若若；大的嬉戏，不过是武夫在前面呵道，随从堵塞道路。如果说那些是读书得到的结果，那么只不过是更大的嬉戏罢了。真正读书的人并不羡慕那些东西；与其将来佩着印绶、让人跟随，不如今天穿着斑衣、骑着竹马。’我看他说得有道理，想再重重责备他却无从下手，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胡童子。唉！如今童子幼年学习，以记诵为长处；到中书省参加考试，必定承受恩典免去解试，或者能够得到官职。天资这样聪颖非凡，胡君将来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就。至德观萧曼翁《九▯吟稿》序 道士萧君曼翁的《九▯吟》，难道不只是世间吃烟火的凡人不敢读？想来天上的蔡少霞、山玄卿也应该避让。可是读它的人有时抱膝而坐，有时危坐正身，无言之中几乎要断魂。‘男儿蓬矢志’、‘如此老乾坤’这样的句子，又仿佛韩昌黎所说：‘我有胆量和气节，我不是黄冠道士。’东坡说：‘汉代世人极力称颂仙人安期生，他曾经拿兵器击杀项羽，却不能为项羽所用。’由此可知，这类人绝非庸庸碌碌之辈，往往是胸中抱负郁结而无处施展，所以才把踪迹隐藏在泉石烟霞之间罢了。您所居住的古洪至德观，我曾经到过观中，古老的屋舍已经很旧，坐落在水中央，一尘不染，真是隐士栖居的地方。古洪自许旌阳以来，出了许多仙人和苏云卿，距今才一百年，遗迹似乎还可以访求。您的诗十分清雅，而相貌又十分威武，难道也是他们一类的人吗？咸淳元年五月上弦，您来访；到望日告别，我写下这些话归还您的诗卷。庐陵腐儒欧阳某作序。

译赠刘道士序 道家建立三极，士人尊居四民之首；“道士”这个名称，却由黄冠之师独自占有。我不了解其中的说法。从前有人说，周穆王采用道士的说法，在瑶池之上宴请西王母；穆王尚且是《尚书》中所说的贤王，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吗？秦皇、汉武寻求神仙，当时称作方士，不称道士。太史公特意把黄老之学标为道家，然而黄老之学本来就同神仙之道旨趣不同。如今做道士的人，又不都是出自黄老一派。道士兴盛，大概是在魏太武帝和崔浩以后吧？但也不能一直兴盛。即使李唐尊老子为祖，道家的主张得到信任的也不过三四位君主。延续到今天，它的学说仍然存在而没有废弃，但总的说来，它得志的时候也没有多少。计算这段时间，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获利顾念的地方，却不知道为什么愿意做它的门徒的人代代都不缺。唐代有士大夫弃官做道士，如今却没有这种人了；只有里巷中年少柔弱的孩子误将自身投进去，不能自己返回，势不得不终老于此，也很可悲。刘师庆椿来自南乡的徊仙观，自称观中没有固定的产业；他的师父在歉收之年命他主持观中事务，他竭尽全力支撑，不敢推辞艰难。今年收成稍好，乡人颇有人施舍钱粮，师父认为事情容易做了，便又亲自主持观务，于是庆椿离开了。他把自己所作的四六文给我看，说：“我将要出使四方，只看遇到什么机会了。”我问他带什么上路，他说：“我所能做的，是道士的日常本业，而文章也是其中之一。”唉！我走遍四方的经历少，未曾见过大的宫观。只拿我乡里的道观来说，即使有田产的地方，一个道士所得的粮食，有时也不过五六斛，而衣服等一切生活所需都没有出处。有的道观连田产也没有，生计就更艰难，所以往往施行炼丹制药、画符箓、禳解祈福等法术，用来迎合那些信奉他们的人，以便糊口。像庆椿这样能写文章的，在他们这一类人中实在难得；他的师父放他出去，可惜了。依我看庆椿所作的文章，对偶精工，笔意圆熟，只要不断用功，将来一定会有识才之人提拔任用他。既然已经有文章足以资身，他轻易离去也是应该的。然而，我又为他深深叹息。道士在凡俗人中被视为清高，常常凭此自我养活。况且鸟能飞得高、鸣声能传得远，远离人群而无所求，正是它们所以不同于凡鸟的地方。若被人豢养在庭院栏槛之间，即使每天都能得到食物，也失去了它所以成为其本身的意义。我生来如同寄居世间，实在奇特而孤单；三尺长的腿支着瘦弱的身躯，俯仰之间只要有嘴就能得到足够食物，何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供人玩赏的东西？庆椿，你曾读过坡仙的这首诗吗？唉！不要以为我有可以出仕的资本，也不要以为世上有容易遇到的人；今天固然可以轻易离去，日后还能早早回来吗？你要把我这篇序记在心里，不要忘记。咸淳元年乙丑九月甲寅立冬日，庐陵欧阳某作序。送孙季山序 士大夫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志向，固然可以说是对上匡正君主，对下庇护百姓；但对于自己的家庭，难道又不会希望门户兴盛、子孙族党都能享受福泽吗？我州的先贤，如献简孙公，在绍兴年间发表危切的言论和激烈的议论，希望使皇上的心意觉醒，从而安定国家，在诸位公卿之间可以说是忠贞之臣了。庆元年间学党之祸，孙公因属于从臣而获罪，被贬斥，苍天不给他长寿，使他来不及看到嘉定年间的政治改革；而他的子孙又害怕身后碑铭久无所托，所以即使我州谈论献简公事迹的人，也没有充分彰明其事。我曾得到他的奏疏读过，他与晦翁等老臣的精忠，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孙公在世时，兄弟都因文章而有声名，号称“三孙”；孙公又有这样立朝守节的大节，我本来就愿意结识他的后人，只是遗憾未能遍识。名埜、字季山的人，是孙公的孙子。我十年前认识他时，他名列右选，官职很低，但诗文清峭苦心；他持文游走于诸公之间，常常受到敬重和爱护。我曾向淮宪丰城李公谈到他，李公当时任参谋、制阃，准备奏请起用他。后来李公被召回，此事没有成功；我们分别数年，如今才知道他任船司监门，任期已满后留在番禺，不能回来。唉，献简公的孙子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我闭门居家日子很久，和人交往也多；庆元年间诸位贤人的后代，我曾分别认识赵丞相和吴侍郎畏斋的孙子，加上您正好三人。赵丞相的神道碑、畏斋的家集、献简公的家集，都是三家孙辈亲手交给我的；见到他们的后人而想到他们的先祖，我没有一次不感慨万分。往年我为赵氏记述堂名，前年吴氏请我撰写祠堂记，还没有来得及写；我那一点仰慕高山的心意，如今对孙君仍然如此。您来信自称愿意见广大帅简斋谢公，所以我又为您写这篇序。谢公的心，大概以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安置为自己的忧患。过去谢公任庐陵县令时，我曾陪侍在座，从容谈话间说到刘静春家子孙族属，谢公悲悯地思考如何振兴和施恩于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到极致，直到实在无可奈何才停止。我同刘氏并没有先世的交情，而谢公从闽地来到江右，刘氏门户的兴衰又哪里足以突然触动他的心呢？但谢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崇尚德行、怀念人物，并不分今昔远近。孙君如果有官职，而且已经在谢公的辖境内滞留很久，那么要把你提携起来，或许就容易一些了。你这次去，难道会有所际遇吗？谢公之于庐陵，就像眉山苏公之于余杭；苏公自己说，他同杭州人有前世的因缘，离开以后见到杭州人就高兴，收到杭州人的书信也高兴。孙氏虽然家在我县境外，但我州人通常都称那里为庐陵。庐陵人在岭海边远之地，谢公难道会有不悲悯的吗？我真要祝贺您得到这样的际遇了！赠张横孙序 关西张君横孙，字渠伯，寄居豫章，是横渠先生第五代孙。他带着家谱来给后林李公看，李公在后面写道：“先生之所以传垂后世、创立教化，继承前代圣人而启发后来的学者，历经千年仍如一日，本来无须借助外在条件；求学者不可不思考这一点，何况那些能够想着继承其事业的人呢？”后林这番话可说严正。张君正由仓使学斋向朝廷申奏，希望得到一个官职，能够听到这番话，那么无论得到官职与否，都可以看轻了。后林所谓“不待外在条件”，是用来勉励张君建立自己的德业；学斋后来向朝廷申奏，是因为有世代恩泽可以承继，要振兴张氏子孙，使他们有所凭借而立身。横渠先生的子孙已经衰微了。我详细问张君如今还剩多少人，他说：“只有我和弟弟两人；至今没有儿子，弟弟也没有娶妻，而且非常贫困。”唉，如今已经到了血脉将断如同一线的地步，将来又会怎样呢？上天所赋予的爵位可以自己求取；至于人间的爵位，国家既然有奖善劝学的制度，后林和学斋为张君谋划，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张君佩服并遵循后林的教诲，最终是否实现学斋的请求，则要看当世贤能君子的作为了。

译欧阳生兵书序 欧阳生，是经世安福人氏。他年纪正壮，慨然有经略四方的志向。去年春天，我刚认识他，他便把袖中所撰的兵书拿出来，请我写几句话。我说，军事方面所缺少的，不是像你这样有志向的人，而是应当寻求能够任用你的人。手持兵杖，进入君主的宫门，只要有一句话彼此契合，便可以同他出力共事。文武两途，依我看读书人中著书立说的，往往在当时得不到际遇，所以才求传名于后世。你有志于武事，如果也只想靠著书求得流传，那么当世又何必采用你的主张呢？欧阳君不断请求我写几句话，我再三推辞后对他说：“从前厖安常有一剂圣散子方，治疗伤寒病神效，东坡先生为它作序，说它对阴阳两种证候没有不能治的，所用药物也远远超出通常的情理之外。圣散子因此广泛流传。宣和末年，太学生把苏文读得很熟，恰逢各斋发生大疫，人人都因为东坡的推许而服用此方，结果多数死亡，后人不免归罪于替药方作序的文字；而东坡当初的本意，原是出于救活人的一片盛大仁心。军事难以言说，同医术一样；但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哪里只是百千万倍呢？我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即使你的兵书高明到超过孙武、吴起，我又怎敢不以圣散子的药方为戒呢？” 然而，你的志向不能没有一句话加以说明，或许还可以在当世诸公之间传播一二。如今取得官职的途径很多，通过辟召求官的人成千上万；那些猥琐、庸碌、腐朽之徒，靠攀援关系取得职位，竟有人连弓马剑槊是什么都不知道。至于设置武举科目，名义上并非不好，但也成了文士借以求进的途径；其中号称勇力绝伦的，有的能挽强弓、拉重弩，有的只是市井粗浅之才，也有人勉强练习数月，希望侥幸考中，得到职位以后，体力竟然衰败。如今像你这样肯读兵书，又提出见解撰写阵法、器械的人，才可以说是有志之士。假如有人左提右携，谁知道我将来不能使你的功名流传在竹帛上呢？不过，我又替你作长远打算：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刮目相看，吴下阿蒙前后简直是两个人。你如今还没有际遇，应当趁此闲暇，详细讲习、精心思考，务必做到丝毫没有遗憾，不要让人把你同李信、赵括一类人相提并论；能够像赵充国、王忠嗣那样保全军队、取得胜利，才叫善于用兵。至于提携你的人，在别人那里，暂且不要让我知道。敬上人诗集序 云壑上人把他的诗卷给我看，诗中有许多很好的句子，并对我说：“希望从您这里听到一些面向后来的话，把它作为托付。”唉，我在世上已经孤立失意了。朋友有时想把我的旧稿刊行于外，我总是阻止说：“即使使我获得身后的名声，也不如当时得到一杯酒。”何况还能对您的诗集有什么帮助呢？不过，上人的这些诗不会被埋没。世间若有东坡先生，那么参寥一类的人也会同他一起流传。上人还没有真正走出山林，怎么知道这个世上不会再有一个像东坡那样的人，只是难以遇到呢？您姑且把它收藏在名山深处；将来它的光彩从草木之间显露出来时，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别的东西，必定是您的诗。庐陵欧阳某书 《巽斋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一，宋欧阳守道撰序 李仲仁《史考》序 老泉苏公当初在京城得到鳬绎颜淳之的文章，回去后拿给他的儿子东坡看。苏公说：“小子，你记住。几十年以后，天下不会再有写这种文章的人了。”后来东坡从颜淳之的儿子那里得到了颜氏全部文章，又认为它们精悍坚实、苦心经营，言论必定切中当世的际遇；同时，他又对后来士人鄙薄汉唐、超脱形器而不切实际有所感慨，认为那是陷入仰慕远古、忽视眼前，重华饰、轻实际的弊病。东坡在序文中写到这些，三次感叹他的先君子真是善于识别有意义的言论。唉，文章的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拿今天的文章同五十年前相比，它的变化大概又远得多了。我刚开始学习文章时，赶上读到前辈所作的文章，他们还用心考察古代历朝的成败、是非、得失，一定要在序文中涉及这些，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超出一般议论；文章的大格局和法度基本一致，几乎没有瑕疵。那时靖康之痛还留在人心，建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的经营筹划，北方的情况近在耳目之间；士人对于江左六朝时机的去留、谋略的好坏，往往早晚都在讲论，所以即使是举子的文章，也都力求能够实际应用。空泛高远的议论虽有，却不多。自从守绪年间天诛中原之事过去，朝廷的谋划和志虑三次改变，士气也随之改变；朝廷内外的文章，在故家旧物尚未复归的状态中，到了甲午、乙未以后更是骤然衰败。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不到一二十年，中原覆亡的大祸竟然已经被直接忘却了。士人的笔墨也就这样再次被风气改变了。我从这种文章中观察人心的进退，难道上天还不想使南北的形势合一吗？安成李君仲仁写了《史考》二十篇，其中多谈六朝的军事。它的自序说，苏氏父子因为谈论军事而受到清谈之士的诋毁，后来终于因为平时没有讲习军事，使天下遭受涂炭，周文忠公读到此事认为说得对。后来他又作《燕凉洛楚蜀江淮吊古八咏》，文忠公喜爱其音调悲壮，认为其中有发泄李君豪气、激发我怯懦内心的语句。唉，这正是前五十年文章的精神。李君的儿子季忱拿出来给我看；季忱气度相貌伟岸，文章、文采和议论也很像他的前辈。我们一同读了几遍，不禁慨然长叹。近世的学问讲道德、谈性命，朱文公继伊洛诸儒之后成为诸儒的宗师；天子既已表彰他，学者们便一致知道了方向。然而依我看，文公身处田野，却始终关心当世的大义；诸葛武侯、张忠献的心事，他一天也没有忘记。他后来在奏疏中谈到抵御敌人、恢复国土、报仇雪恨的事，至今仍令人凛然，仿佛生气勃勃。假如文公得到重用，他的规模和部署，应该会比诸葛、张忠献更加周密；哪里还能使九泉之下的人复生，向他请教呢？公开济之盛大的气魄，我心中不禁叹息！季忱回去时，请把你先君子的文章谨慎收藏。我开头先把苏氏所感叹的鳬绎文章告诉你，是因为有所感触；最后把文公的学问和志向告诉你，是为当今看不到这样的人而悲哀。唉，季忱，你对我的这些话，难道也会有所感触吗？

译胡彦和《事海》序 蓝湖胡君来拜访我，拿出他祖父遯斋编纂的《事海》，按册计算，共有四十八册。有人说：“真是博大啊！”我说：“它非常简约，哪里算博大呢？”我起初读书时还没有见闻，世间书籍多到将近万卷，便以为世人所称的博学者，必定没有一本不用尽力读过才行。我家一向贫穷，不能大量买书，常常向朋友借来看；这样一来，凡是所谓偏僻而少见的书，便有许多不值得耗费我的精力。自孔子去世以来，诸子百家尚且不足以窥见圣人的道，何况还使人惭愧于无法自我见道呢？人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各自编成书，而世上没有大人先生替他们删去芜杂、清除污秽，以澄清后学的耳目，因此这些书都得以不被废弃；荒诞迷乱、诡异虚幻、鄙陋俚俗而不合经义的说法，也都列入书目。有国家的人夸耀文籍丰富，不分是非邪正，一并收藏；学者也因此把看得多当作博学，并傲视那些不知道的人。他们作诗、写启，尤其喜欢引用冷僻经书来显示奇特，使读者找不到引文的出处，大家便一起畏惧它，不敢轻视。唉，士人的学问到了这个地步，也真可叹了。如今遯斋所抄录的书，按门类汇集排列，没有不收的；然而每种书都只是从千百条中保存一两条。难道遯斋不能把这些内容全部保存下来，却只用四十八册就想穷尽天下的偏僻书籍吗？他的意思大概是：学者没有完全见过天下的偏僻书籍，便会仰慕它们而去寻求，妄想其中或许有所收获。如今每部书各保存一两条，使学者每看到一部书的名称，便能知道它的大概，仅此而已。根据保存下来的内容来推知删去的部分，这些书哪些可取、哪些可舍，都容易判断了。喜欢猎奇的人，试着看看我的四十八册，大概也会觉得极其充足。然后回头思考天下的道理，果然没有超出我们圣人之书的，于是贪多求取的念头便会减弱；这不正是遯斋的本意吗？否则，天下无穷无尽的偏僻书籍，怎么能压缩在四十八册中呢？如果说到所引用的书目，开头仍然列出六经和各部正史，那么读者又应当在那些杂乱而无法辨别的内容之外加以思考。我生得太晚，遗憾没有见过遯斋，向他请教这番道理。遯斋字彦和，这部书成于淳熙丁未年，距离现在已有六十二年了。张景韶《巽斋》序 作为儿子有道，就没有不可侍奉的父母；作为臣子有道，就没有不可匡正的君主；同人交往有道，就没有不可忠言相告的朋友；作为君主有道，就没有不被其真心感动的百姓。对方顺从，就顺势而从；对方违逆，就以正道纠正。顺势而行容易，逆势而行艰难；顺势而行不露痕迹，逆势而行就接近求取名声。巽是进入，也是风。风进入万物，万物没有能够抵御它的。能够顺势而行，到哪里不能进入呢？君子的道，也就是顺势而行罢了。以上几句话，是我从前曾写在窗上的。我原名巽，后来改了名字，只是私下想到旧名是先父所取，不忍心舍弃，于是用它来命名书斋。如今张君景韶的斋名恰好同我的相同，谨将我的见解写下寄给他。愿张巽斋加以印证。送李叔元序 李君叔元要从赣州南安的岭外同我告别，我对叔元说：“这是你家习之在元和三年所经过的道路。”韩退之有一首送别诗，诗中说：“走在这条路上什么时候才能到，谁能确定归期？我作揖送你出门而去，你的脸色和往常不一样。”接着我叹道：“退之不知道，习之在尚未中第时，常有歧路难行之感；五年中很少遇到知己的叹息，大概就是如此。然而他在赋中说：‘从前圣贤奔走不息啊，哪怕极尽屈辱也要践行正道啊；即使困顿，最终也不改变自己的作为。’当时那种刚强劲健的气概大概就是这样。习之来到南方以后和将来的事情，难道会有憔悴可怜的脸色吗？”叔元认为我说得对，准备刻下韩、李二人描写贫穷处境的大意。韩愈谈颜子箪食瓢饮的事情说：“他有箪食瓢饮，能够不死、不忧而且快乐，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我却没有箪食瓢饮可以凭借，只能饿死。”李白也谈颜子箪食瓢饮说：“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哪里还需要穿轻暖的衣服、驾肥壮的马？看看那样的人是怎样的吧，我为自己的德行微薄而惭愧。”这样看来，习之学习颜子的心意确实有所寄托，而退之只是处境太穷困，实在可悲。话还没有说完，叔元从袖中拿出一篇游览序文，说：“空空的箪器里没有颜子的食物，要安于贫困、固守贫困，也是做不到的。” 我开玩笑说：“你不是习之的后代吗？为什么竟然采用韩愈的意思？”叔元说：“还不是。”我读到全文，他说：“名山大川可以使胸襟开阔，通达的人和君子可以使道德增进。”我起身向他道谢说：“你很像你的祖先了。”我差一点错误地怜悯你箪食瓢饮的处境；我们相视一笑，于是分别。

译赠宋义甫序 选择地点安葬，如果其中有精微玄妙、不可测知的术法，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只就我所能知道的来说：山有山的情态，水有水的情态。认识它们的情态，就能判断吉凶，事情也就清楚了。来龙没有情态，却强行开作穴场；穴场既成，又把没有情态的龙当作朝对；左右山势没有情态，却勉强说成拱揖；明堂没有情态，却说成钟聚；水没有情态，却说成朝抱；远山没有情态，却说成映带。像这样，即使术士众口一词地称赞，也不值得相信。山水的情态，同人有什么不同呢？有情态，就不是天生亲属，也会彼此依靠，即使童仆也将忠心侍奉主人；没有情态，就只是从我门前经过的路人，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虽然算不上奇异的论断，但天下有情的地势，也实在很少。有人说：“只要其中有一处有情，就都值得取用，难道能全部得到有情的地势吗？”我说：“不是这样。几个条件中只要有一个没有情态，往往就是假穴；这本来最容易迷惑人，也只是要仔细审察罢了。”不过我也姑且说个大概，至于其中的要旨，不能不从地理书中寻求。地理书非常多，我虽然浅陋，亲眼见过的也不下二十多家；至于鄙俗、荒谬、妄诞，一看就抛弃的，更是不计其数。自从郭景纯的《葬书》以外，还有一部书最合我的心意，我认为它出自通晓义理的儒者之手，常常喜爱玩味它。不只是我喜欢它，四方士大夫中懂得地理的人，同他们畅谈此事时，也常常把它背诵得很流利。这部书的文辞真正高雅，起初并没有什么难懂之处；可是书坊所谓的地理全书，偏偏把它遗漏而不刊刻。如今的术士没有一两个能读懂它，偶尔有人能说出其中几句话，遇到其中的讹误差错便茫然不知了，这也是因为他们只是从传闻中抄得一些，而不是真正理解。每当我想到，选择葬地虽然只是一门技艺，但如果不留心学习，怎么能够通晓呢？我们儒者终身读书，才称得上士；术士如果以选择葬地为职业，也应当像儒者读书一样勤勉讲明它。可是庸俗之流甚至不认识文字，沿路奔走，问他们懂得什么，往往只是把童年时从父亲、老师那里听来的话说一遍；这些话鄙俗荒谬，他们却自以为终身怀抱着至宝。前面所说的明理之书，他们竟不知道读，却宁愿从事于鄙俗荒谬的书籍，为什么呢？因为鄙俗荒谬的书，他们这一行的人容易传习，也便于田夫市民听懂，所以取得信任通常更多，获利也通常更快；而明理之书，探究山川融结的情态，引经据史，远至四方郡邑的大势，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谈，难以对俗人说。我接待术士多了，吉水的宋义甫同我尤其熟悉。我带着这部书同他一起到山中去，他在判断地势取舍方面，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在我家住了两个月，还替我的亲戚家选择葬地。我心里认可他的见解，分别后便写这篇序赠给他。义甫属于士人一类，熟悉这部书本来就是应该的；而且他胸怀坦荡，不肯把所知藏在心里，随时根据自己的见解告诉别人，比其他人贤明得多。不过我在送义甫上路时，偏偏谈起选择葬地的大概道理。我不敢以此自居，只是这件事不是人家子弟平常学习的东西，不幸遭逢变故的人，往往从来没有经历过，便被庸人欺骗，所以特意说一说。义甫所到的人家中，那些软弱的孩子和年幼的弟弟，试着看看我的话，未必没有帮助。黄师董族谱序 家族如果没有族谱，就无法知道枝叶与根本的分合；然而生在今天的世家，拥有族谱的也很少。即使是大家族，往往也失去了传承。曾推究其中的缘故，私家世代次序的延续与断绝，取决于天下世变的盛衰。姑且以我家来说，十代以内，幸而还有可以考察的，是因为从我宋太平时期一直到今天。再往上推，即使想知道也无法知道了。熙宁年间，六一公撰写世次碑，推求家族的由来，远从司马氏以下的世系说起，我过去曾认为那可以作为传信之据。如今考察唐武德年间直到广明之乱，这段时间距离江南李氏建国的岁月，其实没有多少年；而欧阳氏却已经传了十三四代，这可信吗？世道遭逢乱离，人尚且不能自保，于是使子孙不能完全知道先世的来历，实在令人痛惜。黄君师董把他的先祖临桂府君编次的世谱拿给我看，我从临桂府君以上得到八代，往下又有两代，分支派别，共有二百多人，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偶尔失去名字的，大概没有几个。我感慨叹息说：“一代大约三十年，那么君的始祖，能够考知的就是我宋建国以后的人了。三百年间没有大的迁徙，所以能够繁衍生息，不正是上天的恩泽吗？” 但我又有所感叹：“西北中原的人，近百年来有的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有的流离失所，不能停留在东南州郡；东南号称没有战事，然而过去遭受兵乱的人有时也不能幸免，近来甚至更加严重。我们江右难道没有小规模的警报，却能每天安稳吗？这是上天偏爱我们，把乐土赐给了我们。那些连一天的性命都不能保全的人，看到我们同您这样十几代父子祖孙相聚相保，难道不认为这是幸运吗？”既然有幸居住在太平时代，出生在乐土，又知道先世的来历，那么祖坟应当保护，族人应当体恤，门户应当挂念，立身行事应当不辜负祖先，这怎么能不敬重、不珍惜呢？您家世代读诗书，而且有好几代考中科举而做官的人，虽然还没有大显达，但源流已经深远绵长。凭您的资质、学问和文采，振兴黄氏宗族，难道不在于您吗？您一定要努力。

译送李云卿归金精山序 赣州的李云卿擅长诗歌和绘画，他把所画的嵇叔夜、王逸少、李太白、林君复的画像拿给我看。嵇叔夜以琴，王逸少以书法，李太白以酒，林君复以孤山赋梅，各自充分表现出萧散闲放的情趣。后来他又分别为四人各作一首诗，同李云卿交游的人也都写了诗，合成一幅大长卷。云卿也希望我为它作诗。我没有写诗的才华，但有些话应当对云卿说。描绘古代贤人，是寻访古人为友的一种帮助。云卿如果确实仰慕古贤，那么这四个人看起来都具有世外情趣，但李太白同其他三人相比，似乎稍有不同。我难道不替您品评一番吗？把他们依次排列就是了；如果还要再往上比较，那么我还有另外所谓的“尚友”之人。孔门弟子能够以圣人为归依，诵诗读书，歌咏先王之道；当他们悠然自得时，大概已经不知道古今、生死会发生变化了。何况贫贱、忧患和悲戚，又怎么能触动他们的内心呢？孔子说：“发愤时忘记吃饭，快乐时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孟子说：“君子的本性，不会因显达而增加，也不会因困居而减少。”士人心中如果能够对此有丝毫领会，都可以安然自足，不再向外界有所求取。如今云卿从那四个人身上有所取法，我哪里足以知道其中的深意呢？然而我很喜爱云卿有超脱尘俗的姿态，却奇怪他独独把心思寄托在一般人都可能做到的技艺上。前辈先生们又争相写好话来夸赞、宣扬他，那么他们对云卿的期望似乎太浅了。我却不这样认为，云卿刚过四十岁，进修道业的日子还很长。你带着行装出门，四处择友而交；有一天回到旧居，坐在那里面对圣贤，再回头看今天所仰慕的东西，那时从前的情怀也许可以暂且释然了。诗中不是说过“高山仰止”吗？住在鲁国时，鲁国东山就是高山；身在泰山之巅，东山也只是一座小土丘，更何况是平地呢？唉！云卿向我索求的东西很浅，我对云卿的期望却很深。又题李云卿诗卷 我从小识字，却不会作诗，本来认定终身都不会作诗。有人教我稍微读读各家的诗，并且每天学习一课，说这样就能达到他们所说的程度；我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只好叹道：“算了吧！闲暇中又增加一件麻烦，何必这样自寻苦恼呢？”李云卿于是拿出自己的作品给我看，问道：“这些诗合您的心意吗？”唉，我凭什么评论您的诗呢！然而我见诗人多写穷困忧愁、羁旅漂泊的话，有时实际遭遇本来并非如此，也仍然寄托这种情思；诗一定要这样才算工巧吗？云卿的诗不是这样，刚打开诗卷便读到他的《冬至》诗，满篇洋溢着浓厚的生机。我吟咏讽诵了几遍，这一天把全卷读完，竟能使我的心情宽舒愉悦，就像得到美食、安睡一样。诗确实能够感发人心，从中可以想见云卿的胸襟。前些日子我去拜访云卿，天庆观里古松修廊，寂静得看不见人；过了很久才遇到一个道士，问云卿在哪里，他说：“刚才到这里来，把琴借走了。”我又经过一个院子，云卿果然在那里。我自己整理行装，云卿把琴拿在手中，还没有弹奏。我悠然停留了很久，因而想到沂水之上的咏归意趣【此处有阙文】。早先写信送云卿归金精山时作了这篇序。如今又写下这几句话，送给云卿。我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每天同他相见的次数并不多，但心中十分敬重他。他多方面的才能，实在不是容易赶得上的；我尤其喜爱他胸襟安泰，有志于进修道业，只是将来云卿所能达到的境界，一定会把这些才能全部超越。遗憾的是彼此相隔遥远，不能时时侍奉左右。某拜手书。赠罗阳卿序 《诗经》说：“上天生下了我，我的时辰在哪里？”解说者认为，这是说人出生时节的节物、岁时、日月星辰，以及据此推命的术数；这些在古代已经无法考察，但这种说法由来已久。韩退之称赞李虚中精通五行之书，按照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推断人的寿夭、贵贱、利害得失；先推定他的出生年时，百次中不会错一两次。柳子厚当初到京城参加贡试，年份在鹑首，考试不利；到了癸酉年，酉与辰相合，终于登第，术士能够预先说出这些。后来柳子厚为蔡秀才作序，说造物主早有安排，竟然显明到这样的程度。如今术士推命，儒者有的并不以为然，但他们自有传承，我不敢轻易非议。富贵福泽使我一生丰厚，贫贱忧患又像玉石雕琢一样促成我，只要看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应当知道造物主的本意，又何必争论推命术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乡里罗阳卿在这方面非常精通，萧君君辅为他作序，说他推算自己以及吴君叔将、王君国用登科的先后次序，都应验了。这件事我过去也曾听说过。如今阳卿年老了，研究思考造化之理，日益精深纯熟；即使让韩愈、柳宗元看见他，也应当会相信。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某年某月某日，桂里欧阳某书。项国秀灸法序 吉安项某精通灸法，他对我说，治病没有比灸法更好的，药物还在其次。这是古代的医法。如今用药的医生多于使用灸法，病人不到困苦危急的地步，也不考虑灸治，所以精通灸法的人相对少了。然而从事药物治疗的医生也未必人人精通，病人不问医术精不精就让他们尝试，有时一天换一个医生，换了几个病仍不好，便说：“这是命中注定。”可悲啊！如今不按照正确方法而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药物包括金石、草木，它们的性质有温和、平和等分别，《神农书》还在，可以据此辨别。但即使用药，也可能出错；灸法这种治疗，穴位只差毫厘，往往就会同病情相应。如今有些错误的医者施灸，大多凭主观意愿更换穴位，就像没有秤却想求得轻重合乎标准一样。而且不过是在方寸之间灼烧皮肤，使人增添一种痛苦罢了。既然如此，病人不到困苦危急就不考虑灸治，本来就是人情所畏惧的。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依我说，困难不在于确定穴位，而在于明白医理。我曾听过黄帝、岐伯问答辨析的言语，说人的全身关节、脉络、气息，都同天地相互感应。古代行医的人，智慧足以通达天地的变化，所以观察人的全身，能够由表面见到内部，由影子推知形体。如今的医生智慧如何呢？我曾说，医生如果没有儒学修养，医理就不能明白。可是如今市井人家的子弟，连义理都不懂，却说自己读过医书；自称读过医书的人已经很多了，何况其实并没有读过呢？古语说：“医，就是意。”如今的医生，可以说只是凭意而已。那么他们凭的是什么意呢？国秀，你好好想想。你的医业已经比别人精进得多了，还应当更加深入学习，以此扩大你的智慧；这样，天地与人便相互贯通，人与天地也相互贯通，难道只有灸法如此吗？这种学问，我们儒者称为格物，我因而写下来送给你。国秀说：“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某年某月某日，欧阳某书。

译格斋序 乡里张季言名闻诗，来对我说：“往年我有幸侍奉云巢曾先生，先生亲自给我取了这个名，又写下‘格斋’两个大字。先生爱护后学，实在到了极点；只是关于《大学》格物的学说，应当从哪里用力，我还没有听到教诲。”我说：“你不从自己的名字推求它的意义吗？先圣不是说过：‘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格物没有比这更近便的了。每一件事物都各自具备一条道理，学者不可能一一穷尽探究，但一定会有所触发。由此物触发，便对彼物有所领悟，这是某一时刻的事。德行的智慧、技艺的智慧，以及使心智开明的机体作用、显微贯通的言语，都是一经触发便能领悟，领悟便能畅达，畅达便能融会。诗歌常常借助外物来显现心意，大概是作诗的人心中已经有所触发；读到他的篇章时，诗人心中的触动，也应当在今天触动读者的内心。况且诗的教化委婉舒展、宽缓而不逼迫，悠扬地讽诵引导，进入人的内心很深。所以当人有所领会时，便欢欣愉悦；天地万物的道理仿佛全都奔赴胸中，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推究到底，也不过是我心本来具有的东西罢了。古人所说如江河浸润、膏泽滋润，像冰块涣然消释、道理怡然顺畅，只有从诗中取得这种感受最为接近。先儒说，读书都是为了格物；我私下认为，诗应当排在首位。你如今推求给自己命名的本意，专门从诗中求取；在诗中求取之后，再遍读、遍求于其他经典。六经就是一首诗，一首诗也可以贯通六经；万物只有一个道理，一个道理贯通万物。凭着你的名字而遍求万物，这个斋名就可以一并理解，取名的用意也在这里。季言，要勤勉啊！” 与罗术士序 天空多么高远，星辰多么遥远；如果探求其中的原理，即使千年之后冬至的时日，也可以坐在这里推定。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依照法则行事，等待命运而已。不义而得到富贵，既无道义，也不合天命。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如果不是按照正道得到的，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按照正道造成的，就不逃避。罗君非常精通星命之学，他推算我的命，大概就是所谓善于探求其中原理的人。然而若以富贵来预期我，那就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了。从前我曾听到过这样的话：《诗经》说：“没有一句话得不到回应，没有一种德行得不到报答。”罗君属于儒家一流，我冒昧把自己听闻的道理摘取出来告诉他。赠术士胡卿月序 天地之气充塞于昆仑山，广大磅礴；即使有人估计它有几万里，也不过是意念中的推想。然而张衡用精铜制成八尺高的候风地动仪，放在一间屋子里，却能完全知道天地的动静和常态、变化，把极大的事物约束在极小的器物中，即使天地也不能逃脱它的测知。人的气同天地相应，微小的身躯并不比天地间的昆仑磅礴之气更小。胡卿月用镜面上的水滴来推断人的吉凶祸福，如果确实掌握了这种方法，应该也是有这个道理的。赠陈术士序 六十甲子的天干地支相配，称为纳音。这种方法大概出自音律，所以有人说今人谈三命属于律，谈星数属于历；不懂音律的人，恐怕不容易精通三命。天干地支分开来说，相生的道理不容易看见；合起来说，相生的道理又很难明白。往来进退、上下五行，都统摄在其中。如今谈纳音的人，哪里曾涉及这些呢？至于依据历法推算星象，稍微懂得数术的人也不会差得太多，所以我曾经这样说过。星象还可以有所凭据，谈三命恐怕还没有确实凭据。如今我们儒者不能谈命的人大概很少，但三命术士能够谈命，反而很少有人用历法推算星象，为什么呢？推算星象有错误，旁边有懂星象的人可以辨别；三命却没有统一确定的论断，只要术士立下自己的学说，便没有人能够夺走它的可信性。这两者应当相信什么？姑且相信历法罢了。这个人能够通晓历法，曾经窥见历法的全文，也有传授来源，而且对于世间通行的历法都已读过，没有废弃的。我没有学习过这些，不明白其中所说的道理。然而他遇到有人拿命运来询问时，推断其吉凶祸福，听到的人往往应验，因而认为神奇；那么他大概也是精通此术的人吧？《诗经》说：“上天生下了我，我的时辰在哪里？”这是说命运本来就有，只是不知道如今流传的这种方法，是谁研究得最精密罢了。人的得失、进退，全都出于命数；如果有人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停止一味追逐进取的念头。只希望某人将来对人谈命时，能够说明其中的道理，使人知道乐天安分就没有忧患，而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耗尽心智和力量，其实没有益处。这样一来，这种术数对于世道人心，难道没有补益吗？某人的祖父、父亲都是我州有名的贡士，能够世代传承他们的学问；他精通此术，并不只是一个技艺而已。我知道某人将近十年前就曾预言我十年后的事情，如今往往非常应验；我想请他详细谈谈将来的命数，但彼此都没有空闲辨析。如今他同我告别，进入书馆，并且要凭这些命数同诸位名公交往；我作这篇序送给他。题家状序 曾君某前来拜访，袖中带着一份文册，告诉我这是为明年题写试卷家状的文册，请我在卷首题辞。我想，建炎戊申年，胡忠简在维扬行在所应对时，张魏公评定他的文章为进士第一名，后来却把他置于第五名。虽是第五名，但有魏公的定论在，仍然等同于第一名。天运又循环了一周，已经一百二十一年了，应该会有真正的第一名，也应该会有再出现一个胡忠简那样的人。考取第一名容易，成为胡忠简那样的人却很难。曾君试着替我搜寻这样的人吧；如果只是说某人可以考取第一名，那就还不足以使这份文册显得贵重；既能考取第一名，又能成为胡忠简那样的人，才足以使这份文册显得贵重。

译赠给王介叔的序 永丰人王介叔在郡学读书，闲暇时来拜访我，说：“人对于仁的看重，超过对于水火的看重。水火，我见过有人踩进去而死，却没有见过有人践行仁道而死的。”孔子说，仁是可以践行的，而且一定不会带来祸患。有人问孔子：“井里有仁，是否要跟着跳下去？”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君子可以离开，却不可陷入其中；可以被欺骗，却不可被蒙蔽。”孔子说仁者确实急于救人于死亡，却又不允许为了救人而让自己白白殉死。人本来没有践行仁道而死的；如果井里有仁便跟着跳下去，难道不是践行仁道而死吗？我喜爱仁，却有仁可行时便跟着别人去做，难道不是践行仁道而死吗？我喜爱仁，却不知道有所遮蔽防范，几乎因此遭祸。我对此感到后悔。我说：‘唉！仁难道会带来祸患吗？仁就是人的本心。你想看看人心所共同具有的本性吗？去年你不忍心看乡里粮食困乏，自己已经没有力量赈济百姓，却出面动用口舌去告诉有力量的人，这是招致祸患的办法。我以前没有详细了解此事。’郡侯没有因此治你的罪，郡博士怜悯体恤你的情意十分深厚，他在教课和供给饮食之间，曾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对郡博士说：‘人的过错，各自表现在他所亲近的方面；考察一个人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心了。’ 王介叔确实有过错，但他起初的心意难道不是诚恳的吗？郡博士说：‘是的。孔子怜悯乡里粮食困乏，郡博士又怜悯体恤你来这里求学，这就是所谓人心共同具有的本性。人心共同具有的本性，当然不只是少数一两个人才有。你难道只应当感激郡博士吗？本来更应当深深感激郡侯。难道不只是郡侯，从学官到各位前辈，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你做得不对吗？他们为什么不认为你做得不对？大概也是因为“考察人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心”。人有同样的本心，谁忍心让践行仁道的人遭祸呢？你本来不应后悔。至于朱文公解释“诚意”二字，说是使自己内心发出的意念真实，那就只在于你自己反省了。’介叔回去后，我记述这些话作为序送给他。送曾申甫远游的序 香城曾申甫经过我这里来道别，我问申甫先生将要到哪里去。申甫说：“我听说玉笥山、西山的景色优美，却没有亲眼见过。山离我的家乡不过三四百里，而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恐怕最终不能认识这些山，会成为遗憾。知道我要这次出行，和我一向熟悉这两座山的人都赠给我诗篇，他们称述两山景物的美好，简直像已经呈现在眼前。我将按照诗篇去寻找，您也有什么可以赠给我的吗？”我说：“我不是一向熟悉这些山的人；即使一向熟悉，也不会预先告诉您。先生自己有眼睛，山到了眼前自然会被您认识，为什么要让别人预先告诉您呢？如今按照别人的诗去寻找两山的美景，诗中所称述的总有尽头，而山的变化却没有穷尽，那么奇伟绝特的景观，遗漏在指点、疑问和寻访、按图索骥之外的，一定很多。”申甫惊讶地说：“您竟能谈论观山的方法，请把这番话说完赠给我。”我说：“这是虚心观览的方法，哪里只是观山呢？先生出发吧！送行的诗篇放在一边，不要再去记忆，两山的美景应当悠然在心神中相遇。而且先生没有听说过海上两个父亲教育儿子的故事吗？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你去吧，见到直径一寸的珍珠就捡回来。’另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你去吧，只管随遇而行，空手回来我也不责怪你。’” 后来两个儿子回来，接受捡珍珠命令的没有得到珍珠，接受空手命令的却得到了珍珠。难道只是得到珍珠而已吗？简直没有什么得不到的。为什么呢？接受捡珍珠命令的人，只希望见到珍珠；一心想着珍珠，反而成为自己的障碍，虽然看见了也等于没有看见。接受空手命令的人，内心闲适；内心闲适，所以各种珍宝横陈眼前，任他取用。儿子是听从父亲命令的，眼睛则是听从内心的。先生虚心观山的心，应当像那个命令儿子空手而行的父亲一样；那么奇伟绝特的景观，还能逃到哪里去呢？”申甫道谢说：“恭敬地接受您的赐教。不过我听说您的话有两种用途，何不写下来赠给我？”我姑且回头把您的话告诉我的儿子棫、棠，然后告辞出来。棫、棠按照您的话读书，我按照您的话观山，这或许是同一个道理。于是我依次整理这些话，写成《送曾申甫游玉笥西山序》。《巽斋文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二，宋欧阳守道撰写的序

译《四书集义序》庐陵郡学后来刊刻了朱文公《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的章句、集注和《或问》。淳祐十一年，通守古汴赵侯某、博士海陵蔡君某，又利用郡学和白鹭洲书院培养士人的余力，刊刻《四书集义》。这部书是太守于潜徐侯某先任安吉时与友人卢某所编集的。大概除文公《四书》的定本之外，平日交游往来的书信问答、门人请教时所听到的内容，以及一切并非专为《四书》而发、却与《四书》旨意相通，散见于文集、语录中的片言只字，全都汇集在这里。起初刊刻于安定书堂，摹本送到庐陵后，赵侯和蔡君请求刊行，于是命两学的士人重新精心校勘并刊刻。《四书训说》至此就大为完备了。有人说：文公先生对于章句、集注和《或问》，经过多次修改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用来昭示后学；这是因为他沉潜研索，精炼审订，用意极其周密，且为传之后世作了长远打算。学者学习这些就够了，又何必等待《集义》来求得完备呢？我说：不是这样。圣人的道，君子的学，自有其端绪和归宿；只是看见它是否明白罢了。看得明白，虽然有千万句话，也始终不曾不是同一个道理；看得疑惑，即使只有一两句话，也始终不免枝蔓分歧。如今先生对于《四书》，他沉潜研索后所说的话是这样，从容应答时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精炼审订时所说的话是这样，铺陈畅达、宏阔纵肆时所说的话也还是这样。若不只看他的言语而看他的行为，那么他与这些言语相隔不知多少年，所告诫的不知有多少人，却没有一个不是经过深造而有所自得、安然居守于所得之道、根基深厚、取之于左右便能随处得到源头的；由此便可以想见他的境界。章句、集注和《或问》这些书，固然是先生亲自定稿的；然而先生一言一语中，凡是义理归结到这里的，都收拾保存下来，难道不足以更加显现先生的心意，成为后学彼此发明义理的一种帮助吗？徐侯起初任州官时，向来有意表彰先儒、振作士人风气。我偶然得以拜见徐侯，他总是不断谈论讲学。《集义》的摹本从安吉送到时，我最先看到，私下感叹徐侯如今公务一天比一天繁忙，却无论到哪里都如此留心这部书。只是遗憾安吉相距遥远，想赶快与同道之人传摹，却未能做到。徐侯任职一年多后，州学得到蔡君担任博士；不久，白鹭洲书院又得到赵侯担任提领。他们拳拳于斯文的心意如出一辙，所以这部书得以在这里刊行。书成以后，两位侯爷和博士一致请我作序。他们的请求实在无法推辞，我离席说道：四书是万世流传的书。如今的世道，全凭它作为根本，后学学习它，怎敢不恭敬呢？从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书留给后人，经过一千五百年，逐渐湮没而不显。上天把这门学术交给我大宋，随后先儒相继出现，再次为学者指明道路。到了文公先生竭尽心思、专心致志于此，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圣三贤的精微旨意，都被阐发清楚了。又逢圣明君主当政，这些书便盛行于世。孔子、孟子以后，没有比此时更幸运的了。因此，讲读、传授、学习这些书，上至天子的经筵，下至偏僻的里巷；它们摆在窗前几案上，士大夫和参加科举者议论文章时，如果有一句话不依照这些书，连五尺高的儿童都会感到羞耻。文公先生如果能够复生，难道不会感到非常欣慰吗？如今《集义》这部书接着编成，读它的人又仿佛终身侍立在先生的坐席旁，没有一句话不能听到，这岂不是又一件幸运的事吗？然而我私下认为，世道依靠人心才能建立；读书成为士人，就不能不把世道当作自己的责任。文公先生对于这四书，之所以反复恳切地教诲后学，其中的心意仍然可以看出来。讲学穷理，是为了推求并显明本心的体，又穷究它的作用。这样的学问一旦有所成就，在当世本来就应当有所嘉惠和依赖；即使身处贫困，也关系重大，何况有机会施展它呢？天子正尊崇信奉四书，士人得以实行自己所学，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学习文公先生的学问，存有文公先生的心意，就应当有志士慨然深切忧虑当今世道：向上思考端正君心、安定国家的道理，怎样才能增益圣德、端正教化的根源；向下思考使百姓廉洁善良的方法，怎样才能遏制人的欲望、保存天理；并且一切都从自己做起，只担忧自己的学问没有成就，不担忧自己的才用赶不上时机。自己成为大人，就不担忧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自己成为先觉者，就不担忧后觉者不能被启发。根本先立起来，名实和声望自然可信；积累诚意、竭尽忠心，以等待君主被感动，完全像文公先生事奉君主、教育世人的方式那样。这样来使人类获得保全，使人才不断成长，那么前面所说四书关系当世命运，难道不会对这样的人寄予深切希望吗？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在早晨吟诵、晚上背诵，用来助益言语文章，迎合爱好、求取功名利禄而已，那么全天下都是读四书的人，四书也都成了求取福泽的工具，却一点也没有在天下显现出四书的实际作用；这不仅违背今天编纂此书的本意，也只是让有识之士更加悲痛文公先生一生的志向罢了。我不聪敏，不足以参与这门学术；只是有幸生在圣明君主尊崇正学的时代，又在先儒接续出现、解开众多疑惑之后，幸而遇到贤明的太守、通判和师儒，把他们的格言明训全都搜集来共同传播。现在又让我抒写愚见，附在这篇序后，我才敢恭敬地陈述所听闻的道理，来推申前面对于大人、先觉者的期望。诸位不要推辞自己应负的责任，使四书纲维世道的明白教诲得以亲眼实现，这尤其是我的一点愿望。

译《彭石庭〈韩文览〉序》父亲去世后，儿子不能读父亲的书，只能让手泽留存罢了。石庭彭君却取出先父大庾君所著的《韩文览》，加以删削增补，这样做可以吗？从前汉代伏黯改定《齐诗》的章句，写成解说九篇；他的儿子伏恭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问，后来认为伏黯的章句过于繁多，便删减繁琐的言辞，定为二十万字。伏恭对于父亲的书有所删削，由此可知。班彪续写司马氏《史记》，作《后传》几十篇，自认为事实详实、文字整齐；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班彪续写的内容还不够详尽，于是暗中精研深思，想完成父亲的事业，经过二十年书才写成。班固对于父亲的书有所增益，也由此可知。伏黯对于《诗》、班彪对于史书，在他们专心著述的时候，哪里会想到儿子将来要对他们的著作加以议论呢？然而伏恭认为繁多而删省，班固认为简略而增补，并不是两个儿子敢于非议父亲的书，而是为了成就父亲的美名。假如伏恭不替伏黯删去繁琐，任由后人嫌它繁琐；班固不替班彪补充简略，任由后人嫌它简略，那么按我的想法，做人儿子的心，恐怕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大庾公在韩文上用功很久，我从前见到杨文节公为他的文章作序，曾极力称赞他。石庭是人子，却对这部书有所删削，也有所增补，想来正有伏恭、班固作为人子的那种心意吧。可惜文节公不能复生；如果文节公能够复生，再读这部书，不知会怎样赞叹啊！《送张伯深序》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他。他只是富有而没有德行，即使凭国君的尊贵身份，人们也不愿与他相提并论，何况其他人呢？他活着时，供养穷人，不过是想以此显示威势、虐待毒害四方；等到他死后却没有什么可称颂的，反而不如一个普通士人，后者倒能留下名声，永远不被百世遗忘。唉！我读《大学》到“君子尊重贤者的贤德，亲近亲属；小人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以他们的利益为利益，因此到死也不会被忘记”这段话时，没有一次不感慨万分。人为什么不努力行善呢？我州白沙有一个姓张、名应瑞的人，嘉熙四年和我一起被贡举到京师，但我从未同他交往。十多年间，俯仰之间我因罪过遭受祸患，应瑞的弟弟应登也穿着丧服来到我家，说：‘我父亲有善行，可以使他不朽；希望得到世上大君子的文章把它保存下来，请您替我设法。’他从袖中取出一卷文字，原来是您为他的父亲叙述德行的文章。其中可以删去的文字大约有十分之七八。读到最后，我才知道舜申病重时，全乡人都为他担忧，死后又都为他哀悼；我起初怀疑这些话过于夸张，但叙述这件事也有缘故。舜申家境富裕，却知道体恤乡人的歉收，每年秋天用三百万钱买粮储藏，第二年春夏拿出来出售，只收回原来的钱，一文不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他说：‘富人没有不积蓄钱财的。假如我损失三百多万钱，第二年开仓查看，不过还是三百万钱罢了。我用钱买粮，又用粮换回钱，仍然得到三百万钱。三百万钱对我有什么损失？秋粮成熟后，我又替以后作打算，那么乡人年年都不会饥饿。我在这里，乡人年年不饥；我又告诫子孙，不得把这三百万钱据为一家所有，使乡人的子子孙孙都不饥饿。谁说造化有所不及，人力就不能补救呢？可惜我的势力太狭小了；要把这件事充实扩大，就要靠我后代的人。舜申之所以得到乡人的爱戴，就是因为这个。’往年有盗寇进入境内，大家彼此告诫不要侵犯他家的门户。唉！我看各年歉收时，官府劝富人分财赈济，却能不只是做做文书而真正响应的人，大概很少。拿那些人同舜申相比，舜申确实是善人。死后有人称颂他，并不一定要有特别罕见、极其伟大的行为。宣扬别人的善行，是我所愿意做的。我宣扬一个张舜申的善行，希望能有十个百个张舜申出现，这样州里就会成为安乐之地。请大君子写文章保存这件事，不只是他的儿子有此愿望，我也有此愿望。然而应当请谁来写呢？应登说：‘嘉熙四年参加贡举的士人中，庐山江侯古心先生亲自劝勉并为此事奔走，我哥哥恰好和他同列。如今我以人子的感情向先生陈诉，您认为先生能够给我一篇文章吗？’ 我说：‘你的请求真是奇特啊！从前我不敢把自己父母安葬的事告诉先生，难道还能替你谋求吗？而且先生眼光高远，可与千古相比，谁有资格劳烦先生动笔呢？不过，先生深深爱护庐陵百姓，你父亲的事或许能够起到劝善作用。自昌黎韩氏以来，记述别人一点善行的文章很多，大概并不只是为那个人而作，而是取其中可以劝勉后来人的意义。’于是应登流着泪拜了两拜，希望得到一篇文章带回去。唉！古心先生是大人，写文章哪里是容易的事？还是说你是为了父亲才来求取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成？我不敢知道先生会不会答应你；对于先生，我也不敢预先知道。于是写下这篇序。《陈舜功诗序》沈休文长于音韵，自称自屈原以来，这种音韵之秘还没有人看见过。唐代李德裕非难他，认为古代辞章如金石琴瑟，崇尚的是最高妙的声音；今天的文章如丝竹鼙鼓，受制于急促的节拍。他大体是说，韵脚受到限制，句子便会受累，不如不用韵更好。既然自己受韵脚限制还担心句子受累，何况采用别人的韵，既受限制又使句子受累呢？唐人作和诗，有时只和诗意而不和韵，也称为和诗，本来就不一定要用同韵。近世往往把和韵写得工巧作为竞争，甚至追和古人的作品，整部诗集一篇不漏，如苏东坡追和靖节翁的诗，语意天然，一出于自然，看不出是在使用别人的韵。由此说来，才力有余，即使采用别人的韵，又有什么限制呢？何况自己用韵，难道还要自己担心受到限制吗？李德裕的议论是正确的，却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友人戴君吉甫给我看西昌陈君舜功的《鸡肋别集》。舜功的作品很多，大体平易自然，没有艰难辛苦的姿态，这是诗的正道。如今所谓《别集》，往往是他与亲友交游唱和的诗篇汇集，共有若干首，大多都是采用别人的韵，却意趣整齐闲适，完全没有窘迫拘束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工巧，可以说是工巧了，这是诗的奇处。诗本来就难写得正，而要写得奇更难。奇而不失正，如果胸中没有纵横出没、变化无穷的妙处，哪里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吉甫与舜功作为诗友交往最久，所以集中采用吉甫韵的诗最多。吉甫嘱托我作序，我对吉甫说：‘您和舜功的诗怎么样？’吉甫说：‘韵脚像隐藏在山中，言辞像顺流而下的水；和诗能达到这个地步，不也可以了吗？’我认为吉甫说得很有见地。不过我听说元稹、白居易相隔千里彼此思念，作诗寄赠，竟然用韵用到不约而同的程度；这当然不是一般应和别人的诗。我已经见过吉甫与舜功交好后唱和的诗。至于不约而同地使用相同韵脚，自元稹、白居易以后，我还没有听说过。二位先生交情深厚至极，我希望将来还能看到这种情形，把它作为长庆之后的一段佳话。

译《李瑞卿诗序》我不能懂得诗。我所懂得的诗，自认为并不比当今诗人差。诗人评论诗非常严厉，而我并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故意严厉，是想使我畏惧。‘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是舜所歌唱的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孺子所歌唱、孔子所采录的诗。这两章的语意大致相同，声律也相近。薰、时、清、浊，不过是直接表达心意的字句和形容，但感动人的地方却在言语之外。假使今天歌咏《南风》和《沧浪》，要在句子和字面上求工，难道会仅仅像这样吗？那么我所不能写的，正是今人的诗。不会写今人的诗，并不一定就是缺点。至于感受外物而作诗，足以寄托自己的心意，那么将来即使不能写成舜的《南风》，也未必不能写成孺子的《沧浪》。如果只是谈论句法声律，那么《沧浪》又同《南风》有什么区别？唉！这些都不值得再说了。李君瑞卿读书作文，从不自我炫耀。我认识他已经多年，却没有完全了解他；这是我的过错，对他本人并没有损害。最近我才得到他的诗稿，有一百几十篇。读完后，我起身叹道：‘从这些诗中可以认识瑞卿的为人了。’还有一些像我这样认识他却没有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应当读一读他的诗。至于逐句逐字地推敲吟咏，寻找瑞卿下工夫、得意趣的地方，那是当今诗坛名家所做的事，丰富得很；我不应越俎代庖。《送刘季清赴补序》科举对于士人造成的困扰，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不只是文章写得好却患得患失会损害心志，即使文章足以取中，贫穷没有资财的人也常常困厄于赴试的费用。礼部和国子监学都在京师，四方士人有的要跋涉几千里去应试。即使近而且节俭的人，旅费也不少于三万；不能节俭的人，不论路途远近，有时要加一倍、两倍。士人十有七八没有固定产业，在家奉养父母连早晚都难以供应，却要让他们茫然远行，靠一篇文章去换取一次考试的机会。考礼部中了还能得到官职，这还可以说；考国子监学补为诸生，却不能预期何时才能释褐。这样道路上的往返就更加频繁了。父母健在、需要早晚侍奉供养时，儿子在这种时候把供给父母甘美食物的钱移作自己的旅费，等到坐在斋舍里吃饭，而白云在天边，抬眼望去，不知道自己举起饭匙时，父母是否也已经吃饭了？恐怕不能这样。大概天下士人被困扰到不能尽到孝亲职责，就是如此；而只凭能应试、能坐在斋舍中的文章来选取人才，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我没有中第时，有关官府偶尔选取我的文章，让我去太学应试；我得到公据，便把它藏起来而不去。后来中第应当调任官职，在癸卯、庚戌、辛亥年间，又因没有旅费而不能前往。事情过去以后，朋友才有人动念资助我；但别人不来问我，我也不向别人请求。难道还要惶惶不安地向别人呼号，求他们已经主动给予帮助，并且不为归还而感到忸怩，只是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吗？这样看来，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因此，亲戚同党和旧日朋友中，有人本来可以应试，却因为力量不足不能成行，来同我商量时，我常常劝他们停止。每次有人听从我的劝告，那些不听从的人便鄙视我的话，认为士人生来志在四方，难道竟会因为区区没有粮食就停止吗？何况考试于国学，是当时人们共同认为荣耀的事，名声传遍四方，也可以使父母感到荣耀。为什么竟会这样局促寻常呢？如果真正振作精神、勇往直前，富有而有力量的人家只要不是不认识他，既然认识了，拿出余财成全别人的美事，难道会很难吗？况且每个人也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安成刘君季清年纪轻，文章却老练，身虽贫穷而志气锐利，是勇于前往的人，也是无所凭借而能自立的人。我写下这篇序来赠他送行，季清，你应当把它告诉那些乐于成全别人志向的人。《送谌自求归建昌序》旴江谌君自求喜好学习，能够作诗，年纪正当壮年，却不从事科举文章的学业，只凭自己的学问和诗作，跋涉千百里去寻求老师和朋友。他堂上有母亲，头发已经白了。求师友的念头和思念母亲的念头，彼此激发，并不互相妨碍。我认为自求的学问不能不讲求，但诗可以不作。在讲学并到千百里之外寻求师友时，如果因此妨碍奉养母亲，那么师友也可以不去寻求。不过，我哪里是说师友的益处可以没有呢？从孔子、孟子直到近世先儒，凡是著书都是为了阐明大道。读他们的书，便能见到他们本人；百世的老师、古人的朋友，都在那里。不必只到千百里之外去寻找。侍奉母亲的闲暇，打扫一间屋子，每天同老师和朋友在精神上交游，就足够了。这样对于奉养母亲也没有妨碍。自求如果这样做学问，自己就会成为君子。自己成为君子，对父母没有羞辱，并且能实现父母希望儿子成为君子的愿望；这样便可以安慰父母的心。即使只能吃豆羹、喝清水，也能得到父母的欢心。自求容貌清瘦，言语困苦，观察他的内心，大概没有向别人求取什么的心思。离开母亲到远方服役，确实是为了道义的考虑。我悲悯他急切想回去奉养母亲，却又实在不得不奔走于道路之间，所以把这些道理告诉他。我已经替谌君自求作了序，送他回去。自求请求说：‘您勉励我学习，这些话我已经听从了。但我一向喜爱作诗，得意之处自认为并不难达到前辈作者的境界。如今您说我的诗可以不作，难道有什么道理吗？’我说：‘有。您的诗非常工巧，不过我还没有闲暇替您评论。大体说来，作诗足以妨害学习。《尚书》说“玩物丧志”，先儒甚至把记诵之学也看作玩物，诗难道不是玩物中尤其突出的吗？像《诗经》三百篇那样的诗，当然不能不作。后世号称诗人的人，把心思穷尽在一草一木上，在一个韵、一个字上争奇斗巧，这有什么益处，却耗费精神、虚度岁月，说不妨害学习可以吗？更严重的是，诗本来应当产生于山林丘壑之间；如果每天同贵人达官交往，清雅的情致就消失了。有的人却相反，说我们学者有自己的家法，不会随便迎合别人，那么又怎能有这种清雅之诗呢？这不只是妨害学习，也正同学习的方向背道而驰。陈后山的诗至今可贵可重，只因他自重自爱，公卿也见不到他的面。您如果成为陈后山那样的人，那么诗即使少，也会流传。流不流传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如果一心专注于学习，不作诗又有什么损失呢？’ 自求是个恬淡、宁静、退处的人，把外物看得很轻。他听了我的话，觉得很合自己的心意，我便把这些话一并写下送给他。

译《送曲江侯清卿序》曲江侯君清卿和他的弟弟德卿同我学习了五个月后要回去。临别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送，于是赠给他们一些话。这是朋友相交的道理。国家用文化教化天下，士人的风气即使在岭海边远地区，也不比江浙逊色。何况曲江是广东的名郡，有张子、寿余、安道以诗书道德留下的恩泽；当地山水清丽开阔，韶石、舜峰排列着秀美峻拔的山势，虞氏数千年的遗迹还存在那里。面对寂寥的古风，隔着千年也能遇见相同的一点。每天登高望远，九嶷、苍梧仿佛隐约可见，都足以引发人悠然深远的思绪。环境与内心相契合，道理就在耳目所接触之处了。士人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本来就应当秀美颖悟、明达通透；只要积累学问，达到圣贤境界，并不困难。何况文章只是学习之外的余事呢？您是韶地人，我将借舜的《韶》来同您谈论文章。《韶》是舜最完美的文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是舜制作《韶》的材料。八种乐器交杂而成声，声音形成文采，鸟兽都跟着起舞，凤凰前来仪态起舞，这是《韶》的大成。不过，舜时代的音乐，难道有超出这八类乐器的吗？如今我替您取来所谓管、鼗、柷、敔、笙、镛、琴、瑟，以及可以敲击拍拊的石头，本来不缺少精通音律的工匠，大家都能够做到。然而乐器齐备了，却不是《韶》；样子像《韶》了，却不是舜所作的《韶》。为什么呢？这八类乐器只是舜的音乐所寄托的器物。追溯舜的音乐从哪里产生，它根本出于父子慈爱之间，又由此推及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意趣，是天真自然地流露出来，发动于不能自已的内在机微。这种音乐不能不成为《韶》。如果不从他的内心去看，只着眼于乐器，那么《韶》难道只是舜一个人的事吗？文章有声音和节奏，不就如同音乐有声音和节奏一样吗？可是如今的文章，纯正的声音很少了。鄙陋低贱、琐屑恶劣的，是下里巴人的曲调；柔靡浮艳、虚幻轻薄的，是桑间濮上的淫声。那些文章难道没有在文辞上用心吗？但最终却不是我所说的文章。内心不能明白义理，只在语言文字的末端下功夫，文章流俗而不高雅，淫靡而不贞正，是有原因的。义理难以明白已经很久了，怎能使胸中豁然开朗、没有阻滞，所得于心而应于口、应于手的一切都不违背义理，像古人的文章那样呢？《易》的文章精微，《中庸》的文章纯粹。六经的文章，我不能一一举出。您取这两部书来读，越探求越没有穷尽，就像山海中的宝藏，随着自己得到的多少，都足以使人富有，而山海的所有并不会因此减少。只是我的力量有所穷尽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我用来取得富有的资粮呢？财富取之于山海，文章取之于义理，义理取之于学习。您回去吧，把我所说的内心明白义理这件事用力实行：根本从经书开始，再用先儒的训说加以验证，确立自己的内心作为主宰，凡是四方之内谈论义理的言论，都去寻求。使天地万物的情状全都来到眼前，使古往圣贤的心事全都契合于精神深处，那么我所见的文章和文思就会满溢出来，想停止也不能，又何必等到拿起笔、展开纸张，每天孜孜不倦地追求工巧呢？曲江士人的风气很盛，我虽没有完全认识那里的人，料想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人。您回去后，把这些话告诉乡里的先辈长者，请他们判断我的话是否可信。我的话如果果真如此，将来不是您来见我，而是我去遇见您。您写出自己的文章，我将为之惊异。临别时写下这些话告诉您，把它作为再次相见的凭证。《送欧阳行甫序》旁城西面的原山有一座墓，墓碑题作“有宋诗人欧阳伯威之墓”，这是益国文忠周公替他已故友人书写的。伯威自号寓庵，文忠与寓庵同生于靖康丙午年，平生相交甚好。到周公离职以后，他们仍像布衣时的朋友一样交往，唱和酬答、聚会来往，几乎没有一天间断。伯威死后，周公替他安葬，既写了墓志铭，又题写了墓额。我小时候到墓下，便会感慨地想：‘这是宗族中的先人，以诗著名，竟这样受到先生的称许。’常常徘徊很久才离开。后来渐渐长大，看到他的诗集残缺不全，连一两卷都保存不成，便长叹不已，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认为如果自己稍有力量，就应当设法扩大这些诗的流传。后来我见到他的儿子行甫，贫穷得很，无法自我解脱。以前广文赵先生知道他的名声，把他招到学馆；如今广文陈先生又免除他的月书，使他常在讲堂听讲，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不过按学校旧例，春秋丁祭时，敲鼓供食的时间停止十多天；有时遇到假日休息，又没有办法得到廪给，唉，这实在令人悲伤！寓庵才华出众、声名清雅，大概正如东坡对子野所说的“遍交公卿，却没有什么所求”那样；身死以后没有给儿子留下遗产，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靖节翁陶渊明即使通达，仍然拳拳挂念儿子柴薪饮水的忧愁，大概将死之时还不能忘记；平生每得到别人一餐饭，便想日后在冥冥之中报答相赠。若有人能够振济他的儿子，靖节翁难道不会在萧萧墓门之下更加感激吗？行甫同我商量，说如今郡学、县学和两所书院供养士人的地方不止一处；我曾经受到各位名公显人的推举，希望替他说一句话，也许会有人怜悯并录用他，那么即使不能在那边得到廪给，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以解除早晚的忧虑。我对行甫说：‘这件事不必多说。各位名公显人都乐于做积德的事。您只要有所拜访，他们一定会询问；一经询问，必定会为您忧戚。何况您贫穷却能守志，年老仍然苦学，希望不辱没前人，了解您的人难道只会忧戚而已吗？他们将会一边叹息，一边思考，替靖节翁在地下安慰挂念儿子的心。思念贤者、爱护有德之人，是同一种心情。’所以我在他出发时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也借此看看行甫将会遇到怎样的际遇。

译《刘相岩诗序》刘君相岩年少而气盛，容貌轩昂，远远看去就知道不是平凡之人。他住的地方离我不过几舍，偶尔来拜访我，便一留就是十天半月。我夜里读书，通常先睡下；相岩能够通宵不睡，直到四更，文章才气纵横发越，也像他本人一样。每年郡里应当贡举士人时，大家一定想到相岩；凡是同相岩交好的朋友，也都想到他，但他连续几科没有遇合。相岩年纪还很轻，稍稍迟一些并不足以计较；然而带着自己的文章却不能应试，心情忽忽不乐。国家任用天下的人才，本来不止一条道路；相岩得到一个官职，几次想前进，又几次想退却，都不是他的志向。今天我看到他的诗稿，读了五六遍，始终没有放下。我起初认为相岩才华丰富，只是锋芒还没有鲜明显露；如今看他的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构思意趣幽深清洁，仿佛置身山静水远、鸟鸣花落之间，看不见酒酣之后气势张扬、悲愤激昂的姿态。我同相岩相处了四五年，才知道从前对他的了解太浅。相岩比我小十多岁，我本来还可以观察他将来成就如何；至于考中一个进士，不过是混迹于末流罢了，已经不足为道。相岩如今任宜春酒官，我因而想起从前刘季孙能诗善文，最受苏长公赏识。他起初任某州监酒时，半山老人王安石以使者身份巡视各部来到他的官署，季孙没有出来；半山看见屏风上有一首小诗，仔细读后赞赏叹息，等见到季孙，便不再询问酒务的事情。恰逢郡中缺少教官，诸生便替他请求，半山在判词中说：‘监酒殿直使一郡的人都感到惊异，由此可知季孙即使终身处在卑微的官列中，而他的诗文声名已有诸公的定论。’将来进入我相岩官署的人，怎么知道不会有这样的知遇呢？知遇的事不是我应该替他预先说的。季孙以忠义自立，他所长的不只是诗文；而我认为相岩的抱负更加奇异，决不是尘埃中的庸人。然而他们都从掌管钱粮的官职起步，大概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长期困顿、辗转不得志。为此我三叹之后，写下这些话附在诗卷末尾。《送彭士安序》孟子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叫作惠；教导别人行善，叫作忠。同乡彭君把诗卷带来赠给我，说明自己的艰难困苦。我没有什么可以施惠给您，请允许我尽一点忠告。士人可贵在于立志，不是立志追求富贵。相信圣贤的话，以期望自己有所建树；不因贫穷困厄而改变所守，这才叫作志。我没有中第时，艰难困苦并不比您少，只是稍微知道读书有趣，不肯放弃。间或替别人做些低贱的手艺活，体力稍稍休息便读书；有时手里做着手艺，眼睛还看书。邻家有个窥视我的人，看见我在雪檐下放下手艺、拿着书卷，过了一个多月，便让他的儿子跟我学习。从此我便进入书馆，渐渐得到一些钱。然而口粮的负担更加增多，贫困直到今天仍常有断绝的忧虑，早晚都可能发生；我不肯低头向别人乞求怜悯，衣服破旧、食物清淡，处久了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如今您年纪正壮，我读您的诗，发现您的才思竟如此丰富；努力自我奋进，只要相信读书的力量。别人即使不知道您，您哪怕勉强教田间孩子读书，也还可以养活自己。只是世道比以前艰难，拿出钱来施惠给人的并不少，遇到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反而要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呢？上天把重大责任降给一个人，并不总是用富贵福泽来厚待他的生活。您应当勉励自己，读书是为了自信，而不是为了求取知遇之地。不过，将来总会有了解您的人，您不必只是为此忧愁。凡是以读书闻名的人，我都期望他们将来成为世间的优秀士人；我还应当亲眼看见您有所建树，并向您道贺。《送艮可赴铨试序》汉代，君主即位之初，对宗室有的赏赐金钱，有的赏赐四匹马，有的赏赐金帛，从没有像本朝这样恩典深厚。曾经向礼部贡举报名的人，到这时都能够入仕做官。名叫必宧、字艮可的人，正赶上这次恩贡交防，都把它当作喜庆的事。然而郡里应当把他的名字上报，铨部按惯例自行投递文牒申请，艮可却在众人中独自迟疑了几个月。今年要前往应试，他却完全没有动身的意思。等到他的哥哥必官仕可在行都写信来催促，他才匆匆收拾行装。有人问他原因，艮可神色凄然地说：“必宧生于宝庆乙酉年，这一年先皇帝即位，改换年号。从此在位四十年，必宧生长在先皇帝涵养天地、教化万民之中，也正好到了强仕之年。往年我有幸参加漕贡，是先皇帝乙卯年诏令举士的结果。先皇帝升天还不久，新天子穿着朝服临朝，进去后又穿上丧服，普天下臣民想要报答他的恩德，真是昊天无穷。而必宧怎么敢因为有了入仕的阶梯而把它当成个人的喜悦呢？登极赦书这样规定，是本朝的旧例，只是遵循实行罢了。接受这份恩典的人，应当共同体会其中的深切哀痛，而不是现在踊跃欢庆的时候。”欧阳某听说后说：“继承圣统、承接光明，是国家和宗庙的福分；得以做官而高兴，也是臣子的感情。艮可能必宧能够根据自己的生年追念先帝长期的涵养教化，根据漕贡追念先帝诏令举士的缘由，如今接受新恩，往昔又怀念旧恩，这样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了。” 艮可是必宧的字，大概是因为“宧”指房屋的东北角，所以取“艮”字。然而《艮卦》中没有“可”字，只有王弼的传文说：“艮可以施于面，断绝于背，这才可以。”它的意思特别在于应当止步时才可以判断可否。若采用《易大传》的话说：“艮，是万物成就其开始、也成就其终结的地方。”改用“艮成”作字，君生于宝庆乙酉年，而在咸淳新年号开始时做官。过去四十年如同四季中的一个终结，如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正是入仕的开端。用这个字，是祝愿君能够有所成就。《巽斋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巽斋文集》卷十三，宋欧阳守道撰，记